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东北亚各国和地区农业资源整合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北亚论文,中国论文,资源整合论文,前景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中国农民、日韩制造商和三国消费者“三败俱伤”告终的2000年中韩大蒜贸易战、2001年中日大葱贸易战，凸现了一个事实：中国与东北亚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客观上已经形成的贸易分工和产业递进格局，后者正在或需要逐步让出市场空间的农业集团主观上却没有作好充分准备；当中国潮水般的价廉物美农产品挟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之势涌入，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地替代了他们的产品时，他们为保卫自己的地盘徒劳地作着艰苦抗争，引发无谓的贸易冲突。为了东北亚各国和地区的各自利益和共同利益，更主动地整合中国与日韩等东北亚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农业资源，更有意识地促进农业生产流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非常必要。
一、东北亚在中国农产品—食品现有贸易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潜力
与中国人地比例相仿的亚洲，是中国农产品——食品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尽管，中国人口密度是世界的3倍，人均耕地面积0.1公顷，仅及世界平均水平的40％，但是在亚洲，我们的人均国土资源仅略低于平均水平，更分别是人均收入高出我们40倍、10倍和15倍的高收入东北亚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的2.5、3.5和4.5倍。（注：1999年数据。见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http：//www.fao.org；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3-1、4-1、5-1，附录1-1；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278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这样，中国农业价廉物美的劳动力优势在亚洲完全可以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
1.2001年中国对亚洲农产品——食品进出口情况
2001年，中国128亿美元的食品和活动物出口额中，94亿美元出口到亚洲，占74％。其中，52亿美元出口到日本，14亿美元出口到韩国，中国农产品——食品向东北亚这两个国家的出口值，占对亚洲出口总额的70％、对全球出口值的一半以上。（注：数据来自中国外经贸部网站：http：//www.moftec.gov.cn，《中国对外经贸统计数据》进出口统计。下文数据，若无说明，均同一来源。）
不仅农产品——食品，中国对日本和韩国的出口和进口，都是除香港外（中国大陆对香港的进出口商品多数不是直接的来源地和目的地）的亚洲的第一和第二。2001年，中国对日本出口额450亿美元，占对亚洲出口额的31.91％；对韩国出口额125亿美元，占对亚洲出口额的8.87％。中国自日本的进口额428亿美元，占自亚洲进口额的29.08％；自韩国进口234亿美元，占自亚洲进口额的15.90％。
中国与日本、韩国等东北亚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格局，总体上是，中国顺差在农产品——食品，中国逆差在制成品。这种格局，又是中国农产品——食品总体顺差，具有比较优势的表现。表1给出了2001年中国各类食品（商品构成按SITC分类）对全球和对亚洲的“净出口指数”（注：净出口指数的计算公式为（出口-进口）/（出口+进口），净出口指数的值在-1至1之间，负值表明该类产品有贸易逆差，正值表明有顺差，零值表明进出口相等。数值越大，比较优势越大。）。
表1 2001年中国各类食品对全球和对亚洲的净出口指数
资料来源：中国外经贸部网站：http：//www.moftec.gov.cn，《中国对外经贸统计数据》进出口统计进出口分国家（地区）商品构成。
2001年中国在对全球进出口顺差225亿美元、净出口指数0.04的同时，对亚洲逆差63亿美元、净出口指数-0.02。但是中国对亚洲的食品进出口与对亚洲的进出口总体情况相反。中国对全球食品进出口顺差78亿美元，相当于食品出口总额61％，净出口指数0.44；而对亚洲食品进出口顺差80亿美元，相当于对亚洲食品出口额的85％，净出口指数0.74；中国食品对全球的进出口顺差，基本出自对亚洲的食品进出口顺差。这说明，相对于其他行业，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食品部门，是中国这个人口最多、劳动力资源最充裕国家的比较优势所在；相对于总体上与中国一样人多地少的亚洲国家，尤其是其中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都很紧缺的高收入的东北亚国家和地区，幅员辽阔的中国农业——食品部门的比较优势更为明显。
在全球，中国各类食品中，乳品及蛋品，糖、糖制品及蜂蜜，饲料（不包括未碾磨谷物）的净出口指数为负值，主要是来自土地资源充裕的北美洲、大洋洲的乳品和饲料的入超，说明相对于它们，中国农业受制于土地资源紧缺。在全球，大量占用耕地的粮食，确实不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所在。而在亚洲，中国所有各类食品的净出口指数都是正值。不仅更少依赖土地、更多耗费劳动力的畜禽产品、水产品和蔬菜水果等鲜活农产品净出口指数很高，而且土地密集型的粮食：谷物及其制品，饲料（不包括未碾磨谷物）的进出口指数，也分别高达0.77和0.73；只有土地密集型的糖、糖制品及蜂蜜的净出口指数低至0.11。
2.2001年中国对韩国和日本农产品——食品进出口情况
与中国在全球的顺差相反，2001年中国对韩国进出口逆差109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对韩国出口额的87％。逆差来自工业制品的113亿美元（出口95亿美元，进口209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向韩国出口工业制品总额的1.2倍。
在这种总体格局中，中国的食品顺差13亿美元（出口13.7亿美元，进口0.95亿美元），基本也就是中国向韩国的食品出口额，净出口指数0.87。其中，谷物和饲料、水果蔬菜的进出口指数超过0.90，乳品与蛋品、水产品相当于食品类平均水平，肉类0.59，贸易比重极低的活动物和糖类是负值。韩国自中国进口的食品中，45％是水产品，其次是谷物，29％；第三是蔬菜水果，11％，前三项合计，占韩国自中国进口食品的85％（见表2、表3）。
表2 2001年中国各类产品对韩国和日本的净出口指数
资料来源：同表1。
表3 2001年中国各类食品对韩国和日本的净出口指数和出口额比重
资料来源：同表1。
韩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日趋密切。韩国总贸易顺差中，约有一半来自对中国的顺差，2001年韩国在对美国、日本、欧盟、东盟等以往大宗贸易国的出口都下降了15％左右的情况下，对中国的出口仅下降1.2％；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韩国的第二大市场，在其全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由2000年的10.7％上升为12.1％。
2001年韩国进口总额下降12.1％，而来自中国的进口却在增加；来自日本、美国的进口在其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分别由2000年的19.8％、18.2％下降为18.9％、15.9％，而来自中国进口所占的比重由8.0％上升为9.3％。（注：资料来源：Korean Ministry of Commerce，Industry and Energy：Exports and Imports in 2001，and Estimate for 2002，http：//www.mocie.go.kr。）
与中韩贸易格局相似，中国对日本贸易同样也是初级产品出超（66亿美元，出口83亿美元，进口17亿美元），工业制品入超（45亿美元，出口366亿美元，进口411亿美元），相抵后中国顺差21亿美元，仅相当于日本商品进口额的5‰左右。
不同的是，中国对日本显现出更大的初级产品——食品比较优势。在所有类别的初级产品中，仅有初级产品中的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有不到0.5亿美元的逆差，相当于中国该类商品向日本出口金额的4％，其余类别的净出口指数都是正值，最高的是食品和活动物，0.93；次高的燃料能源，0.76。在食品中，除了活动物日本有相当于中国进口量40％的对中国出口（但其出口额仅占食品出口总额6％），其他所有类别几乎“一面倒”，日本只有进口，没有出口。份额最大的是水产品，占37％；其次是蔬菜水果，占32％；第三是谷物，占16％。前三项合计，占日本自中国进口食品总额的85％。与韩国从中国的食品进口结构相似。不同的是第二、第三位置（见表2、表3）。
从日本的食品进口来源国分析，同样可以看出中国农产品——食品越来越显现的优势。2000年日本食品进口总额460.47亿美元，其中来自美国的进口额最高，123亿美元；中国其次，60.97亿美元；二者合计占日本总进口额的39.97％。可能预示的趋势是，相对于日本总进口4.0％的增长率、来自美国的进口3.4％的增长率，来自中国的进口增长率达到了12.6％。在15类食品中，11类的前5名进口来源国中有中国，蔬菜/蔬菜制品、坚果/坚果制品的优势尤为明显，所占比例分别为46.6％、44.8％；其中，脱水蔬菜、豇豆所占份额超过80％，几成垄断之势。只有活动物、乳品及蛋品、饮料、动植物油这4类产品不在前5名之列。（注：资料来源：Statistics of Japan’s Food Imports in 2000，http：//www.jetro.go.jp。）
3.中国对日韩的农产品——食品进出口格局显现了中国处于比日韩更低的发展阶段
中国对日韩高达0.9左右的食品净出口指数，除了说明了中国农产品价廉物美，有比较优势外，也显现了中国与日韩两国相比更低的发展水平。通常，发展程度低的国家用初级产品——食品，向发展程度更高的国家换取工业制品。所以，中国正在以最大的努力，走好这一阶段的征程，包括向有效需求极大的国际市场，实质是高收入国家的市场，提供符合健康卫生环保、价廉物美的农产品及其加工制成品，来逐步跨越这一阶段。现阶段中国的出口结构中初级产品比重为10％，相当于进口结构中初级产品比重的一半，说明了中国的进步。当中国与日韩一样，也进入农产品——食品净进口的阶段，我们相信，“毕业”后的中国一定不会以“保护农民”为名来拖延这个过程，来主动做“留级生”。同样，日本比韩国比重更大地进口中国的农产品——食品，也说明日本比韩国更高的发展水平。所以，面对中国农产品——食品的进口，韩国和日本完全可以更加“从容”一些。顺便一提，比日韩等东北亚国家发展程度更低的东南亚国家，倒是与中国的一些农产品及其他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有替代互竞关系。
根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预测，中国目前城市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对劳动力的吸纳仅相当于每年农村新增人口部分，因此直到2020年前农村人口都将保持在8亿以上，2020年以后农村人口比重才将首次低于城镇。（注：资料来源：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http：// www.sfpc.gov.cn。）这表明，在可以预见的一个较长时期，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将始终处于供过于求状态，在国际市场上长期具有低成本优势。
总之，在区域经济综合发展和一体化一揽子框架中真正实现东北亚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是各方利益所在。大家的任务是实际推动这一进程。
二、东北亚农业资源整合的总体构想产业间的水平分工、农业的垂直分工
中国农产品——食品对日韩等东北亚国家的既有贸易格局，固然显现了中国农业一食品行业较强的比较优势，但是，我们更清楚地知道，这种优势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潜在的；将潜在的优势变成现实的优势，需要拥有资金、技术、市场网络和质量标准的进口方农业——食品企业的帮助和带动。也就是说，中国农产品出口大有可为，与进口方农业企业大有可为是并存的。
中国台湾省农业企业携农业先进生产力向大陆的大规模转移，展示了中国大陆与东北亚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农业资源整合的方向。
与中国和日韩的贸易格局相似，农业资源紧缺、劳动力成本很高的中国台湾省相对祖国大陆，也完全缺乏农业的比较优势。只不过，政治因素阻碍了包括大陆农产品在内的产品自由进入台湾。尽管如此，2001年在大陆出口台湾50亿美元、自台湾进口273亿美元，台湾顺差超过200亿美元的总体格局中，食品和活动物，大陆出口台湾7910万美元、自台湾进口4177万美元，大陆顺差3733万美元。
比日韩等国农业集团更主动，台湾的农业企业和农民，正越来越多地投资于祖国大陆，也因此变被动为主动，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市场空间和盈利空间。据2001年秋冬本文作者对我国5省14县市40多个台商投资大陆农业企业的实地考察，两岸农业资源整合，在两岸都加入WTO的形势下，呈不可逆转之势。我们所到之处，到处都看到台湾以往的优势产业、现在的夕阳产业，到了大陆又成优势产业的实例，看到台湾农业食品产业在大陆的良好前景。在台湾岛内，甚至求职者会询问：“贵公司有无在大陆的分支机构？”以此判断企业经营是否有前景，是否值得前往。
在海口的一个鲍鱼养殖场，台商如此对比分析了两岸的养鲍成本：台湾人工贵，同样效率，在台湾雇佣1个工人的钱在大陆可以雇佣9个；台湾土地贵，在海南租地规模经营30年租金不足台湾购地价格的1/10；在大陆养鲍，盈利率平均25％；而在70％出口、其中40％出口到大陆的台湾养鲍业，生产成本就已经比上海到岸价贵，竞争不过转移到大陆生产的台商。正是大陆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迅速成长的市场，加上台商的优良品种、先进技术、科学管理和经销网络，构筑了台商的盈利空间，也为大陆农民提供了就业和收入。
向日本出口大葱的山东省一家台资企业，甚至在2001年遭遇日方对山东大葱紧急设限、配额外关税265％时仍然神情自若。出口交货价400——800美元/吨，合人民币每公斤3.32——6.64元；3/4按配额内关税3％、1/4按配额外关税265％。付给农民的大葱收购价格每公斤0.8元，购销差价4——8倍，加上日本国内计算的至出口交货的流通费用，（陈永福、何秀荣，2001）该公司的成本盈利率高达80％-260％！大葱亩产5000公斤，亩毛收入4000元，比起粮食生产不足1000元的亩毛收入、400元的亩纯收入，大陆农民也已经很满意。
台商农业投资企业多数像上述公司一样，经营良好。这部分反映在多数企业实际投资额大于注册资本额。也因此，台湾的劳动密集型的食品行业，“能来的几乎都来了”。例如食品罐头行业，80％的生产能力已经转移到大陆。当两岸都加入WTO，进驻大陆的台商农业——食品企业正“蓄势待发”，面向台湾市场进行新的布局。
来自日本、韩国的农业——食品投资企业也开始大量进入中国的沿海和内地。
以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等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农业企业直接投资中国大陆形式实现的垂直分工，需要农产品贸易更大的自由化来充分发挥盈利潜力。垂直分工形成空前巨大的生产力，生产出品质更好更安全的廉价农产品，不仅在中国3亿人口的城镇市场销售，而且返销购买力数十倍于中国大陆的本国和地区，销往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市场，才能真正发挥出东北亚农业资源整合的全部效果。
与一般的进出口商不同，投资中国大陆、产品返销本国和地区的进口方客商，将市场与产地联系在一起。它们熟悉进口方市场，了解消费者终端市场需要，有助于掌握标准，打通贸易壁垒；它们有先进的品种、技术和设施，从降低成本提高品质两个方面增加食品的盈利潜力和双赢空间；它们直接投资控制原材料，有效降低了进口的数量和质量波动引发的贸易的不确定性，有助于消除人们对粮食安全的现实和虚幻的担忧。
三、从农产品贸易看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障碍及克服
我们看到，对于中国的农产品供需，包括日韩等高收入东北亚国家的主流世界有着非常矛盾的心理，他们既担心中国农产品的“多”，也担心中国农产品的“少”。1990年代中期的“布朗旋风”，是担心中国农产品“少”，繁荣的中国经济和旺盛的消费需求，会将国际市场的粮食买光而“饿”了世界，问：“谁能养活中国？”近年的中国“世界工厂”、“世界车间”说，是担心中国农产品的“多”，价廉物美的中国农产品及其加工制成品大量涌入国际市场，抢了其他地方农民的“饭碗”，伤害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食品自给能力，同样有粮食安全问题。按照常理，日、韩等食品自给率很低的高收入国家和地区，更应该欢迎中国农产品的“多”、担心中国农产品的“少”；但是现实的贸易战，他们反对的正是中国农产品的“多”。我们看到，与中国对世界的了解相比，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更不足；与中国对世界的开放程度相比，世界对中国的开放更不足。在农业领域，与一般想象相反，作为市场经济制度的“学生”，中国更希望自由贸易；作为市场经济制度的“先生”，包括日、韩，中国台湾等东北亚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在内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却在限制自由贸易。更确切地说，在他们有优势的产业推行自由贸易，在他们没有优势的农业限制自由贸易，以他们的实力能短期奏效；而中国，在没有比较优势的领域抵挡不了自由贸易，在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又无力推行自由贸易。我们看到，中国的消费者不担心农产品大量出口抬高消费者价格，而日、韩、中国台湾等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生产者却担心农产品大量进口降低生产者价格。中国曾经有过地区封锁，保护消费者利益而损害生产者利益；而日、韩、中国台湾等高收入国家和地区一直存在贸易壁垒，保护生产者利益而损害消费者利益。中国消费者已经知道，生产者的利益最终将传导到所有人；日、韩、中国台湾等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生产者也应知道，消费者的利益最终也将传导到所有人，各方所有人的真正长远利益都是自由贸易。
在WTO框架中，通过各国各产业的“一揽子”谈判协调，更易达成让各自优势产业进入对方市场的妥协；在中国大陆农业真实优势非常显著的情况下，有条件与东北亚高收入国家和地实行产业间水平分工和农业的垂直分工。东北亚农业资源整合，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标，是建立可预期的贸易体系。中国市场化改革不可逆转，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不可逆转，已是事实。现在需要对方摒弃基于自我利益的歪曲想象，放心大胆地实现农业资源的区域和全球整合。
中国与东北亚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利益连接点在于：中国农产品的市场空间，同时是东北亚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农业——食品供应的低成本保障。
东北亚国家和地区以成功的公共政策著称。在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上，各国和地区完全应该和可以采用共同公共政策来促进市场效率。政府干预的成败关键在于，这种干预是顺应还是扭曲市场，是促进还是阻碍市场，是帮助还是替代市场。高收入国家和地区政府摒弃过时的农业保护、扭曲市场的干预，代之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动安排，将再创东亚经验，重现东亚奇迹。
东北亚农业资源整合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开放式的，是先易后难、实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一个步骤；中国与东北亚各国和地区的农业资源整合，与东盟十国，与其他国家和集团的农业资源整合，并行不悖。区域化是否违背全球化的衡量标准是：各国始终从成本最低国进口产品和服务，当本区域内的最低成本不同时是全球的最低成本，就不能用区域化阻碍全球化。
所有东亚国家都经历了粮食——鲜活农产品——所有农产品依次出让地盘的过程。当中国而对越南等更低收入的东盟国家发生这一过程时，也将主动顺应，出让地盘。
上述说法，看起来似乎是市场经济制度的“学生”在向“老师”上市场经济理论课，是“学生”用“老师”教给的东西回头教“老师”。然而，包括贸易冲突在内的经济问题从来主要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利益问题。这需要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衡量取舍标准，克服各自国内的既得利益集团维护一已私利的阻挠。让人乐观的是，更主动地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整合东北亚农业资源，提高区域分工合作的组织化程度，稳定贸易联系，提高贸易的可预见性，减少不必要的摩擦，避免大起大落，降低沟通成本和交易费用，谋求各国的长远利益和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已经越来越成为各国农业界人士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