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管理理论与管理学中国学派：基于管理与环境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派论文,易学论文,中国论文,管理学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3年2月，哥本哈根商学院李平在互联网上发起了一个有关“中国传统思想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学术讨论，参加讨论的包括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徐淑英、美国弗吉尼亚大学陈明哲、中国台湾大学黄光国、香港城市大学梁觉、清华大学罗家德、西交利物浦大学席酉民、中国人民大学章凯、哥本哈根商学院李鑫等境内外知名学者。笔者有幸全程参与了这场讨论，在与各位学者切磋的过程中获益良多。这一次学术讨论的意义重大，涉及“阴阳”、“中庸”、“悟”、“道”等多个话题，争论激烈。例如，黄光国认为，李平所提出的“阴阳思维”是中国人在其生活世界中所玩的一种“语言游戏”，而现代“科学微世界”的建构却有十分严格的要求。章凯质疑阴阳思维的价值，认为李平运用阴阳理论等中国智慧开发新的管理模式，最后无非是两种结果：举步维艰或者成为孤家寡人。李鑫认为，尽管玻尔原理被证实是现代科学的重要发现，然而阴阳与玻尔互补原理无关，他认为“玻尔是受阴阳启发才做出互补原理”的观点过于简单。
尽管这次学术争论异常激烈，但并非没有共同点。前述积极参与争论的李鑫虽激烈反对“阴阳思维”，但是却认为，中国哲学追求“天人和谐”而成就“内圣外王”的“道论”对于管理学研究还是有价值的。章凯也认为阴阳思维有其独特性，不过他强调，西方兴起的复杂性理论，已经融合了阴阳思维的全部精华，因而可以放弃原始的阴阳思维，而直接借鉴复杂性理论即可。黄光国认为，倘若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对西方近代科学对近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有相应的理解，能够以之作为基础，建构本土社会科学的“微世界”，则阴阳思维将变成一种后现代智慧，有助于华人管理者解决他们在生活世界中所遭遇的各项管理问题。
从以上争论点和共同点来看，争论的核心问题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传统哲学对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究竟有无助益，如果有，如何实现之”。总的来说，各位学者皆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对于现实的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是有助益的，然而在其实现方式上有巨大的差别：李平强调，中国传统思维在当代可能超越西方的主流观点和方法，成为未来管理学发展范式转变的支撑；黄光国认为，必须要将阴阳等前现代的思想转变为后现代的智慧，中国传统哲学才敷使用；章凯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无法适应当代管理学研究，其有限的精华早已被西方成体系的理论所吸收，直接利用的价值不大；李鑫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不能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对于当代管理学研究只具有伦理的价值。
本文同意以上论点的共同点，即中国传统哲学对于现实的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是有助益的。进而言之，笔者认为，阴阳思维完全可以应用到当代管理之中，且其实现方式中“从前现代思维到后现代智慧”的转化似乎并不复杂。笔者不赞成章凯与李鑫所称中国传统哲学不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价值的断言，当然也不敢贸然肯定中国传统思维必然超越西方的观点。本文希望通过一个实际的模型框架，凸显周易理论在现代管理中的独特价值。事实上，在笔者看来，要将周易等“前现代的思维方式”运用到后现代的管理实践中，似乎并不必须要将“西方现代范式”转化为“中国古代范式”，学者们也应注意到前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相互联系的一面，“古今”、“中外”之间并非是完全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在本次学术争论中李平向各位推荐的发表在Journal of Management上的文章(“The Too-Much-of-a-Good-Thing Effect in Management”)在笔者看来就很好。如果在情况不许可的情况下，勉强推广“纯粹中国”的范式，可能就会真的造成“过犹不及”。因此，后现代管理研究不是要恢复前现代的范式，而是在后现代的框架下借鉴前现代的思维。
要言之，从西方学术环境下的“管理与环境”问题来看，管理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对复杂多变的环境的适应，而周易的阴阳模式核心在于将环境的复杂多变简化为“阴阳两极的冲突、运动、转化或折中”。在笔者看来，周易基于阴阳或矛盾的系统思维方法当属首创，且堪称系统。在这一系列的矛盾运动中，周易还依赖于“时义”与“卦义”提炼了“来”、“往”、“上”、“下”、“反”、“进”等多种矛盾运动变化发展的路径。
周易认为，环境的变化完全有规律可循，这种规律体现为多种阴阳因素相互冲突、调和、折中，周易64卦提供了多达64种环境的类型及其相互转化的脉络，因此足以为管理学借鉴与发展。周易利用阴阳转化的原理，具象化64卦的“时义”解释，将环境的“复杂性”和“可认识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一套理论框架可以称之为“易学管理理论”或“周易管理理论”。易学管理理论的体系在西方话语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它不是中国本土管理学，不是纯粹的地方性知识。易学管理理论来源于周易，它既是独特的，又是普适与共通的。正如笔者在这次学术讨论中所言：阴阳这一套中国管理哲学并非只适用于中国，正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全球伦理金规则来自于孔子，而适用于全人类一样。
1 西方管理思想史上早期的“管理与环境”问题
从管理思想史的发展来看，“管理与环境”问题最早由巴纳德提出。巴纳德[1]把组织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的有意识协调的活动或效力的系统”。他认为，这个定义适用于军事、宗教、学术、工商业、互助会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组织，而各种类型的组织之间的差异就在于物质的和社会的环境。基于这一理念，巴纳德对于组织所处的环境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巴纳德认为组织有3个基本目标：①在一个经常变动的环境中，维持组织中物质的、社会的各种因素的复杂平衡；②考察对组织维持平衡具有影响的外部力量；③分析组织中各级管理者行使的职能。其中前两个目标都与组织所处的环境有关。具体而言，组织所处的环境对组织施加各种压力、约束和限制：物质环境方面的限制表现为一些固定不变的物理和化学规律，组织一般都受其控制，不能随心所欲地行事；在社会环境方面，人们的可控制性稍强，但是也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如政府、税收、法律、规定、命令等，这种社会环境既是组织赖以存在的条件，又是组织的限制条件；此外，各种机构、惯例、经济周期、习惯等也限制或约束着组织。总体而言，巴纳德的管理理论正是以上述对组织环境的分析为基石的。
在巴纳德之前的管理理论基本没有涉及组织所处的环境问题，这主要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南北战争之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到1900年，美国的人口达到7600万，其中职工达2700万，市场的容量急剧扩张。与此同时，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许多工厂发展成为生产多种产品的大企业。可是，由于企业管理落后，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远远落后于当时的科学技术成就和国内外市场条件所能提供的可能性，许多工厂的产量都远远低于其定额生产能力，作为管理学最早的科学管理理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而劳动生产率问题作为科学管理的中心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就是非常自然的[2]。
管理过程学派的创立者法约尔虽提及组织所处的环境，但没有将组织所处的环境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进行研究。法约尔[3]对管理的观察仍然集中于组织内部，虽然法约尔本人接受的是工程学教育，但是他意识到，管理一家拥有1万雇员、生产基地遍布全国各地的公司所需要的技能不同于他之前所学到的那些知识，他认为，管理并不仅仅涉及制度和方法以提高生产速度，管理包括了与制造、流通以及产品销售有关的所有活动。鉴于此，管理需要一套严密的规则和精确的体系。基于上述理念，法约尔提出了管理的14条原则，包括劳动分工、权力与责任、纪律、统一指挥、统一领导、整体利益、人员报酬、集中、等级、秩序、公平、稳定、创新、团结。法约尔还提出了众所周知的管理活动的5项要素：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其中的计划环节涉及组织所处的环境问题，但是总体而言，法约尔将环境看作稳定且完全能够充分预测。
在巴纳德之后几乎所有的管理学家和管理学派都注意到组织与环境问题。例如，西蒙等[4]提出的有限理性概念，他们认为，组织之所以经常使用“令人满意”准则替代“最优化”准则，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环境的复杂性。
2 西方管理学术界对“管理与环境”的研究及其学术流派
如前所述，在西方管理学界，是巴纳德最早注意到“管理与环境”问题。他认为，一方面组织存在要实现自己的目的；另一方面又存在对实现目的起限制或促进作用的物理、经济和社会环境。就目的同环境之间的关系而言，一方面，有了目的，才能识别环境中的限制或促进目的实现的因素和中立的因素；另一方面，只有认识了环境之后，才能达成确定的目的。如果对环境的认识很模糊，那就只能确定较为笼统的目的；如果对环境的认识比较具体，就能确定较为具体的目的。然后，再从具体的目的出发，对环境进行更具体的分析，如果对环境的识别进一步具体化，则可确定更具体的特定目的，最后，详细的具体目的就可转化为实现目的的行动。
巴纳德将上述“管理与环境”关系问题发展成为管理思想史的“社会系统学派”，该学派对组织管理的核心观点如下：①组织是由人的活动或效力构成的系统；②组织是一个系统；③组织是动态发展的，当系统的一个部分同其他部分的关系发生变化时，作为整体的系统也要发生变化；④组织是协作系统的一部分[1，5]。
图1 巴纳德社会系统学派基本框架
巴纳德的研究成为西方近代许多管理学学派的先驱。巴纳德强调了决策的重要性，从而开启了管理学研究的决策理论学派；他发展了一种初步的组织与管理系统框架(见图1)，从而开启了管理学研究的系统管理学派；他认为，管理决策时必须考虑环境的动态发展因素，从而开启了管理学研究的战略管理学派。以上管理思想的发展都与组织管理所处环境有密切的联系，以下分别简述之。
以西蒙等[4]为代表的决策理论学派批判了古典管理理论的“机械人”模式，提出了管理的“决策人”模式。“决策人”模式认为，由于组织所面临的环境的复杂性，人们不可能对可供选择的方案及其未来的后果“无所不知”，因此，组织或其成员必须在目的和环境之间折中地、合理地选择管理手段。决策理论学派认为，组织应对环境复杂性的办法不是“最优化”，而是“有限理性”，具体而言，“决策人”使用学习、记忆与习惯来解决管理问题。
管理学中的系统管理学派也是在巴纳德的社会系统学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包括约翰逊、卡斯特、罗森韦斯克、弗雷斯特等[6]。系统管理学派强调，企业是一个人造的系统，它同周围环境(顾客、竞争者、工会组织、供应商、政府等)之间存在着动态的相互作用，并且具有内部的和外部的信息反馈网络，能够不断进行自我调节，以适应环境和本身的需要(见图2)。
图2 系统管理学派中的“组织环境与管理”
系统管理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弗雷斯特[7]提出的系统动态学将自动控制和计算机建模用于工业系统的分析，至今在企业建模、城市建模、人口建模、宏观经济预测等领域影响深远。具体而言，系统动态学主要考虑与解决如下问题：①系统结构、管理政策和时间延误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系统的动态特性；②与系统结构和所取政策有关的系统增长性的定量研究和试验问题；③如何给出一种合适的基本结构以利于把各种管理职能结合为一体；④在企业、公司、国家经济部门或其他系统内，信息、货币、订货、材料、人员和设备等各种流程之间如何互相影响；⑤如何更有效地设计工业和经济等复杂的大系统；⑥如何把人的判断力、经验与严密的逻辑推导结合起来等。
社会-技术系统学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西方兴起的一个管理学派，它是社会系统学派的进一步发展。巴纳德创立的社会系统学派着重从社会方面来研究组织，把技术系统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社会-技术系统学派则认为，组织既是一个社会系统，又是一个技术系统，两者有密切关系并相互影响，而且组织又受环境的影响，随环境而变化，是一个动态的组织，所以，应该把组织看成是个开放的、动态的社会-技术系统。社会-技术系统学派的代表人物包括特利维特、埃默里、赖斯、班福斯等[5]。
社会-技术系统学派特别强调作为组织同环境的中介的技术系统，该学派认为：开放系统同封闭系统的区别在于组织与环境有无交流，这种交流的产生是由于企业要获得赖以活动的材料、设备和劳动力，或者是由于环境的变化影响产品的销售和劳动力、材料、技术的投入；开放系统的特点是企业在同周围环境进行交流时，是有选择的，而在一定限度内，又是能自行调节的，企业的上述自我调节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把“投入”加工成“产出”的技术系统[5]。
除了前面的论述之外，社会-技术系统学派还专门分析了环境的因果结构问题，从而将“管理与环境”问题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社会-技术系统学派将复杂变化的环境分为4种：①静态、随机化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目标和标准本身是相对静止不变的，并且是随机分布的。经济学家所谓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就相当于这一类环境。②静态的、群集的环境。这种环境较为复杂，但仍是静态的。其中的目标和标准不是随机分布的，而是以某种方式群集在一起。经济学家所谓不完全竞争市场就相当于这一类环境。这种环境中的群集状态使得其中某些部分可以作为其他部分的标志或者建立起一种“目标-手段”关系。从组织反应的观点来看，开始有了战略和策略的区别，一个组织要生存下去，极为重要的是要了解它的环境。如果它只是策略性地应付当前的环境，其生存下去的可能性是不确定的。如果追求眼前的利益，有可能陷入危险的境地，而避免当前的困难，有可能丧失未来获利的机会。在这种环境下，组织的目标是占据“最优位置”，因为某些位置显然拥有某些潜在有利的条件。③被打扰-反应式环境。这相当于经济学家所谓少数买主垄断的市场，它同第2种环境不同之处是动态的。组织不但是在偶然碰到其他同类组织时要予以对付，而且要考虑掌握的情况同样也为竞争对手所掌握。④动乱场。与第3种环境相比，这种环境更为复杂，具体体现在3个方面：在第3种环境中的各个组织已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其活动强大而又持久，一致引发了环境自身的活动过程；社会经济方面同其他方面的相互依存程度加深了，例如，组织管理日益受到立法和公共管理的制约；企业日益依赖研究和发展来提高其应付竞争的能力。
权变理论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一种管理学学派，它由巴纳德的社会系统学派发展而来，权变的意思就是权宜应变。权变理论认为，管理学者要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条件随机应变，没有什么一成不变、普遍适用的“最好的”管理理论和方法。ROSENZWEIG等[8]指出，组织及其管理的权变观点认为，组织是一个由若干子系统组成的系统，并由可识别的界线与其环境区别开来。权变理论试图了解各个子系统内部和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组织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从而得出各种相互关系的模式或各种可变因素的结构。权变理论强调组织的各种可变因素性质并试图了解组织在变化的条件下和特殊情境中如何进行经营管理。权变观点的最终目标是提出最适合于具体情境的组织设计和管理活动。
权变理论学派内部的观点也分为几种：①在管理因变量和环境自变量之间存在一种明确的函数关系，管理者的任务就是要尽量找到这种函数关系，以便使管理方式与环境达到最大程度的统一。②在管理因变量与环境自变量之间有时很难找到明确的函数关系，因此传统管理过程中的“计划”可以分为“有目标的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为适应环境的多变，指导性计划中的目标较为模糊和不明确。③指导性计划中较为模糊和不明确的目标并非不得已而为之，在某些情况下，把目标定义得模糊和笼统，反而有利，过于精确会破坏灵活性，使得个人和组织难于适应变化着的情况，而模糊性则可能采用不同的手段来达到同一目标，如果目标模糊而人们又有采用不同手段的主动性，还可能偶然地发现没有预期的好思想和有价值的目标。
3 西方管理学术界对“管理与环境”研究的最新进展与战略管理
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学术界对“管理与环境”问题的研究逐渐成为管理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其中一部分研究发展成为“战略管理”这一举足轻重的管理学分支学科。不仅如此，大部分管理学研究文献都将组织环境问题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变量，在涉及本土管理问题时，与具体环境密切相关的“情境化研究”成为该领域的主流。由于涉及的文献太多，本文只能粗线条地勾勒其中最有影响的观点。
(1)受生态学启示的各种观点 HANNAN等[9，10]提出的种群生态学是权变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权变观点的最终目标是提出最适合具体情境的组织设计和管理活动，而种群生态学更进一步，它提出如下问题：如果有几个同类的组织都试图适应环境而变化发展，那么哪一个组织能够生存，能够发展得更好呢？
种群生态学的主要思想来源是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它主要借鉴了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学说与渐变论。自然选择对应于企业组织的种群生态学，其核心观点是，环境通过资源的稀缺性和优胜劣汰原则来完成对组织群体的选择过程，企业依靠其结构性惯性来适应环境的变化，企业不可能通过激烈的组织变革来适应环境甚至影响环境。种群生态学强调环境的决定性以及环境最终决定企业，忽视了组织变革对企业的重要性。
与种群生态学不同，组织生态学不认为企业只能被动地等待环境的判决，整个生态系统的演变包括组织与环境关系集合的演变。组织的环境并非与组织本身无关，大量的组织的集合本身也是组织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组织的环境也是由大量组织构成的。由此，组织与环境是互动的，不仅环境会选择组织，当组织联合起来时，环境就会变得可协商，而不是独立的、影响组织的外在力量。基于此，组织生态学强调企业之间的合作。
受到种群生态学强调竞争、组织生态学强调合作的启发，后续理论观点的思路是基本上认为企业组织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共存，并共同影响组织生存的环境。典型的观点是MOORE[11，12]提出的商业生态系统概念，该观点认为，任何一个企业都与所处的环境(即商业生态系统)共同进化。
(2)受社会学启示的观点 新制度理论受社会学的启发，认为组织面对两种环境，即技术环境与制度环境。技术环境要求组织有效率，按最大化原则来组织生产；制度环境要求组织服从合法性的机制，参照现行的社会架构系统所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做法，而不管这些形式是否有助于提高组织的运作效率。很明显，与社会-技术系统学派不同的是，新制度理论在社会-技术系统学派的基础上强调了社会环境的决定性影响；与社会-技术系统学派相同的是，二者都认可环境对企业决策的决定性作用。例如，新制度学派的ABRAHAM等[13]强调在相同环境下所产生的“宏观文化”对组织将来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它极易产生一种群体思维定式，致使组织采取相似的战略决策，而这种文化的同质性程度越高，个体组织竞争战略的差异性就越小。
(3)受经济学启示的观点 经济学解释在企业组织的出发点是效率机制。经济学家的基本假设是，无论消费者还是组织，他们的行为都受自利的动力所驱使，而达到这一目的的最佳途径就是提高效率。科斯[14]将企业与市场看作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手段，两者之间的选择依赖于市场定价成本与企业组织成本之间的权衡，从而阐明了组织为何存在。威廉姆森[15]则进一步，他着眼于研究具体的交易成本，通过比较不同的交易成本来解释不同组织的组织形式和治理结构，从经济学的视角给出了“组织管理与环境”问题的答案。交易成本经济学仍然是当前解释公司并购战略的主要学术流派。
(4)战略管理学派 战略管理学派是迄今为止对于“管理与环境”问题研究最为深入、研究时间最为持久、内部观点最为庞杂的学派。按照明茨伯格等[16]的说法，战略管理学派内部又可以划分为计划学派、设计学派、定位学派、创业学派、认知学派、学习学派、权力学派、文化学派、环境学派、结构学派等，尽管内部学派众多，但凡是战略管理研究无不将“管理与环境”问题作为其研究的核心问题。
从管理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是安索夫[17]1979年出版的《战略管理》一书开启了“战略管理”这一管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安索夫因此赢得了“战略管理之父”的赞誉。尽管明茨伯格将安索夫归于战略管理中的“计划学派”，似乎与其他学派处于平行的地位，但事实上安索夫提出了“战略能力”、“战略领导”、“战略选择”等战略管理领域中至今仍在使用的概念分析框架，并且其研究明显启发了战略管理的其他学派。
安索夫[17]指出：战略管理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与所处环境进行产品(服务)交换的复杂组织，研究它们适应动荡环境的过程，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在动荡环境中有哪些组织行为模式？哪些因素决定了行为差异？哪些因素决定了成功或失败？哪种因素决定了行为模式的选择？组织从一种模式转变到另一种模式的转变过程是什么？
(5)复杂性科学 众所周知，传统科学范式将“简单性”作为科学研究的起点和目标，自古希腊时代开始，人们就试图将自然现象的复杂性归结为一种本源，如泰勒斯的水、赫拉克利特的火、德谟克利特的原子与虚空、亚里斯多德的四因说等。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将简单性作为科学的信条，试图从牛顿三大定律出发演绎出自然界的一切运动规律。爱因斯坦则把简单性作为原理来代替上帝，提出一切自然规律的内在一致性和逻辑简单性原理。传统科学在牛顿、爱因斯坦等的推动下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伟大进步。
然而，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无止境的。人们在对生命现象进行研究时，发现虽然理论上生命现象或者心理现象能够还原成物理的、化学的现象，但是还原论仅仅只是“理论上如此”，很多高级心理现象根本无从还原。这是人类对复杂性的初步认识。不仅生命现象，很多非微观和非巨观尺度的现象也无法使用还原论来进行研究，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贝纳德对流。
实际上，从复杂性科学的起源我们立即能理解复杂性科学应用于社会经济管理领域的可能性，其道理与流体力学中的自组织、涌现等现象如出一辙：理论上经济与管理现象都可以还原到个体的行为层面，但许多个体集合在一起形成社会时，其复杂程度根本无法使用现有数学手段求解。自复杂性科学诞生之后，人们一直试图将在某些自然科学分支部门获得成功的复杂性科学应用于社会经济管理系统的研究，这些研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组织与环境关系的。这些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体而言，在管理领域的复杂性研究并没有使得原来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正如复杂性科学的大师霍兰[18]所指出的那样：“复杂性是复杂的”。
4 中国管理学术界对“管理与环境”的研究
与西方学界将组织环境作为管理最重要的外部变量的学术潮流相对应，近年来的管理学中文文献也纷纷将环境问题纳入研究视野，很少有管理学研究不探讨环境问题。但是，就其研究的系统性、深入性而言，席酉民等[19]提出的和谐管理理论最具代表性。
和谐管理理论基本上是从对传统战略管理理论的批评开始的。席酉民等[19]认为，“面对环境的快变性和管理问题的复杂性，处于该环境下的组织往往看不透一两年甚至是半年后的事情，许多局部的小事件可能诱导重大变化的发生。换句话说，事物发展的因果律或逻辑关系模糊不清，或因果链太长、太复杂。因此，要在快变环境下寻求复杂管理问题的发展规律，事先设计或谋划发展战略，已经很难甚至不可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遗憾地告别传统战略，寻找新的途径。”
基于此，席酉民等[19]认为既然环境快变而且复杂，企业组织就无法把握环境，那么战略研究的重点就要从对外部环境和机会的把握转向内部能力的提升。这一观点事实上也是战略管理创业学派和学习学派的基本观点之一。正如席酉民等[19]指出的，“在战略说不清时，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愿景、使命和发展的思路是基本可以找到的”，这正是战略管理创业学派的观点。
与创业学派所不同的是，和谐管理理论中组织的基本思路不是愿景，而是“发展主题”与“和谐主题”，以及为了实现“和谐主题”，组织中形成的“和谐机制”。“和谐机制”指的是“和则”与“谐则”解决方法的组合以及互动耦合。席酉民等[19]认为，与使命、愿景、战略意图不同，和谐管理很好地解决了组织环境的复杂性、整体性以及快速应变三大组织管理难题：面对复杂多变的组织环境，和谐管理并不主张十分长远的全局性规划设计，但也不认同局部发展阶段内缺乏人类干预的纯粹的自主演化和权变，而是强调对当前情境下组织核心“意义”的主动把握，实现对组织可预期阶段内阶段性工作重心的认知与设计，通过“和谐的漂移”实现组织整体发展路径上全局性的长期演化。
5 周易对“管理与环境”的认识及其独创性
按照学界的通论，周易是《易经》、《易传》和《易学》的统称。《易经》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它几乎一直居于“六经”或“十三经”之首；从战国开始，就有了系统解释《易经》的著作，即《易传》；汉代以后，对《易经》和《易传》的注释和研究著作构成了《易学》。
据考古挖掘，人类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利用占卜来预测吉凶了，《易经》的发生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当时尚未发明文字，龟卜、筮占以及其他一些古老的占卜形式，都是这个时期的产物。筮占的特点是根据蓍草排列所显示的数与形的变化来预测吉凶，所以与其他占卜形式相比，具有一种潜在的优越性，可以通过无数次的排列，逐渐把数与形的变化推演成一个整齐有序而又稳定规范的符号体系[20]。
《易经》的产生实际上是以筮占为基础的。但《易经》与筮占最显著的区别是《易经》除了那套排列组合形成的符号体系之外，又增加了一套由卦辞和爻辞所组成的文字表意系统，其封爻符号继承了原始的筮占，其文字表意系统则是一个创造性发展。虽然这套文字表意系统的素材只不过是一些筮占的记录，但是经过一番整理分类、加工改造的工作，提炼成卦辞和爻辞而系于卦爻符号之下，就给那套符号体系赋予了某种意义，引发出一种象数的思维模式[21]。
周易的产生与古人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远古时代的人类缺乏自然科学常识，然而为了生存必须应对环境的复杂多变，占卜吉凶就成为远古时代人们应对环境复杂性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从筮占形式发展而成的《易经》具有一个原始的解释系统，在现今，利用这一套原始的解释系统，采用类推的思维方式，就能初步总结归纳事物与环境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指导人们理性地应对环境复杂多变的问题。
《易传》虽然是对《易经》的解释，但是《易传》在《易经》的基础上有很大的发展。按照朱熹的观点，《易经》用于卜筮，而《易传》则在阐发义理，其中的义理指的就是自然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常常谈到的“太极”、“太和”、“刚柔”、“阴阳”等皆出自于《易传》。《易传》将《易经》中的逻辑、辩证思维的萌芽发展成为一套严密的体系，从而构成了周易的核心体系。
除阴阳之外，《易传》中还提出许多重要的哲学范畴[22]。例如，《彖传》中提出的“时”的概念，所谓“时”，就是一卦当时的具体形势、环境与条件。王弼在《周易略例·明卦适变通爻》中说，“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也”。这就是说，每一个六画卦都代表一“时”，都代表一个具体事物，这个事物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出在具体环境和条件下的事物，六爻就是用来表现处于特定条件下此一事物具体变化发展的过程[21]。
从“管理与环境”问题来看，“时”是极为重要的视角。通过“时”这个概念，人们对阴阳变化的认识更为深化了，对事物存在状态及其发展趋向的把握更为具体了。周易中的“时”不单纯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而是与天道人事的具体存在状态及其发展趋向联系起来，使之上升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易传》的这种“卦以存时”、象数与义理结合的做法，开创了一个伟大的易学传统，不仅以严整有序的符号系统为人们提供了64种关于“时”的认知模型，帮助人们把“时”的概念广泛地扩展应用到经济、社会、政治、管理等各个方面，而且揭示了爻变引起卦变的原理，启发人们立足于和谐的价值理想对客观形势进行调整和控制，或随时而顺之，或随时而制之，把认识转化为行动以“开物成务”[20]。
所谓“适时之变”包括时变与应变两个方面：适时是对总的形势以及自身的具体处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恰当的估计；应变是发挥主观能动性，采取正确的行动，推动形势朝有利的方向转化。联系本文的主题，这实际上是周易在处理“管理与环境”问题上的总原则。“适时之变”与西方的权变理论有类似之处，西方权变理论的中心是寻求自身的行动与环境之间的密切配合，但传统的权变理论没有充分注意到环境的瞬息万变，权变理论的处理办法是：对于环境的变化“随时而制之”，而在周易影响下的中国文化传统中还包括根据环境的变化“随时而顺之”的办法。西方在权变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观点认为，为适应环境的多变，允许计划中的目标较为模糊和不明确。这种观点已经接近于周易中“随时而顺之”的观点，但这种观点又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将环境的变化看成毫无规律可言。
西方主流理论强调环境的可认识性，这与西方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有极大的关系，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巨大进展，人们逐渐形成了可以认识一切客观现象的自负。甚至于人们企图在极为复杂的社会研究领域中也实现精确认识这一抱负，孔德的“社会系统静力学”与“社会系统动力学”就是这一抱负的具体体现。然而，社会现实的存在屡屡打击着“社会现象的科学性”这种思路，具体到管理研究领域，环境的复杂性总是导致“管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建立在“环境完全确定性”或“环境的完全可预知性”基础之上的管理理论注定与现实管理实践有一定的距离。
在笔者看来，周易是迄今为止将环境的“复杂性”和“可认识性”结合得最好的理论之一。如前所述，西方某些当代理论也强调环境的模糊和不明确，但这种思路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环境的复杂变化毫无规律性可言。复杂性理论是企图将环境的复杂性与规律性结合起来的最重要的西方当代理论，然而，复杂性理论的模式：如自组织、涌现等并不太适用于管理领域。基于此，笔者试图提炼易学关于“环境复杂性”问题的相关模式如下：
5.1 阴阳转变
《系辞》认为，一切客观世界运动都来源于阴阳相互转化，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都存在对立面，事物的一面及其对立面称之为“一阴一阳”，事物的性质及其变化的根源是阴阳相互转化。《系辞》中阴阳的涵盖面极广：它以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暑为阳，寒为阴；昼为阳，夜为阴；刚为阳，柔为阴；明为阳，幽为阴；进为阳，退为阴；辟为阳，阖为阴；伸为阳，屈为阴；贵为阳，贱为阴。
从“管理与环境”这一特定的问题来看，易学理论中的阴阳模式核心在于将环境的复杂多变简化为“阴阳两极的冲突、运动、转化或折中”。例如，企业战略中的竞争与合作就可以看作一阴一阳，企业发展既离不开积极的竞争战略，也离不开适时的战略合作；企业战略中的进攻与防御也可以看作一阴一阳，企业发展既离不开积极的相对于竞争者的进攻战略，也离不开有效地加强与巩固自身优势的防守策略。经验告诉我们，环境之所以复杂多变在于其中存在着多种矛盾冲突，易学理论就是要将其中的多种矛盾冲突逐一分解并分析之，笔者尝试用数学公式描述如下：
其中，式(1)代表西方传统理论对环境复杂性的认识，由于环境的复杂性，f是非线性函数，环境的自变量包括
等数个因素，显然，该式难以求解。式(2)代表易学理论思维，即将一个非线性的函数分解为多个线性函数g之和，而每一个线性函数
只包括2个变量x和Y，x和Y构成这一对矛盾的两极，即一阴一阳，二者的相互转换用系数a和b的大小与正负来表示。
按照朱熹的说法，阴阳变易的法则有两种：①流行，即推移，如阳变阴、阴变阳、动变静、静变动；②对待，即交错，如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阳中有阴、阴中含阳。前者指阴阳对立面的相互转化；后者指对立面的相互渗透[21]。本文给出的数学公式只能表达阴阳推移的含义，因为线性函数g的取值只能是一个，如果要表达阴阳互相渗透的含义，则方程式中间等号就不成立。按照朱熹的解释，阴阳推移不等于阴阳转化，而方程式两端的表达式是等值的。以上论述也表明，试图完全用西方思维来解释中国哲学必然会存在范式通约问题，这事实上也是东方思维独特性的一个表现。基于此，上述数学公式只能给出部分的比照，便于从东西方两个侧面来对照理解，而不可能是全面解释。
阴阳最重要的启示是将复杂的环境转化为若干对立的矛盾因素，它不是杂乱无章的，以下八卦与64卦则是具体的复杂矛盾的分析，将简化与复杂化做到了完美的统一。事实上，复杂性科学中的分形也揭示了极为简单的规则叠加使用可以形成极为复杂的现象。
5.2 八卦变化和64卦变化
假定周易只限于上述阴阳转变，那么它不会形成一个极为复杂的体系。即便从原始筮占的角度而言，阴阳两种变化亦不足以令人信服地解释环境的复杂变化。
在易经符号系统中，“——”代表阳，“— —”代表阴，而八卦则是由“——”和“— —”三叠而成，由简单的排列组合知识可以得知，三叠产生的排列共有8种，即八卦。前文已给出阴阳变化的数学公式：
由于八卦由4个两两相对的矛盾构成，因此八卦可以表达为：
八卦分别是乾、坤、震、巽、坎、离、艮、兑。《说卦》认为八卦代表了事物8种不同的性质：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人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说卦》又说，“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说明八卦之间相反相成，两两构成对立面的统一。
从本文的中心问题“管理与环境”而言，八卦将外部环境区分为8个4组因素，较为符合组织所处环境的实际情况，便于人们将千变万化的自然与客观环境与之相对照，摸索其中相互转化以及发展的规律。事实上，将各种影响因素分类的思路是全人类都在使用的处理环境复杂性问题的基本方法，安索夫[17]战略模型中5种典型环境、5种战略推力、5种能力、3种权力结构、3种战略行为模式和2种战略领导就是典型的分类方法；波特[23]的五力模型、3种基本竞争战略，也是典型的分类研究策略。然而，周易基于矛盾的系统思维方法当属首创，且堪称系统。当然，限于周易所处的历史时代，它不可能就具体的管理问题提出分类模型，但是其中蕴含的思路仍完全可以为今天的管理学所用。
取八卦再两两相重，便构成64卦。与八卦相比，64卦所包含的类型与变化的方式更加复杂，经过千百年的提炼、解释，64卦变化基本涵盖了人们对于客观世界变化规律的认识。当然，由于不涉及具体的环境，64卦在实际使用时，可能存在穿凿附会的情况，但是周易提供了一种理论框架，当结合具体的管理情境将其明晰化之后，其理论与现实价值将不可低估。
5.3 时变的类型与条件
如前所述，“时”是周易对于“管理与环境”问题的最重要启示之一。《易传》对源于卜筮的象数进行哲学改造，使之成为表现天道人事的工具，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3个层次。所谓宏观层次，是说利用奇偶之数和八卦卦象来构建一个“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的宇宙图式，例如伏羲八卦图(又称先天八卦图)和文王八卦图(又称后天八卦图)；所谓微观层次，是说以爻变来表示受具体环境所支配的人们的行为选择；中观层次，是说利用64卦的卦爻结构来象征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一特定阶段。
就某一特定阶段而言，有顺逆、凶吉、长消的区别，《易传》将这种特定的阶段称之为“时”或“时义”。“时义”也就是“卦义”，即一卦的主旨，64卦，每卦都有一个卦义，因而每卦都代表一个特定的“时”。通过“时”这样一个概念，64卦变化就不是无序的，而是体现了内在规律和类型的变化。《易传》将64卦的符号系统配以义理解释，从而蕴含了将周易系统应用于指导人类实践的可能性。以变易的类型而言，《彖传》就提炼了6种变化的类型，即“来”、“往”、“上”、“下”、“反”、“进”。
如果说“阴阳转变”构成了周易的基石，则“时义”或“卦义”则构成了周易的核心，周易的伟大智慧从其表象上看就是对64卦这一巨大的符号系统给出的精准的义理解释。从“管理与环境”问题来看，管理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对复杂多变的环境的适应，而周易64卦提供了多达64种环境的类型及其相互转化的脉络，因此足以为管理学借鉴与发展。
周易在管理中的应用类似于西方管理传统的权变学派，然而周易理论的超越之处在于基于矛盾分析的方法，对环境变化的类型与机制做了充分的归纳说明，使之能够解释绝大部分客观现象。周易表明，环境的变化完全有规律可循，这种规律体现为多种阴阳因素相互冲突、调和、折中。周易利用阴阳转化的原理，具象化64卦的“时义”解释，将环境的“复杂性”和“可认识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6 易学管理理论与管理学中国学派
近几年来，中国管理学术界对于是否存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争议颇大。郭重庆主张使用“中国管理学”的概念，呼吁“建立中国现代管理学，将管理学中国化”；刘人怀主张建立“管理科学中国学派”；陈晓田主张使用“中国管理科学”的概念；罗珉同时使用了“中国式管理”、“中国特色的管理”、“管理学中国学派”等概念；李平、郭毅等倡导使用“中国本土管理学”的概念[24]。
徐淑英等[25]认为，发轫于欧美的管理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有着浓厚文化底蕴的中国情境，西方管理理论在应用到中国的管理实践时会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这使得管理学者逐渐意识到，管理领域中已有的研究不都具有普遍适用性，越来越多的管理学者和实践人士开始应对这一挑战，并尝试建立一个既有普适性又具有中国本土文化特色的管理思想理论体系。然而，BARNEY等[26]一针见血地问道，这种“既有普适性又具有中国本土文化特色的管理思想理论体系”究竟是“中国管理的理论”还是“管理的中国理论”？吕力[27]将这个著名的疑问理解为“既有普适性又具有中国本土文化特色的管理思想理论体系”究竟是“西方普适理论体系在中国的应用”，还是“中国本土独特的管理理论体系”？
本文认为，建立一种“完全区别于西方管理学的理论架构”的中国本土管理学意味着一种范式的根本变化，且这种变化建立在中国文化基础之上。虽然无法从理论上排除这种设想，但现阶段这种设想实现的几率微乎其微。况且，中国本土管理学断然否定“不存在一种全人类可以共同使用的普适理论体系”可能也是站不住脚的。基于此，笔者赞成刘人怀所倡导的“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的概念，并认为基于周易的管理理论很可能就是未来管理学中国学派的基础。理由如下：
(1)建立在周易基础之上的易学管理理论具有独特的视角和理论假设，可以构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正如周易的名称所揭示的那样，周易的核心是“易”，正是在对“易”这一点的高度认同上，周易天然地与管理环境的复杂多变建立了联系；周易在探讨环境复杂多变问题时，与西方传统管理理论有很多类似之处，例如，分类的方法和将各种外部因素叠加处理的分析方法；周易在探讨环境复杂性问题时，有其独特性和重点，其独特性是将一切事物变化的趋势分为两个相反的方向，即一阴一阳，或曰好坏、凶吉；其重点是研究好坏、凶吉在复杂环境变动中的转化模式，即“卦义”或“时义”。简言之，周易将复杂的环境变化简化为好坏、凶吉两个方向，并具体研究其随着时间、空间以及其他因素改变而发生的复杂转化，通过以上过程，周易将“简单性”和“复杂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周易的这种处理环境复杂性的方法完全能够借鉴到管理学领域，可以将建立在周易基础之上的管理理论称之为易学管理理论。
(2)周易的理论可以使用西方的视角来进行诠释，从这一点来看，周易是普适的，它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的理论财富。易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然而，正如本文所揭示的，这个体系并非完全不能从西方的理论视角来理解，这提示了学科上的相通性。以前的研究倾向于将周易视为独一无二，这不可取。人类在面对复杂多变环境时遭遇的问题是相似的，自然在解决方案上不可能毫无共同之处，这也就是为什么以前将包括周易在内的中国古代思想应用于管理学领域的尝试没有取得学术界认可的原因，因为它违背了基本的逻辑。进言之，在当前西方主流的学术环境下，要理解、传播、深化易学管理学，必须使用借鉴西方的视角。易学管理学的理论体系也必须是在西方话语条件下可以理解的，这就是管理学中国学派，而不是中国本土管理学，不是纯粹的地方性知识。
(3)周易思维存在独特性的一面，要完全使用现存体系来进行替代也不可能。本次学术争论中以章凯为代表的一种观点是，中国古代思维已经完全被西方现代范式所吸收，再投入精力进行研究将是徒劳的。其实不然，该观点背后的哲学基础是统一科学观，即认为只有一个唯一正确看待客观世界的方式与方法。当然，在传统的自然科学领域中大部分现象可以只用一种方式来解释。但是，在每一个社会科学领域，无不存在互相争论与竞争的学派，包括社会学、经济学这些发展历史相对较长的学科，迄今未见学派统一的趋势。由此，可以断言，包括传统实证在内的一统天下的设想在包括管理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领域都是虚妄，是一种可怕的自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诸多学派是共存的。具体而言，如果我们承认周易的价值，要使用现存体系来替代周易思维也是不可能的。
(4)中西互释是建立、传播和发展中国管理学术的最可靠途径。成中英[28]在论述中国哲学的发展问题时指出：中国哲学必须面对西方哲学的挑战，整饬语言，界定问题，提出论证，发展眼光与新见；也必须知己知彼，深入西方哲学核心以理解西方，同时要展示中国哲学的精髓，赋予它活力，以打动人心。关于具体的办法，成中英认为就是：在世界整体中找寻适当的位置，因应进一步的发展，建立与其他哲学的动态关联，此一关联实际上即是相互理解与相互发明。所谓相互理解只有经相互诠释来进行，而相互发明则是在渐进与深化的知己知彼的学习中攻错与学习，达到超融与创新。
成中英认为中西互释是发展中国哲学的唯一途径，而在本文看来，中西互释也是建立管理学中国学派、发展中国管理学术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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