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与管理：中国传统体育的特征与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伦理论文,特征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传统体育的伦理特征表现为：身心并育，道德先行；以武会友，礼让为要；立足现实，讲求事功；顺应自然，天人合一。传统体育管理具有明显的伦理倾向：本于血缘，严于等级；定性评价，注重和谐。其现代化之路在于实现伦理管理化和管理伦理化，即既要合乎文化传统自然的需要，又要合乎管理思想发展的趋势。
中华民族文化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发展中，伦理思想始终统摄一切、涵盖一切，使整个传统文化打上了深深的伦理道德烙印。这不仅表现为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同伦理纲常水乳交融，难分彼此，而且表现为中国哲学思想对社会道德、身心关系研究的依赖和伦常说教。由于体育之事直接以人和人的身心为研究对象和发展目标，因此，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探讨身心关系时，常常具备浓厚的伦理倾向，以致使得体育文化发展为伦理思想所左右也就不足为怪了。
一、中国传统体育的伦理特征
1、伦理、道德与体育
伦理与道德常联称为“伦理道德”。伦理的本义是指人类社会中人与人关系与行为的秩序规范，而道德则侧重于个人意志的选择。
就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而言，伦理是个体道德的社会化与共识化，其表现途径是社会群体的实践；道德则是社会伦理的个体化与人格化，其实现途径是个人修养。从形成角度看，伦理是基于物理与生命之理（生理）之上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道德则是对伦理的规范和维持。因此，伦理与物理、生理一样具有先在的第一性，而道德则如黑格尔所说的是对伦理的反思，“与反思相结合的伦理才是道德”，[1]它是道德认识的结果。[2]
上述关系表明，伦理与道德都与人的生命（物理的、生理的、社会的）密切相关，而体育亦即是对人形成与发展的维系，这就在体育与伦理道理之间确立了以人生命为纽带的联结。这使得“属于内倾伦理型文化”组成部分的中国传统体育特别强调（体育）对个体道德形成的作用，同时又植根于现实生活的丰厚土壤中，充分表现出“立足现实，积极入世的精神。”
2、中国传统体育的伦理特征
(1)身心并育，道德先行。“中国从出现体育思想的早期起， 就主张身心一体，即肉体与精神是统一的整体；以后在锻炼方法上又主张身心结合，即锻炼肉体与锻炼精神相结合。”[3]中国文化主流——儒学，更是充分认识和把握着“修身”乃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这一基本观念，强调“严于自守”、“苦行清修”、注重内省、培养自身清高、崇尚人格的品质。这种“修身”在身心两个方面的发展目标上更为注重精神心思一方的成效。如孔子的教育思想体系中把“礼”放在了“六艺”的首位。孔子曾亲自带领学生习射，但他认为：“射者，何以射，何以听，循声而发，发而不失正鹄者，其唯贤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则彼将安能从中？”（《礼记·射义》）他更要求把平时的谦让有礼等品质贯彻到体育活动中，表现“君子”风度：“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论语·八佾》）众所周知，中国传统体育精华——武术，更是一贯强调“练武先修德”，注重个体道德在炼身中的指导作用。
道德修养、身体修养还与学识修养紧密相联，学识发展与提高是基础，所以有人说：“不能读书，不能治生者，必不可谓之学；而但能读书，但能治生者，亦必不可谓之学。唯其志于学者，则必能读书，必能治生。”[4]今日中国教育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 特别注重体育过程中德与智的任务与意义可以说是对这种传统文化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2)以“武”会友，“礼”、“让”为要。 “武”之广义即体育。中国传统体育有许多交往活动形式，从伸张与表现个体道德出发，注重在社会活动交往中的伦理规范，即以相互取长补短、增进友谊为主。这恰好符合了孟子所言“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与人为善”的体育比赛规则不需制定得非常科学系统，只要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公认的“礼”的伦理规范。依据这一最高评判准则，中国传统体育最充分地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模糊性一面：如果其中一方在比赛中展示了很高的人格，最后还可以说“虽败犹荣”，获得世人的称道与瞩目。发展至今，即以每场体育比赛必设“精神文明奖”为表现形态。
“礼”和“让”一直伴随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交往活动。虽然孔子说过要“当仁不让”，也说过“揖让而升，下而饮”。如果上下级交手，下级的“让”即是“礼”；上级若是位高手，也“礼”让三分，则体现出更高一层人格——“仁”。所以中国传统体育比赛难以看到现代竞技运动那种激烈而震撼人心的对抗场面，通常只是在一定限度内“切磋切磋”而已。中国武术的许多搏击面向“花架子”方向发展即是最突出的例证。细细反思后会发现，谁不想在大庭广众之下表现和突出自己的道德修养水平以及更好地符合至高的评判标准“礼”甚至于“仁”呢！因此可以说孔子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同时为后世确立了体育活动基本规范。
(3)立足现实，讲求事功。 同古希腊罗马体育的那些充斥着神人关系、弥漫着浓厚的宗教色彩的伦理思想不同，中国传统体育被揉和在复杂的传统文化之中，以沟通和反映世俗中的人际关系，从而达成由修身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层层推进拓展的目标。这种体育丝毫不能离开现实而独立存在发展，只有立足现实，植根于现实生活的丰厚土壤中，把个体的小“德”与国家社会的大“德”相融汇才能求得与传统文化的协同统一、共同繁荣。也正是以这种精神与态度，中国传统体育向世界展示了其永恒旺盛的生命力。中国历史上的体育人物及其思想都对国家、社会、文化以及影响他的其它条件和因素抱着一种关切和担当的态度，这使得中国历来的体育思想都极具综合适应性的文化哲学思想特征，以致毛泽东在写作《体育之研究》一文时也豪不犹豫开章昭示：“国力恭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
同这种关注现实、积极入世的精神相呼应，传统体育又以追求事功为目的。对个人而言，这种事功主要是通过身心兼修达到“仁”或“圣”的目标；站到社会中，则是要在扩大了的家族社会——国家中建功立业。因而无论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还是曾国藩统训湘军“扎硬寨，打死仗”，抑或是少林寺上千年的兴衰，都离不开将“武”与国家、社会的根本利益相融合。从这个角度来说，纯粹的体育比赛的胜利或“冠军”的意义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因此可更深层地看到，阶级社会里体育不能不时刻打上阶级的烙印。
(4)顺应自然，天人合一。 中国传统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不把自然界看成是一种敌对的力量，而把它看成是和人类相辅相成的，即常赋予天地以伦理道德的性质，“天地者，生之本”成为了中国思想和中国文化的共识。“所谓天人合一，就是讲天人有统一的关系”。[5]孔子揭橥天与人之间具有某种亲和性、相通性，强调天人相知、契合贯通；孟子提出”万物皆备于我”，“上下与天地同流”，调强天心即人心，天人不二；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强调““无以故灭命”、“无以人灭天”。《吕氏春秋》直接指出：“始生人者天也”，“始生地者，天也。”汉代董仲舒说得更简明透彻：“天者，万物之祖”；“为人者天也”；“天亦人曾祖父也”；“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
另一方面，中国人在认识自然及人生命时，从来就没有把天单独、唯一地视为人类生命的生存本体，他们在“天地者，生之本也”、“始生也者，天也”的观念背后，还涌动着“养成之者，人也”的生命意识。因而，传统体育既讲究顺“天”，又提倡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积极改造身心，求得身心更好的统一与发展。这样，中国传统体育总体上站到生命哲学高度同时把握了人的本质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方面，并将两者相沟通，显示了中国生命哲理的至大至深。
二、中国传统体育管理的伦理倾向
伦理与管理都以人为中心，“‘伦理’是内在的，‘管理’是外在的”。[6]由于传统文化具有重主体道德价值的自觉倾向， 把人伦间的相互关系以至社会、国家的秩序，价值源头都安放在作为社会细胞源头的个人修持上，体育管理也必然要以人为中心，由管理个人达到统率全体、获得最佳综合效益的目标。
1、本于血缘，严于等级
中国自古以来的分散、封闭型的农业型经济使得中国古代社会中的血缘关系和宗法等级制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以此为架构筑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各种关系，体育管理首先表现为由于“男尊女卑”以及“三纲五常”的宗法制度和礼教制度把全社会的“半边天”——女子的体育权利剥夺殆尽。历史上虽有像隋唐那样的女子体育的复兴与繁荣，但终究摆脱不了被泯灭的命运。因此，这种体育实际上是一种男性垄断的体育。其次，从射箭和投壶这类活动看，西周时即有严格的等级制度，《礼记·射义》即说：“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历史上也虽然有过隋朝那种“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众观“角抵之戏”[7]的盛况，但是， 众多的体育活动依然是在贵族、士大夫阶层“普及”与发展，有的还仅限于宫廷娱乐。即使是市井陇头，艺人的体技也是家族式的，世代相传授艺，封闭式地发展。加之历代封建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常常对民间技击性较强的体育活动进行严格控制、摧残甚至格杀，绝大多数平民百姓就只能自发地开展一些娱乐性体育活动了。可见，由于生产力水平和经济状况决定的阶级存在又导致了统治阶级对体育活动项目及其发展的垄断。总之，这种体育由于宗法制度的影响，所实现的是一种既松散又严格的管理。
2、定性评价，注重和谐
传统文化的内倾伦理性决定了体育管理目标和谐化。由于“和谐”本身是一个难以量化的模糊概念，它因时、因地、因人而改变，因此，达到此目标的评价手段和工具不可能十分精确，规则也就无须严格法制化。这种评价即是定性评价。
体育的和谐及定性评价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即是告诫和引导人们去顺应自然，并利用自然达成“天人合一”；体现在个人与个人之间，强调自觉地互相学习，调和人际关系，反对激烈竞争对抗，“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体现在个人与群体之间，强调以群体利益为重，既要发挥个人在整体中的作用，又决不能突出表现自我，否则难免“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体现在个人内部则是强调“身心合一”，实现和追求“文武兼备”，否则只能成其为“体育匠”而非“体育家”。
传统体育项目也被中国人“和谐”化了。如武术中的太极拳、气功等。太极拳的基本动作就是一个太极图，太极图本身，也就是阴阳的平衡和谐；气功则通过意念，通过身心的自然放松，达到身心和谐的境界。
三、体育现代化之路
体育的对象是人，即关心人的身心健康发展；伦理和道德以人性为内容去关心人的身心发展；一切管理的最终归宿即是对人的管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由“人”这一共同要素将体育、伦理和管理统一起来。它与西方管理思想的伦理底蕴先天缺损，即无视人的特性、把人视为机器相区别，较好地体现了“健康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的理想和目标。然而，“一个民族先得有比较稳定的生物基础，而后坚强的意志，丰富的物质生活，繁变与醇厚的文化事业，才有发展的张本”。[8]今日中国体育文化发展必须将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科学地高层次地统一起来。
1、伦理管理化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把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依靠人放到首位去实现管理的和谐目标，这值得肯定和继承。但另一方面，由于这些管理大多是建立在封建的人文道德基础上的，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民主日渐扩张、文化累积日益丰厚的今天，要实现体育文化的系统的有序化发展，还必须引进西方现代管理新知识、新技术，促进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我国虽然尝试举办了第十一届亚运会这种大型现代化竞技活动，将民族疑聚力和现代管理相结合，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在实现承办奥运会以及推进“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这类更大规模的体育事业管理中，还要不断探索，还有广阔的发展余地。
2、管理伦理化
知识愈发达，技术则愈精密，人类也愈能改变生活环境，增加行为能力。但人类在开拓知识、发展技术的过程中尝够了人变成科技的奴隶、丧失生命的自主和谐与人性道德自由的苦楚，深刻的反思与探索后才发现，既不失科学性又不失伦理性才是今天管理的发展之路。亚洲“四小龙”的全面腾飞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我们相信，中国文化那种极大的融合能力必然会使中国体育在国际化道路中“既合乎文化传统自然的需要，又合乎管理思想发展的趋势。”[9]
收稿日期：1995—09—01
注释：
[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1991年3卷第43页。
[2]廖小平：《伦理与管理：中国文化现代化之落实与体现》，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文化研究》，1992年第2期，第38页。
[3][7]《中国古代体育史》，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4、249页。
[4]《陈确集·文集卷五·学者以治生为本论》。
[5]张岱年：《中国传统文化的分析》，《理论月刊》，1986年第7期。
[6][9]成中英：《文化·伦理与管理——中国现代化的哲学省思》，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9、233页。
[8]潘光旦：《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