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城乡统筹发展的宏观经济条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经济论文,中国论文,城乡论文,试论论文,条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城乡经济关系，经历了一个剧烈的变化，它由旧中国的城市剥削、压迫乡村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对立关系，演变为新民主主义的城乡互助关系；又由于加速工业化的需要，演变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村为工业化提供积累的城乡分隔关系；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是通过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迅速演进来打破城乡分隔、农村为城市提供剩余的关系。但是工业化的水平和国家的财力最终决定了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和城市反哺农村阶段的到来。
一、我国产业结构演变及经济增长
按照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工业化的实质就是产业结构的升级，即从原来的以传统的第一产业为基础和主要部门转变为以第二产业为基础和主要部门的产业结构，而第二产业发展所带来的资本增加、技术进步、市场扩大以及第一、第三产业的发展，都推动了经济总量和质量的大幅度提高，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由此也引发城乡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49年以来我国的城乡关系，无论我们主观上是怎样认识它、规范它，实质上都脱离不开制约它的基础，即产业结构。因此，要讨论如何统筹城乡关系，必然离不开研究我国的产业结构及其变化趋势。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产业结构基本呈现出一个工业基础薄弱的传统农业国特征，1952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之间的比例关系为50.5:20.9:28.6。为实现工业化，我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产业结构演进路径。但矫枉过正，从1953～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为6.1%，而第二产业则高达11%，其中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为11.5%，而第一、三产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速仅为2.1%、5.5%，到1978年三次产业结构比例变为28.1:48.2:23.7，三次产业的不协调，导致我国农业基础薄弱，人民生活物质短缺。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依靠制度创新、投入增加、技术进步和国外市场不断扩大的推动，政府和民间加快经济发展的双重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带来了发展的奇迹，我国的产业结构演变则呈现出快速工业化和结构不断升级的历程。按照我国产业结构演变、GDP的增长以及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将产业结构的演变大致划分为两个时期：（一）1978-1996年为第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产业结构是在普遍短缺的经济紧运行条件下，在计划与市场双重调节下，以需求为导向的纠偏性均衡发展阶段，并历经了两个调整过程。（二）1997-2006年为第二个时期，产业结构则是在需求不足的买方市场条件下，在市场和政府干预的引导下，以城市化和产业升级为导向的二次产业加快发展和重型化阶段。
在第一个时期，产业结构的演变又可以细分为三个阶段，即：1978-1984年的农业超常发展阶段；1985-1991年的第三产业和轻工业快速发展阶段；1992-1996年的整个工业超常发展阶段。
从1978年开始，为扭转畸形的产业结构，我国进行了以改革开放和经济调整为标志的第一次结构调整，此阶段主要集中于1978-1984年。这个阶段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从体制、政策和措施三个方面纠正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形成的农、轻、重比例失调，加快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在体制方面，最大的动作就是在农村全面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开放自由市场，允许个体和私营经济发展；在政策方面，则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开始引进外资；在措施方面，通过实行经济调整，限制了基本建设规模，通过实行地方财政包干和分灶吃饭，实际上为地方投资轻工业（投资少、见效快、收益高）开了方便之门。这个阶段经济增长快，产业结构的变化带有纠偏的性质，即第一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呈现出逆向的恢复性上升，这主要是由于进行农村体制改革，农业生产潜力得到释放，农业呈现出超常增长。到1984年，第一产业比重达到32%，比1978年提高4%。同期第二产业下降5%，第三产业上升1%，改善了工农业比例不协调的状况。显然，此阶段的结构调整之所以与工业化逆向，是因为释放了长期受到抑制的第一产业发展能力，是产业结构纠偏的第一个步骤。
从1985-1991年，我国产业结构进入第二轮调整和发展阶段。这个时期的产业结构变化，是在第一阶段改革开放成效诱导、第一产业超常增长基础上进行的，它主要体现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蓬勃发展，在第二产业中，轻工业比重迅速上升。一方面，1979-1984年的第一阶段的农村改革的成效，极大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当时被称为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加上市场调节范围的扩大，使得以自由市场、个体经济和国营公司为代表的商业和饮食服务业得到迅猛发展；另一方面，连续5年的农业大幅度增长，使得吃饭问题基本解决，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也较大幅度增加，以生活资料为主要生产对象的轻工业的需求更加旺盛，这也促使了乡镇企业和城市工业的迅猛发展。于是由投资引发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再次引发经济调整。这次经济过热与1977年那次完全由政府引发的投资过热不同，它实际上是政府与民间双重需求旺盛和投资冲动引发的。在这个阶段，第三产业从28.5%左右上升到34.3%左右，同时第一产业下降6%，第二产业比重保持在43%左右。其中二次产业是以轻工、纺织为主导，而重工业处于调整之中，比重下降较多。③这个时期，由于个体户、乡镇企业崛起，引起了劳动力大量转移到第三产业，推动了第二产业的轻工业发展。显然，此阶段也具有补偿发展不足、调整比例关系的特征。
1992-1996年是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演变的第三个阶段。从1992年开始，经过三年的治理整顿，又逢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我国确立了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修改了“八五”计划指标，使得政府和民间被压抑的双重投资冲动都得到迅速释放，而投资的重点自然是效益高的工业（开发区和房地产也是以工业为主或为原料）。于是就呈现出二次产业快速发展、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相对落后的格局。如：加强了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公路、港口、电力等）投入，具有突破“瓶颈”制约的经济意义；重化工业为主导，钢铁、机械设备、汽车、造船、化工、电子、建材等工业成为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具有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意义。1996年与1992年相比，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21.8%下降为20.4%，第二产业的比重由43.9%上升为49.5%，第三产业的比重则由34.3%下降为30.1%。
1997-2006年为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演变的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是在1997年实现经济“软着陆”和我国经济运行首次出现“买方市场”，我国国内已经基本解决温饱问题，消费结构正面临着结构升级，再加上1997年出现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我国的农业和轻工业因需求不足而增长缓慢，农民收入增长幅度甚至出现连续4年下滑的局面。
1997年是我国经济运行发生根本性转折的一年。经济“软着陆”的成功和国际“亚洲金融危机”，使得经过20年高速增长的国民经济终于告别了“短缺”常态，出现了渴望已久的买方市场，与此同时，国民经济与1995年底提前实现了“翻两番”的任务，人民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这种经济运行新局面的产生，预示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将由过去长期的“供给”约束型转向“需求”约束型，即从旺盛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饥渴转向国内市场“疲软”、需求不足。同时，温饱问题的解决和买方市场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经过20年改革开放形成的以温饱型消费为对象的现有工业产业结构必须进行调整，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另一方面，从1998年开始，我国加快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和调整产业结构的力度，以“抓大放小”和“减员增效”为国有企业改革目标，以压缩生产能力过剩行业为调整结构目标，以及乡镇企业的普遍转制，都导致了轻工业发展缓慢。而为了拉动国内需求，即扩大内需，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由于农民收入增长有限，而城镇居民随着改革的深入面临着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费用的自筹，甚至下岗、失业的担忧，因此一般消费品的内需并没有扩大多少；而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财政资金和信贷既不可能再投入到供过于求的一般轻工业，因此由政府投资拉动的社会投资就集中于基础设施和能源、钢铁、建材等重化工业方面。这就使得这个阶段的产业结构呈现出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主要是重工业）、第三产业发展快的格局。
在这个阶段，重工业由于城市化、消费结构升级、交通和基础设施发展的需要，同时可以通过内部循环来消化一部分产能过剩，因此则表现出较大的发展空间，这就是1998年以来电子、能源、汽车、建材等行业成为工业经济增长支柱产业的原因。这种所谓的“重化工业化”趋向，实际上也反映出我国工业在经历了50年的高速发展和人民解决温饱问题后，必然要走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高加工度化，而“新型工业化”和“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则是顺应了这个客观趋势。④
二、产业结构变动和国民经济增长预期
产业结构通常用三次产业的GDP构成来说明，这既可直观表现产业之间的结构特征，又可表现工业化进程的发展阶段特征。结合经济发展阶段与产业结构演进进行综合分析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他从产业结构演进角度将各国人均GDP水平划分为6个变动时期，根据钱纳里的研究和目前我国的人均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美元），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仍然有较大的提高空间。此外，中国所具有的独特因素也进一步支持了未来经济将以较高速度增长。
第一、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和城市化加速阶段，外延型增长仍然有较大空间。工业化中期的需求升级和城市化的加速，必然导致以重化工业带头的经济扩张。
中国13亿人口的60%还生活在农村，还处于低收入和渴望向非农产业转移，中国的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正在由温饱型向小康型升级，这个客观条件，必然决定中国经济的外延型扩张还有很大的空间和强烈的需求。在工业化起飞和城市化加速阶段，在大量人口需要转移和就业的压力下，扩大经济总量和增加就业机会，不仅是党和政府的愿望，更是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在今天，当民营经济已经大大超过国有经济和市场机制成为调节经济运行的主要杠杆的条件下，更加充分显示出我国的经济扩张是一个客观规律和要求。再以外延型发展很快并遭到诟病最多的煤炭生产来看，是需求决定了供给，当政府提高煤炭生产的安全门槛后，立刻就表现出煤炭价格上涨和许多农村居民又转向砍柴取暖，因为收入的提高必然导致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亦即能耗的增加。⑤下面再通过能源消耗和城市建设方面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来说明中国外延型发展的空间还有多大。
说明：中国内地被列为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1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世界银行：《2005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世界银行：《2003年世界发展数据手册》，中国财经出版社，2004；世界银行：《2005年世界发展数据手册》，中国财经出版社，2005。
①电话主线每千人拥有量、电视机每千人拥有量为2003年的统计数字。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5年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再看中国正在加速的城市化。城市化意味着居民的消费水平比起分散居住在乡村将有较大提高，它必然导致社会在住房、道路、交通通讯、水电煤气等公用基础设施投资大量增加，这里还不包括第三产业的投资。“九五”以来的10年里，我国的城市公用设施投资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如下表所示，但即使这样高速度的增长，仍然没有达到国际水平。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国际水平为0%～15%；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占GDP比重的国际水平为3%～4%，联合国推荐水平为3%～5%。⑥
资料来源：转引自张伟：《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研究》，第34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第二、受长期形成的赶超战略和就业压力的影响，经济发展速度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的最优先的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都将经济发展速度作为衡量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主要参数，也将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作为中华民族的奋斗目标，这都反映和代表了中国人民加快经济发展的强烈愿望。要加快工业化的步伐，实现赶超，从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和大国地位出发，就需要降低工业化的成本，即人为地压低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源价格来加快工业的发展，如以国家控制土地和水、森林、矿产等压低自然资源价格，以剪刀差压低农副产品价格，以国家垄断金融和规定信贷利息来压低资本价格，以户籍制来限制劳动力价格。这种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形式表现出来的“低价工业化”，在改革开放以后被相当程度地延续下来，这主要表现在政府为加快经济发展，在放开所有制和计划管理的限制后，却继续控制和实行了自然资源的低价政策（包括对污染环境企业的处罚力度很小），政府垄断的低成本、低风险的信贷和上市公司；人为或利用市场的供求来压低职工工资，特别是农民工的工资、福利和劳保待遇。这些政策对于吸引外资、刺激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而也就成为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而这种低价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和资本筹集，一是必然导致大量的技术水平低、规模小、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重的小型企业层出不穷；二是导致利用中国劳动力价格低、自然资源价格低的外向型制造业企业（包括外资企业）迅速发展，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不断攀升；三是导致大型的企业，即使是特大型国有企业在权衡得失后，也不会走以技术创新、改善经营管理的效益型道路，而是走资本、规模和人员扩张的外延发展道路；四是导致体力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从而导致职工的素质降低、责任心下降和管理粗放。
此外，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地区之间因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导致的激烈竞争，也成为刺激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重要动力。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和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大国。除了港、澳、台与大陆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外，大陆内部的沿海与内地以及东、中、西各经济带内部的各个省、市、自治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众所周知，这种在国内统一市场条件下的地区之间差距，不仅仅是各级官员的政绩和面子问题，更重要的是先发展或快发展的地区具有明显的“先发优势”，先发达的城市和地区，在“低价工业化”[7]的体制下，会利用它的优势将周边地区的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吸纳过来，而将其沦为产品市场、原料产地，从而进一步加剧这种不平衡。因此，即使出于地方利益和发展的要求，也必然会导致各地之间在发展速度、基础设施以及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上的激烈竞争。各省都争先恐后，想“大干快上”，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存在的强烈愿望，特别是在中央扩大地方的自主权的时期更是如此。例如这次制订“十一五”规划时，全国的GDP增长指标定位为7.5%，而25个省市自治区中定位在8.5%的为1个，9%的为7个，10%的为10个，11%的为3个，12%的为3个，13%的为1个，平均都在10以上。⑧
根据我们的预测，“十一五”时期我国大体上能够保持约10%的经济增速，2011～2020年能够达到8.5%的增长速度。具体分析依据如下：
首先，现实经济低于潜在经济增长水平。自2003年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经济高速增长周期，经济已连续4年实现了两位数增长：2003年增速为10%，2004年为10.1%，2005年为10.4%，2006年为10.7%。与此前GDP的年均增长率（1981-1990年是9.0%，1990-1997年是11.2%，1998-2002年是8.1%）相比，目前中国经济已从振动波幅较大的中速增长时期转到平稳上升的高速增长时期。连续4年两位数的高增长，虽然超过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任何一次繁荣期的长度，但从走向上看，繁荣停止的迹象尚未显露。从决定潜力经济增长的几个因素看，近年来随着投资的大幅度增加，我国资本积累的速度快速增长，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由改革开放以来年均增长11.5%提高到12.8%左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接近改革开放以来年均3%的水平，国内基础设施和重大工程建设得到明显加强，煤电油运等瓶颈制约明显缓解，支持经济增长的供给能力更加宽松，应该说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潜在生产能力在10.5%左右，高于改革开放28年来潜在增长率9.5%左右的平均水平（祝宝良，2007）。
其次，从现实经济增长因素看，未来几年国际国内的环境仍然有利于我国经济保持较快增长。(1)世界经济仍将保持稳定增长，世界经济发展总体上有利于我国保持对外贸易的继续增长和稳定外商投资规模。据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预测，2007年世界经济将增长4.9%左右，略低于2006年水平，仍高于1990-2006年平均4%的增长速度；世界贸易量增长率达到7%左右，增长势头良好。(2)资本和劳动力充裕但利用率不高。到2006年底，居民本外币储蓄高达32万亿元人民币，国家外汇储备为10663亿美元，每年吸引外资在550亿美元左右。但银行总体上出现存差，资本的利用率不高，资本的产出率也不高。加上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应该说，支持经济增长高速度的空间是具备的。(3)我国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环境逐步改善，经济结构调整不断深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升级引导的内生经济增长活力进一步增强。(4)我国将继续保持宏观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注重各种政策和手段的协调配合，确保经济发展又好又快。
第三，从长期来看，确保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将更加优化。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根本保障。今后5～10年里，我国改革攻坚的举措将陆续出台：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理顺产权关系为重点，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以推进公共财政体系建设为重点，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优化金融结构为重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以完善市场功能为重点，推进重要资源性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进一步理顺水、电、煤、油、土地等价格，建立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生产供求关系的价格形成机制，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由于这些改革举措的落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将进一步完善，更能确保我国经济在效益提高的基础上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况且，随着政府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公平性，内需不足的短板要在这个时期填补，其增长空间还是非常巨大的。
第四，从今后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能会有所放缓，从目前的超高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一是因为经济增长的基数扩大了，改革初期的1980年，中国GDP仅有4518亿元，增加几百亿元就可达到10%的增长速度，到1990年，GDP达到18598亿元，增长10%要增加近2000亿元，而到2006年，GDP达到20.94万亿元，增长10%要增加2万多亿元；二是从短缺经济到过剩经济的转变以及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转变，使中国不得不放弃过去的外延扩张、粗放经营的发展模式，从追求增长速度转而追求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的影响，“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将承接2003年以来的发展势头，继续保持高增长态势，国民经济年均有望增长10%左右。在2011—2020年期间，经济增长维持8.5%的速度是有可能的，这个速度比改革开放28年来的潜在增长率平均水平低了1.5个百分点，甚至还略低于整个80年代的增长率平均水平。
三、城市支持乡村的三个基本条件分析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准备就直接关系到统筹城乡发展、实行城市支持乡村新战略的三个因素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第一，对我国未来财政收入增长的预测。从全国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来划分，1994年以来全国财政收入增长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994年至1997年为第一阶段，财政收入保持在3000至9000亿元之间。1998年至2001年为第二阶段，财政收入保持在10000亿元台阶。2002年至2006年为第三阶段，财政收入保持在20000至30000亿元之间。其增长幅度如下表所示。
资料来源：《中国财政年鉴》2005年。温家宝：《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3月12日。
首先从国内外形势来看，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逐渐增多。其次，我国经济本身发展在未来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动力和巨大的潜力。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仍处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加快的发展阶段。特别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落实“十一五”规划，都将增强内需动力，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契机。再次，财政体制改革和支持经济发展的力度会进一步加强。另外，税制改革的深化和税收征管的加强会使税收增长继续保持强劲势头。近年来税收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使税收稳定增长的机制基本形成，拉动财政收入增长的国内流转税、进口环节税收和所得税“三驾马车”，为今后财政收入增长打下了稳定的基础。
根据以上的情况，预计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在2006年的基础上还会有新的突破，按照近年来年均增加5000亿元的水平估计，2007年的财政收入大约为41000亿元，比2005年增长15%左右。中央本级财政收入约23000亿元，约增长18%；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约20000亿元，约增长12%。财政收入仍然保持快速增长的趋势。
第二，对未来城市化进展和速度的预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快速的城镇化进程，表现为第一产业产值和吸纳就业人员均呈现迅速下降趋势，而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迅速上升，不仅吸纳了绝大多数新进入劳动年龄的劳动力，而且吸纳了第一产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了较为剧烈的波动：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比重在1997年之前迅速增长，1997～2002年出现停滞，2003年至今又呈现快速上升的势头。以90年代后期的停滞来看，主要成因在于国有企业改革步伐的加大，大量富余人员从国有集体经济部门被排除出来。这个时期，尽管第一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继续下降，可从业人员的比重并没有相应下降，始终徘徊在50%左右。
在理论研究中，人们一般用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测度城市化发展水平。按此标准，近10年我国城市化进程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城市化总体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到2005年底，城镇人口达56157万人，比2000年增长23.2%，比1995增长59.7%；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42.99%，比2000年提高6.9个百分点，比1995年提高13.95个百分点。“八五”时期，中国城镇人口数量以年均3.1%的速度递增，期间全国城镇人口增加了4979万，城市化水平提高了2.63个百分点。“九五”期间，城镇人口数量增加了10732万人，年均增速达5.47%，城市化水平提高了7.2个百分点。“十五”期间，城镇人口数量增加了10563万，年均增速达4.64%，城市化水平提高了6.9个百分点（陈佳贵等，2005）。由此可见，我国城市化进程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
但是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城市化水平还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99-2003年，世界城市人口平均年递增2.1%，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年递增2.0%；4年间城市化水平分别提高3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同一时期，中国城市人口年均递增4.6%，是世界平均增长速度的2倍多；城市化水平提高了5.75个百分点，比世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幅度快2.75个百分点。但是，2003年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为49.0%，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城市化水平为50%。与之相比，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分别低8.5个和9.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近10年来按常住人口比重计算的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尽管很快，但与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相比，还相差很大距离。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第三，对未来城镇和二、三产业新增就业机会的预测。根据经济增长率和总体就业弹性变化轨迹的预测，未来15年我国城镇经济将会创造出大量的潜在就业机会。2006～2010年的5年内，城镇新增劳动力需求将达到5000万，年均增加1000万人。考虑到中国经济规模迅速扩大、社会专业化分工加密加长的前景，以后年份新增劳动力需求呈现增大趋势，2011～2015年间，城镇新增劳动力需求上升到6000万，年均增加1200万人；2016～2020年，城镇新增劳动力需求会达到6500万～6800万，年均增加约1350万人。这样，在今后的15年里，城镇新增的潜在就业机会共达到约1.75亿。
在这些新增的就业机会中，工业将成为吸纳就业最大的行业。在未来15年内，工业就业增长将以每年600万～700万的速度增长，成为吸纳劳动力最大的行业。这种状况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设备制造能力仍需大发展的阶段特征紧密联系的。传统服务业和建筑业一直是吸纳就业的两大行业，即使在1998～2002年这个特殊的时期，这两个行业就业都呈现增长的趋势，以后年份这两大行业新增劳动力需求都在100万人以上。近年来，社会服务业吸纳就业增长迅速，但这个行业与新兴的社区就业联系密切，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接近于非正规就业，稳定性差，但发展潜力很大。按照我们的预测，社会服务业每年新增劳动力需求50万～90万。
另外，吸纳劳动力的另一大行业是“其他行业”。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行业，随着市场发育和分工链条的延长，出现了越来越多无法为传统的16大行业所涵盖的新兴行业。这个行业成为吸纳就业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尤其是在1998～2002年这段就业严峻时期，“其他行业”吸纳就业迅速增长对缓解城镇就业压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我们的预测，未来15年中这个行业每年吸纳就业将在100万人以上。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服务业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寄予厚望。但近年来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升反降，由2002年的41.7%降为2005年的40.2%，从而引起了学者们的焦虑不安。我们对此问题的认识是：一方面，由于中国工业化的水平和质量还不高，服务业大发展的条件还不具备，特别是粗放型增长模式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使配合工业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还很微弱，这就决定了当前我国服务业仍还主要是生活服务业，具有量大价低的特点；另一方面，中国巨大的收入差距影响了服务业的发展，有相当一部分人处于最基本生活需求的边缘，对质优价廉服务的基本需求无法得到充分的满足，相对富裕阶层却支撑着国外奢华性服务业的畸形发展。这样，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未能与年剧增的状况，并不是非常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正因如此，我们也能看到：从2002年以来，中国服务业劳动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重，每年均以0.7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2005年达到了31.4%，虽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但与2002年相比，其比重仍然提高了2.8个百分点。服务业对中国就业增长的贡献，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和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将会更加凸显。
在未来15年里加快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战略任务的必由之路，也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社会公平的必由之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认为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第二位的是就业问题，这种认识是符合实际的。要把中国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没有城市化的大发展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转移是不可想象的。通过全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15年里，中国城市化进程已经吸引了1亿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在未来15年中，城市就业能力的增长，将会实现1.35亿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可以说，这是按照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共同发展的要求，实施城市反哺农村、工业支持农业的战略性决策的基本条件。
注释：
①本文为国家200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政策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执笔人为武力，参与者有赵云旗、程连升、黄志钢等同志。
②国家统计局；《新中国50年系列分析报告：之二》，1999年9月14日。
③互联网：《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和调整》，中国学习联盟网：论文中心。
④笔者赞同赵国鸿先生用“高加工度化工业化”来替代“重化工业化”来概括我国当前的工业化趋势。参见赵国鸿：《“重化工业化”之辨与我国当前的产业政策导向》，《宏观经济研究》2005年第10期。
⑤参见丁双喜：《煤价上涨，贵州农民被迫上山砍柴》，《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11月14日。
⑥转引自张伟：《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⑦所谓“低价工业化”，是指政府为加速工业化，有意采取的降低资源和劳动力价格的体制和政策。详细论述请参见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的累积效应与资本形成》，《经济研究》2003年第8期。
⑧房维中：《“十一五”的宏观调控应从“十五”中吸取教训》，《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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