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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藏学研究的反思
1.藏学反思的必要性
藏族有关问题的研究源远流长。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在继承传统学术的基础上，借鉴和运用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考古学、地理学等现代人文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研究藏族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从而使研究西藏和藏族的学问从人文学科中分离出来，形成一门崭新的独立学科——藏学。19世纪初，匈牙利学者乔玛（Alexander Csoma dekoros）首创“藏学”（Tibetology）一词，研究西藏和藏族的学问从此有了专有名称。随着藏学在国际学术界和文化界的影响因西藏问题的特殊和敏感而日益扩大，这门年轻的学科发展成为国际“显学”。进入90年代，藏学成为人文学科中的一朵奇葩，鲜艳夺目。在世纪之交，中国藏学将以怎样的姿态迎接新世纪的到来？这是每一位藏学研究者都必须正视并加以思考的重要问题。认清世纪之交的藏学形势与中国藏学研究者的使命便是笔者撰写此文的缘起和宗旨。
中国是藏学的故乡，然而，由于藏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不长，加上藏学界长期以来对藏学发展史和藏学理论研究未予足够的重视，没有对藏学发展的历程进行深刻的反思，对藏学的概念、定义、研究对象和范畴等最基本的问题不能达成共识，对藏学的特点、规律和方法论没有加以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致使藏学的学科理论体系迟迟不能建立，从而严重地影响了藏学研究的深化和整体水平的提高。
总之，在人类即将迈进21世纪之际，对藏学的“家底”进行彻底的清理，对源远流长的藏学研究历程进行系统的总结和认真的反思，加强藏学理论的探讨，构建现代藏学的学科理论体系，使中国藏学以更成熟的崭新姿态走向新世纪，找寻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藏学现代化之路，已成为中国藏学界最紧迫的任务和义不容辞的天职。
2.藏学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笔者在1990年就曾提出：“藏学学科本身亦属藏学研究的范畴。”〔1〕随后便沿着这一思路进行了一些探讨。〔2〕笔者认为，受中国历史和文化发展大背景与西藏历史和文化环境的影响，藏学在各个历史时期形成了各自的时代特点和规律。因此，藏学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藏学的渊源（远古至18世纪），这一阶段可称为古代藏学或藏学的萌芽阶段。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藏族、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学者及外国学者对藏区的考察和对藏族社会历史文化的记载与研究的成果车载斗量，所积累的藏文、汉文和外文藏学文献浩如烟海。藏族高僧大德和学者借鉴印度文化精华并加以弘扬，形成了具有藏族特色的大、小“五明”，即“十明之学”，《本教大藏经》、佛教藏文大藏经《丹珠尔》和《甘珠尔》以及《贤者喜宴》、《青史》、《红史》、《汉藏史集》、《佛教史大宝藏论》、《土观宗派源流》、《王统世系明鉴》、《西藏王臣记》、《四部医典》、《萨迦世系史》、《朗氏家族史》等等即是其中的代表。汉文藏学文献则有历朝正史中的《吐蕃传》等。外文藏学文献以外国探险家、传教士所撰写的考察记、探险录和游记为主。总之，这一时期藏族学者的成果尤为丰硕，这为藏学研究积累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奠定了传统藏学的坚实基础，标志着藏学的萌芽，使中国成为当之无愧的藏学的故乡。
（二）藏学的形成与发展（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即近代藏学阶段。这一时期，随着人文学科的各个分支学科的兴起并传入中国，中国学者在继承传统藏学的基础上，借鉴和运用新兴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研究藏族历史和文化，使藏学从其他人文学科中分离出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这近一个半世纪中，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藏、汉民族的藏学家和外国藏学家，以更敦群培、喜饶嘉措、才旦夏茸、毛儿盖·桑木且、多吉杰博、张怡荪、任乃强、法尊、李安宅、王森以及杜齐、伯戴克、佐藤长、石泰安等为代表；出版了一批高水平的藏学论著，如《白史》、《喜饶嘉措文集》、《藏族史·齐乐明镜》、《藏汉大辞典》、《西康图经》、《西藏民族政教史》、《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西藏佛教发展史略》、《藏族简史》、《西藏画卷》、《西藏的文明》、《吐蕃僧诤记》、《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西藏历史地理研究》、《西藏的贵族与政府》等，使藏学的学科地位基本确立。这一时期藏、汉学者和外国学者的藏学研究各具特色，把藏学研究推进了一步，从而为现代藏学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三）藏学的兴盛（20世纪50年代至今），即现代藏学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在十年“文革”结束后迎来了学术文化的繁荣局面；国外藏学研究自19世纪以来未曾中断过，加上1959年大量藏文文献和藏族知识分子外流，给国外藏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样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下，藏学研究出现了兴盛的局面。这一阶段的藏学研究具有如下特点：（1）中国特色的新藏学（马克思主义藏学）确立。藏学研究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剖析藏族社会、研究藏族历史。使中国的藏学研究独树一帜；（2）藏学研究与政治和社会现实紧密结合。阐明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维护祖国统一和加强民族团结（分裂和独立与反分裂和反独立），维护西藏的社会稳定，促进藏区经济的发展，研究西藏和其他藏区的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成为这一时期藏学的主题；（3）藏学的整体水平有所提高，藏学研究逐步走向繁荣，这一时期，由于《西藏研究》、《中国藏学》、《中国西藏》和《西藏佛教》等刊物的创办，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民族出版社、西藏人民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机构的建立，中国藏学研究的总体水平得到很大提高，虽然国外藏学也有很大进展，但是藏学研究中心已开始东移；（4）藏学的国际学术交流日趋频繁，加强藏学的国际合作成为藏学界的共同愿望，藏学发展成为一门国际“显学”；（5）中国藏学的国际学术地位基本确立，中国作为国际藏学中心的地位逐渐成为现实。总之，新的藏学研究格局正在形成。
3.藏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反思藏学发展的历程，在看到已取得的成就的 同时，还应有清醒的认识——世纪之交的藏学形势不容乐观，藏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巳成为藏学进一步发展乃至飞跃的严重障碍。其表现在：
（1）藏学“家底”不清。从藏文创制、藏族有信史算起，藏学起源、发展，到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至今已有约1300年。13个世纪以来，藏族、汉族和其他民族以及外国学者的藏学研究结出了累累硕果，留下了极为丰富的藏学文献、论著和宝贵的治学经验，这是一笔珍贵的藏学遗产和取之不竭的藏学源泉。然而，国内外藏学界至今仍没有对藏学发展史进行很好的梳理和彻底的清理，因而看不清藏学领域的制高点、薄弱环节和空白点，在研究工作中往往带有盲目性，常常出现选题重复和“撞车”的现象。如清代治藏，1949年前就有数部专著和多篇论文予以阐述，近十余年来，围绕这一领域又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和几部专著，可是这些论著之间的“落差”并不明显，有的甚至还没有达到1949年前的水平；吐蕃史研究也有类似情况。藏学的许多领域如思想史、哲学史、科技史、人口史、历史地理等几乎都是亟待开发的处女地，而不少研究者在选题时往往很少从藏学发展的全局着眼，避难就易，不能站在前人的肩上向前迈进，其成果很少创见，白白耗费大量精力、财力和时间，导致藏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不能得到迅速提高，难以适应飞速发展的国际学术文化发展形势，也不利于中国确立其国际藏学中心的地位。
（2）藏学理论亟待建构。藏学这一名称是19世纪由匈牙利藏学家乔玛首创的，后发展成为Tibetology，意为研究西藏的学问。中国学术界长期把研究西藏、藏族和藏区称作“西藏研究”或“藏族史”，而把Tibetology译成“西藏学”。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藏学研究复兴，但是对“藏学”这一称呼并未达成共识，其间经历了一个由“西藏学”→“藏学”的发展过程，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藏学”这一名称才为中国藏学界所普遍接受。〔3〕
至今，藏学界对什么是藏学、藏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藏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的关系及藏学学科体系等藏学基本理论问题尚未展开讨论和争鸣，更谈不上达成共识。由于所处的时期不同和学者着眼点的差异，关于藏学的定义众说纷纭，而每个定义对其研究对象又有着不同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藏学”近似于“汉学”，其研究对象和范围只能是藏族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而有的学者则认为，藏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包括与藏族有关的一切领域，现实政治、经济、教育、军事、民俗等当然属于藏学的范畴，这些研究也称为藏学。两种看法相去甚远。正如拉巴平措先生所说：“无论在中国还是国外的藏学界，迄今对藏学的研究范围还未统一。有人认为藏学是对藏族传统文化的研究；有人认为是对藏族一般精神文化或狭隘文化的研究；有人则认为是对藏族及其社会和文化现象及特点的研究。”他本人认为，“对于藏族本身形成和发展的研究，对其社会、文化的研究，对其过去、现状和未来的研究，对其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研究等等，综合起来就称为藏学研究。”〔4〕《中国藏学》创刊号的《发刊词》写道：“藏学是研究藏族社会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它基本上属于人文科学范畴，但也包含一部分自然、社会科学的内容。”〔5〕多杰才旦先生给藏学下的定义是：“藏学是一门体系庞大的综合性学科，它包括社会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文学、音乐戏剧、建筑雕塑、医药历算、风土民俗诸学科以及藏族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提出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等广博繁富的内容。”〔6〕还有学者认为藏学是一个“学科群”，这容易使人们把原本独立的学科藏学视为杂乱无序、处于较原始的阶段、尚未形成一门独立学科的一大堆知识。笔者给藏学所下的定义为：“藏学是研究藏区自然环境、藏族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的科学，是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藏族的一门综合性学科。藏学的研究对象即藏族，其研究范围包括全藏区，即卫藏、安多、康巴地区以及域外如印度、不丹、锡金、尼泊尔等地的藏族，藏学学科本身（如藏学的学科理论，藏族学者、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学者、国外学者的藏学研究等）亦属藏学研究的范畴。”〔7〕总之，藏学界至今在藏学的定义、研究对象和范围这个藏学最基本的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没有形成能够为藏学界所普遍接受的简明扼要、高度概括、反映藏学的实质的定论，这对藏学的发展与确立其在学术界、文化界的地位非常不利。最现实的难题之一是，学术文化界在编撰人文学科方面的辞典或百科全书时，“藏学”这一词条就很难界定，往往也就不列入辞书，这给宣传藏学和让学术文化界了解藏学、确立藏学在人文学科中的地位带来了困难。当然，“所有的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的各方面联系”。〔8〕
藏学是一个大系统，是由各子系统（分支学科）构成的有机整体，其内部各领域（分支）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探索各领域之间的联系和共同规律，是建立藏学体系的前提，至今这一课题的研究几乎还是个空白。阐明藏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的关系，是把握藏学的特点的另一项带有理论性的课题，藏学界尚未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3）藏学方法论尚未确立。有的学者认为，藏学没有自身的研究方法，完全是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的。现实的藏学研究中，也常借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考古学等人文学科的方法进行研究，藏学研究方法的特色很不鲜明。同时，传统藏学的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也日益明显。正如拉巴平措先生所指出的：“许多藏族老学者对于藏族的大小‘五明’有深厚的根底，但由于缺乏现代科学理论，不懂新的研究手段，使藏学事业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国外学者通过录音、录像制作幻灯及其他手段研究藏学值得借鉴。”〔9〕次旺俊美先生说：“外国学者用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新学科进行藏学研究，所以能搞出相当有份量的成果。”传统的藏学研究“往往是‘过去就是这种说法，不用说了’，……而不探究问明，从狭小和神学史观的角度来讨论。”〔10〕恰白·次旦平措先生认为，在旧时代，神话传说“充斥于西藏的绝大多数王系史及宗教史中，不管是否符合实际情况，都被当成‘真正的历史’，谬种流传数百年。这些离奇的说法，在识字的群众当中，也以父子相传的形式广为流布，造成深远的影响。”有的学者声称，“否定《柱间史》就是否定西藏的历史。”“学史的目的就是为了了解以往的规矩，并在今后依照原样将其传续下去。”在旧时代，治史者“仅仅是为了治史而读史，只是见什么说什么，依葫芦画瓢，几乎没有人去辨是非，溯本求源。”“即使松赞干布以来的历史，秉笔直书者亦属罕见。”“须知，西藏没有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西藏史学也同样如此，在上千年的时间里，形成的是一片冰雪的荒原。”〔11〕更敦群培大师也曾指出：“一切旧的都被称作神的规法，一切新的都被认为魔的幻化，一切奇的都被想成不祥之兆。” 〔12〕这不仅揭示了传统藏学研究方法的弊端，也指出了传统藏学史观的局限。这表明，藏学的发展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具有鲜明藏学特色的现代方法论体系。
因此，建构藏学理论和方法论，从宏观和整体的角度审视藏学，奠定适应时代发展的现代藏学新格局，已成为藏学界的当务之急，这就突出了藏学现代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二、中国藏学的现代化
藏学的现代化是中国藏学走向繁荣兴旺的必由之路，探讨中国藏学现代化方案是时代赋予藏学研究者的使命。藏学现代化只能是在继承和弘扬传统藏学基础上的现代化，只有认清藏学发展的特点、规律和藏学的格局，藏学的现代化才会根深叶茂。藏学现代化应当是学科理论、学科体系、研究方法、文献信息和人才的现代化。
1.建立现代化的学科理论体系
“体系是内容以范畴形式的逻辑展现，它属于理论内容的形式的方面。相应的内容只能体现于相应的形式之中，所以没有一种发展成熟的学科内容不具有一贯性的和严密的理论体系。”“严密的科学体系便成为理论学科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13〕进入90年代，藏学的发展不但要求建立一套独立而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而且也为建立这一理论体系准备了前提条件。阐明藏学的含义、界定藏学的概念和范畴、探寻藏学的特点和规律、建构藏学理论和学科体系的时机已经成熟。表现在：一方面，国内的藏学专家对藏学的学科特点和藏学基本理论已进行了初步探讨；〔14〕另一方面，随着藏学走向成熟，藏学的分支学科逐渐形成。藏学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适应藏学和藏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在其发展进程中在分化出一些子学科的同时，又不断吸收其他学科的成果，形成新的子学科，如藏族社会学、藏族人类学、藏族心理学、藏族伦理学、藏族美学等，使其研究领域不断扩大，藏学本身也渐趋成熟。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藏学的内涵应有三个层次，即藏、汉、外文文献资料（包括文物考古资料）及对藏学文献的整理、研究和利用；对藏区的实地调查及文献与调查材料相结合的藏学研究；对藏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及指导该学科研究的理论。藏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属于藏学内涵的第三个层次。20世纪末，藏学母系统和子系统均基本发育健全，藏学的学科体系已具雏形。在这种情况下，藏学研究应当明确树立一种体系意识，把藏学体系的建构视为藏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当藏学的学科知识积累到一定数量，学科内容发展到一定程度，学科理论达到一定水平时，就应当适应藏学发展的形势，抓住时机，使直观认识上升到理念，把经验知识凝炼为范式，使理论思想升华到新的更高境界。〔15〕藏学研究的现实已经证明：缺乏藏学基本理论和藏学学科体系巳成为藏学研究产生飞跃的重大障碍，建构藏学理论和藏学体系必须提上日程。笔者曾提出：“藏学研究包括藏学的断代研究、专题研究、通史研究、地方史研究以及藏学发展史研究等。”〔16〕现根据这一思路，将藏学体系勾划如下：
人文学科系统
学科研究系统｛
专题研究系统 自然科学系统
藏学系统｛断代研究系统 地方研究系统
区域研究系统｛
地方藏学系统
学科研究系统（举要）包括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两个方面，其中人文学科：藏族历史学、藏族经济学、 藏族政治学、藏族宗教学、藏族语言学、藏族民俗学、 藏族考古学、藏族教育学、藏族伦理学、藏族体育学、 藏族人口学、藏族哲学、藏族美学、藏族艺术、藏族文学：自然科学：藏族地理学、藏族天文历算学、藏族医 药学；
专题研究系统（举要）包括：族源研究、本教研 究、敦煌藏文写本研究、藏传佛学、藏传因明学、藏文《大藏经》研究、寺院研究、政教合一制度研究、活佛转世研究、藏汉关系研究、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研究、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研究、藏族人物研究、藏族服饰研究、藏族民居研究、《格萨尔》研究、青藏高原研究、拉萨研究、藏学学（藏学理论、藏学史）；
断代研究系统包括：远古研究、吐蕃王朝研究、分裂割据时期研究、萨迦王朝研究、帕竹王朝研究、甘丹颇章王朝研究；
区域研究系统包括地方研究系统和地方藏学系统两个方面，其中地方研究系统：卫藏研究、安多研究、康巴研究、域外藏人研究；地方藏学系统：西藏藏学、青海藏学、甘肃藏学、四川藏学、云南藏学、北京藏学、台港藏学、国外藏学；
上述表明，藏学体系（系统）至少可以从学科、专题、断代、区域（地方）四个既密切联系又存在区别的方面勾划和建构。藏学大系统之下的各个子系统都具有相对独立的内涵，因而每个子系统（分支）又可构成单独的一门学科。然而，藏学的大系统（母系统）并不等于其子系统的简单相加，建构藏学理论和学科体系的根本目的，在于使藏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子系统）协调、平衡，使各个分支领域、各个专题的研究深化，使子系统健全、成熟，反过来促进母系统的完善，即使子系统相加之和大于母系统，从而提高藏学的整体水平。把握藏学的脉搏，认清藏学发展的规律，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结合中国藏学的实际情况，确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藏学理论体系，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和时代的要求。藏学研究者应当肩负起建立结构严谨、融汇贯通的现代藏学体系的使命，以对20世纪的藏学发展史有所交代。
2.确立现代藏学方法论
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任何一门学科都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或者需要借助其他学科有益的研究方法。有的学者认为，藏学没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完全是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来从事研究，这种看法值得商榷。古代，藏族学者和高僧大德吸收和借鉴印度文化和佛学的知识和方法，并加以藏化，将藏族文化划分为大五明、小五明分别研究，称为“十明之学”，形成藏学特有的研究方法。自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来，随着青藏高原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加深，藏族学者又借鉴汉族的史学方法阐释藏族历史，撰写史著。数百年来，藏族高僧和学者正是运用具有印度文化和汉文化色彩而又独具鲜明的藏族特色的校勘、注疏、译注、纪传体（如王统世系和传记）、记事本末体（如教派源流）等研究方法，写下了大量藏文名著，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传统藏学研究方法。近代，藏学研究者在继承传统藏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借鉴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赋予传统藏学方法以现代色彩。藏族学术大师更敦群培（1903—1951）把传统和现代的研究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从事研究，写出了《白史》等藏学名著，开藏族学术研究的一代新风，对现代藏学方法论的确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中国特色的现代藏学方法论体系应当有三个层次，即最根本的方法论原则——唯物辩证法；一般的科学方法论（中间层次）；藏学的具体方法论。今天，中国藏学研究者应当继系传统藏学的优良学风和研究方法，克服其历史局限，积极主动地向其他学科汲取养分。藏学具有民族性、整体性和综合性、现实性及国际性的特点。作为研究与藏族有关的一切历史和现实的一门独立学科，藏学与汉学、蒙古学、满学、壮学、彝学、傣学、朝鲜学、犹太学等研究单一民族的学科有着共同的特点；作为人文学科的一个分支，藏学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历史学、语言学、民俗学、地理学等有着交叉与边缘关系，即彼此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交叉；作为因文献和文物被外国文化侵略者窃夺而流失海外、并在国外发展成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和学科，藏学与敦煌学有着相似的学科命运（在旧中国，从事藏学和敦煌学研究的中国学者还要远涉重洋到欧洲去留学，藏学家于道泉和敦煌学家常书鸿即是其中的代表）。近代以来，藏学正是在不断借鉴上述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的过程中走向成熟的。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藏学界对藏学的学科特色、藏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的分支的关系缺乏探讨和论证，因而难以界定藏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学科群”之说由此产生，这就削弱了原本非常独特的藏学的特色。中国藏学唯有继承传统藏学研究方法、借鉴现代人文和自然学科的研究方法，建立一套独具特色的现代藏学研究方法，确立中国特色的现代藏学方法论，并运用于藏学实践，形成中国的藏学学派，才能得到中国学术界和国际学术文化界的认同，使藏学成为21世纪的国际“显学”。
3.实现藏学文献、信息的现代化
中国的藏学文献非常丰富，包括藏文和汉文文献，其中藏文文献藏量巨大，主要保存于藏区各大寺庙，国内各大国书档案馆，部分大学和研究机构也有收藏。这是藏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料源泉，也是藏学永葆生机的根本。近年来，我国藏学文献（主要是藏文文献）的收集、保存、整理和出版取得了较大成就，藏文档案部分开放，促进了中国藏学的发展。同时，由于藏文典籍较为分散，受人力、物力、财力和研究工具与手段的限制，藏文文献的整理和利用水平还很低，全国究竟保存着多少藏文文献，心中无数。有“藏族文化宝库”之称的德格印经院、拉卜楞寺、布达拉宫等的藏书编目已取得初步成果，民族出版社出版了《藏文典籍目录·文集类子目》一、二、三卷，藏文大藏经《丹珠尔》部的校勘也初见成效。但是，有“第二敦煌”之誉的萨迦寺的大量珍贵藏文典籍还原封未动，西藏档案馆的藏文档案尚未完全开放，梵文贝叶经的整理和研究进展缓慢，藏文典籍的出版还存在困难，这远远不能适应藏学发展的形势。
为了抢救正在散失的藏文典籍，使分散保存于全国各地（主要是藏区）的藏文文献得到更加有效的开发和利用，应当采取以下措施：
（1）由中央和地方有关的行政部门和文化部门组织、协调，选派精通汉、藏文的藏学研究人员对藏、青、甘、川、滇五省区的藏文文献进行全面的调查摸底，并尽可能准确地加以统计和编目，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中国藏文献·藏文目录》。相应地，收集、整理汉文史籍中的藏学文献，出版《中国藏学文献目录》。
（2）集中力量，发挥地方优势，有计划、有步骤地整理、出版藏、汉文藏学文献。可以分专题先出版时代急需的文献和档案，如西藏地方历史档案等（已出版了一部分）。
（3）运用照相、缩微、复制、录像等现代研究手段进行藏学文献的收集。并组织力量收集保存于国内的外文藏学文献和国外藏学文献，如伦敦印度事务部档案、英国外交部档案、美国国会图书馆藏藏学文献、日本东洋文库藏藏学文献等。然后将国内外收集的所有藏、汉文和外文藏学文献进行分类、编目，输入计算机，供国内外藏学界使用。
（4）从藏学发展和弘扬祖国文化的大局出发，加大开放藏学文献的力度，打破地区、部门界限，不搞封锁和垄断，使现存藏学文献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从而提高中国藏学的整体水平，繁荣祖国的藏学事业。
要实现中国藏学的现代化，藏学信息的现代化是关键。在信息时代，谁能迅速有效地掌握学术信息，谁就能站在学科的前沿。在90年代，随着世界学术文化的飞速发展，国际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作为“显学”的藏学，其学术交流对促进该学科的发展更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藏学的信息交流主要通过以下渠道进行。国内——地区间的藏学学术交流，包括大陆藏学界与台、港、澳藏学界的学术交流；学科间的学术交流，即国内藏学界同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历史学、哲学等其他人文学科界的学术交流；藏学界与党政部门的信息交流。国际——中国藏学界与外国藏学界、学术文化界和政界之间的信息交流。传统的学术信息交流方式主要是举办学术研讨会、学术讲座、学术出版物、学术访问与合作研究等。实现藏学信息的现代化，不仅要经常保持上述信息渠道的畅通，充实信息源，而且要在继承传统信息交流方式的基础上，创造新的形式，引进现代化的通讯技术手段，如计算机国际互联网络（Internet）等，充分利用全世界的藏学资源，迅速准确地掌握国际国内藏学信息，实现藏学的现代化。
4.造就现代化的藏学人才
藏学研究队伍的现代化是中国藏学现代化的根本。建国四十多年来，我国的藏学研究队伍已形成梯队。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非常重视藏学人才的培养，已毕业的一百余名硕士和近十名博士逐渐成为藏学骨干，中国藏学后继有人。然而，藏学研究者能否肩负起跨世纪的重任，中国藏学的现代化能否实现，取决于藏学人才的素质。而提高藏学研究者的素质，造就现代化的藏学人才，至少应当实现“三化”——知识结构的现代化、研究方法的现代化和观念的现代化。
（1）掌握现代科学知识
20世纪，科学的发展经历了从综合到分化、再从分化走向交叉与综合的历程。本世纪末，学科交叉、相互渗透的趋势加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藏学研究者只掌握本学科的知识和技能已不能适应世界学术文化发展的要求。不仅要精通藏文、汉文，熟练地运用梵文和英、德、法、日等外文，谙熟藏族史、中国史、世界史和佛学、宗教学，还应当了解和掌握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哲学、经济学、民俗学、语言学、考古学、人口学等人文、社会学科知识以及地理学、天文（历算）学、医学（藏医药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只有在精通藏学的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广泛地吸收和借鉴其他人文、社会和自然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更新知识结构，运用多学科的知识来考察藏族历史，分析藏区现实，才能开阔视野、拓展新的领域，取得具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
（2）运用现代科学方法
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二者既密切相关又不能完全等同，掌握了现代科学知识并不等于就掌握了现代科学方法，最重要的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运用所掌握的知识和理论从事藏学研究。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藏学研究者，首先必须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和方法，并用于指导藏学研究。同时，还应当从现代人文、社会和自然学科的研究方法中汲取营养，使藏学本身的研究方法得到充实和发展。能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把传统藏学研究方法与现代藏学研究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不断地从相邻和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中汲取养料，运用比较研究、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实证等方法从事研究，应当成为衡量中国现代藏学人才的标准。
（3）树立现代观念
藏学研究者更新观念，树立现代意识，是中国藏学现代化的核心。缺乏现代意识，建构现代藏学理论体系、确立现代藏学方法论、实现藏学文献信息的现代化和造就现代藏学人才皆无从谈起。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藏学研究中还存在迷信、教条、公式化、一言堂、投机取巧等弊端，中国藏学研究的整体水平难以有很大提高，这是重要原因之一。藏学研究者应当辩证、历史地对待传统，象藏族学术大师更敦群培那样反省传统，反对迷信和教条，藐视权威，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才能解放思想；藏学界应当对重大的理论问题、现实问题和其他学术问题开展讨论和争鸣，以活跃学术气氛，使学术研究深化，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并在基本的理论和学术问题上达成共识：只有树立现代观念，才能打破学术禁区，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形成各种学术流派，在各个专题、各个断代和各个领域培养学科带头人，从而使中国藏学走向真正的繁荣，确立国际藏学中心的地位。
总之，在世纪之交，中国藏学研究者有必要对藏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世纪的藏学）进行深刻的反思，认清藏学的走势，把握国内外藏学的脉搏，在此基础上建构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藏学理论体系和方法论，造就一支现代藏学队伍，广泛开展藏学研究和学术交流，与国际学术接轨，承担起时代赋予的学术使命，从而实现中国藏学的现代化。
注释：
〔1〕见拙文：《藏学研究概览》，《中国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11期。
〔2〕见拙文：《中国近十年藏学人才培养的反思》，（香港）《法言》，1990年8月号，第2卷第4期。《西藏研究四十年的社会影响》，《民族研究》1991年第5期,《北京的藏学研究》，《历史月刊》（台湾）第83期，1994年12月号。
〔3〕“西藏学”→“藏学”的发展过程，以藏族藏学家多杰才旦研究员（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和拉巴平措研究员（西藏社会科学院院长、西藏自治区副主席）二人的论述最具代表性。1981年，多杰才旦先生（时任西藏社会科学院院长）发表《西藏学研究刍议》（《西藏研究》1981年创刊号）；1983年，拉巴平措先生发表《西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西南民族研究动态》1983年第8期）。1988年，多杰才旦先生发表《回顾与展望我国的藏学研究》（《中国藏学》1988年创刊号）；1992年，拉巴平措先生发表《中国藏学今昔》（《中国西藏》1992年秋季号）。
〔4〕拉巴平措：《中国藏学今昔》，《中国西藏》1992年秋季号。
〔5〕《中国藏学》（汉文版）1988年第1期。
〔6〕多杰才旦：《回顾与展望我国的藏学研究》，《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
〔7〕《藏学研究概览》，《中国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11期。
〔8〕《列宁选集》第2卷，第808页。
〔9〕〔10〕《藏学研究通讯》1988年第3期。
〔11〕恰白·次旦平措：《藏史研究发展的回顾》，《西藏社科论文选》，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2〕《更敦群培文选》（藏文版），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417页。
〔13〕〔15〕高清海：《时代需要我们去创新学科体系》，《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6期。
〔14〕近十多年来，所发表的有关论著主要有：《国外西藏研究概况》（冯蒸）、《西藏学研究刍议》（多杰才旦）、《西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拉巴平措）、《藏族史学史》（王尧、沈卫荣）、《藏史研究发展的回顾》（恰白·次旦平措）、《关于开展西藏学研究的几点意见》（李有义）、《藏学建设四题》（邓锐龄）、《回顾与展望我国的藏学研究》（多杰才旦）、《中国 藏学今昔》（拉巴平措）等。
〔16〕拙文：《北京的藏学研究》，《历史月刊》（台湾）第83期，1994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