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格森生命哲学与中国现代思想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界论文,中国论文,哲学论文,生命论文,格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柏格森（1859—1941）为代表的生命哲学是在对西方近代智识至上主义和科技文明之流弊作深刻反省的基础上产生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它把生命看作是世界的真正基础和唯一实在，将人类生命现象神秘化，强调生命之流的创造进化和生命意志的绝对自由，认为生命只有克服并超越物质自然的滞碍，才能显示其本性和生机。从而在总体上表现出限制科学理性、裁抑物质生活、高扬生命主体的能创性的人本主义倾向。这无疑在历史和价值的双重维度上给现代中国文化和哲学的重建提供了参照。对柏格森生命哲学在现代中国的复杂流变作一全面评析，是合理解释中国现代哲学、文化发展史的重要内容。
生命哲学在中国获得广泛传播，是“五四”之后的事，这是由当时中西文化激烈撞击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文化的清理、改造、整合、创新，使中国社会迈出中世纪，走向现代化。在此过程中，西方近代以来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隔阂、冲突，在中国也有鲜明的反映。从一定意义上说，化解“两种文化”之间内在紧张，构成了20世纪哲学文化发展的主旋律。
由于受到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传统文化背景的制约，西方生命哲学的东渐扮演了双重的角色：既充当了文化守成主义者复兴懦家内圣心性之学的助力和反对全盘西化的挡箭牌；又成为新文化运动健将们否定传统文化、树立自主人生观和进化历史观的思想来源。
一、生命哲学与“五四”思想启蒙
在马克思主义尚未获得广泛传播的前五四时代，进步人士往往以先进的西方近代文化反对封建旧文化、旧道德、旧伦理。柏格森关于自由意志、生命之流、创造进化的理论，也曾成为早期“新青年派”批判封建主义的利器。
鉴于积重难返的封建文化和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之阻碍进步，陈独秀吹响了与传统社会决裂、向封建思想文化全面开战的号角。在《新青年》（创刊时名《青年杂志》）的发刊词《敬告青年》这篇铿锵有力、热情洋溢的文字中，陈独秀先后两次提及生命哲学家柏格森。他说：“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之恒言也。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特以俗见拘牵，谓有二境，此法兰西当代大哲柏格森之‘创造进化论’所以风靡一世也。”
这里，陈独秀显然是把柏氏学说当作进步的理论引介给国人的。他以柏氏“创造进化论”所尊崇的宇宙“恒变”原则，激励人们舍弃保守传统的念头，不自溺于落后、黑暗的现实，勇于打破现状，积极进取，开拓创新，以免天然淘汰之途而能保种强国。这无疑是五四启蒙运动的最早呐喊，具有催人奋进、励人自新的进步意义。
在同一篇文章中，陈独秀还把反理性主义的柏格森生命哲学与穆尔功利主义和孔德实证哲学相提并论，以提撕国人废弃专事“修身养性”的传统文化，由空谈性理转而直面现实，革新社会，追求个性的自由发展和开拓进取的新型人生观的确立。
此外，《新青年》的另一位重要撰稿人李大钊，更注意吸纳柏格森创化哲学的菁华以为反对封建主义、激励国人自强向上的助力。他从塑造青春中华，“再造民族之事业”的立场上，对中西哲学进行理智甄别、抉择，以尼采、柏格森、《易传》、陆九渊哲学的某些观点为塑造新型自我、重铸中华辉煌的精神资源。
柏格森哲学主张变化的、创造进化的人生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颇多暗合之处，这是当时激进派人士崇拜柏氏哲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来科玄论战中的一造主角张君劢坦言，他之所以倡导生命哲学，乃是因为这种哲学“侧重人生，尤好言人生之特点为自由，为行动，为变化，正合于当时坐言不如起行，惟有努力奋斗自能开出新局面之心理中来也”〔1〕。
民国以降，中国社会政治环境日趋恶化，国中弥漫着悲观绝望的空气。这样的空气不涤荡净尽，中华之再造将无从谈起。李大钊说：“吾人不得自画于消极之宿命说（Determinus），以尼精神之奋进。 须本自由意志之理，进而努力， 发展向上， 以易其境， 俾得适于所志， 则Henri Bergson之‘创造进化论’（Creative Evolution）尚矣。 ”〔2〕很显然，他是把生命哲学当作疗救“灰冷自放”、 妄自菲薄的“厌世心”的一剂良药。
李大钊对柏格森哲学的吸收，突出地表现在他的崇“今”观上。柏氏以意识绵延界定时间的本质，认为人类意识是相互渗透交融、永不断绝的生命之流。本于此，李大钊把宇宙生命看作是“无时无刻不在向前发展创进”的过程，个体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作为一个承先启后的过渡站，让生命力得以如奥林匹克火炬般连续相传。他热情讴歌“今”，指出“今是生活，今是动力，今是行为，今是创作。”〔3 〕人类个体通过“今”的行为动作，将无限的“过去”和无限的“未来”连续起来，“以成其永远，以成其无始无终的大实在”。所以说“今”最宝贵，也最易丧失，吾人当牢牢把握住“今”，“尽其承受古人、启发来者的责任”。
更为可贵的是，李大钊对时间的哲学思考，是以纠正时人的守旧思想为实际指向的。他将柏格森关于意识绵延犹如滚动的雪球的比喻创造性地运用于阐释历史文化的发展，并以此抨击倒退、循环的历史观和消极颓废的人生观，而倡言“奋斗鼓舞”、“乐天努力”的历史观和人生观。他说：“古虽好，也含于今之内。人的生活，是不断的生命（连续的生活）。由古而今，是一线串联的一个大生命。”〔4〕因此， 所谓“今不如古”是毫无根据的，应对现在及将来抱乐观的希望。不难看出，李大钊崇“今”观所体现的乐观精神和“向前看”的价值取向，正是“五四”时代精神的反映。
李大钊融会了柏格森的变、冲力、生命、自我等观念，提出了“青春”的宇宙观、进化的历史观和奋斗的人生观。在他看来，生命的展开和创造，即是宇宙形成和历史进化的过程。他在阐发生命的意义与宇宙的本性时说：“大实在的瀑流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远合所有生活上的潮流，随着大实在的奔流，以为扩大，以为继续，以为进转，以为发展。故实在即动力，生命即流转。”〔5〕李大钊以柏氏生命哲学相号召， 勉励国人面对崎岖之国步、空前之窘境，不要沮丧自沉，而应“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锐敏之直觉，活泼泼之生命，以创造环境，征服历史”〔6〕。 倘若如此，自我便成了宇宙的主宰，个体生命自能扩大，以达“宇宙即我，我即宇宙”之境，从而一己之我与全宇宙融为一体而无所不能了。
毋庸讳言，新文化运动初期，李大钊的宇宙观、历史观和人生观，还留有明显的唯心主义的印痕。他把柏格森生命哲学与中国陆王心学相糅合，显扬人的主体性地位，把精神自我膨胀为宇宙的最高主宰，过分渲染了“人心”（主观意志）的能动作用，以为生命意志的创造活动是可以脱离客观环境制约的主观任意的过程。这无疑是他思想中的杂质。但，在主体失落、不思进取的前五四时代，李大钊的进化哲学对中华民族不啻是一次精神动员，体现了革命者勇于改造旧世界的英雄气概。
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一次以批判封建主义为内容的深刻的文化启蒙运动。虽然柏格森生命哲学在总体上并不具有反封建的性质，但早期“新青年派”出于对社会危机的高度关切，以救亡图存为标的，撷取西方哲学的片断以资实用，仍不失其积极意义。事实上，无论是陈独秀，还是李大钊，他们所注重的是柏格森关于“变”的哲学，即创造进化论中的积极内容，至于柏格森有关贬科学、抑理性、扬直觉的神秘主义，他们是弃之不取的。而这些正是后来新人文主义者钟情于柏氏生命哲学的根由所在。
二、援生命哲学人儒的现代新儒学思潮
在中国现代思想界构成推动柏格森生命哲学与儒家哲学合流强有力阵容的当推现代新儒家学派。现代新儒家之服膺柏格森哲学带有强烈的学派倾向。他们（除冯友兰外）援生命哲学入儒，坚信生命化的儒学不仅与现代精神相契合，且正可矫正唯科学主义疏忽生命关怀的偏失。
梁漱溟于20年代初建立了糅合生命哲学与陆王心学于一体的“新孔学”。他凭藉生命哲学的思想观念和方法，重新解释和发挥儒家“万物化生”的变易思想，从生活直觉和宇宙本体论的意义上凸显“生命”原则，以“生”涵盖孔子儒家形而上学的全部及由此衍生出的人生哲学。关于生命本体和生命创造，梁氏说：“宇宙的本体不是固定的静体，是‘生命’、是‘绵延’。”〔7〕又说：“宇宙是一个大生命， 从生物的进化史，直到人类社会的进化史，一脉下来，都是这个大生命无尽无已的创造。”〔8〕引申言之，宇宙生命是不断的创造和进化， 宇宙间绝无永古不变的“天理”——道德教条，各人生命的展开，是一任直觉的随感而应，不受呆板理则的拘限。在他看来，孔子人生哲学的实质内涵正在于此。
梁漱溟以生命哲学诠释孔子儒学，其直接目的是为孔学正名，以回应西化派的挑战。他相对地承认儒学抹杀个性、“以理杀人”等流弊，但他认为这是儒学不正当发展的结果，孔子不任其咎。而他所做的正是要援柏格森生命哲学入儒，以抹去蒙在孔子身上的历史尘垢，直接儒家内里生命，从中发掘出不为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政治形态所限定的具有世界性意义和永久性价值的东西，使之成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价值之源。他确信，“真孔学”（即生命化的儒学）非但与现代化不悖，且有重现于当世的必要。
在现代新儒家阵营中，熊十力凸显生命本体的意义毫不逊色于梁。他以生命哲学为复兴儒学之资，表现出更深层次的护卫历史文化传统的本根意识和文化开放意识。
关于生命本体，熊十力承袭了传统儒家哲学“天人合一”的核心命题，以“体用不二”立宗，充分论述了宇宙大生命和个体生命相融不隔的思想。他认为，宇宙本体不是单纯的物质或精神，只有生命才是唯一真实的存在，物质不过是生命或本体在流行过程中留下的轨迹，是生命本体为显现自己而权设的“假名”。进而，熊十力又以陆王心学改造柏格森生命哲学，说“生命”是“本心之别名”，二者在本体论意义上名异而实同，生命本体论也即心本论。他指出：“生命与心灵不容分为二，离心灵无别生命可说故。”〔9〕“本心体物而不遗，主、 运乎物而无阂”（熊十力语），“浑然全体，即流行即主宰，是乃所谓生命也”。
区别于梁漱溟夸大生命哲学的非理性因素，将直觉与理智对立起来的认识，熊十力认为，柏格森尚直觉，但并不排斥理智，只是把直觉看作是优越于理智的“向上一着”。在他的哲学观念里，科学和哲学、理智和直觉，虽有所区别，却能并行不悖，这样可以既坚持传统儒学道德的、人本的哲学立场，又不至贬损科学的意义和价值，从而在传统与现代、直觉与理智、道德与科学、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得一“中道”。
由熊十力的生命哲学观可以看出，他是以过去的封建史家不曾有的眼光重新检视中国文化史，改铸孔子儒学的形象，希望通过中西互补的途径，构建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充分吸纳现代西洋文化的新的文化系统。
与柏格森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生命不同，梁漱溟、熊十力的所谓生命，所指是道德生命。宇宙本体即道德生命，既是万物化生之源，又是人生价值的根据，天人原是合一。由此，他们认为，取得对宇宙本体的证悟，舍个体之生命体验和道德践履莫由。从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发展逻辑看，牟宗三、唐君毅等港台新儒家，主要是经由梁、熊显扬生命原则的泛道德主义而建立“道德的形上学”的。很显然，现代新儒家是站在传统儒学的立场上，去理解、改造、吸收柏格森生命哲学的。
作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回应，现代新儒学大师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方东美、牟宗三、唐君毅等，均从柏格森生命哲学那里得到重要的理论启示，倾向于对科学和哲学、理智和直觉的划界区分。他们程度不等地检讨批评了唯科学主义的独断，认为科学之所能在物理界，形上界则是哲学的领地。科学理智越界侵权，造成了近代人的“精神迷失”。欲克服“精神迷失”，须重建儒家的“伦理精神象征”，着力阐述人之所以为人之道，以求人格主体的挺立和人生意义的确认、人生境界的提高。
可见，柏格森生命哲学事实上构成了与新文化运动相对垒的现代新儒学思潮的重要理论来源。虽然新儒学学者菲薄科学、迷恋传统的价值取向是落后保守的，与时代主潮不相协调，对重现儒家理想价值的执著追求也只是一厢情愿的企盼。但，他们以柏氏哲学为参照，重新诠释、梳理儒学传统，专注于人文精神的发皇，致力于“返本开新”，反对科学武断和科学崇拜，缓解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之间的内在紧张，显扬人生的独特意义和价值，探讨以民族文化为主位的现代化道路的合理模式，这些均有其积极的意义，是构成“五四”文化启蒙不可或缺的一环。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在走向世纪之交的今天，如何吸取西方思想文化的菁华，如何承续并转化传统，以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建设面向21世纪的新文化，把中国社会导向合理的现代化发展之路，这乃是摆在当代中国哲学家面前的一个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三、朱谦之思想的生命主义倾向
纵观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在现代新人文主义者中，受生命哲学影响之大之深的，当推朱谦之为第一人，怕只有梁漱溟先生堪与之比肩。
朱谦之（1899—1972），字情牵，福建福州人，现代颇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五四期间，朱谦之狂热信奉柏格森生命哲学，并以此为理论根据，宣扬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且走向极端。在他看来，柏格森生命哲学是注重行为的“奋斗主义哲学”，是“革命的福音”〔10〕。从哲学的高度看，他认为宇宙本体只是源自原始生命的一点“真情”，现实世界是虚幻的，理想自由只能通过推翻宇宙，扑灭天地，破坏了自然强权而回到“大虚无”世界中去寻求。所以他说：“现实就是根本错误，非完全打破不可；一旦把伪的幻的错的暂的宇宙万有，归到了本原的究竟的真实的生命之流，这才算是真正生命的、行为的哲学了。”〔11〕这一“超凡脱俗”的见解，在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者中无疑是走得最远的。
朱谦之的虚无主义是对黑暗现实绝望的产物。它在抽象的意义上奢谈自由和奋斗，追求理想的“超脱境”，用偏激的方式，表达了人类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他的反对政府、反对强权、反对压迫的主张，很能迎合五四激进知识分子亢奋的思想情绪；他的冲破一切传统观念束缚、打破现状、奋斗进取的怀疑精神，也正同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知识分子心理相吻合。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早期共产主义者。例如毛泽东曾回忆道：“我常常和一个经常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12〕
1923年，朱谦之告别了他的怀疑时代，从“大虚无”中走出，拥抱那圆满、美好的“这世界”，倡导富有生命情调的“唯情哲学”。其实质是柏格森生命哲学与儒家形而上学的结合。他说：“我这唯情哲学，就是孔家的本来面目，不幸孔家这一套哲学，自孟子以后失传了数千百年……我的意思，是要扫清旧传统的乌烟瘴气！而直接孔孟，下集诸儒之大成，把从孔孟以来被诸儒打断的形而上学系统，再接续起来，组织起来，而且应用到政治、伦理、教育、艺术各方面，用真情的默识方法，使宇宙生命化，物质精神化，这么一来，‘真情之流’才可完全实现了！”〔13〕
朱氏视孔子为中国生命派的代表，认为现在正是孔家思想的“综合时代”，是生命的哲学的时代。他以孔子同道自居，认为孔子就是唯情论者。在人人皆曰“奴儒误国”、“打倒孔家店”呼声盈耳的时代，朱谦之以孔子自况，很有替孔子说话的气魄，这与乃师梁漱溟的观念启导不无关系。他把充实宇宙的“真情之流”看作是宇宙的本体、生人的命脉，认为人性本来是善的，只因后来陷在物质中遮蔽不通，便生出不善来。而欲破除物欲，复归真情，唯一的门径是倡导儒家人生哲学。
早年朱谦之倾心于柏格森非理性主义和孔子人生哲学，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机械主义、纵欲主义人生观的抗议，也是对西洋近代以来科技文明、唯理主义的一个反省。从理论渊源看，唯情哲学的人文祈向，肇始于梁漱溟生命化儒学的价值追求。有如于梁，朱以生命哲学比附孔子仁学，并自觉承接孔子衣钵，以与科学主义、唯物主义相颉颃。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以人文价值的关怀为标的的“新儒学”特征。胡适当年曾批评唯情哲学是提倡反科学的“内心生活”的，走在了“歧路之上”〔14〕。这一批评是中肯的。
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原则，还被朱谦之移植到文化、历史领域。他认为“构成文化本质的东西，……是根源于人类生活深处那永远进化的‘生命之流’。”〔15〕由于生命之流的冲力，文化生活乃在永远创新、永远变化的过程当中，文化长河中流淌着的是创造者不息的生命和精神；它是永远渗透、永远扩张于现在之中的，经“今我”思想的活动，将其唤醒，并赋予其存在的意义。
朱谦之还借用柏格森生命哲学解释文化史，把文化起因和发展的动因归源于“生命之流”。认为文化史是有生命的、时间的，文化进化不同于无生命的、空间的物质进化之“堆积”。文化史是历史的重要部分，文化的进化始终贯注着绵延的生命。推而广之，历史的进化亦然。20年代，朱谦之不满意于过去历史哲学的机械性，独辟蹊径著成《历史哲学》一书，自诩“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对于‘历史哲学’的贡献”，声明对生机主义者杜里舒和柏格森等“有很多的借重”〔16〕。
在朱谦之看来，过去的历史家“看重于凝固的史迹，而忽略纯粹的生命绵延，换句话说，就是看重‘堆积’的见解，而忽略了真的‘进化’”〔17〕。直到达尔文的进化论，仍以因果关系的机械律立论，这是堆积的进化观，不足以说明历史的意义，也不足以供给人们一种改造现状的原理。真正的历史是“由原始而现在而未来的不断的生命之流”〔18〕。过去的历史现象虽已成为陈迹，但凝聚在其中的生命和精神力量，却一直延续到现在，并指向那不可预测的将来。因此，史家的职责，在于把贯穿于历史之中的生命阐明出来，积极地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泉。一个民族不可能在没有生命的沙滩上从事创造，缺乏精神寄托和传统生命的依托，也就丧失了创造的动力。从这层意义上说，朱谦之的历史哲学显然是有价值的。但，他把历史现象归源于心的力量和精神性的生命冲力，而看不到历史现象的物质动因，离开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抽象地发挥人的能动作用，陷入历史唯心论，因而不可能揭示历史进化的真相。
四、从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到陈立夫的“唯生论”哲学
“五四”期间，中国历史发生着一场波及面十分广泛的剧烈的社会大变动和思想文化大变动。处此大变局中的人们，往往对以往的价值系统和生活道路进行反省，在反省中探索新的价值信仰和新的人生之路。这是思想向纵深发展的表现。李石岑正是在这社会转型、文化嬗变的历史背景下提出并宣扬其人生哲学理论的。
新文化运动中，李石岑以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新人生而知名于国内。他宣传西学“独好尼柏”，对尼采超人哲学和柏格森生命哲学研究愈深，信仰弥笃。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上，李石岑说：“吾辈有‘生’，则有意识有我。有意识有我，则宇宙万法之存在，可得而立言。‘生’也者，统摄‘存在’、‘意识’与‘我’诸事实以为言者也。”〔19〕宇宙本体既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物质与精神均源自“生”，只有“生命”，才是唯一的实在。很显然，这是“精神的一元论”哲学，极而言之，不过是生命哲学的另一种表述而已。
本于“唯生”的宇宙观，李石岑进而指出：“人生哲学是探求‘人生的究竟’的一种学问。”〔20〕“人生的究竟”即是“生”，“生”才是“根本问题”和“先决问题”。因此，人生哲学直可名曰人“生”哲学，人生观也就是“表现生命”、“表现自我”。李石岑认为，“生”是一个“无尽藏的宝库”，是“本然自然的东西”，所以不应被别的东西遮蔽，而应让其“生机畅达”〔21〕。
李石岑将生命哲学理论和儒、佛思想相糅合，探寻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最后归结到“唯生”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一理论后来曾发展成陈立夫的“唯生论”，成为封建大地主阶级对抗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理论依据。
陈立夫于30、40年代出版了《唯生论》和《生之原理》二书，篡改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构造了唯生论哲学思想体系。
1.唯生论的宇宙观。什么是宇宙的本体？陈立夫认为，“宇宙之本体的属性即是生，我们可名之曰生元”〔22〕，也即“生命的元子”。宇宙间一切都是由“生元”构成，所以宇宙间万物皆有生命，“宇宙的实质，就是这个滔滔滚滚奔流不停的伟大的生命长河”，“整个宇宙充满着生意！一切现象，都是生命的表征，都是万物求生活的结果！总之，宇宙整个地是一个生命的结构。这就是……唯生论的宇宙观”〔23〕。陈立夫以“生元”为宇宙的唯一实在，认为生元的动势（发扬）即是精神，生元的静势（收敛）即是物质，物质和精神的不同配合，构成了千差万别的宇宙世界。
2.唯生论的人生观。既然宇宙的本体是生元，生元以“生”为性，生便是善。那么，生元何以能生而成万物呢？陈立夫从封建旧哲学中寻找宇宙生成和历史进化的动力源，指出，“诚”是“宇宙一切生命的原动力”〔24〕，“诚”则有物，不“诚”则无物。人能“诚”，能“尽仁爱之性”，便能与宇宙大生命合一，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即在持续生命，且能不断地改进和光大自己的生命而通乎宇宙大生命。
陈立夫的“唯生论”与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具有理论上的渊源关系，都以生命哲学作为立论的依据，将宇宙本质和人生真谛归结为“生”、“生命”。但两者在性质上是有根本区别的，不能相提并论。李石岑积极介绍并宣传包括生命哲学在内的西方学术思想，旨在批判封建专制意识形态，冲击旧思想、旧文化，改造中华民族的“粘液质”之病，不失为新文化运动的盟军，从而与守旧复古派划清了壁垒。陈立夫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号，实则肆意歪曲孙中山学说，集中到一点，就是用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和柏格森生命哲学来“发挥”孙中山哲学中的唯心主义杂质，将其演变为新的独断的神秘主义和封建伦理道德说教，以配合蒋介石政府的“新生活运动”和儒学复兴运动，为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辩护，具有鲜明的反科学性和反民主性，与现代潮流背道而驰，表现了国民党新右派集团对当时迅猛发展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的敌视，是国民党新右派在理论上与中国共产党争夺阵地、争夺青年的反映。
生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对立的，这已为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历史所证明。虽然柏格森生命哲学在检讨和批评西方现代文明偏重于物质主义和科技理性的缺陷方面有不可抹杀的贡献，对21世纪合理文化的建构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因其反对现代科技文明的矫枉过正，表现出一定的反科学性和反现代性，容易为封建蒙昧主义和复古守旧派引为同道，不可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力量。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最终战胜了包括生命哲学在内的形形色色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潮而成为现代中国的“显学”，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和现代性及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决定的。
注释：
〔1〕张君劢：《张东荪著〈思想与社会〉序》， 《中西印哲学文集》，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118页。
〔2〕《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8页。
〔3〕同上书（下），第666页。
〔4〕同上书（下），第511页。
〔5〕同上书（上），第531页。
〔6〕同上书，（上）第179页。
〔7〕《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06 页。
〔8〕同上书，第2卷94页。
〔9〕熊十力：《新唯识论》，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38页。
〔10〕朱谦之：《革命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7年四版本，第74～83页。
〔11〕同上书，第159页。
〔12〕转引自王炳南：《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页。
〔13〕朱谦之：《周易哲学》，上海启智书局1935年版，第13～14页。
〔14〕胡适：《戴东原的哲学》，引自《胡适学术文集》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101页。
〔15〕朱谦之：《文化哲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2页。
〔16〕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版，“自序”。
〔17〕同上书，第25页。
〔18〕同上书，第9～10页。
〔19〕李石岑：《学灯之光》，《时事新报》，1920年5月22日。
〔20〕李石岑：《人生哲学》，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9页。
〔21〕李石岑：《人生哲学》，《李石岑讲演集》第1辑，1924 年。
〔22〕陈立夫：《生之原理》，重庆正中书局1945年1月重版本， 第20页。
〔23〕陈立夫：《唯生论》，上卷，正中书局1945年沪一版本，第37～38页。
〔24〕同上书，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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