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地关系和谐：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种地理学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学论文,中国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视角论文,和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构建和谐社会从政治学、文化学、经济学、哲学、伦理学等学科多维度进行了诸多探讨，但尚无学者从地理学角度进行分析，本文希望补此空白。
关于和谐社会的基本概念和内涵的讨论很多，不外乎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和谐社会是指社会与其相关的事物保持一种相对协调的状态，主要包括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等；狭义的社会和谐，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揭示，指社会运行过程协调、社会结构相对平衡、社会功能相互补充，社会系统相对均衡的社会。① 构建和谐社会应是社会的整体状况和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是广义的和谐社会，是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和谐基础上的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的有机的统一，也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一、地理学的本质是人地关系地理学
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地球表面的地理环境，即岩石圈、水圈、大气圈、生物圈加上后来出现的人类智慧圈相互接触之处的地球表层。地理环境包括了天然环境和人为环境（如农业景观、城市景观等）。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地理科学可从三个层次来进行划分：研究整个地理环境综合特征的综合地理学；分别研究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特征的综合自然地理学、综合经济地理学和综合人文地理学；分别研究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各个要素的部门地理学，如自然地理学包括地貌学、气候学、土壤地理学、地植物学、动物地理学等，部门人文地理学包括人口地理学、政治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民族地理学、旅游地理学等。不论怎么进行划分，源于希腊语的“地理”一词，字面上的意思是记下或描写地球，地理学就是研究如何将地球表面建成人类最宜居住地。因此，一个被我们改变的地球表层，同时又不断改变我们的地球表层，从一开始就构成了地理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即人类与地球表层、地球表层与人类，也就构成了人地关系，上述两个问题正是人地关系地理学中两个并列的方向。美国的著名教育家、哲学家杜威认为：地理学是研究作为人类永久之家园的地球，是研究人类行为的背景，② 强调社会与环境的相互依赖，认为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是动态的，充满了矛盾：不定与确定、不足与完美、变异与重复、灾害与安全等。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指出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地球表层系统，特别是陆地表层系统。它以地球表层系统为载体，研究自然系统与人类社会系统各种运动形态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所构成的系统结构、功能过程及其区域分异。陆大道院士明确指出，地球表层系统研究的核心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③ 吴传钧强调，“人”与“地”这两方面的要素按照一定的规律相互交织在一起，交错构成的复杂的开放的巨系统，内部具有一定的结构和功能体制，在空间上具有一定的地域范围，构成了一个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也就是说，“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以地球表层一定地域为基础的人地关系”。④ 美国新近出版的《对地理学的再审视》将地球表层系统分解为三个系统：自然系统、人地关系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而且认为地理学观点的核心是刻画人地关系系统运行特点的社会——环境动力学。⑤
人对自然关系的研究是近代地理学产生的起源点和发展的基础。⑥ 近代自然地理学奠基人洪堡（A.V.Humboldt）的综合、辩证、比较自然要素“编整”思想被恩格斯誉为打破19世纪“保守自然观”的六大缺口之一，⑦ 洪堡认为地理学是研究“各种自然与人文现象的地域结合”。自然地理学曾经在国家开发建设中做出独特贡献的自然地理学，立足传统主旨和学科基础，针对社会的新需求，在人与自然关系调控、国土整治和资源保育诸方面做出创新性贡献。自然地理学的独特作用在于：架设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桥梁，建立地方尺度研究、区域尺度研究和全球尺度研究之间的联系，填平区域差异及其认识上的鸿沟。⑧
因此，综合起来看，地理学的本质是人地关系地理学。认识自然地理环境规律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及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地球表层的经济活动、社会文化活动的空间分布、空间相互作用、空间变化及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目的仍然是使人地关系地域、社会经济文化等系统良性运行，以构建和谐的世界。
二、人地关系矛盾突出是构建中国和谐社会的主要矛盾
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必须建立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和谐共生基础上，这是由人、自然与社会的内在统一性所决定的。自然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发展的物质及空间，人类在对自然能动利用时也改造了自己，人、社会与自然是共荣共生的。只有真正能解决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和谐共生，才能真正解决目前在构建和谐社会当中存在着的许多矛盾。
人地关系压力增大，生态赤字区扩大，人口因素起到了主要作用。1953年，我国人口为6亿，以后年均大约以1300万左右增加，到2005年我国人口已达12.85亿，人口增加后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增长，向自然索取力度加大，经济活动加强，出现了毁林开荒、围湖造田、过度放牧、滥杀滥捕等现象，使生态赤字区域不断扩大。1980年，我国有19个省、市、自治区处于生态赤字区，12个省、市、自治区处于生态盈余区或持平区，1990年，生态赤字区扩大到了24个省、市、自治区，2000年又扩大到了26个省、市、自治区，北京、上海、天津处于严重的生态赤字区，人均生态赤字高达2—3 
，辽宁、江苏、浙江、广东已处于较严重的生态赤字，人均生态达到了1—2 ⑨ 在500—1890年的上千年发展过程中，中国人地关系压力增长了14.5倍，其中人口增长的贡献度超过了75％。人地关系对应分析表明，华东、华南、华中和华北4个大区人地关系紧张状态突出，其中华东区的情况最甚，目前实际人地关系压力系数接近6.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3倍。尽管西北和西南的人地关系压力状态远低于其他地区，但是由于自身资源环境基础的脆弱性，当地资源环境大规模开发同样面临严重挑战。⑩
资源消耗持续增长，资源承载力可持续性堪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源消耗量不断增长。1990年我国居民人均生活用电42.4 kwh，到了2001年增加到144.6 kwh，增加了3.4倍。2003年我国的GDP占全球的4％，却消耗了全球55％的水泥、36％的钢铁、30％的煤炭、25％的铝。据测算，中国每万元GDP消耗的铜、铝、铅、锌、锡、镍合计为70.5 kg，是日本的7.1倍，美国的5.7倍，印度的2.8倍。我国自然资源总体上呈现出总量大、消耗多、人均少、品质差、利用率低的特点。据世界银行测算，我国是世界上人均自然资源存量较少的国家之一，人均自然资本存量仅为加拿大、美国、印尼、巴西的7％、16％、36％和38％。土地、水、石油、森林等战略性资源高度紧缺，且水土资源空间分布差异大、匹配性差。部分经济不发达地区的资源消耗和人均生态占用比一些经济发达地区还高，反映了一些资源丰富、经济不发达地区为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承担了发展的部分成本，没有真正发展起来，甚至产生了一些资源环境损耗问题，这就形成了“反滥出效应”。总体上呈现出资源承载力持续性堪忧的状况，据计算，到2010年、2020年我国需水总量将达6988亿m[3]、7646亿m[3]，2010年缺水率为1.8％，非农建设对耕地的绝对消耗为O.83m[2]／年／人，石油消耗达2.8亿吨，煤炭14.5亿吨(11)。因此，资源的有效供给、持续性承载涉及国家发展的资源安全战略。
土地荒漠化和水土流失严重，发展的生态环境成本高。据2003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267.4万km[2]，占国土面积的27.9％，每年还增加多于1万km[2]，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37％，盐碱化土地约占耕地总面积的30％，天然草地90％出现不同程度的恶化。还有近30％的国土受到不同程度的酸雨污染，我国七大江河水系中劣五类水质占40.9％，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30％的水源受到严重污染。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成本付出多，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认为，我国自然资源损失占GDP比例1990年为15.4％，1995年约为7.8％，2000年约为4.53％。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表明，1993年我国部分环境损失达1085.1亿元，占当年GDP的3.16％，1995年为1875.1亿元，占GDP的3.27％。可能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的结论更明细一些，1990年我国环境污染损失367亿元，占GDP的2.1％，生态破坏损失952.5亿元，占GDP的5.4％，环境问题总损失1325亿元，占GDP的7.5％。据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发表的2006年环境绩效指数计算，中国得分56.2％，位列133个国家或地区中的第94名。
区域间及城乡差距扩大，发展不公平性较为突出。虽然我国基本上实现了总体小康目标，但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如人均GDP，1991年东部约为西部的1.7倍，2001年扩大到2.4倍，2002年进一步扩大为2.57倍，各省区间差距更大，且这种差距呈持续扩大态势。即使不含城市人口的各种补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也相当大，1981年我国城市人口的年人均收入为500元，农村人口年人均收入223元，差额为277元；1990年，城市居民人均年收入为1523元，农村人口年人均收入630元，差额为893元。2000年农村人均收入2253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80元，(12) 2002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比达3.1∶1，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这就构成了我国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地域空间矛盾和约束，也是不容忽视的。
人与地不和谐、地域空间发展不均衡，也使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有所显露。除前已述及的“反外溢效应”导致了区域空间的资源和环境矛盾、要求尽快落实经济和生态补偿外，还产生了生态移民、因环境问题上访等问题。据世界环境检测中心报告，自20世纪80年代起，作为世界四大流动沙漠之一的腾格里沙漠每年以15m的速度向南、向东推移，先后有数万亩农田被吞噬，近百个村庄被湮灭，使当地群众成为“生态难民”，据不完全统计，仅中宁县就有5000多人离开了家园。云南省也因一些村寨散布于生态恶化的山坡山沟之中，被迫整村迁移，进行“异地扶贫”。一些因环境诱发的社会安定问题也已出现，如2004年7月初河南省灵宝市豫灵镇和陕西省潼关县太要镇的多家无证经营企业非法排污和堆砌尾矿，造成清河口严重污染和河道堵塞并淹没农田一百余亩，等等。受害群众频频上访，部分流域污染甚至引起群众斗殴，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污染防治不公也加剧了城乡矛盾，我国污染防治资金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农村环保设施几乎为零，农村还有3亿多人喝不上干净水，0.1亿耕地遭到污染，每年1.2亿吨农村生活垃圾露天堆放，农民的生存权利受到严重威胁，这是一个巨大的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13)
因此，中国目前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存在着人对地的利益驱动并导致了严重的人地矛盾，并衍生出人与社会、人与人的众多矛盾。人地矛盾也就成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带有根本性的主要矛盾。协调好人地关系，促进人地和谐是地理学责无旁贷的责任和义务。
三、地理学追求解决现实问题的中心目标是促进人地和谐
地理学着重研究地球表层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与反馈作用，对于人地关系的认识，素来是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也是地理学理论研究的一项长期任务，始终贯彻在地理学的各个发展阶段。(14) 人地关系属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范畴，但是作为地理学的理论概念，它又不同于一般的人与自然的关系。(15)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反映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方面。如果将这三种文化及其相互间与环境的关系做深入研究，也就会对人与环境的人地关系有全面的了解。(16)按照德国近代地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卡尔·李尔特（K.Ritter）的观点来看是人地相互“整合”的科学。“整合”是过程，是要达到和谐的目标或状态。
地理学针对现实社会需求而展开研究的目的是要探求地球表层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内部各要素的相互作用及系统的整体行为与调控机理，其中心目标是协调人地关系，达到人地关系和谐，构建人地和谐社会。只要回顾一下人地关系地理学的研究历程就可明晰这一核心问题。地理学以“人地关系”为思想构架，相继从不同视角发展出不同的研究主题和思想观念，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基本出发点仍是认识人地关系，协调人地关系。
萌芽于孟德斯鸠《法的精神》、导源于拉采尔《人类地理学》的环境决定论，尽管自成型以来即受到了强烈批评，但仍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和合理内核：（1）环境决定论用自然环境的作用否定“神权统治”，人地关系研究走向了唯物主义的道路，推动了地理学研究向科学化方向发展；（2）把人与自然、人与环境在环境决定论的一般概念下统一起来，使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合二为一，开创了人地关系的理论化探讨，在地理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3）强调了环境对人类活动（现实、潜在或未来）的作用和对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性。由于对环境的关心而导致环境意识和环境策略的兴起，从而奠定了当代环境意识、生态意识和全球意识发展的基础。(17)
或然论认为：人类与自然环境有联带关系，其关系并非自然环境单方面的作用，人类对自然环境也有选择的自由和活动的余地。(18) 强调了人类在利用地理环境过程中的创造力、选择力，倡导并发挥人力改变自然、适应自然的观念。
生态论的要义可以概括为：生态学概念的引入，使人类活动、生物作用、自然营力在一定的生态系统中加以整合，既避免了决定论和或然论各持一端之嫌，又打破了自然和人文的二元论观点；生态学为人地关系研究提供了一套新的研究方法模式，如结构与功能、营养层次与连锁反馈、生态平衡等观点，以及物质循环、能量交换的测度方法，使其研究更科学化。地理学与生态学的联姻有助于加强环境观点和生态学观点的结合，地理学综合分析方法与生态学的系统分析方法的结合，并可望取得人地关系研究的理论突破。地理景观学派认为：人是地表景观形成的主要力量，强调通过景观识辨、景观分类、景观过程、景观评估、景观设计、景观制图来建立系统的景观研究体系，来考证地表各种可见和可感的事物的人地关系。随着心理学与行为科学的发展逐渐成熟，在地理学中兴起了一场行为革命。行为地理学的发展对人地关系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通过研究人类的环境知觉和空间行为，可透彻地了解和检验人——地之间的关系，用人类的行为感知过程把人类与环境关联起来；（2）通过人与环境间的知觉、认知、激励以及行为和行为方式、行为原动力、决策与反馈等方面的研究，并融入心理因素，将地理学对行为的人的层次推向深层次领域，从而为人——地之间的协调或调控提供了又一支撑体系；（3）用行为透视与区域透视相结合的方法，可以把人文地理学与同源的社会科学各分支区别开来。用这种透视使人地关系用一种新颖的方式来分析解决人地问题，拓展地理学的研究领域。(19)
研究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形成、发展、传播、扩展、整合的影响一直是人文地理学的传统领域。形成了关于人——地关系的各种各样的文化观：（1）文化决定论。认为文化的发展水平决定人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每种文化特征水平都对应于特定的人地关系；（2）汤因比的“挑战与适宜”模式，把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归之为人与环境的“挑战与应战”；（3）怀特的“能量——文化”进化观，认为能量利用的技术水平、类型、效益是推动社会发展和人地关系演进的基本动力；（4）文化生态学中的人与环境的适应模式。人类活动固然有对环境产生破坏的消极一面，但大多数文化中均沉淀有保护环境的意识，正是基于这一合理内核，文化才能持久的保存并得以发展；（5）当代文化变革论。针对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不少学者提出：加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整合，重建人类文化道德价值坐标体系，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实行“新人道主义”，培养民众的环境、生态意识，力图通过文化变革来改变传统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以此达到人地协调的目的。(20)
从上述人地关系地理学的一些流派来看，无论是环境决定论、或然论、生态论，还是景观论、行为论、文化论等，无一不是关注人地关系及其协调共生问题，解决地球表层所出现的人口、资源、环境、发展等的危机，以造就人地和谐的和谐社会。
四、人地和谐蕴含着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
所谓人地关系，乃是基于人类生存发展需要形成的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社会（组织、制度、政治、军事、文化、科技）、人与人工产物、人与土地综合体、人与自然等多层面组织的物质关系系统。(21) 物质系统的时间特征（即演化和发展的特征）是在它的内部结构组织影响下形成的，外部因素主要通过对结构组织的作用而影响物质系统的发展。(22) 由上述概念可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内部的结构组织变化是基于人类生存发展需求，并以之作为动力的系统变化。
杨青山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发展的影响因素确定为人类需求结构因素、人类活动结构因素、地理环境因素和区际关系因素。(23) 人类需求结构因素是影响地域人地关系结构性变化的牵动力。人类活动结构因素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主体，它一般由人口、再生产活动、经济活动、社会文化活动所组成，这些活动控制着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的基本过程，这一主体的创新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发展的主动因。主要创新领域为生产结构相联系的技术创新和与调控结构相联系的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创新从多角度、全方位影响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变化。地理环境因素是从供给方而制约人类活动结构发展的因素，它包括自然环境因素和人文环境因素。区际关系因素是来自于外部的影响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发展的因素，即通过区际经济和社会文化关系影响系统的运行，又通过区际生态关系间接影响系统的运行。按照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协调发展的概念性认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协调发展必须正确处理以下几个基本矛盾：（1）人类需求结构下的人类活动（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2）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内部的地理环境供给与人类活动的发展需求（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3）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发展与区际（城乡、区域、国家与地方、全球与国家等）关系的矛盾。协调人地、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使之和谐化，这是人地关系地理学面对现实的应用化。
既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基于人类生存发展需求而形成系统，并要求达到系统的协调发展，也就是系统与环境之间、系统的各个部分之间应有较强的互补和适应性的和谐发展，以促使整体进化协调。作为个体的人和群体的人，即人地关系中的人就成为了关键性因素，人类的价值观就可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演变，协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关键也就是协调人类内部的关系，在其协调发展过程中就应强调做文明人，自觉维持安定有序，诚信友爱，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做自觉的人和法治的人。因而十分有必要强调人地关系中的人性内涵的塑造和建立“新型人地关系”模因并加以传承。
有意义的文化世界的出现，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中介，人的文化意识包括价值心理与价值观念都是从这一中介获得的，即对地的价值思维和判断，也是通过文化世界作为中介进行的，然后它才能成为人意识到的存在。人的文化性使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壮大，使人地关系在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中不断趋于和谐。文化既是“人化”（按照人类的需要和价值目标改变地理环境），又是“化人”（在改变地理环境的同时改变人类自身）。如果从人对地的索取程度上界定人类社会的生存态度和人性特征，可在逻辑上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一是鄙视物质生活的禁欲主义；二是物欲横流的纵欲主义，这二者必然带来截然相反的人性内涵特征，从而对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产生深刻的影响。禁欲的逻辑基础是地理学中流行的环境决定论，强调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限制和支配作用，进而演化为“生物中心论”，纵欲主义的逻辑基础是对地理环境作用持虚无主义态度的生产关系决定论或唯意志论，与之相应的是仅以人类目前利益为目的和尺度，对自然进行任意掠夺和残暴征服的强化的“人类中心论”。我们要提倡的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节欲论。节欲的思想基础是当代人地关系的协调论或和谐论，也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作为人类实践的终极价值尺度的弱化了的“人类中心论”。从理论上说，在一个普遍存在节欲精神的民族或地域，地理环境和资源的利用率会得到提高，人与地的协调度自然会提高。人类应建立亲和性的主体性。人性的亲和态度是体现人性内禀的科学定位，人与人之间的亲和、人与自然的亲和都可以带来财富和幸福。因此，人类必须把贪欲之心放下，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建立在安全、安宁、安定、平静的生活模式上。(24)
人类价值观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和谐社会建设的成败。因而有必要建立“新型人地关系”及可持续发展观的模因。模因（meme）可以理解为由一个个主体（人或动物）传递给另一个个体的认知或行为模式。模因是社会文化进化的路向标，作为社会文化进化的驱动力，可以被用来解释社会文化现象。社会文化进化靠的是大脑中模因的复制。人具有心智分类或整理经验的能力，即人们于后天习得的一种对文化模式进行复制的能力。人们正是依托这种能力，在与文化传统及习俗、习惯等的相互联系中，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的交往中，通过选择和适应亦即通过学习，促进了人类的文化进化和文明进步。当今世界正处于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冲突的困扰之中，人类还得生存和发展下去，人类还是得与自然打交道，还是得向自然索取，这就决定了未来的社会文化进化必须朝可持续发展方向发展。贯彻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依托是社会文化进化，而社会文化进化的路向需要建立“新型人地关系”的模因指引，即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友好、共生的思想的复制和传播，从而建立和深化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体系。(25)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一个人地整体性的系统。人地和谐才能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社会安定。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基础与载体。无此基础和载体，我们人类将失去永久依托的家园，失去了赖以发展的生存空间；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将产生生存和发展的危机，战乱、饥荒、灾害、贫困、区域不平衡、代内不公平等，会引起社会危机，引起人与社会的不和谐，也会引起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民主法治、公平公义、诚信友好、充满活力、安定有序将荡然无存，就不能实现真正的、持久的和谐。因而，人地和谐和人与人和谐、人与社会和谐成为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人地关系和谐蕴含着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
五、人地关系和谐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为实现人地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人们格外关注全球变化及人类的生存。一般认为生物学家卡逊的《寂静的春天》（1962年）是现代环境运动的开路先锋，其实自然地理学家们早就敏锐地指出工业社会以来人类活动显著改变地球面貌的事实并发出警告。马什的《人与自然：人类活动改变了的自然地理》（1864年）一书可能是第一个系统论证这个问题的著作，比《寂静的春天》早近100年，甚至比恩格斯的名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写于1873—1883年）早10—20年。托马斯在其主编的名著《人类在改变地球表面的作用》（1956年）中作了充分的论述。美国科学院院士、当代自然地理学家怀特开自然资源、自然灾害与人类环境综合科学研究的先河。怀特的弟子凯兹、伯特等人是目前自然科学国际合作项目“国际地圈——生物圈研究计划（IGBP）”中若干核心项目，以及最大的社会科学国际合作项目“全球环境变化的人类因果研究计划（IHDP）”的主要始作俑者；IHDP项目中有一半由地理学家领导，地理学家在IGBP项目中有突出的表现。(26)由IGBP和IHDP共同支持的核心计划LUCC（Land-use and Land-cover Change）的办公室就设在比利时Louvain大学地理系。
当人类活动能在全球尺度上改变自然的时候，人地关系作为新世纪的议题得到各方的关注。这就是为什么全球变化计划从最初关注气候变化迅速扩大到自然地理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尤其是这些系统对生命的重要性）和这些变化的政策意义。IHDP及相关研究计划将人类活动置于分析的中心，考虑全球环境变化是如何受到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全球化的驱动，同时又反过来影响这些过程。地理学关于大规模人类活动对地球表层的改变（文化或历史地理），以及这类变化通过气候和生物多样性等对生活环境的影响（人类生态学），突显出分析人地关系和影响政策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全球环境变化离不开空间尺度，需要地理学，特别是由地理信息科学武装起来的人地关系地理学的输入。全球变化的人类因素研究被宽泛地定义为全球环境变化的社会原因和变化的结果，以及个人和组织对这些变化的响应。从最初强调气候变化开始，很快扩展到生物多样性、土地、健康、水的变化，进入能源、消费和制度领域，关注全球和地方尺度之间人地关系的相互作用。(27) 地理学家在理解这些问题的人类因素，特别是气候变化的影响和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的社会成果方面，做出了诸如气候变化对社会影响的脆弱性和适应性分析，以及创新方法和一系列部门和区域的实证研究、对LUCC研究为全球变化的驱动力提供观点和制定政策预防、适应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减轻土地退化提供科学基础。“有序人类活动”、“人类圈”和“人类纪”等概念的提出，表明人们已认识到人类在地球系统中的特殊地位，人类在地球系统中具有能动作用，人类活动对其生存环境产生特殊作用，并希望这种作用具有正向性。通过人类有序合理的组织活动，能够使生存环境的总体和尽可能多的局部在人类预见的时间尺度上不发生显著退化，甚至持续好转，同时又能够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通过有序人类活动的研究，可以使人类了解生存环境变化规律和机理，更好地达到人类对全球变化的适应，从而实现最佳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28)
可持续性科学得益于人地关系地理学家的贡献，使其成为一种问题导向性的学科群，它的目的为可持续发展的决策提供知识，这些知识必须通过学者和实践者的紧密合作而共同产生；另一方面，可持续科学也为人地关系地理学的统一提供了一个框架，因为“科学”的含义在可持续性的框架中远远超出传统的范围，不仅包括科学、技术、创新，也包括传统的地方知识，甚至人本主义的思想，以帮助我们理解环境、发展和可持续性的思想是如何与其他思想相互作用的。(29)
21世纪人地关系研究涉及领域广泛，科学界关注的全球环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两个热点问题都与人地关系息息相关。全球环境变化是由人类活动影响的缓慢过程积累而引起的；而可持续发展则是人类社会对发展历程和模式进行反思而得出的发展新模式。由此，引发了要构建社会生态和环境伦理的新理念。(30)
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和谐社会实质上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协调发展。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协调发展，关键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也离不开正确处理与协调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人类利益仅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整体利益的构成部分，只有以“地球村”、“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理念，才能有人类的生态文明、社会更大的安全性和包容性、可持续发展过程的自觉与法治的结合等，才能真正构建和谐社会。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7XJY030），云南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省校重点学科建设资助。
注释：
① 冯静：《和谐社会研究综述》，《兰州学刊》2006年第6期，第106—108页。
② Wescoat,Jr.J.L.Common Themes in the Work of Gilbert white and John Dewey:A Pragmatic Appraisal,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92,82,pp.587—607.
③ 陆大道：《关于地理学的“人—地系统”理论研究》，《地理研究》2002年第2期，第135—145页。
④ 吴传钧：《论地理学的研究核心》，《经济地理》1991年第11卷第3期，第1—5页。
⑤ Rediscovering Geography Committee.Rediscovering Geography:New Relevance for Science and Society,Washington:National Academy Press,1997.
⑥ 郑度：《21世纪人地关系研究前瞻》，《地理研究》2002年第1期，第9—13页。
⑦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⑧ 蔡运龙：《自然地理学的创新视角》，《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0年第36卷第4期，第576—582页。
⑨ 王伟中、周海林：《机遇与挑战：21世纪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取向》，《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年第14卷第2期，第1—7页。
⑩ 张雷、沈叙建、杨荫凯等：《中国区域发展的资源环境协调问题》，《地理科学进展》2004年第23卷第6期，第10—19页。
(11) 王伟中、周海林：《机遇与挑战：21世纪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取向》，第1—7页。
(12) 王伟中、周海林：《机遇与挑战：21世纪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取向》，第1—7页。
(13) 陆新元、熊跃辉、曹立平等：《人与自然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年第25卷第3期，第1—5页。
(14) 吴传钧：《论地理学的研究核心》，第1—5页。
(15) 李旭旦：《人文地理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
(16) 王恩涌：《人文地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1—15页。
(17) 王爱民、缪磊磊：《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的理论评述》，《地球科学进展》2000年第15卷第4期，第415—420页。
(18) 白吕纳：《人地学原理》，任美锷、李旭旦译，南京：钟山书局，1935年，第12—18页。
(19) 王爱民、缪磊磊：《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的理论评述》，第415—420页。
(20) 王爱民、缪磊磊：《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的理论评述》，第415—420页。
(21) 王爱民、樊胜岳、刘加林等：《人地关系的理论透视》，《人文地理》1999年第14卷第2期，第38—42页。
(22) A.C.阿巴索夫：《时间、空间和时—空组织》，《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7年第3期，第35—40页。
(23) 杨青山：《对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协调发展的概念性认识》，《经济地理》2002年第22卷第3期，第289—292页。
(24) 叶岱夫：《从悖论浅议人地关系中的人性内涵》，《人文地理》2005年第20卷第2期，第124—127页。
(25) 王天华：《社会文化进化与“新型人地关系”模因的选择》，《理论探讨》2005年第4期，第168—170页。
(26) 蔡运龙：《自然地理学的创新视角》，第576—582页。
(27) Brookfield,H.B.Population,Land Management and Environment Chang,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s,Special Issue,1995,5,p.4;Wilbanks,T.J.and R.W.kates,Global Change in Local places:How Scale Matters,Climatic Change,1999,43,pp.601—628.
(28) 符超峰等：《全球变化研究进展和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干旱区研究》2006年第23卷第1期，第1—7页。
(29) 肖平、明庆忠：《英语国家当代人地关系地理学的传统与趋势》，《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9卷第4期。
(30) 郑度：《21世纪人地关系研究前瞻》，第9—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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