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专科与应用型本科衔接的观念桎梏及其突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桎梏论文,高职论文,专科论文,观念论文,本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8.4；G718.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4203(2012)08-0059-06
一、高职专科与应用型本科衔接：教育发展的必然
1.高职专科与应用型本科衔接的内涵
社会人才类型在宏观结构上大体分技能型、技术型、工程型和学术型四类[1]，我国高职教育主要培养专科层次高端技能型人才，应用型本科主要培养本科层次技术型、工程型人才。高职专科与应用型本科在教育内涵与定位特征上具有一定的共性与关联：都为区域经济社会和各行各业培养实用性、技术性、应用性人才，都有明显的职业定向性特征；它们之间最大的差异则是专科、本科教育层次上的差异。[2]根据应用性人才成长规律和西方国家人才结构的职业带理论(Occupational spectrum)，技术应用性人才培养要立足个体职业成长，面向技术升级、产业结构流变及社会职业发展变化，使其获得合理智能结构与发展能力，顺利进入适合自己生存发展的职业岗位或职业领域。与之相应，高职专科与应用型本科衔接的直接目标是为高技能人才提供升学通道，终极目标指向开发和提升劳动者的职业能力。那么，衔接的核心内容应包括培养规格的类型贯通与层次衔接、专本升学制度的衔接、专业布局及课程内容的纵向衔接。进一步讲，现有高职院校主要定位于专科层次发展，地方应用型本科向高职本科转型发展，促进高职专科与本科的纵向层次衔接和横向规格贯通，以形成相对完整的高职教育类型，进而与普通高等教育一起构成完善的高等教育结构体系。两者的规格融合和功能衔接，必将增强区域内技术应用性人才在类型、层次、规格等结构上的合理度，以及人才整体结构对区域产业结构流变的适应度。
2.高职专科与应用型本科衔接的外部动因
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既有多样性又有层次性，高等教育大众化条件下这种特性更加明显。我国高职专科立足于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突出基层岗位操作技能的娴熟；应用型本科则培养具有较强技术理论基础、实践技能和应用能力并服务于生产管理一线的高级技术型、工程型人才。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职专科和应用型本科在培养规模和人才结构上还难以跟上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技术应用性人才的整体培养与社会实际需求脱节，高职专科与应用型本科之间培养规格脱节、培养层次结构不优化。毋庸置疑，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势必带动社会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大幅度调整，高级技术应用性人才的培养既要扩大规模又要优化结构，才能满足社会发展和劳动力就业的双重需求。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史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技术应用性人才培养的规模将扩大，培养层次也将逐步提高。德国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设置兼具普通大学和高等专科学校特色的应用科技大学，以培养本科层次技术应用性人才。台湾地区在20世纪70年代将许多专科学校改制为技术学院，后来部分技术学院升格为科技大学，从而形成从中专、大专、本科至研究生层次的完整的应用性人才培养体系。当前，我国迫切需要通过高职专科与应用型本科衔接，促使应用性人才培养体系走向完备，以适应社会转型的多样化、多层次需要和高等教育大众化需要。
3.高职专科与应用型本科衔接的内部动因
一是高技能人才迫切需要升学通道。产业转型升级必然对高技能人才的岗位技能、职业能力、社会适应性均提出极大挑战，从而使终身教育成为其提升职业能力的理性诉求。与此同时，社会为了缓解劳动力就业结构矛盾，必然要为高技能人才的升学和终身职业发展提供教育路径，并在教育制度上为其打开升学通道，架构人才成长“立交桥”。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职教育还没有真正担负起“就业”和“升学”的双重功能，高技能人才成长“立交桥”还存在着政策性障碍，升学通道相对狭窄。法律、政策上目前还未能形成各级各类教育沟通融合的体系，升学制度缺乏相应的沟通衔接。二是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迫切需要突破发展困境。对照国际教育分类标准，我国地方应用型本科教育显然应归在5B(应用型)高等教育系列。但“普通高等教育”的“出身”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对自身发展的科学定位，许多院校培养目标趋同、培养特色不明、发展困境重重。突出表现为培养规格目标一直在5A(学术型)和5B(应用型)两个类型中徘徊、摇晃，致使毕业生就业竞争力相对较弱，知识应用和技术转化能力不如“985”高校、“211”高校，技能操作不如高职专科院校。从适应劳动力就业的层次结构需要讲，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必须与高职专科院校一起，协同推进培养规格目标的层次承接，包括人才培养目标规格上体现专科与本科的连贯性，培养模式与过程体现专科与本科的职业同向性，专业人才输出上对接区域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动态变化需要。
二、衔接的重要途径：地方应用型本科转型为高职本科
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目前全国约有300所，校名一般以所在城市名加上“工学院”、“工程学院”、“工业学院”、“科技学院”、“文理学院”等，绝大多数是1999年以来由原来专科院校合并、重组、升格而来的新建本科院校。这类院校一半以上设置在中西部地区，较多集中于地级市(含县级市)[3]，直接面向区域经济和行业企业生产一线培养本科层次高级技术型人才，要求专业紧密结合地方或行业特色，类型层次呈现鲜明的“技术应用”特征。根据当前产业转型升级和劳动力就业的现实需要以及教育部“教职成[2011]12号”文件精神，地方应用型本科转型高职本科将是历史的必然，并将在转型中大有作为。
1.转型的时代背景
首先，我国目前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现代农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高级技术应用性人才作劳动力支持。但现阶段一、二、三产业中都存在高级技术应用性人才(包括高端技能型和高级技术型人才)总量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就业能力与岗位需求不相匹配等结构性短缺问题突出。其次，我国目前正处于高等教育结构体系调整变革的重要时期，建立高校分类体系、进行高校分类管理已迫在眉睫。毋庸讳言，高等教育类型结构和层次结构的缺陷正严重影响着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效益，影响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整体发展的协调度。尤其是教育制度的现有安排及其暗示效应，致使地方应用型本科教育徘徊于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之间，许多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盲目求全求大，专业设置与培养目标趋同，缺乏多样化。再次，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加快和终身教育时代的到来，迫切要求举办本科层次高职教育。发达国家职业教育是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备适应终身教育需要的职业教育体系和人才成长通道，同时强调职业教育适应社会产业与劳动力的双转移。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的加快，同样使得职业教育向更高层次拓展、劳动者在终身教育中提升职业能力成为普遍的社会诉求，因此开办与发展高职本科教育已势在必行。
2.转型带来的积极影响
首先，可以促进高等教育整体生态平衡。根据教育部统计，2010年全国有普通本科院校1112所，在校生平均规模13100人；高职(专科)院校1246所，在校生平均规模5904人。可见目前本科层次在校生整体规模(约1456万余人)远远大于专科层次(约735万余人)，如果在现有规模结构的基础上新扩高职本科教育规模，那么专科、本科教育规模整体倒挂势必加剧。而地方应用型本科的高职转型，有助于缓解规模倒挂问题，有助于促进高等教育内部体系的生态平衡。其次，可以完善高等教育类型结构体系。在类型上，目前我国“普通高等教育”和“高职教育”两条腿是“瘸跛腿”：普通高等教育不管理论学术型还是技术应用型都囊括其中，专科、本科、研究生层次完整，而高职教育仅有专科层次。地方应用型本科向高职本科转型，既能弥补高职本科层次缺位问题，又能促进高等教育类型结构与层次结构的合理化。第三，可以加快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目前我国职业教育体系还不能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突出表现为职业教育的结构、层次和质量难以适应产业升级需要[4]，包括中高职体系衔接与协调发展，高职教育内部专科、本科、研究生层次结构完善。地方应用型本科向高职本科转型，无疑适应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需要。第四，可以帮助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走出发展困境。面对毕业生就业和院校发展的双重压力，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必须走差异化、特色发展之路来避免残酷竞争，而向高职本科转型、培养高职本科人才，无疑是彰显特色和形成竞争优势的有效途径。最后，转型后的高职本科与现有高职专科形成类型内的层次差异，既能消除“高职即专科、专科即高职”的谬论，使高职教育走出“国家重视、社会歧视”的怪圈，又能有效破解我国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悖论”。
3.转型的现实可行性
目前我国整体发展高职本科教育不外乎新办、升格和转型三种基本路径：新办即从头开始新建高职本科院校；升格即现有高职专科院校升格为高职本科院校；转型就是将与高职本科类型相近的地方应用型本科转型为高职本科。显然，“新办”投入大、成本高、收效慢；“升格”整体条件不足，毕竟高职专科教育目前正处于从规模发展转向内涵提升的关键阶段，而且在“升格”上国家宏观控制严格；“转型”则新增成本小，人才培养时效快，不失为最佳路径。[5]其实，地方应用型本科在层次类型、规格目标、培养模式等方面更多地体现了高职教育的本质特征，已有的办学基础和办学条件为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准备。[6]一是学校发展定位相当于高职本科院校。尽管没有鲜明地提出“职业性”，但是对“地方性”、“行业性”、“应用性”等实际内涵的把握上，始终都映照着“技术与职业教育”的功能定位。其功能定位相当于英国的多科技术学院、德国的高等专科学院、印度的工程技术学院和技术大学、我国台湾地区的技术学院和科技大学等。二是培养规格定位与高职本科教育接近。培养规格一般定位于具有较强技术理论基础和技术应用能力并服务于生产管理一线的本科层次专门人才，比如工程师、会计师、律师等。有些院校在这方面已做出积极探索，他们借鉴高职教育办学思路，不自觉地朝着高职本科办学方向靠近，已有效地打开了人才培养的“出口”。三是人才培养模式反映了高职本质特征。凸显的“校企合作主体二元性”和“工学结合模式二元性”的基本特征[7]，无不涵盖了高职教育“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本质特性。四是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与高职一致。产业转型升级要求其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增加职业教育内容，既保持与高新技术发展同步，又坚持以能力培养为核心，还要关注社会职业发展变化。
4.转型面临的主要困难
高职专科与应用型本科衔接不是一项简单的专升本制度衔接，地方应用型本科的高职转型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高等教育管理体系划分与转换。它不但涉及国家教育管理体制调整、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等制度层面的重新构建，更是一场教育观念的大变革、专本院校主体行动的大调整和大协同。当前，最大的困难莫过于“观念的桎梏”，毕竟观念是行动的先导，很大程度上制约甚至决定制度体系生成的方向、程度与水平，影响教育主体的自我定位与办学行为。比如受传统“重学轻术”、“重普教轻职教”等思想的影响，有些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仍然难以摆脱“升大”(升为综合性大学)情结的困扰，渴望转型加入“学术型”高等教育行列；一些已初步彰显技术本科(广义的高职本科)办学特色的院校，始终不愿明确承认“高职”培养特色，生怕站在“高职”队列就遭歧视。高职院校群体基本也是如此，专科院校不甘于专科层次，急切希望升格本科、抢占一席之地；某些局部在办的高职本科专业也急于转型跻身到“普通高等教育”系列。如果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和高职专科院校不能打开传统观念的桎梏，无疑将影响“衔接”、“转型”的程度与成效，也势必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结构体系调整和高职教育科学发展的水平，影响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对区域产业发展的适应度、契合度和贡献度。
三、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观念桎梏及其突破
1.“重学轻术”之观念桎梏
从字义上理解，“学”通常指学历、文凭，表明知识掌握的程度和水平；“术”通常指本领、能力，即应用知识的方法和技术，含有转化、生成和解决实际问题之意蕴。学是术的前提和基础，术是学的转化和生成，学与术互为促进、互为依存。那么学与术到底孰轻孰重？这很难一言以蔽之，应置于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特定社会经济基础、特定职业岗位特质乃至特定的人而具体考察、具体选择。随着现代科技的快速进步和产业的转型升级，当今社会势必需要更多的技能型、技术型和工程型人才从事技术应用、成果转化，同时要求其必须具有较强的职业能力才得以生存发展，而这些能力在内涵上更加强调“技术”性和“应用”性。历史上传统的“重学轻术、重理论轻应用”之观念桎梏，深刻地影响着我国教育结构体系的构建水平及改革历程，也影响着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教育教学改革，比如过于强调精英教育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过于强调学科理论知识的深度。这直接导致社会上真正从事技术应用、工程实践的人才太少，并成为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水平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的重要因素。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以及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改革，人们的观念正逐步发生改变，“技术”和“应用”的重要性已日益为社会所认识和重视。地方应用型本科直接面向区域社会和企业生产一线培养技术性、应用性人才，本质特征是“技术应用”，因而要突破“重学轻术”的传统观念，坚持教育理性，规格定位上更强调技术性而不是学术性，培养过程更应强调实践性、实用性和产学合作培养。
2.“重普教轻职教”之观念桎梏
现代社会经济制度的最显著特征是高度复杂的社会劳动分工，并把劳动分工物化为不同类型的社会职业。大众化进程中的世界高等教育职能已逐步涵盖了职业准备，使得高等教育发展更强调社会服务的区域性和行业性，以及现代高等教育的应用性和职业性。对此，我国应用型本科教育比如工科专业领域，也在借鉴学习美国、欧洲等工程教育先进理念，积极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最引人注目的是CDIO教学模式改革和教育部“卓越计划”)；人才培养要求“回归工程”、“学以致用”，强调全面工程训练，以大工程观为背景构建课程体系与教学体系，以工程实例为载体开发锻炼工程实践能力；专业教育融入职业元素，更加关注职业能力开发。国家也在酝酿出台工程师等职业资格制度，加大培养专门的职业性人才的力度。一些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主动瞄准地方产业发展，积极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培养专门职业性人才，如上海电机学院探索的“技术本科教育”就属广义的高职本科教育。但是受传统“重普教轻职教”观念的长期困扰，许多院校始终不愿承认办学的“职业性”特征，生怕列入高职而遭“歧视”。正是这种观念的桎梏，加上高校招生制度的不完善，以及社会对高职教育的偏见，影响了地方应用型本科的教育教学改革和高职的健康发展。面对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流变对不同职业领域和不同层次人才的迫切需求，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理应克服并超越传统观念束缚，走出“重普教轻职教”之心理束缚，逐渐向高职本科转型，培养专门职业性人才，以在社会中发挥不可替代的功能。
3.“升大”情结及其超越
高校之间的竞争本质上就是资源的竞争，而这种资源的竞争或配置在很大程度上又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紧密相关。长期以来，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类型结构体系划分不尽科学，以及教育管理体制上习惯于行政化分档次管理(高职专科院校、一般本科院校、“211”院校、“985”院校等)，这种“层次代替类型”的管理致使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存在着区域不均衡、层次不均衡、结构不均衡等现象。比如国家层面上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包括资金、人才、招生等优惠政策)流向“985”、“211”等战略性重点高校，地方层面上综合性大学往往优先得到更多的资源配置(包括财政拨款和重点学科、品牌专业等建设项目)，而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基本排在“大学”之后。所以部分应用型本科院校(学院)总是怀有难以割舍的“升大”情结，希望通过“升大”的“华丽转身”获取更多优质教育资源，促进自身发展。目前，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和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在提醒我们，加强高等教育类型结构调整与分类管理迫在眉睫！当然换个角度看，培养职业性人才的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更名为“大学”(不同于综合性大学)也是合情合理的事，如同德国的“应用科技大学”、台湾地区的“科技大学”。这启示我们，我国高等教育在科学分类和健全层次的基础上，将来不妨结合国内传统观念并接轨国际以顺势利导：引导规范5B高等教育对应学校的校名并淡化“职业”二字，如高职本科院校称“科技大学”突出“科技”意蕴，高职专科院校称“技术学院”突出“技术”意蕴。这样将有助于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打开观念桎梏，明确自身定位与发展方向(转型高职)，从而促进专本院校的深度衔接、合作育人。
四、高职专科院校的升本情结与观念突破
1.高职教育发展水平及高职院校层次定位
截至2010年，全国共有普通高校2358所，其中高职(专科)院校1246所。高职教育在院校规模上已占据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并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力量。经过近十年的改革推进，尤其是国家示范(骨干)院校工程建设，促进形成了一批优秀院校群体，提升了高职教育质量和院校办学水平。可以说，高职教育在实现类型发展和功能拓展的进程中，以强化“高技能”、“就业导向”以及自身的“职业性”优势，弥补并促进了区域高等教育的纵深发展。但传统教育重普教轻职教等思想，人才选拔标准与机制的不科学，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高职教育的健康发展和功能发挥。近年来，尽管高职教育具有很强的职业定向特征，但毕业生在知识更新能力、科技转化能力和创新能力上还相对较弱。可以预测，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过程的完成，这种过于注重操作技能的实用型技术人才也将相对过剩，可能带来劳动力就业结构矛盾甚至高职招生危机。对此，教育部“教职成[2011]12号”文件提出“拓宽高等职业学校应届毕业生进入本科学校应用性专业继续学习的渠道，鼓励高等职业学校与行业背景突出的本科学校合作探索高端技能型人才、应用型人才专业硕士培养制度。”根据相关文件精神，未来十年中，高职专科院校应着力于发挥自身办学优势，重在提升内涵质量，保持稳步发展。既要根据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整体目标与要求，科学定位专科阶段教育目标与质量标准，又要加强与应用型本科教育合理衔接、合作育人，在更深层次的教育教学改革中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2.高职专科院校“升本”情结及其超越
近年来，高职院校尤其是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在办学条件、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一些院校对自身条件缺乏足够的客观性评估及理性分析，难以抗拒“升本”诱惑。根据高职教育发展历史和总体水平，现有高职专科院校升格为本科院校的条件尚未成熟，若在短期内将现有高职专科院校升格本科，很有可能出现高职教育质量的滑坡或高职教育体系上新的断层。[8]事实上，我国1999年便开始尝试举办高职本科，尽管探索从未间断，但前几年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足以拉动高职本科教育的大规模需求。加上高职教育发展历史、质量水平和社会对职业教育认识偏差等多重限制，高职教育层次提升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更重要的是，前期探索基本都站在“显性”高职教育——现有高职专科教育层面上，囿于高技能人才如何在高职院校内部提升学历层次，囿于高职院校或专业如何升格为本科层次，而忽视了对“隐性”高职教育——地方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关注。[9]前期探索也缺乏对区域产业结构和社会职业带的宏观关注，缺乏对区域劳动力数量及规格结构的整体把握，缺乏对应用性人才培养体系整体构建的理性认识。正是观念的桎梏没有打破，加上探索的视野不够开阔，从而使我国高职教育与地方应用型本科教育擦肩而过，高职院校和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缺少沟通，两者难以在培养规格与学制学历上贯通衔接，难以相互支持，最终都难以走出发展的困境。
3.高职专科与应用型本科的教育生态位
在生态位高度重叠的院校之间，在高等教育社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会导致激烈竞争，而竞争力弱的学校必须通过寻求差异化的市场和资源梯度来避免残酷竞争。由于应用型本科院校这个群体原本很大，社会教育资源这杯“羹”又相对有限甚至短缺，如果现有高职院校短期内“升本”，则与区域内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生态位发生高度重叠(培养规格层次相近)，这必然导致新一轮激烈甚至是恶劣的教育资源竞争(比如生源、财政拨款等)。更为严峻的是，高职院校升本后也就成了本科层次院校的“凤尾”，在学科、专业、师资等办学硬件和学术氛围、制度体系、校园文化等软件方面存在的差距，很难在短期内缩小，这必然影响其在新一轮竞争中的特色优势保持和资源获取。同样对本科院校而言，如果短期内盲目“升大”，面临的竞争态势与生存压力基本也是如此。根据生态位理论，不同类型或层次的教育都可以通过寻求差异化的市场和资源梯度来避免残酷竞争，高职专科院校与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完全可以形成层次梯度差异，凭“特色”形成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以破解教育资源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其实，高职专科与应用型本科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是共生共长的关系，两者的层次衔接与功能贯通，既源自于两者是高等教育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又趋向于促进其在区域高等教育系统中形成新的生态位。[10]从这一点讲，当前两者都要客观分析自身办学实际水平，结合国家高等教育改革进程，理性确定办学定位、办学层次和质量标准，以在激烈的资源竞争中实现良好的生存与发展。
我国教育长期存在重理论轻应用、重普教轻职教等问题，致使高等教育类型结构体系划分不尽科学，地方应用型本科教育发展定位模糊，高职本科教育发展方向难以明确。根据国家教育改革发展规划以及教育部“教职成[2011]12号”文件精神，结合高等教育现有条件与水平，地方应用型本科向高职本科转型，将是历史的必然。然而，观念是行动的先导，这场教育的深刻转型与变革，其最大的困难是人们传统教育观念的束缚。一方面，需要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与高职院校两大办学主体，打开观念桎梏、走向教育理性；另一方面，也期待国家从制度层面由上至下地推进高校分类管理，以制度变革主导教育观念的转型变革，从而引导专本院校协同合作，共同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