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甲骨文金文词汇与《诗#183;商颂》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甲骨论文,商代论文,词汇论文,文金文论文,商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H0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2）01－0083－06
关于《诗·商颂》五篇即《那》、《烈祖》、《玄鸟》、《长发》、《殷武》的来历，《国语·鲁语》最早提及：“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诗序亦有简要叙述：“《那》，祀成汤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师，以《那》为首。”毛传：“自正考甫至孔子之时，又无七篇矣。”郑笺谓正考甫为宋湣公之曾孙，孔子七世祖。（注：《史记·宋微子世家》：“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认为《商颂》乃宋襄公之大夫正考父（即正考甫）所作，司马贞《索隐》已辨其非。）诗序又谓：“《烈祖》，祀中宗也。”“《玄鸟》，祀高宗也。”“《长发》，大禘也。”“《殷武》，祀高宗也。”（注：《毛诗正义》卷二十，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10月第1版，1983年北京第3次印刷，第352～359页（总620至627页）。）至于制作年代，郑康成谓《那》为大甲祭成汤，孔颖达谓《那》之作当大甲时，《烈祖》作于仲丁以后，《玄鸟》作于祖庚之世，《长发》、《殷武》作于祖庚以后。（注：参阅方玉润《诗经原始》卷首上所附《作诗时世图》（从《传说汇纂》录出），中华书局1986年2月第1版（李先耕点校本），第26～27页。）因无确证，后之说诗者都不甚相信。朱熹《诗集传》即略而不详其制作之世。论者多视《商颂》为宋人祀其先祖之诗。清儒今古文两派对立，争论《商颂》，甚为热烈，陈乔枞、陈奂、魏源、皮锡瑞、王先谦、方玉润诸家皆有述说。（注：参阅陈子展《诗经直解》卷三十，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1187～1189页。 ）至王国维作《说商颂》，辨其年代尤详，其结论为：“《商颂》盖宗周中叶宋人所作以祀其先王。”（注：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说商颂上》、《说商颂下》，中华书局1959年6月第1版，1961年6月北京第3次印刷本，第1册，第113～118页。）
今人论《商颂》，亦多主宋诗说，可以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和高亨《诗经今注》为代表。陆、冯《中国诗史》折衷魏源、王国维之说，谓《商颂》大约作于公元前七、八世纪之间，认为“只要明白《商颂》非商诗，则作者问题不妨存疑。”（注：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上），1956年6月北京第1版，1983年重庆第1次印刷，第28～33页。）高著《诗经今注》卷首《诗经简述》直言《商颂》五篇“不是商代的作品，而是周代宋国的作品”，“《商颂》五篇都是春秋以前（公元前721年以前）的作品。（注：高亨：《诗经今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第1版，第10～11页。）主商诗说者较少， 值得注意的是陈子展和杨公骥的见解。陈著《诗经直解》云：“《那篇》，当是殷商后裔宋国统治阶级所保存下来祭祀先祖之乐歌。”“《烈祖》，与《那篇》相次，疑是汤孙祀烈祖成汤同时所用之乐歌。”“《玄鸟》一诗当与《生民》一诗同读，不妨同视为商周时代奴隶社会奴隶主贵族自道其先祖开国之史诗。”“《长发》当是大享成汤，以伊尹从祀之乐歌。……《殷虚书契前编》第二十二叶亦有两片卜辞说及伊尹从享成汤，皆可为此《长发》一诗作证。”“《殷武》，殷人立庙以祀高宗之乐歌，祖己既作《高宗肜日》及《训》，亦有作此诗之可能，迭说父德，不嫌重复。祖庚元年当公元前1256年（炜案：据近年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成果，当为公元前1191年），诗当作在此年后二三年间庙成之日。”他详论各家得失，最后得出结论：“《商颂》实为商诗，非宋诗也。”（注：陈子展：《诗经直解》卷三十，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1187，1191，1195，1202，1209，1210，1217页。）杨氏著《商颂考》（见《中国文学》第一分册附录一）详论《商颂》为宋诗说之非，并从诗的内容论证，“在《商颂》所反映的现实事件中，并没有周灭商以后的事，没有宋国的任何事件，在《商颂》的思想情感中，并没有《周颂》、《鲁颂》中强调的‘德’、‘孝’思想和道德观念，而是对暴力神的赞美，对暴力的歌颂，显然，这是符合商代社会的统治思想的。”“《商颂》是商代的诗歌，是距今三千年前的商代的诗歌。”（注：杨公骥：《中国文学》（第1分册）附录一《商颂考》，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第464～484页。）这可视为《诗》学专家、文学史家对《商颂》所作的另一种结论。
但是，若说《商颂》非宋诗而确为商诗，还须经得起事实的检验。商代人写得出如是之诗否？甲骨文及同期金文——商代的文字足以写出如是之诗否？如可写出，是否即今日所见之《商颂》？自清末以来，殷虚所出甲骨文逾十万片，单字可识者（含《说文》所无而结构明晰者）约二千文，同时期之金文（尚未有统计）则约有千文。《商颂》若是商人所作，为商诗，理应经得起甲骨文及同期金文之验证。
事实上，认为《商颂》乃宋诗的王国维早已注意及此。他说：“又自其文辞观之，则殷虚卜辞所纪祭祀与制度文物，于商颂中无一可寻，其所见之人地名与殷时之称不类而反与周时之称相类，所用之成语，并不与周初类，而与宗周中叶以后相类，此尤不可不察也。卜辞称国都曰商不曰殷，而颂则殷商错出，卜辞称汤曰大乙不曰汤，而颂则曰汤曰烈祖曰武王，此称名之异也。其语句中亦多与周诗相袭，如《那》之猗那，即《桧风·长楚》之阿傩，《小雅·湿桑》之阿难，石鼓文之亚若也。《长发》之昭假迟迟，即《云汉》昭假无赢，《丞民》之昭假于下也，……凡所同者，皆宗周中叶以后之诗。”（注：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第1册，《说商颂上》、《说商颂下》，中华书局1959年6月第1版，1961年6月北京第3次印刷本，第113～118页。）这是他认为“《商颂》盖宗周宋人所作以祀其先王”的重要证据。关于《商颂》“殷商错出”事，前人业已辨明，实乃名不淆乱，义不动摇，《颂》确出殷人之证，具见前引陈子展书。且“殷”既已见于甲骨文（注：殷字《甲骨文编》、《甲骨文字典》失收。参见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殷》，中华书局1979年6月第1版；胡厚宣《论殷人治疗疾病之方法》，《中国语文研究》第7期，香港中文大学1985年3月第1版。），不得谓其时无殷。卜辞固称大乙不称汤，然亦屡称唐，唐即汤也，亦不得谓“称名之异”。至于若干词语与“周诗相袭”，则有多种可能，或系流传过程中所添加，或周诗袭颂，更何况语言本有继承性，前代词语出现于后代未足为奇，是以未可一概而论，不足其为宋诗之确证也。（注：黄挺：《〈诗·商颂〉作者作年的再探讨》，《学术研究》1988年第2期。 黄文认为，周人“一定根据他们自己的需要与习惯”将《商颂》重新加工过。）
尽管王国维的比较是在甲骨文研究之初期进行的，而且仅限于个别的举例性质，从研究方法而论，仍然对后学大有启迪。
笔者近日即以甲骨文及同期金文与《商颂》试作全面之比较，发现《商颂》文字大部分为甲骨文及同期金文所有，甲骨文及同期金文所无者居少数。易言之，《商颂》词语大部分于甲骨文及同期金文有证。兹将二者词语比较情况先揭示如次（甲骨文字取宽式，一般取《甲骨文编》、《甲骨文字典》录定之字，个别字虽二书未释而经学者考释鄙意可取者以“△”号别之；同期金文则以《殷周金文集成》为据）：
（一）《那》见于甲骨文及同期金文者（重复不计；括号中字为甲骨文、金文之本字或假借字，下同）有：
根据上述比较结果，可制为一表，以便观览：
以比例言，《玄鸟》一诗最为突出，其见于甲骨文殷金文者占了五分之四，而甲骨文殷金文所未见者仅占五分之一，二者为四与一之比。未见的十三字中，代词两个：彼、靡；一般名词四个：畿、发、海、里；动词两个：胜、奄；形容词两个：殆、祁（祁祁，众多貌）；虚词两个：是、所；词义不详者一个：景（若谓山名，则是名词，景员，义未详）。有些词语或系宋人所增易。“靡不胜”也许原为“亡（无）不成”，“大熺是承”也许原为“大喜承”，后喜增米旁为熺，且增一虚词“是”，以整齐句式（“百禄是何”同）。因此，从词汇角度看，《玄鸟》之为商诗可靠性最大。其余四篇的主要内容或云主干部分（占全诗的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也完全可用当时的文字表述，其主体部分成于商人之手也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值得注意的是，《商颂》五篇中那些不见于甲骨文及同期金文的词语主要是语气词、象声词、形容词、副词，关键性的名词、动词较少。像《那》篇首句“猗与那与”，都是所谓发语词，犹如今蒙藏歌谣开头的“啊……呀……依……啦”之类，并无实义（毛诗训那为多），而次句仅“鞉”字不见于甲骨文殷金文，“置（可假直为之）我鼓”却是关键的三字。此篇之平、于赫、有汷、有奕、夷怿，亦皆为形容词。此篇不见于甲骨文殷金文的较重要的词语仅鞉、衎、客（甲骨文有宾）、温、尝等，不足十个。其余四篇，亦大致如是。
毋庸讳言，《商颂》中有少数双音词习见于西周金文，如无疆、眉寿、天命、天子、降福，不可能为原诗所有，必为后所改易或添加。
令人十分惊讶的是，试将现存《商颂》中显系后人添加的词语删去，将双音词易为同义的单音词，再除去不见于甲骨文及同期金文之虚词、形容词、副词，居然基本上仍能成诗，而其句式大致可易为三言句。试以《玄鸟》为例，经过删除、改易后的形式大致如下：
玄鸟
帝命鸟，降生商，宅殷土，土亡（芒）亡。帝命唐（汤），正四方，命其后，有九州。商先后，受有命，命不危，武丁孙。武丁孙，亡（无）不成。龙旂十，大喜（熺）承。邦千百，肇四方，四方来，各祈祈。员惟河，殷受命，其咸宜，百禄何。这里有几点需加说明：1.商人认为上帝主宰一切，故常有帝令（命）雨、帝降堇（熯，或谓馑），帝它我年之类的占卜，而不称“天”。甲骨文天训颠，又与大同义，与周人所谓至高无上之天无关。故商称帝命，后人改称天命。2.商代方国至多，而不见邦畿之概念，亦不见“里”字，故姑易“邦畿千里”为“邦千百”，言其时臣服之方国众多也。3.甲骨文有四方，分别称东、南、西、北，或曰东方、南方、西方、北方，而无四海之称。故易诗四海一语为四方。
这样的三言诗，用甲骨文及同期金文可以写出，并无困难。因此，我推测《商颂》的原始记录（与其歌唱形式当然不同）不是四言诗而是三言诗。其四言诗形式是后世添加虚词、副词、迭音词等的结果。如此说成立，则中国诗歌的原始阶段固在商代，其文字记录形式实为三言句或以三言句为主。
能支持此说的旁证是商代铜器宰甫卣的铭文。该铭文首四句即皆三字为句：“王来兽（狩），自豆录（麓），在
（次），王卿（飨）酉（酒）。”（注：宰甫卣，旧称簋，见《三代吉金文存》八·十九，《殷周金文集成》第10册，第5359号。）狩，古书纽幽部；酒，古精纽幽部，二字同部押韵，此可证商代有三字韵文，商人作三言诗以颂其先祖是可能的。
尽管如此，我仍不敢自是，因为“旁证”毕竟仅此一铭，难免孤证之嫌。关于《商颂》的原始记录形式，鄙见只是较为大胆的一种推测。自知离论定尚远，恳请治文学史、诗学的专家及对此有兴趣的读者不吝赐教。
2000年8月初稿，次年3月修订
附记：此文曾在第五届全国古代汉语学术研讨会上宣读（2000年8月，暨南大学华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