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梁漱溟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十论文,年来论文,梁漱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 要 梁漱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学者、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20世纪新儒家的开山人物。他的文化学术思想理论主要包括哲学思想、文化思想、教育思想和新儒学思想等几个方面，而文化哲学思想是梁漱溟思想理论的核心内容。他一生关注的是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其全部的文化学术思想理论与实践实质上都是围绕这个问题而展开的。
关键词 梁漱溟 文化学术思想 新儒家
梁漱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学者、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20世纪新儒家的开山人物。他为复兴中国文化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他的文化学术思想在海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近些年来，对梁漱溟和现代新儒家的研究已经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继《梁漱溟全集》（8卷）问世后， 又相继出版了《梁漱溟文化理论研究》、《梁漱溟评传》、《梁漱溟研究集》、《梁漱溟与胡适：文化保守主义与西化思潮的比较》、《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梁漱溟思想研究》等著作和译著，见诸报刊的论文也有近百篇之多。为了推动梁漱溟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展开，现将近十年来梁漱溟研究的主要成果作一综述。
一、梁漱溟的哲学思想
1.政治哲学
有关论文指出，梁漱溟虽然不是一个专门的政治哲学家，也没有留下专门的政治哲学论著，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的主要著作中概括出他的政治哲学思想。
第一，人生向上说。“人生向上”是梁漱溟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从20年代他提出这一命题开始，一直到晚年，他的全部政治思想和主张都是在这一命题基础上展开的。梁漱溟认为，人心的客观本质在于它秉承了宇宙大生命那种无目的和向上奋进不已的天性，面对自然和人生具有一种反乎本能、超越理智（即功利）的无私感情，亦即向上之心。因此，在梁漱溟看来，人们在从事社会政治改造时，应当依据人心的客观本质和人心向上的原则，自觉顺应历史、社会、政治演化的顺序，以促进人生向上、伦理情谊为新社会政治的建构和运行原则，以伦理政治模式取代东西方所有传统政治模式。
第二，政治发展论。梁漱溟的政治发展论与其历史发展论是融为一体的。梁漱溟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常态依次划分为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三大时期。将这种历史发展的常态推向政治发展，他认为，政治发展的常态应该是，由“个人本位”的政治（或称物欲本位政治、法律政治、理智政治、西方政治）走向“社会本位”的政治（或称礼乐政治、伦理政治、理性政治、儒家政治），最后走向佛家生活，亦即政治的消亡。
第三， 团体组织观。 梁漱溟的团体组织观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主张“相对论的理论主义” 即互以对方为重作为社会成员与社会团体的关系准则；（2 ）将多数人对政治“主动和有力地参加”的“人治的多数政治”作为自己理想的政治模式；（3 ）提出理想的政治团体应具有教育和经济的功能，实行“政教合一”、“政经合一”的原则。
2.文化哲学
有关论文指出，梁漱溟的文化哲学思想产生于“五四”东西文化的大论争中，是近代中国古今中西之争的历史映照，其最主要的特色是从哲学的高度去比较研究中西文化。虽然这种比较研究的视角是唯心的，结论是保守的，但是，在今天来看，他的文化哲学思想在学术上仍然存在某些可贵的价值。
从梁漱溟的有关论著中，我们可以将其文化哲学思想概括为文化的起源与类型、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势和不同类型文化的哲学基础等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关于文化的起源与类型。梁漱溟认为，要探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你只要看文化根源的“意欲”。也就是说，“不同文化实际源于不同之人生态度”。由于西方、中国、印度三方人们的意欲不同，人类社会便出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化：西方人意欲向前，“着眼于研究者在外界物质”，产生了以崇尚理智、走科学之路的文化；中国人意欲调和持中，“着眼研究者在内界生命”，形成了以推崇直觉、走伦理道德的文化；印度人意欲反身向后，“着眼研究者将在无生本体”，出现了崇尚感觉、走宗教道路的文化。
其二，关于文化的发展趋势。梁漱溟认为，古代的西方文化已在“近世复兴”，古代的中国文化要在“最近未来复兴”，古代的印度文化要在“较远未来复兴”，因此，按他的预测，人类文化发展的趋势应该是科学——道德——宗教。但又由于西方的文化已走到尽头，印度的宗教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归宿又过于遥远，故梁漱溟把目光较多地集注于以“伦理本位”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上。
其三，关于不同类型文化的哲学基础。梁漱溟认为，思维模式、价值观念与道德哲学的不同，是中西文化趋于不同路向的原委所在，是辨析中西文化哲学基础差异的三个重要方面。中国文化自古以来辗转相传的是直觉型的思维模式；而西方文化的兴奋点在物质之利上，价值观念具有功利主义的特点；中国文化的着眼点则在伦理之善上，价值观念具有超功利主义的特点。西方道德哲学是以“个人本位”的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中国道德哲学则是以“伦理本位”的唯爱论为核心的。梁漱溟断言，由于中国的道德哲学比西方的来得高明，因此，中国文化要优于西方文化，世界文化的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在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问题上，梁漱溟所依据的唯意志论与直觉主义虽然是错误的，但是以为文化总体的核心是哲学这一见解的提出却是伟岸深至的。从近代中国文化比较研究历程来看，梁漱溟的文化哲学不仅在理论深度上确有独到之处，而且对这一研究也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3.生命哲学
有关论文指出，梁漱溟在批判“五四”后流行的唯科学主义思潮时，就是借助于西方的生命哲学来弘扬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价值的。梁漱溟直接以柏格森所言的“生命”作为其哲学的根本观念，认为生命是整个宇宙的根源，世界的本质不过是生命的绵延或“相续”，是一种生命之流，一种永不间歇的连续的冲动。梁漱溟欲以生命哲学来阐发中国文化的价值，其目的是要向人们展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所包含的真谛。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即孔子儒家的形而上学，其来源于《周易》，基本观念为宇宙的本性是绝对的和谐。在梁漱溟看来，孔子儒家对宇宙和谐本性的揭示，表现了一种对宇宙变化流行的深刻洞见。而孔子儒家的哲学正是反映这种本性的一种生命哲学，其主要内容包括：
其一，孔子儒家哲学的基本观念就是一个“生”字。梁漱溟认为，知道这个“生”，就可以知道所有孔家的话，孔家没有别的，就是要顺着自然道理，顶活泼顶流畅地生发。而宇宙本质上恰恰是一不断向前继发的生命，因此，以孔子的哲学去生活，万物欲生，即任其生，必能与宇宙契合。
其二，孔子儒家哲学的基本方法就是“不认定”。梁漱溟认为，所谓“不认定”，就是不用理智概念去描述生活，规定宇宙。因此宇宙是流动不停、时时调和的，一切理智的推论必然偏于一隅，因此，放弃理智，就能达到宇宙的真实——中道调和。
其三，孔子儒家哲学的基本态度就是“不计虑”。梁漱溟认为，所谓“不计虑”，就是一切听任自己的本然直觉。由于宇宙是流动不息的生命，而生命即是人此时此刻的当下存在。因此，听任直觉，随感而应，便能与宇宙大生命融而为一。
4.道德哲学与艺术哲学
关于道德，有关论文指出，梁漱溟是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来阐述道德的一般本质和它的文化价值的。其道德哲学的主要内容包括：
其一，“道德之俗”与“道德之真”。梁漱溟认为，“道德之俗”又可称为“庸俗的道德”，它特指在一定历史条件和历史时空中形成的表现一定时期社会礼俗的道德。而礼俗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因此是相对的道德。“道德之真”则特指一种发自人的“生命本体”的内在的永恒的“至善”。梁漱溟认为，宇宙是一个不断向上翻新、创化演进的大生命，在宇宙生命的进化过程中，一切生物进化到一定阶段后即止步不前或盘旋不进，只有自强不息的人类方能代表宇宙不断翻新的“生命”本性。因此，以人性为根据，体现了宇宙生命本质的人的行为方为“道德之真”。这种“道德之真”在人世间具有绝对的价值。
其二，“恶本乎局，善本乎通”。梁漱溟为了寻找人性善恶的根源，试图从人的“身——心”结构中得到答案。他认为，人的生命包括“身”与“心”两个方面，“身”为生命的物质基础，“心”为生命的内在本性。“身”的属性是“局”，它是有限性的存在；“心”的属性是“通”，是超越有限性存在的无限性的生命本体。就身与心的关系而言，两者是内在的有机的统一。当“心”的作用居于主导地位，“身为心用”时，人的行为便是自觉的、主动的、至善的；当“身”的作用居于主导地位，“心为身役”时，人的行为便失去自觉性和主动性，陷入“恶”之中。因此，人的行为是向上还是堕落，就在于心能否成为身体的主宰。
其三，“一息之懈便失道而不德”。梁漱溟认为，道德修养就在于不懈地变化气质和克服习惯。而变化气质，最主要的是要自觉地克服隐伏在“身”中的三种势力：一是“发于男女性欲”的本能；二是发于“愤怒仇恨”的斗争本能；三是发于“争夺强霸权力”的欲望。只有克服了这些“身”的积习，与宇宙大生命融而为一，方能进入“道德之真”的境界。
其四，道德义务与法律义务。梁漱溟认为，道德义务与法律义务的区别在于：道德义务是“自课”的，法律义务是外加的；道德义务的履行靠良心之自觉，法律义务的执行靠利益的限制；法律义务与权利相对待，是相对的义务，道德义务只是“义务而已”，因而是绝对的义务。
关于艺术，首先，梁漱溟分析了文学与艺术的“美”的本质。指出，人类高于动物之处就在于人不仅有“身”的需要，而且有“心”的需要。“心”的需要虽是多方面的，但对“真善美”的追求却是人的根本需要。梁漱溟以他的生命哲学为基础，指出艺术美的本质特征在于“真切动人”，如果文学艺术作品不能真切动人，那么也就谈不上美学的价值。其次，梁漱溟从理论上阐述了艺术审美的生理心理基础与文艺创作两大永恒主题的关系。他认为，第一，艺术美感源于人性中的本能冲动；第二，艺术境界是基于美感而又超越了美感的精神创造；第三，悲剧的艺术感染力超胜于喜剧〔1〕。
二、梁漱溟的文化思想
1.佛学文化观
有关论文指出，梁漱溟的佛学文化观是其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超绝”的世界观、彻究宇宙的认识论、“诸法无我”的人生观、“普度众生”的道德观，对东方乃至世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主要内容包括：
其一，以印度为代表的佛学文化是世界未来文化的最高终极。梁漱溟在他为“文化三路向说”中，依次把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划分为第一路向文化、第二路向文化和第三路向文化，并认为以印度佛学文化为代表的第三路向文化将是世界未来的终极文化。虽然他还不赞成马上提倡印度文化，但这并不是说佛学文化不高明，而是因为这种文化“不合时宜”。然而，他始终认为，世上“唯一无二只佛教是不可批评确乎不拔的”，人类真正有着“超越欲望”、“超绝理知”意义的文化，只有佛教文化。他断言，到了走印度佛学文化路数之时，人类就必然走向自由发展。
其二，以印度为代表的佛家宗教哲学是最为“超绝”的终极哲学。梁漱溟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基本上接受的是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生命论和直觉主义。梁漱溟认为，生命是宇宙的本体，宇宙是无休无止的生命的“相续”；要认识宇宙，只能凭借直觉，而理智思维对宇宙生命毫不相干。因此，他同样赋予佛家哲学直觉的认识，把柏格森直觉主义的感觉、理智、直觉套到佛学唯识宗的内核上，创造出“三量说”（现量、比量、非量）的认识论，并认为，“三量”的认识过程正好达到了“体识宇宙生命”的境界，这种佛教唯识家的形而上学是认识事物和宇宙的“新方法”，要比一般的哲学高明得多，是真正可以认识宇宙生命（包括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是人类的终极哲学。
其三，佛教大乘教的“大彻大悟”的人生观是人类最终极的理想人生观。梁漱溟极力崇尚大乘教的佛学人生观，以为大乘菩萨虽解脱了自己，但为了众生的解脱，又返回世间，为的是“普度众生”，这是牺牲自我，彻达彻悟的至大至公品格。而这种品格，在梁漱溟看来，正是自己追求的佛教理想人生观。
2.东西文化观
梁漱溟东西文化观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关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及文化路向问题。梁漱溟认为，所谓文化，只不过是“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而“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即“那不断满足与不满足罢了”。同时，意欲的不同又形成了人生的三大问题：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二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三是人与自身的关系问题。与这三个问题相关联则产生了三种不同的文化路向：代表西方的是意欲“向前要求”的第一路向，代表中国的是意欲“调整和持中”的第二路向，代表印度的是意欲“反身向后要求”的第三路向。梁漱溟认为，每一文化路向在其适应的阶段都有其存在的价值，西方文化解决的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而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回答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因此，他得出结论：东方文化在历史预设的继替中与西方文化相比较，属于更高的发展层次，优于西方文化。
第二，关于“全盘西化论”要“根本改过”的问题。比较中西文化的优劣，是为了探求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梁漱溟认为，西方“向前要求”的文化路向虽然使西方在征服自然、科学精神和民主制度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也给西方人带来了不少苦痛和迷惘。因此，他强调，为了不使中国重蹈西方故辙，对西方文化不能全盘承受，而是要“根本改过”。这种“改过”是指人类文化要有一个根本的变革，即由第一条路向改变为第二条路向，由西洋态度改变为中国态度。
第三，关于弘扬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问题。梁漱溟在探究中国文化出路问题的过程中，提出了弘扬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主张，并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首先，他认为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成就了一种极高的文化精神——伦理道德精神，而这种以对方为重的伦理型文化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特点和核心。其次，他认为中国传统伦理精神是人类的理想和希望，具有永恒的价值。
3.梁漱溟文化思想的特点和意义
有关论文指出，文化是政治经济的客观反映。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对东西文化的论争莫不与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的剧烈变动和斗争息息相关。同样，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也不例外，必然会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个性特点，这具体表现为：第一，梁漱溟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把中西哲学结合起来创立自己的文化思想体系，诠释儒家学说，以谋求中国文化的出路；第二，梁漱溟通过对“五四”时期以来各种文化思想的反省，弘扬儒家人生态度，肯定中国儒家学说的现代价值和意义；第三，梁漱溟构建了“文化三路向说”，并把儒家学说归于“第二路向”之中，从而赋予儒家学说以活的内在生命力；第四，梁漱溟把对文化理论的探求同中华民族的振兴联系起来，合二为一，躬行于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产生于“五四”东西文化大论争时期，是近代中国古今中西之争的历史映照。他对中国儒家文化的发掘与弘扬，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的先驱者和东方文化派的奠基人，他的文化思想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我们今天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然有着现实意义。首先，梁漱溟第一次试图从哲学的高度对东西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为中国文化思想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其次，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面前，梁漱溟高扬儒家文化的旗帜，主张以传统儒学为根本，吸收西方文化已取得的科学和民主等优秀成果，实现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以达到传统文化开新的目的等思想，对于反对崇洋迷外的“全盘西化”思想，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再次，在“五四”时期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盛行的背景下，梁漱溟别树一帜地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和民族性，并赋予中国文化以世界文化的形式，这对于发展中国文化自己独特的道路，建设现代中国的新文化，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2〕。
三、梁漱溟的教育思想
有关论文指出，梁漱溟的教育思想，是他在以往的自学、讲学、办学和乡村建设中，坚持和倡导按照孔家文化教育思想践形尽性的实际经验的总结或理论概括，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大”，即大生命、大功能、大系统。
其一，教育的大生命。梁漱溟的教育思想是以生命哲学为基础而形成和发展的。他认为，整个宇宙是有生命的，宇宙即生命，即生活的相续。而生活既不是目的，也不是手段，而是生活自身，即是生命的自然流畅通达。因此，人类只有象孔子那样“自己学”，践形尽性，才能使人类的个体生命和社会整体生命同时成为智慧的生命，成为理性发达的人——圣贤，建立起互以对方为重的伦理本位的新社会。而这就全赖前人——孔家圣贤传，后人——孔家门徒、全体学众接，即教与学了，也就是说，全靠社会本位的教育了。梁漱溟认为，教育是为宇宙的大生命服务的，它的本质与根本目的正是为了全人类的个体生命和社会整体生命同时成为智慧的生命，以实现全人类大同的理想。
其二，教育的大功能。教育的大功能是与社会本位教育的大生命直接相关的，也是与梁漱溟的文化观紧密相联的。梁漱溟认为，社会本位教育的大功能便是绵延文化，求社会进步，尽其推进文化改造社会之功能。具体说来，第一，“平时要在能为社会绵延文化而求其进步”。为此，要办正统的小学、中学、专门学校、大学和研究院等，着眼于对未成年人的教育，研究、发展文化学术，为社会改造和未来新社会的建立培养各类人才，以尽教育之功能。第二，“变时（改造时期）要在能减少暴力至可能最小限度于其前，能完成改造达可能限度于其后”。为此，要在办各类正统学校教育的同时，更要大办图书馆、博物馆、民众学校、职业补习学校、函授学校等社会教育，着眼于对社会成人的教育，以便发动、组织和培养民众自觉主动地参加社会改革运动，不用或少用武力来完成社会改造任务。第三，“变后即建立新社会后”，社会本位的教育理要与“伦理本位”的新社会相适应，这是建设新社会的唯一方法和途径。
其三，教育的大系统。梁漱溟把他教育的大生命、大功能的根本办学指导思想、方针和方向，具体落实到社会本位的大教育系统方案上。为此，他推出《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明确提出“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不可分”、“教育宜放长及于成年乃至终身”和“教育应尽其推进文化改造社会之功”三项宗旨，并强调指出，在中国办教育，“必须理会以上三根本点”，否则，“必无从尽其应负荷之任务，必失其教育之功用，而不免转为社会病”。《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是梁漱溟的教育纲领，它标志着梁漱溟教育思想的形成和成熟〔3〕。
四、梁漱溟的新儒学思想
有关论文指出，梁漱溟是海内外学术界公认的现代新儒家的开山人物，他的新儒学思想在中国近现代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其主要内容包括：
其一，反对科学主义的“理智”，崇尚玄学的“直觉”。梁漱溟反对“五四”时期流行的“科学与哲学没有区别”、“科学就是哲学”的观点，对科学主义思潮也持批判的态度。他认为，科学本身含有有害的生命观、粗糙的功利主义和过度的行动主义，如果对它不加以必要的节制，其结果不仅会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且会使人放弃对生存意义和道德价值的追求，导致人性的丧失。因此，梁漱溟坚决反对将科学与哲学（玄学）混为一谈。他认为，科学与哲学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从研究的对象来看，科学研究的是自然现象，而哲学（玄学）研究的是生命本体；从研究的方法来看，科学的方法是“理智”，哲学（玄学）的方法是“直觉”。同时，就科学的“理智”与玄学的“直觉”认识发生的形式和过程而言，它们也存在区别。直觉是本能的一次得到，而理智则有一个积累的过程，由不知最后到知；直觉是不需“操心打量”的，遇事只要“当下随感而应”，听凭体悟，而理智则需要思考和逻辑的分析，需要对“感觉”进行综合。
梁漱溟对科学和哲学之区别的分析，无疑具有某些合理的地方。但是，他强调科学与哲学的差异性，而忽视了它们的相同性，这就割断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不免失之偏颇。
其二，以陆王心学来诠释和提倡孔子的人生哲学。梁漱溟极其赞赏陆王一派提倡的那种“乐天知命”的“孔颜乐处”，对于泰州学派王氏父子的“以乐为教”更是推崇备至。他认为，无论何人，其苦乐是相等的；苦乐不决定于客观物质条件，而取决于主观感受。如果以客观物质欲求能否达到为苦乐的标准，那么由此得来的乐乃是系于外在之物的相对的乐，其结局是苦与乐的不断交替。而只有“认取自身活动上的乐”，才是“真乐”，才是“绝对的乐”。在梁漱溟看来，人们只要实现了这种“绝对的乐”，就会使一切“要求计较之感销归乌有”，从而达到“无我”、“忘我”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故此，他视“绝对的乐”为孔子人生哲学的归宿。
其三，谋求儒学的现代化。梁漱溟谋求儒学现代化的努力，首先体现在他对所谓真假儒学的区分上。他认为，现世所传的儒学不是孔子所创立的原始儒学或真儒学。经过二千多年的歪曲篡改之后，孔子的真儒学已变得面目全非了。为了恢复孔子儒学的真面目，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精神，谋求儒学的现代化，梁漱溟从以下几方面作了努力。首先，对“假儒学”进行批判。他认为，“假儒学”压抑和扭曲人性，变成了“吃人的礼教”。因此，只有揭露和批判“假儒学”，人们才能从种种权威下解放出来而获得自由，个性才能得到伸展，社会才会发达。其次，对真儒学进行阐发。梁认为，真儒学既不是一种礼仪规范，也不是什么社会自然科学，而是一种“自己学”，所谓“自己学”，就是“自己了解自己，自己对自己有办法”。再次，援柏格森生命哲学入儒，用前者重新解释和发挥后者，从而使中国的儒家文化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实现某种程度的结合，实现儒学的现代转换，并在此基础上创立“新孔学”〔4〕。
综上可见，近十年来学术界对梁漱溟研究的成果是十分喜人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说，侧重点似在对他的文化哲学思想的评析方面，对他的政治思想、教育思想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因此，加强对梁漱溟的文化学术思想的全面研究，还有待学术界同仁们的共同努力。
收稿日期：1997—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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