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学与人文精神的片面理解——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文化观及其偏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本主义论文,偏颇论文,片面论文,人文精神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说，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代表着现代科学主义科学观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文化观看作现代人文主义文化观的代表。显然，这种文化观对于当今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以致许多人对科学与人文精神的理解都没有逃脱这种文化观所设定的基本框架。他们一方面将科学归结为“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另一方面则将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文化观所表达的那种“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看作是“人文精神的范例”。因此，很有必要对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文化观做认真的分析和清理。
一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文化观有两个最显著的特征：一是反科学主义或反科技主义；二是非理性主义。
首先，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文化观是一种反科学主义或反科技主义的文化观。这种文化观对科学的理解似乎并没有超越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理解，但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者与科学主义者或科技主义者的立场截然相反：他们强调只有非理性的生命体验（或情感、意志、本能等）才是最真实的存在，是人的本质，而科学与理性只不过是人类意志的工具，并无实在的意义。这就是说，人本主义者将科学主义或科技主义的观点完全颠倒过来了：科学主义者或科技主义者强调，只有科学世界在认识上或技术上是有意义的，而人文世界在认识上或技术上是无意义的；而人本主义者则强调，只有体验（人文）世界才是真正的存在，而认识（科学）世界不但并无实在的意义，反而同人和人文精神是对立的。我们不妨以尼采、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为典型代表，来剖析其科学观和文化观。
尼采对科学作了最拙劣的实证主义的理解，从而论证科学与人的对立。在尼采的心目中，科学的形象是这样的：“有一种世界解释，它把你们的存在合理化，使你们能够所谓科学地（你们其实是指机械地吧？）研究和工作下去，这种世界解释除了数字、计算、度量、观察和掌握之外，其余一概不容许。……力学是关于最初和最终规律的学说，全部人生都必须建立在力学的基础之上。”因此，科学“把人生贬低为一种计算的苦役和练习，贬低为数学家的蛰居斗室”，消除了“生存的多义性质”。[1]于是，尼采强调， “科学性是伪善的……我反对一切虚假的伪善的科学性：1.指论证的方法，假如它不符合思想起源的话；2.指对方法的要求，而这些方法在特定的科学时代根本不可能产生；3.指对客观性的要求，也就是对冷酷的、无个性的要求”[2]； 一种“所谓的‘科学的’世界解释，永远是一切可能的世界解释中最愚蠢的即最无意义的一种”，因为科学使世界变成为一个本质上机械的世界，而“一个本质上机械的世界是一个本质上无意义的世界！”他还说，“假如评价一种音乐的价值，就看它有多少东西可以被点数、计算，可以纳入公式，——这样一种‘科学的’音乐评价何等荒谬！从中能把握、理解、认识些什么！其中被当作‘音乐’的东西一钱不值，实在一钱不值！”[3]
尼采不仅对科学作了最拙劣的实证主义的理解，而且还往往将科学归结为“功利主义”，从而进一步批判科学与人的对立。例如，他强调，“科学——为了支配自然而改造自然的概念——属于‘手段’这一部类”。然而，“人的‘目的’和‘意志’应该同以总体为目标的意图同步增长”。[4]在尼采看来， “一切意义都是权力意志（一切联系的意义都可归结为这种意志）”[5]，而人的理智似乎只是偶然的产物， 并且对人来说是可有可无的。他说，“我们的理智为什么也是存在条件的结果呢。假如我们本来就不需要理智，我们也就不会有它了；假如我们本来不需要这样的理智，我们也就不会有这样的理智。——即使我们换一种方式生活。”[6]
尽管海德格尔对科学的理解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然而，他还是从狭隘的功利主义角度来理解科学技术及其同人和自然的对立。他将现代科学的本质归结为现代技术的本质。在海德格尔看来，尽管现代技术的发展有赖于现代科学的支持，但是，决定性的问题是：“现代技术具有何种本质，使得它碰巧想到应用精密的科学呢？”[7]换句话说，是现代技术的本质既支配着现代技术，又支配着现代科学。他将现代科学看作是现代技术的本质的开路先锋，强调现代科学所展现的本质就是现代技术的本质。在他那里，现代技术的本质不仅支配着人与自然的交往，支配着科学，而且还支配着一切包括宗教、艺术、政治等等在内的文化创造或存在领域。因为，“新时代的基本立场是‘技术的’基本立场。并非因为有蒸汽机和内燃机，基本立场是技术的，而是之所以有这类东西，因为时代是‘技术的’时代”[8]。
那么，现代技术的本质又是什么呢？海德格尔回答是“座架”。在他那里，“座架”不是什么技术因素，不是什么机械类的东西，而是现实事物作为持存物而自行解蔽的方式。“座架意味着对那种摆置的聚集，这种摆置摆置着人，也即向他挑战，使人以订造方式把现实当作持存物来解蔽。”[9]换句话说， “座架”就是对人和自然的“限定”和“强求”：它让人和自然只是在技术的可用性方面相遇，只是在物质化和加工的方式中相互涉及。于是，当“座架”君临一切时，“最高的危险”便产生了：首先，现代技术把自然展现为持存物，使之降格为受技术统治的单纯的、齐一的、功能化的物质，从而不仅使存在本身遭受损害，而且使人远离事物。其次，能使人得以宣称自己是地球主人的现代技术并没有给人带来伟大的自由和自身性，相反，人也将丧失其真正的本质，因为他如此严重地受到技术本质的支配，以致他和事物一样遭到同样的命运：当人通过技术活动挑战自然，消灭事物的特性，使其展现为持存物的时候，人其实已经先于自然变成了持存物。
总之，海德格尔认为，人和自然的自身性的损坏、扭曲和丧失是技术时代的真正危险。这种危险并不来自技术对人的不利后果。即使人们成功地克服了技术的不利后果，然而，技术的本质带给人的最高的危险依然存在着。而且，在海德格尔那里，人和现代技术的对立似乎还具有更加深层的依据和必然性，因为“座架”的支配力属于“存在的天命”。于是，海德格尔呼吁，现在的任务是要克服现代技术，将人和事物从危险的“座架”中拯救出来，从存在的被遗忘状态向存在的本质的真实性“转折”，也就是使人和事物返回到存在本身。
马尔库塞则将现代科学技术看作是一种新的控制形式，并从这个角度来批判科学技术及其同人和社会的对立。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理性这个概念也许是意识形态的。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方法的、科学的、被计算出来的和正在计算的控制。……技术总是一种历史—社会的规划：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涉及到人和事的一切都在其中被规划。”[10]“技术的进步扩展到整个统治和协调制度，创造出种种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生活形式似乎调和着反对这一制度的各种势力，并击败和拒斥以摆脱劳役和统治、获得自由的历史前景的名义而提出的所有抗议。”[11]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马尔库塞确信，韦伯称其为‘合理化’的东西实现的并不是合理性本身，而是以合理性的名义实现着一种未公开承认的政治统治的特殊形式”[12]。因此，现代科学技术并不是“中立的”，它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向性和意识形态功能。“作为一个技术世界，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的世界，是实现一项特殊历史谋划的最后阶段”。“随着这项‘谋划’的展现，它就形成为话语和行为、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整个范围。……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政治的合理性”[13]。这就是说，现代科学技术不仅参与了建立、巩固和发展“发达工业社会”这个极权主义社会的整个“历史谋划”过程，而且从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马尔库塞看来，科学技术的控制使得发达工业社会陷于单向度的“病态社会”，使得生活在其中的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他认为，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造成极权主义的根源主要不是恐怖与暴力，而是科学技术的进步。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发达工业社会成功地消除了人们（尤其是工人和老板）的生活方式的差异，实现了政治对立的一体化；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发达工业社会可以通过电视、电台、电影、报纸、广告等各种传媒和舆论工具有效地控制和操纵人们的私人空间；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发达工业社会使人们满足于富裕的物质生活而放弃对理想、自由和高层文化的追求，更不愿意为追求新的生活方式而付出代价；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实证主义、分析哲学这种“肯定性思维”和“单向度哲学”占领了人们的思想领域；……总之，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它所施行的成功的控制，使得发达工业社会成了一个没有反对派的社会，从而成为单向度的社会；使生活在其中的人失去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从而成为单向度的人。而一个社会若是不能用现有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使人性充分地发挥出来，那么，这个社会就是有病的社会。
其次，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文化观是一种非理性主义的文化观。现代西方人本主义者们主张一种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或文化精神，而他们所谓的“人”，其本质就是非理性的生命体验（或者情感、意志、本能等等），于是，他们常常将人文精神与艺术精神等同起来。例如：
尼采强调生命本身是非道德、非功利、非理性、非科学的，而“只是作为审美现象，人世的生存才有充足理由”[14]。他批判基督教及其道德，认为基督教及其道德充满着一种敌视生命的东西，一种对于生命满怀怨恨、复仇心切的憎恶。它“仇恨‘人世’，谴责激情，害怕美和感性，发明出一个彼岸以便诽谤此岸，归根到底，一种对于虚无、末日、灭寂、‘最后安息日’的渴望”。而“在道德（尤其是基督教道德即绝对的道德）面前，生命必不可免地永远是无权的，因为生命本质上是非道德的东西，——最后，在蔑视和永久否定的重压之下，生命必定被感觉为不值得渴望的东西，为本身无价值的东西”。[15]他批判理性与科学，认为“‘理性’反对本能。‘理性’无论如何是摧残生命的危险的力量！”[16]而科学讲究的是理性和功利，因此它是对“生命的某种限制和降级”[17]。
因此，在尼采看来，宗教、道德、哲学和科学都是人的颓废形式，惟有艺术才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18]。他宣称：“只承认一位‘神’”，那就是“一位全然非思辨、非道德的艺术家之神。他在建设中如同在破坏中一样，在善之中如同在恶之中一样，欲发现他的同样的快乐和光荣。他在创造世界时摆脱了丰满和过于丰满的逼迫，摆脱了聚集在他身上的矛盾的痛苦。在每一瞬间获得神的拯救的世界，乃是最苦难、最矛盾、最富于冲突的生灵之永恒变化着的、常新的幻觉，这样的生灵惟有在外观中才能拯救自己：人们不妨称这整个艺术家的形而上学为任意、无益和空想，——但事情的实质在于，它业已显示一种精神，这种精神终有一天敢冒任何危险起而反抗生存之道德的解释和意义”。[19]于是，尼采将艺术看作是人生的形而上的根据，将审美的意义和价值看作是人生最根本的意义和价值。因为“艺术使我们想起动物活力的状态；它一方面是旺盛的肉体活力向形象世界和意愿世界的涌流喷射，另一方面是借助崇高生活的形象和意愿对动物性机能的诱发；它是生命感的高涨，也是生命感的激发”[20]。所以，“艺术家的至深本能岂非指向艺术，更确切地说，指向艺术的意义——生命？指向生命的热望？——艺术是生命的伟大兴奋剂”[21]。他认为，人需要两种精神：一种是日神精神；另一种是酒神精神。这两种精神都深深地根植在人的本能之中，并构成艺术形而上。“艺术本身就象一种自然的强力一样借这两种状态表现在人身上，支配着他，不管他是否愿意，或作为驱向幻觉之迫力，或作为驱向放纵之迫力”[22]，给人以梦和醉的艺术世界。
海德格尔的文化观有一个鲜明的人文主义主题，那就是“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说：“诗首先使安居成其为安居。诗是真正让我们安居的东西。但是，我们通过什么达于安居之处呢？ 通过建筑（building）。那让我们安居的诗的创造，就是一种建筑。这样一来， 我们就面临一种双重的要求：一方面，我们由安居的本质来思被称作人的生存这回事；另一方面，我们将思那作为一种‘让一居’（letting—dwell），即作为一种——也许甚至就是此种——独特种类的建筑的诗的本质。如果我们循此寻求到诗的本质，也就把握到安居的本质”[23]。这就是说，海德格尔将人的生存、安居的本质同诗的本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并将“诗意地安居”看作是人的真正的存在。
那么，“诗”的含义是什么呢？人为什么要“诗意地安居”呢？在海德格尔那里，“诗”代表着一切艺术。在他看来，“一切艺术本质上都是诗”[24]。“诗”也代表着存在和真理本身。存在自身即拥有诗意，诗的本质是真理的奠立。诗是内在于存在和真理本身的，是存在和真理本身的天性。艺术的本质是诗。艺术是存在自身的显露。“艺术让真理产生。艺术通过保护，是向着在作品中的在者之真理的跳跃。通过跳跃而使某物产生，在一种奠基的跳跃中，使某物出于它的本质之渊源入于存在”。因此，“艺术本质上就是一个本源：真理进入存在亦即成为历史性的真理的一种特殊方式”[25]。这样一来，当“艺术进入了美学的视界内”，于是，“艺术成了体验的对象，艺术因此被视为人类生命的表达”。[26]海德格尔为人们营造了一个所谓“本源的”真与美的精神家园，那就是“诗”的世界，亦即艺术的世界。在他那里，艺术的本质、诗的本质与科学技术的本质是截然对立的。前者是人的安居的本质、生存的本质。有诗人，才有本真的安居；后者则是“座架”，是对人的威胁：它遮蔽了诗的意义的展现，使人无家可归，“不让人进入一种更加本源的揭示，因而使人无法感受到更加本源的真理的召唤”[27]。
不仅如此，海德格尔还将“诗”看作是克服现代技术及其“世界之暗”的法宝。在他看来，“技术之本质只是缓慢地进入白昼。这个白昼就是变成了单纯技术的白昼的世界黑夜，这个白昼是最短的白昼，一个惟一的无尽头的冬天就用这个白昼来进行威胁。现在不仅人失去了保护，而且整个存在者的未受伤害的东西也仍在黑暗之中。美妙事情隐匿自己，世界变得不美妙了。这样一来，不仅神圣作为通向神性的踪迹仍遮蔽着，而且甚至连通向神圣者的踪迹，即美妙事情，也似乎灭绝了”[28]。他宣称，“只有一个上帝能够拯救我们。留给我们的惟一可能，是通过思和诗去作好一种准备，即为上帝的出现或者为没落时代上帝的缺席作好准备”[29]。所谓思和诗，在海德格尔那里是同一的：一切深刻的思都是诗，而一切真正的诗都是思。他说，“对于远逝的诸神之到达而言，即对于神圣而言，天穹之要素乃是远逝的诸神之踪迹。但谁能追寻这种踪迹呢？踪迹往往隐而不显，往往是那几乎不可预料的指示之遗留。在贫困时代里作为诗人意味着：吟唱着去摸索远逝诸神之踪迹，因此诗人能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道说神圣。因此，用荷尔德林的话来说，世界黑夜就是神圣之夜。在这样的世界时代里，真正的诗人的本质还在于，诗人总体和诗人之天职出于时代的贫困而首先成为诗人的诗意追问。因此之故，‘贫困时代的诗人’必须特别地诗化诗的本质。做到这一点，就可以说诗人总体顺应了世界时代的命运。”[30]
马尔库塞更是将艺术同“人的实现和人的解放”联系在一起。马尔库塞认为，已确立的科学技术已经变成破坏性的政治工具，因此，“技术转变同时就是政治转变，但政治变化只是到了将改变技术进步方向即发展一种新技术时，才会转化为社会的质的变化”[31]。于是，他为人和自然的解放，呼吁一种“新技术”。他强调，技术进步的这种新方向将是既定方向的突变，是流行的科学技术合理性的突变，是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新观念的突现。它将展现一种本质上新的人类现实的可能性，即“世界的合理转变可能导致一种由美学感性和人构成的现实”[32]。“在此条件下，科学谋划本身将对超功利的目的、对远非统治必需品和奢侈品的‘生活艺术’开放”[33]。
在马尔库塞看来，“艺术”一词含有决定性的否定的要素。“艺术在坚持它自身的真理中表现了这个原动力。尽管艺术植根于社会现实，但又是它的‘异己者’。艺术打开了一个其他经验无法接近的维度。在这个维度中，人类、自然和事物不再屈从于既定的现实原则的法则”[34]。“艺术通过让僵化的世界说话、唱歌，或许跳舞， 来同物化作斗争。忘却过去的苦难和欢乐，可减轻在现实原则之下的生活的压抑。相反，追忆则激起征服苦难和追寻永久欢乐的冲动”[35]。因此，艺术的“审美形式揭示了在现实中受禁锢和压抑的维度，即解放的层面”[36]。人们可以通过艺术“找到可以打破已有的语言和思想对人的精神和肉体的压迫性统治的交流形式”，“有效地交流对既定的现实的控诉和关于解放的目标的设想”。[37]由此可见，马尔库塞实际上将人的解放归于审美的感性解放。
总的说来，他认为，“艺术、文学和音乐所表达的见识和真理，是任何其他形式所无力表达的。美学形式是一个既不受现实的压抑，也无须理会现实禁忌的全新的领域。它所描绘的人的形象和自然的形象，是不受压抑性的现实原则的规范和拘束的。而是真正致力于追求人的实现和人的解放，甚至不惜以死为代价。……换言之，艺术是独立于既定现实原则的，它所召唤的是人们对解放形象的向往”[38]。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一书中还引用席勒的话表明，为了解决一个政治问题，即把人从非人的生存状态中解放出来，“美学是必由之路，因为正是美导向自由”[39]。
尽管现代西方人本主义者们所表达的人文主义思想其侧重点有所不同，并且在其著作中也很难找到“人文精神”这个字眼，但是，我们不难看到，这些人文主义者所理解和表达的人文精神实质上就是艺术精神。因为在他们那里，似乎惟有艺术及其精神才同人的生存、人的安居、人的实现和人的解放密切相关。
二
显然，如果说，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代表着部分科学家，用科学家的眼光来理解和审视科学及其其他文化的意义和价值的话，那么，人本主义的文化观则代表着部分艺术家，用艺术家的眼光来理解和审视艺术及其其他文化的意义和价值。无疑，这种见解有其深刻之处：其一，它深刻地揭示了艺术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表明在人类的精神家园当中不能没有艺术，更不能缺少艺术精神。艺术及其精神同人的生存、安居、自由和发展息息相关；其二，它深刻地揭示了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局限性，强调应当关注人的非理性方面，包括人的生命体验、情感、意志、本能等等；其三，它还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现象，即科学技术与人和自然的对立，与人文精神的对立。但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文化观也存在着很大的偏颇性：
第一，现代西方人本主义者对科学的理解是极为片面的。首先，他们对科学的理解并没有超出狭隘的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视野。例如，在尼采的心目中，科学世界纯粹是一个机械的力学的世界，是一个纯粹用数字、计算、度量来观察和掌握的世界，这显然是对科学最狭隘、最庸俗的实证主义理解；海德格尔将现代科学的本质归结为现代技术的本质，又将现代技术的本质归结为“座架”，是对人和自然的“限定”和“强求”：让人和自然只在技术的可用性方面相遇，只在物质化和加工的方式中相互涉及，这种思路显然只局限于对科学技术作狭隘的功利主义理解；马尔库塞将现代科学技术看作是一种新的控制形式，强调科学技术使人们满足于富裕的物质生活而放弃对理想、自由和高层文化的追求，强调技术合理性变成了政治合理性，强调科学技术导致“肯定性思维”和“单向度哲学”等等，这些见解显然也没有超出对科学技术作狭隘的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理解。因此，现代西方人本主义者同狭隘的实证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一样，从根本上无法看到科学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其次，只看到科学技术对人、自然和社会的负面影响，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直接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而看不到科学技术对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所起的巨大作用，因而看不到科学技术同人的生存、安居、自由和发展的深刻的一致性。
第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者所理解和阐述的人文主义或人文精神也是极为片面的。其片面性的根源在于对人的理解的片面性和狭隘性：首先，他们不是从社会历史的观点来看待人，而是离开社会历史条件来抽象地谈论人的本质、谈论人的生存、安居、自由、解放等等，这样一来，使他们的文化观带有浓厚的虚无主义色彩。例如，海德格尔的哲学宗旨是，克服现代技术，使人和自然返回到存在本身。那么，存在本身是什么？海德格尔说：“曾有过这样的时代，那时，不仅仅只有技术才称作为technē。那种使真理显露灿烂光辉的揭示也被称作technē。曾有过这样的时代，那时，使真进入美被称之为technē。 而美的艺术的产生也被称作technē。在古希腊，在西方天命之开端， 诸艺术翱翔到给予它们揭示的最高的境界。它们澄明了诸神的到场和神与人类天命的对话。”[40]由此可见，海德格尔所谓的返归存在本身的真实涵义就是让人们摆脱现代这个“技术化的千篇一律的世界文明的时代”，返归到古希腊去，到那里去寻找人可以“诗意地安居”的家园。于是，他在批判现代技术的虚无主义发展的同时，自己却真正走向了一种彻底否定现代西方文化和文明的虚无主义。事实上，当代西方人本主义者否定科学技术的作用，否定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要性，离开社会历史条件抽象地谈论“梦和醉的世界”、“人，诗意地安居”和“对解放形象的向往”等等，都可以说是多少带有几分浪漫主义色彩的空谈。其次，将人的本质归结为非理性的存在，即生命体验或情感、意志、本能等等，而将理性仅仅看作是人类意志的工具或外在世界的逻辑。于是，他们反对从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以科学精神和理性精神为旗帜的人文精神，批判科学和理性使社会陷于“单向度的社会”，使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诚然，人不能仅仅局限于对知识和理性的追求，知识和理性不能代替人所拥有的一切，除了知识和理性以外，人还应当充分关注其艺术修养和非理性的生命体验等等许多方面，那种片面夸大知识和理性及其作用的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是不可取的。但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科学精神和理性精神，并用艺术精神和非理性主义来取而代之，这是相当偏颇的。因为知识和理性毕竟是人和生活所必须拥有的重要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和理性的发展水平标志着人类自身和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成熟程度。要是没有近现代科学及其它所培育和发展起来的理性，就没有近现代化的人类及其社会，人类也许仍将徘徊在比较原始的状态，宗教或巫术也许仍将主宰着一切。因此，如果说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将使人变成“单向度的人”、使社会变成“单向度的社会”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反科学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必将导致另一类的更为严重的“单向度的人”和“单向度的社会”。
第三，进一步加深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对立，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对立。很明显，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文化观更进一步强化了所谓的科学世界和人文世界的截然区分。在现代西方人本主义者的视野里，似乎只有艺术才同人的生存、安居、自由和发展息息相关，才具有重要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才体现真正的人文精神，而科学不但不具有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反而同人、自然和社会是对立的，同人文精神是对立的。这样一来，人本主义者与实证主义者、科学主义者形成了势不两立的局面：实证主义者、科学主义者突出强调的是科学和理性的重要性，强调要用科学的观点、方法和标准来审视别的文化，忽视或贬低人文文化的意义和价值；而人本主义者则突出强调艺术和非理性的重要性，强调要以“人”为本来审视一切文化，排斥和否定科学的意义和价值。于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分离和对立便进一步加深了。
总之，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文化观所表达的人文主义或“人文精神”是相当偏颇的。但是，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这种文化观也确有深刻之处，例如，它对人的精神生活的关注，这往往是许多实证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所欠缺的；它对艺术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的揭示，并将艺术及其精神同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联系起来等等，对于我们思考科学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收稿日期：2000—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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