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追寻 文化的沉思——新华社与美联社新闻写作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联社论文,新华社论文,沉思论文,文化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世界各大新闻文化圈中，中西新闻是最具特色、最有活力的两大体系。我们试以新华社与美联社作为标本，来一番历史的追寻与文化的沉思，对中西新闻的写作特点进行一次剖析性的比较，以期充实和发展我国的新闻写作。
一、新华社与美联社的历史比较
新华社是我国惟一的国家通讯社，是党中央领导的强有力的国家新闻宣传机构。它的前身是诞生于1931年的红中社，1937年改名为新华社。它产生存在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红色根据地，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民族斗争、阶级斗争激烈而复杂，这就决定了它一经诞生就主要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出现和存在的，因而其新闻写作必然带有强烈的政治宣传色彩。
在新华社与中国革命共进的征途中，它不断加强其作为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工具而引导舆论、教化民众、指导工作的职能，以其强大的宣传威力为我党我军取得最后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在战争年代，新华社有时尽量搜集、发表各种新闻，揭露反动派的阴谋；有时则停止一切揭露性、刺激性稿件的采写，以示缓和。在其50年代的业务建设方针中也提出：“要求采编人员认真学习和研究中央的路线方针和各项具体政策。”[1]80年代新华社社长穆青在谈到新华社记者工作时说：“在工作中要求记者时时刻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把党性原则摆在第一位，要经常想的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政治宣传贯彻得怎样，是否得力？是否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了一致？”[2]
美联社是美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通讯社。它有着与新华社迥然不同的历史背景，它的前身是1849年成立的港口新闻联合社。这是由6家纽约日报为对付日益激烈的新闻竞争而建立的一个合作性质的通讯社，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团体所有制通讯社[3]，经营上自负盈亏，从不接受政府资助或入股。[4]
因此，就主体而言，美联社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一种为商品经济发展服务的企业型信息媒介。传递情报、交流信息成为其重要的功能和任务。从根本上说，它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维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工具。但由于其追逐利润的本能，为吸引更多受众，它必须不断改革报道方式与传播手段，适应受众不断变化的口味与兴趣。这使美联社赢得了极高的权威。
美联社的记者较少受到写作规则的束缚。每一次写作上的创新与变化都根据读者的需求。在稿件中，严禁出现任何会妨碍读者接受信息的生僻词语、不明确表达和不习惯说法。它的报道在体裁上不拘一格；在语言上含蓄幽默；在内容上新鲜有趣，能极大地满足受众的新闻欲求，和新华社报道具有强烈的政治宣传色彩截然不同。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随着中西交流的日益直接与频繁，西方思潮大量涌入。有人主张新华社的新闻写作要“西化”，要淡化政治宣传。一方面，新华社写作上强调政治性的传统发挥过巨大而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新华社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新闻的其他重要功能，如信息功能，从而导致写作上趋于一定程度上的保守与僵化。这是否意味着突出政治性与生动活泼存在着矛盾呢？是不是真的要“淡化”政治宣传呢？当然不是。
江泽民同志最近指出：“党的新闻事业与党休戚与共，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新闻舆论单位一定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5]
新华社作为无产阶级的新闻通讯社，必须坚定不移地在这方面发挥作用。
这是因为：我们的党和政府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和人民的政府，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但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这样和那样的困难，加上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蓄意破坏和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错误和缺点。有些群众会产生不理解、误会甚至一些不正确的看法。这就需要新闻舆论机关廓清思想感情，理顺头绪，引导群众正确认识目前暂时出现的困难，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此外，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角度讲，必须对当前社会上存在的损人利己、金钱至上、以权谋私的思想和行为，对宗法观念、特权思想等封建道德，以及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潮、腐朽思想进行揭露、斗争和批评，以纯洁社会风气，扶正祛邪，引导舆论向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充当好党和政府的耳目与喉舌。
我们也可反观西方新闻界。他们自称“没有政治性”，常常盲目投合读者口味，甚至迎合一些低级趣味，大肆报道黄色、暴力，以及一些荒诞不经、恐怖离奇的东西。美联社虽然称得上世界一流的通讯社，但有时也不可避免地陷入这个泥坑。这是由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
事实上，一切新闻都是宣传，都带有政治倾向，自我标榜“客观公正”的美联社也不例外。只不过它常常将政治宣传不露痕迹地消融于报道幽默、煽情的细节之中罢了。这是它的高明之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新华社坚持了报道的政治性，但在表现形式上比较直白、单一，不太注重宣传的艺术性，从而损害了宣传的效果。实际上，内容上的政治色彩与表达上的生动活泼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并不存在矛盾。一件作品，是完全可以做到既有好内容又有好的形式的。任何一方的缺乏，都会损害作品的价值。我们既不能由于强调政治而使作品“面目可憎”，也不能为追求效果而把原则抛于脑后。应该在实际的写作中将二者完整有机地结合起来，开创出一条适合我们自己的道路。
穆青说，新华社决不能以西方通讯社的小伙计的身份进入世界新闻舞台。美联社只是它的竞争对手，而不是追赶目标。
二、新华社与美联社的新闻思维比较
思维，是心灵之光。新闻运思，是新闻写作过程的第一步。认知结构是新闻思维的发动机。要有效地比较新华社与美联社的新闻思维，就必须找到一条主线来贯穿认知结构。这条线，就是文化。
1.“天人合一”与“天人分裂”对新华社与美联社的影响
在文化这条线上，从总体上能代表叙事与民族文化精神关联的就是“天人合一”与“天人分裂”两种思维。新华社所继承的东方的“天人合一”是一种整体的和谐，是人与自然的融合，是一种“同”，富于理性、伦理意味，追求一种完满、团圆、平和，而又与“德”紧密相联。而美联社记者所继承的“天人分裂”的核心表现为对个体生命的沉酣、放纵，它突出个人的存在，富于非理性、情感意味，追求狂热、神秘、刺激。西方的“天”——上帝，与人是分立的。
无论是在文学作品还是在新闻作品中，悲剧，都是人类一个永恒的话题，人类不断地与天灾人祸进行着斗争。我们就以灾难性报道为例，来比较二者不同的文化观念导致的不同写作思维。
美联社记者面对灾难造成的悲剧，常常注重极其仔细地描摹事实，他们用大量笔墨赤裸裸地表现灾难对人的摧残，强烈而直接地表现出人的痛苦、悲惨境地以及被毁灭的命运。而新华社记者却习惯于“哀而不伤”，他们虽然也暴露人的悲剧处境，但着眼点却是反映灾难中的人的精神，用人的“战天斗地”去消解事件的悲剧性质，实现一种“事实的悲”向“精神的乐”的转换。我们常说的“大灾出大英雄”，“小灾出小英雄”正缘于这种悲剧审美心理。
例如美联社记者所写的《美国大兵比卡尼克和他的妻子成了住房短缺的牺牲品》[6]。这篇报道讲述的是一起危房倒塌的灾难事故。
“…………
他们一家（指美国兵比卡尼克一家）住在凑合着搭起来的房子里。昨天大雨倾盆……被泥水泡松了的山坡塌了下来。泥土压在他们的房子上，结果两个孩子——12岁的艾利森和他3岁半的小妹妹朱迪安被活埋在12英尺厚的废墟下面。
……比卡尼克像发了疯似的用手扒又湿又重的泥土。
消防队和铁路抢险队闻讯赶到，他们动用推动机干了12个小时，才把废墟的泥土清除干净，找到了孩子的尸体。在被砸坏的床上，两个孩子并排睡在一起，男孩子用胳膊护着小妹妹。两个孩子的身上盖着床单，看来，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想用这床单挡住不断落下来的泥土。”
试想，如果换成了新华社记者会怎样报道呢？他一定会突出营救人员如何克服困难进行抢救，一定突出遭受打击的比卡尼克夫妇如何得到安慰和帮助，从而弘扬一种道德风尚。但在美联社记者笔下，新华社记者可能突出的部分全部被一笔带过，而对于后者可能弱处理的事故发生的触目惊心的细节、场面却做了强处理，让人心中充满了一种绝望的毁灭感。再看新华社记者高晓虎写的《在烈火的考验面前》[7]，是讲述云南省安宁县发生的森林火灾。在救火过程中，有56人牺牲。文中写道：“事后，人们在收拾烈士烧焦的遗体时，发现他们有的手中还紧攥着砍刀，有的双臂高举过头，都保持着奋勇扑火的英姿……”虽然有对灾难场面的描述，但不使人产生恐怖的感觉，且最后落脚在英雄烈士的崇高人格上。文章的结尾写道：“这就是我们的人民，他们在烈火中用信念、勇气、忠诚谱写的壮美的歌，永远回荡在云南高原的大地上……”读到这里，读者们的情感也上升到了一种壮美的境界，产生对英雄的崇敬和一种愉悦感、激励感。
新华社这种对灾难事件的报道方式，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民族文化心理的一种映射。我们的民族善感乐生，崇尚圆满，习惯于以超然的、了悟一切的、历史的态度看待痛苦，信奉痛苦终将过去。切不过是一个过程。我们所强调的“以正面宣传为主”，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对民族传统心理的一种暗合。这种积极的舆论导向，可以激发人民群众奋发向上的精神，鼓舞群众斗志，引导人民群众正确认识和理解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2.戏剧传统文化对新华社与美联社写作的影响
西方戏剧追求动作、冲突、悬念、高潮；而中国戏剧以内心冲突的抒情为重点，不注意表现动作的“冲突”。
戏剧着重于塑造人物。我们不妨通过比较两大通讯社的人物报道来看看它们如何受戏剧传统文化的影响。
美联社的人物报道，往往塑造出一个个鲜明的个性形象，以个性作为把握人物的起点和终点，以细节、冲突、动作来表现人物性格。美联社名记者雷尔迈·莫林说：“你要收集有关细节，如面部表情、音调、姿势等。”另一位名记者马列根也说过：“要有戏剧性！要有戏剧性！”[8]而在对采访对象的表现中，让人感觉不到叙述者的主观存在。采访者的主体意识、情感，似乎都被重重厚幕所掩盖，或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剔得干干净净。
而新华通讯社的人物报道都是以一种时代精神作为把握人物的起点和终点，笔下的人物散发着浓郁的时代气息。刻画人物，着重从心理、情感角度入手，并借助大量抒情性细节，展现一种诗般的风采。穆青在谈到人物通讯写作时说：“要使读者动感情，首先记者自己要动感情。如果记者不动感情、不激动，或者感情动得不深、不真、不强烈，那就不可能感染读者。”在新华社的人物报道中，可以强烈而分明地感受到记者情感的涌动。
我们不难举出许多例子。如美联社记者采写的《抓住高树使劲摇撼》、《访基辛格》、《撒切尔夫人的一个下午》等篇章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性格丰富、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形象。而新华社采写的人物通讯名篇，如《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等等，从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座座崇高的精神丰碑。可见，美联社重在从人物外在的动作、服饰、语言去刻画人物；新华社重在从人物内在的思想、感情、心理去表现人物。前者告诉读者人物是一个怎样的人，而后者告诉读者人物有什么意义。
新华社与美联社对各自的戏剧传统文化的继承使得它们的新闻写作显示出各自别具一格的特色。但由此也产生一些弊端。如中国戏剧形象构成的脸谱化导致新闻思维在人物透视中单一化、公式化，没能更多地注重人物的个性化与多样化；相反倒使人物显得“高、大、全”，脱离实际。这在典型报道中尤其突出，因此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标题：“刘胡兰式的英雄×××”、“邱少云式的英雄×××”。而美联社记者若过于偏重人物个性塑造，难免会忽视人物精神意义；有时甚至故作惊人，哗众取宠，失去了作品的严肃性。
三、新华社与美联社新闻写作文体比较
新闻文体，实际包含了两个层次的内涵。一是话语体系，主要是指记者报道新闻事实所采用的文章结构和文字表达方法。一是思维格式，是指反映话语体系所承载、蕴含的记者对新闻事实的认识方法。我们就分别从这两方面比较新华社与美联社写作文体。从中也可窥到历史的烙印。
1.话语体系的流变及特征
美联社历史悠久，在西方新闻史上属于文体较早成熟和不断创新的领先者。1865年4月14日，美联社记者戈布赖特获悉林肯遇刺后，写出了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导语之一：“华盛顿，1865年4月14日，星期五——总统今晚在剧院遭枪击，可能已受致命伤。”[9]1889年，又是美联社记者约翰·唐宁写出了第一条六要素齐备的真正意义上的导语。新闻导语的产生，直接促成了由导语、主体、背景等构成的倒金字塔新闻文体结构的诞生，并逐渐形成了以消息、特稿、评论构成的基本新闻文体格局。而美联社记者在实际操作中常常将各种结构综合运用或交叉使用，创造出更为丰富的新闻文体。
新华社初创时期，主要是抄发外电。在对西方导语理论和倒金字塔理论进行引进学习之后，以“头重脚轻”的综合消息问世。这是一种类倒金字塔。此后，由于政治斗争的迫切需要，反映鲜明政治观点的新闻述评兴起，同时适用于指导工作的调查报告也大量出现。在解放战争时期，为鼓舞斗志，又出现了故事性通讯，人物通讯和后来的工作通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人们迫切希望对各种社会问题有更深入透彻的了解，于是又出现了深度报道等新体裁。
新华社与美联社在话语体系探索上存在着一个基本差异，那就是前者的稳定保守与后者的多变求新。
新华社写作文体分类严密琐细，各种的选材方式、结构、语言、风格都有明确界定，要求记者写作必须合乎文体规范，否则就是不伦不类，这样就束缚了记者的手脚。例如一度流行的“新华体”，本来并无贬义，它有简洁、准确、朴实、完整等特点，曾产生过许多好稿。但它也有不足，各类文体界限太清，消息就是消息，通讯就是通讯，特写就是特写。由于人人竞相仿效，形成了单一呆板的局面。美联社在文体分类上宽松而广泛，各种文体之间交融流通，不拘一格；在文体探索上锐意求新，不受陈规束缚。美联社名记者索乐·佩特说；“我所能想到的关于写作的规则，没有一项我没有打破过，甚至于对我自己的规则也是这样。关于写作，没有什么万无一失的指南，除了我上面刚刚说的一条。”[10]《普利策奖新闻奖获奖作品选》序言中说：“一个作品的好坏，必须基于作品本身的效果，而不能只看它是否遵守规则。”[11]
2.思维格式的流变及比较
美联社的文体思维格式主要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一是以客观求真实，这是其纯客观报道时期。1900年美联社改组时确定了报道方针为“报道事实，不报道意见”[12]。这是在反对“党派报刊的黑暗年代”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随后，由于社会责任论的盛行和读者需求的变化，美联社转向提示“新闻背后的新闻”，即解释报道时期。该社前总经理说：“人们变得更加挑剔了，他们要的是解释性强的报道。”[13]贯穿新华社文体思维格式流变的一根主线是“印证主题”。前面分析过新华社的历史，它一经诞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对某个时期某个阶段政治任务及由此确定的主题进行印证、说明并进而进行指导，就成为其文体发展的本质特征。
两大通讯社文体思维格式的流变有着不同的轨迹，这是与其历史发展的差异分不开的，二者产生的政治背景与经济基础是大不相同的。美联社的思维格式演变基本上是按照对新闻事实由表及里的探寻与追求的轨迹发展的，显示出一种成熟的新闻文体存在。但其作为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一部分，由于其赖以存在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局限性，由于其追逐利润的商业性质，从根本上说，它最终也不能使新闻文体完全按自身规律健康发展。新华社在新闻文体的发展上有过自己的成绩，但如前所述，还不是十分完善的。无论哪一方，都面临着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任务，因为“报纸文体的变革是不断适应报纸自身特点的过程”[14]。
四、新华社与美联社的新闻写作主体比较
新华社记者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始终是党联系人民的桥梁，是党中央政治局和人民群众息息相通的精神导线。这使得新华社记者负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胡乔木同志说过：“我们的记者，要熟悉党的方针政策和工作的具体过程，要跟党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要绝对适于党的意图和党的指挥……这样的记者不是什么‘无冕之王’，但是经过他们发出的电讯，反映情况、总结经验、提出问题、指明道路，他们却能成为很好的宣传家、教育家和组织家，成为党在许多工作部门中强有力的助手。”[15]包括美联社在内的西方记者号称“无冕之王”，可以肯定他们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无冕之王。但生活在竞争激烈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会像猎犬一样寻找现实社会中一切具有新闻价值的东西。他们不注意事件意义的大小真伪，只着重于事件本身的时空秩序和因果逻辑；在写作中，充分考虑读者的兴趣。新华社有一则新闻报道我国一医学考察团到广西巴马县考察老人长寿问题，写了一大堆专业术语，像一份科学考察报告。当时香港只有《大公报》转载。而美联社记者将其改编为《中国“世外桃源”的居民长寿多》，突出人如何长寿这个人们普遍关心的话题，结果香港许多报纸立刻转载。留美的丁泽曾用“像贫下中农一样辛苦”来形容美国的记者，把他们的写作比为“两句三年得”的贾岛；而中国的记者，大都是“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李白。[16]这种说法虽不尽然，但也反映出两国记者的差别。（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新闻学院）
注释：
[1]引自《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方汉奇、陈业劭编
[2]引自穆青《从建设世界性通讯社的需要出发，开创干部工作新局面》（《新闻业务》）1984年第6期）
[3][9]引自《美国新闻史》，[美]埃默里父子著，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195页、245页
[4]引自《比较新闻学》，陶涵编
[5]引自穆青《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世界性通讯社奋斗》
[6]引自《西方新闻作品选读》，黎信、曹文秀选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4年版，第5-6页
[7]引自《人民日报》1986年5月17日第四版
[8]引自《美国名记者谈采访工作经验》，[美]查尔斯·格拉米奇编，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12、20页
[10]引自《美国名记者谈采访工作经验》，〔美〕查尔斯·格拉米奇编，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页
[11]引自《普利策新闻获奖作品选》，[美]约翰·霍恩伯格编，新闻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12]、[13]引自《中西新闻比较学》，樊凡、单波编，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224、226页
[14]引自《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李良荣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页
[15]引自《新华社史话》，刘云莱，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135页
[16]引自《像贫下中农一样辛苦》，丁泽著，《读书》199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