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图书馆联盟信息资源建设制度研究进展(2005—2014)，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进展论文,信息资源论文,图书馆论文,国外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G250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15.15.017 修回日期：2015-07-16 本文起止页码：122-132 图书馆如果期望把握未来的发言权，必须积极开展信息资源建设，利用合作的力量推动个体图书馆的馆藏发展[1]。图书馆联盟是图书馆互助合作的最佳方式，“是为了实现资源共享、利益互惠的目的而组织起来的、按共同认可的协议组成的图书馆联合体”[2]。20世纪80～9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纷纷研究和制订图书馆联盟合作资源建设的法律、政策、指南和标准等，有力地推动了图书馆事业的整体发展。 本文采用文献调研方法，以Web of Science、EBSCO、Emerald、Elsevier、Springer、JSTOR等数据库为数据源，采取检索策略：AU/AS=(collection development OR collection management OR collection building OR information resources development)AND(policy OR institutional* OR criteria OR procedure OR plan OR standard OR law OR ACT OR guideline OR principle OR strategy OR regulation OR initiatives OR rule)AND(library consortia OR library consortium OR library alliance OR library cooperation OR library network OR library coalition)，对2005—2014年该主题的研究文献进行主题检索或摘要检索，并辅以网络调查法收集IFLA(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OCLC(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Inc.，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等国际会议论文，经去重与整理后得到有效文献269篇。信息资源建设是信息生态系统中最核心的环节，具体体现于信息生态链中。为此，笔者借鉴信息生态链的基本思想，从信息资源的采集、组织、保存、共享4个方面对国外图书馆联盟信息资源建设制度研究进行梳理、分析和归纳，总结2005—2014年国外该主题研究的脉络和框架。 1 信息资源采集制度 1.1 合作采购馆藏规划和馆藏发展政策 馆藏规划通常是图书馆用于管理本地馆藏的战略，在图书馆参与合作协议的情形下，馆藏管理计划和馆藏发展政策应该被纳入到合作馆藏管理的决策框架之中[3]。 馆藏规划反映在实际的合作采购中表现为[4]：拥护信息共享；寻找联盟合作伙伴；确定共同的、互补的需求；明确联盟为用户服务；阐明基本要求；设计框架合同；报价并进行价格谈判；就许可状况与出版商谈判；提供并分析利用数据；确定存取管理布局；组织存取管理；规划开放存取机构库等。除了联盟层次的馆藏规划，有些研究还认为国家应介入到图书馆联盟的资源建设中，从宏观战略上推动联盟资源建设进程。如D.Ball[5]曾指出英国公共图书馆联盟缺乏国家维度的规划和战略，尤其在许可问题上，提出了联盟和国家合作采购电子资源的战略。R.Missingham[6]分析了政治因素对采用国家许可的方式采购电子资源的影响。ERA(Electronic Resources Australia，澳大利亚电子资源)联盟产生于2003年的一个议会报告：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建议国家实施数据库站点许可。澳大利亚通过举办4次国家许可计划论坛，最终于2007年就产品、定价、管理、沟通和经费投入模式等达成一致。ERA采用“opt in /opt out”(选择加入或退出)经费投入模式，成员馆直接与数据库商签订合同并支付费用。 配套服务等的存在使电子资源采购选择决策更为复杂。有学者认为，资源的选择决策应该在清晰明确的馆藏发展政策的指导下进行，“脱离馆藏发展政策的资源选择会导致所采购的资源可能无法支持图书馆完成任务或使命”[7]。R.Olorunsola等[8]建议尼日利亚图书馆联盟电子期刊的订购应以制订独立的电子资源馆藏发展政策为前提；政策包括信息格式、对图书馆和科研机构的现实意义、支持性的管理问题和人事问题；政策必须灵活，并且在当地文化背景中极易被理解。虽然实践中有些图书馆联盟采取电子资源优先发展战略，但电子资源与传统资源在图书馆联盟馆藏中不是孤立存在的。2012年IFLA《电子资源馆藏建设的关键问题：图书馆指南》(下称“《关键问题》”)中指出，电子资源政策应与传统的馆藏发展政策相辅相成，而不应独立于传统政策之外；馆藏发展政策应为采选人员提供指导，协助他们在印刷版和电子版间实现载体偏好的选择[9]。 国外一直重视联盟合作采购的馆藏规划和馆藏发展政策的理论研究，一方面是由于国外信息资源建设实践的强烈需求；另一方面得益于国外图书馆界积极响应IFLA、ICOLC(International Coalition of Library Consortia，图书馆联盟国际联合会)，ALA(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美国图书馆协会)等行业组织的资源建设指南、政策等。除此之外，国外采集制度研究认识到顶层设计的重要性，提出联盟与国家合作采购的战略。某些国家尝试电子资源国家许可，不仅实施电子资源许可宏观规划，而且也成为电子资源许可的直接参与者。虽然国家许可不失为行之有效的资源采集的保障举措，但可持续的运作机制和配套性的工作程序有待进一步思考和探讨。 1.2 电子资源许可协议 由于电子资源采购取得的是资源的使用权，出版者或数据库商与图书馆之间必须就电子资源的获取使用达成书面协议，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因此，与出版商谈判获取许可正成为最重要的馆藏管理活动之一。IFLA《关键问题》中认为，电子资源许可需关注的内容包括：电子资源的用户获取、使用、中介支持和技术、灵活性和可扩展性以及包括支付条款等在内的法律问题[9]。T.Horava[10]讨论了OCUL(Ontario Council of University Libraries，安大略大学图书馆联盟)电子书许可的联盟战略。他认为与出版商的电子书内容谈判应坚持5个原则：①最好的定价，实现联盟协议的价格优于单个机构独自协议的价格；②结合模式化的电子许可概括出核心的许可规定；③永久获取权应基于采购协议；④通过门户网站实现本地获取；⑤学术出版商提供馆藏资源的优先顺序与机构的科研和教学需求一致。该原则明确了资源的所有权和本地下载权，为电子资源的保存和立即获取提供了基本的依据。 关于电子资源获取，IFLA推荐的实践标准即任何一家图书馆所在集团签署的许可协议必须包含以下要点来保证图书馆用户能获取所购买的资源：①授权用户和授权节点；②获取方法；③存档政策和永久获取；④机构存档、个人存档[9]。 模式化的电子许可是许可协议建立的基础。T.Horava[10]认为电子书许可模板应包含：①永久获取的拥有模式和门户网站的本地获取权；②定价问题，如价格表、联盟折扣等；③有关内容的问题，如包含或排除什么、再版书目、著作类型、封面图片等；④有关获取和可获得性的问题，如格式、打印/下载选择、支持条款。对于PA(Perpetual Access，永久获取)条款，Zhang Mei等[11]对电子期刊许可中的PA条款进行了分析，发现在电子许可制度化的不同阶段可能产生不同的PA条款；尽管很多联盟许可包括PA条款，但联盟许可与站点许可并无明显区别；引入P.S.Tolbert和L.G.Zucker制度模型的3个阶段即习惯化、客观化和沉淀化，提出客观化阶段的3个PA条款，即在许可中提出PA，超出订购期后提供PA，许可指定PA的地址。 国外电子资源许可协议研究较多，有关价格、内容与获取等许可条款是电子资源许可协议研究的核心。因联盟许可预测成本时常常依赖于利用次数、用户位置和数量、技术支持等，因此需要采用严密的资源利用评估程序对许可资源的现实需求和利用情况进行评估，以确保以最优的价格获取最佳的资源组合。为保障许可的电子资源取消订购后的持续获取，存档和永久获取条款成为许可谈判中争论的焦点。此外，电子资源国际采购涉及复杂的民商事法律的适用问题，而且供求双方签署的许可协议往往违背民商事法意思自治的基本精神。霸王条款的存在将一些国家(特别是不发达国家)的图书馆联盟置于不利地位，因此有必要探讨电子资源许可协议的国际框架，建立国际对话机制。 1.3 用户需求驱动的资源采购制度 当前全球图书馆采购经费紧张与图书馆联盟信息资源流通率低促成PDA(Patron Driven Acquisition，读者决策采购)的发展。OCUL[12]、Orbis Cascade Alliance[13-14]、CDL(California Digital Library，加利福尼亚数字图书馆)[15]、CARLI(Consortium of Academic and Research Libraries in Illinois，伊利诺伊学术和研究图书馆联盟)[16]、M25[17]、BLC(Boston Library Consortium，波士顿图书馆联盟)[18]等先后启动了电子书采购的PDA计划。PDA一般通过用户利用数据或图书馆流通数据评估图书馆馆藏的成本收益，并据此做出满足用户利用需求的采购决策，制定恰当的复本政策。2010年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将PDA列入学术图书馆十大发展趋势，称“读者需求驱动了学术图书馆馆藏增长，馆藏将包括新的资源类型”[16]。因此，一些图书馆联盟开始修订馆藏发展政策[19]，PDA正在从个别现象发展为许多图书馆馆藏发展战略的一部分[14]。国外图书馆(联盟)在实施PDA过程中积累了一些可贵的经验[19]：许多PDA以一次性投资作为试点开始；与联盟合作会有更好的投资回报；图书馆与供应商共同构建PDA框架、标准和预算战略，避免重复采购；实施PDA计划时，每个图书馆必须确定所覆盖的学科范围和采购成本，同时也应不断地评估预算和馆藏以重新配置资源。如L.Wiley等[20]利用CARLI联盟的流通数据从学科、馆藏重复、出版商、图书利用频率评估了专题论文馆藏，并提出具体的馆藏资源选择标准：从审批计划中剔除零利用率或低利用率资源的出版商；调查、选择高利用率资源的出版商进行联盟采购；将国会图书馆主题分类中高利用率和低利用率的主题整合到合作馆藏计划中；CARLI内部复本不超过8本(高利用率的除外)；指导实施用户驱动的采购等。 PDA基于证据(evidence-based)的采购关键是倾听用户的声音——当某些资源的用户利用率达到一定数量或利用时长达到一定程度时，它便成为图书馆联盟资源采集的目标对象。作为新兴的馆藏采集模式，国外相应的制度研究正处于探索完善阶段。笔者认为，实施图书馆联盟与供应商合作的资源建设政策是毋庸置疑的。但合作依靠的新业务流程对传统工作流程带来压力和挑战，与此同时也带来联盟资源建设制度的整体革新。因此，需要就PDA业务工作流程乃至相关的管理制度进行相应的梳理和更新。 1.4 开放存取制度 图书馆联盟电子资源许可面临定价危机和许可危机。OA(Open Access，开放存取)之父P.Suber声称，“定价危机意味着图书馆必须以难以容忍的价格采购期刊。许可危机意味着，图书馆支付时被许可条款和软件密码锁束缚，阻碍了它们像现在使用印刷型期刊一样采用完全自由的方式利用电子期刊”[21]。因此，开放存取成为图书馆联盟信息资源获取的新选择。 图书馆联盟开放存取有利的制度条件包括：①国际社会的动议。国际社会发布《布达佩斯开放存取倡议》(2002)、《贝塞斯达开放存取出版声明》(2003)，《开放获取科学人文知识柏林宣言》(2003)等推动了一些图书馆联盟探索实施学术资源开放存取政策。②国家政策。2005年土耳其第十届互联网会议决定发展国家OA政策，2006年第四届信息技术和学术信息大会形成《开放存取备忘录》直接促成了ANKOS(Anatolian University Libraries Consortium，安那托利亚大学图书馆联盟)开放存取政策[22]。匈牙利《2001年政府命令》要求全国博士论文开放存取；《2007年政府命令》明确了大学及其所设博士点学院的责任，博士委员会进一步做出规定，以便法令的具体实施[23]。③联盟协议。2008年11月匈牙利所有的大学图书馆与科学院图书馆签署联盟协议，建立HUNOR(Hungarian Open Access repositories，匈牙利开放存取机构库)联盟[23]。④联盟OA倡导。很多联盟发布了OA政策，如OhioLINK、CDL等联盟发布开放存取政策，致力于尽可能广泛地传播他们的科研成果。⑤建立联盟OA组织机构，宣传和实施OA。土耳其成立包括ANKOS在内的开放存取咨询委员会，负责提高国家OA意识；ANKOS成立开放存取和机构库工作小组，建立网站用于向公众发布OA的相关问题；通过ANKOS发布教育文件；帮助成员机构采用OA战略；为各机构OA倡议创造机会等[22]。⑥还有些通过举办开放存取周宣传OA政策[24]。 目前开放存取已经建立自上而下的政策架构。但开放存取资源的类型、资源处理、资源再利用、资源质量、开放存取政策的绩效和公共价值等微观层面的研究仍有待具体化。 2 信息资源组织制度 M.H.Ahmed等[25]论述了约旦管理图书馆联盟的机构COE(Center of Excellence)建立统一编目的计划，该计划的主要部分考虑图书馆职员的培训课程，包括描述编目和主题编目，利用MARC21格式建立权威的编目和电子标引控制，还包括发展编目员的政策、标准和行动计划，将本地系统的数据和文献记录移交到整合的信息系统。由于目录格式与MARC21不兼容，所以要根据记录出错报告修改旧的本地系统中的ISBN号，以此作为每条记录的鉴定码，然后从OCLC输入记录，把数据移交至新系统，并根据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标准整合、更新国外数据。为克服缺乏明确的联合编目政策的问题，特别是编目标准和机制的问题，COE加入AUC(Arabic United Catalogue，阿拉伯联合编目)，采用他们已建立的政策和标准对阿拉伯记录进行编目、纠正和评估。 P.Chand等[26]介绍了印度INFLIBNET(Information and Library Network Centre，信息和图书馆网络中心)的联合编目，该联盟采用AACR2(第二版)和LCSH(Library of Congress Subject Headings，美国国会图书馆标题表)编目标准输入记录，最初联盟及其成员馆将CCF(Common Communication Format，通用信息交换格式)作为通信格式，后来决定采用MARC21；开发遵循ISO：2709的数据库，建立独立界面获取网络记录；联盟还使用XML协议和Z39.50标准连接数据库，使用数据收割工具收集成员馆创建的数据。 WRLC(Washington Research Library Consortium，华盛顿研究图书馆联盟)为其成员机构提供了共享的数字机构库——基于DSpace平台的ALADINRC(ALADIN Research Commons)[27]。该平台采用DC元数据，要求描述最基本的信息。由于关键词较受控主题词表对用户更有实用性，所以采用关键词而非主题词。为避免移除资源时造成历史数据的丢失，在DC数据的〈Description.Provenance〉域中以注释的形式跟踪数据的变动，并用标准化的注释表明移除的原因。 国外图书馆联盟信息资源组织所使用的资源描述标准、编目人员发展政策、数据的移交、更新和移除等程序都旨在建立共同的编目，或者收集来自成员馆的数据，实现更宽领域的资源共享。由于联盟机构知识库组织的是开放存取资源，信息描述语言采用关键词更能增强系统的易用性。 3 信息资源保存制度 国外图书馆联盟信息资源保存制度研究主要集中在印刷资源保存和数字资源保存两个领域。WRLC执行董事L.Payne在北美图书馆存储设施的研究中提出了图书馆存储的主要趋势[28]：①图书馆联盟共享的印刷期刊归档协议；②发展最后一本(last copy)保存协议；③成员馆虚拟存储的发展可能依赖于存储在其他成员馆的资源；④大规模数字化计划；⑤本地扫描和按需印刷技术。 3.1 印刷资源保存制度 由于印刷资源本身的优势以及用户特殊的资源利用偏好等原因，用户对图书馆印刷资源的利用会有增无减。然而，“没有一个图书馆拥有足够的资源，可以不考虑书架空间或长期保存而无限期地管理自己的馆藏”[29]。在图书馆馆藏空间普遍不足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往往以联盟的方式联合起来建立图书馆合作贮存仓库，来解决图书馆印刷资源贮存空间紧缺的问题。 3.1.1 综合性理论研究 C.Maskell等[30]探讨了印本馆藏合作的政策问题，认为致力于促进合作性存储的图书馆通常都由共同的政策推动，这些政策支配存储资料的所有权、存入资料的选择过程、复本政策和所提供的服务。C.Malpas[31]回顾了现有的共享印本馆藏政策(见表1)，确定了共享印本馆藏必要的政策因素：明确的档案馆共享资料保留承诺；确认在何种情形下档案馆资料可能被撤回或临时取出；术语的定义，如复本、取回等。在此基础上，S.Demas对共同的馆藏管理中共享印本政策开展了系列研究，深入探讨了撰写《互谅备忘录》的关键问题[32]，分析了反映在北美《互谅备忘录》中共享的印本政策的内容[33]，并就未来合作进行了深入的思考[34]。S.Demas等认为在共享的印本馆藏计划中，参与图书馆的馆藏管理计划应包括[3]：①馆藏目标和战略；②馆藏分析与决策支持工具；③书目记录、传递与获取；④将资料保留在开放书架、仓库，还是转移到特殊馆藏；⑤剔除资源的选择；⑥撤销资料的处理；⑦教育、延伸服务和宣传。 3.1.2 典型案例研究 国外现有的图书馆联盟合作存贮有两种模式：①同类型图书馆贮存仓库。美国CRL(Center for Research Libraries，研究图书馆中心)为10个研究型大学分布式存贮美国学术资源。B.F.Reilly Jr[35]探讨了CRL印本保存的制度支持：制订保存美国印本计划；制订北美图书馆合作行动议事日程，规定了重要纸质遗产资料的保护措施；召开国家印刷型图书馆资源管理规划会议，与会人员就印刷资源的最优化管理问题达成一致；在2011年博物馆与图书馆国家领导计划支持下，启动“合作学科印刷资源归档：发展维持学术资源的基础设施”项目，实施地区和国家层面在农业历史与经济研究领域印刷资源的合作管理。②地区合作贮存仓库。Maine InfoNet(缅因信息网络)是美国缅因州多类型图书馆组成的联盟，拥有区域性分布式的贮存仓库。M.Revitt等[29]论述了该联盟形成的缅因共享的馆藏战略：发展州范围内的印本馆藏管理战略；发展基于危机管理原则的印本保留、管理、保存以及印本被数字复本替代的标准；与CSC(Sustainable Collection Services，可持续的馆藏服务)公司订立馆藏分析与咨询服务合同，帮助确定保留标准；形成《互谅备忘录》，规定执行委员会提供合作的整体管理，并明确在分布式的共享印本馆藏存贮模式下保留印本的日常管理责任。 不难看到，国外对联盟印刷资源保存制度的研究给予了很高的重视，研究内容包括共享印本馆藏政策、印本馆藏计划、复本保存政策、last copy指南等。国外将某类型图书馆资源的保存制度上升到国家信息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高度考虑；地区合作贮存仓库也发展了地区印本馆藏保存战略。然而，目前的研究仍需进一步扩展：①必须考虑存储和保护问题的国家和国际框架[34]，建立保存国家图书的标准，建立和运作合作性储存库；②应明确图书馆联盟各成员的责任，明确所移交印刷资源的所有权、移交程序、整合的资源流通系统的开发和运营等问题；③印刷资源保存制度必须与数字资源保存制度相协调。 3.2 数字资源保存制度 数字资产的保存是数字时代馆藏管理的自然进化[36]。但是，由于数字资源保存的成本等问题，数字资源的保存成为争论不休的话题。“图书馆联盟是探索这些细节并发展最佳实践，确保安全存储和获取的集团”[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