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与东北亚格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北亚论文,格局论文,朝鲜战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朝鲜战争是战后冷战形成过程中的第一次热战，它对于国际局势，特别是东北亚局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从历史和现实角度分析朝鲜战争，以便深入探讨它对东北亚政治格局中的历史作用。
一、朝鲜战争
在人类战争史上，朝鲜战争无论从地域范围、参战兵力，还是持续时间等方面，都是一场规模不大的局部战争。但是，它的历史意义和影响却远远超过战后任何一场现代战争。
朝鲜战争，一开始是朝鲜民族内部的国内战争，但后来在美国的干涉下逐渐变成一场国际战争。长期以来，围绕着这场战争的起因和性质问题，参战各方看法不一。尤其是一些历史学家也由于受到冷战体制的影响，不是根据当时复杂的历史条件来分析战争的性质，而是多侧重于辩明那一方首先采取了进攻行动以此分清战争的性质和责任。可以说，这是对历史的极大嘲弄和歪曲。随着时间的消逝和激情的减退，朝鲜战争终将得到公正的评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朝鲜战争的爆发，有它自己深刻的国内外原因。
从国内看，南北被分裂是其主要原因。朝鲜三面环水，北依大陆，地处日本列岛通往亚洲的“天然桥梁”，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10年8月，日本公然吞并朝鲜，朝鲜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被蹂躏了35年。朝鲜人民从未停止过反日光复的斗争。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美英三国在《开罗宣言》中明确规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独立”[①]。1945年，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中也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②]。然而，战后的事态发展，却违背了上述原则，使朝鲜已被置于美苏两国相互争夺的势力范围内，被分割为南北两部分。这一历史结局是朝鲜人民所无法接受的。因此，当苏军和美军分别占领朝鲜北方和南方时，他们不受欢迎是理所当然的。对此，美占领军司令也承认，在美军占领的南方，“人们将分裂的局面归罪于美国”，而且“越来越憎恨一切美国人”[③]。当1945年12月，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会议的协定消息传来，引起了朝鲜人民的极大不满。南朝鲜各地纷纷举行群众集会，抗议《莫斯科协定》，并自发成立了诸如“实行国家独立委员会”、“反托管委员会”等组织，主张朝鲜尽早独立。“反托管”、“求独立”的南朝鲜群众运动，逼着李承晚也许诺他将努力奋斗，使朝鲜“不被征服，不被分裂”。更甚者，由美国一手扶植的南朝鲜临时议院还通过决议，指责美军政府“无视朝鲜人民对托管的强烈反对”，“歪曲民意把托管强加于朝鲜人民”，这使美军政府在南朝鲜的处境十分难堪。后来，美国不得不动用警察来镇压了南朝鲜人民的反托管、反分治的群众运动。和动荡不稳的南朝鲜政局相比，朝鲜北方的苏军占领区，由于共产党人在人民群众中的基础较好，加上实行了一系列得民心的改革措施，社会较稳定。但不管朝鲜南方还是北方，废除北纬38度分界线，早日实现国家和民族统一的愿望是共同的。
此后，因美国的作梗，解决朝鲜问题的苏美委员会中止工作宣布解散，南北分别成立了以意识形态为划线的各自的“一边倒”政府。从此，朝鲜人民的一股强烈的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意识和斗争，集中体现在南北两个敌对政府之间的绝对势不两立上。其实质是争夺在这片被分割的国土上，谁是朝鲜半岛的唯一合法政府。因此，南北“两个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就把推翻对方，统一朝鲜，确立己方在全国统治地位为其崇高无尚的使命”[④]。这场斗争到1949年6月，苏美两国军队分别从北方和南方撤走后，已达到白热化程度。朝鲜南北双方都在巩固自己政治地位的同时，一方面积极开展外交和政治攻势，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另一方面积极建立自己的武装，为武力统一做好准备。比如，1949年3月，南朝鲜国防部制定了一个加强军队的扩军计划，准备把已有的6万5千人一下子扩大到陆军10万人、海军1万人、空军3000人、预备军5万人。年底，大体完成了扩军计划。与此同时，1950年1月，同美国签订了共同防御援助协定，大大提高了南朝鲜军队的进攻能力。1949年10月，李承晚扬言：“南北分裂是必须用战争来解决的”[⑤]，相信南朝鲜军队“三天内占领平壤”[⑥]，并声称在1950年用武力来实现南北统一。1950年5月，美国经济援朝署署长约翰逊说，“由美国武器装备并由美国人训练的南朝鲜10万官兵，已作好充分准备，并可以随时开始作战。”[⑦]当时朝鲜北方也认为，解放朝鲜是属于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的内部事务，并相信不需要外界支援，北朝鲜可以统一朝鲜半岛。在这种南北对峙的情况下，从1949年春天起屡次发生武装冲突，其规模从瓮津半岛的团级交战，发展到开城的师级交战，早已把整个朝鲜半岛推到战争的边缘，使它成为“一锅沸腾的稀粥”[⑧]。关于这一点“南朝鲜公开史料称：‘包括6次交战在内共发生300余起’”边境纠纷，“北朝鲜史料称：‘在1949年1年之内，南方即向北方越境达1836次之多’”[⑨]。因此，朝鲜战争的爆发是历史的必然，它反映了朝鲜民族的一种不可阻挡的意志和愿望，问题只是时间和时机而已。
可见，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一开始是朝鲜民族要求独立和统一的国内战争，是朝鲜人民反对分治的一种必然趋势。但外因在朝鲜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不能低估。朝鲜战争的爆发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关的。
冷战首先由欧洲开始逐渐辐射到东北亚的。但是，美国的真正麻烦不是欧洲，而在东北亚。战后美国和苏联在东北亚主要是围绕着雅尔塔体制的执行进行交涉和斗争。根据雅尔塔体制，苏联控制了千岛群岛、蒙古、中国的东北地区和朝鲜北部；美国则独占日本，控制中国国民党统治的广大地区和朝鲜南部。初期美苏之间虽有矛盾，但并不是那么激烈。但是随着欧洲冷战的加剧和中国革命的胜利，美苏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日益尖锐。
战后，美国一直把中国视为遏制苏联在东亚扩张的支柱，所以美国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但国民党军队却节节败退，最终导致了蒋家王朝的全面覆灭，这使美国在东亚的遏制政策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在美国人眼里中国不仅是“莫斯科的工具”，而且“侵略”、“好战”、“赤色恐怖”。与此同时，在美国国内“谁丢掉了中国？”成了攻击上至总统、国务卿，下至一般外交官的咒语。共和党人批评杜鲁门政府将中国推入苏联的怀抱。甚至民主党参议员威廉·富布特等人还建议说，“如果杜鲁门引咎辞职，那将是他对美国的最大贡献”[⑩]。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政府重新调整自己的东北亚政策，一下子抬高了朝鲜的地位，把它定为遏制北方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和封锁新中国的“远东的反共线”。杜鲁门公开说，朝鲜是直接关系到美国在远东地区成败的“意识形态的战场”[①①]。麦克阿瑟也说，朝鲜是“价值无限的前哨基地”[①②]。从此，美苏之间在半岛问题上的较量开始激化。
朝鲜战争的祸根是强权政治铸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曾考虑过独占朝鲜。但由于力量有限，在军事上占领整个朝鲜是不可能的。于是杜鲁门应麦克阿瑟的要求，向苏联建议北纬38度线为两国共同解除日本武装的分界线，得到了斯大林的同意。那时，美苏之间虽有矛盾和冲突，仍不失为盟友关系。但正当两国根据有关协定要着手解决朝鲜问题时，却开始不同了。由于冷战体制的影响和东北亚局势的日趋紧张，美苏之间的关系也由昔日的同盟关系逐渐变为敌对关系。随着冷战的升级，美苏双方都想把朝鲜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因此，美苏两家在解决朝鲜问题时既缺乏共同的语言和立场，又无解决问题的愿望和积极性，各项建议和反建议都旨在提高本国的地位和影响，同时千方百计要削弱对方的势力。于是，托管变成了分治，组成全国统一的联合政府无望，便各自成立了对己方有利的“一边倒”的政府，准备扩大自己的地盘。从此，38线成了“美苏之间区分势力范围的一条不可逾越的分界线”[①③]。任何想移38线的企图，不管来自何方，都意味着对对方的严重挑战。这就是美苏两国在朝鲜亲自播下的“分裂的火种”。而在冷战的余波迅速向东北亚扩展的情况下，美苏两国也终究难以完全抑制这颗“火种”的点燃和蔓延。当它遇到干柴，必然蔓延到朝鲜半岛变成燎原大火，朝鲜战争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了。
由此可见，内因是基本的，朝鲜战争一开始本质上是一场国内战争，而外因又是朝鲜战争爆发的主要因素。美苏两国推行的冷战政策必然要导致武装交锋，不幸的是地处东北亚的朝鲜却成了战后两大阵营之间第一次军事交锋的事发地区。当美国介入朝鲜战争后，朝鲜人民同兄弟的中国人民一道，进行了艰苦的祖国保卫战，终于战胜了美帝国主义，让它不得不在朝鲜军事停战协定上签字。对此，美国人把朝鲜战争称为“第一次没有凯旋班师的战争”[①④]，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得人心的战争”。
二、朝鲜战争对东北亚局势的影响
朝鲜战争是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所推行的冷战政策所结下的第一个恶果。 它对世界局势，特别是东北亚局势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一，加速了东北亚冷战格局的形成。朝鲜战争不是冷战的起因，而是冷战的恶果。但这场战争反过来又对东北亚冷战的加剧起了催化剂的作用。美国以朝鲜战争为契机，为了牢牢控制日本这个东北亚反共基地，一切后果它在所不计，它加紧缔结对日和约，使日本早日成为美国称霸世界的得力助手。在此之前，美国一直反对过早地缔结对日和约，现在则急于媾和。1951年9月，在旧金山召开了对日和会。这次会议是在美国的一手操纵下，公然把作为日本侵略的最大的受害者和战胜日本法西斯的主要国家中国排除在缔结对日和约的会议之外，而且在缔结和约的过程中，它既排除了苏联提出的任何提议，也没有同英国等西方大国进行充分协商，并否定了亚洲大多数国家关于战争赔款等许多合理要求，匆忙缔结了对日和约。对此，周恩来曾于1951年9月18日和1952年5月5日先后两次发表声明，庄严宣布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和绝不承认非法的片面的对日和约。随后美日两国又签订了《美日安全保障条约》和关于实施安全保障条约的美日行政协定。上述和约和条约明确规定了美日双方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相互关系，历史上人们把它称为“旧金山体制”。
在旧金山片面媾和之后，美国加紧策划和强迫日本与台湾蒋介石集团缔结“和约”。1952年4月28日，日本和蒋介石集团签订了《日本和中华民国之间的和平条约》（即：“日蒋条约”），双方还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与此同时，1953年8月8日，美国同南朝鲜签订了《美韩安全保障条约》，终于把东北亚的军事同盟关系从日本扩大到了朝鲜半岛。
美国杜鲁门政府咄咄逼人的政治、军事攻势，是对朝鲜、中国、苏联的极大威胁。中国、朝鲜、苏联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加强了相互之间的合作。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形成了中苏两个大国的军事同盟，接着后来朝鲜同苏联和中国分别签订了《朝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和《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此，东北亚形成了美日韩为一极的和中苏朝为另一极的两极格局的冷战局面，使东北亚成为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
第二，朝鲜战争推动了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正当日本经济处于严峻的所谓“稳定危机”之时，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打着联合国旗号大量出兵朝鲜。这一战争为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一是日本外汇收入猛增。美国为了供应朝鲜前线军用物资，向日本拨出了大量加工订货和服务款项，在1950—1953年共约24亿美元。到1956年为止，共约40多亿美元。二是扩大了出口。朝鲜战争爆发后，各国政府为了防备新的更大战争，大量抢购物资，国际市场价格猛涨，使日本出口量明显增加，如1950年下半年比上半年出口额增加55%。三是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由于上述原因，国内消费增加，投资扩大，战后“稳定危机”时积留下来的大量商品很快出售，生产随之上升，1951年国民生产总值已恢复到战前1934年的水平。在此基础上，日本大力发展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从1955年起经济发展进入高速增长期，到60年代后期，日本已跃居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因此，正如朝鲜问题专家、美国卡斯明格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朝鲜战争成了日本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但是，值得我们提出的是朝鲜战争推动了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还为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复活创造了条件。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为了建立对苏联“攻不破的藩篱”，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和影响没有进行必要的清算和限制，反而却积极扶植。其中1957年岸信介居然当日本首相是典型例子。所以，时至今日日本对它过去的侵略行径仍在文过饰非，甚至歪曲侵略历史。如日本前法务大臣永野茂门说，“把那场战争说成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说发动那场战争的目的是侵略，那是不对的。当时日本真心是想解放殖民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所谓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①⑤]。这对日本在世界的形象，特别是它对东北亚国家之间的合作，产生着恶劣的后果。
第三，朝鲜战争加剧了冷战，推动了核武器竞赛。朝鲜战争后，美国抓紧时机落实以苏联为假想敌、以全面战争为背景制定的“68号文件”的基本精神，同时更加具体提出了研制氢弹、加速军队建设、大幅度提高军备等计划。根据这个计划，美国的国防费用成倍增长。1951年，美国的国防费用已突破了500亿美元大关。1952年美国的国防费达600亿美元，比上一年又增加了20%。1951年3月中旬，美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热核试验。1952年6月，美国开始建造第一艘核潜艇，从而在核军备的道路上同苏联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与此同时，美国在朝鲜战争的影响下，全面调整了自己的防御战略，以“大规模报复战略”和“战争边缘政策”来取代“纯防御政策”，在世界各地到处插手。正如美国查尔斯所说的那样，“由于我们过高地估计了共产主义目标，到1955年我们在36个国家共有军事基地约450处，并且我们在拉丁美洲以外同大约20个国家订有政治和军事条约。正是朝鲜战争而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把美国变成一个世界范围的军事——政治大国”[①⑥]。同美国相比，苏联深感差距很远。为了尽快缩短和美国的差距，苏联在加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同时，不惜一切代价加速热核武器研究。1953年8月，苏联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从此确立了它的核大国地位。到80年代美苏两国的军费开支已占全世界的60%，常规军备占80%，核武器占97%。从而美苏之间基本形成了以战略核武器为核心的“恐怖均势”。“物极必反”。历史是无情的，冷战的两个带头人终于都受到了历史的惩罚。其结局是苏联被解体，美国也遭到了严重的削弱“已经丧失了经济霸权”[①⑦]。
第四，朝鲜战争加剧了朝鲜北南双方的对立。朝鲜战争由于美国的介入，不仅没有完成了实现国家和民族统一大业，反而给朝鲜民族的心理上和政治上却留下了长期难以治愈的伤痕。战争后朝鲜南北之间的立场无任何变化，仍然把搞垮对方作为统一的手段。北方提出，为了夺取朝鲜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在共和国北半部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还要在南朝鲜进一步发展革命斗争。南方的李承晚曾极力反对停战，他说，“停战对我们意味着死亡”，“我们不得不单独作战也在所不惜。”朝鲜停战后，李承晚还继续叫嚣“北进统一”。1961年5月，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上台后，用“胜共统一”代替了昔日李承晚的“北进统一”的口号，他在加强军备的同时，致力于发展经济，要在经济上压倒对方。
后来，北方曾多次向南方当局建议：把美军赶出南朝鲜，将把双方的军队分别裁减到10万以下，缔结互不使用武力的协议；实现北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待基本条件成熟后，建立统一的政府。但是，南方当局对这些合理建议置之不理，反而借口“南侵威胁”而加紧扩军备战。在这种情况下，北方也不得不加强国防建设，提出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并举”的方针。从而，250多公里长的军事分界线两侧，集中了双方对峙着的大约150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使朝鲜半岛处于紧张状态。
到了80年代的中后期，随着国际局势的缓和，朝鲜北南双方间的接触，对话和往来较为密切，但目前的种种迹象表明，要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难度较大。其主要原因：一是核问题。近年来，朝鲜半岛核危机几起几落，1994年10月，美朝虽然就核问题达成框架协议，但具体实施上双方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它必将影响朝鲜半岛形势的发展。二是北南双方不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将不时阻碍着双方对话的顺利进行。三是朝鲜半岛问题不仅涉及到朝鲜北南双方的安全、稳定和发展，还牵动着东北亚地区各大国的自身利益和安全，朝美、朝日关系至今尚未正常化。正因为如此，要从根上解决这一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条件。
第五，朝鲜战争导致了中美之间20余年的敌对。朝鲜战争是历史上中美之间的第一次直接的军事对抗。但较量的结果，胜利的不是美国，而恰恰是又穷又落后的中国。从此，美国把中国视为“亚洲的头号敌人”，是“比苏联威胁性更大的敌人”。从这一错误立场出发，在随后的20余年中，美国在东北亚的主要敌人实际上不再是苏联，而是中国。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改变过去“美国不想在福摩萨（按指台湾省）取得特殊权利或优待以建立军事基地，也无任何使用其武装部队干涉现有局势的意图”[①⑧]的既定方针，公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我国台湾海峡地区，同时把朝鲜战争的战火扩大到我国的东北边境，严重威胁我国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为了保卫祖国，派志愿军出国，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终于把朝鲜半岛上的战火平熄下来。战后，1954年12月，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直接用武力阻挠中国的领土统一，并企图把台湾变成美国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接着美国为了进一步打击中国，还同中国一些周边国家签订双边的政治——军事条约：1954年9月，签订了针对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在军事上形成了对中国的包围圈。美国除了在军事上包围中国外，又在经济上加强对中国的封锁。在朝鲜战争期间的1952年，在美国的策划下，设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对华出口管制委员会”，禁止对中国出口战略物资。这样，中美两国在商业上陷于全面停顿。与此同时，美国不仅自己不准备面对现实承认中国，并多次阻挠其西方盟国不承认和不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句话来说，美国的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报复中国，使中国为干预朝鲜战争付出代价。杜勒斯等人更直言不讳地说，“我们要尽可能给共产党中国制造更多的麻烦”，“建立反对北京政权的外部压力，最终使他崩溃。”[①⑨]但后来的实践却表明，美国长期敌视、遏制中国，并干涉中国内政，不但没有使新中国屈服，反而把自己拖的精疲力尽。早在1957年1月毛泽东就指出，美国孤立我们是没有道理的，“不要我们进联合国，不跟我建交，那么好吧，你拖的时间越长，欠我们的帐越多，你就越孤立。我在延安就跟一个美国人讲过，你美国一百年不承认我们这个政府，一百零一年你还不承认，……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②⑩]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到70年初美国政府不得不调整对华政策，要求和我们改善关系。
总之，朝鲜战争是一场局部的、有限的战争。但它的意义和影响，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外，其他现代战争都是无法比拟的。它是冷战形成过程中的第一场热战，反转过来又促进了战后冷战格局的发展，导致东北亚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当前，在新世纪来临之时，研究朝鲜战争，对于我们深入探讨东北亚新格局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以及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
注释：
①《国际条约集（1934—1944）》，第407页。
②方连庆等编：《现代国际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52页。
③《杜鲁门回忆录》中译本第2卷，三联书店1965年，第191页。
④、①③韩高润、宋中岳著：《东亚和平与合作》，国防大学出版社，1994年5月，第3、9页。
⑤〔韩〕《韩国动乱史》，第85页。
⑥〔韩〕《汉城新闻》，1949年10月10日。
⑦〔美〕《谁挑起了朝鲜战争》日文版，第40页。
⑧参见李普曼《冷战》。
⑨日本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朝鲜战争》中译本上部，国防大学出版社，1994年8月，第4页。
⑩罗纳德·斯蒂尔：《李普曼传》中译本，第673页。
①①参见《杜鲁门回忆录》日文版2卷，第224页。
①②参见〔美〕《纽约新闻》1957年2月4日。
①④〔美〕约瑟夫·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中译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1、2页。
①⑤1994年5月3日答记者问，〔日〕《每日新闻》1994年5月4日。
①⑥〔美〕查尔斯·波伦：《历史的见证》中译本，商务书馆，1976年，第379页。
①⑦威廉·G·海兰：《美国的新方针》，载美国《外交季刊》1990年春季号。
①⑧《杜鲁门公开文件集》转载于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84页。
①⑨转引自由金星，《论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对外政策》，载于《新祝野——中美关系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3月，第247页。
②⑩参见席来旺编：《中美交往实录》，京华出版社，1995年8月，第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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