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式的自主发展：对英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项观察——思考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英国论文,国际关系论文,中国国际论文,开放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是对当前英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些观察与思考，涉及传统的“英国学派”、国际 政治经济学、批评理论以及其他试图替代正统的国际关系新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的转向 等问题。笔者还就如何借鉴英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经验，从而更好地发展中国的国际 研究理论提出了一些看法。
“英国学派”
国际社会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关系理论在英国的主要表现形式。“英国学派” 对以英国为基地的英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与影响很大，(注：关于“英国学派”对国 际关系理论的贡献，见Richard Little,“The English School's Contribution to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Relations,Vol.6,No.3,2000.)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英国学派”是以这个国家国际关 系理论占统治地位的学派。事实上，英国国际关系理论是十分多样化的。本文先从国际 社会学开始谈起。
英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一直是具有特性的，“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是这种特性 的一个标志。一般认为，英国学派最早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英国学 派”不是一种代表英国国家的或者以国家为中心的官方学派，而只是以“国际社会”为 主要或者核心概念的、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的一群学者及其观点的总称。最近25年，英 国国际研究协会刊物《国际研究评论》上发表了许多界定、发展、批评“英国学派”的 文章。1981年，英国学者琼斯发表著名的《国际关系研究的英国学派：一个争论的终结 》。(注：Roy E.Jones,“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Case of Closure,”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7:1,pp.1—13.)然而，琼斯的结论 下得早了点。20年来，关于英国学派的争论不但没有终结，反而不断深入。1999年，英 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布赞在英国国际研究协会曼彻斯特年会上号召“英国学派” “再出发”。(注：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001),27,p.465.)他认为，“ 英国学派”是国际关系理论中一个利用不够的资源，他呼吁“英国学派”发挥更大作用 。(注：Barry Buzan,“The English School:An Underexploited Resource in I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001),27,pp.471—488.)布赞把“英国学派”理解 为一种结构理论，这使得“英国学派”与新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都联系起来了。今天， 建构主义用的一些概念，其实在“英国学派”那里早就使用了。(注：布赞答学生记者 问。见http://www.wmin.ac.uk/ csd/ images/ old%20pages/ bb%20interview.htm)“ 英国学派”的当前代表人物之一顿恩认为，应该创造一种关于“国际社会”的国际关系 理论。他在1998年出版了其成名作，研究“英国学派”发展史的《发明国际社会》一书 ，(注：Tim Dunne,Inven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London:Macmillan,1998.)该书 对“英国学派”的兴起、发展与成就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考察，是研究该学派不可多得 的理论史专著。该书用了“发明”一词，实际上把“英国学派”与现在勃兴的“建构主 义者”学派联系起来了。(注：Chris Brown,“‘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No.1,April 2 000,p.116.)同一年，顿恩在《对国际社会的再思考》一文中，主张重新思考国际社会 ， 重申了属于“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研究日程。(注：Tim Dunne,“New Thinkingon International Society,”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Relations,Vol.3,No.2,June 2001,pp.223—244.)
“英国学派”的主要观点是，把“社会”的概念引入国际关系，从而把国际体系与国 际社会加以区别。一个国家当然是国际体系的成员，但却不一定是国际社会的成员。国 际社会的基础是有关国家分享共同的规则、习惯、规范、价值观和制度。过去人们一般 把“英国学派”看成是现实主义思想的一个变种。确实，多数情况下，“英国学派”学 者把国家主权与国际社会的概念相提并论，反对乌托邦式的调整、改革国际体系的计划 。但是，该学派不等于现实主义，其内部情况复杂，包括了一些自由主义学者。而最近 ，有的学者呼吁重新认识“英国学派”，(注：Tim Dune,“New thinking onInternational Society,”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Relations,Vol.3,No.2,June 2001.)有的学者则把社会建构主义与“英国学派”联系在 一起，要求这两种理论进行对话与结合。(注：Christian Reus-Smit,“ImaginingSociety:Constructivism and the English School,”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4,No.3,October 2002.)
历史学是所有社会科学的共同语言。“英国学派”的一大传统是历史学进入国际关系 理论，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则排斥历史学。(注：布赞答记 者问。见http://www.wmin.ac.uk/csd/images/old%20pages/bb%20interview.htm)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故乡与基地：英国之不同于美国(注：Craig N.Murphy and Douglas R.Nelson,“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A Tale of TwoHeterodoxies,”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3(3),2001,pp.393—412.)
英国是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发源地与研究中心。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IPE一直 是英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个增长最快的领域。
英国IPE的创始人之一是职业记者出身的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故世后的她获得 同事与后学的高度评价，有人称她为最伟大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注：Roren Palan,“Suzan Strange 1923—1998:a Grea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st,”Reviewof IPE,6:2 Summer 1999,pp.121—132.)有人赞誉她为英国当代最重要的国际关系学者 。(注：Richard Higgott and Roger Tooze,“Obituary:Susan Strange(1923—1998),”view http://www.warwick.ac.uk/fac/soc/CSGR/Obituary.html.)其实，斯特兰奇的 贡献在于她不人云亦云的批评学术风格。20年前，斯特兰奇在美国《国际组织》杂志上 批评美国“规制”(regime)理论。该文对英国甚至欧洲国际关系理论的特性做了令人深 思的描述。她认为，当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学者集体热衷于所谓“规制”理论的时候，欧 洲的国际关系学者或者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国际关系学者却仍然具有更加多样性的学术关 切。他们中的“一些继续在道德哲学问题上工作，一些则继续研究历史学问题。一般地 说，我敢冒险说，欧洲人更加严肃地注意历史证据，对‘事实’多样解读的可能性更加敏感。”斯特兰奇在这里指出，欧洲学者可能是真正的学者，因为他们更加超脱于政府 的政策、战略。“关于欧洲未来的问题从未主导过欧洲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的兴趣，相 反，倒是美国学者更加关心欧洲的未来。也许是因为欧洲学者缺少对这类一般问题的兴 趣，也许是因为他们向来固执地只专注于某一个领域。与欧洲学者不一样，也许美国学 者比欧洲学者喜欢时髦，更热衷于领导所谓潮流。而欧洲学者则冷眼旁观，看着美国人 的热情一会儿出现，一会儿消退，比如体系分析、行为主义、一体化理论甚至数量方法 。美国学者对一体化理论的兴趣开始于美国需要一个可靠的欧洲小伙伴，因为对美国来 说，如何培育一个欧洲共同体是重要的。数量分析的时髦则是因为计算机技术的发达与 大笔财政支持的获得。”斯氏还指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对外政策背 景。美国政策制定者就像重视经济学家一样重视政治科学家。比如北约军事预算的分担 问题，美国政治科学家就发明出“集体财产”理论加以支持。(注：Suzan Strange,“Cave!Hic Dragones:A Critique of Regime Analysi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6,No.2(International Regimes),Spring,1982,pp.480—481.)1995年，斯特兰 奇呼吁彻底放弃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新现实主义，以及自由主义对新古典经济学均衡 理论的应用，因为，对国际政治经济学来说，这些理论是死路一条。(注：S.Strange,“Political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K.Booth and S.Smith,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Cambridge:Polity Press,1995,p.171.)
英国IPE与美国IPE之间并没有“关税壁垒”，但却不能划等号，它们有不少区别。两 位美国学者注意到了这一微妙而有趣的差异。(注：Craig N.Murphy and Douglas R.Nelson,“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A Tale of Two Heterodoxies,”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3(3),2001,pp.393—41 2.)在英国，IPE教师提供给研究生的教研大纲、研讨会的主题、发表的论文，很难看到 美国主流IPE观点主导的影子，反而是各种各样的IPE新观点、新方法。
在刊物方面，著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以及《新政治经济学》是英国国际政治 经济学的主要出版物，它们兼收并蓄，发表各类IPE观点，特别是批评性观点。相比之 下，美国的IPE研究主要集中在像《国际组织》那样的杂志上，基本上属于解释理论、 理性选择与数量分析的天下，IPE批评理论(新IPE)并不被接纳。仅从这点看，英国国际 政治经济学兼容并蓄、学术民主，而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则具有内在的“边缘化”非主 流学术的机制，因为这些非主流理论不“正当”、不“合适”、不“科学”。(注：Steve Smith,“Reflectivist and Constructivist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Theory,”in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eds.,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Polit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247—248.)
在英国IPE研究中，充斥了一系列的“后”字，诸如“后现代”、“后民族国家”、“ 后民主”、“后国际关系”、“后国际政治经济”(pos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economy)、“后国家与市场”(post states and markets)。相比之下，美国却仍然流 行的是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理论。欧洲人的向“后”看就是向前看。
英国IPE的特性并非保守，不是忽视以美国为基地的IPE的发展与成就，而是不愿意人 云亦云，亦步亦趋。英国IPE与美国的互动是频繁的，这种互动集中表现在英国IPE故意 采取明显的批评立场。也就是说，在这种意义上，一些英国学者是一些美国学者主导的 IPE的自觉批评者。正是这种以“批评理论”出现的英国IPE，才奠定了英国在该学科的 世界地位。英国的IPE是批评IPE。它打破了国内与国际、经济与政治的部门划分，关注 的是结构与能动者(structure and agency)之间的关系，试图重塑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 神。“人们可以从批评IPE所反对的东西上来理解它。顾名思义，批评IPE反对的东西远 比它代表的东西多。这种IPE可以定义为反对纯经济解释、反对理性选择理论、反对国 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学。对于各种批评IPE学者来说，大家都多多少少同意此 种拒绝主义(rejectionism)。在所有这些拒绝的领域，有两个值得指出，那就是拒绝霸 权的与傲慢的‘科学’方法。”(注：[英]熊·布思林著，庞中英译：《国际关系学、 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3期。)
批评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三种知识?
一提国际关系批评理论，人们可能想到，历史唯物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本身就是批评性 的。世界体系理论、依附论等主要来自所谓“南方”(发展中国家)的理论都属于批评理 论。国际关系规范理论、女性(权)主义、生态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本质上都属于批评 理论。批评理论提供了思考国际关系的新方法与新观点。
凡是理论都是批评性的(all theory is“critical”)。(注：Graham Evans andJeffrey Newnham,Dictiona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Penguin,1998,p.106 .)一般地说，新理论都是批评性的。英国的“新(国际)政治经济学”已很发达。新政治 经济学主要是与考克斯(Robert Cox)的理论体系联系在一起的学说。它结合了马克思主 义与新葛兰西主义的思想，探讨一系列重大问题，诸如世界秩序、结构与能动者以及霸 权问题。在方法论方面，批评理论贡献也很大，考克斯的认知论与存在论，把观念、制 度与物质能力三者结合起来了。
批评理论有时也被称为“后现代主义”或者“晚期现代主义”(late modernist)。因 为一些批评理论家自称或者他称为“后现代主义者”。批评理论认为，世界发生了如此 巨大的变化，现存的国际关系理论与知识传统已经严重过时，必须把国际关系的研究放 置在更加广阔的知识背景下。正是这点导致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深刻转向。
众所周知，狭义“批评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密切相关。当代批评理论与哈贝马斯(
Jurgen Habermas)的卓越贡献分不开。(注：当然，哈贝马斯反对“新保守主义”的后 现代主义。只是一些批评理论等同于后现代主义。见Chris Brown,“Critical Theory and Postmodern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A.J.R Groom and MargotLight,eds.,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Guide to Theory,PinterPublishers,1994.)哈氏提出关于“人类(科学)知识的各种理论”，从而把批评理论提 高到与其他人类知识并列的重要地位，说批评理论是人类现有三类知识中的一类。他认 为，关于因果与控制(自然)的理论是实验—分析科学(empirical-analytical)，关于意 思理解(人类之间相互沟通)的理论是历史—解读(解释)科学(historicalhermeneutical)，而“批评理论”或者“解放理论”(emancipatory theory)则是关于 自由的知识，超越了前两类知识的限制，也就是关于人类如何从控制、奴役中解放出来 ，取得理性的自主性的科学。(注：Chris Brown,“Critical Theory andPostmodern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A.J.R Groom and Margot Light,eds.,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Guide to Theory,PinterPublishers,1994,p.59.Also see David Jary and Julia Jary,eds.,CollinsDictionary of Sociology,Harper Collins,1991,p.266.)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超 越了左派或者左翼对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范围而成为一种锐利的普遍研究、思考方式 。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批评理论质疑现存的认识论与存在论。他们的基本论点是，所 有的知识都是建立在历史与政治基础上的。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批评理论对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了独特的 重大影响。在英国，国际关系批评理论的最重要代表人物是赫尔德(David Held)和林克 赖特(Andrew Linklater)。赫尔德的著作主要与国际关系民主化(democratize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有关，即在全球化下，国际关系急需要民主 化。(注：Chris Brown,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Second Edition,Palgrave,2001,p.59.)笔者对赫尔德的著作接触不多，这里只谈林克赖特。多数英国国 际关系学者把林氏与考克斯并列为当代两大批评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中国学者对 考克斯的一些著述相对熟悉，但对林克赖特则有点陌生。林氏最重要的批评理论代表作 是1982年首次出版、1990年再版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人与公民》和1998年出版的《政 治共同体的转型：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的道德基础》两书。(注：A.Linklater,Men and Citizen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 edn,1982,2 edn,1990,London:Macmillan;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y:EthicalFoundations of the Post-Westphalian Era,Cambridge:Polity,1998.)林氏的国际关 系批评理论建立在哈贝马斯原理的基础上，提出国际关系的解放取决于一个政治共同体 道德范围的扩大。也就是说，国际关系的解放意味着现存主权国家失去其道德与伦理意 义。欧盟就是这样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国际关系的解放。林氏批 评理论的核心概念是政治共同体的转型。他尖锐地批评了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认为 现实主义与批评理论不同，它只关心连续性，国家之间互动的形式(战争、权力制衡、 大国的兴衰以及大国关系)，而非变化性，诸如全球化与分裂化这样的全球变化是否影 响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转型，现实主义并不关心。因为现实主义假定人类在未来仍然 划分为不同的政治共同体。然而，民族国家虽然在全球化时代存在，但是并不能应付、 解决全球问题的挑战。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民族国家体系将被新的世界政治组织形式取代 ，但是，很显然，全球化与分裂化正在改变着世界上所有政治共同体，国际关系由此在 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林氏认为国际关系理论正在出现一种“大都会主义转向”(Cosmopolitan turn)。(注：主张大都会主义的英国代表人物是David Held。他与布赞( Barry Buzan)曾在BBC上辩论现实主义与大都会主义，见BBC for the Open University course,D316,Democracy:From Classical Times to the Present,December 1996,View at http://www.polity.co.uk/global/realism.htm.)
国际关系理论各种“转向”的意义
国际关系这个学科在全球化下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国内”与“国际”的界 限在打破，“国际政治”的成立日益离不开“国内政治”，两者不再是所谓遵从着不同 的规律(现实主义的一个关键假定就是国内与国际不同)；不仅政治学可以是国际关系理 论的支持性学科，而且其他各种学科都已进入国际关系研究，使得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 “转向”；传统的现实主义与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理论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现实 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越来越处在守势，其理论实际上日益贫困化，对新问题、新现象的解 释日益乏力，面对着各国政治与国际关系本身民主化的强大挑战。同时，世界主义性质 的各种新兴国际关系理论则竭力反映世界政治变化的现实与趋势。
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特点是它对其他学科的不断借鉴与综合。它借了太多的外来知识，与其他学科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为了寻求自己的方向，“国际关系学把来自不同地方的理论的各方面都拿来了。当然，目前，还只是别的学科影响国际关系学，还没有听说国际关系学对别的学科产生过很大影响。在国际关系学中，没有诸如别的学科那样缔造宏观理论的大人物。国际关系学的使命应该是把所有这些宏观理论结合在一起，创造一种真正的交叉学科或者学科间的思维方式。”(注：布赞答学生记者问。见http://www.wmin.ac.uk/ csd/ images/ old%20pages/ bb% 20interview.htm)当然，国际关系理论很少“出口”自己的产品到别的学科，无力“入侵”别的学科，也不受别的学科的注目，正说明该学科仍然年轻。
“转向”是英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热门术语。人们很难统计英国国际关系理论中到底 有多少个“转向”，但一些重要的方向性变化却还是清楚的。比如：
社会学转向(sociological turn)。社会学转向有时也叫做“观念转向”(ideational turn)。由于引进社会学的概念与方法，考虑社会变化因素，国际关系理论 发生了所谓“社会学转向”。但是，英国的社会学转向，可能离正统的现实主义更远， 而不是如美国的“温和建构主义”那样离现实主义很近。
规范政治转向(normative political turn)。随着全球化发展提出越来越多的规范问 题，规范理论(而非实证主义)在英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影响不断上升。
伦理学转向(ethical turn)。世界政治中的正义(公正)问题、道德问题、平等问题、 生态问题在全球化形势下越来越严重，原有的国际关系越来越失去其道德基础，不得不 发生伦理学转向。
历史社会学转向(Historical Sociology)。这也是针对新现实主义而来的。探讨社会( 国家)是如何演化的本来就是英国的传统，其重视对不同国家的具体研究，而不是如正 统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那样抽象地对待国家。
史学转向(historiographical turn)。英国一些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正在对政治思想史 、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感兴趣，因而与国际关系理论有关的争论已经打上了史学的烙印 。有人把这称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史学转向”。(注：Duncan S.A.Bell,“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Dawn of a Historiographical turn,”British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3,No.1,April 2001,pp.115 —126.)
使国际关系理论“社会性别”化(Gender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这一转向， 使国际关系理论正在进入一个考虑到社会性别(而非生物性别)因素的新阶段。
生态主义转向(ecological turn)。自从生态主义进入国际关系理论的20世纪70年代， 这种转向就出现了。生态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属于批评理论范畴，在政治上，生态主义国 际关系理论属于左翼。
到底如何看待“转向”?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英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转向早已开始，其 标志就是对理性主义进行全面批评、怀疑、拒绝的反思主义(reflectivism)的兴起、发 展。在英国，主流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受到强烈质疑。反思主义在美国一般处于边缘或 者支流，但是在英国，不仅没有哪个单一理论是占统治地位的理论，而且反思主义很成 气候，它们通过各种不同的认知论与方法论探索理性主义的替代理论。(注：SteveSmith,“Refelectivist and Constructivist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Theory,”in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eds.,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224—249.)
但是，这些转向远未完成，有的只刚开始。转向本身说明，尽管时间进入21世纪，国 际关系理论仍然不成熟，其学科发展道路仍然不确定，它仍然需要其他学科的支持。但 是，另一方面，凡是在转向的学者、学派、方法、体系，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传统国 际关系理论的局限性，也就是认为传统理论是有局限性的，老的路是走不通的。而这本 身意味着该学科可能在出现某种突破，为国际关系理论真正的知识革命打下基础。不管 它们转到那里，转总比不转好。离开国家主义中心的单一思维模式总比固守国家中心主 义要好。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就是不断地强化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中 的统治地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西方主导的体系，否定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强调进入 “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可能为非西方国家改善自己在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弱势地位创 造机会。
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对中国同行的启示
长期比较英美国际关系理论的英国学者斯密指出，(注：斯密这方面的早期工作是他主 编的《IR：英美的观点》一书。See Steve Smith,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British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Basil Blackwell in association with theBISA,1985.)英国国际关系理论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有一些重要的区别。第一，在方法 论上，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并不一定是政治科学的分支，而是有着远比政治学更广泛的学 科背景与基础。第二，英国国际关系理论是多样性地发展着的，“英国期刊与丛书竭力 出版各种理论与规范观点的论著，而这在美国是不存在的。”“对各种新观点、新方法 、认知论，英国远比美国更加开放”。第三，高度重视历史学。英国国际关系理论从不 真正跟随美国接受行为主义，英国并不像美国那样建立起实证主义，总是抵制创立美国 那样的所谓“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诱惑。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共同体更可能通过仔细 的历史研究分析国际关系。第四，英国国际关系理论总是处在欧洲国际关系理论与美国 国际关系理论之间。一方面，一些英国学者认同自己是欧洲国际关系理论共同体的一部 分，试图与其他欧洲同行一起建立一种“抵制霸权的具有欧洲特性的国际关系理论”； 另一方面，一些英国学者又不愿意冒破坏共同的“英美知识传统”的风险。这是英国国 际关系理论面对的一个充满悖论的真正挑战。第五，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共同体比美国的 更健康，不仅因为英国的是纯学术的，而且因为英国国际关系理论更贴近公民社会。英 国国际关系理论共同体的多元主义色彩，不要求大家服从于某种整齐划一的占主导地位 的理论模型，意味着英国国际关系学者比美国同行更有可能、更有资格回应全球化提出 的各种挑战与问题。“全球化向国际关系学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方法 加以回答，但是，美国国际关系共同体则只从非常狭隘的国际关系理论角度做同样的事 情。”不像美国国际关系学者与对外政策的密切关系，如今的英国国际关系学界与政府 、政策保持着一定距离，却是公民社会的组成部分，这种相对超脱使得英国国际关系理 论更接近于国际关系的“真理”。(注：Steve Smith,“The Discipline ofInternational Relations:Still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s?”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No.3,October,2000,pp.396—399.)
以英国为基地的国际关系理论对以中国为基地的国际关系理论应该有很大的启发和借 鉴意义。比如，不仅是“国际社会理论”本身，而且是这种理论的出现和演变，也许对 中国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
“英国学派”以对国际社会的研究为中心，向来重视国际社会的扩展问题。1984年， “英国学派”的两位先驱性代表人物布尔与沃森主编了《国际社会的扩展》一书。(注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eds.,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Oxford:Clarendon Press,1984.)如果要了解、研究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社会”如何从 欧洲扩展到非欧洲，如何从欧洲、西方主导变成现在这种普遍性的全球社会，布尔与沃 森提供的上述论文集仍是相对来说比较经典的参考文献。对中国学者来说，更有价值的 是，该书包括了两篇分析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关系的论文。一篇是龚的《中国进入国际 社会》，(注：Coral Bell,“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in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eds.,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Oxford:Clarendon Press,1984,pp.255—266.)另一篇是贝尔的《中国与国际秩序》。(注： Gerrit W.Gong,“China's Entry into International Society,”in Hedley Bulland Adam Watson,eds.,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Oxford:Clarendon Press,1984,pp.171—184.)20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处在初期阶段，但当时两位在 西方的中国问题观察者已经认识到，中国加入国际社会对西方带来的影响与挑战。西方 学者与中国学者面对着同一个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问题，但是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对 这个问题关注的角度、重心、方法与观点自然很不同。随着中国对世界影响的上升，这 个问题更加突出。5年前，一位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的华人国际关系学者张勇劲出版了 《中国在国际社会》一书，(注：Zhang Yongjin,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since 1949:Alienation and Beyond,Basingstoke:Macmillan Press,1998.)详细分析 了1949年以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中国全面加入国际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 事件，以前的国际社会并无这样的历史经验与知识应付一个代表人类1/5的国家带来的 冲击和挑战。所以，这个课题将继续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关注的热点。这些表明，中国 与国际社会这个老问题不断翻新，中外学者对其研究也在深入。
作为一个正在全面加入国际社会的国家，中国已接受了国际社会通行的调节、控制国 家间互动的一系列规则与制度，与国际社会分享着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多的共同性。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国际社会理论启发我们，可以追求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中华)学 派”(有中国特性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总称，并非指单一的一个学派)也许不是遥不可及的 。还有，中国可以按照“国际社会”而不仅是国际体系理论来设计对外政策，特别是在 全球一级与地区(亚洲)一级的政策。也就是说，中国可以把国际社会设定为其在全球与 地区追求的目标。既然是“国际社会”，这个社会就要分享许多共同性，就要有规则可 言，“全球治理”包括对国际关系的治理，而国际关系全球治理的基础应该是国际社会 思想。在东亚，首先要形成一种地区国际社会，有关国家分享更多的共同性、同质性。 地区国际社会是走向东亚共同体的第一步。
一些英语世界的华裔学者，利用他们与中国的天然文化联系，以非中国的视角写了许 多有关中国的世界观文章。(注：美国华裔学者在这方面代表性著作见Yong Deng andFei-ling Wang主编的In the Eyes of the Dragon:China Views the World,Rowman & Litttlefield Publishers,1999.美国学者John W.Garver在该书序言中指出：这些华人 学者的文化敏感性与锐利的理论视角为丰富“西方的中国研究”做出了学术贡献。见该 书《序言》vii。)就这些文章来说，必须指出的是，它们不是为了帮助中国学人如何改 进这门学科的研究与思考，它们本质上不属于中国学术的一部分(虽有的文章用中文发 表，有的学者参加中国的各种讨论会)，而是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本身为观察、研究的 对象，作为西方中国问题研究的一部分。客观上，即使那些中文很好的“一流”西方非 华裔中国问题专家，在把握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上，也不一定比得上这些已经融入西方 学术共同体的华裔们。无论如何，这些年来，外部世界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趣是越 来越浓厚了。面对这种趋势，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做什么回应?
澳大利亚华人国际关系学者张勇劲曾经写文章分析英国的“国际社会理论”在中国的 情况。(注：该文可在肯特大学网获得，地址：http://www.ukc.ac,uk/politics/englishschool/zhang00.htm。)其实，系统地研究过英国的国际社会理论的中国学人并 不多。
本文的目的主要不是去评估丰厚的英国国际关系理论文献，而是通过分析英国国际关 系理论，提出一些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的问题。
首先，我们的方法论是否存在缺陷?这些缺陷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在引进借鉴美国国际 关系理论的过程中产生的?
一些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在“进口”以美国为基地的国际关系理论时，做了大量的工 作，因为，即使英国学者也承认，美国出产的国际关系理论仍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但 不要忘了，那是“霸权国家的霸权理论”(hegemonic country and hegemonicdiscipline)。(注：Steve Smith,“The US and 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Relations,”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Summer,2002,Vol,4,No,2,pp.67—85.) 我们的问题是，“在观念来源上，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占压倒一切地依赖美国同行”。( 注：[英]熊·布思林：《国际关系学、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英国的国际关 系理论不是没有局限性与弱点，但是，在某些方面，英国国际关系理论也许比美国的更 有借鉴价值，而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因为出产在一个独特的超级大国，其主流没有给予即 使是诸如接近现实主义的“英国学派”那样的外国国际关系理论以一席之地，更不要说 美国主流理论实际上排斥任何挑战者理论!所以，中国可以学的美国理论反而不多，中 国不可能模仿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而创造中国式的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所以，笔者 认为，以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地位为背景的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适用性 远比英国的国际社会理论要低，而批评国际关系理论的许多观点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具 有正面的借鉴与利用价值。
国际关系批评理论在中国更是个空缺。中国学者需要尽快建立与发展自己的批评理论 。批评理论的形成不在于是否有一批学者专门“从事”批评，而是把批评理论当做是知 识进步的方法与方式，当成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特性的组成部分。
这里，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仍然缺少可以进行进一步学术化的概念。 一个“国际社会”概念，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几代人下来，就可以发展出一个“英国 学派”，这个学术史上的经验对中国到底有什么启发?能否组织课题很好地研究“英国 学派”的发展史?依笔者所见，要考虑确实可能导致出现所谓一两个、甚至多个“中国 学派”诞生的核心概念问题。一个办法是考虑提出、发展一些新的总体概念。英国学者 依靠“国际社会”概念发展出了“英国学派”，中国学者能否依据一些自己提出的概念 发展出一套全球化下中国对于国际关系的认识体系?这确实是个大问题，它涉及我们中 国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的问题。如果在理论上没有基本的、核心的概念，那怎 么为中国的世界秩序观提供一种丰富、坚实的理论基础?
外国研究中国的学者最感兴趣的是中国人的观点、视角、方法、认知论、存在论。但 是，他们不知道的是，我们的主要精力如今是在学习西方的东西上，相应地忽视了中国 自身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提供给世界的中国观点、方法、视角就少了。本来，在一个 开放的学术环境下，在中国与世界正常的学术交流下，我们可以立足自己的比较优势， 自主地发展出独特的观察国际关系的多种理论来。
开放式的自主发展是以中国为基地、面向世界的全面创新。开放是为了学习别人的方 法、概念、知识，是为了参与世界性的对话与交流，获得尽可能多的国际承认，把中国 人的观点扩散开去。自主发展是本，把中国的政治思想、社会科学传统、观念、历史经 验、东亚地区的过去与现在国际关系史等结合进国际关系理论思考中，这将改变西方理 论占主体的世界国际关系理论局面。中国有自己的悠久政治思想与哲学历史，为什么不 能依据这样丰厚的历史积淀搞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正在全面 向世界学习的年轻国家，为什么不能抓住历史机遇创造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