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意识的退隐与公民理性的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视野中的当代政治文化嬗变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阶级论文,公民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三十多年来，中国作为进行市场化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文化经历了从阶级文化退隐到公民文化建构这一嬗变过程。从根本上看，公民文化建构的过程是在“公民政治”替换“阶级政治”的过程中出现的创造性转化。仅仅从政治文化自身出发进行考察，或者仅仅将其归结为阶级斗争由显性到隐性的过程，是解释不了政治文化这一当代嬗变的。只有追溯到社会政治结构和社会整合方式的变化，并最终追溯到经济结构的变化，才能对这种嬗变的原因作出深刻的解释。 一 政治的阶级解释模式及其面临的挑战 政治的阶级解释模式是19世纪之后形成的一种现代政治理论模式。在19世纪的欧洲，各种社会政治矛盾集中爆发，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分裂，同时也出现了解决这些矛盾的各种政治哲学方案，而阶级解释模式只是其中的一种。在思想脉络和理论逻辑上，19世纪出现的空想社会主义是先前乌托邦运动的一种顺向延续，而阶级解释模式则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一种反向回拨。 早期的乌托邦运动仅仅停留在观念上，它只是想要通过虚构的理想世界伸张一种道义理想，而不是要在现实中实现其政治主张，即使莫尔本人也不认为他的乌托邦是一种现实性的东西。他在其著名的《乌托邦》结尾处悲观地写道：“可是我情愿承认，乌托邦国家有非常多的特征，我虽然愿意我们的这些国家也具有，但毕竟难以希望看到这种特征能够实现。”①到了19世纪，乌托邦主义试图通过各种具有政治路线图的“社会主义”方案实现自己的理想，于是便出现了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实验。简单地将欧文等人的“社会主义”称之为“空想”是不恰当的，相对于先前的乌托邦主义而言，他们的社会主义并非仅仅停留于观念，而是要落实于现实的社会实践。在实践上，欧文等人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其理想既不相容于现实的政治制度，而他们又不愿意从根本上改变现存的政治制度；在理论上，其失败则主要应当归因于方法论，即未能摆脱思辨哲学的影响，因而未能找到一种将现实与理想、历史与价值统一起来阐释自己理论的方法。这种方法的核心是通过解决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问题，从而最终解释社会历史领域中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不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问题，便无法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提供一个可以与现实的历史运动相结合的理论根据，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便只能是一个隔岸遥望的“自由王国”。马克思当时所面临的正是这一问题。也正是因为确立了一种能够将客观的历史运动和作为历史活动的人所持有的应然目标有机统一起来的新方法论，马克思才在理论上摆脱了此前理论所具有的两种片面性：一是法国唯物主义将历史理解为受纯粹的必然性限制的机械决定论；二是德国唯心主义将历史理解为受纯粹自由精神的引领而走向理想王国的唯意志论。这个新的方法论就是唯物史观。在马克思说明社会历史的新方法论中，政治的阶级解释模式占有重要位置。 对于马克思来说，阶级和阶级斗争之所以在说明社会生活及其历史发展时非常重要，首先是因为在对社会生活的分析中，阶级概念是联系经济分析和政治分析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解释体系中，“无产阶级”是将资本主义的事实性分析和创造历史的行动解释连接起来的中间性环节：一方面，缺失了这一环节，马克思关于社会生活的经济分析便失去了规范性的维度，便无法解释社会生活的应然走向，也无法解释社会主义何以应当如此；另一方面，缺失了这一环节，马克思关于推动历史进步的政治行动的解释便失去了现实的根据，便无法说明应然的社会生活何以必然实现。在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基础上解释社会生活，是马克思对方法论的基本追求，通过这一中介而合理地勾连两个理论领域和维度，对于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来说至关重要。缺少了对现实社会的经济分析(事实性维度)，马克思关于社会生活的解释就与乌托邦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没有区别；缺少了对未来社会的道义要求(价值性维度)，马克思的理论也就只能成为机械决定论。能够充当中介作用的只能是一个“历史主体”——既作为历史运动的结果又作为历史运动的创造者和推动者；在19世纪，马克思所发现的这一“历史主体”便只能是“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无产阶级”，而它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阶级斗争”则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政治行动。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重要特征是从社会的经济分析出发把握政治的本质，而不是像以往政治哲学家那样就政治而论政治，并将政治看作解释经济的根据。这也决定了他必须用一种能够将经济分析和政治分析联结起来的“中介”来说明全部的社会运动。阶级和阶级斗争首先属于经济范畴，因为无论是阶级的划分和识别，还是阶级斗争的本质和产生的原因，都属于经济领域的问题，需要从经济的角度加以界定。阶级和阶级斗争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因为它们往往直接以政治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最终将以政治的方式加以解决。马克思说：“私有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也绝不是什么抽象概念或原理，而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总和。”“所有这些资产阶级生产关系都是阶级关系。”②他还说：“阶级对立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是建立在迄今存在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由这种方式所决定的交换关系上的。”③在这里，马克思关于政治的阶级解释模式与关于现代私有制的经济分析是密切关联和内在一致的。具体而言，马克思是根据19世纪的社会状况，用“阶级关系”解释“生产关系”，又用“生产关系”解释“私有制”；用“交换关系”解释“资本主义”，又用“资本主义”解释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 然而，在马克思去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个世界格局和现代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作为一种经济事实的阶级划分和阶级识别遇到了困难，而且作为政治活动的阶级运动也呈现出多元化和碎片化的倾向，人们越来越难以用阶级关系来解释政治生活和社会结构，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也越来越晦暗不明。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变化并非局部性的，而是全局性的，其中一些涉及当代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一些涉及马克思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时所依据的基本假设。怎样从这样的变化出发重新理解阶级解释模式在马克思社会政治理论中的作用？怎样在新的现实面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修正、补充和发展？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已经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可回避的理论责任。 我们首先要正视现实的历史变化。19世纪，工业化刚刚在欧洲全面展开，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结构正在形成的现代化阶段。无论是从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上看，还是从社会结构、社会政治关系上看，当今的时代与19世纪相比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要求一种不同于19世纪的工业管理模式，也塑造了根本区别于19世纪的新型劳资关系、阶级关系。与这种变化相关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设想随着工人阶级的日益贫困和不断壮大而将出现革命热情不断高涨的情况并没有发生。相反，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普遍缺乏革命动力，阶级意识日益淡薄，而工联主义意识却越来越成为主宰工人运动的主导意识。麦克莱伦说：“马克思低估了工联后来的作用，以及无产阶级在不诉诸革命的情况下境况得到改善的种种可能性。他以之为起点的两个阶级模式以及随之而来的阶级斗争的观念，由于旧的中间阶级的持续存在以及新阶级(例如技术工人和经理)的出现，已经被证明是过于简单化了。”④ 与阶级状况变化相关的是二战后西方福利国家制度的普遍实施所带来的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一方面，随着凯恩斯主义取代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学，随着福利国家制度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实施，韦伯所担心的国家官僚制机构的膨胀越来越成为现实。在当代社会里，官僚机构越来越强大，并日益成长为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干预和控制的力量。另一方面，国家在广泛干预社会生活的同时，也通过创造需求刺激经济发展，通过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强化自己的职能、体现自己的存在价值，使人们越来越依赖于国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将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跨越国界并联合起来反抗资产阶级统治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甚至自由主义以私人领域来保护个人自由的理想也受到挑战。相反，黑格尔关于政治国家最终将统合市民社会的理念，却以黑格尔未曾预料到的方式，在一定意义上获得了实现。历史给了凯恩斯一个机会，让他能够以经济学的方式向黑格尔的法哲学致敬，并同时对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完全对立的经济学理论提出挑战。 表面上看，凯恩斯的福利国家论和以其为基础的制度超越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原初对立，将自由主义的自由主张与马克思主义的平等主张结合起来，统一在新型的社会结构之中。但实际上，福利国家论也是在这两种价值主张和它们的政治哲学方案博弈和互鉴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9世纪，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使自由主义放任的经济主张矛盾尽显，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也使放任的经济制度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当代自由主义不得不放弃激进的放任主张而求助于国家干预，把福利国家制度看作消除资本主义弊病和维护资本主义稳固的手段。这实际上借鉴了社会主义通过国家计划而消除市场盲目性的制度设计。另一方面，工人运动的持续低迷和马克思未曾估计到的资本主义的顽强生命力，也使得持有马克思主义平等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求助于国家对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干预，主张通过福利国家制度的实施，以渐进、改良的方式改造资本主义，从而最终实现以平等为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目标。 人们认识到，对于马克思的理论来说，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制度所挑战的绝不仅仅是他的经济学说，更是他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为重要内容的政治学说。帕森斯认为，在凯恩斯主义的挑战面前，马克思的经济学和阶级斗争理论已经不能很好地解释当今的社会生活了，他说：“马克思专门的经济理论现在必须看作大体上要被取代了，尤其是被像马歇尔和凯恩斯这样的人所取代。他的历史‘规律’和阶级斗争往少里说，也需要根据现代社会理论和现代社会这两者的发展来加以修正。”因此，他认为：“尽管托克维尔和马克思的确很重要，但他们的影响看来仍然属于两翼而非核心。”⑤在西方政治哲学家的阐释中，类似帕森斯这样的观点随处可见，即使是那些持有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学者，也非常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这一挑战。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赖特认为：“如果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日趋两极分化的观点不再被普遍接受，要避开在抽象的两极分化的阶级关系概念同阶级构成和阶级斗争中的复杂的具体模式之间的断裂这一理论问题就变得更加困难。我们不能再假定历史将逐步消除这一理论问题。”⑥ 首先必须承认，帕森斯和赖特等人的基本看法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捕捉到并正确指出了旧有的阶级解释模式与当代社会生活之间存在的裂隙。但是也必须指出，他们并没有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去理解阶级解释模式在马克思理论中的作用。他们将阶级解释模式看作一种僵死的、非历史性的理论模式，甚至将其看作特定的结论，而不是将其看作一种考察问题的方法，因此并没有真正把握阶级解释模式在唯物史观中的方法论意义。但是，阶级解释模式是从社会生产条件出发考察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进而批判性地考察合理生活条件的一种方法论原则，而不是从特定的历史条件(如19世纪的历史条件)出发预测社会发展所得出的具体结论。在这一意义上，阶级解释模式只是马克思阐明历史主体和历史运动之间关系的一种可能形式，并非不可替代。在这一解释模式中，“阶级”只是“历史主体”的一种“具体形式”，“阶级斗争”只是历史主体进行历史活动的一种“近代方式”，它们都只具有特定的历史合理性。也就是说，阶级解释模式只是唯物史观这一更为宏观理论中的一个“变量”而非不变的“常数”。在整个唯物史观中，起决定作用的原理是生产条件决定社会关系、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社会关系；因此，当社会生产条件发生了变化，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亦会随之发生变化，人们之间的政治交往和经济交往方式也将发生变化。从当代的社会物质生产和由它决定的社会关系出发说明“历史主体”及其活动方式的变化，恰恰是唯物史观和以其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要求和核心任务。 基于对阶级解释模式的这样一种理解，我们就不必执着于马克思关于特定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担当“历史主体”的具体论述，而是应当聚焦于他分析历史的方法论原则。在方法论中，重要的是构成方法的逻辑环节，而不在于“谁”来充当这个环节。在马克思的整个方法论构成中，“无产阶级”是作为特定的“历史主体”而发挥作用的，而不是作为特定历史现象的“无产阶级”必须在已经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担负这一功能。对于马克思的方法论来说，作为行动者的“历史主体”是解释历史所必须的，而它的具体构成则需要具体的、历史性的解释。这样的理解不仅不会导致将“历史主体”抽象化，恰恰相反，它正是对“历史主体”的具体化和历史性的理解。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无产阶级”作为一般的“历史主体”来理解，才是对历史主体的抽象化和非历史性的理解。 这样看来，在当代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中，与其说马克思的阶级解释模式受到了挑战，不如说马克思立足于19世纪社会状况的阶级解释模式受到了挑战，因为在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唯物史观仍然是考察社会生活必须采用的方法论原则。也就是说，作为这一方法论中介环节的“历史主体”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只不过对它的发现和阐释必须建立在对当代社会生活具体而深入分析的基础之上。 二 社会整合方式的嬗变与阶级意识的退隐 马克思关于政治的阶级解释模式依赖于他关于社会关系及其构成方式的解释模式。马克思所理解的社会关系及其构成方式也同样是历史性的，需要在特定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状况下加以考察。关于特定社会状况下的社会关系及其构成方式的历史性考察，又需要诉诸社会分化和社会整合的概念。 19世纪所特有的社会生产状况决定了社会分化方式和社会整合方式。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正是从这种社会生产状况出发，对当时社会分化和社会整合方式进行理论概括的基础上提出的。进人20世纪之后，社会生活所发生的变化不仅是经济上的，也不仅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中分别发生的，而是作为一种总体现象呈现的。从社会关系及其构成方式的角度看，这种总体性现象就可以通过社会分化方式与社会整合方式上的变化加以考察。因此，我们在考察政治文化的变迁时，应当将社会分化和整合方式的变化作为一个切入点。 政治的阶级解释模式是以阶级的聚集和这种聚集作为阶级认同意识为前设的。卢卡奇等人将阶级意识的形成看作推动阶级斗争的根本性条件，这符合他们那个时代的情况。19世纪后半期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施的福利国家政策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和消除贫困，削弱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无疑使大规模阶级斗争的发生更加困难。但并不是福利国家制度所带来的富裕使工人阶级失去了斗争意志，而是福利国家制度改变了社会分化和社会整合的方式，使得无产阶级难以形成聚集，因而使得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当代状况不同于资本主义“自由放任时期”的状况。因此，考察当代社会整合方式与近代的差异，又需要从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化入手。也就是说，通过它们之间关系的变化，我们便可以知道，个人是通过怎样的社会整合和政治整合而被纳入到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之中，进而获知个人是以怎样的方式进行社会聚合和政治聚合的。在此基础上便可更深入理解为何阶级意识会在当代退隐。 阶级解释模式假定，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政权与作为资产阶级赚取利润的市民社会之间高度一致并相互联合，使作为个人的工人失去了经济的和一切其他的社会资源而成为赤贫的无产者，从而成为只能通过阶级联合才能改变个人命运的无产阶级。在这一假设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的紧密合作。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这种紧密合作，市民社会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出任何抗衡国家权力的社会性力量。这一理论假设客观地反映了欧洲早期资本主义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状况。在欧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传统社会解体与现代社会发育过程中发生了剧烈的社会分化。此时，社会自身的发展极不完善，社会自我整合的能力尚未形成，克服市场机制缺陷和担负社会整合功能的便只能是国家的政治职能。政治整合替代社会整合，资产阶级国家与市民社会貌似分离实则一致，经济利益的冲突便必然直接通过政治斗争来实现。在这种社会与国家关系结构下，阶级的分化与聚合无可避免，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必然日趋尖锐。可是，19世纪后半期特别是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的发展出现了马克思未曾预料的新情况和新趋势，改变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模式，也改变了社会分化和社会整合的近代模式。与19世纪中叶之前的社会结构相比，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形成了一个社会中间结构。哈贝马斯等人认为，这种变化使得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对立，演化为“国家所代表的政治公共领域”、作为文化批判领域的“社会中间结构”和“市民社会”所代表的私人领域的三元结构。他们的研究表明，在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形成的所谓“社会中间结构”逐步发展出一种社会功能，一方面限制了私人利益的无限扩张，另一方面制约着国家无限扩张的权力，此结构替代国家的一些职能，使社会的发展呈现出通过自我修复而走向良性发展轨道的趋势。也就是说，这种社会中间结构创造了一种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不具备的社会整合力量，它一方面抑制了国家作为强制性工具在进行政治整合时所具有的弊端，另一方面又建构起社会自我整合机制，形成了社会“自我修复”的“免疫系统”，为避免过度的社会分化和激烈的社会矛盾提供了不同于政治整合的社会整合形式。⑦哈贝马斯等人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的这些分析，对理解阶级意识的退隐具有重要意义。 在马克思所理解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中，消除国家对社会的政治控制，最终以社会整合替代政治整合，既符合人性的要求，也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因此，在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问题上，恩格斯曾将马克思的思想概括为：“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⑧这既是说应当从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出发解释政治及其历史，也是说社会比国家更根本。根据早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马克思曾设想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实现社会对自身权力的重新收回。不过，如果马克思看到市场经济在其自身发展中能够生长出某种自律机制，从而逐步消除市民社会自身的问题，他未必一定将阶级斗争看作是消除国家与市民社会对立、实现理想社会状态的必须手段。从马克思在许多场合下的论述可以知道，他并不反对通过和平的方式谋求社会的进步，他之所以强调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改变资本主义，是因为他认为以市场交换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具备自我修复机制。当代社会整合的新变化是马克思没有看到的，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实践更是他不可能预料到的。 帕森斯认为，现代社会的整合问题是从20世纪开始进入人们视野的。他认为：社会学的发展“与人们对现代社会的整合问题的新的关注有着莫大的关联——而那种关注在19世纪和本世纪早期的经济和政治思想中，却是引人注目地付诸阙如的。”⑨不过，这仅仅是就社会学的发展而言的，如果离开社会学的学科领域就可以发现，19世纪以前并不缺乏社会整合理论，只不过它是以其他理论形式表达出来的罢了。亚当·斯密关于现代社会可以在市场的“无形之手”下自动达至和谐、黑格尔关于政治国家将最终统合市民社会、马克思关于阶级分化与阶级聚集将最终导致资本主义解体，等等，都是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整合的理论构想。这些关于社会整合的构想，或者与经济学相结合，或者以哲学的形式表达，或者与政治学相结合，并不是直接的社会学理论。帕森斯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毋宁是：那些在19世纪以前通过经济学、哲学或政治学表达的社会整合思想现在为什么会成为专门的社会学问题？这一问题表明了“社会”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的当代重要性。19世纪之前，当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刚刚完成其经济体系建构的时候，市场经济社会中的“经济体系”对整个社会生活的重要性被放大了，无论是其价值还是弊端都被放大了。无论是自由主义者关于“最小国家”的设想，还是黑格尔关于国家统合市民社会的设想，或是马克思关于“国家消亡”的设想，都源于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交往体系无比巨大作用的理解。他们看到，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威力巨大，具有化解一切的力量。与此相应，“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之间的对立关系也被放大了。虽然在“将市场制度视为天使还是将其视为猛兽”的理解上分歧严重，但对这些不同的思想家来说，只有政治国家才能与其抗衡的市场交往体系确实需要政治的约束，或者相反，需要通过祛除政治的约束为其释放更大的能量。在这种背景下，政治学、经济学或者它们的相互结合，自然便成为考察现代社会问题的利器。将社会整合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的繁荣，只有在社会自身的整合已经超越了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而成为独立和根本的现实问题时才是可能和必要的。也就是说，只有当市场经济社会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后，社会整合才会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机制，而只有当人们将社会当作一个“社会体”来看待时，社会整合的重要性才会真正显现。 哈贝马斯等人所说的“公共领域”，是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生活领域，是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才可能具有的一种社会结构体。在市场经济发育的早期，它只能是一种尚未从作为经济交换体系的纯粹私人领域中分离出来的社会生活。哈贝马斯认为，即使在18世纪末期，“如果说，公共领域在这个阶段已经开始要求有个恰当的名分，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个领域当时才初具雏形，并刚刚承担起一定的功能”。⑩从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看，只是到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成熟时期，公共领域才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来，并承担一定的社会整合功能。因此，与公共领域的存在相关的社会整合也必然是一种不同于早期市场经济社会的社会整合方式。 作为市场交往领域的市民社会是现代社会的基础性领域。在其中，脱离了共同体束缚的个人在契约精神的约束下进行自由的市场交换，于是便有了市场经济。但是，纯粹的、绝对的自由交换只能是偶然的交换，这种偶然的自由交换并不构成市场交换体系，市场交换体系的形成依赖于人们的自觉联合。如果说人们纯粹为了商品交换而进行的自觉联合构成了市场交换体系的话，他们之间的非经济性联合就是公共领域产生的最根本原因。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契约精神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而是在市场交换实践中形成的。为了能够更好地进行市场交换，人们需要制定各种不同的交换原则，需要形成最起码的商业信任，这些不以商品交换为直接目的的社会联合所构成的生活空间，便是公共领域的本质内涵。直接的商品交换不可能承担“公共性”的培育职能，但在商品交换关系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公共性领域却可以承担这种职能，而且它也是为此而存在的。 公共领域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发挥的社会整合作用，不能仅仅从西方文化的特殊性上寻求解释，它根源于市场经济自身发展的内在趋势。只要市场经济向良性的社会自治功能发育的方向发展，它便必然会在自己的整个社会生活中自发地生成一个黑格尔称之为“第二伦理根源”、哈贝马斯称之为“公共领域”的社会生活空间。在这一社会生活空间中，社会自身将会对市场和政府失灵所带来的问题进行自我救治，降低阶级聚集和阶级冲突的风险。 当代社会政治生活中阶级意识的退隐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从现代社会自身发展的逻辑看，它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博弈中自我救治机能发育的结果。如果将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消亡”等理论看作一种具有确定价值目标的基本原理，而将阶级斗争看作是实现这些价值目标的手段的话，便可以假设：马克思并不反对在不进行激烈阶级斗争的前提下实现“社会从国家那里收回自己的权力”。实现这一目标，或许需要将市场经济的经济形式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有机结合起来，或许需要市民社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对国家进行有效制约和进行自我救治的机能，但无论怎样，阶级斗争都不是必须的手段，更不是目的，实现社会的自我管理才是目的。 三 现代社会中公共理性与公民文化的建构 阶级意识的退隐与公民理性的勃兴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的一种政治生态。这种政治生态所反映的是一种“后工业社会”的经济关系状况，是一种“后现代社会”的社会关系状况，也是一种“后资本主义”的政治关系状况。这种政治关系状况是理解现代政治文化和政治认同的基础。 马克思说：“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结合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是外在的必然性。”(11)这是说，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创造的“市民社会”中，人们的“社会结合的各种形式”是围绕着私人利益的纽带而进行的。这就意味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整合方式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一般来说，在前市场经济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紧紧地围绕着国家的政治原则展开，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统一的政治价值就成为统合社会生活的核心理念，政治整合也就替代了社会整合而成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传统社会的这种整合方式要求与之相应的社会理性必须是以意识形态的单一真理性和单一价值原则为基础的绝对理性原则。因为在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高度统一的情况下，只有将政治原则作为统一的社会原则，并将其延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社会生活才有可能在此原则下进行密切的整合，而政治原则如果不是建立在绝对理性原则的基础上，便无法起到这种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社会生活出现了无限多样的分化，人们的利益和价值观念也就不可能再统一于单一的价值原则之下，市民社会中的个人也就不可能再从单一的联系中寻找他们的社会认同。这时，支撑认同的绝对理性原则也就必然发生改变。在中国进行市场经济改革之前，整个社会生活的一体性和未分化状态要求一种以绝对理性原则为基础的社会整合，因此，由国家意识形态提供的阶级意识便成为支持这种社会整合最重要的理性依据。虽然从革命时期沿袭下来的阶级理论原本是用以描述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化与整合的，但在经过“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改装”后，仍然能够为一体化的政治整合提供合法性论证。整个社会团结被理解为“人民民主专政”下无差别的政治团结，而社会团结的理性根据则被理解为是由先进阶级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所具有的真理性赋予的。当中国进行了市场经济改革之后，社会生活的巨变带来的利益和价值观念多元化，使原有的社会整合方式难以为继，逐渐形成了新的社会整合方式。怎样理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社会关系以及由它们所共同决定的现代认同？何种理性精神能够支撑这种认同？只有认清了这些问题，阶级意识的当代退隐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也只有理解了这些问题，支持当代社会认同的公民理性及其形成机制和核心内容等，才能得到合理的揭示。当前，在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的基础上为新的社会整合方式提供理论解释和理性根据，已经成为迫切的理论任务。 包括罗尔斯、哈贝马斯在内的许多当代思想家认为，构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认同的核心任务，是建构以现代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公共理性。应当说，这是抓住了当代社会整合问题的实质。那么，究竟什么是公共理性呢？对此，虽然当代西方思想家有过许多不同的论述，但在最基本的含义上，所谓“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无非是指公民和政治人物所必须依循的基本价值和理念，以及理解和驾驭这些基本价值和理念的理性能力。它的前提性设定是，在多元价值并存的现代社会条件下，任何特定的价值观念及其所依持的理论都不应以单一的和绝对的资格排斥其他价值要求，人们必须在多元并存的价值观念和理性根据下寻求公共性的价值，并以此为基础寻求社会正义的实现。 现代社会中阶级意识的退隐伴随着公共理性的兴起，这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着关联。在不同的利益群体和持有不同价值观念的人们之间能够通过公共协商不断增进共识的情况下，社会的公共理性便作为一种普遍精神支持着社会的整合，阶级聚集和阶级冲突便不会像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中那样集中爆发。当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也许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的消失，而是意味着它的发生将会采取别种新的形式，例如，在当今西方出现的女权运动、环保运动、少数族群和特殊群体的反抗运动等。但无论如何，这些或许仍可归于“阶级斗争”范畴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冲突已经不同于先前的阶级斗争形式。另一方面，在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再沿用阶级解释模式来说明社会整合和政治整合，显然是自相矛盾和自挖墙脚的。对于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来说，利益和价值多元化已经塑造了完全不同于先前的社会基础。在这样一种社会基础上培育公共精神和公民理性，在公共精神和公民理性的基础上对不同的利益群体和具有不同价值观念的社会群体进行有效的社会整合和政治整合，培育和建构理性的社会共识和社会互信，无疑是保障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根基稳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理性选择。 正像市民社会并非西方的特殊产物一样，作为社会中间结构的公共领域也不是西方的特殊产儿。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其共有的规律，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交往的发展有其共有的特征。对于任何一个取向于市场制度的社会而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交往方式和社会结构都必然要随之发生相应的改变。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必然会发展出一个以市场交往体系为主体的“市民社会”。无论是否依循黑格尔和马克思将其称作“市民社会”，它都是必然会出现的，因为没有这样一个以市场交往体系为主体的市民社会就没有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发展趋于成熟的时候，必然会带来社会结构的进一步改变，即必然会在个人权利和政治权力之间，发展出一个将两者联结起来的社会中间结构，即所谓“公共领域”。这个社会中间结构，无论是否依循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等人将其称之为“公共领域”，它也都必然会逐步形成，因为缺少了这样一个社会中间结构就没有支撑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社会基础。这样一个社会中间结构是个人权利、个人利益、个人价值相互碰撞、摩擦和交流的场所，同时也是公共理性的发生地。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个人权利、个人利益、个人价值是特殊的，但是，在公共领域中，因不同利益和价值的融合、贯通而形成的公共理性却不是特殊的，它既是对特殊性的肯定，同时也是对特殊性的限制。即是说，公共理性既将特殊利益和特殊价值普遍化为公共的东西，同时又不是将这种特殊性作为绝对性肯定的。这样的公共理性不是人们在“自然状态”或“原初状态”下的“约定”(自由主义)，也不是来自于一个超越于个人的社会实体(社群主义)的“传统”，而是从公共领域中通过人们理性的讨论形成的社会共识。因此，它是“公共的”而不是“绝对的”。在多元利益和多元价值并存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不同的见解和价值取向之间的相互冲突是难以避免的，没有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利益或价值取向可以取代其他个人或群体的利益和价值取向。一方面，我们不可能将它们统一为一种意见，实际上也不存在能够将它们统一为一种意见的理性基础；另一方面，如果不以公共理性对这些利益和价值进行整合，使之在相互的冲撞和妥协中形成普遍的价值共识，社会生活就不可能是理性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政府的政治权力与市民社会的适度分离和有机合作，政府必须将属于市场和社会的交给市场和社会去处理。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里，作为社会中间结构的公共领域正是存在于政府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张力场”，而产生于这一张力场中的公共理性、公民精神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社会共识则是现代社会的理性根基。这个理性根基，是利益多元化的市场经济社会避免阶级冲突、建立稳定秩序的社会基础。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其发展的早期并不存在这样的“张力场”，因此并不具备公共理性存在的社会条件。因此，无限制的自由竞争导致了激烈的阶级斗争。然而，历史并不是由某种“绝对理性”和“绝对善”推动的无人的运动，包括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在内的各种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在其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既创造了各种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改变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轨迹，改变了它们的社会结构，从而也改变了阶级斗争所依赖的社会基础。为了说明这种改变，要求我们以新的理论内容对马克思主义加以补充和发展。 中国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创造性实践，它无疑不应再重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它不可能首先创造阶级分化和对立，然后再寻求对它的克服与消解。因此，它不可能再像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先发展出一种“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对抗的“二元社会结构”，然后再由其自然分化为“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国家”的“三元社会结构”。我们应当通过公共理性、公民理性的建构，自觉地消除因市场竞争所带来的利益和价值对立，构建一种多元利益和多元价值并存情况下的社会和谐。因此，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在充分发展市场经济和加强社会管理的同时，充分重视社会组织的建设，培育健康的社会中间结构。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中形成社会自我救治机制，才能消除市场竞争所带来的利益和价值对立，避免严重分化和剧烈冲突，构建多元利益和多元价值并存情况下的社会和谐。这样一种社会和谐，既不同于亚当·斯密构想的社会和谐，也不同于黑格尔构想的社会和谐，无疑需要用一种创新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加以解释。这就需要我们充分解放思想，把握时代精神，在创造性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其政治哲学的基础上，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先进公民文化的建构提供观念和方法论的支持。 ①托马斯·莫尔：《乌托邦》，戴镏龄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12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35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第533页。 ④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484页。 ⑤⑨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夏翼南译，译林出版社，2012，第23、24页；第13页。 ⑥埃里克·欧林·赖特：《阶级》，刘磊、吕梁山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第10页。 ⑦哈贝马斯、柯亨等人从西方社会的这种变化出发对旧有的阶级解释模式作出过诸多理论回应。相关的讨论，可参见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柯亨和阿拉拖的《市民社会与政治理论》、约翰·基恩的《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等著作。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247页。 ⑩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第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87页。标签：政治论文; 市民社会论文; 阶级斗争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社会交换理论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交换价值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政治哲学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经济学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