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斌[1]2001年在《论我国建立和发展开放式基金的外部环境和内在管理模式》文中研究指明作为我国证券市场的新生事物，开放式基金的推出将根本改变机构投资者的结构，使市场主流力量发生质的变化，改变市场运行的轨迹。本文主要从我国建立和发展开放式基金的外部市场环境的分析和优化、开放式基金的内在管理模式两方面对开放式基金进行探讨。 本文第一部分论述了我国建立和发展开放式基金的意义，指出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意义，并将对我国证券市场和基金业产生重大的影响。通过研究我国建立和发展开放式基金的意义，有助于我们加强对开放式基金的外部环境优化和内部管理的重要性的认识。 本文第二部分重点分析了开放式基金面临的有利市场环境、存在的风险因素以及应采取的相应优化措施。我国证券市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封闭式基金经过叁年的运作和管理，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开放式基金推出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是，相对于国外成熟的证券市场，我国证券市场还有许多不成熟和不完善的地方，如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存在缺陷，证券市场赢利手段单一、风险控制手段缺乏，优质上市公司的相对缺乏，对开放式基金存在过高的期望，对开放式基金助涨助跌的特性缺乏清醒认识等，这些都是开放式基金发展面临的风险。开放式基金将在与国外成熟市场相比并不优越的环境下产生，因此需要管理层的政策性支持，谨慎选择基金发行对象，理顺销售渠道，加速证券市场规范化进程，尽快为开放式基金的风险管理提供有效的金融工具，加强开放式基金的监管，建立证券市场稳定措施。只有市场各方面给予开放式基金充分的支持和理解，才能确保开放式基金试点的成功。 开放式基金的内部管理是开放式基金成败的关键。本文第叁部分从开放式基金投资目标的选择、投资风险的管理及公司的内部经营管理叁方面论述了开放式基金的内在管理模式。本文从全球主要的开放式基金投资目标类别、我国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结构分析了我国开放式基金投资目标和投资品种的选择；从开放式基金的投资风险管理看，主要有总体风险管理、流动性风险管理、系统性风险管理和非系统性风险管理等，其中流动性风险管理是开放式基金管理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从基金管理公司的内部经营管理着，开放式基金应突出和强调市场营销战略，加强运作环节的规范化，充分认识基金管理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并从机构设置上构筑基金管理公司的风险防范体系。
马振江[2]2010年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治理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伴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①的快速发展,有关侵害基金投资者利益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尽管管理层在政策引导、法规制定和制度移植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制度安排和具体措施,极大地改善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的治理状况,但基金投资者利益保护问题、基金委托代理问题等仍然是中国证券投资基金治理的诟病。因此,完善中国证券投资基金治理,构建中国证券投资基金治理模式不仅是一个系统的理论课题,更且是一项庞大的实践工程。我们必须在透视中国基金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把脉基金治理制度缺陷中的症结所在,通过总结国外基金治理制度安排中的经验教训,借鉴世界基金治理理论研究中的成果文献,以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为基础,并借鉴其他理论的研究方式,探寻构建中国基金治理模式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安排。本文试图用制度经济学的视角阐明和诠释基金治理的内在机理,主张从基金的组织形式入手,构建包括组织形式、治理结构、治理机制和治理环境在内的、有效的中国证券投资基金治理模式,提出在现阶段实行契约型基金、公司型基金并行发展的路径选择,实施构建以“独立督察员委员会”为中心的契约型基金治理结构,建立以“基金董事会”为核心的公司型基金治理结构及完善基金治理机制和基金治理环境的制度安排。
陶耿[3]2011年在《论契约型证券投资基金治理结构之优化》文中提出自1998年“新”证券投资基金诞生至今十二年来,我国基金市场的规模、品种类型、基金数量皆飞速增长,基金投资已经成为个体大众尤其是广大中青年一代分享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基本理财工具。伴随着基金市场如火如荼蓬勃发展,我国基金业在基础制度的建立健全方面也获得突飞猛进的进展。其中,《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确立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以信托为核心的契约型架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治理准则(试行)》确定了基金公司治理的一系列准则。但实践中,我国目前真正基于保护基金持有人合法利益的基金治理制度、机制却并未得到建立和健全,已有的部分基金治理的制度安排也未能有效地落实,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利益的根本目的没有达成。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本质上是基于信托责任的契约型制度安排,展望未来,基金市场发展要想再上台阶,固然需要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居民财富的不断增长,如何提升基金治理的制度安排水平以取信于投资人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只有深刻洞悉基金行业发展运作中的客观规律,扎扎实实地解决其中的重大问题,才能激发广大民众的投资激情。本文从总结我国当前基金市场尚存的不和谐现象入手,由现实中的不和谐而引入对其背后根源--基金投资人、基金管理人等权责关系制度设计,即基金治理层面问题的全面反思。全文架构在纵横两个维度上对契约型基金的基金治理问题进行系统细致的研究。在纵向这一维度上,除了定性总结问题外,定量计量了现有基金制度安排的各具体层面对于投资管理效率和绩效的正负影响效应程度；进而重点研究了基金基本制度设计中相关主体的利益实现机制之间互相勾稽、交织、博弈、作用,并最终传导生成系列经济效应的内在理论机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横向角度,本文研究了世界主要基金治理体系发展的历史脉络、历次重大变革的效果及隐身其后之原因、当前的特点及其间优劣。最后,本文系统梳理了我国现有基金治理法律法规,提出了改善乃至重构我国现有基金治理结构的改革路径和步骤设计建议。在计量我国现有基金制度安排对于投资管理效率和绩效的正负影响效应程度方面,本文以我国全部基金公司2000年来的公开数据和对上海地区基金公司的调研数据为样本,分别运用pool(OLS)、one-way fixed effects panel regression、Ordered Logit Regression、主成份分析、主变量的平行分析等方法构建多个模型,对基金治理结构与投资管理绩效关系、基金投资换手率与基金治理结构的关系、基金费用安排(“软美元”)问题进行了计量检验,从实证效应角度检验我国基金治理结构对基金运作过程和结果的多方影响效应。在基金投资周转率与基金治理结构关系、基金业绩与基金治理结构关系、基金修正夏普率排名与基金治理结构的计量检验中,都发现了没有体现原假设应有计量关系效应的情形,反映出来的我国基金治理水平是不尽理想的。这些工作为进一步从理论上挖掘剖析我国基金治理水平不够理想的内在动因进而提出建议提供了逻辑起点。在基金基本制度设计中相关主体利益博弈实现机制的内在机理方面,本文梳理廓清了基金治理结构重要节点上的利益攸关方。将基金作为一个多层次委托系统,以博弈论为理论工具,详细解剖分析了各主要博弈层级运行现状中所涉及的种种弊病产生的深刻内在机理。主要发现包括：1、在现行固定薪酬制度下,无论单期还是动态多期博弈的情形,独立董事容易陷入“没有动力选择努力工作-股东继续邀请-独立董事接受聘约”的循环；2、对于基金托管人和管理人,设计完全信息静态、完全信息动态、不完全信息静态、不完全信息动态四种情形逐一细致分析,发现各情形下的博弈均衡策略均是基金托管人不仅无动力监督基金管理人,而且有刻意迎合基金管理人的要求甚至与基金管理人有合谋动机的内在机理；3、对于基金管理人股东、基金管理人高管和以基金经理为代表的核心团队人员的关系,剖析指出基金管理人高管的收益函数设计与基金经理的业绩激励函数设计、基金经理的业绩激励函数设计与基金投资人的目标皆存在明显的割裂和错位之处,构成了我国基金治理效果不够理想的重要内在原因。之后本文根据现状弊病剖析的结果,分别按新的基金治理结构设计思路重构了博弈关系,调整了博弈规则,并且同样运用博弈论方法证明,新的基金治理结构设计可以有效改善现有治理结构关键治理节点之间的蕴藏的主要缺陷,使得各方博弈主体的行为发生变化,从而达到提升基金治理利益的目标。这些被证明的主要结论为：1、“每期支付固定薪酬、合同期满后支付基金份额”、“固定薪酬+基金份额”且由投资人利益代表直接决定独立董事薪酬总规模,上述设计经过无论静态还是动态博弈结果都显示独立董事的最佳努力水平层层改进,且后两情形下的影响因素都较上一种制度假设条件少,并使得针对独立董事的激励机制设计更加简洁,效率更高；2、对现有的基金托管市场激励约束制度进行叁方面的改进,使托管人会产生对管理人认真监督的内在动力；3、对于基金管理人股东-基金管理人高管-核心团队人员的博弈,笔者引入基金投资人代替基金管理人股东,进而借助“双基金投资人模型”构造了全面衡量基金投资人投资收益的目标收益函数,设计了以基金投资人投资“综合超额收益率”为基础核心的基金管理人高管收益函数,并更新了基金经理激励函数,证明了在新的博弈格局和博弈规则作用下可以产生种种治理利益的内在机理。在研究世界主要基金治理体系发展的历史脉络、历次重大变革效果及原因,以及当前的特点、优劣方面,从世界各着名经济体中选取了五个以契约型为其基金市场主要治理制度安排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代表,比较了这些市场中跟基金治理制度安排有关的社会文化法律制度和基础资本市场发育历史轨迹、与基金治理结构相关的监管体系法律和监管体系特点(基金治理的外部环境),以及当前基金治理结构安排架构及各自特色。从这些样本国家笔者总结得出了对我国有一定借鉴性意义的叁条规律性结论,它们是：第一,必须从法理源头上廓清契约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性质。英美法系国家契约型基金治理所依赖的法律基础一般与大陆法系对信托的理解和构造有所差异,因而大陆法系在引入信托法的同时必须首先在本国法律框架内做许多改造,进而促进信托与已颁布法律的融合。否则,很容易产生法律的“裂隙”；第二,保护基金投资人利益,各国都将其作为设计基金治理结构和运作机制的核心指导思想,而且想方设法将该一思想“落到实处”。这里面日德、英国、我国香港、印度基金的治理特征演进体现了投资人利益保护机制逐步完善的历史递进过程。尤以我国香港、印度使投资人权利保障在组织制度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落实；第叁,充分发挥当事人的主观能动性,以法制代替人制,有利于政府转变职能,使政府管理部门人力资源从疲于奔命中解放出来,显然是各国提升基金治理水平,提高基金治理监管效率的发展方向。在上述实证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之后,本文最后结合实际廓清了我国基金治理各层面之基金持有人大会、基金管理人股东、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团队人员、独立董事、托管人、信息披露、法律法规等运行实际积弊的性质、特点、成因,之后从叁大方面对优化基金治理提出了建议。其中在提出改进我国基金持有人利益保护机制的两个层次的思路及其优劣、创设我国基金投资人大会理事会的整套制度及运行机制、改革现有管理人激励机制、改革现有基金管理人高管激励模式和机制、推出基金“持基计划”和“持股计划”的具体制度设计、改革托管人准入、信息获取及托管费的决定主体、支付制度、独立董事的选任和履职期限、激励约束制度、影响我国基金治理制度优化的“信息披露”机制改进等等方面,着力颇多。
徐静[4]2007年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的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是中国资本市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基金是通过基金管理公司或者其他发起人向投资者发行受益凭证，将大众手中的零散资金集中起来，委托具有专业知识和投资经验的专家进行管理和运作，并由信誉良好的金融机构充当所募集资金保管人的专业化投资方式。经过近十年的快速发展，截至2006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322只基金，其中53只封闭式基金(基金兴业已从封闭式基金转为开放式基金)，269只开放式基金，基金总份额达到6230个亿，基金净值总额达到8500多个亿，基金管理公司由1998年最初成立的5家扩充到53家，特别是2006年股权分置政策的任务完成后，中国投资者对证券投资基金的追捧超过了市场所设定的想象效果。如同新生事物所必须遵循的发展规律一样，任何创新产品都具有两面性，证券投资基金也不例外。一方面，它先进的投资理念、投资组合工具和高级金融人才让众多并不精通理财的投资者享受了专业化分工的好处，随着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的产生，众多投资者得到了比自身理财更高的投资回报率、更低的风险阈值、更小的机会成本和更短的时间选择，他们只需要选择几家业绩和工作态度良好的基金管理公司就可以完成自身理财计划；可是另一方面，证券投资基金自身组织形式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内生的委托代理问题更为严重，这表现为更长的委托代理链条、内部治理机制和结构的不完善、众多投资者搭便车的心理和委托方与代理方目标选择难以实现一致性等等。应该说，在大盘表现稳定和大势金融环境趋同的情况下，证券投资基金的业绩较大程度表现了基金管理公司工作团队的专业知识能力和工作态度。虽然二者对基金业绩情况的好坏都具有关键性作用，但是站到企业价值观和投资者权益的角度来看，专业知识能力解决的只是“怎么做”的问题，而工作态度解决的则是“为什么做”的问题，这也表明，团队的工作态度是团队如何运用专业知识能力的思想深层次动机所在。纵观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近十年中时不时暴露出损害持有人和投资者利益行为的问题可以发现，绝大多数问题的根源都是基金管理人的工作态度出现了问题。在市场系统反思和平衡的过程中，投资者和学者们也发现：在中国经济转轨、金融一体化和国际化的背景下，对工作团队道德约束的力量正在逐渐减弱，市场约束和制度约束的力量正在慢慢增强，证券投资基金的治理问题也成为了投资者关心和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以中国宏观金融生态环境为背景、基金持有人利益维权为基础、基金股权结构、基金管理人董事会特征和显性激励机制为研究重点系统研究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的治理问题。文章首先对基金的治理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从基金组织形式划分，基金分为公司型基金和契约型基金。因为组织结构的差异性导致了基金治理模式也存在一定差异，所以本文以不同的组织结构为基础，通过对两种不同基金治理模式下的治理节点、治理重点、治理的法律环境、市场发育程度、行业自律组织的治理及其主管管理机构的治理等等问题的探讨和分析，通过对公司型基金治理和契约型基金治理模式的差异比较、公司型基金治理和一般公司治理的差异比较等等来更加深刻而清晰的认识这两种治理模式的运作机理以及基金治理中可供改善的方面。其次，文章就中美基金的治理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纵观全世界基金业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基金行业存续时间较长，发展较快，基金的治理也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脱胎换骨的过程，本文主要通过对中美两国基金治理模式的比较研究得出对中国基金治理有所帮助的结论。文章一定程度上强调以基金的不同组织形式并将美国的公司型基金视为研究一个对象，将中国的契约型基金视为另一个研究对象，通过对研究对象之间和研究对象内部治理因素的分析和比较，得到中美发展不同组织形式基金的经验和缺陷。随后，文章清楚界定了基金主要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基金既是一种投资工具也是一个具有错综复杂关系的组织群体，基金持有人、发起人、管理人和托管人作为基金主要当事人在基金治理和经营管理过程中扮演了不同而又都很重要的角色。本文以中国基金市场扩容和法律制度逐渐补充、完善为前提，重点梳理了规范式基金自成立后近十年来基金当事人法律地位的变化、自身职责的明确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其中，特别指出了少数基金发起人与多数基金持有人之间的关系、重要发起人与基金管理人之间的关系、强势基金管理人与弱势基金托管人之间的关系。在此研究基础上，文章从证券投资基金股权结构、基金董事会特征和显性激励机制叁个方面实证了基金治理因素与业绩、费用、风险变量之间的关系。其中：实证一论述了基金股权结构的内涵和实质、度量方法以及与基金绩效的关系。本章运用大量数据分析方法总结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股权结构的七大特征：中国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结构特征、机构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特征、发起人持有基金份额特征、基金管理公司及其股东持有基金份额特征、中国基金管理公司基本特征、证券公司占基金管理公司股份比例特征、基金管理公司股权集中度与制衡度特征。实证一以2004年和2005年54只封闭式基金为样本实证了基金股权结构与基金绩效的相关关系，实证表明，证券投资公司所持基金管理公司股份比例、基金管理公司第一大股东占股比例对基金业绩有显着负面影响，通过改善基金股权结构中的某些变量能够对基金绩效产生正向提升。实证二以2004年和2005年110只基金为样本对基金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制度和总经理更换与基金绩效、费用之间的关系分别用多元线性回归、二次曲线回归和Logit回归作了叁个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董事会规模与基金平均收益率、超额收益率、夏普指数和特雷诺指数之间呈现显着倒U型曲线关系，与基金净资产费用率之间呈现显着U型曲线关系。独立董事变量与平均收益率、超额收益率、夏普指数和特雷诺指数之间没有任何显着相关关系，但是与净资产费用率之间存在显着相关关系；董事会变量对于不称职基金经理的更换也存在显着影响。实证叁以2004年和2005年110只基金为样本对基金管理费用与基金绩效、基金风险之间的关系作出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管理费用与业绩变量不相关，管理费用与风险变量显着正相关。中国目前单一、固定并带有较强行政干预色彩的管理费用提取方式亟待改革，在管理费用中应该加入体现风险报酬的元素，通过完善基金绩效的评价体系和风险评级，防止基金管理人为了盲目提取管理费而主动增加投资基金的风险，真正实现基金管理人的努力程度与经过风险调整后的业绩相关，真正体现管理费用的显性激励作用。最后，文章就操作风险对基金治理的影响和防范方法作出了详细论述；就托管行对基金治理所应起到的外部作用、现有治理缺陷和改进方法也作了一定的建议。尽管本文就证券投资基金的主要治理问题进行了研究，但由于本文研究是基于一系列假设条件进行的，相关的治理因素指标和业绩指标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因此，本文将会在此基础上继续研究。
刘义圣[5]2005年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多功能定位与发展方略》文中研究说明资本市场作为现代经济运行的重要工具,其功能发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和完善过程中愈发占据支配性的地位,也是各种矛盾的集中所在。深化对资本市场功能的认识,对中国资本市场功能进行准确、科学的定位,对于解决目前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论文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功能视角”下的中国资本市场。一般认为,使用规范性方法抑或实证性方法,与所研究的目标问题有关,目标层次越高越具有规范性,目标层次越低越具有实证性。所以,本文在研究资本市场及其相关经济制度等问题时采用规范性方法,而在研究资本市场实际功能时采用实证性方法。另外,本文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不仅应用纯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还尝试从社会、心理以及文化等多视角加以诠释。 本文共有九章内容,在谋篇布局上刻意求工,力图做到主次分明,先后有序,文理清晰,连属成篇。 第一章资本市场泛论:马克思主义视角,对现代经济条件下的“资本”与“资本市场”进行概念的回顾与界定,然后根据现阶段中国经济的运行特征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实质性内涵做出解释,并从资本市场理论的发展变迁中确定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认为资本与资本市场的概念与功能内涵是历史的、动态的。 第二章资本市场功能琐考,开始切入正题,研究资本市场的功能一般。由于资本是资本市场运行的载体和核心内容,理解资本的功能将直接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资本市场功能的认识,因此本章内容安排上先考察资本功能,再考察资本市场功能。在考察资本市场功能中,依照一般逻辑,先考察资本市场微观功能,再考察资本市场宏观功能。 第叁章中国资本市场功能的初级实证,比较系统地考察包括证券市场、产权市场、企业债券市场和创业资本市场等主要子市场及其各种功能的现状和问
刘红林[6]2010年在《发展循环经济中的金融支持作用与优化机制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我国循环经济发展处于从理念倡导和试验示范向全面推进的关键时期,与此同步的是所具有的促进循环经济实施的基本政策和手段的实施,其政策实施的绩效也将影响着循环经济构建的成本与速度。这就说明循环经济政策的优化和完善,也是循环经济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要努力提高循环经济政策的实施效率,以进一步促进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金融政策是发展循环经济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推进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金融政策的支持程度将影响着循环经济的实施程度。因此,本文以评估循环经济政策绩效为切入点,对促进我国循环经济的金融支持政策作用及优化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论文在对研究现状和基础进行综合评述的基础上,首先对循环经济发展的基本理论和发展循环经济与金融支持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梳理。然后,通过构建金融政策强度指数、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应用Panel Data模型,VAR模型,比较研究了OECD各国和我国循环经济金融支持绩效,分析了金融政策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绩效的国别差异、地区差异以及产业差异,指出了循环经济金融政策优化的重点和方向。最后,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应用政策学的分析方法,结合我国循环经济金融政策的特点以及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实际,通过比较借鉴、理论分析提出了优化我国循环经济金融政策的基本方向、思路和手段。经过上述研究,本文认为,一方面,我国循环经济金融支持政策效率对外与OECD部分国家存在差距,对内在不同产业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重大差距。另一方面,我国循环经济金融支持单项政策之间和金融政策与其它政策之间协调性差,仍存在很多潜在冲突。所有这些导致我国循环经济金融政策效率仍存在很大优化空间。同时本文认为优化和完善循环经济金融政策有四个途径,一是梳理和整合现有循环经济金融政策;二是调整政策实施重点;叁是加强薄弱政策和补充缺位政策;四是通过创新制定新的政策。其中,梳理和整合、调整政策实施重点是当务之急。经过上述研究本文在以下方面进行了创新性研究:(1)研究内容上对OECD和我国金融支持循环经济的绩效进行了系统的深入地研究;(2)研究方法上,通过比较的研究方法找出了我国地区之间以及我国和OECD之间循环经济金融政策绩效的差异性;(3)研究手段上,构建了Panel Data模型、VAR模型,对金融政策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4)研究视角上,本文从绩效评估为切入点,以优化为主线对我国循环经济金融支持政策进行了系统研究。
张艳[7]2003年在《中国证券市场信息博弈与监管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证券市场信息是交易者据以正确预期基础资产价值变动有关的信息，从广义上讲，应该定义为一切能够在不同强度上直接或间接影响证券价格的因素与事件的信息。信息博弈是参与证券市场博弈的各个主体在包括信息源、信息通道和信息接受与反馈在内的证券市场信息运行体系中，围绕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和有效性进行的博弈。 证券市场的运行过程，可以说就是一个信息的处理过程。发行者根据宏观经济及自身信息确定发行证券，并按法律披露一定的信息，投资者收集宏观及微观信息并加以分析和处理形成投资决策及投资行为，投资行为产生的结果又形成新的信息，从而进入新一轮的信息处理过程。 证券市场有分散风险、收集信息、企业监控、直接融资、价格发现和资源配置几大经济功能，本质却在于证券市场的信息功能。首先，直接融资的效率取决于证券市场信息功能的完善与否。其次，证券市场对分散风险、企业评价与监控的有效性取决于证券价格的有效性。价格发现和证券市场的监控功能取决于证券价格的信息含量，从根本上讲，监控功能即信息功能。最后，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也有赖于证券市场信息的有效性。这一点实质上是以上两点的综合，如果证券价格的信息含量较高，投资者根据证券价格信息所作出的投资决策就会引导资金及资源向需要融资且效率较高的公司流动，而且，投资者也能对融资的公司实行有效监控，以保证所投入资金的使用效率，这实质上就是资源的有效配置。 随着我国加入WTO，包括金融业在内的国内市场都将渐次开放，迎接国标同行更为激烈的竞争和冲击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带来更大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证券市场信息博弈与监管的研究的风险和挑战，如何规避风险，迎接挑战，提高资本市场的运作效率是现阶段的重大任务。这就使加强证券市场信息监管，完善信息监管制度成为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证券市场信息运行体系由信息源、信息通道和信息反馈叁部分有机构成。信息源是整个证券市场信息产生的源头和运行的起点。信息源中的博弈包括: 上市公司公司治理结构层次的信息博弈，其博弈行为有:上市公司经理层与所有者之间以及股东之间围绕提供真实信息进行的博弈。股东对经营者形成监督的基本条件就是要获取真实的信息，而出于对信息搜寻成本和效益比较的考虑，小股东出现“搭便车”的行为，放弃了对经营者的有效监督，客观上就为经营者(经理层)在信息源提供不完全、甚至虚假信息创造了条件。 上市公司上市过程中的信息博弈。其具体的信息博弈行为有: 第一，上市选择过程中绩差和绩优企业的“劣驱良”博弈。不论是在审批制下还是在核准制下，公司上市仍然实行额度控制。由于公司上市不是采取市场选择机制，造成了绩差企业、绩优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信息博弈。当监督成本较高而监督所获收益相对较小时，政府选择不监督的策略，这就给绩差企业进行业绩包装提供了可能。当绩差企业进行业绩包装的造假成本远远小于其造假所获收益时，绩差企业会选择进行业绩伪装。这样，绩差企业在上市过程中驱逐绩优企业的同时，信息源头的虚假业绩信息披露就产生了。 第二，上市公司发行股票定价的信息博弈。在信息严重不对称情况下，以筹资和收益最大化为目的定价机制决定了上市公司在财务状况业绩公布中的捏造信息和盈利预测信息严重脱离实际的博弈行为。包含综合信息的新股发行价，如果定位不合理，实际上在信息源就造成了对投资者的信息误导。 第叁，公司上市后财务状况与业绩公布中的信息博弈以及投资信息公布违背承诺的博弈行为。 此外，还包括在信息源头利用信息占有和垄断优势进行的内幕消息获取与利用中的信息博弈行为。 中国证券市场信息通道中的信息博弈包括证券市场信息搜寻中大小股东之间的博弈，信息传递中代理者与信息提供者串谋的信息博弈，证券交易中信息加工的博弈，这里面又包含信息欺诈博弈、“散户跟风”信息博弈、机构监管者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证券市场信息博弈与监管的研究与违规者之间的信息博弈，上市公司配股中的信息一博弈，预期行为的博弈以及中介机构的信息博弈行为等。 中国证券市场信息反馈中的博弈包括股市变动中投资者如何对股价变动作出反应而在彼此之间进行博弈;机构投资者对股市变动作出的反应，通过传播真真假假的股价信息、行为信息、和政策信息引诱中小投资者，散户对上述信息做出反应，采取跟风博弈:政府对市场变动信息做出反应、调整政策，投资者对政府政策做出反应、调整交易行为的博弈;以及证券监管机构对交易主体的行为和市场交易状态做出反应，采取监管措施，交易主体对监管举措做出反应，采取违规或不违规的抉择等。 证券市场上信息提供、信息传递与加工以及信息反馈构成信息运行的全过程，这一过程反复进行、周而复始，成为一个循环过程:信息博弈也在这一循环过程中反复地不断地进行。 信息运行及运行中博弈的每一次循环，都不是上一循环的简
秦涛[8]2009年在《中国林业金融支持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已经成为经济的核心,决定着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率,当金融因素的作用受到限制时,经济增长必然遭遇资本投资不足和金融资源低效配置的约束。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林业产业化发展,要求广泛而有效率的信用活动和金融运行,以保障持续增加的资本投入和会融资源的有效配置。毫无疑问,我国现阶段林业仍具有显着“产融弱质性”,面临严峻的资本形成不足、发展资金短缺的困境。林业资本形成缺口必然导致出现林业投资缺口,从而对生态建设和林业产业发展形成严重制约,这必然形成对我国林业可持续协调发展的严重制约。因此,迫切需要在公共财政经常性账户纳入预算和已有稳定来源的资金支持之外,制定新的特殊政策,允许从全社会范围合理并适度地筹措资金,拓宽林业投融资渠道,提高林业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以满足林业建设的需要。林业金融支持正是为弥补林业资本形成不足造成严重资金缺口而出现的一种创新制度安排,林业金融运行的核心集中于林业金融资源配置及其效率实现,林业金融资源配置是由其金融制度、体系、治理、运行机制等共同决定的过程,效率取决于制度供给的完备性和有效率的传导。林业金融支持基本职能在于实现对林业金融的动员和配置,林业投资风险规避与防范,以保证林业资本的顺畅循环、周转和有效流动,满足林业产业发展日益增强的资金需求,林业金融支持理应成为推进我国林业可持续协调发展的战略性机制和重要途径。本文借鉴产业经济学、金融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理论的合理因素,从我国林业产业化发展的金融基础、产融互动和林业金融资源效率等多个角度,论述了我国林业产业化发展进程中金融支持内在机理,并基于金融战略视角,从林业资本形成、投资效率、会融运行叁个维度进行分析,通过构建“林业资本形成缺口模型”梳理林业产业发展进程中金融支持的内生逻辑和现实依据,为林业金融支持框架构建提供了理论依据。提出了林业金融支持制度安排的合理性以及体制的完善能够提供林业发展所需要的金融资源集聚与配置机制,通过以财政性融资、政策性融资和商业性融资所构成的叁维空间支持体系奠定了我国林业金融支持体系的基础平台。在林业金融支持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分别从金融需求和供给角度对林业融资需求和引资能力进行分析。首先,对我国林业信贷融资需求状况进行实证分析,并基于信贷供给理论探讨林业面临信贷约束和融资困境的本质原因,提出利用抵押品替代和扩展机制,以及通过建立林业金融服务体系来缓解林业信贷融资困境。其次,通过对商品林投资收益率和投资风险水平进行评价,分析林业政策以及不同因素对投资收益和风险的影响程度,进而认识在现有的政策条件还无法改变商品林投资收益率低、投资风险大的基本状况,对商品林投资还不能产生足够的激励,提出通过推进林业产业化经营、建立林业金融工具创新机制、完善林业风险防范管理体系和健全林业产业政策体系来解决林业资本形成不足,林业产业“吸融力”不强的困境。第叁,分别就抵押品替代和扩展机制叁种应用模式、林业金融工具创新机制以及林业风险管理体系构建进行论述。随着林业产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建立和健全林业金融支持体系及其高效率的金融制度,日益成为我国林业产业化发展的关键所在。林业金融支持不仅仅具有经济职能,同时具有鲜明的社会功能和政策取向。林业金融支持必须坚持促进林业生态体系和产业体系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通过“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以市场化为导向,从完善林业金融支持体系制度供给、优化林业金融支持供给结构、制定并协调林业财政与金融协调发展机制等方面进行深化,从而促进金融支持林业发展的力度和效应,增强我国林业产业发展的综合能力与比较利益。
秦力[9]2009年在《投资基金制度及其管理系统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综合运用历史发展研究与逻辑发展研究相结合、基础理论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以及复杂系统分析等方法,以探索世界投资基金制度的历史变迁及其规律性特征为全文展开的底衬,基于对投资基金本质特征的系统分析,以所构建的投资基金制度理论体系的架构为理论支撑,以揭示投资基金所蕴涵的现代广义信托关系为贯穿本文的脉络主线和突破之瓶颈,以所构建的投资基金制度实施的综合管理系统为依托,最后了系统阐述了现阶段发展我国投资基金的制度安排与路径选择方面的对策和建议。具体说：(1)基于对投资基金本质特征全面分析,就投资基金制度涉及的诸多理论,首次从框架上尝试性地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归纳和设计,构建了投资基金制度理论的基本架构与核心结构,诠释了投资基金制度理论的学科范畴和研究对象,为国内投资基金制度的培育和完善提供了理论研究方面的思维导图。(2)基于信托理论边界的扩展和现代广义信托关系的全新界定,以深刻剖析和揭示投资基金所蕴涵的现代广义信托关系为依托,构建了投资基金制度实施的综合管理系统,为我国投资基金制度创新及路径选择的践行提供了新的视角。(3)基于对世界投资基金制度变迁进程及变迁规律基本特征的考察和研究,国际基金业发展的启示和借鉴、特别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留给世人的教训(包括以案例形式构建的美国共同基金增长动力模型推导出的相关结论),以及我国投资基金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本文立足国情,从战略管理层面系统设计并阐述了现阶段我国投资基金制度安排的总体思路暨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以及从实施操作层面比较详尽地策划并提出了国内投资基金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暨应采取的相关措施,为管理层科学决策和创新基金监管思路,抛砖引玉。
许业荣[10]2004年在《有效市场假说与信息充分披露》文中指出随着股票市场的迅速发展，其在整个市场经济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并发挥着日益重大的影响，各相关利益团体(包括投资者、上市公司经理人员、政府监管机构等)也因为股票市场而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健全、有效的股票市场对于加速资本流通、实现资本在整个经济中的有效配置也是意义深远的。 从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学者开始提出“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EMH)”。EMH体现了经济学家们一直梦寐以求的东西，那就是竞争均衡，EMH实际上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在金融市场的延伸。这一假说迅速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并成为现代金融、财务与会计实务和理论研究的基石。然而，自从EMH被正式提出后，几十年来围绕EMH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些争论不仅使得EMH理论和实证研究不断完善，也促进了许多其它学科的蓬勃发展。而且关于市场是否有效的争论历来是学术界历史最悠久、影响面最广也最没有定论的争论。但是目前可见的众多文献也只是简单地假设市场是有效的并在此假设上展开研究，却很少深究有效市场假说的本质含义。 此外，近年来一直被誉为世界上最健全的美国资本市场却频频爆发震撼全球的会计造假丑闻，导致人们纷纷质疑美国市场的有效性。这就促使本文意图研究一个可能是根源性的问题：如果连美国的资本市场都难以达到有效状态，那么，研究市场有效性有什么意义?到底市场有效性意味着什么?市场有效性的必要前提条件是什么? 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详细的分析与探讨，完整、清晰地阐释股票市场运转的特点、有效市场假说的基本含义、有效市场的重要意义，并指出信息充分披露是促使市场达致有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从而给出有效市场假有效市场假说与信息充分披露说对信息披露以及相关理论与现实问题的重要启示。 本文的题目为“有效市场假说与信息充分披露”。全文共分六章，各章安排如下: 第一章股票与股票市场的特点 第二章有效市场假说—基本理论分析 第叁章有效市场假说—进一步分析 第四章通过信息充分披露增进市场有效性 —信息披露方式与自愿信息披露的动机 第五章通过信息充分披露增进市场有效性 —信息披露形式与内容 第六章市场有效与信息充分披露 —总结论述与中国实际的考察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果是: 1.股票交易市场只是一个财富转移和重新分配的场所，但正是由于股票交易市场的存在和正常运转，才使得公司能够顺利地通过发行股票从投资者手中筹集所需资本。在股票交易市场中，必须同时存在对股票未来趋势预期相反的投资者(噪音交易者和套利者)，否则，股票将无法达成交易，股票交易市场也就无法正常运作。 2.股票价格之所以能够反映信息，并产生相应的波动，是由投资者根据自己的察赋、偏好在获取一定信息的基础上做出投资买卖决策而促成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股票游离于公司之外的特性及其作为未来收益权利的凭证决定了股票本身没有任何价值。这样，没有一个确切的价值比较基准导致了股票价格的波动性，也表明如果要使得市场达致所谓的有效状态，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所有投资者是否能够获得足够的信息并依据该信息做出符合实际的投资决策。如果投资者无法获取相应的信息，或者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时由于心理认知偏差等原因而呈非理性时，股票价格将很难充分反映所有公开的信息。论文摘要 3一个有效的市场无论从微观角度还宏观角度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我们肯定希望市场越有效越好。然而，市场有效并不是想当然的一个既定前提或事实，市场达致有效的叁个必要前提是:(l)有足够数量的投资者创造流动性;(2)有足够数量的理性套利者校正市场的扭曲;(3)与股票价格相关的信息必须可靠、完整、及时地被所有投资者获得。只有在满足这叁个必要条件的基础上，股票市场才有可能向效率状态推进。 4.当我们把目光集中于信息披露问题上时，却发现公司经理人员是公司信息—所有影响股票价格的信息中最关键也最根本的信息—的垄断性提供者，更严重的问题是经理人员同时扮演了公司信息披露的提供者与需求者的双重角色。在这种信息披露环境中，出于承己动机或防止公司竞争对手搭便车现象的发生，经理人员可能没有足够的载力来向投资者提供充分的对决策有用的信息。当然，出于筹集资本的需要和维护与投资者之间的良好关系，公司经理人员也可能会主动地披露某些信启、。因此，如果我们希望通过信息的充分披露来增进市场效率，就必须分析清楚公司经理人员在存在信息管制和独立审计的环境中，如何在强制性信息扭露中选择会计政策以及是否自愿进行某些信息披露。不同的信息披露方式既反映了管制者的价值倾向，也可能向市场传递一些非常敏感的信息。 5.进一步的，如果将信息充分披露大致地划分为表内确认和表外披露两种形式时，我们发现目前对于表内确认和表乡卜披露存在很多误导性的趋势。这些误导性趋势的产生既有传统财务会计本:哥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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