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名、相业与君相政治思维：明人相论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与君论文,思维论文,政治论文,明人相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太祖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罢黜丞相，并在随后终结了延续千余年之久的相制。但是，明人关于相的记忆却没有随着制度层面的更易而遽然消逝。事实上，此后二百余年间虽无相制，却存相论——在明人文献中留下了大量关涉宰相话题的讨论，主要是对本朝阁臣名实、事功的评述等内容。明人相论既处在承续历代相论的脉络之中，又因时势背景不同，集中表达了明人对本朝中枢政体变化走势、阁臣政治处境与作为的关注。那些关于相名如何、相业如何的种种言论在明中期以后不断出现，弥漫成一种独特的舆论环境。在这种舆论环境中，明人独特的君相政治思维孕育而生，随着时局的推演，这种思维模式愈显清晰，深刻地影响了明人的政治行为取向与该时代的政治文化面貌。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对明人相论试做检讨，关照其内在理路，以期对明人的政治理念与晚明的政局走势形成新的理解①。 一 相之称谓与寓意 “相”名肇自先秦，原有辅助、扶助之意，后用作官称。《吕氏春秋》云：“相也者，百官之长也。”②在帝制时代，相之官称历代或有不同，如秦、汉之丞相，隋、唐之三省长官，唐后期又须有同三品等加衔，宋之参知政事，元代则又称之丞相。至明初，太祖朱元璋更定官制，相之官称为中书省左、右丞相，李善长、徐达、汪广洋与胡惟庸四人先后任之。在中国古代的绝大多数历史时段中，“宰相”或者单字“相”，主要作为对官僚系统领袖的指称性用语。明代以前的相论多是在宰相制度作为现行制度的语境中展开的，明人相论的政治背景，因为太祖在明初废除相制而与前代截然不同。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明太祖凭借开国之君的特殊威望，将罢相不设之意写入《皇明祖训》，这成为有明一代影响最为深远的相论。 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③。 明初以降，在无法定之相的现实情境中，明人文献中言及的“丞相”，多用于指称李善长、徐达等人的官称，或者陈述明初废相之事的发生过程，或者引申出相关议论。除去“丞相”之外，明初以降二百余年间，关于宰相角色的称谓不再有一定之规，考之名目，主要有如下数种。 相臣。阁臣李东阳编辑《历代通鉴纂要》时，在凡例中云：“凡相臣始命及罢黜去国及卒皆书，以考治乱。”④可见在正德时，明人在官修书籍中并不避讳“相臣”之说。万历时，给事中范济世言：“臣闻国家有一事始设一官，独相臣代皇上票拟，平章天下，举天下事皆其事。故一字轻重，是非之间，系人才之进退，海内之休戚，国家之治乱。”⑤范济世之言载在《明神宗实录》，可见至明中期以后，“相臣”这一称谓已见之于朝廷公文往来。 相公。在中国古代，“相公”是妻子对丈夫的一种称呼，或者用作对生员、秀才等男子的称谓，亦用于称宰相之官。在明人语境中，除上述语义外，“相公”又被专用于指称阁臣⑥。万历时给事中王元翰疏言：“今阁臣贵重，地望之隆崇，眷注之殊特，百僚不敢望焉。是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矣。朝绅士庶莫不指曰‘某相公’，是无宰相之制，并有宰相之名矣。”⑦查阅嘉靖以后阁臣文集，多有“相公”之称，如在申时行《赐闲堂集》中，称阁臣叶向高为“叶台山相公”⑧。在王家屏《王文端公尺牍》中，称申时行为“申瑶泉相公”⑨。 相君。“相君”一语，多用来形容妇人品德，赞其能辅助丈夫成就事业之意，或者用于称宰相之官。在明人语境中，与前述相公之例同，“相君”被特用为阁臣称谓。如崇祯时，“有谓凡调旨惬人心，皆出华亭相君者”⑩。 相国。“相国”一语，前代文献中已用于指称宰相之官，明人相论亦然。如万历时王世贞云：“庄皇帝登极为隆庆丁卯，相国徐文贞公(徐阶)辅之，涤冤滞，旌直臣，拔遗佚，一切与天下更始。”(11) 相。径直以“相”称其人，如万历时，艾穆致信阁臣王锡爵云：“报荆石王相。”(12)或以“相”之一字概述某人行迹，如金日升为阁臣叶向高作传，文中云：“叶向高，独相七年，颇多匡济。”(13) 大约在明中期以后，明人相论中宰相的称谓又分首末之别。如嘉靖时，胡世宁疏言：“不知自何年起，内阁自加隆重，凡职位在先第一人，群臣尊仰，称为‘首相’。其第二人以下，多其荐引，随事附和，不敢异同”(14)。杨一清曾疏言：“内阁参预机务贵在得人，而首相为尤重。”(15)“穆宗初政，在揆地者凡六人，江陵张公为末相”(16)。 有明一代，相之称谓纷繁，其要者大致如上所述，就其寓意而言，如下两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相臣、相国、相公、相君诸种称谓皆系之于“相”，在此类称谓中，相臣相对于其他称谓而言，于公文如奏疏中最为常见。相国、相公与相君则多用于私人信笺中，如士人往来应和诗、序、跋等。以上诸种称谓，在前代虽亦用于指称宰相之官，然仅作为宰相法定职官名之外的非正式称谓，但在明代无相的制度环境中却大行其道。这反映出在明初太祖废除相制后，是否存在百官领袖，又如何予以指称，明人的认识趋向自由多元。尤其是至明中期以后，明人或以“相”之一字作为某官称谓，“首相”一语被收录于《明神宗实录》，这些现象的出现皆说明随着时局的推演，明太祖关于罢相不设的祖训权威出现松动，明人在现实无相的时局中，关于宰相的文化体认依然清晰，相关讨论十分活跃，且已映射在明人的称谓用语中。 但是，“相”有时也成为被批评的名目。如黄景昉云：“阁臣称辅政佐理已耳，申文定(申时行)尝一被旨曰‘总政’。钱一本亟以为讥，谓与总兵、总督任。此内旨也，非故自尊大，然前后亦稀见，最蒙眷，只谕元辅先生。今章奏间或明称相臣，非是□本朝不立宰相之义。”(17)再如明人批评严嵩的言辞甚为激切，杨继盛云：“嵩为辅臣，俨然以丞相自居，挟皇上之权，侵百司之事……”(18)批评的存在，尤其是以“丞相”——太祖明令废止之正式官名来称呼严嵩，意味着明太祖关于罢相不设的祖训已出现某种松动，抵至明末，与明人关于宰相的历史记忆杂糅一处，形成一种复杂微妙的政治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与“相”之种种称谓被广泛使用的现象相始终，这些称谓又成为明人批评当事者的一种特定罪名。 第二，明人相论中对宰相之官的称谓虽有差异，但其指向在明初以降二百余年间却愈发明确，相臣、相国、相公与相君所指称者多为阁臣(19)。这种情况的出现，缘于明初废相后，历经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辅政体制的嬗变，迨至正统时，内阁权势渐盛，杨士奇、杨溥与杨荣汇聚人望，明人逐渐将实现总领百官的期望寄托于内阁。“阁臣自三杨以后，体貌渐成真相”(20)。至嘉靖时，世宗亦明言阁臣为相，“此官虽无相名，实有相职。相必君择，古之正理”(21)。但是需要明确的是，从太祖到成祖，再到后来诸帝，以阁臣类相，本不带有规划性，这一局面乃是逐渐推演而成的。因此，明人虽对阁臣有相臣、相国等种种称谓，但是这些称谓从来没有获得诸如“尚书”、“大学士”等其他官称所应具有的合法性，或者“阁臣”这一称谓本身的无争议性，只是体现为明人对于宰相之官与阁臣可能具有某种关联性的一种普遍性判断。总体来看，明初以降，明朝中枢政体显现出自身特有的律动，以相为核心的种种称谓的出现并指向阁臣，取决于这种律动，又事实上照应了律动的过程，表达了明人在有相之历史记忆与无相之现实制度之间的变通思维。 二 关于相业的评说 宰相，或者相，具体称谓历代不同，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过程中，逐渐与百官首领这一政治角色相重合，因之在政治品德、行为方式乃至所应取得的功业诸层面承载了许多的期待。相，在明以前的绝大多数历史时段里，不仅仅是一种职官身份，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文化身份。明初以降，无法定的宰相之官，这使得“相”的文化身份属性更为凸显，成为明人裁量政治人物的一种价值尺度，或者是一种视角。那些被明人以相臣、相国、相公等称谓指称的阁臣群体，成为被诉诸期待与评价的主要对象。具体言之，明人相论中多有关于阁臣相业之品评，实际上是对其事功的关注，这类讨论又常常与相体、相才、相度乃至相道相关联，颇具深意。 明朝人称道的阁臣，莫过于杨士奇、杨溥与杨荣。崇祯时陈龙正云：“若乃本朝相业首称三杨，三杨当日惟以保举众才、商确六卿为务。”(22)在陈龙正的陈述中，“三杨”相业最被推崇之处在于用人及与六卿相处之道，直到明朝末年，明人仍在怀念“三杨”相业。 杨士奇、杨溥与杨荣之后，被明人称誉相业者为李贤。“天顺初，英庙励精，徐、薛罢位，吉祥、亨、彪怙宠侵权，窃簸蟠结，作孽无已。赖李公燮调其间，数进匡顺，竟以无虞，故世称贤相者，必曰三杨、文达(李贤)”(23)。 明人品评本朝阁臣相业的言论颇多，除杨士奇、杨溥、杨荣与李贤外，以嘉隆万时期诸阁臣最引人关注，如徐阶、高拱、张居正。 明后期，徐阶相业最为时人所称道。万历时吴道南云：“嘉隆相业，必首文贞。”(24)张居正认为徐阶相业主要体现于嘉靖末年的政治作为，云：“公相业在嘉靖末。”(25)崇祯时，黄景昉指出，“徐文贞相业尽有可观，世顾盛称其沮内禅、辍南巡二事为功。余偏不谓然……妙在遗诏一着，曲终奏雅，亦天意有以成之，不然其异于阿世曲学之儒也者几稀”(26)。 郭正域赞誉高拱相业云：“嘉隆之际，相臣身任天下之重，行谊刚方，事业光显者无如新郑高公，而先后处两才相之间，先为云间(松江别名，指徐阶)，后为江陵(张居正)。”(27) 明人对张居正相业的评价毁誉参半。冯梦祯云：“江陵公虽晚节不终，而丁丑以前，颇能虚已毕公之用，居然贤相已。”(28)丁元荐评论张居正相业得失云： 借冯保以取信两宫，借慈圣以慑服幼主。墨吏褫职，外必追赃问罪，历年积逋，搜剔殆尽。各省直盗贼窃发，必重罪失事之人，无令隐匿。综核名实，奖拔任怨、任事之臣，是其相业较然者也。最可叹者，逐新郑(高拱)一事。新郑与江陵密谋祛冯保，江陵即与保合谋祛新郑，夜半出片纸，借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数拱罪状，穆宗梓宫在殡，顾命手墨未干，无故遽作此伎俩，谓天下万世何(29)？ 张鼐比较徐阶、高拱与张居正相业云：“本朝先辈相业推重我词臣居多，然近代最光显者，则有徐华亭之学术辅世，高新郑之独立不回，张江陵之忘身济国，其他率以惇大静重为钜。”(30) 明人以相为尺度，于本朝阁臣群体评论尚多，此不赘述。一般来说，当明人言及某官相业如何时，这些评论本身意味着对该官政治影响力的一种认定。在太祖废除相制后的六七十年间，虽有阁臣，然彼时该官资历尚浅，相业之论因之不显，直到杨士奇、杨溥与杨荣秉政后，明人针对阁臣所起的相业之论才开始活跃起来，其高潮则在于对嘉隆万时期阁臣的评价。具体言之，正统前期，杨士奇、杨溥与杨荣草创票拟之制，并通过这种方式经营国事，朝廷呈现大致安定的政治局面。隆万前后十余年间，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纠偏惩弊，用人、赏罚皆有可取之处，朝廷呈现稳定强固之气象。这两个时期，虽亦有种种矛盾潜伏，但终究属于废相之后政治局面较好的时段，诸臣因而获得本朝人的赞誉。此类赞誉，已然将张居正等人视为总揽全局之相。将国家呈现较好政治局面的功劳系于诸臣，这与明初太祖将相系于意义负面之官职的论说截然不同。 但是，明人相论中既有对徐阶、张居正等人事功的赞誉，亦存在许多批评，尤其是张居正，可以说是毁誉参半。以事功论，张居正相较于诸人不遑多让，却为何在生前身后受到的批评最多？此中关键，当在于明人以相为视角品评阁臣时，所关注者，除相业外，亦包括相体、相才与相度。万历末阁臣吴道南论述相体、相才与相度的关系云： 相有相体，有相才，有相度，三者缺一不可。盖风采峻凝，正色师言，此是相体……相度并包兼容，虽令人个个同己，就是异己者，规拂我者，皆可藉之以资助。相之才，非尽自己出，只是何可以典铨，何可以典兵，推之内外，诸卿、寺、督抚，莫不知人善任，便是相才(31)。 吴道南所云在明人此类论述中是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其主旨在于阐明，除事功外，为相者还需要注意为官体貌，要器量与才略兼备。就相才论，杨士奇、杨溥、杨荣、李贤以及嘉隆万时期的张居正诸臣，皆有可观之处，其差异主要在于相体与相度。 就相体而言，诸臣皆主张阁臣当重大臣体貌，但于细微处，诸臣又有不同，如徐阶与张居正。 徐文贞(徐阶)首相时，有一故人庄天恩以余姚博士考满入谒文贞，文贞引之南向坐，己西向。博士佯若弗知也者，曰：“公为宰相，宁向博士侧坐耶？”文贞色变，北向坐定曰：“待罪政府，父兄何以教我”？博士曰：“某所欲言者多，请以开言路为第一义。”文贞默然(32)。 再看张居正事例： 文定(陆树声)，江陵(张居正)时起家大宗伯。故事，尚书入谒，首揆正席，谦让者三，方佥坐。文定自谓先辈，不让。江陵变色曰：“明公不日当正此位。”公拱手曰：“高皇帝罢中书省，谁人敢正此位？”(33) 中国古人特重官员相见之礼，就以上两则事例而言，徐阶肯与低阶官员对面而坐，张居正则因礼部尚书不曾谦让而流露出不满，由此可见徐阶与张居正截然不同的为官心态与行为取向。这两则事例皆出自万历进士丁元荐所著《西山日记》中，作者并无议论附后，然已寓褒贬于其中，徐阶之隐忍与张居正之狂傲尽在字里行间。 就相度而言，要在居高位者能用人、容人。以徐阶、高拱与张居正论，则高拱、张居正相近，而与徐阶差异甚大。郭正域云：“江陵负豪杰之才，其整齐操纵，大略用高公之学。”(34)耿定向致信徐阶云： 某尝念门下士无虑千数，乃阁下独属意江陵张君，重相托付，诚为天下得人矣。同志中有识者，佥谓此阁下相业中第一筹也。惟此君信能继志传心，第其性本简淡，而学亦因之，延纳一节，未能如阁下吐握之勤，朝士有以此少之者(35)。 黄景昉云： 江陵最能知人用人，考在事如蓟辽、宣大、俺答贡，用王崇古、方逢时、吴兑；辽东王杲擒，用张学颜；岭东盗平，用殷正茂……亦其时冲圣慈恩，百官总己，得大行其志，然亦惟能用干济怀伟之才，不能用风操耿烈之士，功以之集谤，以之生讥(36)。 张居正善用“干济怀伟之才”，却难容“风操耿烈之士”，于是士多议论，万历一朝刘台、邹元标等人皆以弹劾张居正而得谏诤之名。 综上所述，明人论相才、相体与相业，嘉隆以降诸臣皆有可取与可议之处，此中以张居正才略最高，相业凸显，然明人视其体狂量狭，终究生出许多不满。对于其死后境遇，吴道南云：“迩来，有某相举行故事，整饬内外，于相体、相才尽有可观，只缘它相度不足，后来行事多拂经忤众，所以致败。”(37)又如韩邦奇云：“考其大要惟二焉，有高天下之才，曰相才，有高天下之度，曰相度。夫大臣之责，万几攸代，天下之重一身任之，非才高天下，何以能胜？非度高天下，何以能容？然度在人情，尤为所难。”(38)“尤为所难”之相度，恰为张居正所欠缺之处，因之事功虽著，却不免饱受訾议。 最后，再来看看徐阶在写给其子徐瑛的信中自叙其一生“相道”云： 盖自来宰相与庶官不同，非有专职可指而论，观陈平之对汉文，史官之赞房杜可见也。国朝阁臣，世宗尝以为无相名，有相道。吾滥竽内阁十七年，秉政者六年，上以敬畏结知世宗，于凡所怒所疑，颇能有所转移救解；下以硁硁之节宁士类，虽当严氏黩货之后，颇能变贪为廉，易仕路之污浊以为清白；中以诚正服宦戚，颇能使不敢纵肆，侵扰诸司；内以谦虚接九卿、台谏，颇能使各修其职，无所挠阻；外以恩礼怀边帅，颇能使尽力战守，虏虽间犯封疆，旋即退遁。此等事见于拟票(自壬戌五月至戊辰秋间是)、诏敕(如嘉靖遗诏、隆庆登极诏之类是)、奏对(今集中所载是)之间可考见者，特十二三耳。其意气相感，词色相授，促席相谋画，与夫投机应会，潜消密运，幸有少济者，即吾已自不能尽记，今又何能一一形诸纸笔哉(39)！ 徐阶所云诸事，虽系之于世宗所言“相道”，其实于相业、相体、相度之体认尽在其中。其所为，未必尽如其所叙，然从中可以看到，至嘉隆万时期，阁臣自身对于阁臣为官之道的体认已经与为相之道相关联。具体言之，要君臣相得，要有大臣之体，要理顺统治上层内部亲贵之人的利益关系，要虚怀若谷，导引朝堂风气趋向清和等等，凡此种种，皆构成明人观念中理想之相的要素。这些要素与重视阁臣事功的观念并行，自明初以降逐渐形成并稳定为明人的主流认识，成为本朝人评价阁臣的一种价值尺度以及一些阁臣自觉为之的政治理念。 三 晚明君相政治思维与困局 在明代，种种前代非正式之宰相称谓泛滥，种种以相为视角对阁臣之品评纷纭，甚至阁臣自己在总结一生功业时，亦言及为相之道如何，此皆说明在明人的观念中，相这一本朝并不存在的职官，尚是一种并未远去的政治角色。明人的这些体认渊源于对前代相制的记忆以及对君相政治传统的文化传承，并在时易世变、人事不同之际，推演至相之有无、是非等话题，构成一种独特的政治思维。这种思维深刻影响了明初以降，尤其是晚明的政治文化面貌与时局走势。 明人对相之意义的认识，就其大者而言，主要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延续传统思路，认为相职至重，总揽天下纲纪。如袁袠云：“夫内阁者，即今之宰相也，是天子之所与承天地、理阴阳、和万民、抚四夷者也。”(40)另一种是曲从于就近规矩，对相之意义持否定论断，其间体现出深刻的尊奉祖训痕迹。如杨继盛言： 我太祖高皇帝亲见宰相专权之祸，遂诏天下罢中书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阁之臣惟备顾问，视制草，不得平章国事，故载诸《祖训》，有曰：“以后子孙作皇帝时，臣下有建言设立丞相者，本人凌迟，全家处死。”此其为圣子神孙计至深远也(41)。 上述相论，一方面以推远的手法陈述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君相观，积极评估宰相的作用；另一方面取就近的本朝权威为立论根据，进而认同废除相制的意义。实则两者都意在关注本朝中枢政体的安排，前者隐然表达了对过往君相政治模式的怀念，后者的政治价值观则趋向于权相误国。两种观念相互冲突、浸润乃至杂糅一处，形成了独特的明人对于君相的政治思维。就其整体而言，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相之价值如何，存在争议；第二，阁臣是否为相，存在争议；第三，阁臣若为相，其利弊如何，存在争议。就此三者所起的争议，在大多数时段形成某种微妙的平衡。但是，争议的存在，使得明朝尤其是晚明的舆论环境十分脆弱，当某一阁臣的表现愈近于相时，愈可能打破上述平衡，从而接近或出现一种物议纷纷的状态。 在这种充满争议的舆论环境中，相制绝不可能恢复，阁臣的政治境遇总归尴尬。明中期以后，阁臣这一政治角色虽然被视为相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但是位势沉浮，终究系于君恩。如在正嘉之际，杨廷和内阁一时势盛，然因大礼之争，诸阁臣与世宗交恶，不免于去位，杨廷和云：“我朝内阁无宰相之权，予辈任此亦难矣。”(42)此后，张璁、夏言、严嵩、徐阶等人欲得位固位，必免不了奉迎世宗之喜好，诸臣争相撰写青词，其间自有无奈，却无从言表。势强如张居正，亦不得不结交皇帝近侍冯保，不得不奉迎于太后。明中期以后，阁臣位势最重的两个阶段——杨廷和与张居正主政时期皆匆匆而过，二人事功卓著，却都难免身后凄凉，杨廷和致仕而已，张居正幸免戮尸。万历中期以后，阁臣处境愈发不堪，这种政治角色的困境在叶向高身上最为清晰。叶向高云： 夫以无权之官，而欲强作有权之事，则势固必败。以有权之事而必责于无权之官，则望更难酬。此从来阁臣之所以无完名也，抑亦所居之地使之然哉。臣今已身败名辱，旦夕去国，无所复言，尚望后来者有所斡旋匡济，以为此官生色。尤望皇上用其人必听从其言，使之得以展布，而毋复如臣之虚拘，则天下之幸也(43)。 近于明末，内阁已显末路之态，“虚拘”二字是对阁臣处境的切实表述。与阁臣之无奈相关联，终于形成晚明政治场域中的种种困局。 一为阿谀之风愈盛。在嘉靖时，世宗愈趋独断，阁臣竞相争进青词，“最后则孝烈皇后之先袝太庙，并徐华亭(徐阶)亦不敢诤，乃知典制一越，侵寻日深。此实永嘉(张璁)辈为之俑，至于末流，不复可障遏矣”(44)。万历初年，“权相勾珰擅政，天下股栗，盛满不戒，卒受诛灭之祸。嗣是宵人观望，于是一切变为侧媚”(45)。 一为庸碌之风愈盛。杨廷和、张居正等人之祸不远，此后阁臣畏惧权臣之名，为官之道趋向庸碌不作为。崇祯时，瞿式耜云：“迩来相业，其不肖者，固无足论，即所称贤者，大都主调停之说，模棱两可，绝无主张。”(46)倪元璐云：“自神庙中江陵相以健败，后之执政者阴擅其柄，而阳避其名。于是乎以瞆眊为老成，以顽钝为谨慎，以阴柔为和平，以肉食素餐为镇定，一切疆事、朝事置之度外，而日与传灯护法之流弥缝补苴，以固其富贵。”(47) 一为攻讦之风愈盛。前面论及明人品评本朝阁臣相业的言论甚多，又特重阁臣相德等事，且因本朝实际无相之制度格局，相关评价尺度格外严苛，阁臣于此中分寸难以把握，近相、是相与非相皆饱受指责，晚明舆论活跃之余，官僚体系内部演成相争之势，又不免于纷嚣。清人论及晚明群臣好攻讦之事云：“言事者益裁量执政，执政日与枝拄，水火薄射，讫于明亡云。”(48) 明末国事不济，当时舆论称：“本朝相业愈趋愈下，一出不如一出也。”(49)至崇祯时，甚至出现选相以张居正为参考的声音。“神庙初年，江陵柄政，凡民生、国计、吏治、边防综理精明。虽事嫌刻核，元气微伤，而廊庙、边疆皆有精明强固之象，则以江陵不徇情面，惟责成功。故至今谈相才者，不能不追思之也”(50)。明末，罗明祖云：“昭代名臣之胄，楚山楚水，古今依然也。昔人往已，江陵相业今焉在哉！”(51) 针对上述问题，明人设想种种可能化解的办法，就其大者，主要有两类。 第一，乾纲独断，弱化阁权，权责归于六部。如嘉靖时指挥使刘永昌云： 臣闻太祖罢丞相，设府、部、院以分理庶务，太宗命史臣于文渊阁参预机务，官止学士，至于后世而加以师保重职，于是虽无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权。迩者，杨廷和谬主大礼，植私党以抗朝廷，至于数年犹未定。伏望皇上存内阁以遵太宗之制，减事权以守太祖之训，再仿祖宗之意，令六部诸大臣更番入直，以备访问，因得以广益聪明，考见贤否，而倚任亦不患于无人矣(52)。 其实，这种思路与太祖朱元璋废除相制的用意相近，然事实证明，皇帝以下缺乏总揽全局之人，时局推演，百弊已然丛生。袁袠云：“今之内阁无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实，殊非高皇帝不立丞相之本意也，必革之而后可以为理？噫，是因噎以废食，惩覆而弃舟也，权之所寄不在此则在彼，苟得其人，何患弗理？”(53) 第二，乾纲独断，重视内阁的作用，慎重选任阁臣。如嘉靖时给事中梁梦龙等人言： 臣等窃惟相臣贤否，关治道污隆，一经简命，则体貌自隆，虽欲去之其势甚难。故古人或求之梦卜，或决之人情，我朝亦有讲读史职得典机务者，盖惟在于得人耳。伏愿皇上俯念政本，特敕吏部会同九卿、科道等官，共举诸臣中学术纯正，操履端方，名德宿望，足以镇华夷、服中外者，疏荐五六人，取自宸断(54)。 呼吁慎重选任阁臣，是明人的主流声音。然出于种种原因，万历以后阁臣多不得人，如崇祯帝在位17年，前后更换50位阁臣，君臣之间相互猜忌，于相体、相才、相度而言，已然远逊于嘉隆万时期诸臣。 以上被明人视为可能化解困局的两种办法，皆主张皇帝发挥重要作用，在此前提下，或轻阁臣，或重阁臣，存在抵牾。总体来看，两种办法其实回到了之所以产生困局的原点——明人独特的君相政治思维，这种思维是在将本朝阁臣比附宰相的视角下，关注阁臣应该有怎样的政治角色定位才是合理的命题。然而，在相之有无、价值如何尚存争议的语境中，阁臣永远难于自处，明末阁臣鉴前朝相臣取祸之因，渐趋于放任，面临指责，也由擅权转为庸碌。纵观明初以降的政治经历，其国运隆替，其实在很多时段与能否得相臣若合符节。当“有相虚君”时，如英宗年少，杨士奇、杨溥与杨荣获誉；皇位更替时，杨廷和、徐阶获誉；张居正获誉，时又在神宗年少。迨到英宗、世宗与神宗行权时，时局从“有相虚君”一转而为“有君无相”，“相臣”或隐，或死，只余“阁臣”或阿谀从君，或举步维艰，难见君臣明良之象。 综上所述，明人在有相之历史记忆与无相之现实环境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君相政治思维，有明一代纠结于阁臣与宰相的比附问题，关于相之价值以及阁臣政治功能如何一直存有争议，这其实反映出明人在废相之后的无所适从。在这种君相政治思维的导引下，明中期以后生成了一种相论十分活跃的舆论环境，然而相臣可议，相制却是不可触碰的政治禁忌。明初废相之后，诸般政务系于皇帝一人，在皇位传承依据血缘关系世袭的前提下，人君政治素养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当皇帝勤勉不足，抑或幼君继位时，国家行政中枢势必在某一时间段出现一个权责游移的空间。自明初以降，明人一直致力于在行政中枢层面培育新的辅政角色，承担前代之相的部分功能。以“相”为核心之种种称谓的出现，包括那些以“相”为视角对阁臣的种种评价，照应了这个类宰相政治角色的衍生过程。但是，类相终究非相，明人始终未能发明出彻底解决行政中枢权责游移的调适之道，不能从根本上颠覆明太祖关于有君无相的政治框架，阁臣势强势弱皆受批评。那些不断出现的相论，于无相处说相，或者意在救时，流于激愤，流于无奈；或者浮于人事，皆在某种程度上促发了那些阿谀、庸碌与党派之争的生成，直至明亡。 四 余论 明亡后，在明遗民的舆论中，关于本朝废相之事的反思益发活跃。如王夫之说： 权者，天子之大用也。而提权以为天下重轻，则唯慎于论相而进退之。相得其人，则宰相之权即天子之权，挈大纲以振天下，易矣。宰相无权，人才不由以进，国事不适为主，奚用宰相哉？奉行条例，画敕以行，莫违其式而已。宰相以条例行之部寺，部寺以条例行之镇道，镇道以条例行之郡邑，郡邑以条例行之编氓，苟且涂饰以应条例。而封疆之安危，群有司之贤不肖，百姓之生死利病，交相委也，抑互相容以雠其奸也。于是兵窳于边，政弛于廷，奸匿于侧，民困于野，莫任其咎，咎亦弗及焉。宰相不得以治百官，百官不得以治其属，民之愁苦者无与伸，骄悖者无与禁。而天子方自以为聪明，遍察细大，咸受成焉，夫天子亦恶能及此哉？摘语言文字之失，按故事从违之迹而已矣。不则寄耳目于宵小，以摘发杯酒尺帛之愆而已矣，天下恶能不乱哉(55)！ 王夫之还说：“天下可无相也，则亦可无君也。相轻于鸿毛，则君不能重于泰山也。”(56)顾炎武说：“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57)王、顾二人上述所论，或直言相之于君、于国具有重要意义，或劝诫君主不可“独治”，这些言论都表现出与明太祖截然不同的政治理念，这种理念在明清之际的反思浪潮中，以黄宗羲的表述最为透彻，他在《明夷待访录》中作《置相》一篇，专论明朝太祖罢相之过，其中云： 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秦、汉以后，废而不讲，然丞相进，天子御座为起，在舆为下。宰相既罢，天子更无与为礼者矣。遂谓百官之设，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贤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设官之意既讹，尚能得作君之意乎(58)？ 顾、黄、王三人所见是明清之际此类讨论中较有代表性的论述，延续了明中期以后隐然存在的怀念相制的理路，由朦胧至清晰。在追论故国何以败亡的激愤语境中，明人走出了本朝独特之君相政治思维的桎梏，他们不再盲从于祖训权威，不再纠结于设相得失，乃至阁臣类相与否、得失这些议题，而是回归到君主任相治国的传统君相政治思维，直接指出本朝废除相制的种种弊病。如黄宗羲曾言，“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59)。诚然确论。 ①学界关于明朝宰相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考辨明初废相史事，分析本朝阁臣与前代宰相之间的关系等方面，代表性论述有赵毅、罗冬阳的《朱元璋废丞相述论》(《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刘晓东的《明代丞相制度新论——“内阁非相说”质疑及其他》(《明史研究》第7辑，黄山书社2001年版，第28～38页)，洪早清的《明代阁臣群体为相情结述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等。此外，方顺姬的硕士学位论文《丘濬的“相业”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06年)以“相业”为题，评述阁臣丘濬一生的功业。 ②吕不韦：《吕氏春秋》卷一九《举难》，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8册，第447页。 ③朱元璋：《皇明祖训·祖训首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64册，第167页。 ④李东阳：《怀麓堂集》卷六九《历代通鉴纂要凡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0册，第728页。 ⑤《明神宗实录》卷五○○，万历四十年十月乙亥，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9453～9454页。以下所引明代各朝实录皆同此版本。 ⑥据顾炎武考，“相公”亦有指称该臣兼具“相”之官职与“公”之爵位之意。“前代拜相者必封公，故称之曰相公。若封王则称相王。自洪武中革去丞相之号，则有公而无相矣。即初年之制，亦不尽沿唐、宋，有相而不公者胡惟庸是也，有公而不相者常遇春之伦是也，封公拜相惟李善长、徐达，三百年来有此二相公耳”(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四《相公》，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8册，第933页)。 ⑦王元翰：《王谏议全集·疏草·政本虚人廷推难缓疏》，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第25册，第15页。 ⑧申时行：《赐闲堂集》卷三八《答叶台山相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4册，第791页。 ⑨王家屏：《王文端公尺牍》卷五《答申瑶泉相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9册，第658页。 ⑩佚名：《上钱老师》，钱士升：《赐余堂集》卷六，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册，第500页。 (11)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一四○《亡弟中顺大夫太常寺少卿敬美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4册，第50页。 (12)艾穆：《艾熙亭先生文集》卷七《报荆石王相》，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第21册，第765页。 (13)金日升：《颂天胪笔》卷一一《叶少师》，续修四库全书第439册，第391页。 (14)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二六《宰相上》所引胡世宁语，续修四库全书第1168册，第612页。 (15)《明世宗实录》卷七三，嘉靖六年二月庚午，第1649页。 (16)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二《隆庆七相之去》，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30页。 (17)黄景昉；《国史唯疑》卷九，续修四库全书第432册，第144页。 (18)杨继盛：《杨忠愍集》卷一《请诛贼臣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8册，第622页。 (19)需要说明的是，因吏部主持铨选，居六部之首，明人亦有将吏部尚书视为宰相的言论。“周官冢宰统百官，均万民，即今吏部尚书，乃天子之相也”(张瀚：《松窗梦语》卷八《铨部纪》，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7页)。 (20)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二《正德三相之去》，第829页。 (21)《明世宗实录》卷五一七，嘉靖四十二年正月庚寅，第8483～8484页。 (22)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四《再阐揆职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8册，第312页。 (23)袁袠：《皇明献实》卷二三《李贤》，周骏富编：《明代传记丛刊》第30册，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版，第487页。 (24)吴道南：《吴文恪公文集》卷一五《太师徐文贞公年谱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1册，第519页。 (25)张居正：《新刻张太岳先生文集》卷七《少师存斋徐相公七十寿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345册，第652页。 (26)黄景昉：《国史唯疑》卷七，第118页。 (27)郭正域：《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赠太师高文襄公拱墓志铭》，焦竑：《焦太史编辑国朝献征录》卷一七，续修四库全书第525册，第623页。 (28)冯梦祯：《张太宰恭懿公传》，张瀚：《松窗梦语》，第3页。 (29)丁元荐：《西山日记》卷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42册，第700页。 (30)张鼐：《宝日堂初集》卷一七《大学士水帘潘公志略》，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6册，第431页。 (31)(37)吴道南：《吴文恪公文集》卷二六《语录》，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1册，第630页。 (32)丁元荐：《西山日记》卷上，第708页。 (33)丁元荐：《西山日记》卷上，第678页。按，陆树声，嘉靖二十年进士。张居正，嘉靖二十六年进士。陆树声入仕在张居正之前，因而陆树声自视为“先辈”。 (34)郭正域：《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赠太师高文襄公拱墓志铭》，焦竑：《焦太史编辑国朝献征录》卷一七，第623页。 (35)耿定向：《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四《启徐存斋相公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1册，第101～102页。 (36)黄景昉：《国史唯疑》卷八，第132页。 (38)韩邦奇：《苑洛集》卷一《历官表奏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9册，第339页。 (39)张鼐：《宝日堂初集》卷二二《先进旧闻》，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6册，第598～599页。 (40)袁袠：《世纬》卷上《简辅》，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7册，第5页。 (41)杨继盛：《杨忠愍集》卷一《请诛贼臣疏》，第622页。 (42)杨廷和：《杨文忠三录》卷四《视草余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8册，第821页。 (43)《明神宗实录》卷五一一，万历四十一年八月庚寅，第9664页。 (44)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五《弇州评议礼》，第629页。 (45)汪若霖：《朝政因循可虑辅臣单匮难支疏》，陈子龙编：《明经世文编》卷四六九《汪给谏文集》，第5154页。 (46)瞿式耜：《瞿忠宣公集》卷一《任人宜责实效疏》，续修四库全书第1375册，第170页。 (47)倪元璐：《倪文贞集》卷一九《与杨武陵相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7册，第219页。 (48)张廷玉等：《明史》卷二二九《赵用贤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002页。 (49)翟凤翀：《河南道监察御史翟凤翀一本》，佚名编辑：《朝野申救疏》卷二，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影印本，第41页。 (50)《崇祯长编》卷九，崇祯元年五月甲子，第466页。 (51)罗明祖：《罗纹山先生全集》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84册，第55页。 (52)《明世宗实录》卷一一六，嘉靖九年八月庚辰，第2754～2755页。 (53)袁袠：《世纬》卷上《简辅》，第6页。 (54)《明世宗实录》卷四九八，嘉靖四十年六月丁亥，第8252页。 (55)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六《宣宗》，续修四库全书第450册，第264页。 (56)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八《朱温灭后》，第310页。 (57)顾炎武：《日知录》卷六《爱百姓故刑罚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8册，第529页。 (58)(59)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