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周南女学生对国民身份的认同与践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女学生论文,国民论文,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3277/j.cnki.jcwu.2014.05.017 中图分类号：D44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98(2014)05-0108-06 梁启超曾在1899年发出这样的感慨：“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者，未闻以国民二字并称者。”[1]116至晚清十年，“制造国民”已成为历史教科书的主要政治诉求[2]，“国民”意指愈加明晰：“不仅仅意味着一个从西方和日本引进的、用以重新塑造中国社会关系和国人思想人格的概念，更同时是一个新的、凝聚人心的身份认同符号。”[3]尔后，占人口半数的女性亦被精英男性纳入“国民”范畴，立论基点为：“一国国民，必合男女而成，政治者，立于男女所合之社会基础上之物也。政治既立于男女基础上面，即不能但舍女而问男。”[4]140 1905年创办于长沙的湖南私立周南女子中学(下文简称周南)，是近代湖南著名的私立中学。其办学业绩广受社会赞誉：“群谓该校为女学之先导，此事实也……民国五年至现在以振兴人才教育为目的，小学为基石，由是湖南女生入大学者岁不乏人。”①全面抗战时期，周南更是顺应时代诉求，鼓励女学生投身抗日洪流，以履行国民之责。本文聚焦这一时期的周南女学生，意在探究知识女性尤其是女学生是怎样顺应民族救亡的召唤，认同并践行国民身份，以完成其主体身份的建构。 一、周南的办学宗旨与教育管理 “七七”事变后，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相继沦陷，外省大批高等、中等学校纷纷迁往内陆省府长沙避难。随着日军犯湘，长沙成为抗战的前沿阵地，落脚不久的各校只得再迁云、贵、湘东南、湘西等偏远地区。 (一)办学宗旨 周南于1938年奉令疏散，同年8月迁往湘潭凎田，11月再迁安化蓝田，1945年4—7月迁至更僻远的樟梅乡，直至1946年2月返回长沙，才算结束流亡办学的历史。周南校史将这8年称为“蓝田时代”，被后人誉为“最为辉煌的时代”。此期，虽然战乱频仍，学校几经转徙，耗费不赀，但是在校长李士元率领下，艰苦办学，弦歌未断，师生一体，亲如一家，共济时艰，熔铸成一股“蓝田精神”。② 为规范国统区教育，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于1938年4月通过《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提出“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注重国民道德之修养”，设立教材审查、教师资格审核制度，实行“党化教育”。[5]李士元顺应战时教育方针，以“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核心，“青年守则十二条”③为最高原则，“朴、诚、勇”为校训。④具体而言，就是要求学生遵从国民党之主义，坚定革命意志；遵守学校纪律，养成共同生活的习惯；勉励学业，充实服务家庭和社会的能力；发扬博爱精神，养成高尚的情感；锻炼健全身体，养成耐劳的个性；节约金钱及时间，养成忠勇奋斗的精神，自立负责的能力，以及精诚团结的意识。 (二)教学管理 身为近代湖南教育家群体之一员，李士元恪守教育救国之职志，以“养成刻苦之习惯”、“研究高深之学问”为旨归，认为唯此“庶能以学问为济世之资，而成其报国之志也”。⑤即使在流亡蓝田时，仍强化教育管理，严抓教学质量。周南的课程设置中，除开设国文、数学、英语、史地等常规科目外，还应战时之需设有救护学、公民课、党义等课程。考试严格且频繁，包括视每科每周上课时数而定的各种月考、期终考等，由各班合场混合编排座位，严防舞弊，实行“宝塔式”淘汰制，以“去芜存菁”、“淘沙得金”。规定每日下午课余自修1小时，晚间自习至少2小时，晨起早读半小时，下午及晚间自修，由教导部监督教员值日指导，每班每周规定赴图书馆阅书1小时，另有物理、化学、生物、家事等实验室实习。 战时，国民政府加强体育教学，规定中学毕业会考体育不及格者不得毕业。[6]周南迁至蓝田后，尽管学校体育设施简陋，但师生不畏艰难，在体育教师陈嘉钧的率领下，自己动手，就地取材，建成较齐全的运动场，有排球场7处，篮球场5处，网球场3处，50公尺、100公尺跑道各一处，单双杠各2个。按校规，除正课2小时外，学生须参加上午课间操，以“振奋精神”。学校设有体育指导委员会指导普遍运动，规定每人须在田径、球类、游泳、器械4项中至少选2项；各班体育股按班选定项目，编配队数、组数及所需时间场所表，交由校自治会体育股以整体编配，以保证学生每周3小时半的运动。⑥加之学生大都寄宿，每天下午4时至5时，每周六、周日，每个寒暑假，都可抓紧训练比赛，平时体育组除抓紧校代表队训练外，还抓紧班际球赛。[7]128因而，体育活动开展得比战前还好。据不完全统计，自1940—1945年间，周南共参加了7次较大的赛事，其中包括3届省运动会，均获佳绩。 (三)自我管理 周南素有民主办学的传统，学生的自我管理是整个学校管理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自治会是自我管理的载体与核心。1919年，自朱剑凡推行教育改革后，学生自治会的建制基本成型，自治会成员“都经过严格挑选，除了品德好、学习成绩好之外，还要有工作能力才算合格。因此他(她)们有号召力，有组织能力，能发动群众”。[7]40此期，周南设校自治会和班自治会二级机构，校自治会分设总务、事务、文书、学术、游艺、体育、卫生、宣传、灯油等股，班自治会相应地选出各股负责人，隶属校自治会。校自治会分对内、对外两项事务。对内事务包括：规定各班级自治会各股干事应进行的事项程序及工作场所、整个时间之编配等；出席各班自治会的有关集会；组织食事团，监督“改良伙食”；举行风纪比赛，以“整顿校内纪律”；组织演讲比赛、作文书法比赛、田径运动比赛、生产比赛、健康比赛、游艺比赛等。对外事务包括：办理民众学校；参加校外月会；“发动学生踊跃参加社会服务”，如参加抗战各种宣传及征募、慰劳、劝储、侦查，联络其他学校举行校际间的球类比赛等。总之，学生自治会作为学生的自我管理形式，与学校行政管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仅减轻了后者的压力，且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培植了女生的自主能力、责任担当与团队精神，使她们的国民意识在潜移默化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二、周南女学生对国民身份的认同 (一)“女国民”观的提出与传扬 “女国民”作为一种概念或命名，最早由1903年成立的中国留日女学生共爱会提出，该会以“拯救二万万女子，复其固有之特权，使之各具国家思想，以得自尽女国民之天职”为宗旨。同期，秋瑾在《女子歌四章》中亦唱出“我女子亦国民，亿兆同胞苦沉沦”，“社会进化权利伸，我女子亦国民”[8]等词句。在先进女性传扬“女国民”之时，精英男性亦遥相呼应。邹容在《革命军》中提出“同为国民，男女一律平等”。蔡元培创办的爱国女校以“铸造国民”[9]240为旨归。并在1905年发表的一篇论述女子体育的文章指出，加强体育“不特养成今日有数之女国民，且以养成将来无数之男国民”[10]，首次将女国民与男国民相提并论。1906年，上海群学社发行的《最新女子教科书》也贯穿着“女子同为女国民”的思想。1907年，《东方杂志》刊发申论：“国民二字，非但男子负担起资格，即女子亦纳此范围中。”[11]至此，“女国民”作为现代性想象进入主流话语，其社会意涵日渐清晰，即将女性与传统家庭剥离开来，不仅使女性由从属性身份转化为独立的个体身份，还使她们“通过对国民身份的建构和认同，得以越过家庭，直接成为国家的构成单位，相对于国家，构造了与男性平等的政治身份”。[12] 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国民政府认为，强化女性国民意识有助于动员妇女参战。1938年4月，国民党通过《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提出妇女工作旨在“训练妇女，俾能服务于社会事业，以增加抗战力量”。[13]蒋介石在“新运”六周年广播训词中指出：“妇女同胞，占全国人口之半，也就是我们整个民族一半力量所寄，我们需要增强国力，是要使多数女同胞动员起来，在家庭、在社会一齐策动改进国民生活和加强抗战力量的工作。”[14]宋美龄更是将妇女解放与民族救亡相联系，她说：“国民对于国家的义务是不分男女的，尤其在国家民族危急存亡的时刻”，“女子解放，要看我们女子本身的努力……我们女子对国家民族和世界人类有确实的贡献，女子的地位，就自然而然的提高……只讲妇女解放还不够，还要用我们妇女的力量，来达到全民族同胞的解放，才算尽了我们的责任。”[15]148 (二)周南女学生对国民身份的认同 教师的言传身教无疑是女学生认同国民身份的催化剂。李士元反复强调“秉礼、义、廉、耻之训，为立身报国之基”，号召女生“确立报国之思想，具舍己为群之志”。⑦国文教师黄厘叔叮嘱学生“一定要刻苦学习，磨炼意志，学好本领，将来要竭忠尽智，为国效力，早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周敦元在讲授《正气歌》《满江红》等诗篇时，借题发挥，“纵不希望知识女子，人人为花木兰、梁红玉，亲赴前方，参加作战，然而如何宣传抗战之意义，如何慰劳受伤之士兵，如何扫除文盲，如何增加生产，皆当黽励从事，不可或疏。即今日者，又知识女子矢志报国之日也。”⑧“自家庭社会以至国家及世界之事，皆知识女青年分内之事也。”⑨由上可知，在周南教师的心目中，女生与男子同为平等的国民主体，且有义务承担同等的社会责任。 政府的规训宣传、教师的言传身教叠加影响，激发了周南女生对国民责任的思考。一名女生在习作中写道：“在今天我们的国家民族遭受了严重的祸患，都是在苦斗里求生存，我们便是这苦斗的生力军，责任的重大，境遇的艰难，可说是空前的了。”因而“什么社会问题也谈，什么救国方法也讨论，有时我们之见解虽幼稚得可怜，但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心里怎样想就怎样说，是一片赤子之心的流露”。⑩另一女生易剑煌则对国家出路进行了探索，她通过对中、美、日三国对比，得出“惟有科学才能救中国，惟有科学才能使中国人贫困的面貌改变”(11)之结论，指出“报国之道，途径甚多，尤以科学上之贡献，需要迫急”，且以居里夫人为榜样。 与此同时，周南女学生将国民责任与妇女解放相联系。谭丽都写道：“吾人身为国民，且为具有较高知识之国民，尤宜抱定一个‘固我邦国’之大志，不问职务繁简，不论地位高低，不计薪资多少，竭吾力，行吾志。”(12)青争指出：“这次全民抗战是我们妇女表现力量的好机会，我们应当趁时加倍努力，一方面充实自己的力量，储蓄大量的智能，准备担负起建国的工作，担负起为妇女谋彻底解放之责任。”(13)并提出妇女解放是责任担负的观点：“现今是我们表现力量的时候了，我们得奋起，利用难得的机会，求得妇女的解放。我们的解放不是权利的夺取，而是责任的担负，不是要求享受，而是勉尽义务。”(14)还有女生认为：“女子其所以在社会居于不足轻重之地位，非人为之，实以女子对于民族国家，无伟大之贡献，无惊人之表现”，提议“在此非常时期，亦即女子有所贡献于民族国家之时期”，积极“参加抗战工作”，“从事生产”等。(15)一句话，周南女学生已深刻认识到承担国民之责、尽国民之义务是确立自身国民地位的重要途径。 三、周南女学生对国民身份的践行 (一)刻苦向学 据校刊所载，每天清晨天未亮，高16班的王玉仙就吹起了起床号，同学们15分钟整理内务、洗漱完毕后到操场集合做早操和田间早读。校友易应南回忆道：“黎明早起，(我)就到操坪朗读或者背诵国文或英语单词，早餐后上课前学写毛笔字，有时晚自习后到老师办公室伴着油灯再学习半小时，待我回到寝室时同学们也刚上床，就是这样争分夺秒，挤时间学习。”[7]135图书馆更成为女生趋之若鹜之所，“每天开放的时间为课余短促的两小时，因为房子太狭小，迟来者每发向隅之叹，所以预先总有许多同学在焦急的等待。”(16) 刻苦学习换来了累累硕果。1940年7月高中第十班、十一班77人参加教厅的毕业会考，皆顺利通过，黎树芳荣获省数学冠军。1941年6月，高、初中升学率创新高，“即就去夏高中毕业同学之考取大学者约十之六，初中毕业之考取高中者约十之七。”(17)1942年8月5日教育厅耒字第70287号训令中写道，周南高中毕业会考(高十四、十五班)成绩优秀学生罗良莊、魏如松、陈怡佑等13人依照部颁免试升学之办法规定，保送免试升学，其中“高十五班的李光萃还是有名的‘李八百’，八门功课都是100分”。[16]因周南学生成绩优异，多所著名大学与学校签订协定，每届毕业生中的前几名免试入学。 在蓝田举办的各届各项比赛中，周南女生亦屡获佳绩。如，1940年6月，青年运动周男女共同比赛中，英语高中组第二名李曼青、第三名余泽媛，论文高中组第二名钟期荣、第三名汪树筠，理化高中组第一名胡安荣、第二名黎树芳，数学高中组第二名余泽媛、第三名胡安荣，讲演比赛高中组第一名易明西，皆是周南同学。又如，1941年5月青年运动周，国语高中组第一名王育妫，英语高中组第二名周佩铭，论文第三名王育妫等。还有，1944年3月29日举行了革命纪念日及纪念青年节的讲演、论文、壁报等比赛，讲演高中第一名为左大钰，论文高中第二名为谭丽都、第三名为谭慧等。 (二)办理民校 课余时间，周南女生利用所学知识办理民众学校，开化民智，宣传抗战救国。校自治会设社教委员会，由民校校长、事务主任、教务秘书组成。周南派学生到民众学校任教，给民众教授认字、简单算术、打借条、欠条等基本的实用知识。社教委员会还召集民校学生、家长及邻近民众，举行国民月会或家庭教育座谈会，讲演建国储蓄要义，宣讲国民公约，表演与抗战有关之戏剧和歌曲，进行抗战宣传活动。 此期周南社教办学成绩优异，1939—1945年间结业人数达2293人之多，多次获省教厅嘉奖。1940年5月教厅耒字18094号训令转教育部指令：“周南学生刘石泉办理社教工作勤奋不懈，应发奖状以资鼓励。”1943年6月，省教厅转教育部社字第14494号指令：“以周南兼办社教，成绩优异，应予嘉奖，以资鼓励。”为支持民教，省教厅多次给予补助，1940—1944年间共补助2000元。 (三)募捐劝储 周南迁校蓝田后，师生积极响应政府号令，主动参与募捐劝储活动。各班级开展“一角捐运动”。小学部“每个教室旁挂一个长竹筒做的储钱罐，每天第一堂课，大家就自动将零花钱投入桶内”。(18)学校还设立湖南省节约建国储蓄团周南支团，向邮局储洋。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血色湘西》中有生动描写：“周南那些十几岁的女学生们，甚至老师、校长们都纷纷走上街头，演说募捐搞各样救亡活动。”[17]95报纸对周南师生积极自捐、募捐、劝储等行动也大加赞赏。报载(1940年11月21日)周南师生“对于建国储蓄赞助倡导不遗余力，在蓝田市向民众竭力宣传劝储，颇著成效，在校内更为热烈，切实倡导……堪称学校单位中劝储最特出之成绩，令人至为兴奋钦仰，富商大贾闻风兴起”。1943年1月10日，三民党湖南省直属蓝田党部公函称周南童军团、女青年分团“热心社会事业，爱护前方将士，甚为钦佩，尤以新年同众会中全体动员于冰凉之月下，不惮唇舌之劳，恶饥耐冻，发行物品义卖，以之涓滴为公，其热忱、其毅力，更属难能可贵，前线将士闻之当欢欣鼓舞”。据初步统计，1938年10月至1944年1月间，周南师生为抗战自捐、储洋金额达53607.58元；1941年5月至1943年5月间，学生为抗战募捐、劝储金额达40158余元。(19) 周南女生历来擅长文艺表演，她们利用各种节庆，如元旦、三八妇女节、国父逝世纪念日、“七七”抗战纪念日、双十节、国父诞辰日等，表演与抗战有关的戏剧、歌曲等，并将国民公约、建国储蓄等要义穿插其中，表演者情真意切，生动逼真，极大地激发了观众的爱国热情，以致纷纷慷慨解囊。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1939年7月7日纪念抗战两周年大会，会后陈嘉钧率领学生在蓝田市举行抗战化装宣传街头戏，吸引了全市民众近万人至火车站大坪观赏。女生们站在中央高地表演，当表演一个汉奸欺骗农妇受日兵残暴时，观众中着工人装的一个人跳入表演场地，试图抓着汉奸，口呼手舞不止，待陈嘉钧解释“这是伪装不是真的”乃止。(20) (四)农业生产 1940年10月，周南根据上级指示及颁布的《各级学校实施农业生产办法大纲》，试行农业生产，拟定了实施农业生产的办法细则，呈省教厅备案。具体办法是由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委员推举5人组成农业生产指导委员会，学生自治会中增设农业生产委员会，由高、初中各班出1人，共计12人组成，负责计划分配同学实施农业生产。学校计划租用邻校谭姓荒山土地两处约70方丈，开辟为四季生产工作之用，秋季借用东家禾田为冬季春初生产工作之用，租用校东侧荒地以蓄养鸡鸭，租佃邻校谭姓房屋大小四间用作养猪之用。所生产之物为春秋四季之瓜果蔬菜，以及蓄养鸡鸭等家禽家畜。将所佃之地按高初中12班分为12区，分配生产工具，实行轮流照看。收获之物均供食事工之用，另外，家事研究会还制作豆腐、豆汁、干菜等，及制作各种点心，以供消费合作社之销售。 1941年12月、1942年8月，省教厅督学两次视察周南，认为周南学生“兼习勤劳，实行扫地、种菜，且服务精神亦好”，“学生劳动兴趣颇浓，如种菜、喂猪，修运动场以及大路等，颇具成绩。”1942年秋季，生产猪14只，重2100斤，羊2只，重125斤，蔬圃共收菜计1200斤；1943年生产猪12只，重1880斤，蔬圃菜类收获计3400斤；同年4月，童军团生产中西点心、做手工菜等共收入洋1030元。(21)农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学校生活物资的奇缺贫乏，使学生切身体会学校教导的“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尤为重要的是，使学生掌握了一定的生产生活技能，为成为自立自强的劳动者奠定基础。 四、结语 纵观整个中国近代史，戊戌维新时期，为建构新的民族国家，精英男性将女性纳入国民之列，冠之以“国民母”或“女国民”。五四时期，追求个性、独立自主、自由平等的“新女性”风行一时，“女国民”观退居幕后。至抗战爆发时期，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民族国家话语成为社会最强音，“女国民”再次凸显，上自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下至知识女性都认同这一符码。可见，“女国民”观是伴随着民族危机、女子教育的曲折发展时起时落。尽管“女国民”观为精英男性所倡导，其终极目标为民族国家的建构，却为知识女性包括女学生建构自身主体身份提供了契机。她们巧妙地利用“爱国救国，匹妇有责”[18]、“同担责任，同为国民”等主流话语，力争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国民身份，大大加快了妇女解放的步伐。 注释： ①参见湖南私立周南女子中学：《学校大事记/训导工作报告/教导概况/教职员会议记录》，湖南省档案馆，卷宗号59-07-06。 ②“蓝田精神”是指发挥团队的力量，不畏艰辛迎难而上的力量，改选环境勇于攀登的力量，意志与智慧的力量，热爱母校周南的力量。参见李士璜：《蓝田时代延续了周南百年历史》，载于《周南钟声》2008年第7期。 ③青年守则：忠勇为爱国之本；孝顺为齐家之本；仁爱为接物之本；信义为立业之本；和平为处世之本；礼节为治世之本；服从为负责之本；勤俭为服务之本；整洁为强身之本；助人为快乐之本；学问为济世之本；有恒为成功之本。载于司琦：《中国国民教育发展史》，台北国立教育资料馆1981年版第370页。 ④“朴、诚、勇”指意志坚定，则勇之事也；生活俭薄，则朴之事也；笃行此二者而始终不渝，则诚之事也。 ⑤参见李士元：《本校三十五周年纪念词》，载于《周南女中三十五周年纪念特刊》1940年第2期。 ⑥参见湖南私立周南女子中学：《学校大事记/训导工作报告/教导概况/教职员会议记录》，湖南省档案馆，卷宗号59-07-06。 ⑦参见李士元：《本校三十五周年纪念词》，载于《周南女中校庆特刊》1940年第2期。 ⑧参见周世钊：《今日》，载于《周南女中三十六周年纪念特刊》1941年第15期。 ⑨参见周世钊：《女子应有之新认识》，载于《周南女中三十七周年纪念特刊》1942年第3期。 ⑩参见黄蓂、黄友诚等：《别》，载于《周南女中三十六周年纪念特刊》1941年第18期。 (11)参见易剑煌：《科学与中国》，载于《周南女子中学期刊》1942年第13期。 (12)参见谭丽都：《送毕业同学序》，载于《周南女子中学五一特刊》1943年第5期。 (13)参见青争：《年年此日》，载于《周南女中三十五周年纪念特刊》1940年第4期。 (14)参见廖学道、刘湘宜等：《我们的礼物》，载于《周南女中校庆特刊》1940年第6期。 (15)参见马菊初：《解放之路》，载于《周南三十九周年纪念特刊》1943年第11期。 (16)参见杨澍：《自治会工作剪影》，载于《周南女子中学期刊》1939年第79期。 (17)参见周世钊：《今日》，载于《周南女中三十六周年纪念特刊》1941年第3期。 (18)参见李士璜：《可敬的启蒙老师》，周南中学校友会编：《春晖芳草——百年周南纪念文集(1905—2005年)》(内部出版物)，2005年。 (19)参见湖南私立周南女子中学：《学校大事记/训导工作报告/教导概况/教职员会议记录》，湖南省档案馆，卷宗号59-07-06。 (20)同上。 (21)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