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徽商的消费形态看传统社会商人的历史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态论文,商人论文,命运论文,传统论文,徽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清时期的徽商，尤其是徽州盐商，在流通领域纵横捭阖，赚取了巨额的商业利润。据史料记载，徽商在明后期已出现拥有百万巨资的大贾[1]；到清乾隆年间，增殖至“以千万计”[2]。但遗憾的是，徽商赚得的巨额利润很少向产业资本转化，绝大部分都用于封建性的畸形消费。本文归纳了以下5个方面徽州盐商的消费形态，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传统社会商人的历史命运。
1 官场消费——特殊的“投资行为”
徽商尤其是徽州盐商，之所以能够垄断两淮盐业，靠的就是官府的庇护。因此，将利用特权攫取的高额利润的一部分用来消费在进一步密切与官府的关系上，徽州盐商是慷慨不吝的。
自明中叶以来，许多徽商都采取主动“输献”的办法，巴结官府。据《明神宗实录》卷361记载：万历二十九年(1602)七月，两淮税监鲁保“进银内库”，其中“税银一万六千九百三十九两，引价银五万六千两，补解银七百五十两，输献吴时修等银九万两”。明代的“输献”与清朝前期的“捐输”、“报效”极为相似，其用途主要是开支军费和大工程等，商人的目的只是在取得虚职后，可以享有豁免税收的特权。到了清代，捐纳制盛行。徽州盐商往往不惜重资，捐输报效，助军助赈。官府出于实际需要，大力鼓励富民出钱报效国家，作为回报，政府赏予虚衔。“许光国，徽州人，一世业淮鹾。……岁饥，捐资赈救，两赐顶戴，康熙三十年受封儒林郎。”[3]“汪朔周，字曼思，歙人，业盐籍扬州。……尝捐资修范公堤，岁荒赈粥，事闻，给七品顶戴。”[4] 这些儒林郎、七品顶戴之类很显然都是徽州盐商们用金钱买来的。据嘉庆《两淮盐法志》统计，从康熙十年到嘉庆九年(1672-1805)的一百多年间，徽商(尤其是徽州盐商)在捐输、急公济饷、佐修河工、城工、灾赈、报效等名目下，捐输的财物共有：银3930.2196万两，米2.15万石，谷32.946万石，每次捐输，多则数百万两，少则十数万两。《清史稿·食货志》曰：“或遇军需，各(盐)商报效之例，肇于雍正年芦商捐银十万两，嗣乾隆中金川两次用兵，西域荡平，伊犁屯田，平定台匪，后藏用兵，及嘉庆初川、楚之乱，淮、浙、芦、东各商所捐，自数十万，百万以至八百万，通计不下三千万，其因他事捐输，迄于光绪、宣统间，不可胜举。”徽商为两淮、两浙盐商中坚，上述捐饷，报效实多出自徽州盐商。在连续不断的捐输、赈灾、助饷后，许多徽州盐商因贴尽老本而濒于破产。乾隆中后期的盐务总商江春，“为总商四十年，国家有大典礼及工程灾赈，兵河饷捐，上官有所筹画，春皆指顾集事”[5]。由于捐输报效频繁，财力日渐消乏。乾隆三十九年(1775)，弘历“怜江广达家产消乏，加恩赏借库银三十万两，令其作本生息，以为奉瞻之计”[6]。
官场消费是徽州盐商利润消费的重要方面之一，有人估计该项费用占其利润比例应不低于40％。（注：据宋应星：《野议·盐政论》云：“万历盛时，(盐商)资本在广陵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而以三百万充无妄之费，公私俱足，波及僧道丐桥梁楼宇，当余五百万两。”由此得知，正常情景，官场交易费(输帑与无妄之费)占利润44％。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262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从商人的眼光看，这应是一种特殊的“投资行为”。
2 科举消费——读书登第的“仕宦之途”
“贾而好儒”、“亦儒亦贾”是徽商的传统，有些人通过“捐输”、“报效”已取得了荣衔，但这毕竟不是“正牌”的官职，若欲“光宗耀祖”只有寄希望于子孙。徽州盐商当其“家业隆起”之后，望子成名的心情非常迫切。因之延名师不惜重金，督课艺不避晨夕。如万历年间，徽州盐商鲍柏庭“世居歙东新馆。……家初以贫，奉养未能隆，后以业浙鹾，家颇饶裕”。“其教子也以义方，延名师购书籍不惜多金。尝曰：‘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7] 进入清朝后，在两淮的徽州盐商中，培养子弟“习举子业”蔚成风气。康熙年间，歙人吴从殷在扬州创建存园，“仿闱中号舍数十楹，每乡举之年，联同人遴日课题，以闲习之”。其子蔚起终南捷径，后为御史。[8] 康熙时，两淮盐务总商程量入，子孙数百人“成进士，官中外者弗绝”。[9] 歙人吴杜村家“世以盐策为业，寓扬州已百余年，家道殷实，乾隆已未，戊戌两科，与其兄绍烁同中进士，入翰林”。[10] 歙县侨居江都的大盐商许氏，因严于督课子弟事儒，两个儿子均中进士，承家官翰林院编修，承宣授翰林院庶吉士，时称“同胞翰林”。[11] 据有关志乘记载，从清初到清中叶，两淮徽商子弟登科及第者确实不少。仅嘉庆《两淮盐法志》中的《科第表》所列，从顺治二年到嘉庆十年(1645-1806)160年间，徽商子弟登科者256人，其中，进士85人，举人116人，贡生55人。
为使更多的子弟习儒就学，徽州盐商还不惜重金建学馆、办义学、设书院。歙县大盐商鲍志道捐千金修建山间书院[12]；曾任两淮总商的徽州盐商汪应庚，捐银5万两修建江甘学宫，并“以二千余金制祭祀乐器，又以一万三千金购腴田一千五百亩，悉归诸学，以待岁修及助乡试资斧”[13]。乾隆年间，徽商对徽州最大书院“紫阳书院”先后捐银2.62万两，其中相当一部分为盐商所捐。有的家族甚至明确规定，对族中聪颖好学的子弟，无力从师者，必须给予资助，并将此列入家典，世世遵行。[14] 歙县潭渡黄氏世代经营鱼盐，其《家训》云：“子姓十五以上，资质颖敏，苦志读书者，众者奖劝，量佐其笔札膏火之费，另设义学以教宗党贫乏子弟。”[15]
汪道昆曾说：“吾乡业贾者什家而七，赢者什家之二”，可见业贾不易。所以，徽州盐商“读书登第”的真正目的是通过将财富转化为科举及弟以及仕宦成功，既可以大大获得社会声望，又可以自立为官商，保护其专卖权益。如“同胞翰林”中的许承宣，在官工科掌印给事中时，“扬州五塘关政滋弊，承宣谓此关外之关，税外之税也。慷慨力陈，一方赖之”。[16] 乾隆年间，歙人许登瀛任衡永郴桂四郡观察使时，捐输一万五千金，强买汉口新安会馆附近的店房，扩大会馆出入的路径，镌新安巷额，开新安码头，方便行商坐商的出入往来。要不是许登瀛的力量，汉口人断不会让方便于徽商的。[17]
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商业贸易没有相对独立的市场作保障。徽州盐商朝官仕途逆向转变，寻求安全感和新的发展前程，不能说不是一种明智之举。
3 社会公益消费——惠及乡闾的“义举”
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商帮像徽商那样对社会公益事业如此关心，并蔚成风气，代代相传。他们建祠堂，修坟墓，广置族田、义田，救济本族或家乡穷人。“汪光晁，歙人，以服贾致裕。专务利济，族中茕苦者，计月给粟。设茶场以待行李，制棉絮以给无衣，施医药以治病人，设义馆以教无力延师者，岁费凡数百金。又每岁施棺，行之数十年，所费以万计。”祁门人胡天禄经商致富，“族人失火焚居，天禄新之。又建宅于城中，与其同祖者居焉。输田三百亩为义田，以备祭祀及族中婚嫁丧葬贫无依者之资。”[18] 347徽州盐商还赞助家乡的各种建设，在修城、筑路、架桥等方面都有许多贡献。方如骐，歙人，与郑滂石甃金陵孔道以达芜湖。佘文义，歙人，构石梁以济病涉。同邑罗元孙亦甃石箬岭，建梁以道往来。[18] 338至今尚存“景泰七年岁次丙子十一月十八日甲申吉辰重建绿绕亭以便休憩吴斯和乐造”题记的歙县绿绕亭，据歙县《丰南志》记载，该亭系行商吴斯和与其弟吴斯能合建。兄弟二人“造桥梁，修道路，乐善好施，乡人怀其德”。
在徽人侨居较集中的地区，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徽州盐商对建桥、修路、筑堤、浚河、救灾、赈荒等公益事业都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詹文锡，婺源人，……承父命至蜀，重庆界涪合处有险道，曰惊梦滩，捐数千金，凿山开之，舟陆皆便。当事嘉其行为，勒石曰詹商岭。”[19] 歙县盐商鲍志道，崇尚勤俭，所积家私却不吝施予。如扬州自康山以西至钞关北抵小东门地洼，下街衢水易积，他购砖石为之；在扬州建十二门义学，供贫家子弟就读；在京师助修扬州会馆，为往来商旅安排食宿、存放货物。其子鲍漱芳，也曾是以义举卓著而闻名朝野。嘉庆十年(1806)夏，洪泽盛涨，决车逻五里诸霸；暨十一年，淮黄异涨，漫溢邵伯镇之荷花塘，他先后创捐米六万石，麦四万石，于各邑设厂煮食，以赈灾民；方义坝决堤，倡捐柴料四百万斤，应高堰抢险之急。“……秋后，全河溜势，将改由六塘河从开山归海，漱芳集众输银三百万两，以佐工需。”[6] 疏浚芒稻河，捐银六万两；助浚沙河闸，再捐银五千两。[20] 嘉庆皇帝深嘉其行，于十九年五月御题“乐善好施”匾额，并在其故乡建坊旌表。
徽州盐商种种“惠及乡间”的质行义举，虽然赢得一片颂声，但也耗费了不菲的资金。
4 购置田产消费——“以末致富，用本守之”
重农抑商的传统国策，到明清时期，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商业)一朝失利，富转为贫，前之拥多金以自豪，今且饭粗粝而不足”。“凡置产业，自当以田地为上”是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心理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成了商人普遍遵循的准则，大量的商业利润流向购置田产，徽州盐商也不例外。明初，歙县人鲍汪童“……以毫末起而营运，十数年间，坚持不懈，遂有成立。……晚年田土之增百有余亩，所生所继二处，地基皆增购而充拓之”[21]。明中叶，歙县盐商吴养春，“有黄山地二千四百亩”[22]。明末清初，歙县人方时翔，“往来大江南北间，转移贸易，以时伸缩之。无何，而橐中骎骎起。归则益增置新产，非复旧田庐足供衣食而已”[23]。入清之后，徽州盐商投资土地的现象仍很普遍，如歙县人吴积寿，“晚年颇殷俗，置田园，恢室庐，拓土开基，创兴家业”[24]。
徽州盐商除了在家乡大量购置田产外，在落户经商之地也投资购置田产。歙商江滽“寓淮西南圩头，致资二十余万，田地万亩，牛羊犬马称是，家奴数十指，富甲一时”。[25] 歙商王友榄“商于庐。……家渐饶裕，爱庐之风俗淳朴，买田千余亩，构屋数十楹”。[26] 康熙《清河县志》记载：康熙时，流寓江北清河县的苏、徽商人，“招贩鱼盐，获利甚厚，多置田宅，以长子孙”。[27] 乾隆时，歙县人程永洪“善于商贾，贸易豫章数十年。又建业于浙江兰溪。置田产。增资本，家道日渐蒸蒸”。[28]
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观念以及当时“市井富室，易兴易败”的社会现实，促使徽州盐商将部分商业利润投向购置田产的消费中去。他们成为地主后，不但不被歧视，反而会受到尊重，还可以安坐收租，毋须终身冒经商的风险。
5 奢侈性生活消费——弥补内心失衡的畸形消费
徽州盐商的生活消费有一个由俭到奢的渐进过程。明中叶以前，“小本起家”的徽州盐商，为了能在商界争得一席之地，大多勤俭节约，艰苦营运；经商致富后，也深知创业之艰难，“勤俭不改其初”。如歙商许尚质“负担东走吴门。浮越江南，至于荆，遂西入蜀，……为人淡部泊，不竞芬华，归既富厚，犹兢兢力作，衣敝食蔬，强步五六十里如其贫时”[29]。歙商黄崇德“挟资之淮海……不数岁致万金，以资雄于新安淮南间。……公复折节为俭，无以富故矜夸”[30]。明中叶后，随着资本的扩大，特别是“称雄”东南商界后，徽州盐商逐渐放弃前辈们的节俭传统，生活消费开始走向奢侈。“纤啬之夫，挟一缗而起巨万，易衣而食，数米而饮，无遗算也。至其子弟，不知稼穑之艰难，蘼不斗鸡走狗，五雉六枭，捐佩外家，拥脂中冓。”[31]“天下都会所在，连屋列肆，乘坚策肥，被绮縠，拥赵女，鸣琴跕屣，多新安人也。”[32] 从明后期到清乾嘉时期，随着财力的进一步扩大，徽州盐商的奢侈生活消费，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入则击钟，出则连骑，暇则招客高会，侍越女，拥吴姬，四坐尽欢，夜以继日，世所谓芬华盛丽非不足也。”[33] 雍正元年(1723)上谕称：“朕闻各处盐商，内实空虚而外事奢侈。衣物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具，备求工巧；俳优妓乐，恒舞酣歌，宴会嬉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为泥沙。甚至悍仆毫奴，服食起居，同于仕宦。越礼犯分，罔知自检，骄奢淫佚，相习成风，各处盐商皆然，而淮扬尤盛。”[34]
传统社会以功名、官位和文采判定威望及地位的高下，因此，以经商而囊丰箧盈的商人，往往被视为暴发户，尤为诗书举子们所藐视。如明朝时松江华亭名士钱福，垂涎江都某妓，及至扬州，该妓已嫁于盐商，“乃往谒商，……祈一见妓耳。商许之，出妓把酒。酒酣，妓出白绫帨，请留新句，公遂书一绝：‘淡罗衫子淡罗裙，淡扫蛾眉淡点唇，可惜一身都是淡，如何嫁了卖盐人。’”[35] 文人学子根深蒂固的反感和偏见，溢于言表。明清时期，农本商末，儒尊商卑的传统价值观念使暴富的徽州盐商在心灵深处隐藏着极强的自卑感，他们藉以发泄心中的郁闷。但此举不仅耗费了巨额资金，也失去了商人应有的创业精神。
从上述徽州盐商的种种消费形态，我们可以看到，在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商人苦于与政治的关联太紧，很难成长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势力，更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他们不得不在官府超经济干预的环境下，屈从权势，匍匐而行，成为一种畸形的依附于王权的变体，而不能成为“促使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