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理论语境中的审美现代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语境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59(2003)01-0032-04
对审美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可以有不同的路径。不同的路径当然看到的是不同的景象。这里我将通过三个关键词的讨论，来分析审美现代性问题。这三个关键词是：现代性、社会理论和审美。
毫无疑问，现代性本身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概念，其含义极其丰富，也极具争议。首先，我们碰到的问题是如何定义现代性这个概念。一种定义就是一种思路，代表了定义者自己对现代性的基本取向。波德莱尔经典的说法是“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与不变。”（注：《波德莱尔美学文选》，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85页。）这种说法突出了现代性极富动力性的变化特征。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这就是现代性吗？其实，变化并不只是现代的特征。严格地说，从古至今，变化始终存在。看来，波德莱尔的界定并未给出确定的现代性边界，我们充其量只能说，较之于古代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的变化更快、范围更广而已。也许，这种解读将波德莱尔的现代性定义归诸于量的层面。我们尚有必要去追寻现代性质的界定。
吉登斯的现代性界定言简意赅：“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注：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这个界定突出了现代性比较具体的社会安排和组织层面，而且指出了17世纪是现代性出现的时间分界，地点是欧洲。更进一步，吉登斯强调，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了以前的生活轨道，进而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在外延方面，它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的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注：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吉登斯以时空伸延和社会体系的“脱域”来描述这种生活方式和制度安排。倘使说吉登斯的界定还不够明确具体的话，那么，霍尔干脆从四个基本层面来确立现代性的边界：政治层面是世俗政体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经济层面是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积累；社会层面是劳动和性别分工体系的形成；文化层面是宗教衰落，世俗物质文化的兴起（注：StuardHall&BramGieben,eds.,Formation of Modernity(Cambridge:Polity,1992),p.6.）。这么来看，现代性似乎已经“水落石出”了。但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被我们视为现代性的不少现象好像并未包容在霍尔的界定之中，比如审美问题、现代艺术问题等等。霍尔强调文化层面是那种在宗教世界观衰落条件下兴起的世俗文化，尤其是个人主义的、理性的和工具性冲动的文化取向。虽然在社会制度安排的层面上，可以将现代性落到实处，但现代性的观念层面、精神层面的问题似乎暗中逃逸了。
在这方面，福柯的说法值得玩味。在他看来，通常所说的现代性是把现代与传统相对，又将现代与后现代对应。现代是在前现代之后又在后现代之前的一个阶段。这种思路妥当吗？他宁愿采取另一种路径来思考现代性问题：“我自问，人们能否把现代性看作一种态度而不是历史的一个时期。我说的态度是指对于现时性的一种关系方式：一些人所作的自愿选择，一种思考和感觉方式，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它既标志着属性也表现为一种使命。当然，它也有一点像希腊人叫做ethos（气质）的东西。”（注：杜小真编：《福柯集》，王简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533-534页。）假如说吉登斯和霍尔的界定带有经验主义特征，突出了制度的、生活方式的较为物质的因素的话，那么，福柯的界定则彰显了现代性作为一种思想风格或世界观的意义。列费弗尔的思路也属于这一路，而且点出了现代性作为一种思考和感觉方式的要旨所在：“我们把现代性理解为一个反思过程的开始，一个对批判和自我批判某种程度进步的尝试，一种对知识的渴求。”（注：HenryLefcbvre,Introduction to Modernity(London:Verso,1995),pp.1-2.）“反思”这个概念道出了现代性的基本特性。无论是强调制度安排的吉登斯，还是关注思想方式的福柯，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是意见一致的。反思乃是现代性概念的核心所在。那么，何为反思？这个问题又是莫衷一是。有人在笛卡儿的意义上来界定反思，有的则强调反思的自反特征，不一而足。
看来，不同的思路的确瞥见了现代性的不同层面。那么，我们如何来讨论现代性问题呢？我认为，现代性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但是，我们并不打算从总体性上去解析现代性。本文采用的思路毋宁说是一种“地方性”策略，亦即我们首先要充分注意到现代性并不是一个被在一致的观念或概念，上述不同思路已经表明现代性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因此，与其去强调现代性统一的、完整的某种属性或特征，不如更加关注现代性自身的差异性、矛盾性和内在冲突性。即是说，我把现代性设想为一个包孕多种因素或成分的总体概念，或者说，它是一个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家族相似”的概念，或者说，是一个本雅明意义上的“星丛”式的概念。为了不至于简单化地处理这一复杂的概念，就有必要谨慎地考察现代性自身的差异和矛盾。其次，我是在两种意义上处理现代性这个概念，一种是强调作为思维方式或观念的现代性。当然，我们不必像福柯那样把现代性只看成是“一种思考和感觉方式”，而是多种思考和感觉方式。换言之，正像现代性本身是多元概念一样，其观念亦是多样化的，有差异的。另一种是在历史分期的意义上使用现代性概念，也即现代在其一般的意义上是与传统相对的，它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第三，现代性概念还有两种用法：描述的和规范的。前者客观地经验地揭示了现代性是什么，后者关心现代性怎么样；前者指出发展变化的种种趋向和可能性，后者则对这些发展变化作出价值论的分析和评判。正如吉登斯所说：“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同任何一种前现代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的和有成就的生活机会。但是现代性也有其阴暗面，这在本世纪变得尤为明显。”（注：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如果说现代性的“家族相似”性消解了这个范畴的本质同一性内涵的话，这便为我们进一步深究现代性提供了路标。观念方式的多元化和历史分期的差异，凸现出现代性本身的内在差异和张力，它们又进一步转化为描述性和规范性之间的紧张。研究现代性不是在一个安全的、纯然客观的平台上观察现代性现象，确切地说，作为研究主体，我们自己就深陷在这个现代性的漩涡之中。因此，保持一种鲜明的批判性价值论立场其实是“反思性”的必然要求。这意味着研究现代性不只是要说出现代性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要辨析我们在其中怎么样的问题。
把现代性视为一个“家族相似”的概念，意在消解这个概念本质的同一性，强调它的内在差异性和复杂志。由此出发，进入现代性本身的思想和感觉方式的差异，以及历史分期的差异，进而达到描述性基础上的规范性解释。这里触及一个基本主题——现代性的冲突。我倾向于把现代性看作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合体，特别是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合理化、工具化和科层化现象；与其文化的尤其是审美冲动之间的紧张关系。
许多西方思想家都从不同角度论及这一冲突。韦伯指出了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哈贝马斯把这一冲突描述为社会系统、经济系统与文化系统之间价值上的对立；贝尔则形象地比喻为企业家的经济冲动与艺术家的文化冲动之间的碰撞；卡利奈斯库认为存在着社会现代化与审美现代性之间的对抗；鲍曼指出现代性的和谐就是其文化与其社会现实之间的紧张；维尔默则径直把这一冲突概括为启蒙现代性与浪漫现代性的对峙。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冲突既不是传统性（前现代）与现代性之间的冲突，也不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紧张，而是现代性自身的内部张力。
从现代性的张力这一主题出发，我们对现代性的思考便进入了另外两个关键词——社会理论和审美。
在现代性的冲突中，审美承担了某种重要的角色。作为造成紧张的重要文化力量，审美及其艺术功能在现代社会发生了重要转变。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审美或艺术偏向于维系社会协和团结的话，现代艺术似乎反其道而行之，越来越明显地与社会实在处于尖锐对立之中。一方面是宗教衰落了，生命的意义成为问题；另一方面则是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越发地趋向于工具理性化。审美在现代性中成为一个突出的现象，用韦伯的术语来说，审美在现代社会提供了某种世俗的“救赎”。也许我们可以直接在现代性的“星丛”里界划出审美现代性这一范畴。这样一来，我们的视角便集中到了审美问题上来。诚然，对现代社会中审美的思考，通常的做法是局限于比较专门的美学分析，进入比较具体的美学视野，诸如从风格到形式，从审美经验到趣味判断等，也就是比较学院化的美学思路。然而我想，现代性的美学思考决不限于学院派的美学路径，它有必要超越这种狭隘的理路，转向更加广阔的社会理论。在我看来，美学研究的一个很有前景的路径就是社会理论的思路。
所谓的社会理论起源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产物，是一种自由地表达关于自己所处的社会及其转变的言说形式。黑格尔、马克思都是社会理论的真正先驱。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理论从一开始就和现代性问题纠缠在一起。从某种角度说，社会理论并不是一门严格的刻板的学科知识，它更像是对社会文化实践转变的感悟和思索。塞德曼认为：
“社会理论通常采取了广义的社会叙事形式，他们讲述了关于起源和发展的故事以及关于危机、衰败和进步的故事。社会理论通常是和当代社会冲突和政治争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叙事的目的不仅是澄清一种实践或是社会构造，而且还要塑造它的结果——也许是通过赋予一种结果以合法性，或是用历史重要性来影响某些行动者、行为和机构，却将恶毒的邪恶的性质归因于其他的一些社会力量。社会理论讲述的是有现实意义的道德故事，它们体现了塑造历史的意愿。”（注：塞德曼：《后现代转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161页。）
社会理论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社会学已经越来越趋向于学院化的、制度化的研究，它失去了马克思时代社会理论对生活的敏锐反应和深度思考。最近30年社会理论的崛起正是对学科化的、科学化的研究的反叛，它旨在和广阔的社会运动保持密切的联系，从基础主义转向后基础主义。这个转变就是要改变社会文化的分析绝缘于社会价值、利益和政治的做法，进入更加复杂的和多元的社会论争。这就是所谓社会理论的“规范的转向”，它使政治和道德成为一个中心舞台。
从以上表述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到社会理论的一些（有别于学院化社会学的）显著特点：第一，社会理论带有强烈的社会实践性质，它拒绝社会学理论那种抽象的学院化的理论；第二，社会理论强调对社会变化及其影响的思考，而不是像社会学那样只停留在学理的层面上；第三，社会理论立足于地方性的知识，不像社会学理论寻找某种普遍的知识：第四，社会理论有其明显的价值立场和社会态度，反对那种片面强调客观性和价值中立的所谓科学性。
通过社会理论的视野，美学的思考便不再局限于学科化、抽象化的路数，而是更多地强调其对社会文化实践的直接反思，强调非学科化和跨学科的方法，强调政治和道德的价值论立场。也就是说，现代性的美学研究应有跨学科的视野和鲜明的价值论态度。于是，社会理论的广阔视野和价值论立场被引入审美现代性的研究，将使我们摆脱原有的美学研究的某种局限性，为审美现代性寻找到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参照系，以及更加鲜明的意识形态倾向性。这样一来，我们对审美现代性所具有的“反思性”的认识便进入了更高的层面：反思不仅是对现代性现象的反思，也包含了对我们审视现代性的审视本身的反思。社会理论的反思性与美学传统的融合，建构了我们重新考察现代性的视角。正如布尔迪厄所提倡的那样：
“一种真正的反思社会学必须不断地保护自己以抵御认识论中心主义，‘科学家种族中心主义’，这种‘中心主义’的偏见所以会形成，是因为分析者把自己放到一个外在于对象的位置上，他是从远处、从高处来考察一切事物的，而且分析者把这种忽略一切、目空一切的观念贯注到了他对客体的感知之中。……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是说理论知识毫无用处，而是试图提醒我们必须了解理论知识的局限，并用一种具有局限性的解释和科学阐释的局限性，来伴随所有的科学解释：理论知识应该把它最主要的成就归功于如下事实，即产生它的条件并不是实践的条件。”（注：包亚明主编：《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103页。）
经典美学的局限性（精英主义、资产阶级趣味、客观性、普遍知识和原理等）尚缺少对自身的反思性，在研讨审美现代性问题时，这些局限性将会歪曲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因此，引入社会理论的反思性，恰恰是为了改变美学局限进而使之具有反思功能。诚然，社会理论本身也包含了对其自身的理论设定、价值立场和批判性的反思，没有这一点它也将失去自身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总而言之，不断地反省我们据以思考审美现代性的思考本身，不断地提醒自己这种思考本身与思考对象的复杂缠结关系，正是审美现代性的反思关键所在。
由此，我们便进入了审美这个关键词的解析。从词源学上说，审美的本义在于它的感性直觉性质。美学之父鲍姆加通命名美学的理由之一便是Aesthetica这个词的希腊文含义是感觉或直觉，它不同于理性和推理思维。在鲍姆加通的时代，理性被认为是探求真理的惟一途径，它高于并优于其他任何形式。鲍姆加通为美学命名其实隐含了一个潜在的目的，那就是对大陆理性主义的唯理倾向的反拨和纠偏。假如说在鲍姆加通那里这个倾向尚不明显的话，那么到了康德、席勒和黑格尔那里，看似简单的美学命名其实与现代性问题不期而遇了。康德强调了审美的无功利性，席勒关注审美弥合现代人性分裂的功能，黑格尔指出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所有这些表述均彰显了审美在现代社会中的独特性质。这种思想到了韦伯那里，径直被表述为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化为审美的世俗救赎提供了可能性。这个主题后来成为当代思想的一种主潮。回到一个基本主题上来，两种现代性——启蒙现代性和审美（或文化、或浪漫）现代性——之间的冲突，构造了审美现代性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内在发展逻辑。换言之，审美现代性的问题必须在与启蒙现代性的参照中才可以得到解答，它的文化意义是相对于启蒙现代性而存在的。
我主张审美现代性的积极意义和价值，但是需要强调的正是这样一种参照或相对的意义。在德国美学传统中，有一种夸大审美现代性功能的倾向。从某个角度说，这种夸大审美功能和乌托邦性质的美学理论，确有一种振聋发聩的功效，因为它把被遮蔽和忽略的审美现代性的独特功能凸现出来。但是，无论席勒、康德抑或黑格尔，以及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在某些程度上都有一种夸大审美现代性的倾向，在那些宏大的审美解放的方案中，包含了太多的理想和乌托邦成分。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在两种现代性张力的格局中，审美现代性的确发挥着其他力量所不可取代的独特功能。但是，我们对审美现代性的理解和解释必须放在这个格局中来考虑。任何脱离这一格局片面夸大审美功能的做法都是不妥的。即是说，我们可以把审美现代性设想为一种启蒙现代性的“他性”。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它不同于认知——工具理性和道德——实践理性话语，属于审美——表现理性话语。这种“他性”如果脱离了前者的参照便失去其相对意义。可以肯定，启蒙现代性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恰如前引吉登斯关于现代性的双重现象所发现的那样，其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同时存在。而审美现代性决不可能取代启蒙现代性的正面功能，它只是相对于社会现代化过程中负面影响而有所作为。那就是说，审美现代性作为启蒙现代性的一种“他者”存在，旨在克服或改善启蒙现代性所带来的消极的负面作用。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之间的张力格局造就了它的重要机能，但从根本上说，它本身又是启蒙现代性的产物。因此，对审美现代性的思考一定要关联这种复杂的语境。
一言以蔽之，从文化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审美现代性并不能独自解决现代化所面临的问题，在肯定启蒙现代性积极作用的前提下，我们要研究的是审美现代性对启蒙现代性的补救和纠偏作用，而不是抛弃启蒙现代性规划而转向审美现代性的方案。这正是我们有别于一些激进的后现代路径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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