不确定性与凯恩斯经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凯恩斯论文,不确定性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问世，至今已逾60年。尽管西方经济学界对《通论》褒贬不一，但其对西方世界的深远影响是不容置疑的。由于该书晦涩艰深，所以在西方涌现了一大批阐释者，他们对《通论》的“真正意图”及其理论体系的构建原则的认识有着较大的分歧，其中以罗宾逊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与以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的“两个剑桥之争”最为典型，前者包括P·戴维森、罗西斯、沙克尔、克洛沃、莱琼赫夫沃德等人， 认为“凯恩斯为自己确定的任务就是批驳瓦尔拉定律和瓦尔拉总体系。并发展一个关于产出和就业的货币理论，在这一理论中，不确定性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1〕其中戴维森认为， 《通论》的核心思想是“分析在一个不确定性不能用概率去计算的不确定的社会中，预期的形成和影响行为的方式。”〔2〕这些观点不无道理， 不确定性分析在凯恩斯经济学中确实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正是基于这一理念，凯恩斯才得以构建其完整的理论体系。显然，不确定性分析虽然是一种理论上的进步，但也使凯恩斯经济学失去了古典经济学乐观向上的朝气，《通论》中弥漫着一种悲观失望的色彩，不仅未来是不确定的，经济也会发生突然而剧烈的变化，这些使凯恩斯经济学成了一部典型的“萧条经济学”。本文尝试从不确定性的角度，探讨凯恩斯理论体系的构筑原则。
一、三大基本心理规律与不确定性
在瓦尔拉一般均衡理论中，为保证均衡价格存在，假定市场交易是在完全确定的条件下进行的，不确定性被完全排除在分析的视野之外。这种确定性假设显然是不现实的，市场行为者无法具备关于价格的完全知识，对未来的价格预期是不确定的。而且，确定性假设无法解释经济中失业与货币的存在。
新古典理论强调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价格的自由调节使市场不断出清，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被假定具有完全的市场知识。这样，新古典世界就成了一个行为者无所不知的确定性世界。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家们认为即使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也可以通过概率计算转化为纯粹的“风险”。显然，这种确定性假设既不现实、又不完整，现实生活中不确定性无处不在，无视不确定性的存在将严重局限经济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度。对瓦尔拉体系与新古典理论中的完全确定性假设，凯恩斯很不以为然，认为应该使经济理论建立在不确定性的基础上；他承认自己的经济理论与传统的经济理论之间的根本差别之一，就在于传统经济学认为市场行为者对有关未来的知识是非常清楚的，而实际上人们对有关未来的知识是含糊的和不确定的。
所谓不确定性，是指市场行为者面临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经济活动的那些难以完全和准确加以观察、测定、分析和预见的各种因素。包括外生不确定性（如地震）和内生不确定性（如企业的技术水平）。不确定性事实上来自人类特定发展阶段认识世界的有限能力或理性的有限性，因而不能对无限变化、发展、有无限多样性的外部世界给予充分说明，进而准确预见其可能的变化。早在《通论》问世前的1921年，奈特（Knight）就开拓性地研究了不确定性的问题，他将其定义为事前完全不可预测的事件。他认为风险并没有给经济行为者提供获利的机会，而不确定性则提供了这种机会，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一部分人会努力获取信息以达到获利的机会，而这样一部分行为者会比其他人得到更多的有关利润机会的信息。〔3〕
可以肯定，凯恩斯吸收和借鉴了奈特的思想，将不确定性开始作为《通论》的隐含前提。他认为，失业源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又是由消费与投资需求不足造成的，而这又是由三大基本心理规律——消费倾向规律、资本边际效率规律和流动偏好规律决定的。三大心理规律显然是凯恩斯理论体系演化的最本质要素，这些心理因素并非凯恩斯的随意杜撰，其基础背景就是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分述如下：
1.不确定性与消费倾向规律
凯恩斯认为，消费倾向规律就是“当所得增加时，人们将增加其消费，但消费之增加，不如其所得增加之甚”。他十分强调这一心理规律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认为有效需求之不足最终可以归结于现在消费的不足，而投资需求不足不过是由于现在消费不足而引致的派生现象。由于消费递减意味着储蓄递增，因而二者是等价的。凯恩斯认为储蓄递增过程是以对不确定的未来的脆弱预期为基础的，不确定性对于人们的储蓄倾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正是未来的不确定性“逼迫”着人们为了遥远的未来而积累财富。显然，在一个完全确定的世界中，一个头脑健全的人永远也不会出于预防动机而贮存财富，只有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因素的世界里，人们才会像建立准备金一样进行储蓄以防不测之变，或“准备预期的未来需要”而未雨绸缪。
在凯恩斯看来，人们天生就有爱好储蓄的心理倾向，收入增加，就倾向把更多的钱储蓄起来，显然这是不确定的世界中所发生的“故事”：那些不想在现在花掉现期要求权的人可以将其贮藏起来，以后再作决定，戴维森说：“在一个充满了不确定因素的世界里，收入的所有者将经常满足于、或完全束缚于他们新近购买的经济产品，或者被某些经济事务所束缚，所以目前他们可能尚不能或不愿预见将来某一特定时期他们所需要的特定的产品；他们可能为采取任何建设性的行动而感到惶恐不安，因为这将使他现期得到的资源要求权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如果将来的势态发展需要对此作出改变的话，那么唯有付出非常高的代价才有可能（如果不是根本不可能的话）实现。这时，储蓄是为了避免资源要求权的这种遭遇而进行的。”〔5〕
2.不确定性与流动偏好规律
凯恩斯向人们描述了一个未来无法预知的世界，在“未来与无知的黑暗力量”作用下，理性的人总得贮藏一点财富，未来才不会穷困潦倒，这种心理，在凯恩斯眼中，更多地来自于对未来的“恐惧”，即所谓“有备无患”或谨慎动机。可贮藏什么呢？这一点至关重要，是凯恩斯理性的精义。他认为财富持有人有三种可以选择：（1）现金；（2）债券；（3）实际资本资产，即股票。 如果人们认为实际资本资产的未来收益低于市场预期，他就会愿意持有债券和现金，而如果他又相信未来利率高于现在市场利率，他就会愿意持有现金，即具有流动偏好。所谓流动偏好，是指人们在心理上都偏好流动性，喜欢保存现金，即以货币形式保存自己的一部分资产，虽然会牺牲利息或其它收益。凯恩斯认为，离开未来的不确定性，就根本不可能理解这一心理规律，他说，既然货币本身不会增殖，“为什么住在疯人院外面的人会愿意把货币作为财富来贮存呢？”为什么人们要把货币以非活动存款的方式持有或“窖藏”呢？答案十分明确：对于未来的恐惧和不确定。〔6 〕如果人们对未来利率的预期总能实现的话，就不会存在任何的投机动机了，因而流动偏好只有在经济前景动荡不定的场合才会发展到明显的程度，帕廷金说：“这种种不确定性是资本边际效率曲线有效利息弹性低的主要原因，也是货币的投机需求，从而是流动性偏好曲线实际上有效利息弹性高的（虽然不是高到无限）的主要原因。”〔7〕
凯恩斯认为理性的个人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未来的不确定性，而人们的窖藏倾向就来源于此，他说：“我们持有货币作为贮存财货的愿望是一个晴雨表，它表示我们对有关将来的预测和常规的不信任程度。掌握实际的货币可以缓和我们的焦虑不安；我们交出货币时需要的报偿（利率）是对我们不安的程度的衡量。”〔8〕在新古典世界中， 并不存在一般所谓的“疑虑和信心的波动”，既然如此，人们有什么必要持有货币呢？相反，凯恩斯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个确定的和可以估计的未来，人们持有货币是因为相信这种窖藏可用以“保障未来的风险和不定。”
在凯恩斯看来，经济发展的进程会始终充满着大大小小、或多或少的不确定性，从而使一些非货币的财产保存方式具有一定的风险，债券的未来利率是不确定的，持有者随时会蒙受损失；股票价格会随着市场力量变化所导致的短期利率的变化而发生强烈的波动，因而无法避免收入的不确定性；其它非货币资产由于市场供求变化，经营不善，转手困难等原因，在不确定的未来都有可能遭受价值损失。可见，正是不确定性的存在，才使货币获得了它的特性，也正是基于不确定性，凯恩斯才将货币以特殊方式引入了真实经济过程。对于财富持有人而言，只有以货币形式保存财富，才会因便于保存和易于转手等流动性特点，使财富持有人面临不确定的未来时，“可以推迟作出具有深远影响的决定”，以避免无法预料的损失：“在非物物交换的货币经济中，由于不确定性不间断地存在于所有的市场中，这就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使货币得以成为财富或价值的贮藏手段。”〔9〕
3.不确定性与资本边际效率规律
凯恩斯认为，企业家投资的目的在于谋求利润，所谓投资引诱即来自于投资将是有利可图的预期，而预期投资的获利性就称为资本边际效率，它与利息率共同决定了投资。事实上，资本边际效率就是一特定种类的资本资产增产一边际单位预期获得的最高报酬超过成本率，凯恩斯说：“我之所谓资本之边际效率，乃等于一贴现率，用此贴现率将该资本资产之未来收益折为现值，则该现值恰等于该资本资产之供给价格。”〔10〕因而，投资的预期利润率取决于现期供给价格和预期收益，但供给价格可以相当精确地计算出来，这样，投资就主要取决于预期收益，然而，预期收益是以企业家对于未来市场前景的现有知识缺乏可靠基础而估算出来的，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
凯恩斯认为人们对未来知道得很少，关于未来的知识是模糊的、不确定的，他从来不相信人类自身可以探寻出一种方法完全预测未来，因而不确定性永远无法从经济活动过程中消失掉。相反，他确信，不确定性是经济体系的一个内在组成因素，人们只能不断调整战略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未来，他说：“有一件事实很明显：我们据以推测未来收益的一点知识，其基础非常脆弱。若干年以后，何种因素决定投资之收益，我们实在知道得很少——少到不足道。”〔11〕这使得企业家的长期预期不可能具有合理、科学的基础，因而企业家在进行决策时，显得多少有点缺乏信心。但凯恩斯相信，这并不会阻碍企业家的投资冲动。在凯恩斯的心目中，企业家的投资决策大多是“依据油然而生的乐观情绪而不是根据数学期望来决定的”，他相信“急于行动而不是无所作为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类创造精神的产物”，因而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冲动”和“热情”往往决定着投资的变化。可以看出，凯恩斯式的企业家多了一点冲动，少了一点精于计算的理性，具有更多的熊彼特所谓的创新精神。创新也就是引入未曾预见的新事物，如果没有不确定性，未来的一切都充分预见到了，也就没有创新，凯恩斯说：“我们只要提醒自己，即人类的决策可以影响未来，但此种决策（不论是个人的、政治的或经济的），不能依据严格的数学预计，因为并不存在作出此种计算的根据。时代巨轮之所以远转前进，就是因为我们有一种内在的想从事活动的冲动。我们的理智在各种可能性之中，尽力设法挑选，在可以计算之处，也计算一下；但在我们前进的动机上，经常要依赖想象、热情和机遇。”〔12〕
既然在时间上发生并不断流逝的经济过程内在地充满着不确定性，而人们对未来又缺乏可靠的知识，预期就不可靠，据此所做的决策就容易发生突然而剧烈的修改，因而投资波动就来得十分自然了。企业家为了规避未来的极不确定性，往往采取一种所谓的“常规判断”，一旦常规成为多数人信奉的原则，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稳定，但常规受到怀疑时，不确定性就会增大，长期预期的乐观情绪就会动摇，投资市场的剧烈震荡就在所难免。
二、凯恩斯理论体系的构建与不确定性
一些凯恩斯主义者在批评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时指出，弗里德曼误解了凯恩斯理论的实质，根源就在于遗漏了凯恩斯模型的三个本质要素，而这正是凯恩斯构建体系的基石：（1）不确定因素。 经济决策是由那些认识到所有的预期都无法得以实现的人所作出的；（2 ）特殊的市场制度、组织机构及各种限制因素（例如契约、法律制度、货币）的存在。而这种种限制因素是因不确定因素的存在而存在的；（3 ）货币的存在。货币在一个充满不确定因素的世界里具有双重作用：交换媒介与贮藏手段。〔13〕
事实上，不确定性是凯恩斯对于在时间中形成的经济过程和在时间中发生的经济事件所持有的一种超越经济体系本身的哲学理念。可以说，他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正是这一理念的引伸或在这一理念之上对传统经济学说的重构过程。《通论》中虽无专章探讨不确定性问题，但这一理念是《通论》中藏而不露、处处可以感知的灵魂所在。他批评传统经济学说之所以经常不合现实，是因为传统理论习惯于假定一个“静态社会，在那里没有什么不断变化着的未来以影响现在。”〔14〕
凯恩斯对不确定性的考虑倒更像一位哲学家，他强调人类面临的不确定性是不能用概率计算的，因而明确把概率概念与不确定性概念区分开来，认为前者可以通过数学方法加以计算，而后者则根本没有准确获知的方法。他批评新古典学派把不确定性变成了一种确定的、可以计算的纯粹概率的形式，从而使不确定性因素简单地转换成了局部的“风险”回避问题。由此出发，他认为新古典理论是静态理论，而自己研究的主题不是“静态社会的模型”，而是“不断变化、不断进步、不断波动中的经济。”他直言不讳地说：“我认为古典经济学犯有如下罪过，即它本身只是一种漂亮和彬彬有礼的技术，它企图通过抽象掉我们对未来所知甚少这一事实来处理现实问题”。〔15〕而这导致了“对行为原则的错误解释，导致了对极度怀疑，变化无常、希望和恐惧等各种因素的低估。”〔16〕
历史时间中的不确定性也是凯恩斯货币经济理论的核心所在。何谓“不确定性”？凯恩斯本人的解释是：“所谓‘不确定’的知识，让我来解释，我并不仅仅是要区分哪些已知的东西与仅是可能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说，轮盘赌游戏并不具有什么不确定性……我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使用不确定性这个词的，即欧洲战争的前景是不确定的，二十年后的铜价和利息率，或某种新发明将在什么时候过时是不确定的……关于这些问题，没有任何科学基础可借以形成任何可计算的概率。我们干脆什么也不知道。”〔17〕因而，人们对实际时间中运行的经济过程的研究，较少关注确定的现状，而更多着眼于不确定的未来。在凯恩斯体系中，联系现在与未来的纽带是人们的预期，事实上，经济体系的现状是经济当事人预期的函数，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是自变量，而经济体系的现状则是因变量。预期的引入大大拓展了凯恩斯理论的空间，“这个失去的因素——预期——一旦加入，均衡分析就不但能够用以分析许多经济学家望而却步的遥远的静态状况，而且能够运用于真实世界，即使这个真实世界是在‘不均衡’的状态之中”〔18〕。希克斯也认为运用预期方法是《通论》中“最富有革命性的事。”〔19〕
凯恩斯在构建理论体系的过程中，由不确定性引入预期与三大心理规律，又由此引入货币与失业的概念，然后据此演化出其完整的理论体系。
凯恩斯认为，新古典理论研究的实质就是确定性条件下运行的物物交换经济，即使货币能够存在，也是事后引进的，而且又是以货币数量论的形式出现，认为货币的效用价值来源于它所购买的商品的效用价值，即货币价值外生于它所交换的实物商品。从长期看，货币供给量被认为仅仅影响物价水平，换言之，货币并不构成实际经济的组成部分，货币对其保持中性。为了向新古典理论挑战，凯恩斯把不确定性引入了货币理论，以便为一种可行的货币体系寻找一个其存在的逻辑条件。凯恩斯首次直截了当地提出新古典理论关于货币本质问题的观点是十分荒谬的。他说：“众所周知，货币服务于两种首要的目的……它使交换更为方便。在第二种场合下它是财富的一种贮藏形式。我们就是这样被告知的，而且是不容置疑的。但在古典经济的世界中，将这一点引入是多么的荒谬！因为作为财富贮藏的一种形式，这已经成了货币的一种得到认可的特征。”〔20〕如果没有不确定性，所有的社会闲置现金会自动转化为长期的盈利性资产，货币作为贮藏手段也就不复存在了。但时间进程中的经济过程是变幻不定的，利息率的未来趋势又难以预料，市场制度的完善与远期契约的运用，使不确定性得到了部分的缓和，但不可能完全排除不确定性，货币便成为抵销这种不确定性因素的有效手段。换句话说，货币代表了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一通知就可变现而又不会遭受损失”的全部可销售资产。正是在货币引入的基础上，凯恩斯分析了人们对货币本身的偏爱，从而演化出所谓的灵活偏好规律。由此可知不确定性与预期对货币引入的决定性意义，凯恩斯也承认：“货币之最主要属性，即在巧妙地联系现在与未来，则我们除非利用货币，否则简直没法讨论：当预期改变时，当前活动之影响如何？即使把金银以及法偿工具取消，我们还是摆脱不了货币。”〔21〕
凯恩斯引入货币的同时，也引入了非自愿失业这一概念。《通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是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非自愿失业。每当不确定性与预期的作用导致资本边际效率下降与利率上升，就会引起投资下降，失业上升。具体来说，当企业家对未来持乐观态度时，便会计划购买资本资产，愿以非流动形式持有财富，但持有这种财富会大大降低在未来采取行动的选择权力，因而一旦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期持悲观态度时，就会促使它们愿意持有更灵活的资产，即货币，从而使灵活偏好增加，而对货币的需求是有利率弹性的，利率的任何变化会自动引起闲置货币余额的变化，所以当企业家转向流动资产时，就会产生对闲置货币余额的超额需求，而这正是失业的根源所在。
综观《通论》的理论体系，其理论框架建立在一个未来不确定的世界中，而预期则成为决定经济稳定与波动的制控阀。简化的《通论》体系是：总收入决定于总就业量；总就业量决定于有效总需求；有效总需求决定于消费倾向和投资量；由于消费倾向相对稳定，因而就业取决于投资，而投资又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可见，经济体系的实际波动的大小取决于灵活偏好和投资引诱的大小，而决定投资的因素主要有两组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判断和预期：利率和未来收益，但二者“都没有充足而可靠的基础”，当经济由繁荣转向危机时，由于不确定性增加，灵活偏好随之增加，可能出现对未来收益的更悲观的看法，危机阶段是不确定性最大的时期，这时的灵活偏好也最大；当经济复苏时，灵活偏好会减弱。但经济出现繁荣时，不确定性又会增加，灵活偏好会愈来愈强烈，这时，不确定性和疑虑开始倍增，人们越来越要求持有现金以防止可能发生的损失。于是，悲观情绪开始发散，流动偏好剧增，经济趋于萎缩。这一过程显然有累积的趋势：危机阶段，利率上升，灵活偏好增加，加剧了实际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跌落，从而使资本资产的价格急剧下降，甚至跌落至生产成本以下。同时，复苏阶段，灵活偏好减弱，利率下降，使资本资产未来收益上升，从而使得资本资产价格超过其生产成本，这会引起资本支出的增加以及收入和就业的一般扩张。
由此观之，凯恩斯理论体系的构建框架是：以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作为逻辑的起点，经过预期这一中心环节，演化出三大心理规律，并引入货币、失业等概念，然后由此建构其体系。这样，在凯恩斯理论中，不确定性与预期通过利率与资本边际效率及二者的交互关系的不稳定性，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波动的最终根源，并由此推论出政策结论：在由不确定性而引致的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偏好规律的共同作用下，资本预期利润率和利息率的差额不足以诱使企业家继续扩大投资，因而市场机制一般不能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因此，要扩大投资、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由国家干预经济、扩大支出、增加投资，从而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
凯恩斯运用不确定性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与新古典理论的完全确定性假设相比，无疑要现实得多，但他又走向了另一极端，使西方经济学笼罩在一种极为动荡与不确定的光圈之下，从而赋予其消极与悲观的基调，并进而使其理论体系（不确定性——预期——三大心理规律——有效需求不足——非自愿失业）成为主观心理学派的出色标本与典范。
凯恩斯在《通论》中片面强调与夸大了所谓“极度怀疑因素、变化无常、希望和恐惧”等心理因素对客观经济过程的影响，使之成为经济波动的决定性因素，显然是错误的。经济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虽然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但绝不是某种心理因素所能改变的。凯恩斯所强调的不确定性分析也是一种典型的不可知论，在他看来，一切都是无法预知的，未来是模糊不定的，人们的预期是十分脆弱的，而人们的经济行为也不是理性的，“狂想与激情”左右着人们的行为，投资者更是经常处于对未来极度恐惧与悲观的状态中，凯恩斯在提出不确定性的同时，又无法寻找到有效的方法克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波动与危机，显示出西方经济理论无论从实践还是理论本身都无法解决西方经济发展的内在矛盾，即使名躁一时的凯恩斯经济学也不例外。
在批判凯恩斯理论的不可知论与悲观色调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在经济分析的方法论中，不确定性分析有其合理性，凯恩斯之后，不确定性分析也渐渐广泛起来， 成为大量经济学文献的主题， 特别是本世纪70年代后，渐渐与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等学科融合起来，进入了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领域，而且它的精确的数理表现方式，已广为人们所接受。
注释：
〔1〕〔8〕布赖恩·摩根：《货币学派与凯恩斯学派》，中文1 版，114、11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P·Davidson:Money and the Real World.1972,London:Macmillan.
〔3〕F·H·Knight:Risk,Uncertainty and Profit,1921,P197,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10〕〔11〕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文1版，31、45、25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5〕〔13 〕密尔顿·弗里德曼等：《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结构》，中文1版，178、167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6〕〔12〕〔18〕〔19〕阿尔文·汉森：《凯恩斯学说指南》，中文1版，111、110、47、4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7〕邓·帕廷金：《凯恩斯，约翰·梅纳德（1883—1946）》， 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1版，第3卷，29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9〕斯蒂芬·罗西斯：《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学》，中文1版，2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11〕〔14〕〔15〕〔16〕〔17〕J.M.Keynes:The General Theory Emplogment,Interest and Money.p128,145,215,22,231～234,London:Macmillan,1936.
〔20 〕J.M.Keynes: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Feb.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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