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玉华[1]2003年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苏州市可持续发展》文中研究说明技术是一柄双刃剑，城市化亦然。虽然，城市化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发展趋势，但城市化却带来了诸多难题和困扰，现代“城市综合症”尤为突出。因此，如何提高城市的生活质量，改善生态环境，保持城市发展的活力，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这些己成为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和城市社会各阶层所关心的重要问题。本文首先论述了可持续发展、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概念和原则，在此基础上，以苏州市为例，从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环境、居民消费以及小城镇建设这四个方面对苏州城市可持续发展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最后，从苏州市的城市特色和它所在的区域特点出发，探讨了苏州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区域性选择。
滕颖[2]2007年在《苏州地区生态社区规划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我国城市化水平加快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资源的快速消耗及一系列的环境污染问题。因此，环境保护已经引起国人的广泛关注，可持续发展渗透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生态社区作为我国21世纪居住区建设的主要发展方向，对保护城市生态环境，提高社区居住环境质量与资源利用效率，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随着这些年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苏州生态社区建设也有其独特的发展之路。本文对国内外生态社区建设理论与现状进行研究，在苏州市部分社区作了实地调研、对居民满意度进行了调查分析。研究认为社区是一个“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它每时每刻都与外部环境进行着物质、能量，以及信息的交换，协调好它们彼此的关系是生态社区建设的首要条件。从“自然—社会—经济”这个复合的生态系统出发，结合苏州地区绿色社区考核指标及其实施细则，建立了一套生态社区规划指标体系，该体系为生态社区的建设提供了目标参数。在指标体系的指导下，论文从水环境系统规划与设计、绿化系统规划与设计、能源规划与设计、固废规划、生态安全建设、生态文化建设这几个角度出发，结合苏州的现状条件，对于生态社区的规划与设计，提出了发展生态适应性技术、减少对外界环境的压力等规划要点的建议。
袁中金[3]2006年在《中国小城镇发展战略研究》文中认为小城镇发展战略是我国政府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然而对要不要发展小城镇和如何发展小城镇的认识却存在巨大分歧，以至于中国至今没有一个系统的小城镇发展的国家战略，来对小城镇的功能与地位、发展的目标与原则、发展的重点与路径、以及制度和政策等保障措施进行统筹安排。整体发展战略的缺失导致我国小城镇建设和发展中产生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反过来又使人们进一步质疑发展小城镇的意义。面对即将到来的小城镇发展的机遇期和转型期，以及国家发展战略和国情的需求与限制，迫切需要对小城镇发展的战略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 本项研究以全国1800多个中心镇的第一手调查资料、作者近3年主持和参与的数十个小城镇规划实例和十余项有关城镇化、小城镇领域的重大科研课题所积累的文献、实地调查资料及理论思考成果为基础，首先对小城镇发展的历史、现状、问题和国内外实践经验及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和评述，进而在深入分析了国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重大发展战略，资源、环境、人口、就业压力和经济与城镇化转型等国情演变，以及小城镇自身由量化扩张到综合功能提升为主的转型阶段特征等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构建了理解和把握我国小城镇发展的城乡二元分析框架，提出了2大功能、24字方针、5个战略重点的小城镇发展总体战略，并对5个战略重点及其实施的政策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构成了一个系统的小城镇发展战略。全文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导言。主要讨论了为什么要进行中国小城镇发展战略研究以及研究的意义，重点论述了中国小城镇目前正处于战略机遇期和战略转型期，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急需对全国小城镇发展的宏观战略进行研究，以回答中国小城镇下一步如何发展的问题。导言第二部分主要总结了小城镇发展当前面临的4个方面的背景情况，即巨大的人口和就业压力、紧缺的资源环境、转型的经济和城镇化、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导言的第叁部分主要介绍了本研究中小城镇的基本概念和研究的基础材料情况。 第二章，小城镇发展的国内外实践经验和理论评述。通过分析国内外小城镇发展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总结了国际发达国家的小城镇在城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有关小城镇发展理论的适用性进行了综合分析；通过对国内小城镇研究文献的阅读，从小城镇地位和发展模式、小城镇经济发展、小城镇社会转型、小城镇制度创新等方面对小城镇研究的成绩和问题进行了剖析。 第叁章，一个基于城乡二元关系演变的多维分析框架。通过对中国特殊城乡二元结构生成机理及其与小城镇关系的分析，认为乡村对城市的投资和发展红利的回馈乡村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只有把小城镇放在城乡二元框架下，从
朱喜群[4]2014年在《中国城乡一体化实现路径研究》文中指出城乡关系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本关系,整个社会都会随着城乡关系的改变而改变。世界发达国家相应经验表明,城乡关系一般经历“城乡共生—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乡一体”四个阶段。城乡一体化是城乡关系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必然趋势,而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是“自然分化”和“人为分化”共同作用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从城乡割裂发展转向城乡统筹的一体化发展是城镇化加速时期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和目标。中国正处于实施城乡一体化的最佳时期。城乡一体化强调的是城乡之间经济社会生态等全方位的协调发展,其本质在于统筹城乡发展、消除城乡对立,赋予城乡居民平等的国民待遇和社会权利。根据二元理论、极化理论和核心-外围理论可形成叁点基本认识：一是城乡一体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二是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本途径；叁是仅由市场驱动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较为缓慢,政府可通过制度创新加速该进程。根据新制度主义理论、产权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可知,制度引导和约束着所有组织和个人的行为,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此外,中国传统城镇化和工业化模式存在诸多弊端,转型发展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势在必然。鉴此,形成制度创新和新型“叁化”对城乡一体化发展合力驱动的叁个理论假说：一是制度创新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加速外推力,二是新型“叁化”同步发展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内生驱动力,叁是制度创新与新型“叁化”良性互动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有效合力。城乡一体化在西方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已然实现。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同时重视并支持乡村发展,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以日韩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初步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政府便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来振兴农村和农业以便统筹城乡发展。与之相反的是,拉美国家片面强调工业化和城市化,长期忽视农村发展,最终陷入“拉美危机”,致使城乡一体化难以实现。国外城乡一体化实现路径充分表明,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互动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驱动和实现机制,与此同时,制度创新响应“叁化”协调发展之要求并加速其发展,两者良性互动形成城乡一体化实现之有效合力。就苏州而言,城乡发展一体化经历了政府强势发动和“叁化”取向渐明的初始启动阶段,政府政策引导和“叁化”快速发展的自发探索阶段以及政府战略主导和新型“叁化”内生驱动的发展实现阶段。在第叁阶段,苏州实施了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改革内容聚焦于明确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制度创新以及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主要措施有：实施城乡规划一体化制度、城乡一元化户籍管理制度、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制度；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资产产权、宅基地和住房产权；实施“叁合作”、“叁集中”、“叁置换”和“叁形态”；推行强镇扩权、政社互动和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构建农业新型经营体系。苏州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成效显着,但离城乡一体化的完全实现仍有差距。这是因为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还未完全实现,制度改革和创新因城乡二元体制的根深蒂固性和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目标和行为偏差而不够及时和彻底。苏州制度创新和新型“叁化”合力驱动之城乡一体化发展路径所取得的傲人成绩及其所展现的针对中国特殊国情的强大功效,使其不失为是目前城乡一体化发展之有效实现路径。具体而言,坚持制度创新和新型“叁化”互促交融的原则,建立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良性互动机制,根据市场是资源配置决定力量转变政府职能。国外城乡一体化发展经验和苏州城乡一体化案例研究验证了理论分析所提出的制度创新和新型“叁化”良性互动是实现城乡一体化根本路径之假说。鉴此,为国内其他地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为了加快实现城乡一体化,需加速推进新型城镇化、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加速推进农村农业现代化并依据市场为资源配置基本原则加速转变政府职能。
周一晴[5]2007年在《苏州城市空间组织演变研究》文中认为城镇密集区是城市化发展到较高级阶段时的一种城市空间形式，具有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的功能。处于我国城镇密集区内的城市，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其城市空间组织正经历着剧烈的变动，迫切需要探索大都市区内城市空间演化的内在机制和动力，以提高城市空间资源的利用效率以及城市竞争力。苏州市处于我国经济发达的长江叁角洲城镇密集区，同时也处于上海大都市的强辐射圈层内，是我国城市空间组织急剧变动的典型。本文以基于产业结构演替的空间组织演化研究为切入点，从产业、人文生态、快速干道以及外资对空间组织影响的角度来研究大都市区外围地区城市空间组织演化的规律及发展趋势；通过分析产业结构与空间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空间结构、形态的变化与城市总体发展战略的关系、空间发展战略以及经济发展战略之间的匹配和耦合，总结出苏州城市空间组织的发展轨迹及特征，探讨苏州城市空间组织的优化方案以及实施优化方案的对策。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苏州城市空间组织的演变经历了城镇普遍集聚膨胀扩展、沿沪发展、沿路发展、沿江发展四个阶段，目前，沿沪、沿路、沿江的过程仍在演进中。下阶段空间组织的发展趋势主要是沿湖发展；第二，制度政策、规划、产业结构调整、外资的空间取向以及快速干道是影响城市空间组织的主要因素。其中，政策与规划是城市空间组织演变的控制阀；都市区内的快速干道是城市空间组织的先导力；主导产业的演替是导致城市主导发展空间转移的根本动因；第叁，主中心控制力是城市空间组织的内生变量。亚中心地区城市空间重心迁移的方向受主中心发展的内在力量的牵制；第四，主导产业的演替与城市空间组织战略的时空耦合是城市空间组织优化发展的核心。促进主导产业发展与空间组织战略的时空耦合，是实现空间与产业的协调发展，经济与社会快速、协调、成功发展的有效途径；第五，经济发展战略与空间配置的吻合是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在不同时期、不同发展背景下，提出并实施空间配置相吻合的经济发展战略，可以实现经济发展的跳跃式增长；第六，为优化苏州城市空间组织，提出了基于不同主导因素的方案，推荐采用“一区两轴叁带、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组织方案，并提出了实施空间组织优化方案的策略。
王红梅[6]2009年在《城市化与就业的相关性分析》文中提出当前,世界城市化进程加快,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步伐更加迅速。城市化演进的本质过程是就业结构的城市化,所以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无疑对扩大城市就业乃至整个社会就业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综观城市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城市化与就业的实践,不难发现,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却并未带来就业的同步增长,城市化与就业之间出现了“高发展,低就业”的现象。因此,如何协调城市化与就业的良性互动,是目前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具有示范作用的苏州市为例,从经济增长、就业弹性、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四个方面分析苏州市城市化与就业之间的关系。随后通过对大量数据的统计分析,得出苏州市城市化水平与地区生产总值、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等变量之间的回归方程。最后,根据目前存在的问题,从优化空间布局、大力发展第叁产业、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等方面提出推动苏州市城市化与就业协调发展的措施,以期对当前城市化与就业的良性互动、同步增长提供启示。
于志慧[7]2015年在《太湖流域平原河网地区城市化背景下的河流健康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河流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载体,在地球的物质和能量的传输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河流健康是河流功能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然而,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河流系统稳定性逐渐下降,河流健康状况也每况愈下,因此,城市化背景下河流健康评价问题成为了当前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太湖流域平原河网地区是我国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区域内河网密布、湖荡众多,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水平在全国首屈一指。长期以来,该地区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社会经济的发展模式导致自然生态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人类活动的强烈干扰下,区内的水系格局遭到破坏,大多数河流截弯取直,主干河道拓宽、细小支流被填埋,河流曲度与河网发育系数逐渐减小,河流趋于主干化、单一化,且逐渐偏离了其自然形态。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水系衰退、连通受阻、河流功能下降以及水环境恶化等水资源与水环境问题。因此,在此背景下开展河流健康评价研究,对于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河流的保护和管理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本文以太湖流域腹部地区苏州市为研究区域,基于水系数据、水质数据、3期土地利用数据、社会经济数据,以河流地貌学、水文学、景观生态学、环境科学等多学科作为理论基础,依据科学性、代表性、定量性、可操作性等原则,综合应用RS、GIS技术、数理统计方法、时间序列分析法、景观格局分析法、熵值法、物元分析法等方法,对研究区的城市化进程及其水质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并构建了一套适用于该区的河流健康评价指标体系以及评价方法和模型,据此探讨了城市化下研究区河流健康的时空变化特征和规律,提出了河流保护与管理的对策措施,为后期城市规划和水生态规划提供参考。本文的主要研究包括:1、研究区城市化进程与水环境质量状况分析(1)研究区城市化进程分析本文通过人口城市化率指标、土地利用变化情况的计算,对研究区的城市化进程进行了具体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苏州市1990-2008年的人口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其中通过人口城市化率增长幅度计算,得到人口城市化率在进入21世纪以后增长加快;根据1991、2001、2010年的遥感影像对研究区的下垫面土地覆盖情况进行分析,得到下垫面总体的变化规律为:城镇面积所占比重显着增加,耕地、林地、水域面积逐年较少,其中水田面积在2001-2010年这一时间段的减少幅度较大,说明增长的城镇用地主要来源于水田、水域、林地的转化。(2)研究区水环境质量状况分析本文以常用的水质综合指数来表征水环境质量状况,根据2004～2014年10个水质监测站点的数据,计算得出其水质综合指数,其结果总体呈现为先降低后增高的趋势,2004～2008年期间的水质综合指数明显偏低,而2008年之后水质综合指数逐年增大,说明苏州市的水环境质量状况明显好转;通过对不同等级河道的水质状况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流域性河道(一级河道)的水质要明显优于区域性骨干河道(二级河道),且水质好转程度也较为显着。因此,城市化进程中保护低等级河流不受破坏和污染,维护平原河网地区水环境质量状况刻不容缓。2、河流健康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本文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以水文学、河流地貌学、景观生态学、环境科学等多学科作为理论支撑,对河流健康的内涵进行界定的同时从河流健康影响因素入手,充分利用研究区现有的数据资料,选取了易受城市化影响的5个要素层指标,分别为自然形态要素、水量要素、水质要素、河岸栖息地环境要素、河流社会经济功能要素;9个河流健康评估指标,分别为河流曲度和河网发育系数变化率、水面率、水质综合指数、绿地覆盖率、香农多样性指数、生物第一性潜在生产力、万元GDP用水量、农林业产值增长率。该指标体系涵盖水系结构指标,是一套适用于平原河网地区的河流健康评估指标体系。3、河流健康评价方法和模型在常用的赋权方法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主、客观赋权方法的分析比较,为了尽可能消除权重判定的主观性等问题,本文对传统的熵值分析法进行了改进;通过对多种河流健康综合评价法的优缺点及其适用范围的权衡和比较分析发现,相较于其他河流健康综合评价方法而言,物元分析方法不仅计算简单、方便,能够有效的解决单项指标之间不相容的问题,适用于多因素的评价系统,而且能够借助关联函数和关联度来掌握评价指标的分异信息,进而探讨影响研究区河流健康的原因和机制。苏州市位于太湖流域平原河网地区的东北部,是全国人口最密集、城市化水平最高、水域面积最大的地区之一,该区河网密布、湖荡众多,城市化对河流健康的影响较为显着,故河流系统的复杂性直接决定了物元模型应用的必要性。因此,本文将涵盖关联函数及关联度表达式的物元分析法运用到河流健康综合评价中,最终建立了河流健康的熵权物元模型。4、城市化下苏州市河流健康评价分析在河流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基础上,运用熵权物元模型对苏州市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河流健康进行了综合评价和比较分析。(1)苏州市不同时期河流健康的评价结果显示:2001、2006、2010年苏州市的河流健康级别依次向"病态"、"病态"、"中等"转化,总体河流健康水平不高,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放缓和相应保护措施的实施,其河流健康状况逐渐好转。此外,由各指标权重值的大小来看,河流曲度、水质综合指数、农林业产值增长率对河流健康影响较为突出,且有待提高。同时,根据城市化下各指标变化趋势的分析,可以看出河流曲度、河网发育系数、水面率、水质综合指数、生物第一性潜在生产力、农林业产值增长率是主要的限制因子。(2)苏州市2009年各地区河流健康的评价结果显示:苏州市区总体河流健康状况趋于"健康"水平,而其它4个县级市的河流健康状况则趋于"中等"、"亚病态"水平,可见总体水平偏低。从空间布局来看,河流健康呈现出内陆到沿江城市河流健康水平逐渐降低的趋势。从各指标权重来看,河网曲度、农林业产值增长率、水质综合指数、香农多样性指数权重值较大,虽然各地区影响河流健康的限制因子不尽相同,但对于苏州市各地区而言,河网结构、水质、河岸栖息地环境的提高仍是各地区河流健康修复的必要条件。(3)根据苏州市河流健康的时空变化特征,基于河流健康的影响因素和机制,从完善城市规划、综合整治河道、提高水体的修复能力、制定景观生态规划、完善河流管理政策五个方面出发,提出了改善河流健康的对策措施,以期为太湖流域河流管理提供参考。
殷晓岚[8]2004年在《20世纪苏南农业与农村变迁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综合运用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20世纪百年以来苏南地区农业与农村变迁情况进行分析和研究，探索经济转型过程中苏南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动力与条件，为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20世纪以来，中国从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逐渐向一个新兴的工业社会演进，政治、经济、社会及科技的这种结构性变迁必然对农业和农村产生深刻的影响。加强对这一阶段农业与农村历史的研究，探讨经济转型过程中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动因，从历史变迁过程中认识和把握中国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运作规律，把历史与现实问题紧密结合起来，不仅有助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也有助于当今我国农业与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开展。 苏南地区是我国历史上着名的鱼米之乡。它既是我国南方精耕细作农业的典型，又是我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典型。20世纪以来，苏南进行了较为连续和完整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经济转型过程，它为传统农业如何向现代农业转化以及经济转型过程中农业与其他产业、农村与城市相互关系的研究提供了较好的范例。认真回顾和解析苏南地区农业和农村社会经济在晚清以来的变迁历程，寻找和探索其运行的轨迹，不仅有利于这一地区自身的发展，还可以给全国广大地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问题提供一个有参考价值的借鉴。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对于苏南这样一个比较大的区域来说，没有农业的现代化，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就成了问题，整个区域的现代化就会落空。由于其较快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在其经济转型过程中显示出来的一系列特征，应当说，目前，苏南地区已经有条件有基础真正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但是，苏南地区农业开发早，土地利用率已经很高，其单位面积产量已与国际上的高产指标不相上下。因此，在推进农业现代化时，如果把目光局限于农业内部、农村内部，也难以真正实现较高水平的农业现代化。换言之，苏南农业现代化的突破口和战略取向，不在农业本身，不在农村内部，而在农业、农村之外。 研究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就农业论农业”是不可能讲清楚的。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它们各自所依托的社会环境，孤立地谈农业发展或农业现代化而不考虑农业与其他产业部门的关系，不考虑社会经济的转型不可能真正建立起现代化的农业。必须把它放到工农业关系、城乡关系中去考察，探索国民经济深层次的矛盾，找出长期以来一再强调重视农业但落不到实处的根源。 因此，本研究注重农业在整体经济中的地位，农业与其他产业、农村与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的互动关系，以动态的和全面的观点来看待农业。 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我们比较专一的立足于“长时段”视角，对研究对象的具体观察，注重从历史进程上进行纵向的比较分析与研究，根据过去和现在的辩证关系，律性的认识，在史学研究为现实服务上做一些尝试. 本文的结构及其研究内容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介绍苏南地区农业和农村发展所依托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在这种背景下所形成的农业生产特色(第一章)o 第二，从农地制度、生产技术、工业化、城市化等方面的发展探讨了20世纪苏南农业与农村发展的动力和条件(第二一一六章)o 20世纪以来苏南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多次重大的变革，随着这些变革的发生，苏南农业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可以说，土地制度是维护农村经济稳定发展和社会经济秩序的决定性的基本制度。土地制度的变革及其相应的法律规范，是促进农业发展的根本因素。 晚清民国时期，苏南的土地所有制是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土地占有集中，租佃关系发达，农户经营规模狭小，租税负担沉重。在封建半封建土地关系的束缚下，农业生产条件日益恶化，农业再生产能力衰竭，是民国时期苏南农村经济凋蔽，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苏南农业的发展创造了首要条件。50年代中期以来对农民个体所有制的改造，建立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各个阶段有不同的农地制度安排，由于片面强调所有制升级，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这一时期苏南农业发展的波动很大，农业的经营绩效低下，农业生产长期排徊不前。70年代末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家庭农作制，制度变迁效率增进明显。但在实践过程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本身逐渐显露出或多或少的制度缺陷，不可避免地出现限制农业进一步发展的诸多问题。苏南在80年代中期以来实行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保持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激励和经营自主的优越性，展示了缓解苏南农业矛盾的积极效能。但这种制度安排，在实践运作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苏南农地制度变迁既有对前一时期土地制度的继承，又有对前一时期土地制度的否定，正是“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因此，苏南今后的农地制度变迁也不能不考虑路径依赖因素的影响。 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一?
骆勇[9]2011年在《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下的城乡社保一体化问题研究》文中认为进入本世纪以来,按照党的十七大以来相关会议方针要求,我国越来越多的地区开始逐步试点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的城乡经济社会建设。而作为“城乡一体化”总体构建目标重要组成部分的“城乡社保一体化”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地区先行纳入“城乡一体化”建设范围。在Google上以“城乡社保一体化”为关键词可以搜索到天津、苏州、长沙、重庆、昆明、成都、嘉兴、上海浦东新区、东莞等地地方政府都正在或即将要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建设,就省份而言,2007年7月由国务院和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相继召开的“部分省区市社会保障工作座谈会”、“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工作座谈会”上,四川、山西、上海、江苏、安徽、山东、湖北、湖南、广东、新疆都提出过要在本省实现缩小城乡差距、实施社保城乡统筹以及表达了推进城乡社保一体化的决心。可以看出,“城乡社保一体化”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研究如何缩小中国城乡二元差距,实现公民社会保障权利平等、公平、公正的关键性问题。围绕“城乡社保一体化”的如何实现以及相关社会政策如何调整以提供配套政策支持等等的探讨,已成为学界进行学术研究和政府实践操作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苏南地区的典型代表——苏州地区的城乡社保一体化建设案例为研究对象,开展基于现实经济发展、社会成熟程度以及既有政府权力框架和现有政府政策制定模式,探讨如何有效的去实现城乡社保一体化；实施多大程度上的城乡社保一体化以及在社保一体化过程中通过怎样的社会政策优化去解决一体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等等。按照本文的研究框架：第一章主要是提出问题与阐明问题并进行有关本问题的相关文献梳理,从目前学界的总体研究中去发现问题,从而为本文研究的开展提供研究的逻辑起点；第二章主要是通过在前一章的问题和文献基础上,提取开展本研究的理论命题,并进行相关研究设计,即本文在研究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为了证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和准备怎样去证明这样的问题；第叁章到第六章主要考察苏州的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构建过程及其策略,分别以苏州的城乡养老保险体系、城乡基本社会医疗保险体系、城乡生育保险体系、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的一体化构建过程为考察对象,系统考察了苏州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制定过程及其政策实施现状、城乡基本社会医疗保险政策制定过程及其政策实施现状、城乡生育保险政策制定过程及其政策实施现状、城乡社会救助政策制定过程及其政策实施现状,通过政策过程分析来揭示制约和影响地方政府主动进行养老保险城乡一体化政策变革、基本社会医疗保险城乡一体化政策变革、生育保险城乡一体化政策变革、社会救助城乡一体化政策变革的若干因素在决定地方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模式来进行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变革中的作用和体现。最后,通过社会保障各种类型的城乡一体化实施路径和方式经验总结来探讨发展型社会政策与城乡社保一体化政策过程之间的关系及其借鉴。第七章通过对于前面苏州城乡社保一体化经验的总结与概括,提出制约城乡社保一体化整体实施的现实性因素。系统探讨怎样的社会保障内容改革才是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改革的政策内涵、才符合发展型的社会政策理论要求、城乡社保一体化改革过程中是否还需要进行其他相关政策配套措施的改革等等；最后通过思考和个案概括总结,提取出我国其他地区在进行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改革过程中从苏州的政策案例中可以借鉴到的政策经验以及其他地区在苏州模式的基础上,可以再进一步进行的政策突破和予以深化的政策改革内容,以及改革过程中需要实施怎样的社会政策模式、采取怎样的政策改革过程及其推进策略等等。按照本文的研究结论,经济发达地区(以苏州为代表)以及经济欠发达地区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保体制,不等于现在就要实现城乡同一标准、同一保障水平的社保制度,而是要在全面小康基础上,注重已有城乡社会保障的衔接、自由转换,缩小差距,在“有差别的统一”基础上逐步过渡为“无差别的统一”通过研究发现,苏州地区城乡社保一体化建设经验主要表现在：第一,有效的构建了制度平台,在现有社保基础上,做到了农民能够随着户籍身份改变,可以实现养老保险的“农保”转“城保”,基本社会医疗保险的不同人群体系重新调整与整合覆盖,农村居民生育保险的调整以及与城对接,农村居民社会救助体系也实现了与城对接和重新调整,真正做到了城乡不同人群不同社保体系之间的有效衔接与转换；第二,建立了城乡“无差别”的法定基础社会保险。法定基础社会保险包括基础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基础社会保险覆盖了城乡所有人群,对所有城乡居民开放,一视同仁,没有差别；第叁,构建了被征地农民“土保”转“城保”的有效机制,使被征地农民真正完全享受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待遇；构建了非正规就业等灵活就业人群的养老保险、基本社会医疗保险以及生育保险、社会救助等保障内容。第四,进行了制度创新,在现有城乡不同类型社会保障基础上逐步进行机制整合,实现城乡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障一体化。与此同时,寻求多元化多种方式的参保手段和参保方式,努力发展经济,提升经济实力。第五,地方政府具有了进行城乡社保一体化的改革决心和详细方案,地方政府各部门实现了通力合作,寻求了相关政策整合以及配套政策支持,实施了城乡社保一体化构建过程中的“整体性治理”方式。
田宇鸣[10]2007年在《城市化过程中小城镇生态规划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小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是我国实施城市化战略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然而，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在促进了小城镇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在急剧推进的城市化过程中，如何有效解决小城镇生态环境问题，实现小城镇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为生态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生态规划是确保小城镇生态系统健康发展，实现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本论文对城市化过程中小城镇生态规划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初步研究，具体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探讨：1)基于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分析了城市化过程中小城镇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特征，指出城市化与小城镇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关系，并通过实践调查、理论分析，阐明了苏州高新区内小城镇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实质与原因，指出在小城镇尺度上展开生态规划是必要的。2)分析了小城镇生态规划的理论基础，通过辨析得出影响小城镇生态规划的不确定因素主要来自小城镇自身发展、生态规划本身以及外部环境的边界效应叁方面。3)探讨了基于不确定性的小城镇生态规划的功能、目标、研究方法和内容，指出在小城镇生态规划过程中要重点考虑外部环境引起的不确定性。4)选择苏州高新区正处于城市化发展中的典型小城镇——浒墅关镇展开生态规划实践研究。首先，确定了浒墅关镇生态规划的内容与技术路线；其次，在现状调查分析的基础上，辨析浒墅关镇的生态功能，并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进行差距分析，确定浒墅关镇生态规划的目标与重点内容；最后，在生态功能区划的基础上重点对浒墅关镇生态经济发展、生态人居建设、生态中心镇建设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作出了具体规划。
参考文献：
[1]. 城市化进程中的苏州市可持续发展[D]. 蒋玉华. 苏州大学. 2003
[2]. 苏州地区生态社区规划研究[D]. 滕颖. 苏州科技学院. 2007
[3]. 中国小城镇发展战略研究[D]. 袁中金.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4]. 中国城乡一体化实现路径研究[D]. 朱喜群. 苏州大学. 2014
[5]. 苏州城市空间组织演变研究[D]. 周一晴. 苏州科技学院. 2007
[6]. 城市化与就业的相关性分析[D]. 王红梅. 苏州大学. 2009
[7]. 太湖流域平原河网地区城市化背景下的河流健康评价研究[D]. 于志慧. 南京大学. 2015
[8]. 20世纪苏南农业与农村变迁研究[D]. 殷晓岚. 南京农业大学. 2004
[9]. 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下的城乡社保一体化问题研究[D]. 骆勇. 复旦大学. 2011
[10]. 城市化过程中小城镇生态规划研究[D]. 田宇鸣. 苏州科技学院.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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