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现状分析与未来展望——基于近三年教育类核心期刊论文量化分析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近三年论文,教育类论文,现状分析论文,核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快速发展，高等教育改革不断深入，高等教育研究亦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研究领域逐步拓展，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与此同时，高等教育领域的问题和矛盾也不断凸显，这对高等教育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必要全面深入地了解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进展情况及存在的问题，以便为进一步加强高等教育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数据采集与分析框架
本文选择2006-2008年综合性教育类核心期刊和高等教育类核心期刊中有关高等教育的论文进行抽样量化分析。共涉及32种期刊，其中包括18种综合性教育类核心期刊和14种高等教育类核心期刊；总计检索论文17 199篇，相关论文均来源于CNKI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选择了题名、作者、作者单位、关键词和中文摘要五项基本信息。样本总量如表1所示。
对搜集到的17 199个样本，本研究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以论文所属的期刊作为分层标准，从总样本中抽取10％，即1 720篇论文进行了量化分析。分层抽样与数据分析所用的工具为Microsoft EXCEL和STATA9.0统计分析软件。抽样数据情况如表2所示。
对抽样样本，本研究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分析。
(一)作者单位
反映近三年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论文发表数量较多的单位分布情况。
表
(二)研究方法
主要分析高等教育论文所运用的研究方法的情况。本研究将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分为八大类，即分析法、文献法、历史法、比较法、调查法、统计法、个案研究法和其他方法。在这八类方法中，调查法、统计法是以量化分析为主的实证研究方法，其他方法是以思辨为主的定性研究方法。本研究对研究方法的分析，首先是对所有样本运用的方法进行逐一确定和编码，在此基础上再做统计处理和分析。应该予以说明的是，考虑到具体研究中可能同时运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研究方法，本研究在对具体某一篇高等教育论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和编码时，关注的是该论文采用的最主要研究方法。
(三)研究领域
主要分析高等教育论文所涉及的研究领域的情况。参考潘懋元先生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分类方法，本文将所选取的样本分为四大研究领域，即宏观政策类、微观应用类、基本理论类和学科建设类。[1]宏观政策类主要研究与高等教育发展密切相关、关系高等教育全局的重大政策问题，如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战略、高等教育经费保障、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等。微观应用类主要研究与高校发展直接相关的具体问题或称作“校本问题”，如学校的发展战略规划、课程与教学、师资队伍建设等。基本理论类主要研究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提出的重要理论和方法问题，如高等教育的功能定位及使命、高等学校办学规律、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研究方法论等。学科建设类主要研究高校学科分类、学科设置以及学科发展问题。与一般意义上的学科建设不同，这里的学科建设还包括了某一具体学科的发展问题，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问题、医学教育改革问题、法学学科发展问题等都归在此类。需特别指出，以上四大研究领域往往存在交叉，如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既是重大政策问题，同时也是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予以关注的问题。对此类情况，本研究根据论文的主旨确定其研究领域的具体归属。本研究对研究领域的分析，首先是对所有样本论文所属的研究领域进行逐一确定和编码，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统计处理和分析。
(四)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的二维分析
主要研究高等教育研究论文涉及的研究领域与运用的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即具体研究领域所采取的研究方法的分布情况。
二、数据统计分析结果
(一)论文作者单位
2006-2008年高等教育类核心期刊和综合性教育类核心期刊共有17 199篇高等教育论文，对这些论文的作者单位进行频数统计分析发现：高等教育研究人员的单位的分布十分广泛，共有1139个单位的作者发表了高等教育论文，但研究成果相对集中，论文第一作者频数分布列前20位的单位发表的高等教育论文占2006-2008年综合性教育类核心期刊和高等教育类核心期刊论文总数的24.98％。作者频数的排序与第一作者频数的排序基本是一致的，只有东北师范大学和西南大学的作者频数排序与第一作者频数排序是相互颠倒的。(见表3)
另据分析，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合作研究比较薄弱。17 199篇论文中，有11 293篇为一位作者独自完成的，占65.66％；有4 427篇是两位作者完成的，占25.74％；两位以上作者完成的论文有1 479篇，仅占8.6％。为反映高等教育研究合作研究的情况，本文计算了作者与第一作者的频数比。频数比较高的学校为：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南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
(二)论文主要运用的研究方法
统计分析显示，根据研究方法使用频数的高低排序，2006-2008年的高等教育论文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依次为分析法、比较法、文献法、调查法、历史法、统计法、个案研究法和其他方法。其中，分析法的使用频数最高，达1 409次，占81.92％；其次是比较法，占6.10％；再次是文献法，占5.17％。按照定量和定性方法分类，主要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的论文所占比例高达95.05％，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论文所占比例仅为4.95％。(见表4)
(三)论文涉及的研究领域
统计分析显示，按研究领域排序，2006-2008年的高等教育论文所涉及的研究领域最高的是基础理论研究，所占比例超过一半；以下依次是微观应用研究和宏观政策研究，学科建设研究所占比例最小。(见表5)
(1)基础理论研究论文共970篇，主要集中在高校教学理论、高等教育管理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高等教育外部关系理论等四个方面。
(2)微观应用类研究论文共406篇，主要集中在高校内部管理、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及干预、大学生德育问题及对策和高校教师专业发展、大学英语教学、高等院校规划、大学生就业指导等六个方面。
(3)宏观政策研究论文共255篇，主要集中在大学生就业政策、高等教育质量保证、高等教育区域化政策、高等教育财政政策、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战略、高校学生助学贷款政策、高等教育学费政策等七个方面。
(4)学科建设类研究论文共89篇。此部分研究论文数量相对较少，且关注的问题比较分散。既有讨论高等院校整体学科设置的研究，也包括大量讨论具体某一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研究，涉及高校“两课”设置、工程教育、理科教育、医学教育、人文社会科学教育、艺术教育等多个方面。
(四)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的二维分析
如表6所示，研究方法(行变量)和研究领域(列变量)之间的Pearson卡方达到222.5，P值小于0.001，这一统计结果拒绝了行变量与列变量之间相互独立的零假设，说明研究方法与研究领域之间具有显著的统计关系。
为进一步了解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的内在联系，本文将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两两配对(研究方法为行变量、研究领域为列变量)，绘制了关于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的二维表。按照研究领域对这些交叉表进行处理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1.宏观政策研究领域
从表7可以看出，“宏观政策领域”与“文献法”、“比较法”和“统计法”这三个方法变量有着显著的统计关系。具体来说，在宏观政策研究领域，运用文献法的论文比例(1.96％)显著低于其他研究领域中的论文运用文献法的比例(5.73％)；运用比较法的论文比例(2.35％)非常显著地低于其他领域中的论文运用比较法的比例(6.76％)；运用统计法的论文比例(5.49％)非常显著地高于其他领域论文中运用统计法的比例(0.41％)。总的来说，除了分析法这一最常用的研究方法外，与其他研究领域运用的研究方法相比，宏观政策领域的研究更多地运用统计法，而较少运用文献法与比较法。
2.基础理论研究领域
从表8可以看出，除了“历史法”与“个案研究法”之外，“基础理论领域”与其他五个方法变量均存在着十分显著的统计关系。具体来说，基础理论研究论文运用文献法、比较法的比例非常显著地高于其他领域论文运用这些方法的比例；运用分析法、调查法和统计法的论文比例十分显著地低于其他研究领域运用这些研究方法的论文比例。总体上，尽管该领域运用分析法的比例(78.56％)低于其他领域，但分析法仍然是基础理论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与其他研究领域相比，基础理论研究更多地运用文献法、历史法和比较法，较少应用调查法和统计法。
3.微观应用领域
从表9可以看出，除了“统计法”之外，“微观应用领域”与其他六个方法变量存在着十分显著的统计关系。具体来说，微观应用领域运用分析法、调查法和个案研究法的论文比例显著高于其他领域论文中运用这些研究方法的比例；运用文献法、历史法和比较法的论文比例非常显著地低于其他领域论文运用这些研究方法的比例。总的来说，分析法仍是该领域最常用的研究方法，所占比例高达87.93％；和其他领域相比，微观应用领域更多地运用分析法、调查法和个案研究法，较少采用文献法、历史法和比较法。
4.学科建设领域
从表10可以看出，“学科建设领域”仅与“历史法”变量有着显著的统计关系，在该研究领域论文中运用历史法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领域。该领域抽样的论文都没有运用调查法、统计法和个案研究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分析法仍是学科建设领域最常用的研究方法，所占比例接近85％。
三、近三年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现状与特点
总体上看，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呈现方兴未艾的态势，高等教育领域的很多问题成了教育研究的热点和重点。根据以上统计分析结果和对抽样论文的梳理，近三年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点。
(一)研究领域广泛，问题意识凸显
近三年来，在综合性教育类核心期刊和高等教育类核心期刊中发表的有关高等教育的论文，既有大量高等教育宏观政策的研究和高等教育基础理论的探讨，也有不少与高校运行密切相关的中观和微观问题的研究；既有高等教育整体发展战略的研究，也有高校教师、学生以及具体学科发展的研究；既有与国内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密切相关的研究，也有大量介绍国外高等教育情况的研究。这些研究几乎涉及到了高等教育研究的所有领域。尤其可贵的是，高等教育研究的问题意识凸显。例如，关于高等教育质量保证、高等教育区域化、大学生就业等问题的研究论文数量相对较多，而这些问题正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
(二)理论研究居于主导地位，政策研究比较薄弱
在进行抽样分析的1 720篇高等教育研究论文中，基础理论研究论文所占比例在一半以上，宏观政策研究论文所占比例不到15％。即便是已有的政策研究论文，也大都是对现行高等教育政策的评价和解读，而前瞻性和批判性的研究论文数量较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预见性不足，对形势变化不够敏感，对政府高等教育决策的影响力尚待增强。
(三)定性研究和经验判断多，实证研究较少
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方法日渐多样化，在传统的逻辑分析法、文献法等质性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调查法、统计法等实证研究方法逐步引入，为高等教育研究注入了活力。尽管如此，高等教育研究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的格局仍未改变，经验判断多，量化分析和个案研究少。特别是逻辑分析法，在四大研究领域中所占比例均超过70％。受研究范式、数据积累、方法技术手段等因素制约，实证研究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尚未得到广泛应用。这也使得我国高教研究论文在国际教育刊物的发表受到制约，从而影响了中国在国际高等教育领域的话语权。
(四)微观应用研究得到重视，院校研究基础较差
微观应用研究论文的数量仅次于基础理论研究，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此类研究大都聚焦于高校内部治理中的具体问题，如高校内部管理、大学生心理健康、大学生德育、大学英语教学等。这说明，高校运转及内部治理等问题日益受到研究界的重视，高校管理的反思意识和理论自觉性不断加强。但同时也要看到，与高校最为密切相关的院校研究的论文数量较少，这反映出作为一种研究范式，院校研究在我国还没有受到广泛重视，对高校管理实践的指导功能发挥不够。
(五)国际比较研究活跃，针对性和本土化相对不足
国际比较研究一直是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领域。在抽样论文中，涉及国际比较研究的论文共有165篇，占抽样论文总数的近10％。涉及国别依次为：美国(92篇，占55.8％)、英国(31篇，占18.8％)、日本(12篇，占7.3％)、俄罗斯(8篇，占4.8％)、印度(6篇，占3.6％)，此外，还包括法国、澳大利亚、韩国、挪威等国家。总体上看，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是国际比较研究的重点。从研究内容来看，尽管相对分散，但总体上内容的选择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密切相关，如一流大学建设、教育教学改革、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和教学评估等。应该说，国际比较研究大大拓展了国内高等教育研究的视野，但目前的研究大都局限于对国外做法和经验的介绍和评述，较少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和提炼，提出的政策建议针对性和本土化相对不足。
四、对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思考及展望
高等教育(学)是一门学科，也是一个研究领域。作为一门学科，高等教育学还不成熟，尚需在概念体系、理论体系、研究范式和方法论体系等方面不断探索和完善。[2]作为一个研究领域，高等教育因其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联系、与公众的需求直接相关而备受关注。因此，高等教育研究同时面临学科规范化建设和推进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双重挑战。相应地，学科发展和实践需求也构成了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发展的双重动力。以下五个方面将是今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
(一)创新研究方法，加强实证研究
分析显示，实证研究方法在高等教育研究中运用的并不多，抽样调查的论文中，主要采用实证方法的论文所占比例还不到5％，绝大多数论文都是运用逻辑分析法、历史法、文献法等定性研究方法。诚然，高等教育学是一门经验科学，也是一门实证科学，定性方法和实证方法各有其价值，对于高等教育研究都必不可少。但是，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和功能、使命的拓展，高等教育规律越来越复杂和隐蔽，纯粹思辨和经验判断已经难以及时、准确地揭示和把握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可以说，高等教育的发展迫切需要高等教育研究在方法上进行创新，特别是要借鉴和运用在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成功应用的统计法、量化分析法、个案研究法等研究方法，以增强研究的科学性。从国外情况来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实证研究已经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存在的科学性不足、国际对话能力较弱、政策服务水平不高等问题，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过度偏重定性研究。今后，方法创新将成为繁荣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任务。
(二)规范政策性研究，提高决策服务的实效性
与早期相比，现代高等教育的最大特点就是公共性不断增强，利益相关者愈加广泛。特别是自20世纪末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迅速扩张，与社会经济发展和个人需求的关系进一步密切，政府的高等教育支出成倍增加，高等教育成为了重要的公共政策领域，政策研究受到政府部门、学术界等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所处的国内外环境越来越复杂，这对高等教育决策的科学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研究的政策服务功能；但受研究方法、政策制定机制等因素的制约，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实效性有待进一步加强。今后，迫切需要加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尤其要把握好三个重点：一是加强政策研究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在正确揭示高等教育规律的基础上，扩大在重大高等教育决策咨询上的话语权，进一步提高政策服务水平；二是加强对高等教育政策的解读和分析，搭建社会各界了解高等教育决策的桥梁；三是把握好政策研究的批评性和建设性之间的关系，对于有失偏颇的高等教育政策，要勇于批评，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促进高等教育政策反馈和纠正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三)加强微观应用研究，强化指导高校管理实践的功能
服务高等学校管理实践，是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使命，这就需要加强微观应用研究。从国外情况来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院校研究为主导的微观应用研究发展迅速，在高等学校管理实践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3]一般认为，院校研究需要具备多方面的条件，其中最为重要的有四条：一是高校具备一定的办学自主权；二是高校需接受制度化的社会监督与问责；三是高校的决策权受多重制约；四是高校决策环境的复杂性使得高校管理者单凭个人理性难以做出科学决策。[4]毋庸置疑，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提高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的实践探索中，微观应用研究急需加强。而且，以院校研究为发展方向的微观应用研究所需具备的条件正在不断成熟。这主要表现在：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将不断扩大；高校正在接受越来越广泛的监督、考核和问责；对民主、科学的高校决策的诉求不断加强；高校管理所处的环境复杂多变，集体决策、智囊决策已走入了高校管理实践。可以预见，以院校研究为主导的微观应用研究前景广阔，在强化高校管理实践指导功能的同时，亦将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深化发展。
(四)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促进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
近年来，作为一个研究领域，高等教育研究处于蓬勃发展的态势。有的学者甚至指出，高等教育研究已经成为了时尚。[5]但作为一门学科，高等教育学的内涵、外延、研究范畴、研究方法等仍不明确，高等教育的学科体系还未完全确立。甚至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研究处于虚假的繁荣，学术品位和理论价值不高。以至于有人呼吁，高等教育学研究不能是各种命题的随意聚集，不能是各种要素杂乱无章的组合，要加强其系统性。[6]实际上，在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发展历程中，学科系统性的缺乏并不是一个新问题。高等教育学是一门特殊的学科，是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产物，从一开始就是工具取向的，主要是为了服务高等教育的实践需求，学科建设反而成为了第二层次的目标。不可否认，工具取向有利于拓展高等教育研究的领域和市场，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高等教育研究的“繁荣”，但这种繁荣正好掩盖了高等教育研究系统性的缺乏。长此以往，必然会导致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乏力，甚至可能会演变成学科合法性的危机。因此，高等教育研究在坚持问题导向的同时，必须将基础理论研究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在理论层面进一步明确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学科的内涵和外延，构建科学的学科体系、研究范式和方法论体系；对于高等教育研究中涉及的重大问题，也要从理论层面进行研究和解答。这是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
(五)加强比较研究的针对性和本土化，服务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现代高等教育在我国是个舶来品，学习和借鉴国外高等教育的做法和经验始终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院系调整”，还是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的系列改革，都曾做过国际比较和借鉴。比较研究为我国高等教育打开了“一扇窗”，同时也搭建了高等教育研究国际交流的平台，对促进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繁荣高等教育研究功不可没。但比较研究同时也面临不少问题，最为突出的就是如何将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气候”孕育的高等教育成功经验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上来。应该说，这一问题始终未能很好地解决。如果说早期的高等教育比较研究更多是学习和借鉴的话，那么，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战略目标的提出，在学习、借鉴的同时更应注重批判和反思，简单的移植已经无法满足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因此，在比较研究方面，需进一步加强针对性和本土化，尤其需要在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传统的视角下，立足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际，反观西方的高等教育实践，既要从中总结成功经验，也要从中吸取教训，使其适应中国的“气候”，更好地服务于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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