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纯洁性四要素之辩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纯洁性论文,四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八大报告在党的建设问题中首次增加了“纯洁性建设”这个关键词，明确提出“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1]这标志着我们党把“纯洁性建设”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针对性，凸显了党的建设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保持党的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根本问题和重要目标，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倡导的优良传统。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党的坚强有力和事业发展取决于多种因素，党的纯洁性对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有着根本性影响。什么时候党的纯洁性保持得好，党就更加坚强有力，党的事业就能健康发展；什么时候党的纯洁性受到影响和削弱，党的战斗力就会下降，党的事业就会遭到损失。”[2]这一点，早已被中国共产党90多年来的历史所证明。
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指出：“任何理论必须首先澄清杂乱的、可以说是混淆不清的概念和观念。只有对名称和概念有了共同的理解，才可能清楚并顺利地研究问题，才能同读者经常站在同一起点上。如果不精确确定它们的概念，就不可能透彻地理解它们内在的规律和相互关系。”[3](P86)这一论述，也同样适应于对党建理论的分析和研究。科学认识和准确界定纯洁性的概念和内涵，对理解和掌握基于纯洁性建设的党的建设思想研究具有重要作用。习近平对党的纯洁性有一段高度概括，他说：“党的纯洁性建设，体现在党的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各个方面。”[2]笔者对这一科学论断表示完全认同，并认为，党的纯洁性的内涵十分丰厚，但主要应该包括思想纯洁、政治纯洁、组织纯洁和作风纯洁等四个方面要素。本文试图以历史主义为依据，从90多年来党的纯洁性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维度对此四要素做些辨证分析，旨在为新世纪、新阶段进一步推动党的纯洁性建设，保持和弘扬党的纯洁性优良传统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
一、党的纯洁性四要素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是党的纯洁性建设系统工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整体考量党的纯洁性四要素，这四者之间究竟孰轻孰重？对此，不少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①笔者认为：这四个要素在党的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概括为：思想纯洁是统帅之魂，政治纯洁是关键之要，组织纯洁是保障之基，作风纯洁是强本之道。从内涵和本质上分析，这四个要素都是相对独立的，然而却又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和互为因果的，在党的纯洁性建设系统工程中，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持党的纯洁性，就是要保持党的思想纯洁、政治纯洁、组织纯洁和作风纯洁。
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始终把党的思想纯洁作为统帅和灵魂。因为思想纯洁的最高标尺，就是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毕生的追求。这一信仰囊括了党的一切组织和全体党员对党的政治理想、价值体系、党纪党规、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的自觉认同，集中体现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而思想纯洁的有效途径，则又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运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实践活动中，不断克服和抵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只有保持了思想上的纯洁性，才能做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信仰、不迷失方向、不脱离组织、不蜕化变质。保持思想上的纯洁性，是保证党的政治纯洁、组织纯洁和作风纯洁的思想基础，没有思想上的纯洁，就没有其他方面的纯洁可言。
保持党在政治上的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思想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目标定位。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因而具有自身的政治主张、政治纪律、政治纲领、政治路线和政治目标，并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不折不扣地坚决贯彻落实。同时，在涉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等重大政治问题上，要保持与党中央的一致性。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进程中所承担的政治使命和为之奋斗的政治目标，彰显了党的无产阶级政治性质和政治品格。这就是党的政治纯洁规定和规范党的思想纯洁、组织纯洁和作风纯洁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取向的原因所在。因此，党的政治纯洁既受思想纯洁的引导和统帅，反过来又制约思想纯洁的发展方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没有政治上的纯洁性，党的思想纯洁、组织纯洁和作风纯洁，也就失却了其根本目标和根本方向，因而也失却了动力和后劲。
保持党在组织上的纯洁性，是保持全党步调一致和推进党的事业发展的组织保证，是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基础性建设。组织纯洁的基本要求，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就在于让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坚决反对一切危害和分裂党的行为，严格坚持党章所规定的共产党员标准和领导干部条件，坚决把背离党纲党章、危害党的事业、已经丧失共产党员资格的蜕化变质分子清除出党。这是党的组织纯洁的必要举措。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要保证思想上、政治上和作风上的纯洁，“其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要保持党的成分的纯洁。”当然，成分的纯洁“主要不是年幼龄轻，没有社会关系、单纯的纯洁，而是指在复杂动荡的环境中忠心为共产主义坚持奋斗的纯洁。”[4](P200-201)因此，思想上、政治上和作风上的纯洁，又是组织上纯洁的主要依据和必备条件。如果没有组织上的纯洁，其他的纯洁就会失却根本性保障；相反，如果没有思想上、政治上和作风上的纯洁，组织上的纯洁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
保持党在作风上的纯洁性，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和不断从人民群众实践中吸取经验、智慧和力量的固本之道。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培育和养成了许多优良的传统作风，其中包括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工作作风，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生活作风，体现了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宗旨。党风如何直接关系到党的形象和战斗力，关系到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人心向背，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加强党风建设，保持党在作风上的纯洁性，是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实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前提条件，是完成党的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如果一个党有着良好的风气，那么这个党就能够不断进行自我更新，党作为整体就有生命力，党组织就有战斗力。如果一个党的风气不好，那么这个党就会思想堕落，组织涣散，就会丧失战斗力或执行力。
综上所述，党的纯洁性四要素都具有各自的丰富内涵，是相对独立的各司其职的子系统，但又是绝对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思想纯洁、政治纯洁、组织纯洁及作风纯洁比之人的四大器官所赋予的功能，犹如大脑功能、心血管功能、肝脏功能和肾脏功能，四大功能的好与坏、大与小，直接关系到党的肌体的健康与否，乃至党的生死存亡的命脉所系。实际上，无论哪一部分器官出了问题，其他部分就不能不受到“牵连”，一损皆伤，一废皆亡。反之，一好带动其他三好，促进其他三好，才能形成党的肌体全面健康发展的整体格局，并进一步推进党的纯洁性建设的系统工程，使之达到一个新的境界，提升一个新的层次。
二、党的纯洁性四要素既具有目标的一致性又具有内涵的多彩性，是动态发展的
党的纯洁性四要素，无论在阶段性目标或终极性目标上都具有完全的一致性，但赋予的内容和突出的重点，则又取决于形势的发展和党的任务的变化。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党的纯洁性同党的先进性一样，都不是静态的，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其内容和要求，都是随着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而发展的。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保持党的纯洁性，是一篇永无止境、在实践中常做常新的大文章。”[2]而这篇大文章的主题就是纯洁性的四要素。这四要素贯穿于党的纯洁性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既具有目标的一致性又具有内涵的多彩性，是动态发展的。而其动态发展，又密切联系着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密切联系着党情、国情和世情的重大变化，密切联系着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党的任务转变，来确立纯洁性建设的内涵和重点。而特别是党情的变化和发展，可以说是确定党的纯洁性建设内涵和重点的关键因素和基本动因。
建党初期，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冲击，各种思潮纷纷激荡，各类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可谓鱼目混珠，良莠不齐。刚刚成立的幼年的党，要使自己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不受任何错误思潮感染和影响，与一切黑色、黄色组织划清界限，纯洁党的组织，其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是显而易见的。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创建伊始，就特别强调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纯洁。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曾严格规定：“彻底断绝与黄色的知识分子阶层以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党员在参加党组织以前，“必须与那些与我党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5](P5-6)在通过的另一个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则规定：党要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5](P9)，把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纯洁性摆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摆脱了城市中心论的思想束缚，开始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局面，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格局。党所处的环境和所领导的对象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此时的党情大大有别于建党初期，并集中体现在党员队伍的素质上。这一阶段，农民出身的党员占了绝大多数，他们普遍存在文化水平低、加入组织前没有党的基本理论的教育和培训，缺少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觉悟。为此，强化党的组织建设、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使农民成分为主体的党转变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就成了党的纯洁性建设的主体和重点。1928年4月下旬至11月，红四军先后召开的6次党的代表大会，其主题都突出了党的建设，尤其是党的思想建设。会议要求党支部按照特委、军委的布置，结合红四军政治部编写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边界特委翻印的《共产党纲领》以及宛希先编写的《共产党组织根本原则》等学习资料，从党的性质、党员的义务和责任、党的组织原则等方面，进行学习讨论，领悟其精神实质，提高思想觉悟。1929年12月，红四军在闽西古田村召开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会议揭示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分析其原因和纠正的方法，进一步强调要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克服包括主观主义在内的各种错误思想。在古田会议唱主角的毛泽东，还特别提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和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起重大的斗争任务。”[6](P94)把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当作管党治党和建党的第一要务。
为了确保党内思想教育的有效性，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更采取了多种渠道予以实施。一方面，中央苏区编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论“左”派幼稚病》、《列宁主义概论》等近百种马列著作及普及读物，创办了《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红星》、《斗争》等大量革命报刊，中央党校、苏维埃大学、红军大学等高等和中等学校，以及各种类型的训练班，都开设了马克思主义课程，编印了大量的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党员训练教材，向全体党员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建党学说，介绍党的基本知识，宣传革命道理，提高全体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党内组织生活，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苏区党组织都制定并坚持了严格的组织生活制度。党员每周都要三次向党小组汇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每周开一次党小组会，党支部每周都要开支委会，每月以支部为单位坚持上党课一次，吸收发展对象听课。所有这些举措有力地推动了党的纯洁性建设，保证了党的团结统一，极大地提升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党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状况。一方面是党员数量的急骤上升，从1937年抗战爆发至1942年初，党员已经从4万发展到80万，中国共产党不仅成功地驾驭庞大的组织体系，而且已经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并围绕民族解放战争，领导和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另一方面，随着新生力量的大批涌入，党的纯洁性建设受到了巨大的和多方面的挑战：由于土地革命后期的“左”倾错误，虽然从组织上和军事上得到了解决，但在政治思想层面上，其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余毒在党内依然存在很大的活动空间；由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还不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得到科学的解读，思想上的片面性和工作上的盲目性依然存在；更由于党的组织建设上的缺点和“短板”，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浸染，文风不正，党八股泛滥，凡此种种，党内出现了党性不纯、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以及党风、学风、文风不纯等现象，这就需要对党的建设来一次全面的、全方位的清理工作，以彻底解决党的纯洁性问题，“为实现党的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同心同德地战胜困难，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7](P17)于是，被称之为“纯洁性系统工程”的延安整风运动便应运而生。延安整风过程中虽然出现但却很快被纠正的审干工作错误，但其历史功绩是不可低估的。这是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从政治层面上分析，这是一次“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8](P621-622)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从而达到政治上的高度纯洁和高度统一。从思想层面上分析，对于全党同志，即无论是老战士还是新党员，也无论是一般干部还是党的高级干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理，具有极其重大和深远的意义。”[8](P622)从组织层面上分析，确立了党的基本的组织生活模式：这就是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经过积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党内民主生活的原则。从作风层面上分析，通过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树立马克思主义作风；通过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通过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全面系统的整风，极大地全方位地提升了党的纯洁性水平，为保证党赢得民族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从过去长期处于地下秘密状态到全国范围内公开建党，从以农村为工作重心转向以城市为工作重心，开始了由城市领导农村的重大转变，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党的领导角色和历史方位，由领导革命战争的在野党一跃成了共和国政权的执政党，而党情的变化又深刻而尖锐地直接影响着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在这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许多党员特别是经过战争烽火考验的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在革命胜利的形势下，能够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克己奉公，艰苦奋斗，遵守纪律，联系群众，积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使党在人民群众中享受很高威信。”[8](P166)但另一方面，由于党组织的分散和解放战争后期大批量的发展，②不可避免地带来鱼目混珠的现象，一些投机分子挖空心思钻进党内来，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党的组织的不纯。随着革命的胜利，不少人贪图享受，革命意志衰退；有的党员争名利、闹地位，个人主义膨胀；有些干部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严重；少数意志薄弱者经不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谋取私利，腐化堕落，他们压根儿忘记了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关于“两个务必”[9](P1438-1439)的谆谆告诫，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针对党内存在的问题，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整顿全党作风，首先是整顿干部作风。这次整风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经分批整训，于同年年底结束，主要解决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随着政治形势、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从1951年春开始，中共中央提出以三年时间进行整党，以解决尚来不及解决的党内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等问题，并在1952年，党中央又把整党与全国范围内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结合起来，把党章党纲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同审查、清理等组织处理结合起来。在三年多整党期间，在全党范围内坚决地清除了混入党内的各种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挽救了不完全具备党员条件或有较严重毛病的党员，劝退了拒绝接受教育或经教育改造无效的消极分子，教育了全体党员，纯洁了党的组织，全面提高了党的战斗力，“使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巩固和加强，党的政策得到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党在群众中的威信空前提高。”[10](P172)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直面历史性转折关头党情的巨大变化，为彻底否定“文革”，进行了拨乱反正，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保持和发扬了党的纯洁性，迎接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征程。此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整党活动、“三讲”教育活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创先争优活动等专题性党内教育活动，开展了一系列解放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的工作，开启了保持党的纯洁性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形成了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一条主线、五位一体”的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保持党的纯洁性建设，在指导思想、内涵要求、规划举措等方方面面，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社会诉求。党的十八大报告在指出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即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同时，又指出四大危险，即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明确指出：“形势的发展、事业的开拓、人民的期待，都要求我们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特别强调要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告诫全党：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入木三分地点明了新世纪新阶段党的纯洁性建设关键之所在和要害之所系。十八大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1]方面起到了示范和表率作用，这也预示着党的纯洁性建设的未来前景。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如何建设党、如何保持党的纯洁性的基本问题，领导中国革命的航船驶向了胜利的彼岸。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面对执政党所处的历史地位和所肩负的时代使命，结合党情的变化，遵循着世间万物变动不居的自然发展定律，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地不断探索和创造性地开展党的纯洁性建设这一系统性工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事物的发展未有穷尽，保持党的纯洁性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
三、深入研究和积极推进保持党的纯洁性建设系统工程需要正确处理好若干关系
党的九十多年的历史证明：保持党的纯洁性四要素，建设一个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和作风上都纯洁的无产阶级政党，既是一个具有厚实文化底蕴的历史性课题，又是一个凸显鲜明时代特色的现实性课题。透视这一课题四要素内涵，笔者认为辩证地分析和科学地处理好以下若干关系，对于深入研究保持党的纯洁性这一课题，积极推进保持党的纯洁性建设系统工程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具有重要的和必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是历史梳理和现实解剖的关系。能不能正确处理历史梳理与现实解剖的关系，是能不能深入研究和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建设的基本条件。
丘吉尔有句发人深省的话：你向后看得多远，你向前也看得多远。同研究其他课题一样，研究保持党的纯洁性，就不能不对中国共产党在纯洁性建设过程中的历史轨迹，作一个全方位的梳理和分析。同时也要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个共产党组织，特别是苏俄共产党组织在纯洁性建设中的成败得失，应该能够收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列宁指出：“在社会科学的问题上，最可靠的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对于每一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是怎样产生的，在发展中经历了哪些阶段。”[11](P348)研究党的纯洁性建设的相关问题，首先应该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纯洁性建设有一个比较明晰的了解与把握，掌握其基本特点，并从其发展脉络中，透视其经验教训，以取得借鉴。但是，研究历史的根本目的还是在于更好地解读现实，有了历史的铺垫，才能产生发展的后劲。因此，抓住了党的纯洁性建设的当代回应，才真正地抓住了这个课题的“牛鼻子”。有鉴于此，对党的建设的现实状况，包括国外相关政党的发展现状，理应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大量的资料收集、大量的实证分析和大量的理论阐释，这是最为重要的，同时也是最有说服力的基础性工作。所以，笔者认为研究党的纯洁性建设的总体思路，可用两句话、十六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薄古厚今、立足现实；以史为鉴，重在未来。”
二是传统理念和思维创新的关系。能不能正确摆对传统理念和思维创新的关系，是能不能深入研究和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建设的关键因素。
恩格斯说过：“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12](P717)当然，党的优良传统虽然也是一种“力”，但却是一种内化于党员和党的干部并对他们的行为活动具有规范和感召力作用的客观力量。首先，包括党章在内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如政治工作制度，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等，是它赖于存在和表现自我的基础。其次，这种力量是具体的、历史的，它的作用对象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党的干部，也只有在党的实践活动中，它才是名副其实的党的优良传统。再次，这种力量是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它具有相对稳定性，能指导党员和党的干部的行为活动；但又不是僵死的，而是处于等待完成的状态中，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变化，在实践中得到不断的修正和发展。毫无疑问，党的纯洁性建设是党的一个值得讴歌的优良传统，但又必须是与时俱进的。只有用创新的思维，才能给传统以新的活力。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观念是思维的密码，转变思维方式重在更新观念。凝聚党的集体智慧的党的纯洁性建设理论，之所以对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牵引作用，关键在于创新，使传统的阻力变成了动力，历史的惰性力变成了现实的推动力。
四、能不能正确判断基本定位和时代诉求的关系，是能不能深入研究和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建设的必要途径
笔者曾经用一句最为直白的话，对党的纯洁性建设进行基本定位：纯洁性建设就是力图使党成为纯粹清白的政党建设。但作为一个庞大的现代化政党，这种纯洁性又必然是相对的、发展的和辨证的。这当然包括党的政治纯洁、思想纯洁、作风纯洁和组织纯洁等方方面面。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提出纯洁性要求的毛泽东，到了晚年也不得不发出了“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感慨，深感绝对纯洁的不可能性。实际上，党的纯洁性从来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比如我们怎样看待人民利益至上与个人利益诉求的关系。共产党员党性纯洁的最高境界，笔者认为，就集中表现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上。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强调：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哲学的根本问题。他们认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13](P81)“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14](P514)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人们的需要看做他们的本性，认为人的一切活动归根到底是为了求得生存与发展，凡是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或有利于人的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实践活动终将被肯定。然而，在现实中，由于人们思想认识的差异性和历史的局限性，并非所有的实践都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不同的实践所积累的经验不同，这些经验或完全、或部分，或没有满足人们的需要，于是就必然产生利益诉求。党员，作为人群中的一员，当然也离不开“从自己出发”以求“为我而生存”的目的，因而也离不开个人利益的诉求。党员或党的各级组织合情合理的利益诉求，并不影响党的纯洁性；相反，党的上级组织能够以人为本地关注下级组织乃至一般党员群众利益，才能真正体现党的纯洁性的时代诉求和以人为本的本质特征。又比如我们又是怎样看待集中统一与民主自由的关系，如何看待信仰第一与思想解放的关系，如何看待团结和谐与思想交锋的关系等等，这既是对党的纯洁性建设辩证思考的理论问题，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实际问题。总之，党的纯洁性建设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充满了辩证的关系。否则，用所谓的“纯洁性”去干预党员的人身自由、党员的思想解放和党员的个人利益诉求，用所谓“政治上纯洁”来否认思想上、政治上和作风上的纯洁，或用另一个“纯洁”否认其他三个方面的纯洁，那就都会有可能重蹈“左”倾教条主义者“肃反扩大化”的覆辙，这是特别需要引以为戒的。
德国诗人海涅说过：每一时代都有它的重大课题，解决了它就把人类社会向前推进一步。我们相信，解决了党的纯洁性建设这个“重大课题”，党的建设必然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大步，党的事业也必然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大步！
①雷云：《论保持党的政治纯洁性》(《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认为“思想纯洁是灵魂和统帅”，“政治纯洁是关键和核心”；甄小英：《肩负执政兴国使命的内在要求——谈新形势下保持党的纯洁性的重要内涵及要求》(《人民日报》2012年5月7日)，认为保持组织上的纯洁性，是“保持全党步调一致和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组织保证”；虞云耀：《全面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学习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07年2月9日)，认为“高度重视作风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著特色”；“党的作风体现党的宗旨，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②据统计，仅1949年一年内，全国新增加的党员数就多达14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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