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哲学在中国理论和实践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中国论文,哲学论文,理论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什么是基督教哲学？
“基督教哲学”这一概念在历史上曾引起三次大讨论。第一次发生在早期教父中间，第二次发生在上世纪初的新经院哲学家中间，第三次发生在当代英美哲学家中间。基督教诞生伊始，耶稣和他的使徒都强烈地反对犹太教的拉比和文人以及希腊哲学家的理性骄傲和文化歧视。使徒保罗在雅典与哲学家辩论，他引用经文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哥前1:18）并警告信徒不要让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现世的哲学，就把你们掳去。”（歌2:8）一些教父从字面上理解经文，把希腊哲学等同于一般哲学，因而笼统地反对一切哲学。德尔图良有一句名言：“耶路撒冷与雅典能有什么关系呢？”他要求基督教一定要在“耶路撒冷与雅典”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直到奥古斯丁提出，基督教是真正哲学，基督教哲学的合法性才被确定。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家虽然在信仰与理解之间有不同程度的侧重，但“信仰寻求理解”是他们的主调，从安瑟尔谟到阿奎那，莫不如此。
中世纪哲学家对待哲学与神学、理性与信仰的方式在上世纪初受到质疑：他们真的创造了一种与其他时期的哲学迥然有别的基督教哲学吗？法国著名哲学史家伯里哀说，“基督教哲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这一观点在新经院哲学内部开展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大多数经院哲学家否认经院哲学属于基督教哲学，他们认为，经院哲学属于永恒哲学(philosophia perennia)的传统。这一传统并不完全属于基督教，它开始于基督教诞生之前的希腊哲学。新经院哲学家自认为是永恒哲学的忠实继承者和代表者，其原因并不在于他们是忠实的基督徒，而在于他们正确地、充分地使用了上帝赋予人类的自然理性，因而才能忠实地继承永恒哲学的传统。虽然从事永恒哲学的许多人都是基督徒，但这并不能证明永恒哲学是基督教哲学。研究者的社会属性并不能决定他所研究的学科性质，正如许多基督徒对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做出巨大贡献，但不能说他们从事的是基督教数学、基督教物理学、基督教生物学。针对这些反对意见，吉尔松力挽狂澜，竭力论证基督教哲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他指出，基督教信仰赋予哲学新的内容。若无信仰，中世纪哲学家不可能完成对古希腊哲学的改造。中世纪哲学的各方面成果，如本体论，因果观、天命观、人生观、灵魂观、自由观、道德观、自然观、历史观等等，都不是对古代哲学的简单重复，而是把信仰与希腊哲学结合在一起的产物。根据信仰与哲学之间内在的、积极的联系，吉尔松提出了“在信仰中建构哲学”的主张。凡是符合这一要求的哲学，就是基督教哲学。
附图
当新经院哲学内部围绕基督教哲学的合法性展开争论的时候，英美哲学界也在否定信仰与理性的结合。20世纪兴起的分析哲学依据证实原则，否认宗教和道德命题的意义。大多数早期分析哲学家都认为，宗教信仰只是一种主观情感或体验，没有事实作为依据；表达信仰的命题不能被事实证实或证伪，因而没有意义，应从哲学的领域驱逐出去。但是，半个世纪之后，英美哲学界却出现了一股回归基督教哲学的潮流。更出人意料的是，英美的很多哲学家用当初被用来反对基督教哲学的分析哲学的方式，从事基督教哲学的研究。他们成立了“美国基督教哲学家学会”，成员有1500多人，是“美国哲学会”中人数最多的分会之一。
通过上述历史性的考查，我们可以看出，基督教哲学不是一个理论体系，甚至不囿于一种学说；毋庸说，它是一种历史传统，即用基督教的观点来处置哲学问题的传统。这一传统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从希腊哲学开端的、在中世纪发扬光大的“永恒哲学”的传统；二是在信仰之中建构哲学；三是符合《圣经》。对《圣经》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理解也不是主观任意的，自称是正确的理解，一不能与《圣经》的基本教义相矛盾，二不能与理性的基本规则（如逻辑的规则）相矛盾。基督教哲学中的信仰解决第一方面的矛盾，“永恒哲学”的传统解决第二方面的矛盾。基督教哲学的口号不是“耶路撒冷或雅典”，而是“耶路撒冷和雅典”。一部基督教哲学在西方的历史就是不断重新解释犹太—基督教和希腊思想的历史。
二、基督教哲学在中国传播的条件
“基督教哲学”概念的意义问题，对中国人而言，首先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即，基督教哲学能不能适合中国的国情和需要？中国现代文化曾从西方文化借鉴了不少东西，但由于历史上的藩篱，被借鉴的基督教成份甚少。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与中国儒家和佛教各自坚持他们的信仰，无法在学理上深入讨论对话。近代基督教各派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再次进入中国，激起了中国人“图存保种”的民族主义情感和反抗情绪，当然也不可能对基督教思想进行理性的分析和批判。“五·四”之后，西方思潮涌人中国，按照18世纪的启蒙精神，激烈地批判宗教。而后，马克思主义取得全面胜利，也对宗教进行意识形态的批判。基督教更是被谴责为黑暗时代的代表者，科学和民主时代的落伍者。总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有三大藩篱：信仰的冲突、民族情感的排斥和意识形态的批判。
现在海内外不少有识之士都意识到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和哲学对话的重要性，积极从事两者的“会通”和“融合”。但是，历史上“信仰”、“民族情感”和“意识形态”三大藩篱在现实中仍然存在，对话还很难获得突破性进展。与此同时，在中国出现了一股不大不小的“基督教文化热”。马克思说：哲学是“文化的活的灵魂”。“基督教文化热”给人的一个启示是，中国人比较容易从哲学上理解和接受基督教思想，而对基督教神学却比较生疏。特别是像基督学、三一神论、原罪说、末世论、救赎论、灵修学和圣事等神学分支，对大多数非基督徒而言，更是难以理解，对中国现代文化很难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反之，基督教哲学的本体论（形上学）、知识论、伦理学的观念以及在政治学、经济学、科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文学艺术等文化领域的应用，是中国人所熟识的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有些已经被吸收到中国现代文化之中。
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长期介绍和了解也为中国人接受基督教哲学准备了理论条件。从古到今的西方哲学主要著作都已被译成中文，重要的西方哲学流派也得到广泛介绍和深入研究。所有哲学系都开设了西方哲学的必修课，没有哲学系的大学也有西方哲学方面的课程。可以说，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了解比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了解更胜一筹。在这样的理论条件下，把基督教哲学作为西方哲学的一部分来讲授和研究是一件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之事。
就中国基督教而言，有一个如何处理基督教哲学与神学的关系问题。我们所理解的基督教哲学不像西方人理解得那样狭窄，它也包括西方人所说的教理神学的某些基本问题，如原罪、救赎、圣三，神迹、天启、神学德性等，也可以从哲学角度加以研究。总之，凡是中国人易于理解和接受的，适合中国文化需要的基督教思想，都可以包括在基督教哲学范围之中。
三、基督教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意义
基督教哲学在西方的重要地位是由它对西方文化的重要贡献所决定的，这就是它对于西方价值体系的重要性。基督教对西方文化的特殊贡献在于，它整合了希腊理性精神、希伯莱宗教精神和罗马法治精神，建立了一个神圣价值体系。这一体系在中世纪占据绝对统治地位。17世纪开始的现代化进程实质上是世俗化，原来在西方文化居核心地位的基督教神圣价值观逐渐被排挤到边缘地位，以人类中心主义和科学唯理主义为代表的世俗价值观和世界观占据了中心位置。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兴起，猛烈地冲击着西方现代文化。后现代主义的“反人道主义”和“反理性主义”，实际上是启蒙主义对基督教神圣价值观的批判的彻底化。他们的逻辑是，“上帝死了”之后，人也死了，因为大写的“人”是上帝的替身；信仰主义消亡之后，理性主义也消亡了，因为权威的理性只是信仰。一切神圣的价值都要被颠覆，真理的追求被蔑视，伦理规则也无法维持，因为：“如果上帝不存在，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结果是：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在西方大行其道。
中国现代文化发生的时间较晚，此时，西方现代主义已发展到高峰期，它强劲地影响着世界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有鉴于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中国现代文化的世俗精神特别鲜明，这不仅表现于对自己传统的神圣因素的藐视，而且体现在对一般宗教精神的排拒。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正如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主义依然保留着一定的神圣价值观，中国现代文化也不乏神圣的因素，这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之中。马克思主义具有神圣性的一面，这是很多人都已看出的道理。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是世俗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体系，但其中不乏神圣价值观因素，比如，它的终极目标、历史决定论、革命精神、集体主义和利他主义的道德，都包含有超越人的神圣因素在起支撑作用。也正是这些因素，在五六十年代支撑着中国人民的精神和社会的稳定。
正如西方现代主义所包含的神圣因素正受到彻底的世俗文化和极端的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中国现代文化所具有的革命精神也面临着由于社会变动、思想解放和精神多样化带来的新情况的挑战。于是有人惊呼“信仰危机”，有人感叹“世风愈下，今不如昔”。对于行将失落的神圣价值观有人主张利用宗教和传统观念来补偿。比如，现在教会内人士提倡基督教处境化，积极与中国传统文化对话。再如，新儒家站在“本位化”的立场，试图从儒家传统里开发出适合于现代世俗社会的神圣价值观。还比如，以孔汉思为代表的普世宗教运动要在宗教间对话的基础上建立“全球伦理”。应该看到，在中国社会的现有条件下，可供选择的文化资源还很多，不但有已经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而且有中国文化传统的优秀成分，还有西方文化中合乎中国国情的基督教哲学。
基督教哲学不但对中国人全面理解西方文化传统，对中西文化比较和会通，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而且可以为中国现代文化所需要的神圣价值观提供必要的精神资源。应该看到，基督教的信仰与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确有一定的间隔，有一些差异是带根本性的，看起来是不可弥合的。两者需要经过某种中介作用，才能进行有效的对话，并最终走向融合。我们以为，这种中介不是别的，那就是基督教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比较。不管哪一种哲学，都是通过理性的解释，把特殊的信念加以合理化，使之具有最大限度的普遍性与必然性。经过这样的哲学解释和理性处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异会得到理解，间隔会被打通。通过理性解释和哲学比较，基督教哲学体现的神圣价值观可以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相结合，并能适应中国现代文化对神圣文化的需要，甚至可能被吸收在中国现代文化之中。
四、研究基督教哲学的中国路径
使用中文作为媒介的基督教哲学是中国人研究基督教哲学的特点，也是中国人对基督教哲学可能做出的新贡献。我主张要用中国人的眼光解读西方哲学，因为中国人离不开自己固有的思维方式。语言是思维的媒体，只要你用中文去翻译、理解和表达西方思想，那么你必然是以中国人的特有方式思维。退一步说，即使你能完全运用外文来理解和表达，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也仍然会潜移默化地在你脑中起作用。根据同样的道理，我们也要用中国人的眼光解读基督教哲学。基督教哲学是古代希腊化地区（其中有些已经变成西方世界的一部分）的人首先发明创造的，这不意味着西方人对基督教的理论具有优先的解释权，也不意味着教会对这种理论有垄断权和裁决权。按照中国人的眼光，特别是按照中国世俗学者的眼光来解读基督教哲学，对于促进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宗教徒和非宗教徒以及宗教间的对话、交流和相互理解，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用中国人的眼光来解读基督教哲学，要求我们不只是重复外国人的观点，也不只是翻译介绍外国人的著作。中国人需要做的创造性工作很多。比如，按中国人的思想和语言来理解基督教哲学的观念，创造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再比如，按中国文化建设的需要来选择、组织素材，使基督教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的可比性凸显出来。还比如，按照中国人的眼光，重新评估和解释一些基督教哲学的理论，使之在中国文化的环境中发生“价值转换”的作用，等等。我们希望，用这种严谨的、开放的和创新的精神，能够在从事基督教哲学的教学和研究的过程中，用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色的基督教哲学的成果，参与全球化的国际对话。
标签：哲学论文; 基督教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文化价值观论文; 中国人论文; 信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