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轮物价大幅上涨的特点、成因、走势和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物价论文,对策论文,走势论文,大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改革开放以来，物价涨幅两位以上的通货膨胀发生过两次：一次是1988-1989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水平上涨幅度分别为18.5%和17.8%；一次是1993-1994年，全国零售物价涨幅分别为13.2%和21.7%。这一轮物价大幅上涨，经历了1992年酝酿、潜伏，1993年逐步发展，1994年到达高峰，1995年开始收缩的历史过程，目前这个过程还没有完。
一、这轮物价大幅度上涨的特点
1.从整体特征看，来势猛，涨幅高，持续久。
从1992年下半年经济生活显露过热苗头起，到1993年3月份，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零售物价涨幅即爬升到两位数（当月为10.3%），以后一直在两位数上逐月攀升，并于1994年2月达到20%以上（当月为20.9%），到1994年10月涨幅达到这一时期的高峰（当月为25.2%）。从11月份开始，物价涨幅开始回落，1995年2月已回落为19.7%。从1993年3月到目前为止，物价涨幅在两位数的月份已有24个月，预计在今年12个月中多数月份，物价涨幅仍在两位数的水平上。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没有的，也是建国以来所没有的。
2.从结构特征看，经历了先生产资料后消费资料大幅涨价的过程，特别是“农字号”的商品价格涨势强劲，成为拉动去年物价总水平上升的龙头。
1993年由于各地大上基建项目，作为投资品的钢材、水泥等生产资料价格暴涨，全年工业生产资料价格上升33.7%。后来政府采取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措施后，生产资料价格1994年逐月回落，全年平均下降3.8%。钢材、成品油、木材、水泥、汽车等主要物资货源充足，价格稳中趋降。与工业生产资料相反，1994年，“农字号”商品大幅涨价。所谓农字号的商品，一是以粮食为主导的食品价格（包括粮食、食油、肉禽及其制品、蛋、水产品、鲜菜、饮食等）。去年食品类价格在上年已经上涨14.3%的基础上，又上涨了35.2%，比各类商品平均涨幅高出13.5个百分点，影响物价总水平上升12.3个百分点，占总的上涨幅度的56.7%。其中，粮食上涨46.7%。粮价是百价之首，一价带百价。肉禽蛋上涨37.2%，鲜菜上涨38.2%。二是以棉花为原料的纺织品价格。去年棉花收购价格由每担342元提高到544元，提价59.1%，纺织品类和服装鞋帽分别上升14.7%和19.6%。汗衫、背心、棉毛衫裤、床单等，价格大体涨了1倍。三是以化肥为代表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去年农业生产资料比上年上涨了21.6%，其中12月比上年同期上涨了27.3%，这一涨幅是历来最高的。特别是化肥价格上涨过猛，农民反映十分强烈。
相比之下，这一轮涨价，工业消费品的涨幅相对小一些。如1994年全年平均，机电产品价格上升0.4%，家用电器类价格上升6.7%，文化体育用品类价格上升9.8%。
3.从地区特征看，经历了先城市、沿海后农村、内陆大幅涨价的过程，去年呈现出农村高于城市，内陆高于沿海的差异。
从价格上涨和回落的一般先后次序来看，城市先于农村，经济发达地区先于不发达地区。所以，在这轮物价上涨的初期，城市和沿海地区的涨幅均高于农村和内陆地区。1992年城市高于农村3.8个百分点，1993年高于1.6个百分点。但从1994年4月以后至今，农村物价涨幅已连续11个月高于城市，且涨幅差由0.3个百分点扩大为5.1个百分点。特别是，今年以来，城市涨幅不断减缓，而农村涨幅仍较强劲。1月份，农村为24.0%，城市为19.1%，高出4.9个百分点；2月份，农村为22.6%，城市为17.5%，高了5.1个百分点。分地区看，在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涨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1994年和1995年1、2月份有16个，其中，内陆省有13个，占80%。
4.从性质特征看，价格结构性调整引起的物价总水平上升同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总水平同时并存，相互影响。
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严格说来，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通货膨胀，确切地说，是“通货”的“膨胀”，即货币过多造成的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必然表现为物价的普遍的、持续的上涨，引起物价总水平的上升；但物价总水平的上升，并不都等于通货膨胀。要区分两种货币增加，两种物价上升：
一种是由于物价结构性调整过程中，要改变初级产品价格偏低，或要使部分最终产品过多的“暗补”改为“明补”，引起的物价总水平上升。这类物价上升是于国于民有利的上升，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怕的。由于这些价格改革措施，使部分产品在交易过程中需要更多的货币来表现，流通中对货币的实际需要量增加了，由此而增发的货币量，是同流通中对货币的实际需要量相适应的，是国民经济正常运行所需要的。在这里，物价上升与货币增发之间的关系是：物价上升是因，货币增发是果，物价上升引起货币增发。这是货币的正常的“经济发行”，而不是通货膨胀。
另一种是由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快，财政赤字过多等原因，不得不增加货币发行，并由此引起物价上升，这是于国于民不利的物价上升。在这里，物价上升与货币增发的关系是：货币增发是因，物价上升是果，货币增发引起物价上升，这属于货币的“超经济发行”，是典型的通货膨胀。在总量失衡、通货膨胀情况下，各种随意提价，乱涨价的现象一般也比较严重，对物价总水平的上升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也是一种害国害民的物价上升。
近两年的物价总水平上升中，既有价格结构性调整因素，又有通货膨胀因素。1994年，国家主动调整原油、天然气、电力、粮食、棉花等基础产品价格，约影响物价总水平上升4个百分点，加上1993年涨价对1994年的翘尾影响中也有部分上年主动提高基础产品的价格影响，在总涨幅中，价格结构性调整的影响超过8个百分点。
二、这轮物价大幅上涨的成因
近两年特别是去年，物价上涨过多，通货膨胀加剧的原因，各方面认识尚不一致。有的认为是需求拉动，有的认为是成本推进，有的认为是结构性上升，等等。我认为，成因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成因也不是一天形成的，而是多年积累矛盾的总爆发。改革以来，1988-1989年那次通货膨胀，主要是需求拉动型的通胀，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严重失衡，居民产生强烈的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一度形成全国范围的“抢购”和“挤兑”的风潮。但这一次物价过猛上涨、通货膨胀加剧的成因则比较复杂，三类成因同时存在，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物价大幅度上升。概括起来，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总需求增长过快，是拉动物价过猛上涨的根本原因。
近几年，在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指引下，我国国民经济在1989-1991年三年治理整顿基础上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各方面改革和发展的热情空前高涨，这是一件好事情，推动了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有一些部门和地区，追求不切实际的发展速度，使社会总需求增长过快。据统计部门测算，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差率，1992年为6.5%，1993年为7.3%，1994年为6.2%，连续三年供需差率都高于5%的正常水平。总需求过快增长是如何形成的呢？
先看投资需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1994年比1991年，由5509亿元增加到15926亿元，增长2.9倍，平均每年增长42.6%，大大快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幅。其中1993年上半年，比上年同期增长70%以上，高出国内生产总值40个百分点以上。投资需求的迅速膨胀，其直接结果是推动投资品价格大幅度上涨（钢材、水泥等价格近二年几乎翻了一倍），由此加大工业品的成本，最终导致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全面涨价。同时，按照保守的估计，每投资100元，将有40多元最终转化为消费基金，从而又转化为拉动消费品价格上涨的重要力量。
再看消费需求。据银行统计，1992年工资性现金支出比上年增长25.3%，1993年又增长30.3%，1994年增长40.1%，都超过了同期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如果再加上各种“实物收入”、各种渠道的“灰色收入”，消费基金的实际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程度还要更大。相对于创造出的财富而言，居民手中的钱多了，特别是少数高收入居民手中的钱更多，东西再贵也有人买，直接拉动物价上涨。
由于连续几年投资和消费双膨胀，导致近几年货币供应量大幅度增加。从现金（M[,0])投放看，从建国到1994年末，市场现金流通量累计为7289亿元，其中近三年发行达4111亿元，占现金流通总量的56.2%。再从广义货币M[,2]看，扩张更为显著。与上年比，1992年增加37.3%，1993年增加24%，1994年增加34.4%。尽管这种货币增长，有一部分是国民经济增长和经济货币化过程所必需的，但如此大的货币供应量显然大大超过了正常范围。过多的货币追逐相对少的商品，其结果就是物价的普遍上涨。可以说，尽管这一轮的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与上一轮有不同特点，但连年投资和消费双膨胀导致货币过量供应，仍是这一轮物价过猛上涨、通货膨胀加剧的根本原因。
（二）产业结构失衡，特别是农业“短腿”矛盾加剧，是这轮物价过猛上涨的突出原因。
近几年，一些地区对农业生产有所忽视，乱占耕地、撂荒良田，“沿海少种粮、近郊少种菜”的情况相当突出。农村资金和青壮劳动力大量外流，农田水利设施欠帐较多，农业基础已相当薄弱。加上，去年水旱等自然灾害较重，致使粮食、棉花、油料、糖料、生猪等部分主要农产品供应偏紧，从而使“农字头”价格有较大幅度上扬，影响整个物价总水平大幅上涨。如果说，双膨胀特别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投资膨胀是这轮通货膨胀的始作俑者的话，那么，产业结构失衡、农业发展滞后，则是这一轮通货膨胀的深层次原因。
（三）改革力度加大，基础产品价格结构性调整积累下来的成本压力加快释放，是这轮物价上涨较快的重要原因。
近几年，为了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在价格改革方面不断迈出较大步伐。最主要的是大幅度提高和放开了一部分农副产品、基础原材料、能源的价格。1990年到1993年，国家对长期偏低的能源、原材料、交通价格进行了调整，调价总金额累计约2000亿元，同时还放开了一大批产品价格。1994年，改革力度进一步加大，全年调价总金额达600亿元。这些措施，对于理顺价格关系，支持农业生产，加强基础产业，调整经济结构，减轻财政负担，是必需的，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我们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效益较低，企业通过降低物耗、提高劳动生产率消化基础产业涨价影响的能力很弱，势必要通过产成品涨价转换一部分或大部分基础产品调价的影响，特别是在社会总需求过大的背景下，企业转嫁涨价的能力更强，由此推动价格总水平一定程度的上升。
去年，各项改革整体推进，相继出台了财政、税收、金融、外汇等多项重大体制改革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市场物价的上升。如税制改革，从总体上没有增加企业负担，但是税负降低的企业，不会因此而主动降价，而税负增加的企业，又总是千方百计通过产出品提价转嫁负担。又如，汇率并轨，牌价汇率由1∶5.7贬为1∶8.7，贬值53%，相应使部分商品进口成本提高，也影响国内物价上涨。
上述改革措施引起的物价总水平上涨，是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不可避免要付出的代价。问题在于，我们在工作中，对联带影响估计不足。这是应当加以改进的。
（四）市场和物价管理滞后，是物价上涨过多的不可忽视的原因。
经过十几年价格改革，特别是近几年，为了加快建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新体制，我国相继放开了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到1993年底，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家定价的比重约占4.8%，在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国家定价的比重约占10.4%，在工业生产资料销售收入总额中，国家定价的比重约占13.8%。就是说，从全部产品看，大约90%的产品价格已经由市场决定。价格放开的速度不慢，范围不少，但相应规范市场价格行为的法规和管理措施却明显滞后。企业行为不规范，市场机制不完善，政府监管不得力，乱涨价、乱收费、价格欺诈、牟取暴利、欺行霸市、垄断价格等现象相当普遍，在某些环节（如流通环节）、某些行业、某些商品还相当严重，这对市场价格总水平的上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去年，全国物价检查系统共查出价格违法案件74万件，罚没收入总金额11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34%和65%。这一方面说明物价监督检查工作成绩很大，另一方面又说明当前价格违法行为屡禁不止，仍相当严重，成为一大“公害”。
三、今年物价的走势
这一轮物价上涨，从去年11月开始进入收缩期。今年以来，同比涨幅逐月回落，与上年同期比的全国零售物价涨幅，1994年10月为25.2%，11月为25%，12月23.2%，1995年1月为21.2%，2月为19.7%，预计3月为19%左右。但环比涨幅仍然不低，与上月比，1994年12月为2.0%，1995年1月为3%，2月为1.7%，这里计算可能有误，但新涨价压力仍很强劲，却是实事。从不同地区看，尽管全国物价涨幅回落，但地区发展不平衡，农村与城市、内地与沿海涨幅差在扩大。2月份，涨幅最高的是湖南(26.1%)，比最低的天津(11.5%)，涨幅百分点高出1倍多；农村为22.6%，城市为17.5%，涨幅高出5.1个百分点。
前不久结束的全国人代会确定，今年物价调控的目标是：确保物价上涨幅度比上年有明显回落，力争控制在15%左右。今年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威信问题，关系到政治稳定和社会的长治久安的问题，也关系到我国的国际现象的问题。那么，今年我们究竟能否实现这个控制目标呢？从改革以来我国物价工作的实际经验看，我国物价涨幅主要取决于四方面情况：总量状况，农业丰欠，改革力度，心理预期。今年这四方面都是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并存，因而，能否实现控制目标两种可能同在。关键是两条；一是宏观调控的各项措施是否能真正到位，二是农业能否获得一个好收成。
（一）总量状况喜中有忧
今年的宏观经济环境，从有利方面看，主要是，自从1993年加强宏观调控以来，由于明确了实行“软着陆”的调控方式，总的调控力度把握较好。既遏制了经济过热的势头，也避免了“硬着陆”可能带来的经济滑坡甚至经济滞胀的局面。可以说正在形成一个“软着陆”的宏观环境。去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1.8%，虽然属于较高增长幅度，但比上年有所降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7.8%，增幅比上年回落30.8个百分点，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5.8%左右；货币发行量为1424亿元，低于计划1800亿元；年末货币流通量增长24.3%，增幅比上年回落11个百分点；全社会供需总量差额由上年的-7.3%，减少为-6.3%，供需总量失衡状况在缓解。这些宏观指标都说明，宏观经济环境进一步向好的方面改善。今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围绕抑制通货膨胀的中心来安排各项宏观指标，把经济增长速度定为8-9%，并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相应安排贷款和投资规模，增幅均低于上年。这些将有利于控制物价上涨。但是另一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建项目总规模4万多亿元），已经积累了过多的货币供应量，其对物价的滞后影响还将继续反应出来，特别是消费基金基本处于失控状态，缺乏有效的调控手段，工资与物价轮番推进的势头还在发展，这些都不利于宏观总量的平衡，对抑制物价上涨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要求放松银根的呼声不小，压力很大，如果稍有不慎，盲目松动宏观调控力度，刚刚改善的宏观环境会重新崩紧。
（二）农业丰欠前景未定
由于我国居民消费恩格尔系数较高（超过50%），在物价指数统计中食品类比重较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讲，我国的零售物价指数是“食品指数”或“农业指数”。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物价控制目标能否实现，“成也农业，败也农业”。1990、1991年全国出台了不少调价措施，但物价上涨幅度低（2.1%和2.9%），主要是农业连续增产丰收，食品类价格下降，对物价总水平的影响，不是推上，而是拉下。而去年物价涨幅过大，食品价格上涨过多是“带头羊”，在总的涨幅(21.7%)中，食品涨价影响近12.3个百分点，占总涨幅的57%。今年农业生产已引起各方面高度重视，农业收入增加，仅农业银行今年安排支农贷款570亿元，比上年增长26.4%，是近几年增幅最大的一年。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比上年扩大，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渴望有所增加。这是有利方面。但改变农业发展滞后，恢复生产，增加供给，还要有个过程。再加上我国农业目前仍然是“三分靠人，七分靠天”，农业收成取决于许多不确定因素。今年暖冬现象对小麦生长不利。据国外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可能发生“厄尔诺尼现象”。若发生气候异常，就更增加了控制物价的难度。
（三）调价力度控中有难
今年政府主动调价或出台影响价格上涨的措施，将大大少于去年。国务院决定上半年不出台新的涨价项目，全年严格控制出台新的涨价项目，主要是消化去年的涨价影响，休养生息。这些无疑对控制今年物价涨幅是有利的。但是另一方面，国内要求涨价的呼声很高。虽然中央已明确今年一般不出台新的涨价措施，但据初步统计，各方面酝酿和要求在今年调价的总金额多达1600亿元，是1994年调价金额的2倍多。其中，有不少重要商品，或者由于购价提高，或者由于原材料等投入品涨价，或者由于财政补贴支撑困难，价格压着一点不动，相当困难。在利益机制推动下，有一部分会通过越权提价，或变相涨价、自发涨价表现出来。特别是为了平衡国内供求，国家急需要组织进口一批重要商品。由于我国是个大国，在国际进出口贸易中的每一举动，都会引起国际市场供求和价格出现较大变化。自去年以来，国内急需进口的重要商品，恰恰又是国际市场价格暴涨的商品。如小麦进口到岸价1994年3月每吨仅130-140美元，1995年3月涨到180-190美元，上涨37%左右；棉花1994年初每磅60多美分，目前已达110美元，上涨80%左右；化肥1994年初每吨138美元，目前已达250美元，上涨80%左右。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势必拉动国内价格上涨，加大了控制物价上涨的难度。
（四）心理预期稳中有动
居民的心理预期对物价变动也有着重要影响。经过十几年价格改革，中国居民对物价变动的经济承受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已经有明显增强。如果说，1988年那次严重通货膨胀，重要因素是居民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加剧，那么，这次从总体上看，虽然群众对物价上涨过多反映强烈，但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尚未普遍形成，不但没有形成“抢购”、“挤兑”风潮，而且储蓄存款还是大幅度增加。这对抑制通货膨胀是有利的。但是也应看到，对物价上涨，居民的经济和心理的承受能力是极不平衡的，部分地区实际收入下降面（即人均生活费收入增长幅度低于消费物价上涨幅度）在扩大，一些低收入居民生活发生困难，部分地区粮食市场已经出现波动。这些苗头也值得注意。
总之，全面分析当前宏观中各种有利和不利条件，可以看出，今年的物价形势仍然不容乐观，要实现物价控制目标，我们面临的是一场攻坚战，难度很大，各种不确定因素也很多。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把各种困难考虑得多一些，把各方面措施订得周到一些，把工作做得扎实一些。下定决心，花大力量，确保今年物价控制目标的实现。
四、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措施
既然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现象是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综合反映，因此，对其必须综合治理。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去年9月6日，李鹏总理提出的治理通货膨胀的10条措施，今年人代会上又予以重申。当前，政策措施已定，现在的关键是扎扎实实抓好各项措施的落实。我这里想再强调这样四句话：抑制通货膨胀，统一认识是前提；平衡总量是核心；强化管理是保证；深化改革是根本。
（一）统一思想认识
这是落实各项抑制通胀的宏观调控措施的前提。当前围绕抑制通货膨胀，需要统一哪些思想认识呢？我认为至少统一三个方面的认识：一是要统一对我国经济发展方针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认识，克服盲目追求增长数量忽视增长质量的倾向。这里需要澄清一个认识问题，即经济增长速度与通货膨胀是否有必然联系？从近百年来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情况看，可以找出完全相反的实例：有“双高型”的（高增长、高通胀），也有“双低型”的（低增长，低通胀），有“一低一高型”的（低增长、高通胀），也有“一高一低型”的（高增长、低通胀）。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增长质量的不同。粗放型、外延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其高速度主要是其高投入而不是靠科技进步取得的，其结果是低产出、低效益，从而必然伴随着高通胀；相反，集约型、内涵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其高速度主要是靠科技进步取得的，其结果是低投入、高产出、高效益，从而一般不会引起高通胀。因此，必须正确处理稳定、发展和改革的关系，坚持党和政府一贯倡导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保持国民经济的快速、持续、健康发展，要更多地在“健康”上作文章，在提高经济效益和增长质量上下功夫。二是要统一对通货膨胀危害性、严重性的认识。克服“通货膨胀无害论”等错误认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如自然灾害、缺乏宏观调控经验、体制转轨过程中等），可能会出现某种程度的通货膨胀。但是从指导方针上，决不能把通货膨胀政策化，或把它当作一种“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从本质上讲，通货膨胀政策是一种饮鸠止渴的政策，是一条铺满鲜花通向陷井之路。三是要统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物价管理只能加强和改善，不能削弱和取消的认识。特别是在当前更应理直气壮地抓好物价管理。
（二）坚持总量控制
保持宏观经济总量大体平衡，是抑制通货膨胀的核心问题。因此，要一手抓控制需求，一手抓增加供给。
控制需求过快增长，关键在于管住货币这个“总龙头”和三个“分闸门”。1995年继续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鉴于目前流通中还滞留着前几年积累下来的超发货币，今年货币发行量比实际需求量少一些，以逐步消化一部分过多的货币。国家新增贷款规模也要低于前三年的规模，M[,2]的增长力争控制在25%以内。为了控制住货币供应量，守住这个“总龙头”，还需加强三个“控制”：即控制投资需求增长、消费基金增长和财政支出增长。这三个“闸门”若控制不住，“倒逼机制”将迫使货币的“总龙头”打开。
增加供给，重点是大力加强农业，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对粮、棉、油、糖等主要农产品，要保证种植面积，增加投入，主攻单产，增加效益；继续抓好“菜篮子工程”，组织好副食品的货源，确保市场供应。
（三）强化价格管理
当前强化物价管理，主要要做好以下工作：
要落实和完善物价控制目标的责任制。核心是政府首长负责、齐抓共管、综合治理。控制物价光靠物价部门不行，必须由各级政府领导挂帅，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稳定物价，不能就价格论价格，调控的着眼点和着力点，不能仅放在具体价格水平上，过多地采取“限价”甚至冻结物价的手段，而应放在影响物价总水平的各种因素上，将这些因素，层层分解，组织各部门、各方面，从生产、流通、管理等多个环节齐抓共管，从而通过调控影响价格形成的因素，达到调控物价总水平的目的。这是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搞物价控制目标责任制。
要严守纪律，坚决控制出台新的涨价措施。这几年物价改革步子较大，今年主要是消化前几年价格调整的影响，改革的重点放在完善、健全价格调控体系和价格法制建设上。
要严密监测物价走势，及时采取措施。今年要进一步加强物价监测网络系统建设，改善监测工作条件，扩大监测覆盖面，增加监测频率，提高物价监测的时效性。把可能引起市场物价变化的因素及时传递上来，为宏观决策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
要进一步完善价格调控手段，努力稳定“米袋子”、“菜篮子”价格。按照国务院已有的规定，尽快筹集落实粮食风险基金和副食品调节基金，进一步完善各地原有的副食品调节基金管理办法，并通过立法形式明确资金来源、资金投向和使用办法，使这项制度规范化、法制化。
要进一步加大价格监督检查力度，制止乱涨价、乱收费现象。价格监督检查要围绕抑制通货膨胀的中心任务，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完善监督网络，强化执法手段，以整顿流通市场秩序为重点。要以粮油、肉菜、化肥为重点，开展对人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和农资价格检查；以医疗、教育收费为重点，开展行政事业性收费检查；以反价格欺诈、暴利为重点，开展市场价格检查。
（四）深化体制改革
深化体制改革，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控制通货膨胀的根本出路。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走过的路看，我国每隔几年就反复出现一次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抑制通胀的体制性基础尚未形成，投资和消费“双膨胀”不断被“再生产”出来，灵敏、有效的抑制通胀的调控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从而使通胀反复再现。只要企业预算约束软化的问题仍然存在，只要公开、公平，充分竞争的市场体系尚未形成，只要宏观调控体系尚不健全，那么“双膨胀”就不可避免，乱涨价、乱收费就会存在，通货膨胀就必然会反复出来。只有不断深化企业、市场和宏观三位一体的改革，以及与三位一体改革相配套的其他改革，为抑制通货膨胀创造有利的体制基础，才有可能治住通货膨胀这一“顽症”。
深化体制改革，一是要建立抑制通货膨胀的微观基础，加快企业改革，使企业经营机制建立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经营决策和收入分配约束机制，使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二是建立起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的市场体系，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建立市场法规，规范市场行为，鼓励合理竞争，抑制垄断，防止暴利。三是健全和完善有利于抑制通胀的宏观调控体系，巩固和完善金融体制改革成果，人民银行要真正成为中央银行，并保持相对独立性，货币发行要依法执行。专业银行要商业化，同时成立基础产业银行，担负基础产业重大项目的融资借贷任务。目前，要进一步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实行项目业主责任制。第四，建立和健全新型社会保障体制，根据不同情况建立并实施物价上涨后对职工的补偿制度，特别是对低收入阶层的保护政策，尽可能减弱价格改革、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可能引起的社会不安定因素。
总之，实现今年物价控制目标，概括地来说是四句话：有难度，有决心，有办法，有希望。只要上上下下，方方面面，思想统一，扎实工作，把中央确定的各项宏观调控措施真正落实到位，同时，不发生大的自然灾害，争取农业有个好收成，物价控制目标是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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