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协整理论的政府科技投入绩效与目标强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绩效论文,强度论文,目标论文,政府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 引言
国际上，对政府科技投入的关注和研究是以Nelson、Porter等人在20世纪末的研究成果开始的，其主要思路是采集历史数据对各国政府科技投入的不同方式、政府科技活动的配置、科技经费来源、政府支持技术创新的政策等进行比较。继Nelson（1989）提出创新体系理论之后，1990年，Porter等人从国家竞争力的角度出发，对美国及其不同产业的主要竞争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差异进行了比较[1]。1992年，K·Havsom和D·F·Burton发表了他们通过采集资料的实证分析，对德国和美国两国政府科技投入状况进行比较分析的研究结果。1993年，Nelson等人又将世界上15个有代表性的国家分为高收入的大国、高收入的小国和低收入国家三组，对政府科技投入资金的配置、R&D经费的来源、重要产业部门及企业特征、大学的作用、支持和影响技术创新的政府政策等指标，采用历史数据分析的方法，发表了大规模的研究成果。1995年Koh Ai Tee等人采用同样方法对亚洲10个国家进行了比较研究。1996年R·G·Sternterg发表了他通过比较、分析和论证的美、日、英、法、德5国的技术政策，应用OECD关于R&D统计分析的指标，比较了在科技支出方面的效果，应用18个指标对5国在高技术领域的政策进行了分析和比较。1998年，Riccardo Leoncini采集德国和意大利两国科技体系的资料，对科技投入和技术演进过程的不同点和相同点分别进行了实证性分析。进入21世纪，理论界开始关注政府科技投入的绩效问题。2000年，Dominique和Bruno等人对政府科技投入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2]；2001年，Salter A.J等人研究了政府公共R&D的溢出效应，认为有必要解决市场失灵问题；2002年，Tassey研究了美国研发投入的结构（NSF,2002）；2004年，Banker、Kuuffman等人在对管理科学15年的研究报告中，统计了科学论文在政府科技投入方面的研究。师萍教授针对我国科技投入绩效发表论文——“政府科技投入缺乏效率”，对我国科技投入现状进行了分析[3]。许治、师萍等通过模型和回归分析，认为政府科技投入对企业的挤出效应不是造成我国科技投入强度偏低的原因，我国政府科技投入对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促进作用要大于挤出效应，政府科技投入每增加1元，企业将额外追加R&D投资0.268元[4]。
从这些研究成果来看，当前国际上对政府科技投资尤其是R&D投资的研究，主要是对一些主要工业国政府科技投入活动所涉及的经费、人员、组织网络、政府政策等方面进行分析、比较。其共同之处在于，研究是以各国科技、经济发展的现状，以及政府科技投入的优化配置为主要目标，考察和分析国家科技投入的效果与适用性。从趋势看，开始重视科技投入绩效和目标强度分析，研究政府科技投入绩效最优的途径。
1 我国政府科技投入与产出现状分析及国际比较
1.1 科技投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主要是以R&D费用占GDP的比重（R&D/GDP）来衡量一国的科技投入强度。据相关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总支出为3003.1亿元，比上年增长22.4％，科技投入强度为1.42％，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见表1）[5]。我国的科技投入保持较快增长，科技投入强度呈逐年增加的趋势。
表1 全国R&D经费支出（2001－2006）
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
R&D经费支出(亿元) 1042.51287.61539.61966.32450.03003.1
R&D经费支出／国内生
0.95 1.07 1.13 1.23 1.34 1.42
产总值（％）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http://www.sts.org.cn/sjkl/kjtjdt/index.htm
从研究类型看，2006年基础研究经费支出为155.8亿元，比上年增长18.8％；应用研究经费支出为504.5亿元，增长16.4％；试验发展经费支出为2342.8亿元，增长24.3％。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经费支出所占比重分别为5.2％、16.8％和78％。
其中，相关数据显示，国家财政科技拨款力度加大。2006年国家财政科技拨款额为1688.5亿元，比上年增加353.6亿元，增长26.5％；科技拨款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为4.2％，为199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在国家财政科技拨款中，中央财政科技拨款为1009.7亿元，比上年增长25.0％，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为10.3％；地方财政科技拨款为678.8亿元，比上年增长28.8％，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为2.2％，比上年略有提高。在科技活动经费投入增长的同时，我国R&D活动人员也保持着稳定增长。R&D活动人员折合全时当量达到150.2万人年，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数达到122.4万人年，分别比上年增长10.1％和9.4％。
从科技活动投入指数的排序中可以看出（见图1），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广东、江苏、陕西、辽宁排在前8位，同时也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科技活动投入指数为52.20％）的地区，与2006年科技活动投入指数基本一致。通过与2006年监测结果相比较，2007年全国科技活动投入指数提高了4.47个百分点，高于此增幅的地区有上海、江西、天津、河南、北京、山西、浙江和江苏，但辽宁、新疆、陕西和青海4个地区的科技活动投入指数低于2006年水平（见图2）。
图1 各地区科技活动投入指数排序图
图2 各地区科技活动投入指数提高百分点排序图
1.2 科技产出规模不断扩大[5]
我国实施的专利战略进一步促进了专利数量的提高。2006年我国专利申请量达到57.3万件，比上年增长20.3％，授权量达到26.8万件，比上年增长25.2％，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21.0万件，比上年增长21.4％，发明专利授权量5.8万件，比上年增长8.4％（见图3）。
图3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申请受理及授权量（1996－2006年）
科技论文是科学研究活动的重要产出之一。2007年全国共发表科技论文40.5万篇，比上年增长14.0％，三系统（SCI、ISTP、EI）收录的论文17.2万篇，比上年增长12.4％。按照国际论文数量排序，较上年上升了2位，继2006年超过德国后又再次超过英国和日本，排在美国之后列世界第2位。全国共完成重大科技成果33644项，比上年增长4.0％。从完成单位的类型看，企业完成的有11918项，占35.4％，是主要的重大科技成果完成单位，也反映了重大科技成果应用与经济与社会重点发展方向的一致性。
从科技活动产出指数的排序中可以看出（见图4），2007年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排在前4位，同时也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科技活动产出指数为46.15％）的地区。
图4 各地区科技活动产出指数排序图
将2007年监测与2006年监测相比较，全国科技活动产出指数2007年比2006年提高了3.89个百分点，有10个地区超过这一增幅，其中，贵州和吉林的增幅超过了10个百分点，但也有16个地区的科技活动产出水平低于2006年，其中西藏的降幅超过了10个百分点（见图5）。参照2006年科技活动产出指数的排序，位次变化最大的地区是贵州，由2006年的第30位上升至2007年的第14位。
图5 各地区科技活动产出指数提高百分点排序图
1.3 我国的科技投入有效地促进了经济与社会发展
政府科技投入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区域或国家的经济增长[6]，在2007年的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指数排序中，上海、天津、北京、广东、福建、浙江、江苏、辽宁、山东、吉林、黑龙江、海南排在前12位，同时也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指数为51.36％）的地区（见图6）。与2006年监测相比较，2007年全国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指数提高了1.42个百分点，有15个地区超过这一增幅。内蒙古、河北、安徽、青海等12个地区低于上年水平（见图7）[5]。
图6 各地区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指数排序图
图7 各地区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指数提高百分点排序图
1.4 我国科技投入支出特征的国际比较
1.4.1 R&D经费支出总额继续保持世界第六位
2006年，我国的R&D经费支出总额达到377亿美元，比上年增加78亿美元，继续保持世界第六位。美国和日本分别以3437亿美元和1513亿美元的R&D经费支出额高居世界第一和第二位；德国、法国和英国分别以686亿美元、453亿美元和396亿美元处于世界第三至第五位；加拿大和韩国分别以250亿美元和236亿美元居我国之后，处在世界第七和第八位。从增长速度来看，1996－2006年的10年间，我国的R&D经费支出额以年均19.7％的速度增长，远远超过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增长率水平[7]。
1.4.2 R&D经费占世界的比重超过4％
2005年，我国R&D经费支出额占38个国家R&D经费支出总额的4.3％，比上年增加0.6个百分点。美国和日本分别占38.8％和17.1％；德、法两国分别占7.8％和5.1％（见图8）[7]。
如果把38个国家按地缘特征进行简单归类，可以发现，美国－加拿大、欧盟15国、日本－韩国构成世界R&D经费支出的三极，三方分别占R&D经费支出总额的42％、27％和20％。非常明显，中国在除三极之外的国家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
图8 主要国家和地区R&D经费支出占38个国家总额的比重
1.4.3 R&D经费投入强度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从R&D经费投入的强度来看，20世纪90年代，我国R&D／GDP增长缓慢，1999年以后这一比值开始迅速提高，2006年，我国的R&D经费强度为1.42％，在发展中国家中处于首位。
高水平的R&D投入强度是一个国家具有较高创新能力的重要保障。但是从图9可以看出，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较大差距，我国科技投入强度不够，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R&D经费强度都在2％以上，以色列甚至超过4％[7]。
图9 部分国家R&D经费支出总额与GDP之比（单位：％）
1.4.4 基础研究经费接近20亿美元，在R&D经费中的份额仍需进一步提高
2006年，我国R&D经费支出总额中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为19.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3.5亿美元。在公布数据的17个国家中属中等水平，高于以色列、俄罗斯，但仅为美国的3.2％，日本的10.7％，韩国的基础研究经费是我国的1.9倍（见图10）[7]。
我国2006年基础研究经费在全国R&D经费支出总额中的比重为5.19％。发达国家这一比重大多在20％左右，相对较低的日本也在10％以上，甚至波兰、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也超过了20％。从历史发展来看，我国的这一比重长期稳定在5％左右的局面没有改变。
2 协整理论：政府科技投入目标强度的检验
在我国制定的中长期科技规划中，增强国家科技竞争力是主要目标。加大政府科技投入，促进企业和全社会R&D投入，增加投入绩效，是提高科技竞争力的主要方面。从资料分析来看，2006年我国R&D经费投入总量已达2943亿元，比上年增长20.1％，占GDP的1.42％。相对于我国2006年GDP增长速度10.7％来讲，R&D经费投入增长几乎是GDP增长的1倍。我国的科技投入已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但是与国际相比，科技投入绩效并不理想。如何把握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的目标强度？分析政府科技投入的数量和绩效，确定最优的投入强度，使有限的政府科技投入资金发挥最大的作用，是我国当前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图10 部分国家基础研究经费及其占本国R&D经费支出总额的百分比
注：中国为2006年，其他国家为2005年数据。
本文拟采用数量经济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设计数学模型，模拟出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绩效与投入强度的关系，找出两者之间的有机联系，根据我国中、长期科技发展目标，预测出一定时期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的目标强度指标。
数量经济分析中的协整理论和方法（Cointegration）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数量经济学领域应用较为广泛的一种建模理论。协整关系描述单整时间序列之间存在的长期均衡关系；协同持续关系则描述波动序列之间的一种长期均衡关系。本文证明了可以用协整关系来描述协同持续关系，并在一定条件下，在时序列矩的意义下将两者统一起来[8]。它从分析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着手，探求非平稳经济变量间蕴含的长期均衡关系。协整可理解为对经济时序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表征，用以描述一组经济变量在长期趋势下的走向不至于分岔太远的现象。
引力线的作用会使它们回到直线附近，虽然不能立即到达直线上，但存在着回归这条直线的总趋势。按照经济理论观点，协整可理解为经济时序变量间存在着一种均衡力量，即存在着一种机制的作用，使非平稳的不同变量在长期内一起运动，即如果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协整关系），变量的增长率表现共同的增长趋势。反之，如果这两个或以上变量不是协整的，则它们之间不存在一个长期的均衡关系。我们将利用协整理论，对样本期内（1978—2006）我国政府科技投入指标与GDP增长的关系进行检验。
动态结构模型及计算方法，采集数据资料，实证测试模型的正确性、科学性，并将说明如何搜索或选择全面的最佳目标强度配置。（1）确定描述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系统的动态评价指标体系。记各指标因素为A、B、C、……。（2）找出这些因素间不可忽略的影响关系。（3）调查基准年（t＝0）每个因素的现有值及在所讨论的年限范围内该因素的最大可能值。前者与后者之比称为基年的初始数据值，记为
利用正交试验法全面选择因素间的影响强度。动态结构模型的关键在于确定因素间的影响强度。在复杂的系统中，因素间是否存在正、负影响关系，用一般的逻辑推理较易于判断。但是这些影响关系所具有的强度，却很难用数量指标确定下来。拟选用正交实验法，令因素间两两有影响的关系为正交实验法的因子，根据因子与水平的多少选取恰当的正交表，以反映系统目标的上述公式计算所得的值为各次试验的结果，最后按正交试验法找出所有影响关系的最优水平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