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民主社会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加坡论文,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中，作为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以其经济上的巨大成就而为世人称羡。当我们研究新加坡的成功经验时，不能孤立地停留于经济层面上，因为一个国家的正常发展从根本上来讲必须做到经济与政治的和谐统一。新加坡做到了这一点。它除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就外，社会稳定和政治清明同样为世人所瞩目。于是，探讨新加坡的成功发展经验便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笔者认为，新加坡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一国家创立和运用了独特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模式，即新加坡特色的民主社会主义。
一
新加坡特色的民主社会主义是由李光耀、吴庆瑞、拉贾拉南等一批早年留学英国的人民行动党元老们提出来的。这些人由于受到英国工党和费边社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回国后就将这种思想融入构建新国家的设想中。对此，人民行动党的早期纲领中写得非常明确：“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的、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马来亚”。20世纪50年代末人民行动党执政后，李光耀又多次谈到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问题。他在一次对工人演讲中这样说道：“我们向着未来前进，深信我们将推进我们所极力主张的事业——在独立的、民主的、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马来亚中建立一个更公正和平等的社会”。[1](P119-120)新加坡从马来西亚分离出来后，人民行动党开始将它建设“民主社会主义”的设想付诸实践。那么，什么是新加坡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称新加坡发展模式呢?对此，人民行动党元老、新加坡前副总理拉贾拉南作了最精辟的总结：“所谓新加坡道路，就是政治上的社会主义，经济上的资本主义”[2](P217)。从这种解释中我们不难看出，所谓新加坡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就其本质而言，实际上是一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融合。以李光耀为代表的人民行动党之所以选择这样一条发展道路，是出于一种务实性的考虑，而非意识形态的产物。李光耀认为，马来亚社会中没有“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也没有“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因此，在马来亚和新加坡无需进行革命，只要通过“民主的手段”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3](P116)
至于在没有进行社会革命的情况下，如何才能使新加坡步入一个既高速发展又公平的社会的问题，李光耀的回答是“一个本质上仍然是资本主义自由企业的制度”和“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3](P117)。按照新加坡学者的解释，就是利用资本主义的手段去创造财富，通过社会主义的方法来分配财富。也就是说，新加坡的民主社会主义包括发展经济和维护社会整体的利益两大核心内容。其中，通过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模式高速发展经济是新加坡特色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基础，通过社会主义的公平再分配来维护和改善社会的整体利益则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
二
新加坡的民主社会主义的首要目标是发展生产力。李光耀认为，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国家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最根本的物质保证。在他看来，对于一个经济落后、生存问题没有解决的国家，最首要的问题是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而不是产品分配。因为在没有充足的社会财富的情况下，分配得再公平也没有意义。因此，增加财富比缩小贫富悬殊重要得多。
另外，经济发展也是一个国家实行民主政体的重要物质保证。李光耀曾从正反两个方面用事实说明了经济发展对于民主政体的重要性和优先性。他指出，20世纪20-30年代的大萧条曾导致“民主政体在欧洲坍塌”，法西斯在意大利、德国和日本上台，建立起独裁政体，而二战后许多新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实行了民主政治，却并没有因此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在新加坡也曾有过相似的经历。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高失业率和经济滞缓，罢工、暴动等频繁发生，此后，由于新加坡经济的发展，这种局面才得到改观。因此，“一个国家必须先有经济发展，民主才可能随之而来”[3](P569)。这种想法并非只是李光耀一人的，而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领导人的共同理念和哲学。前新加坡驻日大使黄望青曾以最通俗的语言阐述了经济与其它方面的关系：“假如一个国家的经济临近破产边缘，民不聊生，当教员的……哪有好心情教学。做医生的由于国家外汇困难，买不到最新的药，……怎么会实现济世救人的心愿。至于公务员，……不是贪污舞弊，便得饿着肚皮，哪里有可能为人民服务。所以在社会科学里，经济被认为是社会的下层建筑，整个社会的基础。”[4](P176)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才最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新加坡领导人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他们看来，追逐利润是人类的天性，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和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最佳途径。李光耀曾直言不讳地说：“我是一个绝不反悔的社会主义者……我们认为拥有财产就应该剥削别人是不道德的。但是为了取得经济的增长，我们已经不得不把我们的政策建立于这样的原则上：‘各尽其经济所能，各取其经济所值’。”[1](P236-237)
在上述理念的支配下，新加坡政府不遗余力地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设立经济发展局等一系列专门机构来管理和扶植私营企业；对私营企业实行资金援助；实行自由放任的工商业政策。在政府的努力下，新加坡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得到很快发展。在产权结构方面，制造业和其他大部分经济活动几乎全由私人企业经营；在资源配置方式和市场体系方面，绝大多数社会资源和生产要素基本上都是通过市场来自动调配的。商品贸易市场、劳力市场、金融市场、技术信息市场等基本上都是自由经济的市场，国家很少强加干预。
当然，新加坡的经济也并非是完全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经济。李光耀认为，维持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并不意味着不加任何限制，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会带来经济结构不合理等弊端。他主张的是国家干预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了加强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能力，新加坡在保持资本主义经济主体的同时，还建立起了一大批国营企业和与私人合资的企业。1990年，新加坡政府三大控股公司下属的国有企业总数达618个，职工总数达8.3万人，销售收入94.5亿新元，总资产207.5亿新元。这三大控股公司的投资活动体现着国家的政策和发展方向，集中于国家需要而私营企业无力投资或不愿投资的项目。与此同时，政府还发挥决策职能，通过税收、利率的调整和制订法规政策等，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通过大力发展交通运输、通讯、住房和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总之，新加坡政府除担负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所指定的政府传统任务外，还担当了规定目标人、生产者、调节者和财政代理人等角色。
以人民行动党为代表的新加坡政府推行的这种务实、灵活的经济政策给新加坡的经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使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世纪60-70年代，新加坡的经济增长率达到9%，此后发展速度基本不减。1990年，经济增长率为8.3%，1995年为8.7%，甚至在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1997年，其经济增长仍达到7.8%。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新加坡的人均国民收入在亚洲国家中居第3位，1996年时已达2.8万美元，居世界第11位。[5](P308-309)
三
新加坡民主社会主义的第二大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平等、公正、合理和机会均等的社会，“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在一个稳定和有秩序的社会里取得进步，并且能够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过美好的生活”[3](P570)。然而，一味强调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很难做到这一点，对此，新加坡政府有着清醒的认识。李光耀在谈到如何解决社会问题时指出，“只能在社会主义计划的基础上，而决不是在自由企业的基础上解决这个问题。自由企业尽管在城市工业化发展的初期，是合适的，……但是它不可能减轻农村的贫困”。[1](P214)他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由政府对迅速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尽可能地让全体人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为此，新加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通过征收个人累进所得税、资本税、资本收入税、房地产税等手段抑制高收入者，缩小贫富差距；政府通过垄断全国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事业，如交通、通讯、港口、机场、医疗保健、水电煤气等，控制这些商品的价格，保证人民基本生活的稳定；推行“居者有其屋”政策、中央公积金制度以及教育津贴制度等，让那些社会弱者在住房、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得到政府的良好照顾和保障。特别是“居者有其屋”政策成就显著，到20世纪80年代末，新加坡已为80%人民提供了公共住屋，这是其他国家无法企及的。在人民行动党看来，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重新分配经济成果”并不是那种平均主义意义上的分配方式，它对人民在食、住、就业、保健等方面的保障措施完全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所实行的那种以免费教育、医疗和失业救济等为特征的福利政策。新加坡反对过分的福利主义，政府认为，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富有，也不可能单独挑起保健、失业和养老福利全部重担。过分的福利政策会影响经济效率，同时还会鼓励人们对社会、家庭不负责任，因此，促进人民福利事业须坚持以下原则：第一，国家只提供帮助而不包办；第二，尽量体现自助精神；第三，建立国民的造血功能，而不是向他们直接输血，即政府只给工具和教以技能，让人们自己为自己创造福利[6](P379)。
以上各原则在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中得到充分体现。中央公积金制度最初是一种通过强制性储蓄来提供退休养老费用的制度。经过40多年的发展和完善，形成为一种涵盖养老、住房、医疗、保险和教育等多功能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制度的一大特点就是强调自我保障。新加坡国会立法规定，所有雇员都是中央公积金的会员，雇主和雇员必须按雇员月薪的一定比例缴纳公积金，按月存入雇员的公积金帐户下。这笔存款便成为退休养老、住房、医疗保健、教育等福利经费的主要来源。当职工需要社会福利而动用公积金时，其实只是政府允许其动用自己的长期储蓄而已。为了帮助贫困家庭摆脱贫困，新加坡实施了一种自顾救助计划，鼓励人民兼职，给贫困家庭提供无息贷款、职业培训和教育津贴，让他们靠自己的劳动提高生活水平。新加坡这种保障制度既保证了国民生活无忧，又避免了西方式“福利国家”的弊端，直接促进了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
四
新加坡民主社会主义的另一大特色内容就是它的东方式政治民主观。新加坡基本上保持了西方(特别是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制、民主选举、三权分立等政治体制，在新加坡宪法中也规定了主权在民、法治和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等基本原则。然而，新加坡对西方民主体制并非生搬硬套，而是根据国情加以改进，李光耀称之为“东方式的民主主义”。
其一，新加坡的政治首领们将政治稳定看成是头等大事，认为民主只能在政治稳定的范围内实行，即稳定第一，民主第二。其理由是，只有在稳定的环境下，经济才能发展。李光耀曾强调，“在新加坡，英国人给我们留下了他们的议会政府结构。我们的问题一直是如何维持稳定。因为这个具有不同种族、语言和宗教的新社会中存在有一人一票的不稳定因素。我们不得不把政治稳定当作首要任务。”在政治稳定的基础上，随着教育和经济的进展，新加坡将渐进地实行民主。[3](P558)因此，每当新加坡出现一些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苗头，如宗教冲突、反对党活跃等问题，新加坡领导人一方面表示要加快民主化进程，另一方面则反复强调实行民主政治必须有的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必须有利于维护和保持国家的政治稳定。吴作栋总理指出“繁荣进步的先决条件是国家的政治稳定”，“只有稳定，投资者才有信心投资”。[7](P379、P378)新加坡领导人将政治的长期稳定视为新加坡成功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秘诀。
其二，以“一党独大制”取代多党政治和两党政治。新加坡也继承了西方民主选举和多党竞争的政治制度，认为这种制度可以鞭策执政党励精图治，以最好的政绩去不断取得人民的信任和委托。但这种制度也有其不足之处，这就是，人民的素质不是整齐划一的，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人民往往不能正确地行使手中的投票权，导致投机分子的上台，影响政治的稳定。因此，李光耀及其他领导人并不主张实行反对党制度，而是在新加坡建立起“一党独大制”。这种一党独大制既不同于多党制和两党制，也不同于一党制。它实际上是在允许其他政党存在的情况下，保持人民行动党的绝对优势地位。而人民行动党为了维持一党独大的局面，一方面当然离不开利用执政资源来巩固其统治，限制反对党的参政，另一方面则不得不以辉煌的政绩和廉洁的作风来取得人民的信任，赢得他们的选票。新加坡自独立以来，人民行动党一直执掌政权。吴作栋在谈到为何实行一党独大制时作了明确的解释：如果新加坡的几个主要政党都不相上下，每个都想要执政，如果新加坡出现一个连续的联合政府，联合政府内部争吵不休，“那将是一场大动乱”。[6](P381)
其三，政治民主的实行必须符合本民族的传统。新加坡反对全盘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李光耀在一次接受澳洲电视台采访时曾为新加坡不同于西方式的民主制作了解释：“人类只能够生存在一个社会里，这个社会有它的生活水准和社会习俗，这些习俗是随着它的历史、传统、技术与工业地位，以及人民所习惯的生活方式而定的。”[3](P534)与西方文化背景相一致，西方民主的核心是强调监督与制衡，个人自由和权利。而东方民主强调的应该是与东方文化背景相一致的对集体和国家的服从，强调凝聚力和团队精神。因此，作为东方文化背景下的新加坡社会需要的是一种符合东方传统文化和习惯的民主政治，一种“带有家长制化身的东方式民主主义”。而且与西方那种过于顾及个人利益而忽视社会整体利益的民主相比较，新加坡宁愿在一个看来并非很“民主”，却能顾及社会整体利益的“好政府”的领导下，使民主在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前提下进行。当然，新加坡领导人对西方式民主政治并不是完全否定，认为在条件成熟时可以适当引进其中的一些积极内容。吴作栋执政后就提出“应慎重地为政治制度引入制衡的制度”，并创立了一种“开放和咨商式民主”，[8](P281)在这种制度下，政治环境更加宽松和开放，政府对不同意见更加宽容，民众的政治参与得到更大的鼓励。
“新加坡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应该说是成功的。当今的新加坡政治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比较富裕，基本上达到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治国目标。新加坡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也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是多种多样的，每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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