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因素进入发展研究领域的路径演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研究领域论文,性别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670(2011)06-0097-7
增长问题一直是经济研究的重要领域。经济学和社会学关于增长问题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以及同一个地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之间的发展表现和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视角。长期以来，发展研究关注经济的增长表现，重视经济总量的增长差异，而忽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差异。一般来说，经济增长过程中不仅有数量变化，更有经济结构和社会特征的变化。经济发展研究更关注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全局的变化，特别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变化、历史特征和发展差异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性别开始成为经济发展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
性别发展研究的历史并不是很长。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性别问题开始成为经济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而现在“性别视角”成为经济发展分析、经济发展参与程度研究和经济发展实践批判的重要思维。40多年来，性别因素参与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分析和政策领域，衍生出了性别和经济发展研究的多条路经，研究的成果对于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性别因素进入发展研究领域的主要路径
20世纪7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Ester Boserup出版著作《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女性角色》，推动了世界范围内将女性融入发展过程中的热情。人们希望女性能够进入发展领域和福利分享机制之下。多年以来，关于性别和发展问题研究的路径非常之多，各条路径之间的差异也很大，其经验和策略也不大相同。根据性别进入发展研究领域的时间和性别发展研究的主要内容，可以用3个术语来概括性别发展研究领域的变化。他们分别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女性(WID)、女性和经济发展研究(WAD)、性别和发展战略(GAD)。
70年代早期是性别发展领域的第一次高潮。70年代民权运动兴起，女权主义开始抬头，特别是全世界的反贫穷战争使得“发展”成为经济生活中十分重要的问题。70年代世界各国的发展战略，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也对反贫穷战争做出了贡献。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女性战略认为，如果女性能够成为发展规划的参与者和受益者，那么女性就能在发展中享有和男性同等的成功。然而，这种乐观很快被打破，70年代末期不再要求男女在经济发展中平等享受发展成果，而是特别针对女性创新政策，以满足女性的基本需求。政策制定者开始确保女性能够公平地参与所有的计划和项目。应该说，这种发展战略强调女性作为商品经济重要的再生劳动力，女性的“生产力角色”被过分强调。发展政策要求男女都要积极响应市场压力来改善生存状况，在反贫穷战争和实现经济增长的压力面前，性别平等并没有受到过多的关注。因此，这种思考方式长期在重视女性的物质福利还是重视女性的社会地位之间徘徊不前，直到最近才再次开始重新关注女性，包括关注女性个体、家庭内部、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等因素对性别平等的影响。
80年代是性别发展研究领域的第二次高潮。80年代中期，联合国女性十年规划(1976-1985)出台，来自第三世界的许多女性知识分子参与到了发展政策制定和发展组织组建的过程中，显示了女性在发展中的地位改变。Sen and Grown(1987)批判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女性的发展战略思维，提出了女性和经济发展研究的分析框架。他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是女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被边缘化，而是发展模式本身出现了问题。一方面，我们不知道什么类型的女性会包含在发展的过程中。另一方面，发展模式须重新定义并且须满足3个条件：首先女性要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得到解放；其次要正确认识男女工作能力的差异；最后强调集体责任，即世界各国都有责任来安排资源，加强健康和教育服务的生产，这样才能促进女性为平等而奋斗。
80年代末期，性别发展研究领域转向“性别和发展战略”(GAD)。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自由贸易的提倡，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都使得女性和经济发展研究的模式再次搁置。市场导向的经济政策主要关心女性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中潜在的劳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中大量使用女性劳动力。女权主义要求男女平等，不再强调女性这种身份标签，而是使用更为中性的词汇“性别”。“性别和发展战略”的模式不再预设一个与男性为敌的身份标签，而是强调性别意识、性别结构和性别准则，这些规则决定了男女不同的社会地位。“性别和发展战略”的发展模式不仅仅关注女性的工作机会、劳动条件和社会福利，而且关心男性在社会中的优势地位对女性造成的歧视效应。“性别和发展战略”的模式开始广泛应用到了近期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和社会矛盾的研究领域。
二、性别发展研究的主要特征和问题
性别因素进入发展研究领域之后，对发展研究的内容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性别因素之所以会成为经济发展分析的主要视角，主要是因为性别关系是社会组织特别是家庭、社区和公共政策的基本关系，各种发展目标和政策的制定和实行都与性别关系或多或少关联。另一方面，从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实来看，除了国别差距、地区差异之外，性别差异成为发展过程中一个普遍而棘手的问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女性在经济发展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使得人们不得不关心发展中的性别问题。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性别发展研究并不是创新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也不是对国际女权主义的替代，更不是对主流的发展研究进行人性化的改造。这主要表现在：(1)性别和发展问题研究不是另一种发展模式的创新。性别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均衡非常重要，因为无论是全球还是局部地区的不平等现象与性别有很大关系。Sen和Grown(1987)在《第三世界女性的发展视角：危机和出路》中指出，性别和经济发展研究关心从性别视角来重新看待发展的问题，意味着我们要重新思考什么才是“合意的发展目标和发展策略”，不是创造新的发展模式，而是关注经济发展中的性别因素。(2)性别发展也不是对国际女性解放运动的替代。尽管许多性别研究受到国际女权主义的影响，比如Pearson(Pearson，1984；Pearson and Jackson，1998；Pearson，2005)，但是发展问题并没有取代女权主义运动。1995年女权主义北京峰会呼吁实现推动男女平等，但是各国政策执行的程度不同，也只有有限的国际女权主义组织加入这些行动中来。(3)性别和发展的问题更不是对主流的发展研究进行人性化改造，即在主流的发展问题研究中引入性别因素。如果性别是人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最重要的关系，从性别角度来进行学术、政策和实践的分析将是符合逻辑的。尽管性别因素是发展的核心因素，但是现在来看性别因素仍然位于发展因素的边缘，作为备择选项而不是必要条件。
过去的15年，性别分析开始迅速融入发展分析的主流框架中，努力解决性别在发展中的边缘化问题。但是从联合国的千年发展规划可以知道，8大目标中有7个目标没有具体提到性别平等，性别仅仅在教育目标的制定和孕妇死亡率的统计中涉及，更没有提到与改变女性弱势地位关系密切的家庭暴力、生产和性的权利以及妇女政治的边缘化。(Sweetman，2005)因为尽管很多国际组织都承诺遵守北京行动宣言，即促进女性权利的实现，但是实际效果有待观察。因为在传统的组织和社会生活中，企业管理层可能给人一种欺骗性的假象，即管理层负责对企业员工采取充分的性别平等措施，于是企业的发展部门就会减少旨在减少性别不平等的资源分配。(Watkins，2004)
研究者在考虑发展政策的时候，引入性别因素，得到了许多不同的见解。支持性别平等发展的学者，对发展提出了许多包括性别因素的框架和假设，把性别因素看作是隐藏在发展研究领域的特洛伊木马。更多的学者为了追赶时髦或是为了研究方便，使用“性别”来寻找政策的漏洞。一些具体领域的研究结果，常常被抽象为一种共识和政策观念，即“女性是穷人中的穷人”、“教育女孩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等等。当然，也有许多学者积极寻找性别在发展中的定位，来获得更深刻的认同。Sorel(1941)认为，女性总是以可怜的受害者出现，在发展过程中处于被挽救的弱势地位，或者是发展过程中的无名英雄，因此必须大力强调和发掘女性对全球发展的贡献。在许多方面，性别和发展的关系受到重视值得欣慰，但是女性生活平等的愿望得到多大程度的改变仍然不太确定。主要原因是：只要性别因素仍是社会组织的重要因素，关键领域的性别平等的政策的成效就不大。另外，在性别发展的机制设计方面，性别经常被作为政治目的来使用；曲解的、非自然的以及去政治化的性别发展观念，已经成为每个人都知道但是却无力改变的事情。因此学者们谈到性别因素，对性别发展的前景并不是很乐观。
三、性别发展研究的主要对象
关于性别和发展的研究对象较多。目前来看大致可以分为3类：(1)发展政策和干预措施。包括国际组织、民族国家和非政府机构采纳的有利于性别平等的政策和干预手段，以及这些政策和手段对性别发展的主要意义。这方面的研究表现在联合国的发展规划和世界银行的发展项目研究之中。(2)由性别认同和性别角色变化引起的社会变化，主要是性别发展的观念促进了国际女权主义运动重新开始定位，非常重视政策导向对发展实践的影响。(3)当前比较突出的发展问题的性别分析，即两性职业分割现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范围内的女性移民、出口部门的女性劳动力比例上升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一)性别发展政策和干预措施
多年来，联合国千年发展规划大力推动性别平等和女性权利，重新解释了女性权利的概念并分析了能够表示女性权利得到改进的一些指标，包括女性教育水平、就业状况和政治参与程度对女性平等地位所贡献的力量。(1)教育对性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量的证据显示，教育能够改善女性的认知能力，这有益于女性提高思辨能力，帮助她们获得知识信息和创新观念来改善生活。(Jejeebhoy，1995)例如在肯尼亚具有4年学校经历的女性能够更好地理解政府法规，对家庭生活也更有计划性，而且具有预防疾病的初步知识。同时教育也会改变女性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她们在家庭中也更少受到家庭暴力的影响。(2)非农部门女性的工作机会增加，对女性和家庭的权力结构带来了新的变化。一方面，非农部门女性就业机会的增加意味着移民和搬迁，这些女性能够脱离以前的社区和地域控制，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对传统女性不能出现在公共部门工作的传统带来严重挑战。另一方面，许多女性开始重新考虑她们的婚姻关系，开始摆脱虐待性婚姻。年轻女性因为收入增加而推迟结婚，享受到更多的自由价值。一项在土耳其的调查表明，女性把外出工作当作是对家庭生活的补贴，不再认为外出工作是低人一等，甚至结婚生子以后都不会放弃工作；超过40％的女性渴望自食其力，利用自己的技能外出工作，以逃避家庭和社区的控制。菲律宾出口部门的一项调查显示，女性工人通常收入要高于最低工资；她们乐于以各种形式被雇佣，有机会推迟结婚和生育年龄，相对高的工资水平和稳定的就业前景使女性获得了更多的独立性和自由。(3)政治参与程度较少影响到千年目标的实现。回顾所有的政治制度，各国女性参与政治的人数都明显偏低，2000年大约是13.8％。Goetz(2003)认为，各种制度和政治领域的偏见把女性排挤出公共领域，即使社会中有特权的女性也不例外。政治结构对女性参与和赢得选举是非常重要的，这决定了政党在多大的程度上植根于社会各个阶层，是否有明确的选举规则和相关的政策关注。另外，政治文化对推进女性权益是相当有用的。
性别关系非常复杂。性别关系包含了观念、价值和身份认同。性别关系为不同的社会活动任务和领域分配劳动力，安排资源，赋予权力和决策动机。这意味着性别不平等是个多维度的问题，不可能是一个或者几个孤立的目标和重点。性别关系也不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常常存在悖论和不平衡。特别是面临着广泛的社会经济环境的时候，一个方面的社会关系的变化往往给别的方面带来不可预料的影响。因此，上述三个方面的目标是相互影响的，每一个方面都有长期和短期的影响。女性接受教育可以改善她们的婚姻质量和提高她们的认知能力，但是教育必须提供给她们分析不公平现象的能力。女性接受外出工作，提高了她们的自主性和购买力，但是同时也会损害她们的健康和剥削她们的劳动力。女性参与公共政务，可能改变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但是女性如果来自精英阶层而不是草根阶层，她们将很难代表最广大女性的权益，而仅仅是一种象征。因此，改变女性的地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二)性别发展带来的社会变化
性别发展领域包括了大量的政策实践者、社会活动家和学者。他们观点各异，广泛涉猎性别发展的理念分析和政策实践，深刻反思了性别发展观念的社会影响，并把一些性别发展的焦点问题推上发展的日程安排。一些国际发展组织的研究人员和参与者也批判了性别一体化对政策和实践的意义。在性别发展研究的过程中，女权主义开始把政治过程作为实现性别平等的重要因素。特别是考虑到发展政策和发展实践的时候，女权主义的观念有了新的意义。那么，性别发展对女权主义运动的意义和结果到底是什么呢？
为了在发展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女性的权益，确保发展过程的公平，女权主义者参与到了发展的过程之中。一方面，发展观念促进了女权主义者思维的改变，一些性别正统观念已经深深影响到推动性别发展的进程；另一方面，女权主义者特别关注性别发展机构的建立，关心性别结构的改变如何构成发展的目标，为性别干预确定参数，分析促进性别平等的必要的组织变化。一些人非常关心主流性别观念对性别平等进步的影响和发展组织内部的性别平等的状况。
多年的性别发展研究表明，虽然女权主义者有着雄心勃勃的社会改造计划，但是性别发展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性别不平等仍然是一个顽疾，官僚机构的抗拒仍然远超预期。女权主义者深深感受到政策实践的挫折。女权主义者积极争取在社会组织和政治领域的发言权、代表权和资源使用权，社会改革也要求女权主义者积极参与发展政策的决策和实施。但是女权主义者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面临着如下的问题：(1)政策形成的过程非常复杂，在国际组织和国内政治组织中女权主义者很难掌握实权，话语权常常得不到重视，因此女权主义者在追求社会变革中形成对西方国家的依赖。比如阿拉伯非政府组织为了追求女权，往往沦为西方民主暴力的工具。(2)世界各国女权主义者参与发展的方式因地区环境、物质条件和政治背景的不同而差异巨大。比如，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非洲女性很难成为改革的呼吁者，因为只有那些草根非洲女性迫切要求改变她们的贫穷状态，要求更大的权利。(3)性别和发展的政策目标经常被简化为“技术修补”。性别干预措施经常是迫于外部的压力，性别转化为工具和框架，这样就替代了对性别差异的深层思考。
经济全球化发展已经对女权主义运动有深刻的影响。全球化进程加快、产业重构和新自由主义盛行，已经深深加大了两性之间的不平等，而且促进了种族、阶级和代际的差异扩大。几乎所有的女性都受到资本主义的剥削，最低工资、劳动规制政策和其他社会政策应该促进对女性的资源分配，承认女性在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思考女权主义不仅要更新性别观念，或者寻找参与发展组织的新方法，更迫切的是了解女权主义对于国际化差异扩大的态度。
(三)性别分析在发展研究中的新视角
在发展研究中充分考虑到性别因素，通过性别来整合发展研究领域，这给我们带来了全新视角。这不仅对发展政策的制定者有利，而且有助于我们了解性别差异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比如世界银行已经认识到，理解性别的角色和差异，有助于改变乡村家庭的生产行为。Blackden(1993)认为，结构调整的性别分析要求女性开始重新思考家务劳动，使她们认识到男性经济政策制定者的偏见，即他们假设所有的劳动都是可以交换的，但是并没有包括非市场的家务劳动。还有些生态经济学家把女性和自然联系起来。比如Elson(1995)认为，保持人和自然的生态和谐主要靠女性的非市场化的劳动，女性长期积累的关于自然环境的知识可以用来保护环境。但是“性别和发展战略”的模式认为男女和自然环境的关系看起来是源于性别关系和生活习惯。女性更容易产生对环境的依赖，比如女性寻找木柴做燃料，被剥夺了很多接触奢侈消费活动的机会，更少有激励来从事环境的改善和维护。(Green et al，1998)
经济全球化已经深刻影响到了国际生产贸易模式和劳动力跨国流动，从女权主义视角分析全球化也受到关注。过去的30多年，当穷国开始为国际市场生产产品的时候，女性的低工资显现了比较优势。不仅如此，女性劳动力没有更多的非工资福利待遇，但是却提供了较高的生产力——许多出口部门的公众需要灵活性、高度疲劳的重复劳动和遵守严格的工业纪律。(Pearson，1998)全球经济发生了新的变化，商品供应链继续延伸，已经将大量的女性从传统的劳动力中解放出来，到与出口相关的部门工作。这些出口行业很少受到劳动保护，因此谈到公司的社会责任和劳动力保护条款的时候，道德贸易条款和工资行为准则最受女工欢迎，而男性劳动力则会把这些条款视为损害了集体议价和工会的垄断能力。(Pearson，2002)性别分析还可以研究全球化时代的移民问题。特别是一些低收入国家，女性为了改变父母和孩子的经济地位，女性在家务劳动、卖淫活动、毒品走私等非法活动中的比例较高。在小孩照料和家政服务中，移民的不规范和工作记录的缺失使得女性工人相当容易受到伤害。(Ehrenreich and Hochschild，2003)
对人口的增长和变化进行性别分析同样有所发现。例如，在印度，尽管女性构成了人口的一半以上，但是女性人口的比例正在下降。2001年印度人口统计显示，6岁以下的女孩同男孩的比例从1991年的945∶1000下降到927∶1000。因此，性别分析必须研究人口控制政策、文化和经济偏好以及女性的社会地位的综合效应，这样才能解释在经济和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女性人口是增加还是减少了。同样性别分析也可以适用于艾滋病防治和难民问题、种族冲突和重构。食物短缺问题经常会发生在男性劳动力缺失的家庭，女性和小孩需要家庭和社区的保护。(El Bushra，2004)甚至宗教问题也可以引入性别分析。最近西方国家受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威胁，而要理解每一个宗教的原教旨主义，需要我们研究女性的家庭和公共角色，以及女性在移民、婚姻、教育和就业中体现的角色。但是解放女性的旗帜可能被滥用。比如美国声称，侵入阿富汗是为了解除塔利班对阿富汗妇女的压迫，打倒萨达姆是为了解放伊拉克的妇女。原教旨主义运动倾向于把妇女的被压制归结于传统和文化因素，而女性常常会成为政治的工具和目标，并没有获得很大的解放和权利。例如新的伊拉克宪法只留给妇女一些低级的职位，而法律没有改变制度的不平等。
因此，性别分析的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就像其他领域内的政策和实践一样，性别和发展领域也要区分主体、观点、目标和过程。这不仅是为了改善发展政策的实施效果、便利于发展政策的分析和批判，也是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的平等。
四、当前性别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性别发展依据地域和时间有不同的研究领域和重点。当前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和资本加速流动，资源要素的配置受到市场化因素的影响，女性作为劳动力在国际经济资源的配置中成为重要的因素。一个最显著的现象就是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进行劳动力移民，以及女性劳动力在出口经济部门工作、给世界各国的消费者带来质优价廉的商品。经济全球化对传统的职业性别分割、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女性经济贫穷和自由贸易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尤其对性别平等的目标具有长期影响。
(一)性别分割程度有可能加深
尽管各国非常关注性别平等，出台了大量的政策措施和法律规范，但是离性别平等仍然相距甚远。目前，工作场所的组织模式、劳动市场的弹性加大并没有给传统的职业性别模式带来新的变化。许多行业协会积极支持职业的性别平等，努力增强雇员积极要求权利的意识。然而雇主却对解决性别歧视问题并不是很积极。比如，对欧洲国家的性别和职业发展的研究显示，英国降低就业歧视被认为是减轻技巧工人短缺的重要方法；德国要求雇主多提拔女性以确保人力资源政策的公平性，这些措施有利于降低职场的性别分割问题，但是他们并不具有普遍性，仅仅是孤立的案例。其他欧洲国家的数据显示，公司对性别歧视的改善不甚乐观，仅有30％的女性经理人，即使在一些女性雇用水平较高的部门，职位越高女性就业人数所占的比例越少。一些国家通过立法来改变女性的就业歧视，但是没办法进行性别配给。
一些跨国的性别和职业发展的比较研究表明，女性常常面临着性别观念歧视、职业的不易流动性。例如，一些文化习俗认为成功的经理应该是男性，女性没有资格去做高级经理；已婚妇女不适合出差；男人比女人性格更稳定。在公司层面，专业化水平非常糟糕，极少有高级管理人员愿意负责职业发展活动，培训经理和支持员工发展的计划较少，大部分的资源都被小部分的男性占有。实施就业平等政策对公司来说会增加成本。除非雇用的过程受到严密的监督和评估，公司没有意愿去实施公平雇用。另外，女性参与兼职工作的比例很高，这对于女性的影响是不利的。在兼职工作中，女性的就业人数偏多、技能水平较低、工作时间不太稳定不利于人力资源的积累和可移植性，这些对于职位晋升和薪酬增加都是不利的因素。
(二)劳动力跨国流动的女性移民
全球化带来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女性移民的大爆发。大规模的女性移民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从事家务劳动、其他手工和劳动密集型的经济活动，甚至从事性交易。统计资料显示，从1950-1970年，从希腊和土耳其等国家移民北欧的主要是男性劳动力；以后女性移民逐渐取代男性，到1990年女性移民占到了移民总数的40％。据估计，今天全世界1200万合法和非法的移民中，大约有一半的移民是女性。由于官方只有合法移民的数据，对大量的非法移民不能进行准确统计，加上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过去的数据缺乏，因此很难追踪女性移民的趋势变化。世界各地的移民情况也不一样，但是共同趋势是女性人数超过男性。整个90年代，移民美国、加拿大、瑞士、英国和以色列的女性人数均超过男性。大部分移民都是从南方国家移民到北方国家，一般都是语言相近或者宗教信仰和习惯相同并且比较富裕的国家。
Shirin Rai(2002)从历史和地理视角分析了发展政策和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从宏观层面对性别和经济发展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了女权主义推动全球化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事实：(1)尽管跨国的女权运动开始注意到全球范围内的贫穷和性别不平等，但是女权主义运动对性别发展的视角仍然远离经济实际并且和政策相距甚远。女权主义并没有什么独到的观点，只不过接受了新经济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理论，要么要求推动全球更大的市场开放，或者希望边缘国家积极融入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中去。(2)女权主义并没意识到现代化这个陷阱。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最早对“现代化陷阱”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发展不仅要重视数量的积累，而且要关心发展的结构变化，要摒弃把发展当作现代化的第一目标和基本方法，同时坚持利用统一的标准来评价不发达国家的生活质量。(3)全球化对女性跨国移动提供了机会，也带来了挑战。全球化带来的伤害已经促使女权主义组织的团结和合作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比如1995年联合国妇女大会，有900多个女权主义者联合起来向世界银行递交了一份报告，敦促银行业为促进性别平等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
(三)时间分配导致的女性贫穷
世界上可能没有一个地方，女性与男性的权利和义务是平等的。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中都承担着多种角色，包括社会劳动力、家庭劳动力和社区管理角色等等。(Moser，1989；Blackden and Bhanu，1999)然而男性一般仅仅只是社会劳动力，女性却要在同样的时间承担家庭和社会劳动力的双重角色。因此，女性的劳动时间有限，弹性相对较小。劳动的性别分工模式配置了两性不同的工作机会，决定了男性和女性参与社会生产活动的劳动时间，影响到了他们的工作激励。尽管男女在社会劳动力上的时间配置差异可以用经济因素来解释，但是许多非经济因素仍然非常显著。(Ilahi，2000)劳动时间的性别分配差异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家庭人员的年龄和性别构成、农业体系和季节变化、地区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比如，获得水源和燃料的途径是否方便、基础设施是否便利以及距离学校、医院和金融机构的远近程度。但是社会文化和传统仍然是影响两性劳动时间分配的最重要因素。
Mark Blackden和Quentin Wodon(2006)研究了南撒哈拉非洲女性劳动时间分配和性别贫穷之间的关系，以及劳动时间分配对发展结果的影响。在非洲，女性承担着双重责任，即女性既要承担家务劳动，同时还要作为劳动力参与劳动市场竞争。一个重要的发现是有些时间耗费对于家庭来说是必需的，他们称之为“必要家庭劳动时间”。(Harvey and Taylor，2000)家庭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家庭在日常生活的吃饭、洗衣、取水、供暖等家务劳动的最小时间，一般情况下这个时间越短，家庭的生活质量越高，而且最低劳动时间还取决于家庭中成年人和小孩的数量以及他们能够帮助承担家务劳动的能力。此外，外部劳动市场和家务劳动的时间分配的替代效应也非常重要。例如，家庭劳动和市场劳动存在替代，满足短期家庭需求的家务和市场的劳动与长期人力资本投资之间存在替代。女性工作负担以及她们过多承担家务劳动，使得女性参与社会生产的时间大为减少，而且把她们限制在一些与家庭义务紧密相关的劳动领域。研究发现，女性当家的家庭更易于贫穷，因为女性家长没有其他的成年女性可以承担家务劳动，这限制了她们的时间配置和劳动力流动。(Buvinic and Rao Gupta，1997)很多情况下，女性在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替代程度影响到了减少女性贫穷的努力。对于家庭和个人福利来说，时间贫穷和收入贫穷可以相互强化。例如，许多家务劳动和非市场经济活动常常是时间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减少了家庭成员参与更多生产性经济活动的机会。如果女性过多地参与非市场化劳动，意味着女性没有激励进行教育和技巧培训，从而难以改变她们的经济地位。
上面的分析意味着时间问题对于传统的贫困问题的研究十分重要。家庭最低劳动时间常常会成为家庭从事社会劳动的任务的限制。即使有时候社会没有实现充分就业，全部劳动时间充裕，也会有时间分配上的差异。从传统的发展经济中去掉家庭经济将带来如下的问题：(1)不能完全理解家庭劳动的重要意义，或者对家务劳动的理解不充分；(2)错误理解劳动供给弹性，认为忽略了男女在时间配置上的差异，女性对家务劳动的供给没有弹性；(3)家庭经济生产部门不受政策制定者的重视，减少对非正式经济部门的投资；(4)我们不会发现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的替代关系，从而忽视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的替代关系。
(四)出口导向战略中的女性就业
性别和发展研究长期以来就充满了对女性进入劳动市场的种种争议，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大规模参与出口导向型经济部门的生产引起的争议更大，受到新古典经济学、制度主义学派和女权主义学派的广泛研究。他们分析了女性就业对贫穷和福利的影响。新古典经济学家相信市场的力量，他们认为出口市场的扩大促进了女性就业，减少了工资的性别差距。制度主义学派怀疑在没有规制国际化水平之前，市场能够真正实现性别平等。制度主义学派认为，劳动市场具有内在的层次和结构，资本和劳动天然存在冲突，当性别成为劳动市场的主要构成因素，女性进入、退出和参与劳动市场的经验与男性具有显然的不同，这对政策制定具有显著影响。女权主义者把性别因素作为主要的考察对象，他们把劳动制度看作是一种可以改变的机制，而不像制度主义学派那样认为这是一种历史趋势。(Hart，1996；Lee，1995)
首先，新古典经济学家支持贸易自由化促进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他们认为，女性更多地进入劳动市场，有利于解决女性的贫穷问题；行业保护会导致无效的资本积累，而开放的贸易机制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劳动和资本。市场机制把女性从家务劳动中解救出来，而且全球市场比单一市场更为开放。高速增长的东亚奇迹经常被拿来当作例证，说明贸易自由化可以促进就业增长和收入水平提高，从而达到减少贫穷的目标。(World Bank，1991)但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出口贸易带来的增长极限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家对东亚增长奇迹的历史研究中，很显著的现象是混合型的经济政策作用巨大，而且增长经验的差异因地区不同而不同。在女权主义者看来，东亚增长奇迹没有注意到经济增长在性别方面的不平等。(Greenhalgh，1985)在香港和台湾地区，虽然女性的工资水平不断上涨，但是职业分割和工资的性别差距，与国际水平相比仍然差异巨大并且没有缩小的迹象。贫穷减少并非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全部。(Joekes，1995)上个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人类学研究表明，东亚经济中不可忽视道德说教、家庭和宗族关系的影响，年龄和性别等级制度以及代际义务使得女性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东亚家庭常常让女孩过早地工作，进入劳动市场。家庭用女性的劳动收入来促进男性的教育。家庭希望女性就近结婚，养活父母。人类学的研究结果至少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在研究女性进入劳动市场的问题时，考虑到文化背景和家庭安排对于理解女性作为劳动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劳动市场的作用和意义不能脱离具体的家庭关系和文化背景，因为劳动和经济福利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
其次，在制度主义者看来，出口导向型行业迫切需要全球性的劳动条件的改善，更要就目前的国际贸易自由化中关于改善工人劳动条件的社会条款进行跨国统一。因为女性更容易在国际贸易自由化中受到劳动条件恶化的伤害，国际资本往往潜在地损害女性工人的劳动条件。贸易自由化给女性带来了极大的福利，包括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的劳动条件。但是经验研究表明，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具有地区差异性，并非都具有可持续性。出口导向型经济给女性带来了更高的工资，缩小了两性工资差距，但是这个结论值得怀疑。撇开数据的可靠性和样本偏差，对这些数据的理解也有偏差。因此，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女性工作条件和福利的变化要从长期的视角来考虑，包括工作对她们生活的影响、对经济福利的改变和社会关系的影响，以及工作带给她们尊严、自主性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制度主义学派可以很好地理解性别这个社会等级结构如何在劳动市场中形成，但是制度主义的观点没有充分注意到女性对她们工作的个人感受，没有考虑劳动对女性的生活意义。
最后，女权主义观点完善了女性对于自身工作意义的看法和意识，显示了女性在具体的工作环境中如何对工资合同做出响应。女权主义认为，女性在就业地位的卑微和就业能够带来的个人自由之间可能存在替代。劳动力的可移动性、劳动条件的改善以及参与政治决策过程是男性和女性都关心的问题，但是这些并不是雇主和国家都关心的，他们会逃避责任。因此，在研究出口经济模式和福利效应的时候，我们须要注意以下几点：(1)维持工作机会对女性是非常重要的，尽管这些工作机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在实践中，尽管女性劳动条件的改善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过剩的现实使就业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在实践中要避免这样的策略出现，即就业数量和就业质量出现替代。一些实现公平的社会政策和再分配措施应该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但是不能伤害到就业水平；(2)在出口经济模式下，工资平等可能只是一个长期的结果，这种经济模式可能伴随着工资的性别差距；(3)政治决策过程可能对解决社会和性别的平等发展意义重大。
标签：性别平等论文; 移民欧洲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经济学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论文; 全球化论文; 女权主义论文; 移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