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社会运行理论的基本点：激励与整合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本点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当代中国发展的基本问题：激励与整合
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演进，集中起来不外是两个基本问题：社会激励和社会整合。任何社会的发展都需要动力。社会激励，就是把社会发展的潜在动力转变为现实动力。它是某一社会系统为引导其成员的价值观念、行为指向和行为方式，以利益关系为主线，按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将社会资源分配给社会成员，满足他们的需要，以实现他们所认同的社会目标的过程。社会激励从三个层面推动社会变革、促进社会发展：激发、引导和强化社会成员的符合社会系统所期望的行为；激发、引导和强化微观组织适应社会主流环境，使它们在社会互动中产生活力并朝向社会所期望的目标健康发展；在全社会形成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凝聚力，保持社会运行的活力和高效率。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最终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人民最基本、最强烈的需要是彻底消除历史遗留的积贫、积弱状况，逐步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的全面发展。能否把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作为施政的根本出发点和最高准则，这是关系中国社会发展能否获得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强大动力的最高战略问题。社会整合，是指一个社会内部的不同要素、不同部分结合为一个统一而协调的整体的过程及其结果。也就是社会一体化过程。美国社会学家T·帕森斯阐述了社会整合的两层含义，一是指社会体系内各部分的和谐关系，使体系达到均衡状态，避免社会解体；二是指社会体系内已有成份的维持，以对抗外来的压力。可见，保持社会系统内部结构的均衡和稳定，是社会整合的基本特征。当中国社会步入发展的快车道之后，新的社会矛盾日渐增多，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在加快，如何解决社会矛盾，优化社会结构，这种结构的紧密程度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依靠何种社会力量维系这种结构而不至于造成社会解体，这类问题是关系到中国社会能否实现稳定、持续发展的最高战略问题。
二、社会激励：从泛政治推动型转向利益导向型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社会的激励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是激励对象的变化。改革开放前，在“左”的错误指导下出现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倾向，使人民民主专政遭到扭曲，众多社会成员被打入另册、排除在社会主流之外。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的内涵和外延得以重新确认，一切拥护社会主义、拥护爱国主义的社会成员都成为社会真正的主人，成为依靠力量或团结的对象，从而使社会激励的对象更为广泛。二是激励基点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伊始，疾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刚刚结束，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切身体会到社会革命给他们带来的新生，因此，保护、引导和运用人民的政治热情，使之成为激励人们建设贫穷落后国家的社会动力，就成为领导者必然的选择。然而政治热情如果没有足够的、持续增长的经济利益作为支撑是难以长久维持的。邓小平理论把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物质和精神的生存状态作为激励的基点，使社会的活力建立在一种全面而稳固的基础上。三是激励结构的变化。在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中，作为社会激励对象的“人”只是抽象的“全体人民”，个体、群体或局部的人并不具有独立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个体的人被承认为是具有多种需要的独立的行为主体，社会尊重每一个人合法的选择及其行为方式，实行多样化的激励；群众的人被承认为是包括微观层次（个人、家庭和社会组织）、中观层次（阶层、行业、部门和地区）和宏观层次（国家和社会）在内的复杂的社会人群结构，实行多层次的激励，把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和社会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地方的自主性和中央的权威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大大增强了激励的现实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四是激励手段的变化。过去，领袖号召、行政命令和组织系统的垂直动员是社会激励的基本手段。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主题，逐渐形成了以物质激励为基础，以精神激励为指导，包括经济手段、法律手段、教育手段和行政手段在内的综合激励体系。五是激励方式的变化。频繁地开展群众性政治运动是以往社会激励的基本方式。邓小平理论以发展经济为基础，以制度和法制建设为保障，实行广泛的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充分保障人民群众应有的自主选择的权力，鼓励和引导人们创造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方式。这是一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社会激励方式。
邓小平社会激励理论的核心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利益，围绕这一核心内容，从三大层面建立起利益导向型的综合激励模式：
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激励。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最大贡献是实现了两大突破和创新，一是突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和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观点，坚持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找到了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二是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计划和市场的有机统一，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机制的最大优点是能够充分激发经济主体的活力，计划机制的最大优点是有利于资源在宏观层面的有序配置；二者都有各自的功能强点和功能弱点，只有把它们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保证社会经济运行的高效率。
以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为主要特点的政治激励。邓小平理论阐述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民主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和保证；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依靠法制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不断激励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以培育“四有”新人为主要特征的文化激励。邓小平理论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并进行了系统构造，主要体现在“五个确立”：确立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地位，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保障；确立“三个面向”的时空坐标，主张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文化；确立培养“四有”新人的任务，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确立“一体两翼”的文化内涵，要求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确立立足中国现实、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革命传统文化、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吸收世界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文化新模式。
三、社会整合：把“三治”结合起来
1．社会整合在中国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社会整合的必要性首先来自社会大变迁时期体系内部各构成部分之间的无序状态或“不对称”现象。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各构成部分因变化的速度不一、力度不同，总有某些部分处于滞后状态。当这种情形发生时，表明社会体系原有的结构平衡被打破，需要建立新的平衡，从而在新的基点上保持社会稳定。中国社会正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其中最主要的是三大根本性转变，即：全党全国工作中心的根本性转变；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与此相适应，各种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组织、制度、社会阶层等结构性要素发生了重大变化与重组，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乃至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变。社会大变革使社会系统从内外环境中获取资源并在系统内部分配这些资源的能力大大增强，带来了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巨大进步。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矛盾，如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失业问题、信仰问题、道德问题和腐败问题等等。尽管这些问题并不代表社会变迁的主流，但如果不采取有效的矫正措施，它们就有可能在某些内部或外部力量的作用下造成整个社会的失调，甚至导致社会的解体。其次，社会整合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最近二十余年，中国社会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但这仅仅只是一个开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并且，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都存在着一些制约我国进一步发展的不利因素，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
邓小平理论十分重视社会整合，主张建立有效的制衡机制，巩固社会激励的成果，保证社会运行的有序性、稳定性和持续性。社会整合的重要作用在于：第一，促使社会变迁中的积极因素结构化、一体化和稳定化，即把社会变迁中的各种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因素形成为一种新的有序结构，使之产生合力。例如在基本经济制度中，既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又包容其他非公有制和非按劳分配形式。第二，克服社会发展中的不对称状态，着力解决某些突出的滞后现象，保证社会的稳定发展。邓小平始终坚持把共同富裕作为目标，把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和手段，他指出，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共同致富，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第三，化解各种非对抗性矛盾，促进非对抗性的消极因素向积极方面转化。在改革过程中，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利益关系出现新的变动，产生新的利益矛盾，这些矛盾虽然从总体上看不具有对抗性质，但如果处理不当就可能成为消极因素。社会整合的任务之一，就是要通过对利益关系的调整，化解或缓和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使它们向有利于社会稳定发展的方向转化。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失业——再就业”机制就属于这类情形，这类机制一般具有双重功能：既要形成微观组织的竞争活力，又要保证社会公正和宏观稳定。第四，抵制和瓦解系统内部的对抗性因素，排除使系统在变革中解组的隐患。邓小平强调，一切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东西，如资产阶级自由化、权力腐败等，如不及时加以制止和打击，就可能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毁于一旦，直至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第五，在保持系统内部活力与秩序的基础上加强与外部环境的良性互动。任何一个社会要求得自身的发展，都必须保持自身的开放性。一个社会系统的结构及其功能如果具有健全的激励机制和制衡机制，则该系统在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中就有足够的引力和张力，从而顺利地实现与外部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使系统自身得到持续地发展，因此，系统内部有效的激励和整合是保证系统开放性的两个基本条件。
2．建立理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社会整合模式。邓小平关于社会整合的理论，集古今中外宏观管理之大成，坚持科学、民主、法律并行，理治、德治、法治并用，并赋予新的时代精神，使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进步、社会稳定，堪称中国历史之最。
理，在先秦哲学中通常指规律或原理。它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客观规律、法则；二是指反映客观规律的科学、原则。本文所说的“理治”，是指尊重规律，崇尚科学，按规律和科学的要求治国。从邓小平到江泽民都十分重视“理治”，他们尊重规律、按规律办事，科学揭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规律，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规律，教育优先发展的规律，创新规律，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多样化的规律，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规律，等等；他们十分重视科学文化建设，强调要把科学技术和教育放到现代化战略的高度去认识，把科教兴国战略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理治”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
德治，原为儒家的政治思想，主张用统治阶级的道德感化来统治民众。邓小平和江泽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同时吸收中国古代传统道德和西方道德中的合理成份，建构新时期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并以此作为治国的一个基本方略。他们把道德目的与道德手段统一起来，强调社会主义道德既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又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主张把道德建设与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统一起来，把道德建设与经济建设统一起来，把市场竞争与市场伦理统一起来，把义与利统一起来，提倡重诚信、重效率、重创造、重创新的劳动道德。“德治”的目的，是为了健全社会成员的自律机制，完善社会的柔性规范，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从邓小平到江泽民，领导党和人民结束了长达数千年的人治社会，使中国社会真正步入一个法治新时代。首先，他们的法治思想与传统的“人治”相对立。中国古代儒家主张的“人治”是“一人之治”，即帝王凭借个人的权力和意志来治理国家。现代意义的“法治”则要求，任何人的权力都是来自宪法和法律，任何权力都要受立法与司法的制约，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邓小平认为，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以及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实际上是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次，他们的法治思想与传统的“法治”相区别。中国古代法家所主张的“法治”，强调“法自君出”，“法为君用”，旨在强化君权、巩固专制，因此这种“法治”与“人治”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邓小平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法治不仅是一种治国方式，更重要的是人民民主的集中体现和根本保证。江泽民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第三，他们的法治思想与西方的“法治”相区别。现代国家的法制都与一定的民主相联系，但由于社会制度不同民主与法制的性质也就不同。邓小平理论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和政治基础，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和保障。第四，强调要建立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实现机制。要在制度上做一系列的改革，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要制定一系列法律、法令、条例，使民主具有可靠的保证；关键是严格依法办事，确保公民在制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的目的，是为了健全社会成员的他律机制，完善社会的刚性规范，增强全民族的以法律为准绳的社会公正和社会权威意识，保证社会有序发展。
四、新时期两代领导人关注的焦点：激励与整合的统一
1．邓小平：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问题和制衡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根本性历史课题。在社会发展史上有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种是重变革、重发展而轻制衡、轻稳定；另一种是重制衡、重稳定而轻变革、轻发展。邓小平理论始终坚持社会激励与社会整合的高度统一，始终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高度统一。“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是我们党根据邓小平理论而确立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改革、发展、稳定”是这一方针的简要表述，它的基本依据就是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其中，“发展”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相对应，“稳定”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相对应，“改革”同“坚持改革开放”相对应（开放也是改革）。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具有内在的联系，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发展是主题，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只有加快经济发展，才能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发展是稳定的最坚实的物质基础，经济不发展或发展太慢，是社会稳定的最大隐患。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是一种强大的社会激励机制，它在兴利除弊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也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整合机制，它既是对原有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社会秩序的冲击，又是新的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社会秩序的重建，因此，改革是稳定的重要条件。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保障，稳定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政体、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任何时候都动摇不得，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着种种特殊困难和矛盾，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环境是绝对不行的。
2．江泽民：“三个代表”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和丰富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者有机统一起来，把社会激励与社会整合有机统一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保证。
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社会激励的物质动力和社会整合的物质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基本动力。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此，我们党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的、中心的任务，在此基础上，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促进人类进步和繁荣。
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社会激励的精神动力和社会整合的精神支柱及其智力支持。事实充分证明，一个社会的活力、秩序和文明程度与全体国民的素质有很大关系。我们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及其进行的一切工作，既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党提出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社会激励和社会整合的核心内容。中国共产党人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准则，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它只所以经得起各种风浪的考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在于能够始终从根本上促进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中国文化的进步，实实在在地为人民办实事、谋利益。这是我们党全部力量的源泉所在，也是我们国家能够持续稳定发展的奥秘所在。面向新世纪，我们要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千方百计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
总之，“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从根本上回答了我们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我们国家长期发展的动力机制和稳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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