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翻译中主体叙事交流的研究
李晓燕
(闽江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
摘 要： 儿童文学文本有其内在矛盾性，这种矛盾性随着文学类型、文学的阅读对象区别以及文本创造动机的不同而不同，因此为了理解儿童文学文本就不能脱开文本中主体性因素，因此试图剖析儿童和成人在儿童文学中叙事主体性的交往来探讨在儿童文学翻译中儿童与成人对话、成人与成人对话的交际模式，指出儿童文学翻译是一种历史性的叙事交流融合。
关键词： 儿童文学；文学翻译；叙事交流；主体
一、引 言
儿童文学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文本中存在多种的叙事声音，这种多声性是各种叙事主体交流的必然结果。[1][2][3][4]叙述交流(narrative communication)是Ritta Oittinen[5]在巴赫金对话理论基础上，提出翻译是沉浸在与儿童对话的狂欢中，当作者创作儿童读物时，他们本能地会根据幼小读者的心智来调整自己的叙事声音，与儿童交流成为写作和翻译成功的关键，译者通过交流，重新体验童年。完全按照Oittinen建议去做是行不通的，但是作为一个译者有必要去理解交际中各个主体的交际模式，特别这些交际模式中的儿童想象力、美学经验和精神世界。
长期以来对于译者是否是个透明人一直是翻译研究的一个问题，从叙事学的角度看，译者是显性的，译者存在叙事交流之中，译者的翻译策略和译者在对翻译叙事对象和主体的态度都表现出其在语篇以及文本的存在感。那么译者在叙事语篇是以怎么存在、在哪里出现，以及源语文本中隐含读者和译入语中的隐含读者存在哪些区别等问题都是O′Sullivan[2]叙事交流研究的对象。源语文本和译本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他们隐含读者类型区别，而产生这些区别的机制在叙述学上却鲜少受到关注，叙事交流结构中往往忽视译者语篇的可见性这个问题，因此总会给人造成这样的假象，读译本就如同读原文，从而让叙事学错过了研究隐含读者这一概念，隐含读者是有其时间性和文化性的。在翻译中，译者首先是原文的真实读者，作为一个精通原文和译文的人，他同时还兼任着隐含读者的角色，同时还承担着辨认隐含读者和隐含读者特性的任务。而作为译本的创作者，译者必须要创作适合译入语的传统、文化和社会规则的文本。在O′Sullivan[2]看来,译者并没有创造完全不同的文本信息，而是重新加工新的信息传递给译入语读者，通过译者的解读，重新建构译文与译入语读者新的交流方式，也产生了新的隐含读者群，这些读者群和源语文本的隐含读者是有区别的，他们在某些方面交叉重叠但本质上有很大区别。那么到底是什么造成这种区别？
在多源流理论中，影响政策变迁的主要变量是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三大源流，具体要素有指标变化、焦点事件、反馈、预算约束、问题界定、技术可行性、价值一致性、公共舆论、民族情绪等。媒体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正是通过这些路径展开的。通过随机抽取样本中的一些报道进行简单梳理，发现媒体报道的话语主题与三大源流中的要素确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本研究结合多源流理论中的要素以及媒体话语的关键内容，制定出如表1所示的规则，对媒体文本的话语主题进行分类和编码。
源语文本的隐含读者是源语作者创造和设置的，同样译入语的隐含读者也是译者在译入语文化中重新设置的对象，那么译者通过文本和叙事者、被叙事者以及隐含读者进行交流，他会重新整合交流模式，把文本信息以新的方式传递给译入语读者。这里的译者并不是指真实读者，真实译者在叙事学的研究中并没有进入叙事文本创造和接受过程中，译者的动机或意识也不一定是指真实译者的动机或意识，文本真实的读者可以促进源语文本的真实读者和译文真实读者的交流。因此在译文中存在两种叙事的声音：源语文本叙事者声音和译者的声音。一方面，隐含译者通过类文本如前言和元语言解释如脚注表现出他的话语存在性，这也是译者干预文本创造的方式；另一方面就是叙事本身当它脱离于源语文本时隐含读者话语性，这个声音是叙事学或是翻译研究忽视的翻译叙事者的声音。源语文本的叙事者和译入语叙事关系随着翻译叙事语境的变化而不同，译入语中叙事者声音有时是隐藏在源语文本的叙事者声音后，并与之重合，源语叙事声音和译入语声音存在于一问一答的对话模式中。而有时又在不同语域中脱离源语叙事者的声音，因此翻译中经常就会出现隐含译者企图改变源语文本的读者类型，这类型翻译是独白式叙事声音。O′Sullivan为我们展现了叙事交流的复杂性，接下来本文通过分析在儿童文学翻译中各种叙事的声音，来剖析不同叙事声音交流的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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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叙事者在翻译与源语文本叙事风格差异时出现，主要是使用不同叙事的形式起到夸大或削弱叙事效果，他们在类文本解释的基础上增加了解释性的话语，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淹没原文的叙事声音，然后重新设置隐含读者。同样他们也会通过省略文本特征，省译文本或削弱原文文本所设定读者的作用来改变隐含读者的类型，看上去是只为儿童创造的作品。Oittinen[5][7]认为，翻译文学文本不只是文字的翻译，还是图画的翻译，图画和文字本身也是一场对话，它会影响读者对意向的建构，读图画书是读者参与一场自己、故事和插画师的一场对话，阅读让读者想象故事的角色和场景。因此，文字和图片是文学文本中原文、译本和各种文化读者对话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文字和图片的互动总是离不开阅读和阅读语境。事实上，译者在处理这类的文本互动关系中所采用的不同翻译策略也和他们的译入语读者群有关，儿童读者更适合阅读归化的翻译。对于什么才是一个好的译本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有的译者更倾向于文本的意图，有些译者则以译入语读者为本，提倡翻译必须为读者服务，因此对源语文本的改变是有必要的。比如，Lathey[8]考察法国故事书《historie de Babar》的英文翻译时就发现，同样是英语文化下的翻译，他们在处理原文的叙事时态时，两个译者采用不同的策略。美国译者保留了法语文化中使用现在时叙事的传统，而英国翻译家则采用过去时的叙事模式，这主要和两个国家不同出版机构对翻译的开放态度有关。另一方面，原文中展现了全新的叙事视野，即源语文本中存在掌握故事的脉络和结局这样的叙事整体性特点，因此，译者通过与不同翻译叙事者交流，产生不同交流结果，这结果不是固定不变的，会根据不同语境、期待、文化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二、翻译中的叙事交流性
提供难词汇编也是一种常用方式，Wyler[9]在翻译《哈利·波特》时就发现文本中有许多对话、值得称赞的行为、逼真性、邪不压正的情节等，她就认为翻译成葡萄牙语时要保留英国的特有习惯、幽默感、正式性，但是又用一些不同于源语文本的语言、表达、习惯和惯例来让读者感觉译本是另一个文本。而在翻译一些专有名词时，译者碰到一些发音或构成方式奇怪的专有名词时，她还特意请教过J.K.Rowling, 作为原著作者J.K.Rowling并没有替译者做决定是否在译文中保留这些词，译者为了重新创作一个魔幻世界，她创造400多个新的专有名词。除此之外译者也会融入文本以叙事者身份参与文本的建构，由于类文本是与叙事文本分开的，因此这些隐含译者的声音并不会威胁叙事的基调，因此我们认真研读文本就可以判断隐含读者是否可以通过叙事策略建构新的隐含读者。而有些学者如Shavit[10]认为译者在翻译中不应该显现，译者只能是原文作者意图的传声筒，译者没有权利决定翻译中的使用策略，这就回到翻译到底是创造还是再现的问题。文本本身是存在于人的创造之中，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是依赖于人的创造而存在。作为翻译过程的一个部分，文本和译者的创造都离不开语境，置文本理解于语境之外的做法是错误也是短视的，翻译不是对抗，而是合作，译者在翻译这一对话中既是倾听者也是倾诉者，对话中融入译者的个性、阅读经验，也融入他们的责任。
出版商和编辑在儿童文学翻译的叙事交流中绝对不能被忽略不计，他们的声音甚至盖过其他叙事主体的声音，他们是决定叙事交流存续的关键。没有他们的参与，那么再多的叙事声音都会变成叙事呻吟，因此，他们叙事声音不是弦外之音，有时更像一锤定音，那么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呢？Dollercup[12]认为逻辑上讲译者在儿童文学起到中介作用只发生在外国文学中，译者的这种局限性主要受制于多种要素：出版商或编辑的干预、市场行情以及翻译的出版形式。正常情况，出版社掌握图书出版的权力和获取图书的渠道，他们获得图书的途径是通过参加国家图书展，或通过出版商之间交换的广告，或其他信息渠道。获取图书之后，出版社会让聘请的译员或是带薪的自由译员着手翻译，他们必须圈定译入语的儿童读者群，因此会把学龄前的儿童读者群扩展到购买图书的大人(通常是父母或是图书馆人员)。为了能描绘这些叙事声音，他们用叙事合约(narrative contract)的方式来表达(如图1)。
此处若将like mushroom译成“像蘑菇一样”虽然遵循了直译翻译策略，忠实于源语，但放在译入语中就显得生硬难懂，比喻不恰当；而此处译成了“如雨后春笋般”，是一种对源语的权变，应时变通，正好符合译入语语境，使译文通俗易懂，恰当地表达源语信息。这也是一种动态的对等，没有固守于经，是一种制宜之变。
叙事声音之所以有交流性，就在于各种声音的互动性和时间性，声音强度的高低也决定这交流的有效性，不同叙事主体交流必然有不同交流方式和结果。本研究在O’Sullivan[2][6], Oittinen[5][7], Lathely[4][8]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更为具体和翔实的例子来剖析叙事的交流性和动态性。
在诺内特看来，“如果统治政权倾向于不顾被统治者的利益或者否认它们的正统性，那么它就是压制性的。”[2]因为，在这种法制模式下，最受关注的是权力的权威性及其形成的统治、管理秩序，为了实现这种秩序性核心价值，“刑法是法律官员关注的中心，是表现法律权威的典型方法。”[2]整体来看，中国古代历朝法制状况均系“言法必刑”“以刑为主”，由于其固有的强大威慑性，刑法成为治理手段的首选，其他的社会规范则退居其后，以致长期形成了社会治理刑法化的路径依赖。
2.原文叙事者的声音和译者声音
Barbara Wall[11]对英语儿童小说中的叙述者进行研究，他认为小说存在多种叙述者。有遥远的叙事者、全知叙事者和说教型的叙述者，这些叙述者未必能和儿童读者做到双向交流，叙述者会按照社会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文本的教育性发出叙事声音。译者首先要关注叙事者不同声音，对译者而言，想要合适的声音来模仿原文叙事者的声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了解原文叙述声音，译者往往要阅读原文作者的其他作品或者他们的自传来挖掘这些文本背后隐含的声音，通过改变原文叙事风格的方式来表现他的喜好和设置读者群。为了区别原文叙事者的声音，译者通常会采用不同叙事方法，不模仿原文叙事者声音，对儿童读者采用不同于原文的叙事手法，采用译入语文化更熟悉的叙事方式，可以削弱源语文本的绝对权威，突出译入语的文化和社会因素，从而给译者更多的自由来创造文本。另一种观点认为，作者意图是文本理解的权威，翻译过程其实是文本中各种创造者视域的交融，在这个过程中各种视野在一问一答中将一种动态的声音交融于对话之中。这种对话可以是创造者自己的内省，也可以是和儿童读者或是成年读者的对话，也可以是与外部力量，比如，出版商、编辑或其他权威的一场对话，这一场对话是他们的视野互相补充、相辅相成的过程。
从图1中不难发现，翻译用来大声朗读的图书的译者首要任务就是保证该译文能切合译入语文化中的叙事合约，当然这需要有吸引读者的内容，故事读来娓娓道来，让读故事的人可以享受阅读的乐趣，因此这就给译者带来更多的挑战。首要挑战是来自于出版商和编辑的，译者对于要翻译的文本怎么译和译什么是没有发言权的，许多出版商会以文化不兼容性要求对作品审查或要求重译，比如，以“信”和“道德”之名对文本中宗教术语进行删减。除了出版商的压力之外，译者还要受到翻译传统的限制，新旧翻译传统冲突让译者成为其中受害者，如果不按照原来的传统翻译，那么他们的作品未必受到市场和读者的认可。
3.出版商和编辑的声音
1.译者的声音和翻译叙述者的声音
图 1 叙 事 图
在当前医疗技术水平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剖宫产已经成为了一种比较常见的分娩方式，能够降低患者的疼痛，排除一些其他的危险因素，保证产妇以及新生儿的生命安全，目前的应用十分广泛。在这种情况下，疤痕子宫产妇的数量出现了显著的增加，再次分娩当中方式选择更为重要，这是因为与非疤痕子宫产妇来说，疤痕子宫产妇进行再次剖宫产的过程中，会存在比较大的危险性，对产妇的生命安全产生了一定的威胁。在本次研究当中，从两组产妇的剖宫产手术进行情况来看，观察组患者的出血量、手术时间以及产后恢复等情况均要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在儿童文学翻译中翻译的叙述者声音表现尤为突出，这是因为儿童文学存在特殊不对等的交流结构；其次，在这些文本中，童年的文化特殊性决定隐含读者的建构。(O’Sullivan[2][6])儿童读什么书？他们的语言和认知水平怎么样？什么书适合他们？他们喜好看什么书吗？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要回到翻译特定时空文化中译者对隐含读者的设定问题上，这些隐含读者与原文文本的隐含读者差异较大，因此我们就要理清隐含译者、译者的声音以及翻译叙事者三者在译文中的势力影响。隐含读者往往出现在以脚注、术语汇编或是前言中的类文本中，这些声音给译入语读者提供新的信息，实际是译者的声音，这些声音在文本中起着解释说明的作用，虽然在成人文学中的作用微不足道，但是在儿童文学中的作用就不同，这部分声音是不会出现在原文文本中的，因为对原文文本读者来说，很多信息不需要解释就能明白，但在译文中如果译者不加以解释，译文读者读来就相对费劲甚至会造成误解。这类解释性文本一般会出现在前言、编后记、作者的生平介绍、创作的背景、故事的历史、政治或是文化背景之中，在这些文本中我们可以听到隐含读者模仿源语文本的叙述者声音来为译入语读者介绍故事梗概或是为翻译提供格外信息。
Alvstad[13]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译者面临很多压力和挑战，但是他们和编辑和出版商的关系是可以通过对话来解决的。Alvstad[13]从类文本、文学和语言学的观点分析比较阿根廷儿童文学译本和非译本，分析不同地域、不同出版商和译者决策的过程以及这些决策的相关性。在他的研究中，翻译是决策的过程，比如，儿童读物的很多方面：封面、出版商的名称、作者和译者；不同文学因素，比如主题、母题和观点以及风格和语言学特征,如常用的词汇、句法复杂性等都是在翻译过程中通过各个主体决策决定的。出版商在这个过程决定要不要出版，以及为成人还是为儿童出版，或是否要出版译本和非译本等事宜，既然出版商在翻译过程起到这么重要的作用，那么出版商的作用以及他们在这个翻译过程的身份就不得不要好好考虑，尤其是出版商可以决定是否翻译整个文本，或是保留文本中的插图，以及给没有插图的文本增加插图，是否改编译文，是否出版系列丛书，因此，出版商是原文、源语文化与译文和译文文化之间的媒介。因此，不管是什么类型图书，翻译过程是各个主体各司其职的过程，这样的决策过程不是一个武断的，而是各个叙事主体交流的结果。翻译儿童文学之难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只有动态看待和其他叙事主体交流的关系，译者才可以做好翻译。
4.翻译和阅读中的儿童声音
在哲学解释学中，阅读和翻译是交叉不可以分开的过程，阅读是一种特殊的翻译方式，读者作为一种特殊的译者重新解构文本的同时也在解构本身。儿童文学文本是由成人创作和翻译的，目标读者的语言水平和作者、译者的水平并不相当，因此，译者就要考虑自己的潜在读者，根据他们的年龄层和不同需要创造一个以目标语书写的文本。由于成年和目标语的儿童读者之间的知识和语言水平的差异，作者必须能够按照不同年龄的儿童读者的语言交流水平来翻译，要考虑读者阅读技巧、背景知识、经验和联想能力、阅读的目的和释意的能力。《哈利·波特》巴西的译者Wyle[9]就谈到她自己的经验，一个10岁精通英语和葡萄牙的读者就对“Muggle”翻译成“Trouxa”表示质疑，这一质疑也让许多媒体加入讨论， 他们纷纷采访语言学家、教授、学校老师和译者关于这个翻译的理解，而最终译者发表一篇探讨自己翻译选择的文章才让这个风波平息下来,所以，儿童读者直接或间接地会影响翻译的策略和手法。
Lathely[4]认为译者就要创造一种假象，即儿童直接和同龄人直接讲话，这在儿童叙事声音往往是出现在以第一人称方式和日记体的文本中，译者要怎么切换到童言童语，需要花点时间去理解儿童独特叙事声音的特点，译者可以阅读真实的儿童日记和日记体的儿童读物来发现这其中的区别，了解他们用的特定表达法、词汇和叙述技巧，他们叙事声音显然和译者要译的日记体的文本是不同的。Lathey[8]就以改变叙事的时态为例，解释时态的变化对大声朗读中叙事三角活动产生的影响，在historie de Babar中叙事者是指挥家也是时间和行为的操控家，也是儿童喜闻乐见的图片化事件的见证者，因此，叙事声音与儿童听众使用同样的时间轴，因为他们用现在时去诠释源语的图片，因此这也造成叙事角度的变化。大声朗读的成年人、发挥想象力的儿童听众以及儿童和成年激活的图像三者的紧密关系通过现在时态来维系，通过阅读，成年人成为叙述者，通过时态的变化，手把手教孩子领略静态图片的含义。在原文中，叙述者直接和读者对话，但是在英语译本中用历史现在时来翻译可以弥补的即时性。因此，Lathely [8]认为孩子和儿童有不同时间概念，儿童无法像成年人那样去理解时间，他们只有通过语言形式如语法结构和词汇形式来逐渐理解时间概念。儿童还可以使用过去时作为叙事模式，使用成人讲述的故事语言来叙事，他们在戏剧表演中又能通过叙述模式无缝地在现在与过去时空中穿梭。Lathely[8]研究叙事时态的改变很明显是以幼童作为叙述对象，时态改变也改变着叙述者和幼童之间的亲密性，也再次印证她为儿童写书和译本的决心。
三、结 语
儿童文学中涉及的叙事主体比较庞大而且复杂，分析各个主体性的理解视野和对文本的建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儿童文学翻译的复杂性和创造性，当作者进行儿童文学创作的时候，他们本能地会调整故事叙事声音来迎合读者，理想状态的写作和翻译的状态应该是成年人和儿童叙事交流，然而现实中我们发现叙事交流中还存在很多隐藏的叙事声音。
参考文献：
[1]Coillie V J, (2008) The Translator's New Clothes Translating the Dual Audience in Andersen's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J].Meta, 53(3)：549-568.
[2]O'Sullivan E. Trans. Bell, A. Comparative Children's Literature[J].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5.
[3]Frank, H. (2006) Discovering Australia through Fiction: French Translators as Aventuriers[J].Meta, 51(3)：482-503.
[4]Lathely,G. Translating children’s literature[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16：20-23.
[5]Oittinen, R. Translating for children [M].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2000.
[6]O’Sullivan E.(1993) The fate of dual addressee in the transla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J].New comparison,16:109-119.
[7]Oittinen, R. Translating for children [M].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2000.
[8]Lathley, G. (2003) Time, narrative, intimacy and the child: implication of transition from the present to the past tense in the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 of children’s text[J].Meta, 48(1-2):233-240.
[9]Wyler, L.( 2003). Harry Potter for Children, Teenagers and Adults[J].Meta , 48(1-2):5-14.
[10]Shavit, Z.(1986) Poetic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M].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1]Wall, B. The narrator’s voice : the dilemma of children’s fiction[M].London: Macmillan，1991.
[12]Dollercup, C.(2003)Translation for Reading Aloud[J].Meta ,48(1)：81-103.
[13]Alvstad, C.(2003) Publishing strategies of translated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Argentian: a combined approach[J].Meta: Translator’s Journal,48(1-2)：266-275.
收稿日期： 2019-06-23
作者简介： 李晓燕，女， 福建仙游人，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翻译学。
DOI :10.19327/j.cnki.zuaxb.1009-1750.2019.05.012
中图分类号： I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750( 2019) 05-0092-07
责任编校：罗 红，张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