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历史后果——从当代“第三条道路”与伯恩施坦主义的比较看社会主义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伯恩论文,修正主义论文,第三条论文,当代论文,后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伯恩施坦主义盛行的时代，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巨大变迁的时代。无论是当年的伯恩施坦主义还是当代的“第三条道路”，都是欧洲社会党针对资本主义在相应的历史时期发生的新变化和新发展所做出的反应。
一、相似性和历史连续性
从历史背景看，相较于伯恩施坦主义时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较长期和平稳定的发展，尤其是经济的增长，当代欧洲社会民主党则处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在其发展道路上出现一系列问题，尤其是战后以来最严重经济衰退的时期。从修正对象来看，伯恩施坦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当代“第三条道路”则是社会党人在当代西方政党政治陷入困境，尤其是原有政党理论和策略的解释力受到怀疑以后进行的一种综合性修正，其对象既有社会党自身原有的理论和策略，也包括其它政党的理论和策略。
尽管时代条件不同、修正的对象也不同，两者在理论内容和特点上存在着很大的相似性和很强的历史连续性。这种相似性和历史连续性最突出地显现在以下方面：
1.社会主义是一种伦理要求
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相反，伯恩施坦反对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以历史规律为依据的一种社会制度：“把社会主义建立在纯粹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和使社会主义的胜利依赖于社会主义的内在经济必然性是不可能的。”①“社会主义的胜利并不取决于它的内在的经济必然性。我认为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赋予它以纯粹物质的基础。”“根据客观的历史必然性来论证社会主义”是“最多余的事”，是“真正的浪费力量”，也是一种“社会历史宿命论”。② 与之相对应，伯恩施坦认为，社会主义只是一种“道德意向”“伦理要求”。“在社会主义的学说中只有一点是社会主义所特有的：贯穿着它的判断的伦理观或正义观。”③
在当代“第三条道路”的理论者那里，一方面，也认为社会主义不存在任何必然性。他们指出，人类面临着很多不确定性和风险，使得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并不一定遵循规律。“我们不接受资本主义孕育着社会主义的观点……更不接受‘历史’有任何必然方向的观点。我们必须承认风险就是风险，这些风险包括最具有灾难的后果严重的风险，我们必须承认从人为风险到外部风险没有回头路可走。”④ 另一方面，当代“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把社会主义区分为两种含义，即经济管理制度和价值、伦理思想。在他们看来，作为经济管理制度的社会主义，即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已经失败；而作为价值和伦理思想的伦理社会主义，却是需要坚持和发展的。1999年9月，若斯潘在接受《社会主义评论》的采访时说道：本世纪的一个教训，已不再能把社会民主主义界定为一种制度，我们认为，现在按照制度的概念——资本主义制度、计划经济制度——来行动已不是绝对必要的了。我们自己也没有必要来界定一种制度。我不知道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将会是什么样子的，但我知道作为价值总和、作为社会运动、作为政治实践的社会主义可能是什么样子的。它是一种思想启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行动方法。它要坚定不移地参照那些既是民主的，又是社会的价值。⑤ 赖特更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首先(即使不是仅仅)是一种道德的理论，能够产生一整套社会主义的价值。”⑥ 布莱尔宣称：社会主义不是限定在某一时期的某种固定的经济理论，而是一套适应于任何时期的价值观念和原则。社会主义是基于一种道德上的判断，即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依赖的。
由此，如同伯恩施坦主义，在崇尚“第三条道路”的当代社会党人那里，一方面，社会主义不存在历史必然性，同时，社会主义也仅仅是一种道德伦理。如果说，在伯恩施坦那里，尽管已显得模糊，但是，社会主义依然还是一个制度性、替代性的目标(它主张通过民主、改良的道路，而不是专政、暴力革命的途径去建立这种制度)，那么，在当代社会民主党的“第三条道路”理论中，作为制度性、替代性目标的社会主义已然不复存在。1999年11月召开的社会党国际第21次代表大会发表的《巴黎宣言》指出：社会党国际反对把社会主义理解成“局限于对资本主义的替代”，认为这种看法只会“混淆手段和目的”。⑦ 就此而言，社会主义在当代“第三条道路”那里，比在伯恩施坦主义那里更进一步地、彻底地转化成了非制度替代性的、纯粹伦理意义上的社会主义。
2.实用主义的世界观
伯恩施坦“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这句话一向被认为是否定社会主义运动具有最终目标的“修正主义公式”。在我们看来，尽管，以往对伯恩施坦这句话的理解存在着偏差，他的这句话并不是说他对社会主义原则的最终实现毫不关心，而只是表明：相比较社会主义的最终实现问题，他更关注当前的运动，即对资本主义的现时改良。但是，伯恩施坦的这句名言，却集中地反映了其理论的实用主义实质，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伯恩施坦看来，由于资本主义不会突然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只能逐步地实现，所以，政党关心的更应当是当前的实际事务而不是世界观的问题；党致力于现实的改良运动比预想未来更为重要。“只要工人阶级精神抖擞地追求眼前的目的，那么他是否为自己确定了描绘好的最终目的毕竟是次要的。”⑧ 据此，他在当时反对总罢工而支持议会活动。“工人阶级毫无理由用自己的切身利益去孤注一掷。相反，工人阶级有义务进行实践表明卓有成效的活动。”⑨
实用主义的世界观表现在其对指导思想的认同上，必然是多元化的。伯恩施坦认为，由于“理论受惠于运动的，比运动受惠于理论的为多”⑩，所以，“社会主义运动并不依赖任何理论”，“政党没有世界观”(11)。伯恩施坦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认为：“马克思的公式只能作为原则、作为法权思想来充当一般的纲领。对于经济实践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无论如何也还要容忍其他异教的神和它并立。人类的历史在这方面是共和制的，它不承认任何‘社会王国里的国王’。”(12)
当代“第三条道路”是伯恩施坦开创的实用主义世界观的当代承接和进一步发挥。尽管各国社会民主党对“第三条道路”含义的具体解释不尽相同，但是，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对原有理论进行实用主义的修正这一立场上，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致。
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伯恩施坦主义尽管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的修正，但还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当代的“第三条道路”理论，既与把马克思主义奉为指导思想的早期社会党理论南辕北辙，也不再像伯恩施坦主义那样还把它“充当一般的纲领”。法国社会党领袖密特朗指出：法国社会党不排斥马克思主义，但它也绝对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论的党。布莱尔甚至提出，要“摆脱党内一小部分人所持有的准马克思主义传统，使本党重构基本价值观”。
在理论上，“第三条道路”是兼容并蓄的，它对以往各种理论进行了为我所用的修正。吉登斯指出：“只有在社会民主党人愿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彻底地修正他们的既有观念的情况下，社会民主主义才可能存在并发展下去。”(13) 布莱尔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曾指出：第三条道路“并不仅仅是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妥协。它设法要吸取中间派和中间偏左派的基本价值观念，将这些价值观念应用于一个有着根本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的世界”。
与此相应，在实践上，当代“第三条道路”奉行的是只要有效用就采纳的原则。它认为，对经济管理的好坏标准并不在于左或右，而是使国家获得如何的发展。布莱尔说，“只要行得通，就是好的”。施罗德也说：“我既非左派又非右派，我就是我”；“旧的意识形态已被历史的力量所压倒，我只是对当前起作用的东西感兴趣”。无论是建立“混合经济”、积极的福利国家政策，还是推动“民主制度、民主化”等做法，无不都是其对实用主义原则的具体运用。
当代“第三条道路”对实用主义原则的具体运用尤其还可以从其政党阶级性质的改变上看到。伯恩施坦主义时期，由于进行革命的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无产阶级利用资产阶级议会进行合法斗争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之一。在当代，如何上台执政，已成为社会民主党人最为关注的主题。要上台执政，就必须赢得选民。在现代社会，由于选民在阶层、文化、社会背景等等方面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任何一个政党要赢得多数而成为执政党变得尤为困难。为了赢得选民，当代社会党逐渐改变、最终失去了其传统意义上工人阶级的阶级特性。1998年德国社会党的联邦议会竞选纲领明确指出：“我们依靠我们社会中创造效益的人们：依靠高技能的和积极进取的雇员，依靠在家庭和学校中承担养育和教育儿童重任的妇女和男人，依靠富于远见的、有事业心的经理和企业主，依靠具有革新精神的灵活的中产阶级、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依靠勇敢的创业者，依靠训练有素的信息工作者、医生和工程师，依靠富有发明创造才能的技术人员和科学家，依靠有责任感的德国工会。……我们同我们社会中这些创造效益的人们一起组成德国的新中派。”(14) 可见，德国社会民主党所谓的“新中派”几乎包括了所有的社会阶层。为了寻求广泛的社会支持，布莱尔也指出，要使英国工党成为“商业界和企业界的党”。实际上，为了更多地赢得选票，社会民主党不仅向成为了社会结构中主导力量的中间阶级开放了，甚至也向资产阶级敞开了怀抱。由此，相比较伯恩施坦主义时代，在当代，社会民主党更是以获得选民和赢得选票作为了其理论和政策的出发点和目标。在寻求跨阶级的支持过程中，社会党也由纲领党转变成了选举党。
二、修正还是背离
由上，我们可以看到当代“第三条道路”和当年的伯恩施坦主义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相似性和历史连续性。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托马斯·迈尔指出：“第三条道路”是一种新的修正主义，是起源于早期伯恩施坦主义的一个永恒进程的一部分。布莱尔也指出：“第三条道路”的实质就是“永恒的修正主义”。“第三条道路”依然只是一种修正主义吗？
当年，伯恩施坦针对他被谴责为修正主义曾回应说，他之所以要“修正”，是因为历史条件、政治经济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革命理论时所依据的前提已“大大地改变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我当时在思想上所受到的决定性影响，并不是纯理论的东西，而是事实，这些事实迫使我修正我的信仰所依据的观念”。(15) 既然发展不会停顿，就永远会出现修正主义。在此意义上，他认为，如果要说“修正主义”，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该是“社会主义的历史上所见过的最大的修正主义”。
政党根据现实来调整、修正已有的理论，一方面，这种主动的姿态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僵化，防止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根据时代的变迁对已有理论做出修正是必要的，但是，另一方面，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现实的变迁和发展，对已有理论做出恰如其分的修正，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换言之，任何一种修正对于传统的理论来说，都有一个限度、原则的问题，超过了这一限度和原则，就会变成脱离——失去原有理论的宗旨、目标而迷失方向，甚至与原有理论的宗旨和目标背道而驰。这样，修正就变成了背离。
就马克思主义而言，它是活的体系，不是死的教条。马克思主义并不讳言、否定修正。相反，马克思主义强调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着的现实存在来发展自己的理论。它反对拒绝承认现实的变化而固守原来理论的教条主义；但是同时，更值得强调的是，它也反对完全被动地去适应现实，以牺牲原则去满足现实的机会主义。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太多的新现象，任何一个政党，包括社会主义政党，对此熟视无睹无疑是无利于自身发展的。观念的改变、理论的变通都是必要的。仅在这一点上，我们并不认为当代社会民主党存在问题。但是，作为社会主义政党而不是其他政党的一个派别，必然存在着属于它自身的一些特殊的规定性，失去了这些特殊的规定性，它便在原则上背离了自身。我们认为，当代社会民主党对实用主义进行最大限度地运用和发挥的结果，使得它丧失了原本属于它的重要的特殊规定性，从而背离了自身。
从起源上来讲，社会主义不可否认地包含着社会批判的内涵和功能。它是站在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立场(16) 上来对资本主义提出批判和替代的，也因此，社会批判理应是资本主义社会里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任何一种社会主义理论在任何时代的共同特性和本质。而在当代“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和实践中，我们却看到，与社会主义政党应该具有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相反，社会民主党在当代具有的更是一种容忍和妥协的精神。它不再声称以废除资本主义为目的，而是对现有秩序和制度抱着尊重、认同的态度，尤其是对自由主义。它对个人主义的反对立场也不再具有鲜明的旗帜，而变得越来越模棱两可。所有这些，都强烈地表现在它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上。
拿其经济政策来说，“第三条道路”比以往更强调自由放任，效率第一，竞争至上。它摈弃了国有化政策，指出政府的作用在于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从民主主义左派和自由主义左派的历史传统来衡量，在“第三条道路”那里，市场受到重视的程度是史无前例的。在社会政策上，它接受了自由主义的众多做法，放弃了公共领域的许多方面。英国《卫报》记者苏马斯·米尔纳在以“英国的经过伪装的改良主义”一文中指出：布莱尔不停地表示要继承撒切尔夫人的遗产，他最近还重申“铁女人”政府推动的某些改变是“现代化的必要行动”。他在提到20世纪80年代的大批私有化时说，为了使工业部门向改良和竞争开放，这是该做的。他执政伊始就把确定利率的决策权放给英吉利银行，这种“改良”是撒切尔夫人和梅杰甚至都望而却步的。还有紧缩预算，实行保守党已宣布的削减公共支出的政策，起用大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担任政府顾问，减少对单亲家庭和残疾人的津贴，规定大学收学费，以所谓“公私合伙”的名义实行各种形式的私有化：运输、医院和监狱等等。……布莱尔主义不过是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进一步妥协，是对80年代法国和西班牙社会党政府的政策的补充。(17) 针对法国若斯潘政府，丹尼尔·本沙德在《软弱无力的社会民主主义》一文中也尖锐指出：在若斯潘的政府下，公共服务私有化加速了。关于35小时工作周的法律，无疑对雇主作了让步，它使32小时工作周的前景消失了，使缩短工时作为增加就业、削减失业的手段之一的可能性消失了。
摈弃国有化、强调市场和竞争、各种形式的私有化、公共开支的削减、公共领域的不断退让、有利于雇主的让步，等等，都表明当代社会民主党通过“第三条道路”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进一步认同和接纳。这种认同和接纳正是其在西方政治图表中仍然处于左翼的情况之下做出的。德国社会党理论家迈尔承认：“布莱尔革命”是朝着为了重新界定社会民主主义而接受自由主义对问题的界定和解决方案走出了很大的一步。法国佩皮尼昂大学学者让-伊夫·帕拉伊索也指出：施罗德的社会经济观并不是要重建社会民主党或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而是要巩固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全球地位。
由此，我们认为，在资本主义各种矛盾依然鲜明地存在的情况下，社会民主主义对于作为制度目标的社会主义的放弃和向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主流的自由主义的靠拢和妥协，实际上就等于其自身作为社会主义政党批判性的消磨和失却。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一文深刻指出：“所有马克思主义的运动都遭受两种灾难，一种是教条式地死守原来的理论……另一种是极端的修正主义。从最初的伯恩施坦的意义上说，就是使马克思主义(或至少使马克思主义运动)去适应现存的资本主义秩序。很难说哪一种倾向更有害。在我看来，我所称的‘极端修正主义’是今天最强大也是危害最深的倾向。它自身已经表明从伪装的‘反思’传统理论跳跃到了坚决放弃这些理论。以这种方式被人们弃之不顾的原始理论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18) 我们认为，“第三条道路”最为致命之处也正是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或体系批判性立场和功能的丧失。它提供了“从伪装的‘反思’传统理论跳跃到了坚决放弃这些理论”的典型范例。当代“第三条道路”比伯恩施坦主义更进一步地偏离了社会主义。换言之，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性而言，如果说伯恩施坦主义还可以说是一种修正，那么，当代“第三条道路”则是一种背离了。
三、特征危机
当代“第三条道路”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背离使得社会民主党自身陷入了特征危机。
历史地看，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从最初的作为社会主义同义词的社会民主主义退到伯恩施坦开启的强调民主的民主社会主义，再退到当代只强调社会民主的社会民主主义，尽管，我们不能说它彻底地抛弃了社会主义，但是，在它那里，社会主义确实也退到不能再退的程度了。正如德国左翼学者弗里加·豪格指出：“第三条道路”是一种消极的革命，一种对以往价值的接管和改造。所有如战争与和平，社会生产与生产关系，资本与利润、金融市场及其规则、剥削、大众贫困等更大的问题，恰恰从社会民主主义的方案中消失了。由此，在我们看来，与其说当代社会党人超越了左与右，还不如说是它自身丧失了立场，超越了社会主义，而陷入了“特征危机”。
当代社会民主主义这种“特征危机”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它在理论上失去了支撑。英国学者里斯比特指出：在西方经济政治中，左派的理论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依托，右派理论以新自由主义的各种经济学说为基础，而“第三条道路”显然缺乏经济学支撑，这是它的致命伤。福斯特则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左派已陷入各种“后现代主义”的假说中不能自拔。其结果是左派政治普遍瘫痪，意识形态走入死胡同。另一方面，它在政治上失去了方向。杰夫·福克斯深刻指出：“第三条道路”理论由于“变得太宽泛，更像一个政治的停车场而不是一条通向某个特定目的地的道路”(19)。针对施罗德的“中间政治”，2002年2月21日柏林出版的《日报》评论道：“中间是这样一个东西，它不止变化无常，而且是一个相当空洞的词语。人们不用改变它，就可以什么都往里装。”
当代社会民主主义的“特征危机”不仅使得其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而且，使得其左派的面目也难以辨认了。俄罗斯学者鲍里斯·卡加尔利茨指出：社会民主党不但没有提出任何方案，而且丧失了自己特有的思想体系。如果说社会民主党在80年代末已不再是一支改良主义力量的话，那么它在90年代末已不再是左翼力量的一部分了。事实上，社会民主党自身并不讳言其左派立场的丧失。“过去，社会民主主义总是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现在，在一个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替代的世界上，它的取向又应当是什么呢？”“既然共产主义在西方已经土崩瓦解，而更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也已经衰落，那么，继续固守左派的立场还有什么意义呢？”(20)
向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主流的自由主义的靠拢和妥协，既是当代社会民主党批判性功能削弱和丧失的原因，也是结果。当代的欧洲社会党实际上把是否上台执政当作了自己理论和行动的指南，正是过于急切的政治参与愿望使得它顾不上保持以往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的批判立场和姿态，顾不上继承以往的“执着精神”。也正是为了保持其自身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理想地位，它不惜把实用主义运用到极致，将各种各样的政治主题粘和在一起，尤其是与自由主义粘和在一起。与各种各样的政治主题粘和在一起的结果，是其理论和政策越来越多元化而失去原则性。与自由主义粘和在一起的结果，使得两者可以相融地变成了同一个共同体，那就是新的、“第三条道路”的价值观。我们认为，在“第三条道路”的价值观那里，社会主义失去了区别于自由主义的强有力的特质。换言之，正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这种对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粘和、吸纳甚至是屈从改变了它自身的特殊规定性。“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词语上对自由主义的适应完全破坏了社会主义的特性。”(格哈德·格伦贝格语)
马丁·杰伊曾指出：只有拒绝赞美现状，我们才可能憧憬一个较好的未来；只有严肃地培植现代社会种种否定的、批判的力量，我们才能最终有所肯定。当代社会民主党在适应、接纳现存秩序的同时失去了对于未来的、属于自身的肯定和憧憬，这在我们看来，也是很明显的。具有这样的“特征危机”的“第三条道路”将走向什么样的未来，我们实在难以预料。但是，当代社会民主主义的“特征危机”将会使它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的影响力受到削弱，这却是确定无疑的。
四、历史后果
当年，在反对伯恩施坦著名的代表作《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中，卢森堡就指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不是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只以改良资本主义为目的，不是要消灭雇佣劳动制度，而是争剥削得多些或少些，一句话，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的赘疣，而不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本身。她预见性地指出：伯恩施坦主义是要把社会民主党从革命政党变成改良主义的政党。
事实上，相比较当今的“第三条道路”，历史上的伯恩施坦主义还不算是彻底的改良主义，因为，客观而论，伯恩施坦主义除了推崇改良的手段和道路外，还保留了社会主义最终目标的替代性质，这多多少少还保有革命的性质。就当代的“第三条道路”旨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调和左翼和右翼的传统理论来使资本主义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问题得到解决，从而使资本主义获得重新发展而言，在它那里，实现道路连同最终目标都改良主义化了，可谓彻底的改良主义者。
从伯恩施坦主义，经由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至今天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党一步步地变成了既定制度的管理者、维护者。这不能不让我们体会出当年卢森堡等人的批判的深刻和意义重大。当年，卢森堡指出：同伯恩施坦主义的大论战，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也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从当代的“第三条道路”那里，我们这才足以清晰地看到当年伯恩施坦主义的深远影响和后果。伯恩施坦主义把社会主义最终目标推远，而更注重当前改良运动的做法在社会民主党那里发展到当代便只剩下当下的改良目标，而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已变得不知去向。这是否是伯恩施坦实用主义发展的当然结果呢？这是一个尤为值得我们深思和引起重视的问题。
卢森堡曾经那样警示过我们：千百年来，所有想改良世界的人，在缺乏可靠的历史促进手段时都骑过这匹马，这是一匹瘦弱的洛西南特，历史上所有的堂吉诃德们都骑着它干过伟大的改革世界的事业，最后总是除了被打肿了眼睛以外，什么也没有带回来。尽管，到目前为止，社会民主党在它的旗帜上也还保留着诸如民主、自由、公正、互助和国际主义等基本价值，仍然还关注公正、相互责任、社会团结等中左政治目标。但是，从其已往的历史来看其发展趋势，我们很难断言，这些价值目标不会如同曾经的制度目标的失去那样在其不断的向右妥协、退让中也渐渐褪色甚至失去。确实，我们谁也说不准，任其发展，伯恩施坦主义的影响和后果在当代的“第三条道路”那里还将会走多远，当代的“第三条道路”将会把我们带向哪里。
如果你们仔细考察十年以来党的历史，尤其是研究一下党历次代表大会的记录，你们就会看到，伯恩施坦派已逐渐加强，但是还决没有达到成熟：我希望，它永远不会成熟。这是卢森堡当年善良的愿望，这样的愿望，在我们今天，也依然强烈。但是，从当代“第三条道路”那里，我们分明看到了与卢森堡的期望相反的事实和结果。我们反对死板地、教条地对待社会主义的运动和理论，但是，社会主义运动和理论的实用主义后果在当代是如此鲜明，以至我们现在才引起警觉似乎都已难以力挽狂澜。社会主义的目标在走向缺失和越来越多的消磨。也许用不了多久，我们都只知道什么理论和政策在社会中会是有用的，却不再知道社会主义是什么。
五、结语——何种意义上的复兴
综上所述，伯恩施坦主义与当代“第三条道路”存在着众多的相似性和很强的历史连续性。两者都是在资本主义发生新变化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都包含着对以往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同程度上的修正。就伯恩施坦主义而言，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分是显然的。就当代“第三条道路”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目前还众说纷纭。在我们看来，社会民主党在当代通过“第三条道路”是否实现了“复兴”，以及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复兴？这是尤为值得讨论的问题。
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当代“第三条道路”为资本主义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定的方案和思路，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治理方式、发展道路和模式的一种重新探索。由于“第三条道路”的推行，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也确实再次获得了发展。
从社会民主党的角度来看，当代“第三条道路”本身就是当代社会民主党为使自己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权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对以往的理论和实践进行调整的产物。经过调整，当代社会民主党无疑与现实取得了很大的默契，迎来了一个“玫瑰色欧洲”，可谓是政绩赫赫的一种复兴。
但是，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当代“第三条道路”是否同样也意味着复兴呢？前述，从起源上来讲，社会主义是作为个人主义的反题而出现的，它应具有的最重要的特性和内涵就是对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批判性立场。在当代社会党人那里，为了现实的功利目标，实际上已经丧失了这种它自身所应具有的立场和标准。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在当代通过“第三条道路”实现了向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妥协，从而进一步偏离了社会主义。
由此，尽管拉尔夫·达伦多夫那句“社会民主主义世纪的终结”的畿语当然不是真理，社会民主主义并非无可挽回地衰落了。但是，我们显然也不能说，具有社会主义本质精神的社会民主主义在当代“第三条道路”那里得到了复兴。所谓“布莱尔胜了，工党却失败了”，也许应该表述为“工党胜了，社会民主主义却失败了”更为确切。所谓“玫瑰色欧洲”不是说明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相反，说明了它正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的。
简言之，对于当代的社会党人来说，所谓的“第三条道路”也许只是一种尝试。如果从当代社会民主党人的这种尝试中，我们来审视一下其实质性的走向——社会民主党在以什么样的姿态走向未来的话，我们发现，很显然，它不是以往的民主社会主义，也不是伯恩施坦主义，更不是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其对资本主义制度和体系、对体系中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容忍和妥协来看，其导致的未来社会更可能是一种别样的资本主义，或者，用它们的话来讲，是一种较美好的资本主义。
盖得曾经说过一句话：“社会主义已经发展起来了，但我觉得它在广度上取得的成就却在深度上丧失了。我感到似乎它的脊梁已不像从前那样硬直了。”(21) 我们认为，在当代的社会民主党那里，这句话还是那样适用和贴切。
注释：
①[德]伯恩施坦：《阶级斗争的教条和阶级斗争的真实》，《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345页。
②转引自彭树智：《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施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63页。
③《伯恩施坦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56页。
④[英]吉登斯：《超越左与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页。
⑤[法]列·若斯潘：《现代社会主义》，《法国社会党饶勒斯基金会会刊》第15期。转引自《当代世界和社会主义问题》2001年第4期。
⑥[英]托尼·赖特：《新旧社会主义》，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54页。
⑦转引自殷叙彝《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下)，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年第4期。
⑧转引自彭树智：《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施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7页。
⑨[德]伯恩施坦《论政治罢工》，转引自[法]雅克·德罗兹《民主社会主义(1864-1960)》，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
⑩《伯恩施坦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305页。
(11)《伯恩施坦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257页。
(12)[德]伯恩施坦：《辩证法和发展》，转引自《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317页。
(13)[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14)转引自殷叙彝等：《热话题与冷思考》(十)，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9年第2期。
(15)[德]伯恩施坦：《社会主义问题》，转引自《社会科学争鸣大系》(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1、320页。
(16)参看拙作《作为个人主义批判的社会主义》，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1年第4期。
(17)转引自殷叙彝等《热思考与冷话题》(十)，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9年第2期。
(18)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5页。
(19)朱陆民：《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性综合》，转引自《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9期。
(20)[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21)[苏]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第二国际》，三联出版社1965年版，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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