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秋菊[1]2012年在《经济转型进程中的国家制度能力演进》文中提出20世纪末发生在中国和俄罗斯的社会经济转型是一场涉及多个领域的大规模制度变迁过程。然而，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迈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中俄两国的转型路径和绩效却出现了明显的大分化。转型之初，俄罗斯虽然遵循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推崇的标准转型战略——“华盛顿共识”，但却长期陷入经济严重衰退与社会秩序极度分裂的转型危机；而中国却在循序渐进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从而创造了经济转型的“中国奇迹”。尽管诸多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对中俄两国的转型绩效产生了程度不一的影响，但国家制度能力构建策略及其演化路径的差异则是决定中俄两国转型绩效差异的关键变量。本文以国家制度能力为研究视角，对中俄两国的经济转型路径、绩效以及未来的发展走向进行了详细分析，着重探讨了两国不同的国家制度能力演化路径的内在形成机理，以及国家制度能力差异与转型经济绩效差异的内在关联，并对中俄国家制度能力进行了定量评估和比较，最终得出了若干对转型国家和发展经济体的国家制度能力构建与经济发展具有借鉴意义的结论和启示。以国家制度能力为切入点来研究中俄两国的经济转型，体现了一种“大转型”的系统性研究视角和比较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它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准确地把握转型的整体性路径演化轨迹，深刻洞察转型进程中存在的核心制度问题，并在转型深化阶段探寻有效的制度改革战略。研究中俄两国转型进程中的国家制度能力演化问题，不仅为转型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经验支撑，也为这些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创建了一个崭新的知识生长点。本文的研究内容和框架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为全文的导论。该章首先从理解中国和俄罗斯的转型之谜入手，引出国家制度能力这一研究主题；其次，对中外学术界关于经济转型、制度变迁以及国家能力的研究进行综述和评析；再次，阐述了论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最后，对论文的研究思路和创新之处进行了归纳总结。第二章建立起研究中俄两国经济转型与国家制度能力演化的理论分析框架。该章以制度与经济发展作为国家制度能力研究的逻辑起点，在分析了国家、制度与经济发展内在关联的基础上，将国家制度能力界定为国家制定、实施和推动制度变迁的能力。其次，进一步将国家制度能力的构成划分为国家的制度形成能力、国家的制度实施能力和国家的制度调适与学习能力，并清晰界定了国家制度能力三个构成部分的内涵，对这三种国家制度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利用一个国家与社会的博弈模型，从静态角度分析了国家治理形态与国家制度能力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动态角度研究了两条国家制度能力的演化路径，即国家制度能力的积极建路径和消极退化路径，并归纳总结了国家制度能力积极构建的必要条件。第三章对国家制度能力与经济转型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该章首先从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转型观入手，提炼和归纳出制度主义的经济转型观，并利用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主观博弈模型研究了经济转型的阶段性与路径演化特征。其次，对转型进程中出现的经济绩效分化现实进行了描述并对具有代表性的三种解释转型绩效差异的观点进行了评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制度能力作为影响转型绩效的关键变量，并构建了一个国家制度能力与社会能力的最优配置模型，以分析国家制度能力与转型经济绩效的内在关系。第四章由定性分析转入定量分析。该章构建了一个由三个一级指标和八个二级指标构成的国家制度能力评估指标体系，并应用这一指标体系分别对中俄两国的国家制度形成能力、制度实施能力和制度调适与学习能力进行评估和比较，在此基础上对两国综合的国家制度能力进行比较。通过这些比较，归纳出俄罗斯转型期的国家制度能力形态具有“勾结型国家”、“掠夺型国家”和“失败的国家”三大特征；而中国的国家制度能力形态则具有“自主性国家”、“发展型国家”和“强国家”的综合特征。第五章着重深入研究俄罗斯转型期的国家制度能力衰败与转型危机的内在形成机理。该章首先研究了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强国家的崛起，分析了前苏联时期的经济改革与国家制度能力削弱的过程。然后着重研究了叶利钦时代，俄罗斯国家制度解构与能力衰败的内在机理，即激进转型战略的形成导致国家制度形成能力的僵化；制度结构的解体导致国家制度实施能力的耗竭；利益集团的制约导致国家制度调适能力的近乎丧失。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国家制度能力衰败与俄罗斯转型危机的关系。最后，本章进一步研究了俄罗斯普京执政时期和梅普共治时期俄罗斯国家治理方略的转换，以及所采取的重塑国家制度能力的战略举措，并对俄罗斯未来的转型路径与国家制度能力改进的方向进行了分析和展望。第六章则转入对中国转型期国家制度能力培育与转型奇迹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该章首先研究了全能主义国家支撑下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并分析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曲折探索对国家制度能力的影响。其次，着重研究转型时期，中国国家制度能力构建与培育的内在机理，即国家治理目标的灵活转换促进了有效制度改革能力的形成；国家权能范围的适度调整维系了国家必要的制度实施能力；国家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做出适应性调整，增强了国家的制度学习能力。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国家制度能力培育与中国转型奇迹的内在关系。最后，论文立足于经济转型深化与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面临的崭新挑战，集中论述了改进和提升国家制度能力的战略举措，并分析了国家制度能力提升与中国的转型发展方向。第七章对全文的研究内容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得出若干结论和启示。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1）国家制度能力是理解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的崭新理论视角；（2）国家制度能力是导致中俄两国转型绩效差异的关键变量；（3）国家制度能力构建是转型深化与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转型国家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论文得出对转型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制度构建与经济发展具有借鉴意义的三方面重要启示：首先，社会经济转型不能以牺牲国家制度能力为代价，为此，应关注转型的策略选择，保持制度变迁的相对稳定性和连续性；其次，在经济转型中，应处理好国家制度能力构建的三大核心问题，即国家自身的建设、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最后，在转型深化阶段，应关注国家制度能力构建中的内外联动效应，确保国家发展的自主性和有效性。
张海伟[2]2012年在《制度和制度变迁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贸易蓬勃发展,大大促进了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对世界各国的发展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各国都非常重视对外贸易。然而,人们发现,即使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空前发展的态势下,实际世界贸易规模和模式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值之间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无法对现实国际贸易的影响因素做出全面的解释。西方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为国际贸易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原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实践为研究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提供了一个试验平台,人们开始广泛研究国际贸易中的制度因素,尤其强调产权制度和合约实施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中国既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重要的转轨国家,2009年对外贸易规模列居世界第三位,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60%,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同时,中国贸易条件趋于恶化,产品国际竞争力不高等问题愈发严重。因此,从制度层面寻找深层次原因,有利于中国在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和国内外两个市场,在国际竞争中充分发挥本国优势,促进经济增长。本文由七章内容组成：第一章为导论。首先提出了本文研究的背景和意义,认为充分认识制度对一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机制和渠道,对一国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利用国际市场发展本国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中国处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这一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其次,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简要介绍。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影响国际贸易的制度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产权保护制度和合约强制实施制度两个方面,对双边贸易量的研究主要采用了贸易重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再次,给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技术路线和主要的研究方法。最后,就本文的创新之处和不足进行了总结。第二章为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本章对制度理论、制度变迁理论以及主流国际贸易理论进行了回顾和综述。首先是制度理论。制度是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西方制度经济学将制度视为一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交易成本处处存在,制度的制定与执行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对制度的效率进行定性和定量衡量,成为西方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其次是制度变迁理论,对制度变迁的本质与种类、成本与收益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综述。最后对主流国际贸易理论进行了评介。主流国际贸易理论将制度外生化或者将制度因素对经济的影响通过技术水平来反映,没有将制度看作独立的影响贸易的要素。技术差异论、要素禀赋论以及新贸易理论等都未真正涉及制度因素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因此,对许多国际贸易现象无法做出合理解释。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为研究国际贸易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视角。第三章分析了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制度通过多种渠道或机制对国际贸易产生影响。制度作为影响一国比较优势的要素,既是一国技术创新的关键,也是一国积累人力资本解决资本匮乏难题的关键。有效的产权保护制度有利于形成高效率的市场机制,符合比较优势理论,制度优越的国家在制度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有效的制度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促进国际贸易的发生,影响一国对外贸易规模和利益分配,这对优化世界资源配置,加强竞争,提高生产效率无疑具有正向的影响。此外,合约实施制度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制度趋同有利于增强国家之间的信任度,从而有利于合约的签订和履行。贸易重力模型是国内外学者研究影响双边贸易规模和结构的因素的重要方法,近年来更是得到了拓展和应用。本章回顾了贸易重力模型的基本形式和理论基础,并对引入制度变量的贸易重力模型的应用进行了综述。结果表明,制度因素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很显著。第四章为世界不同类型国家的制度水平与国际贸易发展的相关性分析。本章分别考察了有代表性的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制度发展状况,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制度普遍优于欠发达国家。二战后国际贸易蓬勃发展,发达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发展很不平衡,发达国家人均进出口贸易额及年均增长率远远高于欠发达国家。对世界上123个国家四项制度指标与对外贸易规模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正向相关性,公共治理水平越高的国家往往对应着越高的人均进出口值。这意味着,一国在政府效率、监管、法治以及腐败控制方面做得越好,对外贸易就越活跃。第五章分析国家制度变迁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本章从动态角度探讨了制度因素对国际贸易的影响。首先通过分析认为,转轨国家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在于原有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经济低效率。其次,考察了转轨国家以私有化为主的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以及这些变迁带来的政府效率、监管以及腐败控制方面的变化。再次,考察了这些国家对外贸易发展情况,认为转轨带来的制度方面的变化尚未完全体现在国际贸易的发展上,因此,提出能够进一步影响一国对外贸易的制度变迁方向。第六章探讨中国制度变迁与对外贸易发展问题。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其制度变迁和对外贸易发展都备受关注。本章首先考察了中国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和基本情况,其次考察了近年中国制度变迁带来的公共治理水平的变化以及对外贸易发展概况。最后构建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重力模型,考察贸易双方制度水平对贸易规模的影响,结果表明,优越的制度有利于双边贸易的发展,制度认可度较高的国家间贸易规模较大。此外,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公共治理水平提高之外的因素,因此,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制度变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第七章是主要结论：制度对国际贸易非常重要,发达国家制度普遍优于欠发达国家,贸易量大且从国际贸易中获得了更多的利益。欠发达国家若要从国际贸易中获益,必须不断完善制度。转轨国家的制度变迁旨在寻找更适宜经济发展的制度,但这在政府公共治理方面还没有真正体现出来,转轨国家对外贸易的发展还没有真正从制度变迁中受益。更深层次的制度变迁也是中国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发展的关键。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在研究制度对对外贸易的影响时,不仅采用了静态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而更全面更立体地研究国际贸易中的制度影响因素,而且从中得出结论认为,制度水平相似的国家更容易构建起信任基础,从而有利于双边贸易的开展。第二,将加入WT0看作一个制度变迁过程,这种制度变迁无疑对成员国的对外贸易产生关键性的引导作用。因此,与其他国家的制度趋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际合约的实施。
李卢霞[3]2009年在《FDI、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文中指出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趋势的发展，FDI在一国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FDI的资本积累效应、FDI的技术溢出效应、FDI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得到了普遍的重视，相对于这些“显性效应”，FDI的制度变迁效应得到了较少关注，近年来，随着流向新兴市场的FDI数量不断增加，FDI的这一隐性效应开始受到重视。对于正处在制度转型期的国家来说，允许外资进入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创新，引入外资意味着引进了一种新的投资主体、新的分配理念、新的资源分配方式和新的企业制度，这一局部的制度安排以“推”(强制性制度变迁作用)和“拉”(诱致性制度变迁作用)两种力量促进了和正在促进这些国家制度转型的速度，降低了这些国家制度转型的成本。把制度纳入经济增长研究的范畴，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始终，要素积累、技术进步、教育水平、资源配置、宏观经济稳定、法制效率、国际贸易甚至宗教信仰都先后被纳入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这一点在制度转型的国家应尤为突出。2007年的“次贷危机”诱发了全球“金融海啸”，使得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深陷危机。抑制衰退、降低经济波动成为发展的当务之急，在这些转型国家解析危机、寻找根源的时候，FDI似乎又成了经济波动的助推器而非增长的推动力，FDI正扮演着一个“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角色，深入探讨FDI与一国经济波动的内在联系，又回到制度这一最根本的原因上。同时，FDI与经济波动关系的研究，从注重对增长过程的关注这一角度拓展了以往对经济增长研究单注重趋势的传统，一方面切合热点，另一方面也拓展了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视角。本文尝试性地在转型经济的特定环境中探讨了FDI对转型国家制度变迁的影响，并将制度变迁因素纳入FDI与转型国家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关系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中。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转型国家FDI、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关系对中国利用FDI的若干启示。全文共分九章，各章主要内容如下：导言部分介绍了本文选题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对论文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主要创新和不足之处做了说明，并对制度与制度变迁的概念做了界定。第一章为文献综述，系统梳理了国内外FDI与制度变迁，FDI、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FDI、制度变迁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相关研究文献，并做了归纳和评述。第二章对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利用FDI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全面、详尽的考察，并对两类国家利用FDI的情况进行了比较。作者利用实际数据和相关资料，选取波兰、捷克、匈牙利3个有代表性的中东欧国家和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3个有代表性的独联体国家，从各国利用FDI的经济背景(各国经济私有化进程)、FDI的流入阶段、FDI的投资方式、FDI的行业分布、FDI的来源地区／国别、吸引FDI的优惠政策、主要投资商几个方面进行了详尽考察，并对各国利用FDI的情况进行了总结。比较分析发现两类国家在主要引资因素、利用外资的规模、FDI的产业结构、FDI的来源地区／国别几个方面存在差异，总结起来，可以说流入中东欧国家的FDI基本上属于“制度导向型”，而流入独联体国家的FDI基本上属于“资源导向型”。第三章首先阐述了FDI在转型国家制度变迁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一般原理：FDI影响转型国家制度变迁的过程既存在“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作用，也存在“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作用；既在宏观制度变迁层面发挥作用，也在微观制度变迁层面发挥作用；FDI进入也通过影响转型国家意识形态这一途径间接作用于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过程；FDI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是一连续过程，该过程存在路径依赖。在此基础上，从宏微观两个层面详尽分析了FDI对转型国家制度变迁的作用。宏观层面，主要体现在推动了以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为特色的基于私有产权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微观层面，则主要体现在FDI进入影响了东道国企业组织制度、治理结构和内部管理制度变迁几个方面。第四章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经济制度结构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制度分析框架，并针对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经济转型的特征，提出了一个有针对性的PME(Private Property—Market Economics—Enterprise ManagementSystem)指标化制度分析模型。根据该模型，利用来自中东欧11国和独联体12国1992-2008年的经验数据，实证检验了FDI对转型国家各层次制度变迁的作用。结果显示，FDI总体上推动了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私有产权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和企业制度质量的提高，但FDI并未加快CIS国家融入全球市场的过程，FDI对转型国家宏观调控方式转变的促进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结果还显示，东道国商业竞争氛围越浓，FDI促进企业制度变迁的效应越明显，同时东道国与母国教育水平差距越大，FDI促进企业制度变迁的作用也越大。第五章构建了一个引入FDI与制度因素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通过将制度与劳动力相结合引出有效劳动的概念，扩展了基本的索洛增长模型。在该模型中，FDI作为外生变量，通过影响制度从而影响有效劳动的数量，最终作用于经济增长。结论还表明，FDI进入转型国家，影响了东道国的资本积累增长速度、制度变迁速度、有效劳动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第六章的实证研究以制度变迁为视角，全面检验了FDI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加入相关制度因素之后，FDI与东道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更加显著，这一方面说明FDI在促进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制度变迁效应不容忽视，另一方面也说明为了更好发挥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营造一个适宜的制度环境是颇为必要的。对于制度因素的作用，样本期内未发现私有产权界定对当期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但长期检验中发现产权界定的消极影响逐渐减弱；经济体制变迁效应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发挥也有“时滞”；企业制度变迁效应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显著。对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的比较检验表明，制度变迁效应在独联体国家表现出对经济增长更大的促进作用。基于PME模型，本章最后对转型国家的“FDI—制度变迁—经济增长路径”做了剖析性总结。第七章将FDI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深化，扩展到FDI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过程的研究，即以制度变迁为视角研究FDI与转型国家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至此，本文对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的研究，以制度变迁为主线，从趋势和过程两个层面展开。从理论上分析，FDI流入可以经由资金供给平稳化等几个作用机制降低东道国宏观经济波动，也可以通过提高东道国与全球经济周期同步性等机制提高东道国宏观经济波动，使东道国经济增长更容易遭受来自FDI母国的冲击。实证检验表明，样本期内，东道国的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现代企业制度质量、宏观经济调控方式等制度变迁因素影响着FDI与东道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同时，本章实证研究也关注东道国转型的初始条件及其国内政策对FDI与东道国宏观经济波动关系的影响。第八章利用前文的分析框架，在对中东欧及独联体国家的经验及预测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基于制度变迁视角，探讨了“次贷危机”中FDI与东道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独联体国家“资源导向型”的FDI与其宏观经济波动之间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在全球化程度及银行业外资控股程度较高的国家，危机的传播速度更快。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的对比分析表明，FDI的制度变迁效应有一定平抑波动的作用，但并不明显。研究还表明，开放之初较小的经济规模、较差的工业基础和原材料出口对GDP贡献度较高的国家，在危机中更易遭受打击。第九章是结论部分，在系统总结前文各部分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研究对中国利用FDI的若干启示。
赵浩华[4]2018年在《欧洲福利国家制度变迁研究》文中指出福利是一个充满价值判断的领域,作为福利具象化的福利国家制度一直是国家治理和公共管理领域中的重要议题。欧洲是福利国家制度的诞生地,在其发展和变迁的过程中,呈现出自身独有的特色和逻辑。本文从欧洲福利国家制度所涉及的基本问题入手,运用管理哲学和制度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史论结合的方式,从多维的视角审视二战后欧洲福利国家制度变迁的历史脉络,系统梳理不同历史阶段欧洲福利国家制度变迁的现实动因和理论成因,通过对欧洲不同类型的福利国家制度的比较分析,挖掘欧洲福利国家制度在社会历史领域和实践活动领域的深层价值。在此基础上,论文就欧洲福利国家制度变迁这一核心问题进行深入的哲学审视与反思,揭示了欧洲福利国家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变迁规律。一方面,从普遍和一般的角度出发,理性审视欧洲福利国家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制度主体三个维度的变化是福利国家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机制,主要包括制度主体的选择、制度主体的价值目标调整、制度主体回应社会客体需要等。社会规定性的变化是福利国家制度变迁的外在动力机制,其包括经济变迁、政治因素、社会结构以及文化思想的变化等;另一方面,论文以管理哲学和制度哲学为视角,理性审视欧洲福利国家制度变迁的本质和规律,即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抉择、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冲突、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的平衡,在欧洲福利国家制度变迁过程中具有关键性地推动作用。在审视欧洲福利国家制度变迁的进步性与局限性的基础上,文章分析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包括发挥制度价值的引领作用、合理界定制度主体的权责界限、提升社会保障制度的理性化等,以期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大背景下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有所裨益。
张春光[5]2014年在《后危机时期俄罗斯中小企业创新的制度环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小企业创新，在美国和西方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达到一定规模并取得一定成就。其中，美国国内中小企业数量为2500多万家，已达到全部企业数量的98%，而新兴企业中99%也属于中小企业；而在欧盟，15个老成员国总共有中小企业1800多万家，2/3以上的就业人口工作在中小企业。1分析这些国家中中小企业发展壮大原因，在于其具有灵活、风险小、竞争意识强和易创新等大企业不具有的优势进而得到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重视。但是，正处于转轨阶段且遭遇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国内经济结构落后及增长方式粗放等隐患又凸显的俄罗斯，中小企业却并没有显示出其应有作用进而为国家创新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做出贡献。关于俄罗斯中小企业发展情况研究国内外已作深入研究，但是从制度环境着手分析其中小企业创新却鲜有。本文所提制度环境由围绕中小企业创新的宏观的国家制度安排，市场制度，以及微观的企业制度三方面组成。首先，了解俄罗斯中小企业创新所处制度环境及对其评估；其次，探讨当前制度环境与俄罗斯今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得出制度环境阻碍经济发展的结论；再次，从历史角度、苏联体制角度以及民族心理角度分析俄罗斯中小企业创新及制度环境落后原因，最后，本文试图在俄罗斯现有优势基础上探寻中小企业创新的制度环境的优化。
张映芹[6]2010年在《制度理性与福利公正》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中国经济社会迅速持续发展,人民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综合国力明显提升；但与此同时,当代中国发展中的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城镇失业人口不断增加,社会利益冲突时有发生,导致了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增长的失衡。如何在推动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按照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不断增进国民幸福,从而保持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政府的优先社会目标。因此,以现代社会公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生活指数的提高为价值诉求,研究制度理性与福利公正及其与国民幸福之间的内在关联,探索不断提高国民福利与国民幸福的制度路径,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而言,既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也有着极其迫切的现实意义。论文以城乡收入差距、社会不平等、社会与经济的非均衡发展为研究的切入点,以如何实现公共福利和国民幸福的最大化为研究主线,立足马克思主义平等理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通过批判地分析、借鉴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最大化幸福理论、以庇古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的经济福利理论、以诺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以约翰·罗尔斯为代表的社会正义理论,系统、集中地研究了制度理性与福利公正的思想流变及在社会实践中理性不及的根源,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制度理性和福利公正的比较研究,以经济迅速增长与国民幸福增进缓慢的矛盾为核心梳理和分析了当代中国制度理性与福利公正建设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并从相对合理、公正的制度安排(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层面,试图构建一个关于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有效均衡的理论分析框架。论文除了导论和结论外,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制度理性与福利公正的理论基础。这一部分通过对马克思、罗尔斯的正义与平等理论、马歇尔的社会权利理论和阿马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等相关学派的梳理和分析,提出“理性集体决策”和“制度公益人”假定是制度理性与福利公正研究的基本前提。第二部分：制度、福利与幸福思想的历史考察及其关系。这一部分通过历史考察,认为制度结构不仅影响福利状态,而且也影响人们的幸福感受,人们是否幸福主要取决于经济、制度这两个因素。第三部分：制度理性不及与福利实践的理性欠缺及其根由。这一部分通过对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文化教育制度、医疗卫生制度、福利和就业制度中理性不及现象的分析,认为当代中国福利公正性的欠缺主要是由于单一经济效率目标的导向所导致的,也是制度设计时的“公平、公正”价值理念的欠缺所导致的。第四部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制度理性的比较。这一部分通过与发达国家福利模式的比较,提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普惠型社会福利模式的理论基础与现实基础。“普惠型的社会福利制度”应被确立为中国社会福利发展的战略目标。构建“普惠型的社会福利制度”必须要建立在“福利资源公平分配理论”和“公民资格理论”之上。第五部分：制度公正与政府责任。这一部分主要研究政府在制度理性构建中的责任。政府是制度供给的主体和制度变迁的推动主体,政府必须承担制度理性构建的主体责任。第六部分：制度理性与福利公正的实现路径。制度理性和福利公正的实现过程也是国民幸福的增进过程,制度理性和福利公正的实现路径为：改进经济政策与收入分配制度；完善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制度；重视文化教育、慈善、法律制度的帕累托改进；加强政府与公民社会在公共治理中的协商合作,化解“国民日益增长的公共产品需求与政府供给不足的矛盾”这一当代中国社会公共领域的主要矛盾。第七部分：优良社会制度建构的价值诉求与理性预期。这一部分通过对优良社会制度的界定及理性预期与社会现实矛盾的分析,提出以“公平、正义、自由、幸福、民主”为基本价值诉求,推动优良社会制度的构建,为国民幸福的不断增进提供制度性保障。追求幸福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诉求。在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内,只有通过制度理性的力量和公正性福利的保障,才能不断增进国民的幸福,化解经济与幸福之间的悖论,进一步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良性。
许小雨[7]2017年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适应性效率研究》文中指出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改革开放后经济迅速发展,取得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然而自2013年起,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经济增长速度进入换档期,经济下行的压力逐渐增大,如何通过制度建设保持经济增长是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而新制度经济学中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和适应性效率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分析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该理论指出具有良好的适应性效率的制度首先应该是有约束力的,约束力来源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耦合性以及政府的强制力。其次具有适应性效率的制度还应该具有适应不确定性的能力,即其决策机制是一个竞争性的、分散的制度结构,有利于不同政策的试验,允许试错试验发生。本文从制度变迁和适应性效率的视角出发,探讨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特征,指出后发国家要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发展,需要适应市场经济的非正式制度的发展成熟;同时政府在推动制度变迁过程需要转换角色,明确政府职能;此外还需要为创新力量提供宽松的制度环境,保持创新活力。而中国同为后发国家,当前制度改革中存在社会意识变迁制约经济增长、政府推动制度变迁的强制力减弱、改革的试错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问题。因此中国在深化改革阶段,需要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以“顶层设计”为主“摸着石头过河”为辅,推进相关领域改革攻关。
孟荣芳[8]2014年在《我国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碎片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口老龄化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普遍趋势,而对于我国而言,"老年人口基数之大、老年人口抚养比之高"特征异常显著,而且老年人口的地区分布不均衡,更多老年人分布在农村地区。在当前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情况下,老年人经济状况分布不均衡,老年人口的贫困发生率较高,所以由政府主导和提供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对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具有极其重要意义。但目前我国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呈现出"身份制"和"区域分割"的"碎片化"状况,造成了不同制度身份的老年人和不同区域的老年人,享受的养老金待遇水平差异性极大,造成了制度的不公平,同时也使得这项国家基本制度缺乏应有的制度刚性和持续性,因此对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碎片化"的制度原因进行阐释,有利于从根本上对制度进行整合。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制度作为国家基本制度,其突出特征是:国家是相应的责任主体,国家权力对社会基本养老保障的制度安排具有重要影响,前者突出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责任,并且这种国家责任来自于社会公民权利的让渡而形成的,因此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是国家应尽的责任。国家责任的范围引领了国家权力对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干预的范围和方式,国家权力在制度中的角色错位是造成制度"碎片化"的根本原因。同时由于地方政府对国家权力的分享,造成国家权力对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主导作用更加复杂化,而正是由于这种权力分享,使地方政府具有更多自主性,进而造成了地方政府在博弈中综合制定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形成了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对国家权力在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制度中的角色错位是本研究的重点。首先,由于国家权力没有坚持公正立场,在制度安排中对不同群体进行"选择性庇护",进而形成了 "身份制",即不同群体间适用不同管理方式并享受不同水平养老金待遇,这种对于社会公民差别对待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安排,从根本上损害了社会保障制度追求公平性的根本宗旨。其次,地方政府对制度安排形成了"区域差异",即不同统筹单位之间的养老金制度安排不同。第三,在"身份制"和"区域差异"之下,当社会公民的制度身份转变和区域迁移时,就会遭遇制度性障碍和福利待遇的损失,从而导致这种转变并不容易。本研究的分析思路为:第一章为导论部分;第二章论述了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制度作为国家基本制度,其原因及具有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应然层面的国家责任以及实然层面的国家权力问题,关照了本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三章通过"身份制"和"区域差异"的二维变量解析目前制度"碎片化"现状,并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阐释。从宏观角度而言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形成了"福利科层制"的制度安排,中观层面的制度安排遵从"差序格局"逻辑;从微观视角运用公平理论对社会个体的公平感进行分析,即个体或统筹区域间会从横向与他人比较、纵向与自己之前情况进行比较,从而判断当前的制度安排是否公平。第四章到第七章是本研究重点部分,集中分析了国家权力如何导致了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制度身份和区域"碎片化"。第四章用"权力-庇护"框架,对中央政府权力在制度中的角色错位进行分析,认为由于中央政府对不同人群的选择性庇护,对不同群体适用不同制度安排,由此导致了制度的身份制分割,但改革的顺序却是由庇护边缘群体向核心群体扩展。第五章用"权力-博弈"框架,对地方政府权力在制度制定过程中的利益博弈进行分析,认为由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权,地方政府在综合了地方利益,同时考虑中央利益、企业和公民利益的综合博弈状况下制定地方层面的社会养老保障政策,由此造成了制度的区域差异。第六章用"权力-剥夺"框架,对社会公民在"碎片化"的制度安排下,其身份转变和区域迁移过程中的权利剥夺和利益剥夺情况进行分析,重点分析了身份和区域"双重转移"的农民工群体的权利和利益被剥夺情况。第七章指出了整合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碎片化"的路径,重点强调了顶层制度设计、"去身份化"以及区域差异整合的路径。第八章是研究结论和研究余论。
刘洋[9]2014年在《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转轨一直以来是国内外学界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前苏东国家的剧变后，这些国家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市场化转轨道路，由此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转轨绩效。对此，一些学者坚持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采取渐进式转轨的国家，因其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选择了正确的转轨方式和政策，从而实现了转轨过程中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而受“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前苏东地区的转轨国家，则多数采取了“休克疗法”的激进转轨方案，从而造成了这些国家在转轨伊始严重的经济衰退。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经济转轨的不同初始条件是引致这些国家在未来的转轨过程中具体模式和路径差异的根本原因。然而，由于“激进”或“渐进”的转轨方式所形成的经济绩效差异更直观地被中国遥遥领先的经济增速所表现出来，这使得“转轨方式决定论”的观点一度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进一步地，作为对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总结的“中国模式”也被认为是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经济转轨的最优模式和路径。尽管如此，看似盖棺定论的研究“共识”实则是基于市场化转轨以来不同国家绩效差异的表象而对经济转轨过程的一种经验论认识。它忽略了同样作为一种制度变迁过程的，经济体制转轨的初始条件，从而割裂了转轨国家在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组织与制度的演化过程。随着转轨经济市场化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基于“转轨方式决定论”思维进路的“激进”与“渐进”的两分法已经不足以独立地解释经济转轨问题的全部。而基于“中国模式”的研究视角尽管能够结合中国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增长的现实场景而对渐进式的转轨过程进行较为直观的解释，但作为经济转轨的特殊性个案，“中国模式”则无法对其它转轨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客观全面的分析框架。本文以转轨经济学为选题语境，综合运用转轨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比较体制研究等相关经济学科的理论研究方法，在对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改革和转轨的历史主义的制度分析基础上，主要就这些国家经济体制转轨的不同模式展开比较研究。为了突破以往类似的许多研究中对相关问题形成的错误的思维定势，本文以时间为主线对不同转轨国家从计划体制的形成到现今在后危机时代的制度改革进行了大跨度的历史回顾。其中包含了对这些国家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差异性所进行的考察；市场化转轨初期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转轨政策的比较；市场化转轨与全球化接轨互动过程中的战略选择和后危机时代持续改革与转型发展的探讨；对转轨国家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的形成与演化的重新认识，并基于长期、动态的视角对转轨绩效进行的客观评判；以及对转轨经济的政府职能转型、腐败治理和政治发展等问题的关注。笔者希望借助对上述问题的分析，通过“转轨——接轨”与“转轨——发展”的双重视角，系统阐释转轨国家在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中转轨模式的差异性及其动态演化过程，进而更全面、清晰地理解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转轨国家在经济改革、转轨与发展中形成的特定模式和路径。笔者坚信，本文的分析将在不断丰富转轨经济问题研究的同时，也对转轨国家未来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全文一共分为七章，每章内容具体如下：第一章是导论部分。首先通过对前苏东国家与中国自转轨以来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发展的简要回顾来引出本文研究的主题。其次，是对本文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探讨。最后，就本文的选题语境、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进行简要介绍。第二章是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部分。由于本文对经济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主要基于一个历史主义的制度分析框架，所以，笔者围绕经济学研究中不同学派和代表性学者对制度问题的分析或制度理论展开概括性地回顾。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有关经济体制转轨研究的主要国内外文献分门别类地进行系统梳理，进而为后文的研究工作提供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三章主要对转轨前的这些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计划体制进行深入研究。笔者围绕对不同计划体制及其改革过程的分析，指出这些国家经济转轨初始条件的差异所在，并以此为研究出发点，进一步挖掘转轨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与转轨路径选择背后深层的制度因素。第四章围绕经济转轨的驱动机制、遗传与选择机制，以及市场化转轨初期不同国家采取的具体转轨方式和政策来综合比较经济体制转轨的不同模式。笔者根据前苏东国家与中国在市场化过程中不同的转轨方案与制度安排，结合当时转轨经济的具体情况，对激进式转轨的“休克疗法”，以及以“双轨制”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与“中国模式”等问题进行了重新的认识与思考。第五章以“转轨——接轨”为研究视角，一方面，详细介绍市场化转轨与全球化接轨互动过程中转轨经济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战略选择，并进一步阐释不同的市场化转轨模式对这些国家的全球化发展战略所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结合当前全球后危机时代的大背景，在具体介绍转轨国家应对和处理全球经济危机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的同时，深入剖析这些国家在市场化改革、经济结构与发展方式上存在的各种问题。第六章以“转轨——发展”为研究视角，基于对转轨国家在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的动态演化分析，以及市场化以来这些国家长期转轨绩效的客观评价，深入探讨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路径对转轨经济长期增长的具体影响。此外，笔者对转轨国家的政府职能转型、腐败治理、市场化与政治发展等议题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进而寻求这些国家的经济转轨与其未来发展和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七章是对本文研究的总结与评述。笔者在全文研究的基础上，详细给出了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和基本观点，并对以往研究存在的一些偏见和误解，以及有关转轨经济未来改革与发展的基础性共识或一般性的政策建议进行了评述和展望。最后是对本文可能存在的理论创新与不足之处的总结和归纳。
张婷[10]2015年在《经济危机中的政府作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经济周期性变化的历史,同时也是应对危机的演化史。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独立于世界而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就意味着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出现危机后,有可能引发国际社会的动荡。2007年爆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危机在引起美国国内经济衰退的同时,迅速蔓延到欧洲各国并向发展中国家渗透,最终演变成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从政府干预市场机制运行实践来看,尤其是在经济危机时期面对失业率攀升、经济增速放缓、通货膨胀严重等问题时,各国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应对危机。但由于各国历史文化背景、政策着力点、危机深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异,政府作为的边界不同,因而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取得的效果也不尽相同。有的国家的政府仅充当最后贷款人角色,为市场注入流动性的同时,发挥市场机制自身调节作用。但更多国家的政府则通过政府部门间的纵横联系、密切配合以及政策措施的连贯性努力提振经济,尽快刺激经济复苏。归结来看,政府应对危机的方式具有被动应对、缺乏前瞻性和国有化趋势等几方面特点。梳理世界上几次影响较大的经济危机中的政府应对过程来看,大萧条时期,胡佛政府在给市场自由和政府强力干预间摇摆不定,丧失了治理危机的最佳时机。罗斯福“新政”的成功则在于,一方面政府全面强力干预政策在短期内扼制了危机继续深化的态势；另一方面契合了民众渴望改变现状的心理。美国次贷危机的不断深化迫使奥巴马政府采取大规模的救市行动,第一对金融体系进行结构性改革,加强监管力度；第二,实行“国有化”政策,对濒于破产的大银行展开救助；第三,扩大财政支出,刺激经济增长；第四,出台法律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等。比较来看,本次政府无论是在救市的范围、强度还是手段上,都超过了历次经济危机,然而政府大规模的救助措施并没有解决很多深层次的问题。通过对比大萧条时期和本轮经济危机,可以发现,尽管两次危机所处的时代背景发生了深刻而显著的变化,但仍具有某些共性：一是技术革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与之对应的政治制体和社会治理结构没有同步发展,容易埋下危机的种子。大萧条发生在第二次科技革命后60年,本轮经济危机发生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后30年,科技革新转化为生产力的时间间隔逐渐缩短,相应地对其他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是各国经济实力和世界政治格局在危机发生后都产生了较大变化。美国作为一战后全球最大的债权国,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间矛盾的不断突显以及本轮危机对美国国内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其领先优势正逐渐丧失。三是从治国理念上看,在自由主义占据主导的时期——1929年前期和1980年到1999年期间,美国出台了多部法律放松对市场的监管,任由市场发挥自身的调节作用促进国家经济增长,其结果则是国家均不同程度地陷于经济危机,本轮次贷危机也正是政府放松监管的后果。相反,在政府加强监管的1933年到1980年的近50年时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发挥巨大作用,美国并未发生如此影响之大的经济危机。四是在这两次经济危机的风险积累、扩散阶段甚至直至危机爆发,政府均未前瞻性的采取政策措施,而仅是在危机愈演愈烈之时,政府才开始大规模“救市”。同时,这两次危机也均在经济略有复苏时,外部因素的负作用导致了经济的二次探底,政府作为难度加大,空间进一步缩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最早出现在冰岛,如火山般爆发是在希腊,而后向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等国蔓延,时至今日这些国家仍未走出经济低靡的梦魇。这固然与危机发生国的产业结构、劳动力工作状况、经济发展方式等密切相关,但也暴露了这些福利国家共同的缺陷。第一,政府全面干预下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很多国家的公共开支和福利开支占到了GDP的50%以上,政府负担日益加重。第二,高消费、低储蓄带动经济增长,但高税负抑制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在高税负背景下生存空间不断缩小,最终导致大量企业逐步向外转移。第三,福利国家制度下人口老龄化严重,而新出生人口逐年减少,这就导致以现收现付为基础的养老体制难以长期为继,面临巨大考验。为缓解债务危机对国内经济的挫伤,欧洲各国政府开始采取了相类似的大规模自救措施。一方面大幅削减国内财政计划,另一方面改革国内福利保障制度,但这些举措都面临了来自利益集团和公众的阻力。同时,这些国家的政府也在积极争取欧盟和国际社会的援助,这固然能够在短期内缓解市场因流动性不足而出现的各类问题,但从长期来看也只能起到暂时性的延缓作用。况且他救措施需要政府付出相应的代价,承担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如市场风险、政治风险和道德风险等。从政府抑制和缓解危机的路径来看,其一是新自由主义。从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关系来看,新自由主义一方面借助全球化过程向其它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散布自身的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等,建立符合其标准和需要的全球秩序,使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另一方面利用资本的全球流动悄然搞经济渗透。有学者评价道“全球化被大多数新自由主义者视为畅行无阻资本主义市场、水到渠成的产物,被视为从自由和公平交换的道路上消除了政治、政治利益或陈腐习俗所造成的人为扭曲之后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的积极过程。”新自由主义强调“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从表面上看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国内经济实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但从全球范围来看,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与国之间的联系空前加强,新自由主义借助全球化大搞隐蔽的风险转嫁、贸易自由化,实则加剧了全球经济波动和社会动荡。美国经济危机的爆发已经表明美国政府所支持的新自由主义主导发展模式下的弊端。首先是个人主义盛行,个人主义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的交流沟通方式。个人获利行为模式凌驾于风险防控之上,团体的弱化和信任缺失表明了人们归属感的缺乏和人际关系的冷漠。信任缺乏阻碍了彼此之间良好的关系,改变了对自身以及彼此关系的思考,导致个人贫穷化与社会富裕化趋势对立。在过去十几年中,美国中等收入家庭年收入已下降了4%,而社会的总财富量却在不断增加,这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其次,世界多元化发展格局受阻,全球化阶段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和政策并不满足于通过经济手段增强发展中国家的依附性,而要通过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重建世界秩序。最后,双重标准埋下危机的种子。美国极力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理念本质是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这必然导致美国在解决国内经济危机问题上全然不顾及其他国家和世界经济发展,用一个更大的泡沫去取代前一个泡沫。鉴于新自由主义理论上的自我矛盾和实践中的“四面楚歌”,它走向衰落的趋势已不可避免。其二是福利国家制度。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的最直接原因是政府资不抵债。但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增长连续性出现间断,难以有效支撑日益庞大的福利支出,福利国家制度生存的土壤被动摇了。政府为保持执政地位和现有的高福利水平不得不大规模举债,由此带来的是经济增长的连续性贡献与高福利需求间的缺口进一步扩大,债务快速累积,导致危机发生。危机发生后,福利国家改革趋势包含几个方面：一是重塑价值,以社会公正为核心；二是从单个国家独立改革向多国协商形成合力改革转变；三是在曲折前进中寻求动态平衡；四是借鉴瑞典福利国家制度改革经验。尽管福利国家制度广受诟病,被认为是低效、助长懒惰、阻碍国家发展的体制,但它不仅是资本主义国家实现财富再分配、保持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也是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获取选民支持、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砝码,更是对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社会化。在更深层的意义上,福利国家制度缓和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阶级矛盾、完善了投资与消费过程中的输入输出,为资本主义发展营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尽管资本主义不能与福利国家共存,然而资本主义又不能没有福利国家。”①为解决福利国家的制度困境,许多学者都做出了有意义的探索。其中奥菲在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二层次的危机”概念。从“偶发危机”和“过程危机”划分入手,经过深入分析,提出福利国家危机产生根源的新看法。从财政资源、行政理性和合法性资源等方面探索了现实中福利国家制度的不可持续性。从我国应对经济危机的实践来看,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在美国发生经济危机后,我国的实体经济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我国政府通过增加4万亿投资规模,增加结构性减税,刺激企业和个人投资,同时加大财政补贴和转移支付力度,以扩大内需。但从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出口、投资和消费来看,这三者间的不均衡问题日益显现,出口、投资所占比重不断增加,而国内居民消费的空间则日益缩小,导致国内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呈上升趋势。尽管重投资、轻内需的方式能够在短期内迅速促进GDP增长,但此模式却不具有可持续发展性。对比我国4万亿与美国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可以发现：第一,在支出结构上,我国用于固定资产的投资比例38%要远高于美国的24%,而美国的刺激计划中则更多的着眼于调动内生性增长因素,如通过减税增强企业参与经营的积极性,让其根据市场规律自主地安排和扩大生产。第二,从资本的可持续运用上看,美国在教育培训和科学研究上的投入占21%,而中国的4万亿计划中只有4%应用于这个领域。美国注重的是对经济增长重要动力源的投资,而我国更侧重短期见效的投资。第三,从对环境的治理投入来看,我国在经历了高污染、低回报、高消耗的发展路径后却与美国环境治理投资比例相当,投入比例显然不够。反思我国政府的治理措施,暴露出了许多问题。一是政府没有摆正与市场的关系,利用手中掌握的资源和行政权力,对市场进行外力作用,在市场经济中既充当“裁判员”也充当“运动员”,弱化了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地位。二是社会保障制度在我国还没有健全起来,直接导致内需乏力,政府的刺激政策不能起到应有的效果。我们面对的危机是自由化不足和福利保障不健全的危机。自由化不足导致市场竞争不充分、创新驱动的动力不足、资源分配效率过低；福利保障不健全导致公众需要为自身保障“埋单”,大量资金在交换体系外留存,这就也解释了我国屡出刺激消费政策却收效甚微的情况。因此,我们要立足国情,对市场“松绑”的同时健全福利保障措施,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促进我国经济平稳、有序、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经济转型进程中的国家制度能力演进[D]. 黄秋菊. 南开大学. 2012
[2]. 制度和制度变迁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D]. 张海伟. 东北财经大学. 2012
[3]. FDI、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D]. 李卢霞. 复旦大学. 2009
[4]. 欧洲福利国家制度变迁研究[D]. 赵浩华. 黑龙江大学. 2018
[5]. 后危机时期俄罗斯中小企业创新的制度环境研究[D]. 张春光. 黑龙江大学. 2014
[6]. 制度理性与福利公正[D]. 张映芹. 陕西师范大学. 2010
[7]. 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适应性效率研究[D]. 许小雨. 外交学院. 2017
[8]. 我国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碎片化[D]. 孟荣芳. 南京大学. 2014
[9]. 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D]. 刘洋. 吉林大学. 2014
[10]. 经济危机中的政府作为研究[D]. 张婷. 山东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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