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语四》“古史传说”的史料价值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料论文,价值论文,古史论文,晋语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25.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227(2002)04-0104-05
在古史研究中，许多学者、包括一些著名学者往往引用《国语·晋语四》之说论证古 史，寻找中国文明起源的线索。但是，时至今日，倘若以科学的眼光审察，我们就会发 现，《晋语四》的“古史传说”本身并不具有“史”的性质。本文对此略作考证。
一
《晋语四》的“古说”是关于炎、黄的一段话。古往今来，这段话被广为引用。我们 先将其文录于下：
(秦伯欲将女怀赢嫁给重耳，重耳因其女曾为晋怀公子圉之妻，而子圉又为兄夷吾子， 故重耳欲辞。其臣司空季子谏之曰：)同姓为兄弟。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 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鱼氏之甥也。其同生而 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 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阳与苍林同于黄帝，故皆 为姬姓。同德之难也如是。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 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异 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 同心则同志。同志虽远，男女不相及，畏黩敬也。黩则生怨，怨乱毓灾，灾毓灭姓。是 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乱灾也。故异德合姓，同德合义，义以异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 ，成而不迁，乃能摄固，保其土房。今子与子圉，道路之人也，取其所弃，以济大事， 不亦可乎?
《晋语四》之说起于何时，历来语焉不详。一般认为：“《国语》为汇编之书，非出 于一时一人之手”，由其所涉事实来看，“它和《左传》记录的年代大致相同”。[1]( P4)学者考证，《左传》作为一部记事体的史事，成书最迟在前430年前后不久，改编为 编年体的纪事兼解经的书，当在前352年之前。[2]就是说，《国语》也当成书于战国前 期至战国中期。属于较早的说法，这是许多人相信的原因之一。
《晋语四》所谈的这段“古史”，到战国末、秦汉时期，开始见诸几种著作，我们略 作回顾。
《大戴礼·五帝德》承《晋语四》之旨，借孔子之口说：“黄帝，少典之子也。”《 帝系》则换了个说法：“少典产轩辕，是为黄帝。”战国末期的《世本》中说：“青阳 即少昊，黄帝之子。”
《史记·五帝本纪》也承袭了《晋语四》之说：“黄帝者，少典之子。”“黄帝二十 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汉书·古今人表》中，其“上上圣人”栏中炎帝与黄帝同 出，在“上中仁人”栏中有少典氏，正与炎帝相对。大约也正是源于《晋证四》。自此 而下，直接、间接，全部或部分援引《晋语四》的著作越来越多，不烦多引。
应当指出，上述各书引述《晋语四》并非完全照搬，每种书都作了各自的选择、增益 。如《五帝德》、《帝系》并未讲炎帝，讲了黄帝的诸多儿孙，包括颛顼、帝喾、尧、 舜、禹等，大抵是对《晋语四》“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的具体化。《世本》说青阳 黄帝子，显然源于《晋语四》，但在其“居篇”中，不言黄帝与姬水之关系。又如《史 记》，虽引用《晋语四》数语，但不言黄帝姓姬，而曰“姓公孙”。
然而，后世学者，尤其是当今学者省去了古人“选择”之功夫，对《晋语四》之引用 不但“兼收并蓄”，还据之推演发挥，炎黄的“事迹”越来越具体、细致。试引两例：
《国语》内说：“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 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炎帝氏族的发祥地在今陕西境内渭水上 游一带……黄帝氏族的发祥地大约在今陕西北部。[3](P41-43)
以炎黄二帝的传说作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并不是现代人创造的，乃是古已有之的说法 ……《国语》云：“少典娶有蟜氏女，生黄帝、炎帝。”……少典不是个人，而是一 个方国部族的称号，炎帝、黄帝都由少典氏衍生分化出来……炎帝早于黄帝，据《帝王 世纪》讲，其间共历八世……据《国语》，黄帝之子有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四人，但 只有十二姓……《大戴礼·帝系》详细记载了黄帝二子的后裔谱系，参以《纪年》、《 山海经》、《世本》、《史记》等书，可以看到古代一些重要的王朝和方国都出于这二 子。[4]
这两段都出自现当代著名学者，足见《晋语四》之说影响之大，也可反映中国文明起 源史研究的趋向。自然，这也就引发了对《晋语四》史料价值的审视。
审视“古说”似涉“疑古”之嫌，而近年来“疑古”几乎就是否定中国古老文明的代 用语。其实，我并不主张“疑古”，但在科研中又常常有“进退失据”之感：《晋语四 》之说与《诗经》、《左传》以及《国语》其它篇章中所载古说多有冲突，到底应当相 信“谁”?对于这个问题，古往今来大致有三种方法：一是如晋人皇甫谧：对各说一概 相信，并试图将其“统一”起来，于是，在他所著的《帝王世纪》中就出现了“黄帝生 于寿丘，长于姬水，居于轩辕之丘，”“自穷桑登帝位”这类海阔天空的“神聊”，这 大约可称为极端“信古”，这显然是非理性的。二是如顾颉刚等“古史辨派”，在分析 比较的基础上指出其“伪”的性质。其方法是科学的，态度是严肃的。三是择其所宜， 为我所用。某些学者对《晋语四》深信不疑，且以别人不信为“疑古”，为否定中国古 老文明。但对其它说法则视而不见、弃而不用。他们是反对“疑古”而主张“信古”、 “释古”的，但实际上，信了这一说而丢弃更古、更集中的说法不也是“疑古”么?
我不敢轻于“疑古”，也不愿盲目“信古”，所以，决心跳出“疑古”、“信古”这 类超越科学的、非理性的框框，自己做一番认真探究。
二
我认为，《晋语四》所载这段话似为早期纵横家的言论，其可信度很低。
吕思勉先生说：先秦纵横家之书历来放在“史部”，这是不对的；横纵家之说“而非 事实”。[5](P129)纵观上引《晋语四》中的一段话，完全具备纵横家言论的特点。
纵横家言的特点之一是耸动所说对象获取某种利益，而《晋语四》则直接标明是“义 以导利”、“以济大事”。《韩非子》说纵横家“所说出以厚利者也”。[6]司空季子 正为了夺晋国江山的“大事”、“厚利”：重耳流亡数国，身边只有几个近臣，许多国 君大约认为他不会有所作为，想回晋为君只是白日梦，往往不以礼相待，此时，强大的 秦国国君竟欲以女下嫁，这正是获得外部强援、实现梦想的好机会，所以，司空季子编 造那一段“古说”劝说重耳，正是为了“导利”、“济大事”，此实为纵横家的本色。 所谓“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这类纵 横捭阖之词，正是纵横家的惯技，与“史”无关，试想：重耳到郑国受到冷遇，其国君 正是“同姓”，他要夺晋国社稷，其时之国君正是他的侄子(同姓)，这些“同姓”何尝 同德、同心?
纵横家的另一个特点是揣摩劝说对象的心理活动。《韩非子》说：“凡说之难，在知 所说之心”，反之，抓不住对方心理，“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6]《史记 ·苏秦列传》中说：苏秦“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期年，以出揣摩。”据《史记 集解》说：《鬼谷子》中就有《揣摩篇》，无非是推测对方心理，有针对性地消除对 方疑虑。《晋语四》也具有这个特点。重耳因秦穆公之女怀赢曾嫁给子圉为妻，而他与 子圉为叔侄，共娶一女，实为伦常所忌。所以，重耳“欲辞”。司空季子针对他的心理 ，除讲“娶妻避其同姓，畏乱灾也”之外，就是竭力排除重耳正常的伦常观：“今子与 子圉，道路之人也，取其所弃，以济大事，不亦可乎?”这显然是编造理由：娶妻避同 姓，是怕生子“不繁”，古人早有科学认识，与“黩则生怨，怨乱毓灾，灾毓灭姓”的 政治问题不是一回事；重耳与子圉既为叔侄关系，便不是“道路之人”。可见其言语之 任意性。所以，充实其论点的那些“古事”大抵也只是信口道来。
三
我之所以认为《晋语四》所述“古事”是“信口道来”，兹有数证。
首先，可以从其自身的矛盾、不合逻辑的事实中窥见真谛。既说黄帝之子十四人“同 姓者二人而已。”稍有计算能力则可知，按其所说，十四人就应是十三姓。可下文却说 十二姓，此其一；在说“同姓者二人”之后，说“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下文又说 “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两人姓己，两人姓姬，则同姓者便不是“ 二人而已”，而应是“两个二人”，此其二；同一个“青阳”既说是己姓，又说“同于 黄帝”，为姬姓，由该文所列出的十二姓中，己、姬分明是两姓，那么，青阳到底姓己 还是姓姬?此其三。这些矛盾透露，司空季子的这段话只是他惧怕重耳辞婚而失去强援 、情急之下随口编出。对此，早年顾颉刚先生就已经指出过：短短几句话，错乱如此， 足见此人“胸无定见，逞口瞎说。”[7](P17)这种梦呓般的话显然不具有史料价值。
其次，《晋语四》中这段话与史实不符，也可看出它是编造、捏合而成。所谓黄帝之 子所得的十二姓，曰：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有些姓 无可考，有些姓根本不出于同一部族。清人崔述就不信这些话，他指出：《晋语》所说 十二姓见于《左传》的只有姬、祁、己、任、姞而已，而这些姓皆互为婚姻，“果同 祖也，可为婚乎?”[8]由史籍校核，有些姓各有渊源。《国语·郑语》云：“祝融之后 己姓。”祝融一直被南方的荆人当作先祖，则己姓出于南方部族；《左传·僖公二十一 年》载：“任、宿……风姓也，实施太昊及有济之祠”。任姓显然属于以太昊为宗祖神 的东夷部族。这里都当作黄帝之子，显然也与其它古说相左。
再次，从理论上分析，远古中国各族是否有个共同祖先?是否像有的学者说的那样：古 代许多方国部族都出于黄帝呢?我的回答是：不可能!若由理性的目光观察，中国最早的 姓氏与氏族、氏族的原始宗教相关，或源于图腾(如商人)，或源于某个特受尊崇的自然 神(如东夷之太昊氏、少昊氏)。大抵如恩格斯所说：“每个氏族都起源于一个神，”“ 这种神被假设为氏族的祖先”。[9](P97，103)80年代后期，杨知勇先生撰文指出：原 始时代，“每个氏族部落只祭自己的神”，“神系和族系的一致性主要建立在血缘观念 和血缘感情之上。”[10]由原始时代神、祖的氏族性决定，各氏族就不可能有一个共同 祖先。
最后，从考古学上看，中国远古各族也没有共同“祖先”。由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 期考古资料可以看出，黄河上游、黄河中游、下游，长江中游、下游，辽河流域各处的 墓葬方向、色彩语言、习俗各不相同，学者指出：墓葬习俗等反映了“随祖归宗”的观 念，[11](P253)墓葬方向不同，则“祖”也不同。
上列各种考古文化都有各自的渊源。如黄河上游的仰韶文化承老官台、大地湾文化， 中原的文化由磁山——裴李岗文化发展而来，黄河下游古文化由北辛文化而来，长河下 游古文化则源于河姆渡文化，长江中游则缘自大溪文化……这些文化都有距今七八千年 前的源头，绝不可能出于“距今五千年”的黄帝。所以，《晋语四》将各部族的姓氏统 统纳于黄帝名下，都成了黄帝之子，实不能视为史实，其出于纵横家的编造当属无疑。
四
上文考察了《晋语四》之说乃一时政治需要而产生，属早期纵横家之言，不具有“史 ”的性质。现在再来谈谈黄帝与姬姓的关系。
姬姓出于黄帝么?坦率地说：我至今未发现二者的联系。我们先以几种较早的古籍来与 《晋语四》之说作个对照。
其一，《诗》所记姬姓周人的祖先说与《晋语四》之说全然不合。
《诗》是记载周人最早的、最可信的史料。郭沫若先生说：“《诗经》是我国文献中 的一部可靠的古书，这差不多是没有可以怀疑的余地的。”[12](P97)顾颉刚先生也说 过：“我们信得过的最古的书，是《诗经》。”[7](P1)《诗·大雅·生民》记载周人 女始祖姜嫄到郊
神庙中求子，“履帝武敏”，“感”而生稷的故事。郭沫 若认为：“这完全是一首传说性的史诗……它所歌咏的传说的原始性并未十分窜改，这 首诗的内容可能是周初的事实。”又说：“人类的初始当然是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的，这 诗的首章已经很明白地告诉了我们。”[12](P113)我在一篇论文中已详细论述过，[13] 这里不再重复。既然“知母而不知父”，那么，姬姓周人的第一个男始祖后稷以上的男 性祖先无可求当属天经地义。《晋语四》在后稷之先的若干代加上了黄帝、青阳、苍林 ，岂不是“无中生有”?我们是信《晋语四》还是信《生民》?是信司空季子之说还是信 西周统治者确认的说法?对此，倘若我们不带特殊的情感色彩，大约不难决断。
其二，以《诗经》、《左传》、《国语》其它篇章所载的周人祭祀情况相证，《晋语 四》之说也不具有“史”的性质。
中国人从很早起，对祭礼就是非常严肃、郑重的，春秋末的孔子就说过：“非其鬼而 祭之，谄也。”[14]《国语》中也说：“夫祀，国之大节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 。”[15]《左传》则说：“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16]《礼记·祭法》沿袭上引 《国语》之说，在讲了“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祭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 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这些话之后，重复了《国语》中的话：“非此族也，不在 祀典。”儒家古圣贤对部族祭祀之严肃性不啻三申五令，可知其严格、审慎。我们不妨 以诸书所记之祭祀情况对《晋语四》作一番审察。
《诗经·周颂》及《大雅》中部分篇章乃周人对其祖先的祝颂之辞，周人自己确认的 、最古的祖先是姜嫄和后稷，上文已经说过，其中无黄帝片言只字。西周统 治者尚不知后稷以上之祖，五百余年后的司空季子何从而知?
《国语·鲁语》中载展禽讲各王朝祭祀情况，其中说道：“有虞氏
黄帝而祖颛 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殷人尧而祖舜， 郊冥而宗汤；周人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礼记·祭法》中也有这段 话，(只是殷人所“”略有出入，因与本文无关，此处不谈。)这清楚地标明， 姬姓周人的祭席上没有黄帝及青阳、苍林的位置，这正验证了“非是族也，不在祀典” 的古训，表明黄帝与周人无关，可知《晋语四》之说不足信。
《左传》中无论周王、还是姬姓诸侯，皆未见祭祀黄帝之迹象，甚至没有提及与黄帝 有任何关系。相反，祭祀黄帝的皆非姬姓。如上所述，东夷的有虞氏及夏人“ ”黄帝，有虞氏、夏后氏皆非姬姓；公元前422年，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祀 黄帝。[17]秦为东夷人，嬴姓，不属姬姜集团；公元前四世纪中的“陈侯因
敦”大 约是祀黄帝而作，其铭文称黄帝为“高祖”。陈侯为东夷人，姚姓。也不是西部羌人族 团的成员。
由以上古籍记载的各家祭礼情况可知，《晋语四》言黄帝为姬姓之祖，不符合事实， 其不具史料价值应无疑义。
其三，如果我们再从各种传说所涉及的黄帝“故地”分析，也可看出黄帝与西部姬姓 无关。《晋语四》杜撰出一条姬水，说黄帝“以姬水成……故黄帝为姬。”众所周知， 姬姓由姜姓分化出来，属羌人族团，由考古学上看，姜姓族团活动地域大致在今陕甘、 晋南、豫西之间。田昌五先生说：“仰韶文化的分布与古羌人的活动地区基本上是一致 的，”“所谓仰韶文化实即古羌人的文化遗存。”[18]就是说，若照此说，黄帝故址应 在仰韶文化区，即如徐旭先生所言，在陕西北部黄土高原上。但由更早的文献以及秦汉 古籍校核可知，《晋语四》之说实无史实根据。
《逸周书·尝麦篇》讲到与黄帝相联系的地址只有涿鹿。据刘起釪先生及李学勤先生 研究，该篇是西周前期文献。[19]就是说，中国古文献中最早讲到的是黄帝与北部涿鹿 的关联，而与西部无涉。
《左传》中，黄帝凡两见，一是讲“黄帝氏以云纪”，[20]无地址可寻；一是讲黄帝 与炎帝“战于阪泉”，[21]阪泉，据唐人《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阪泉，今名 黄帝泉。在妫州怀戎县东五十六里，出五里至涿鹿。”所以，说阪泉或说涿鹿无大分别 。就是说，《左传》中黄帝也只与北部之阪泉、涿鹿相联系。
《山海经》中黄帝凡十二见十事，所涉及地名如流波山、密山、钟山、系昆之山等皆 无可考，略而不谈；另有的地名如东海、北海等不必考证，其与西部无关是一目了然的 ；《大荒北经》中说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冀州在中原之北 ，所谓“冀州之野”似可认为与《逸周书》、《左传》之说近似。要之，其不在西部也 无疑义。
《世本》是沿袭了《晋语四》某些说法的，但在《居篇》中说：“黄帝都涿鹿。”还 以黄帝与涿鹿相联。
由考古资料看，涿鹿所在的燕山地区属红山文化区，与仰韶文化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 。这一带不当与西部有关。
综上所述，从西周到战国末的古籍看，无论是由姬姓的西周统治者自认的祖先说查证 ，也无论是从各古国祭礼情况分析，抑或从古籍所涉及的与黄帝相关的地点考察，黄帝 与姬姓、与西部都无关系，《晋证四》之说不具有史料价值应是清楚的。
五
既然《晋语四》所载之“古说”不具有史料价值，那么，许多人何以坚信不疑呢?原因 固然很多，但使用古文献的原则不同应是一个重要因素。对此有必要一谈。
对古文献“疑”或“信”必须有个共同遵守的原则，历代学者正因为原则有别，所以 ，古史领域也便歧异纷呈。
中国儒家文化的一个特征是崇古，《晋语四》之说问世后，到战国秦汉之世，已历数 百年，成了“古说”，所以，渐为《大戴礼》等儒家书籍引用，崇古则是其原则。
《史记》引用《大戴礼》之说清楚地揭示了另一原则，“学者多称五帝，尚矣……孔 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 帝德、帝系姓，章矣!”[22]其时，孔子地位很高，《史记》既以为《大戴礼》出于孔 子，《国语》实际就成了阐述孔子“五帝德”、“帝系姓”思想的文献，所以就被录入 《史记》。司马迁的原则可概括为：信孔子。
清人崔述据说是开近代“疑古”先河的，但他的“疑古”另有原则，他说：“余年三 十，始知究心六经，觉传记所载与注疏所释往往与经互异，乃取经传之文类而辑之，比 而察之，久之而后晓然，知传记注疏之失。”[23]他的办法是以六经为准，凡不合六经 的传、注、疏皆视为伪。诚如顾颉刚先生所说：崔述的目的“是替古圣人揭出他们的圣 道王功”，所以他只辨杨、墨之伪，而不辨儒家之伪，并以儒家之“经书”作为判别真 伪的标准，“他只是儒家的辨古史，不是史家的辨古史”。[24]
崇古也罢、迷信孔子、专信六经也罢，今天看来，这些原则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当今某些学者的原则更为简洁，他们认为：《晋语四》之说是“古已有之”的， 必不是子虚乌有。
这里有三个问题：其一是“古已有之”的都可信么?其二，“古”是一个模糊概念，何 时之说是“古已有之”的?其三，古与不古是相对的，今天看来，殷商、西周、春秋、 战国、秦汉、晋唐都是很古的，那些时代的“古说”在史学的天平上都具有相同的分量 么?因此对《晋语四》中“古说”就涉及到使用文献资料的原则问题。
我以为，研究古史使用古文献不同于研究神话。神话是历经加工的文学形式，它反映 的是神话“故事”的完备过程，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看成一个整体，可以把自始至 终的文献资料当作这个整体中的片断或环节。但研究古史则不然，它追寻的是原始的史 实。对此，张光直先生有专门论述，且很精辟，不去细说。[25]
研究古史使用文献资料最根本的原则是分别源流。这是由古代传说 + 口耳相传的性质 决定的。徐旭生先生曾说，即使文字使用之后，文献因断简、错简、传抄过程中的失误 ，也会有“不足靠”的现象，而古代“口耳相传”的史实更容易“失真”，他还列举了 现代心理学的实验来证明古说失真的必然性。[3](P20)这样看，传说愈早愈接近历史的 真相。从这点出发，徐旭生先生主张将古代传说资料分成几等，甚至说：东汉以后各书 所载古说，“即当一笔勾消以免惑乱视听。”[3](P33)当然，是否应如此绝对化，可以 讨论，但认为研究古史使用文献资料必须分别源流，首先相信源头之说，应当是正确的 。这也是古史研究的前提。
现在我们再回到《晋语四》的话题上来，《晋语四》之“古说”到底是“源”还是“ 流”，甚至连“流”都算不上呢?由上文我们将其与《诗》、《左传》、《国语》其它 篇章、《山海经》等古说的比较中，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虚构性质。所以，我们自然 不能用它去顶替或否定源头之说，更不应在“不是子虚乌有”的笼统性思维原则下任意 发挥，演绎中国的文明起源史。
收稿日期：2002-0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