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振雅云笺》伪书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伪书论文,古今论文,振雅云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今振雅云笺》是存世不多的历代名人尺牍选本之一，兼具文学性和实用性，是应用借鉴类尺牍选本的典型代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①，具有较高的文学与文献价值，且作为托名徐渭的存世文献之一，有必要对其进行正确认识和重新解读。本文拟就《古今振雅云笺》之内容性质、价值意义、编纂者、成书之年代与过程等问题作些探讨与梳理，以期抛砖引玉。 一、明清尺牍选本类型及《古今振雅云笺》之性质 尺牍肇兴，迨自上古，秦汉以降，代不绝书。然作为一代之文风，广受士儒追捧，则是在明代中叶以后。明清诸文学大家之专著，尺牍均占不少之篇幅比例，俨然成为一种风行之文学样式，也成了明清时期标志性文学成果之一，颇可列于唐诗、宋词、元曲之后，成为一种典型。嘉、隆以来，尺牍选本盛行，作品蔚为大观，有名目可考者不下百种②，存世之选本亦有数十种之多，散见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与《四库全书禁毁书丛刊》中。 大致言之，明清尺牍选本按内容性质可分为三种类型：一为文学鉴赏类，突出文学性，所选注重清新隽永，系供文人清赏而编，如王世贞之《尺牍清裁》、沈佳胤之《翰海》、梅鼎祚之《书记洞诠》、周亮工之《尺牍新钞》等可为代表；二为应用借鉴类，兼具文学性与实用性，虽有活套性质，但都是实际蒐集前人尺牍而成，如李国祥之《古今濡削选章》、李渔之《尺牍初徵》及本文所探讨之《古今振雅云笺》等可为代表；三为书函活套类，按尺牍性质分门别类，书信有来有往，内容可供“照搬借用”，属应用性之尺牍范文，以钟惺之《如面谭》、冯梦龙之《折梅笺》为代表。 《古今振雅云笺》十卷③，明末天禄阁藏版刊本，九行十八字，题为“武林徐渭文长纂辑，茂林张嘉和起祯参订”，前有夷陵文安之序，各卷分类编次，单独成册，每卷收录历代尺牍53-148篇不等，全书共1195篇，多为短小隽永之作，是一部精编精校的兼具文学性与实用性的应用借鉴类尺牍选辑善本，故其书虽屡遭禁毁，仍得流传后世。 文学性方面，该书选辑之尺牍数量可观，内容丰富，多为清新隽永之作，可视为中国尺牍文学之历代名人作品选集，从中可窥中国尺牍文学发展之脉络，具有文学史料价值。其文学性特征还体现在眉批和夹注上，书中正文部分有眉批有夹注，其中眉批或评论或笺注，夹注多列于篇末，内容以注释为主。编撰者精心校笺，去芜取精，“虽曹公之秉笔，亦增损之为难”④。此外，所选明代尺牍，作者较全，且多不见载于时人专著，具有较高的文献辑佚价值。 实用性方面，该书属名人尺牍范文选本，具有借鉴参考价值。该书不仅选文类目丰富，注重实用，且目录详尽，检索便利。全书按尺牍之性质，分门别类，每篇先列主题，便于读者把握尺牍内容，次列标题，小字号靠右排列，顺次是作者姓名，其下右侧小号字标作者之年代，左侧再示以尺牍之类目，计有帝王、学问、经史、考试、仕途、用人等50类，搜罗备至，涵盖广泛，确如序言所说，“菁华搜群言之隐赜，芟烦夷乱，事以群分；剪漫削浮，义缘类聚”，可以“骋千载而通情，悬百金而定字”⑤。 二、《古今振雅云笺》系托名徐渭之伪书 《古今振雅云笺》署徐渭纂辑，殊为可疑。其最有力之证，是书中辑录之“公安三袁”尺牍多成文于徐渭过世之后。全书共辑录袁宗道尺牍3篇，袁宏道15篇，袁中道14篇，累计32篇，占了总量的2.7％。尤其是袁宏道、袁中道两人，均是辑录作品较多之作者。由此可见选辑者对“公安三袁”之肯定，亦可推知该书纂辑之时代对“三袁”之推崇。然徐渭是嘉隆间人，生于正德十六年(1521)，卒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公安三袁”则为隆万间人，其中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30)，两者虽有重叠，却难有交集。尤其是袁宏道与袁中道，年龄与徐渭更是相差悬殊，且历徐渭之世，“公安三袁”也影响有限，难以获得社会之推崇与肯定。 为更清楚地说明问题，兹以袁宏道之尺牍为例证之。袁宏道，字中郎，号石公，湖广公安人。万历二十年(1588)进士，历任吴县知县、礼部主事、吏部验封司主事、国子博士等职，与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合称“公安三袁”。袁宏道一生著述宏丰，生前即有刊本行世，其《敝箧集》、《锦帆集》、《解脱集》、《瓶花斋集》、《广庄》、《瓶史》、《潇碧堂集》，合称“袁中郎七种”，均系其生前所编订刊刻，故“所分种数及集名，悉合作者原意”⑥。袁宏道著作中尺牍占比较多，据钱伯诚笺校之《袁宏道集笺校》，其《锦帆集》、《瓶花斋集》、《潇碧堂集》各辑录尺牍2卷，《解脱集》1卷，加上未编稿、佚稿及选本中散见之遗佚，其存世尺牍约300篇。徐渭去世时袁宏道25岁，袁氏少敏慧，善诗文，“年方十五六，即结文社于城南，自为社长”⑦，成名较早，万历十六年(1588)中举人，万历二十年(1592)中进士，徐渭生前袁宏道确已成名于世，且也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故不能完全排除其作品被徐渭辑录之可能。 然《古今振雅云笺》辑录之袁宏道尺牍15篇，有4篇年代可考，且均录自袁氏之《锦帆集》，另外11篇则未见载于袁宏道诸集中，是为中郎之佚文。《锦帆集》收袁宏道万历二十三年(1595)乙未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丁酉之作，均成文于徐渭谢世之后，其中年代可考之4篇，辑录情况如下： 《古今振雅云笺》卷二《与江近之》，万历二十五年(1597)丁酉在无锡作； 《古今振雅云笺》卷二《与皇甫二泉》，万历二十四年(1596)丙申在吴县作； 《古今振雅云笺》卷六《寄伯修》，万历二十四年(1596)丙申在吴县作； 《古今振雅云笺》卷九《答刘子威》，万历二十四年(1596)丙申在吴县作。⑧ 梁任公曰，“世代错迕则事必伪，此反证之最有力者也”⑨，上引数例，确凿了《古今振雅云笺》非徐渭纂辑。 不仅反证法可证该书系托伪，书中其他记载亦颇可明其踪迹：其一，徐渭自编之《畸谱》、陶望龄所撰之《徐文长传》等传记资料中均未提及有纂辑尺牍一事；其二，文安之《振雅云笺序》中曰“客有传徐文长所删尺牍者”，作者虽未明言托伪，却也没有完全认可这一事实，一“传”字便可传递作者之诸多疑虑；其三，书中题作“武林徐渭文长纂辑”亦属大谬，徐渭籍贯山阴，世所共知，陶望龄所刻《徐文长集》虽有署之会稽者，亦在情理之中。然武林乃杭州之别称，徐渭虽曾短暂入赘妇家，亦曾随幕在杭，却断无将籍贯移向杭州之理。此疑托伪者故意移花接木、惑乱视听，亦或果不知就里而张冠李戴乎? 徐渭生前并未知名于世，去世若干年后，其作品才由门人商维濬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刊刻行世，此后又经钟人杰、张岱、王思任等编印校辑⑩，又得袁宏道推崇宣扬，才得以名扬后世，故其身后多有托名伪作行世。如明冯时化所撰《酒史》，浙江鲍士恭家别本改题曰徐渭撰(11)，《天池秘集》亦系孙一观托名徐渭之伪书(12)，以上两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均有定论。编入《续修四库全书》之《南词叙录》，据骆玉明等先生之考证，亦非徐渭所作(13)。可见，托伪徐渭并非偶然，《古今振雅云笺》只是其中之一。 三、《古今振雅云笺》编者及成书过程之考察 《古今振雅云笺》非徐渭纂辑业已明了，究系何人所编亦颇值玩味。细考之，或与书中所列参订者张嘉和有关。张嘉和其人，史志难觅其踪，然从与之有关的书籍可略窥门径。就笔者所见，流存于世并与之有关的作品有三部：一为《古今振雅云笺》，署为参订者；一为《(皇明)通鉴直解》(十六卷)(14)，为撰写者；一为《篇海类编》(二十卷)(15)，署张嘉和辑。 首先，应明确三个“张嘉和”是否同指一人。《古今振雅云笺》署为“茂林张嘉和起祯参订”；《通鉴直解》序末署“古吴葑溪野史张嘉和辑”；《篇海类编附录条目》后有“长洲张嘉和起祯纂辑”(16)。同名同字自不必言，同名同籍者当也无可怀疑。三者所列籍贯，名称虽异，地方实一。“茂林”为苏州之代称，长洲系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析吴县东部分置，据《通典》，长洲因“有吴之长洲苑，因以为名”(17)，直到宣统三年(1910年)才撤并，入苏州，故长洲亦可雅称“古吴”。据此判定，以上三书所涉均为同一“张嘉和”无疑。 三本书同出一人，故共同点较多：一是编排手法相似，都是目次清晰，便于检阅；二是排版格式相似，《通鉴直解》与《古今振雅云笺》均有眉批，内有双行夹注。《古今振雅云笺》与《篇海类编》正文均是九行十八字，所用纸张相同；三是刊印字符相同，不论是正文、夹注还是眉批，三书所用字体、字号均一致。以上特点亦可从不同侧面说明三书出自同一人之手。 内容方面，《通鉴直解》系参照张居正等所编之《资治通鉴直解》体例，记载明朝历代帝王及名臣史事，从首卷“明太祖朱元璋”起到卷末“甲申殉主忠臣”止，为明代纪传简史，故亦称《皇明通鉴直解》。该书有序有凡例有目次，序言系张嘉和本人自撰，故著作版权清晰，不存在托名之争议。由此可推知：张嘉和具有文字处理和编辑能力，生活之年代则在明末清初。 《篇海类编》是我国古文献中的一部辞书，本书之编辑刊刻与《古今振雅云笺》极其相似，也是一部托伪之作。对此，前人多有论及，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旧本题‘明宋濂撰，屠隆订正’。……其书取韩道昭《五音篇海》以部首之字分类编次，舛陋万状。无论宋濂本无此书，即以所引之书而论，如田汝耔、都俞、李登、汤显祖、赵铭、章黼、杨时乔、刘孔当、赵宦光，皆明正德至万历时人，濂何从见之?……屠隆虽不甚读书，亦不至此，殆谬妄坊贾所托名也。”(18)《篇海类编》虽是托伪之作，也有较多舛陋错误，但其价值却不能因此而抹杀。该书不仅入编《续修四库全书》，且为《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汉语大字典》等古今大型辞书多所引用，即是其价值之体现。 关于《篇海类编》的编纂依据，大致有以下三种说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刘叶秋先生认为该书取韩孝彦、韩道昭父子之《四声篇海》(亦作《五音篇海》)分类编次(19)；王重民先生认为“大抵《篇海类编》本之《洪武正韵》，故托诸宋濂”(20)；杨载武先生则认为本之于《详校篇海》(21)。以上争论之焦点，并非讨论是否参考了哪部辞书，而是争论哪部辞书是《篇海类编》所据之底本。本文不拟深究《篇海类编》之所本，以上诸说之提出，必有一定依据。按情理言之，一部辞书之辑纂，必会选择一本辞书为底本，并参考诸多相关书籍，以期取长补短，青出于蓝。可以肯定，《篇海类编》之编纂，必然参考了《四声篇海》、《洪武正韵》、《详校篇海》或与之内容相似之辞书，而且其所参阅之书亦必不限于此。 同样，《古今振雅云笺》之纂辑，也必然是以一本或几本为底本，并参校其他诸书之长而成的。细考《古今振雅云笺》之篇目，明以前之尺牍似多本自《尺牍清裁》。如《古今振雅云笺》卷一所录，明以前尺牍116篇，均可于《尺牍清裁》中找到，且连文中之夹注亦一并照搬，只字未易。当然并不能据此而判定《古今振雅云笺》所据之底本必是《尺牍清裁》(22)，也存在二次传抄之可能。即《古今振雅云笺》以某本为底本，而某本又是以《尺牍清裁》为底本选编的。如托伪杨慎之《古今翰苑琼琚》(23)(十二卷)，内容亦多出自《尺牍清裁》。 王世贞之《尺牍清裁》，是文学鉴赏类尺牍选本之典范，影响深远。尺牍作为一代之文风，广受士林关注，始于明代中叶嘉靖、隆庆之间，其推动者尤以杨慎、王世贞用力最勤。杨慎所编之《赤牍清裁》，为明代最早之尺牍选本。王世贞之《尺牍清裁》，则是在《赤牍清裁》的基础上增修而成的，“是书盖因杨慎原本而增修之。慎所录自《左》、《史》，迄于六朝，共为八卷。世贞益为二十八卷，复采唐代至明之作通为六十卷。又旁搜稗史，得梁、隋以前佚作四十余条，为《补遗》一卷。”(24)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辑录之情况看，王世贞增辑本初刻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共二十八卷，书名仍为《赤牍清裁》，署杨慎辑、王世贞增辑。隆庆五年(1571)增编为目前所传之六十一卷《尺牍清裁》，为自刻本，此后有多种刻本行世(25)。《尺牍清裁》为明代中叶尺牍文选之集大成者，系后世选本之典范，影响深远。卢恭甫《国朝名公翰藻序》云：“明之书记至嘉隆、万历之岁而愈娴郁可餐，盖自杨用修、王元美两先生勒成之，其书纵横，光烛士林，具载□两集中。”(26)由《尺牍清裁》之一再刊刻与后世之深远影响，当可推知《古今振雅云笺》之编辑，以《尺牍清裁》为底本之可能性最大。 《古今振雅云笺》中所选辑之明人尺牍，似非本自《尺牍清裁》。首先，《尺牍清裁》辑录明人作品较少，仅4卷录49人，而《古今振雅云笺》所录明人作家作品较多；其次，即使《尺牍清裁》辑录之明人作者，《古今振雅云笺》所选也与《尺牍清裁》之辑文颇不相同。故《古今振雅云笺》所选之明人尺牍，应是另有所本。明末之世，单录明人尺牍之选本亦颇多，如《选入翰苑琼琚书目》所列，就有《国朝名公尺牍》、《当朝书启》、《国朝名公书启》、《国朝名公翰藻》、《国朝名公小简抄》等，从书名均可判断系明人尺牍之专辑。因明人之尺牍选本没有像《尺牍清裁》一样的权威版本，故很难考究《古今振雅云笺》所选明人尺牍所据之底本。但大致是从各选本中二次选辑而来，是颇可确凿的。前文所述袁宏道所录之尺牍，有11篇未见载于其专著，即是明证。为免骈枝之累，此不赘述。 综上分析，《篇海类编》及《古今振雅云笺》两书之编撰、排印、托伪及性质(均偏重实用性)等均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加上两书分别有“长洲张嘉和起祯纂辑”、“茂林张嘉和起祯参订”等签署，再参考《皇明通鉴直解》之撰，证明张嘉和具有较强的文字编撰能力，种种迹象表明，张嘉和才是《篇海类编》及《古今振雅云笺》之真正纂辑者，至少也是组织编撰者(类似今之主编)。又从诸书编撰之总体质量看，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推测的，张嘉和之身份“书贾”似更准确。据《苏州市志》记载，苏州是明代全国知名的刻印书中心，明代中叶正德、嘉靖年间，出现的翻刻、仿刻宋版书热，即发端于苏州私刻、坊刻，其精刻、精印者几可乱真。尤其是万历至崇祯数十年间，湖州、歙县的刻工移居苏州，进一步推动了苏州刻书业的发展。坊刻、私刻有名实可考者均超过300家(27)。故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云：“凡刻书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28)“凡姑苏书肆，多在阊门内外及吴县前。书多精整，率其地梓也”(29)，此记载之“姑苏书肆”地点正与张嘉和所署之“茂林”、“古吴”、“长洲”、“葑溪”暗合，此亦可为上述推论之佐证。 综上所论，兹略述《古今振雅云笺》纂辑者张嘉和之简况如下，以备考稽补正： 张嘉和，苏州长洲人，字起祯，号葑溪野史，明末清初书贾，有文才，撰《通鉴直解》十六卷，编纂《古今振雅云笺》(十卷)、《篇海类编》(二十卷)等，颇为后世所重。 四、《古今振雅云笺》成书年代及刊印情况之推测 《古今振雅云笺》之编纂者及其成书过程业已明了，兹就其成书年代及其刊印情况作些探讨。从序言推断，该书编订时间当不晚于崇祯四年(1631)。文安之作序之时，书稿当已大致编辑完成，这从序文“客有传徐文长所删尺牍者，余受而披之”即可明了。序末文安之落款为“赐进士第出身国史检讨夷陵铁庵文安之书于玉堂之署”，此落款给我们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即文安之撰写序言时官职为国史检讨，并且写序之地点也是在翰林院(翰林院亦称玉堂)。据《明史》卷297《文安之传》记载：“文安之，夷陵人。天启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除南京司业。崇祯中，就迁祭酒，为薛国观所构，削藉归。”据此可推知，文安之天启二年(1622)中进士，并由庶吉士而授检讨。明代之选馆制度不像清代那么严密，没有严格规定必须三年散馆授官，从明史诸官履历情况看，明代庶吉士担任时间一般一到三年不等，按照最短一年计算，其授检讨之职应是在1624年以后。又据《明史》卷266《申佳胤传》：“申佳胤，字孔嘉，永年人。崇祯四年进士。……大学士薛国观倾少詹事文安之。安之，佳胤座主也，事连佳胤，左迁南京国子博士。”据此可知，崇祯四年(1631)文安之曾担任主考，则迟至该年，文安之必然已卸职检讨，左迁为国子监司业或祭酒了，因明代主考例由国子监主官担任。因此可断定，文安之《振雅云笺序》必然作于天启四年(1624)至崇祯四年(1631)之间，故该书成书之年代必不晚于1631年。 然现存《古今振雅云笺》刊印之日期，则又不会早于崇祯十年(1637)。因书中卷十所辑录之钱谦益《缄刺史胡孝辕》及胡震亨之《缄宫詹钱受之》两文，成文于崇祯十年(1637)之后。孝辕系胡震亨之字，受之则是钱谦益字。从两份尺牍内容看，《缄刺史胡孝辕》当是回复《缄宫詹钱受之》之作品，为明辨之，兹录于下： 谈苑序缄宫詹钱受之 胡震亨 太公《谈苑》一编，汇史部诸家而撮其长，洵千古奇撰，必传无疑。一序心许久之，今始得脱稿，则吏之日夺于冗，家之日更夺于懒也。然六朝文，敲琢亦大不易。茂生兄坐迫，见不肖腐毫状，想能道之。政不欲草草相塞，呕出一点血谢数年稽诺愆。且便索润华物，分玉堂草麻之半耳，咲笑。刻成祈赐全帙三，分儿辈藏架为幸。 谈苑缄刺史胡孝辕 钱谦益 《谈苑》之序，虚首简以待者，数年于此矣。邮筒远来，忽得惠赐，长跽捧读，回环再三。譬诸卿云下垂，河汉倒流，耳目骇掉，心神眩惑。已乃披寻经纬，分擘肌理，则见其镕冶经典，劳笼子史，日光玉洁，云诡波涌。疏其淹通，既虑周而藻密；叩以沉寂，亦味深而志隐。信可谓后劲潘、陆，并驱徐、庾者矣。先人有幸，当默举于九京；小于(子)何知，有衔感于没世耳。后有子云，岂曰玄之尚白，定诸子政，亦云皆以杀青。聊裁短章，敬谢明德。伏惟亮察，不尽愿言。 上引两文，显系套函，这在书中并不多见。《谈苑序》与《谈苑》系指尺牍涉及之主题，均为编者所加。《缄宫詹钱受之》应是《谈苑序》(指胡震亨所作之《谈苑序》文章，与编者所加之《谈苑序》无关)之随函。《缄刺史胡孝辕》一文，《牧斋初学集》、《牧斋有学集》、《牧斋杂著》中均未见著录。然从尺牍内容看，两封书函内容翔实、文字老练，尤其是《缄宫詹钱受之》，脉络分明，事迹清晰，断非书贾之活套伪作。且尺牍标题均标明对方任职官衔，所标职务又均有履历可寻，更增其真实性。如钱谦益之“宫詹”，即其任职詹事府之省称。据《钱牧斋先生年谱》，天启四年(1624年)，钱谦益“以太子谕德兼翰林院编修，充经筵日讲官，历詹事府少詹事”，又于崇祯元年(1628年)“荐擢詹事，转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讲学士，协理詹事府事”，年底即因阁讼削职，直到明亡均未起复。南明初立，起为礼部尚书，时在崇祯十七年(1644)(30)。故自天启四年(1624年)起至崇祯十七年(1644)履新任礼部尚书止，钱谦益官职名皆可称“宫詹”。因此，胡震亨之《缄宫詹钱受之》当作于1624-1644年之间。 再从胡震亨任职“刺史”之年推断，文章创作之年可更趋精确。胡震亨明史无传，其履历简要记之于相关方志。据《光绪嘉兴府志》：“胡震亨(1569-1645)，字孝辕，为诸生，即以经济自负，万历丁丑举于乡。知合肥县，吏治之余，留意韬钤，尝与刘綎论兵，綎心折。时议举边才，不果。崇祯季年，荐补定州知州。擢员外郎，乞归。”(31)孝辕一生仕宦无多，钱氏尺牍中“刺史”当指胡震亨出任定州知州之事。据《定州志》记载，胡震亨知定州，时在崇祯十年(1637)，并于崇祯十二年卸任定州知州，由陆文衡接替(32)。故可推知《缄刺史胡孝辕》必作于1637年之后。再从尺牍中“则吏之日夺于冗，家之日更夺于懒”可知，其《谈苑》序文并非作于知州任上，即便乞归之后也应是拖了一段时间才完工的，故《缄宫詹钱受之》的创作时间当不早于1639年。综上，胡震亨与钱谦益之尺牍创作时间在1639-1644年之间，则可知《古今振雅云笺》刊印之年当不早于1639年。 然而并不能据此就判定该书编于崇祯末年，只能说明目前所见之《古今振雅云笺》刻本刊印时间在1639年之后。最大的可能，钱谦益与胡震亨之尺牍应是《古今振雅云笺》编好之后刊印或重印时所追加或挖改，不能排除曾有不含胡、钱两文的早期《古今振雅云笺》刊本行世。另有一个现象颇可关注，《古今振雅云笺》卷九、卷十均属通用类，除卷九前4篇为明以前作品，其他都为明代尺牍，且篇幅均较长，故卷九收文仅81篇，卷十仅53篇，与前八卷收文均超过120篇大不相同。前已述及，《古今振雅云笺》从大致编辑完成到目前流传之刻本，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持续翻印和编辑修改的时间跨度，不能排除类似《缄宫詹钱受之》的其他尺牍在此期间被编入。如卷九收入之张明弼尺牍2篇，目录中排在一起，但正文中两篇之间却夹入王焞之短简《缄王父母》，目录与正文错乱。且张明弼之《答黄石斋太史》各段之下均有大段夹注，与其他尺牍文末笺注不同。张明弼(1584年—1652年)，为明末清初文学家，崇祯六年(1633)举人，成名较钱谦益为迟，故张氏之尺牍也必为事后追加，且从编排之错乱混杂看，挖改之可能性更大。 明清刻书，以梓后补编补刻补辑为常事，如《尺牍清裁》(六十卷)有补辑一卷，《古今濡削选章》有数百篇增补之尺牍附刻于各卷末。为求全璧，许多选本在《凡例》中也会说明大意，征集稿件，如《古今濡削选章凡例》：“不佞贫乏藏书，椎少交好，故不免有遗珠之恨也。梓后海内肯以藻语相遗，不佞仍当编入，愿高雅共为玉成焉。”(33)而《古今振雅云笺》因托名徐渭，故只能挖改补编。挖改补编之原因主要是作为商业性较重的尺牍选本，希望尽可能多地收录时人名作，以期提高身价，扩大影响。如所增之胡震亨、钱谦益、张明弼等皆系当世硕儒，影响颇大，尤其是钱谦益，为东林党魁，诗坛盟主，从者云集，俨然文坛执牛耳者，故辑录一二以添声色。且明代之活字印刷术，一旦制成木板，就可以长期保存并随时改易正文，故流行之书刊，往往一印再印，内容也常视情况挖改增删。这也可以解释何以胡震亨、钱谦益等后加之尺牍仅见于卷九、卷十，且各仅收录一二则而已之原因，主要是考虑成本因素及挖改方便。 五、从《古今振雅云笺》看明清尺牍文选的商业化特征 明清托伪之尺牍选本颇多，主要集中在应用借鉴类中。除《古今振雅云笺》外，如前文已涉及的《古今翰苑琼琚》托伪杨慎，《历朝翰墨选注》托伪屠隆(34)等，均属此类。凡此类选本，所署为知名大家者，均需特别留意，尤其是署名明代中叶以前的作家作品，则必为托伪无疑。此外，亦不乏托伪名人，张冠李戴、向壁虚构之专门活套伪书，较著名的如《六如居士尺牍》、《唐伯虎尺牍》、《唐六如先生笺启》，据考证，除《唐伯虎尺牍》真伪掺杂外，其他均是向壁虚构的活套范文，《六如居士尺牍》以史事为据虚拟尺牍，《唐六如先生笺启》则以陆昭容、秋香、谢天香、罗秀英等《八美图》、《三笑姻缘》小说中人物为托捏造书函(35)。 凡是托伪之书，多因书贾竞利，其书商业化特征明显，大致言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剽窃古籍，古人版权意识不强，所编商业化之书刊往往抄袭前人作品，如《古今振雅云笺》、《古今翰苑琼琚》等均多依《尺牍清裁》而编订，省时省力又不乏书籍质量和档次；二是增加眉批，商业性书刊所针对的消费群体普遍文化水平不高，需以眉批对文中个别内容予以提示、说明和注解，此外，书眉留白亦可增加版面之美观度。故《古今振雅云笺》、《篇海类编》等伪书均有眉批。且从《古今振雅云笺》之眉批看，总体总量不高；三是名人作序，为提升书籍之身价和“真实性”，伪书往往由名人作序，甚至托名作序，此风与当下之习俗略同；四是便于检索，书贾作伪，实为射利，故书刊多注重实用性。因此《古今振雅云笺》、《历朝翰墨选注》等尺牍选本均编目详尽，便于检索，以利随查随用。相反，注重文学性之《尺牍清裁》则未予编目。以上是托伪制伪的典型套路，但并非所有伪书兼具以上特征。这些特征虽不能作为判定真伪之标准，却也可以作为检伪之参考。 尺牍类伪书盛行，除书贾竞利外，与明清时期社会习俗及印刷技术的发展不无关系。首先，明清时期盛行尺牍之风。受杨慎、王世贞等推动，“不能言而言之、不得言而言之、不可以言而言之”(36)者往往付诸尺牍。“甚至是住在同一城市而且离得很近的朋友，也是书信往返，而不见面谈话。”(37)因此，尺牍选本广受追捧。市场需求催生产品商业化，以致“啖名俗子，褒然千金享之”(38)。 其次，商人群体对尺牍有需求。明代中叶以来，社会思潮发生了巨大变化，大批士人弃儒就贾，形成了士商互动与合流，商人地位提升，并成为继士族阶层之后最有文化的一个社会群体(39)。书商则是商人群体中最有文化的一类，往往兼具商人与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不仅刻书印书，往往还会编书撰书。商人对书仪活套之类的应用型书籍需求强烈，不仅热衷购置，而且还自己编印：“这些书可以说是商人为自己的实际需要而编写的，并且也是由商人刊行的。明、清商业书是从商人观点所编写的日用百科全书，从天文，地理、朝代、职官、全国通商所经的里程道路、风俗、语言、物产、公文书信、契约、商业算术、以至商业伦理等无所不包。从这类书的大量出版和一再刊刻，我们可以看到商人必须对他们所生活的客观世界具有可靠的知识。”(40)事实上，《古今振雅云笺》等书籍的消费群体主要也是面向商人。 第三，印刷术的进步也促进了伪书的发展。明清伪书盛行，与明代木活字印刷术的应用有较大关系。对此，《利玛窦中国札记》里的描述颇为真切：“他们的印刷方法有一个明确的优点，即一旦制成木板，就可以保存起来并可以用于随时随意改动正文。也可以增删，因为木版很容易修补。而且用这种方法，印刷者和文章作者都无需此时此地一版印出极大量的书，而能够视当时的需要决定印量的多少。……正是中文印刷的简便，就说明了为什么这里发行那么大量的书籍，而售价又是那么出奇地低廉。没有亲身目睹的人是很难相信这类实事的。”(41)正是因为技术的进步与生产成本的低廉，晚明书贾基于牟利的需求，几乎无书不刻，而且随意改易，以致“明人刻书而书亡”(42)。隆万以来，渐受文人重视之尺牍文学，自然也是坊间追捧之对象，以致托名伪造、张冠李戴、向壁虚构，无所不用其极，《四库全书》拒收尺牍，只怕与此不无关系。 注释： 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642页。 ②据《选入翰苑琼琚书目》，天启年间已有“书啓之类约百种”，所列如《尺牍类选》、《古今尺牍玉函》、《古今名公尺牍》等达62种之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四册，齐鲁书社，2001年，第360-361页。 ③《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8册收入拼版影印《古今振雅云笺》，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1-292页。本文所据之版本与此本同，文中相关引文均可以该本为据。后文所引《古今振雅云笺》原文只标卷数，不再一一出注，特此说明。 ④⑤文安之：《振雅云笺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8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3、4页。 ⑥钱伯诚：《袁宏道集笺校》凡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页。 ⑦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袁宏道集笺注》附录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650页。 ⑧钱伯诚：《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08、262、232-233、243-244页。 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20页。 ⑩《徐渭集》出版说明，中华书局，1983年，第3页。 (1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16“酒史”条：“《酒史》六卷，内府藏本，明冯时化撰。……又浙江鲍士恭家别本，其文并同，而改题曰徐渭撰。案书中所载有袁宏道《觞政》、《酒评》。渭集虽宏道所编，然宏道实不及见渭，渭何由收宏道作乎?其为坊贾伪题，明矣。”中华书局，1960年，第1001页。 (1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31“天池秘集”条：“《天池秘集》十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旧本题明徐渭编，武林孙一观校。案渭，嘉靖中人，有《笔元要旨》，已著录。是编所载如叶向高、陈继儒之类皆在其后，渭安得见其诗文，盖即一观所辑，伪托于渭也。”中华书局，1960年，第1121页。 (13)骆玉明、董如龙：《〈南词叙录〉非徐渭作》，《复旦学报》1987年第6期，第71-78页。据该文考证，《南词叙录》之作者或为号“天池”之陆采，若该推论成立，则该书或并非有意托伪徐渭，而是后人误传误解所致。 (14)《通鉴直解》参看《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055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371-733页。 (15)《篇海类编》参看《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0229、023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37-680页、第1-322页。 (16)《篇海类编》，《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022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55页。 (17)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第4827页。 (18)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43，中华书局，1965年，第372-373页。 (19)刘叶秋：《中国字典史略》，中华书局，1983年，第211页。 (20)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2页。 (21)杨载武：《〈篇海类编〉真伪考》，《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31-34页。 (22)王世贞编：《尺牍清裁》(六十卷补遗一卷)，明隆庆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09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162-421页。 (23)《古今翰苑琼琚》，明天启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四册)，齐鲁书社，2001年，第355-696页。《古今翰苑琼琚序》系托伪之书，知之甚明。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92曰：“古今翰苑琼琚，旧本题杨慎编，其书饾饤补缀，类乡塾兔子园册子，中间割裂尚书，尤为庸妄，疑非慎之所编也”。该书《选入翰苑琼琚书目》所列之参考书，多成书于杨慎(1488年—1559年)去世之后，如《尺牍清裁》便是杨慎去世之后王世贞在其所编之《赤牍清裁》基础上增编而成的。 (24)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92，中华书局，1965年，第1749-1750页。 (25)可参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现存王世贞增辑之二十八卷本《赤牍清裁》有两种刻本，六十卷本《尺牍清裁》有三种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642页。 (26)凌迪知编：《国朝名公翰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13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120页。 (27)陈晖主编：《苏州市志》，第三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07-825页。 (28)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1958年，第56-57页。 (29)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1958年，第56页。 (30)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见《牧斋杂著》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930-952页。 (31)《中国方志丛书·浙江嘉兴府志》卷56，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1575页。 (32)《中国方志丛书·河北省定州志》卷9，成文出版社，1969年，第912页。 (33)李国祥：《古今濡削选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29册，齐鲁书社，2001年，第4页。 (3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93“翰墨选注十二卷”条下云：“旧本题明屠隆撰。是书皆历代尺牍，谬妄不可殚述。……隆虽纵诞之士，不以学问名，然其陋不应至是，必书肆伪托也。” (35)参看买艳霞：《几种署名唐寅著作真伪考辨》，《东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第89-92页。 (36)王思任：《陈学士尺牍引》，《谑庵文饭小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6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6页。 (37)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第29页。 (38)谢肇淛：《五杂组》，中华书局，1959年，第408页。 (39)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27-576页。 (40)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业精神》，《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68页。 (41)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第21-22页。 (42)陆心源在《仪顾堂题跋》卷1《六经雅言图辨跋》中对明人妄改乱刻古籍有所批判，曰：“明人书帕本大抵如是，所谓刻书而书亡者也。”《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第17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第2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