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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集体选书论是馆员选书与读者选书的辩证统一，是社会文献与读者需求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纵观国内外集体选书的现状，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关键词] 集体选书 选书改革
如何从众多的文献中选出适合读者需要的书刊，建立科学合理的藏书体系，是各级各类图书馆普遍关心和重视的问题，也是现代图书馆藏书建设的总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人们在理论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其中着力比较多的是采访人员自身素质的培养和提高问题，这也确是提高文献采访质量的措施之一。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人们在津津乐道采访人员的事业心、责任心、知识结构乃至健康体魄的同时，却遗忘了另一条更重要、更主要的途径，这就是集体选书。本文试图通过对集体选书的概念内涵、产生背景，形式现状、改革对策等诸方面的系统考察，唤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1 集体选书之界定
集体选书，又称群体选书，是图书馆采用一定的组织形式和方法，依靠读者、馆内领导、专职采访人员以及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发挥集体智慧，实行民主选书的过程与活动。其核心是紧密依靠读者，由馆员和读者共同挑选文献。
集体选书不同于单纯的馆员选书。传统图书馆的选书工作主要依靠几个采访人员；集体选书则广泛吸收读者及图书馆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参与选书工作，特别强调读者在选书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体现了“读者第一”、“用户至上”等现代图书馆思想。
集体选书也不同于单纯的读者选书。集体选书虽然突出读者在选书工作中的地位，但丝毫不降低馆员在选书工作中的作用，毕竟“图书馆工作人员对馆藏肩负着重大责任”[1]。没有馆员的参与，图书馆藏书将成为读者个人藏书的简单相加和杂乱堆砌，相互间缺乏联系，难以形成系统的文献资源整体。
2 集体选书的产生背景及其历史必然性
集体选书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由少数几个馆员选书到集体选书，其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
在漫长的古代藏书楼时期，由于科学技术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创造的知识相对较少，文献的生产数量也不多。如何将分散在社会上的所有文献搜集齐全，并加以妥善保管，是当时藏书工作的首要任务。虽说那时也有选书活动，也对搜集的文献进行选择，但侧重于对图书版本的选择，其目的是鉴别图书的真伪和版本的优劣[2～3]。文献的采、分、编、阅等工作仅靠藏书家个人或少数几个管理人员即可，选书在整个图书馆工作中并未占很重要的地位。也正因为如此，在我国古代，研究文献本身的目录学家、版本学家、校勘学家不乏其人，而选书专家却极为鲜见。至近代，科学技术有了较大发展，文献数量也相应增加，图书馆要收齐社会上所有的文献已不可能，如何从众多的文献中选出本馆需要的文献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选书工作被提到图书馆的工作日程上来，于是出现了专职的采访人员，有关选书的理论也随之产生了。历史进入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从“小科学”向“大科学”转化，人类的知识量呈“饱和增长”态势[4]。作为记录、储存、传播知识信息的文献不仅数量庞大、类型复杂，而且重复交叉、广泛分散。面对浩瀚的现代文献之海，要起从中选出适合读者需要的书刊，不要说少数几个一般水平的采访人员，就是以知识渊博著称的亚里士多德再世，恐怕也只能望“洋”兴叹。
再从读者需求的角度看，在古代图书馆时期，由于文化教育的权利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文献的阅读使用只是少数上层人士的事，能够利用藏书的只有藏书的所有者、管理者和那些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公卿贵族。读者范围小、数量少，其需求也较易掌握。到了近代，由于大机器生产的需要，文化教育开始向社会普及，文献利用趋向社会，大量的读者涌向图书馆，读者的需要也呈多样化。二次世界大战后，生产力水平和教育水平进一步提高，读者对文献的需求不仅数量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而且水平愈来愈高，针对性愈来愈强。读者需求和阅读行为的这一深刻变化，也给图书馆的选书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庄子曾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对无涯，殆也。”少数几个采访人员的能力总是有限的，而文献的生产和读者的需求却是无限的，以有限对无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剪刀差。在这种形势下，紧密依靠读者，实行集体选书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集体选书不仅是社会文献和读者需求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而且也是国内外选书理论和选书原则的要求。自从1627年法国的加布里埃尔·诺德在其《关于创办图书馆的意见》的图书馆学概论中提出“要根据民众的要求收集图书”[5]这一观点以来，根据读者需求选书就成为国际图书馆界选书理论的主流。尽管在19世纪杜威提出了“价值论”的选书思想，并一度统治欧美图书馆界，但其选书“只重图书内容价值，不管读者需要与否”的主张很快就遭到人们的激烈反对。以美国普尔和克特为代表的“需要论”派在批评“价值论”的同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选择出版物应当适合读者需要”的论点。后经麦高文、维拉德、阮冈纳赞等人的发展完善，终于确立了它在西方图书馆界的主导地位[6]。直到今天，根据读者需求选书仍被置于选书原则的首位。如美国图书馆学家R.N.布罗德斯在他为美国图书馆规定的5项选书原则中，第一条就是“读者需要第一”[7]。
在前苏联及东欧国家，图书馆对读者的需求亦极为重视。早在本世纪初，苏联图书馆学家巴柯洛夫斯基就为科学地选择藏书而富有成果地研究了读者需求的问题。而列宁关于图书馆工作，特别是关于藏书建设方面的直接指示，则对苏联现代选书理论的形成起了奠基作用。列宁要求图书馆完整和高效率地为读者提供藏书的思想，得到了他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积极推行[8]。到了60年代，苏联图书馆学家Ю.B.格里科尔耶夫提出了“复选”理论，主张图书馆根据读者需求及藏书利用状况，对已入藏文献进行再次选择[9]。1973年他出版了《图书馆藏书建设的理论基础》一书，提出：“藏书必须符合图书馆的任务和读者需求，这是一条规律，是苏联一切类型图书馆藏书建设现代理论的基础”[10]。保加利亚的图书馆学家M.斯坦切夫还提出了这一规律的数学公式：f[,1]:f[,2]:f[,3]……f[,n]≌q[,1]:q[,2]:q[,3]……q[,n]（其中f[,1]、f[,2]……f[,n]是藏书的各组成部分；q[,1]、q[,2]……q[,n]是读者的需求，≌是相符符号）(11)，从而把根据读者需求选书上升到了规律、定理的高度来认识。
我国图书馆界也十分重视按读者需求选书，在提出的一些选书原则中就有“根据图书馆的任务与读者需求，选择那些专业对口、质量较高、适合读者水平的出版物”(12)；在藏书补充的针对性原则（又称实用性原则、目的性原则）中，针对读者对象的需要补充藏书是其重要内容(13)；在选书的方法和依据中也规定了要根据读者意见选书、依靠读者共同挑选文献的原则(14)。无独有偶，我国台湾的专业教材中也有选书“务必以提供使用为最高原则”的主张(15)。
可见，按照读者需求选书，已成为国内外选书界之共识。而要达到这一要求，单靠几个采访人员是无法实现的，必须实行有读者参加的集体选书。集体选书已成为现代选书工作的必然趋势和发展方向。
3 集体选书的形式与现状
集体选书有多种形式，不同类型的图书馆往往根据自身特点采用不同的组织形式。在国外，图书馆都设有图书馆委员会、馆藏建设办公室、馆藏建设委员会或选书委员会等专门机构或组织，负责图书馆的选书工作。有的图书馆甚至还建立单独的连续出版物委员会，负责连续出版物的选藏(16)。这些专门的组织机构由于吸收多方面人员参加，从而保证了集体选书的实施。在高校图书馆，除了上述机构外，还广泛吸收教师参与图书馆的选书工作，使之成为集体选书的另一种组织形式。如在美国的高校图书馆，由教师与科研人员选书几乎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所有的学术图书馆中（大学、学院和学校）习惯上都由教职员参加选书”，“在资料的采选中对教职员给予突出的地位”，图书馆员“只限于采选一般的参考资料和学科之外的资料”(17)。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的许多有关资料及表格，如图书订购申请单、声像资料推荐单、期刊申请单和指定参考书申请单等，在各院系办公室、教师办公室和图书馆内随处可见，教师随时都会根据教学、研究的需要及出版情况，主动及时填写各类表格递送给图书馆，而图书馆则把这些建议作为最重要的采购依据”(18)。可见，集体选书在国外已开展得较为普遍。
集体选书在我国也有所开展，但发展极不平衡，也很不完善。这首先表现在没有建立专门的集体选书组织和机构。我国绝大多数图书馆的选书工作都由采编部负责，实行的是选择、采购、分类、编目四者合一的体制；大型图书馆实行采编分立，选购归采访部，分编归编目部。但不管是合一还是分立，其选书工作都是由两、三个采访人员负责，是典型的馆员选书。特别是在公共图书馆，这种情况尤为突出。近些年来，一些图书馆虽也成立了图书馆委员会或选书委员会等类似组织，但毕竟是凤毛麟角，其活动状况也值得怀疑。一些省馆，虽“建立有采访委员会，然而其职能尚未能充分发挥”(19)。
高校与科研单位等图书馆，虽也象国外那样实施了教师与科研人员选书，但考察其过程，其实质仍是馆员选书。以高校图书馆为例，其选书程序大体是这样的：图书馆将收集到的征订目录分发给各系资料室，系资料室再交给各教研室，教师圈选后再由资料室送交图书馆采编部，由图书馆的采访人员根据经费等情况进行综合平衡，并最终决定采购的品种与复本。表面上看，这种做法似乎发扬了民主，吸收了教师意见，但若深入分析，不难见其弊端。因为一个学校的购书经费是有限的，对各系来说，用图书馆的资金购买的专业文献越多越好，不仅节省本系的开支，而且众多的资料存放在本系资料室利用起来也十分方便。出于这种考虑，各系教师在圈选文献时往往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本专业的选，相关专业的也选，甚至与本学科关系不怎么密切的文献也选，且不作轻重缓急、主次优劣之分。这样，汇集到采编部后，采访人员综合平衡时就失去了依据，只能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掌握的情况选采，其结果很可能将最有价值、教师最急需的文献、“平衡”掉了，或订购得很少，而将价值不高、可有可无的文献订购了，且复本较多。集体选书最终又变成了馆员选书。这种情况在科学或专业图书馆也是存在的。国外的高校与研究图书馆中想必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因此，如何改革、完善、推进集体选书，既是选书实践的当务之急，也是文献资源建设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4 集体选书的改革与完善
改革和完善集体选书，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要转变传统的选书观念，树立全新的选书意识。具体地说，首先要确立选书重于购书的观念，将选书与购书区分开来。选书和购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也是两项不同性质的工作。选书是一项指令性活动，具有很强的知识性和学术性；它要遵循一定的方针、原则挑选适合需要的出版物；它要求选书人员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较广泛的知识结构，并熟悉读者需要和藏书情况。购书则是一项执行性活动，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和实践性；它要按照一定的方式、途径、程序和技术规则采购已经选定的出版物；它要求购书人员具有一定的知识水平、敏捷的头脑、健壮的体魄以及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20)。鉴于选书与购书的这种根本区别以及它们对工作人员的不同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就不宜将二者混在一起，归在一个部门。当然，对人员较少的中小型图书馆来说，并非要设单独的选书部门，但在认识上、人员配置上必须将二者区分开来，确立选书重于购书的观念。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么作为选书工作之深化的集体选书就无从谈起。其次，要确立“读者第一”、“用户至上”的选书观念，还选书权利于读者。“读者第一”、“用户至上”不仅是现代图书馆读者工作和情报服务的指导方针，还应成为整个图书馆工作的指导方针。图书馆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都应以此为指导思想。选书工作也不例外。近来有同志指出：图书馆学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以文献源为核心到文献流为核心，再转向文献宿一用户为核心的演变过程。主张建构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以用户利用文献信息机制为核心内容的图书馆学。这种以用户为核心的图书馆学要求树立“图书馆乃用户之图书馆，图书馆人乃用户之公仆”的新观念(21)。选书工作要适应这种变革，必须确立“读者第一”、“用户至上”的选书原则，针对读者需求选书，引发读者的参与意识。那种选书乃图书馆员“专利”的思想已经落伍。现在已是将属于读者的那部分选书权利还给读者的时候了。
第二，要采取多种形式，实行彻底的集体选书。有条件的公共图书馆应建立图书馆委员会或选书委员会等专门的选书组织。图书馆对这些选书组织要加强领导，不能让它流于形式。有关文献补充的重大问题，如藏书补充的原则、范围、计划、经费预算、工作总结等必须经选书委员会讨论、审查方能通过；大宗书刊或重要书刊（如外文书刊和昂贵的中文书刊）的选择亦应由选书委员会负责。当然，选书委员会不可能负责日常的选书工作，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可采取下列措施：①采访人员走出馆舍，深入读者，调查了解需求情况，在选书委员会的严格指导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②聘请馆内学科专家选书；③借鉴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的做法，在图书馆目录厅、外借处、阅览室、检索室、参考咨询室等处备置书刊推荐单，还可在图书馆大门口、各分馆以及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设置读者意见箱或书刊推荐箱，广泛收集需求信息，听取读者意见。
对高校和科研等单位图书馆来说，除可采用上述组织形式与措施外，要特别注意加强对教师和科研人员选书的组织领导。由教师与科研人员选书是符合单位图书馆特点的一种好形式，有着其它选书组织所不能代替的独特作用。它在国内外被普遍使用，表明了其旺盛的生命力，尽管它在具体实施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而应予改革完善，使之更好地发挥作用，下面仍以高校图书馆为例，谈谈具体设想。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教师选书的关键在于教师对所选之书必须加权，分出轻重缓急，这就需要一套规范的、大家都可识别的符号系统。这一点邢云林先生早在本世纪30年代就注意到了，并根据当时一些图书馆的做法，总结出一套选书标记符号。转录如下(22)：
（－） 表示此书应予审察，如审察可以备置，则颇易改为“+”号。
（+） 表示此书可以购买。
（++） 表示此书应备复本。
（√） 表示此书馆内已有一本。
（O） 表示馆中尚少此书。
（＝） 表示此书应立即购买。
（≠） 表示此书有大折扣时才买，否则不买。
（！） 表示此书如能征求，即可收藏，否则取销。不十分必要书籍，或十分贵重书籍，或可有赠送之希望者，均注此号。
（？） 表示有问题须有待解决之书。
（×） 表示此书不在收藏范围之内，或从本馆立场认为是毫无价值的书。
这些符号虽为选书人员设计，但未免繁杂了一些。为此，顾敏先生在其《图书馆采访学》一书中作了简化：（+）代表图书馆应该具备的书册；（++）代表图书馆急需具备的书册；（O）代表图书馆可以考虑，在经费许可下值得具备的书册；（OO）代表图书馆可多置复本的书册(23)。基本达到了实用要求。不过，考虑到教师和科研人员的标记习惯和选书时间有限等情况，笔者建议用更为简单的a、b、c等英文字母，并辅之于1、2、3、4等阿拉伯数字来表示文献的轻重主次及需求数量。具体地说，用a表示急需的书刊，图书馆必须立即购买；b表示图书馆应该收藏的书刊；c表示值得收藏，以经费许可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的书刊。教师们圈选时必须将文献分为a、b、c三类，对所选的每一种文献必须分别注以a或b或c，并将所需复本数注于字母右下方。如a[,2]表示某书急用，购2册即可；b[,5]表示某书应该购买，需5册方能满足需求……这样，采访人员综合平衡时就可根据经费情况，优先订购各系所选a类文献，兼顾b类文献，适当选购c类文献。当经费紧缺时，首先削减各类册数，必要时再按c、b、a的顺序削减文献品种，以保证必要和必需文献的收藏(24)。
第三，要加强选书理论研究，特别是对集体选书的研究，以指导集体选书的实践。在国外的藏书建设教材中，有关选书的内容约占全书的一半，选书几乎成为藏书建设的代名词；而我国的藏书建设教材中，关于选书的内容充其量只有几页。至于集体选书的系统论述更是鲜见，专业教材上也只有二三百字的简介。如此苍白的理论，自然谈不上对实践的指导。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集体选书需要成熟的理论导向。这就有必要组织研究力量，对已有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对存在的问题予以研究解决；对国外好的理论、好的经验、好的方法加以引进；对古今中外的选书思想、选书理论进行综合概括，得出有时代特色的选书理论和集体选书论，指导日益重要的集体选书实践！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对集体选书的概念涵义要正确理解，注意克服和防止两种片面倾向。集体选书是馆员选书与读者选书的辩证统一，两者相互区别、相互矛盾、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了集体选书这一矛盾统一体。那种以馆员选书排斥读者选书，或以读者选书否定馆员选书，将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认识与做法都是对集体选书的否定，是十分片面的。
On Collective Selection for Library Collection
Dai Genxing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Department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Collective selection for library collection is a dialetical unity of librarians′and readers′selections.It occurs asliterature and readers′needs increase to a certain extent in a certain historical period.After making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collective selection for library collection at home or abroad,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existing in it,and so it must be reformed and perf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