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战略思考及其现实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示论文,现实论文,战略论文,资产阶级自由化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于如何才能确保改革开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头等重要的大事始终高度重视。他在反复强调要防止“左”的干扰，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同时，对来自“右”的干扰，即资产阶级自由化给改革开放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也一直保持高度警惕，针对到底有没有必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根本谬误何在？如何才能真正有效地反对和防范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等诸多问题，他都从关系党和国家前途与命运的战略高度给予了长期深入的思考。可以讲，他的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他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立场相当坚定，态度十分鲜明，见解极其精辟，思虑非常深远。在邓小平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周年，在改革开放事业深入发展、社会深层次矛盾开始显现，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今天，认真学习和重温邓小平同志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战略性思考，不但有利于我们从政治思想史的视角来深入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同时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增强政治洞察力、反对形形色色的干扰，沉着应对各种政治风险和复杂局势，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在如何认识和处理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问题上，党内曾经长期存在分歧意见，不少党员干部，包括党的一些高层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往往认识模糊。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并无多大危害性，因此没有必要小题大做，而且认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有碍“双百”方针，有违社会主义民主原则，也有碍思想解放和现代化建设，甚至有人还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直接与“左”划等号。基于此种错误认识，一些党员、干部往往还有意无意地支持和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有的人甚至成为自由化思想的积极鼓吹者，同党唱反调，从而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严重的冲击和危害。与此相反，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事业的过程中始终以马克思主义者的清醒态度和批判精神认真地认识和对待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他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特点和危害进行了极其深刻的揭示和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战略方针。
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问题，邓小平从在1979年3月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所作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所做的一些谈话和讲话中，都始终有着一以贯之的透彻的洞察。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质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①，“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②。在此基础上，他更是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③。这些论述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做出了准确的揭露，对于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和错误态度是有力的警示。
在向人们指明资产阶级自由化实质的同时，邓小平还从多方面揭示和分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基本特点及其主要危害。
其一，资产阶级自由化具有鲜明的反共性。资产阶级自由化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直接攻击目标，其意图在于彻底改变中国现有的宪法秩序，因此它极大地破坏着国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改革开放初一出现就把斗争的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直指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直指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资产阶级自由化鼓吹者采取种种方式动摇人们对社会主义和党的信心，把党的领导视为“一党独裁”，把社会主义制度视为“万恶之源”，认为共产主义就是虚幻的乌托邦，他们把人民民主专政诬蔑为“封建专政”、“法西斯专政”，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视为过时的教条，看作是束缚人们思想的绳索。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鼓吹者甚至还对毛泽东等党的领袖极尽诬蔑、谩骂之能事。尽管其理论和观点形形色色并多有变化，但在与四项基本原则根本对立这一点上，特别是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上始终没有改变，“他们那个旗帜是相当鲜明的”④。在改革开放中，由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所煽动的几次学潮和动乱，更是以触目惊心的事实充分表明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对党的领导的仇视和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秩序的严重冲击性。正是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这种特点和危害，邓小平才在改革之初便明确提出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不可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⑤。邓小平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突出和强调，正好击中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要害，怪不得资产阶级自由化鼓吹者要大叫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强调是“神经过敏”，叫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违法”。
其二，资产阶级自由化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和迷惑性。邓小平从一开始就看清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欺骗性。他指出：“这些人一般都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很容易淆惑视听”⑥，认为这些人尽管打着拥护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旗号，但其目的并不是真正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也不是真正地要解放思想，而是在于“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⑦，说穿了就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⑧。而且邓小平还指出，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这种欺骗性和迷惑性，它不但不能解放人们的思想，反而足以形成一种“精神污染”，会给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的思想造成极大的混乱，也必然会误导改革开放的目标和方向，因此他强调必须坚决地清除这些“精神污染”，认为这是“党在组织路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⑨。邓小平的这些观点，有力地揭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假改革、假思想解放的虚伪面具，有利于人们彻底认清其本质和真实意图。
其三，资产阶级自由化鼓吹者在思维方式上具有很强的盲目性和教条性。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宣扬“全盘西化”的观点，散布民族自卑心理，他们对本国文化、历史和社会制度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认为西方文明才是世界主流文明，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改弦易辙，回归这个世界主流文明。在这方面，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鼓吹者炮制的电视片《河殇》可谓是集中的体现。邓小平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宣扬的这种民族虚无主义和洋教条主义始终坚决反对，他严厉地批评那种盲目迷信西方文化，“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⑩ 的错误倾向，在他看来，这些人实际上“既不了解中国，也不了解西方”(11)。为此他还反复强调要用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国情来教育青年，使他们增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摆脱自由化思潮的影响。
其四，资产阶级自由化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因此严重威胁着国家的政治安全。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邓小平多次谈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战略对中国的危害问题，他明确指出，正是这种国际上的大气候与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小气候的密切配合才造成了80年代末的国内政治动乱。这就鲜明地揭示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往往在很大程度上自觉不自觉地沦为西方资产阶级实现其“和平演变”战略的政治工具这个事实，从而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问题提到了反对“和平演变”、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战略高度。
其五，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对我们党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和腐蚀性，而且党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危害性最大。通过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表现和特点的观察，邓小平明确指出：自由化思潮“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12)，不仅如此，他还尖锐指出：在那些煽动和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当中，成名的和带头的人“恰恰就在共产党里”(13)。他认为，像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人就是这样的人，这些人根本就没有资格当共产党员。因此，他反复强调，“我们要对付这些人”(14)，我们必须对党内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给予高度的重视，否则，中国要出问题，就出在党内。这样，邓小平就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同党的自身建设高度地联系起来。邓小平强调要在党内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绝非一些人所认为的是一种“左”的表现，它恰恰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危害性的一种实事求是的分析，是一种极为清醒的态度。
正是在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危害和特点进行准确揭示和深刻剖析的基础上，邓小平反复强调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极端重要性和迫切性。在1979年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针对一些人对强调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不理解，他说道：“中央这样提出问题，是不是小题大作？不是的。情况的发展使党不能不这样提出问题”(15)。在此后的多次讲话和谈话中，邓小平更是严厉地批评党内一些同志，特别是党内一些高层领导干部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问题上的软弱态度，他反复重申：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如果搞不好，“少数人可以破坏我们的大事业”(16)，“对这些所谓‘民主派’的总的倾向和真正目的是什么，一定要认识清楚，不要天真”(17)。他不断地提醒大家，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决不是一般的思想矛盾和思想分歧问题，而是主义之争和道路之争，“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的问题”(18)。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面对自由化思潮的泛滥之势，他反复告诫全党：“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19)。“如果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么肯定会有动乱，使我们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我们制定的方针、政策、路线、三个阶段发展战略的目标统统告吹”(20)。针对有的人认为反对自由化思潮会影响中国国际形象的错误看法，他明确指出，在反对自由化问题上我们必须态度坚决，这个问题要放开地讲，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输理的”(21)，“不要怕外国人说我们损害了自己的名誉”(22)。正是由于邓小平同志始终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才使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之中成功地克服了由自由化思潮所引发的学潮和政治动乱的严重冲击，并且使中国有效避免了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纵容资产阶级和平演变而导致的社会主义解体、共产党垮台的悲剧性结局。在今天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我们仍然不得不为邓小平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清醒透彻的政治洞察力而折服。如果没有邓小平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旗帜鲜明的批判和坚决反对，就不可能有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辉煌成就，这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历史的一个基本结论。
二、中国搞资本主义没有出路，必须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基本政治理念实际上“就是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23)，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是一种错误选择。从思想史的视角来看，这些观点和论调并不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才有的，相反，它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宣扬全盘西化的人所一贯主张的。而关于到底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这一问题也正是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思想论争的一个核心问题。对这样一个由来已久并且关系党运和国运的老问题和大问题，如果不能做出深入的解答，就不可能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做出真正有力的批驳。事实上，邓小平强调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绝不是出于一种简单的对资本主义的情感上的憎恶和排斥，相反，这是他经过认真思索而做出的慎重战略抉择。“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翻身？”(24)，对于这样一个本来已经清楚但又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重新搞乱的重大政治问题，邓小平进行了长期深入的，并且是多方位多层次的思考，他坚决地批判和否定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鼓吹者所宣扬的中国不应搞社会主义而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主张，从而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指明了不可偏离的战略方向和不可僭越的政治底线。
第一，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的慎重的历史选择，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是历史的倒退。针对那种认为中国不应搞社会主义，而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观点，邓小平明确指出：在中国搞社会主义绝非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厢情愿和心血来潮，它是中国人民不得不做出的一个慎重的历史选择。因为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25)。自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不少先进分子，包括孙中山先生在内，在探索中国出路时都曾想到过要学习西方，“所谓西方即资本主义”(26)，但中国始终也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历史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说来，改变了中国的面貌”(27)。正是基于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和特殊国情的深刻理解，邓小平才反复强调：“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28)。
第二，中国搞资本主义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和社会分裂，只有搞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才能实现国家的安定团结。作为一个具有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和社会痼疾洞若观火，他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搞资本主义，搞纯粹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完全的市场化竞争，那么其结局必然就是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只有极少部分人会在这种剥削制度下获得巨大利益，成为绝对的赢家，而绝大多数民众，特别是广大工农群众只能成为绝对的输家，必然被资本所奴役。在1987年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他明确指出：“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29)。不仅如此，邓小平还进一步指出：如果中国搞资本主义，出现两极分化，那么，“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30)，甚至“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31)。只有社会主义才有凝聚力，才能避免国家的分裂和社会的动荡。
第三，中国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中国完全能够建设起超越西方民主的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资产阶级自由化鼓吹者和所谓“民运人士”极力鼓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优越性，在他们看来，民主无东西之分，中国要实现政治现代化，就应当移植西方民主，特别是美国的民主。这些人宣称社会主义中国连民主的ABC都没有，并且胡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实现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最大障碍。对于此种谬论，邓小平给予了有力的批驳。他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32)，在这种虚伪的民主制度下，人民是享受不到真正的民主权利的。在邓小平看来，西方搞的“三权分立”、两院制、多党竞争那一套，根本就不适合社会主义中国。“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33)，他认为，与西方民主那种相互牵扯，互相争夺、缺乏效率的弊端相比，我们实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等政治制度及我们党和国家所遵循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恰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实行这些制度比实行西方那一套更合乎中国国情，更有益处，更有效率，更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而且能够给广大人民群众以真正的民主权利。而搞西方那种单纯追求形式上的所谓民主，不但实现不了实质性的民主，最终结果只能是灾难性的，“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34)。
第四，中国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各种社会丑恶现象，才能建设起高度的精神文明。与资产阶级自由化鼓吹者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盲目崇拜不同，邓小平对资本主义文明始终采取科学的扬弃态度。他在大力主张实行开放政策，努力学习西方文明成果的同时，对资本主义社会下种种丑恶现象，如极端个人主义泛滥、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损人利己、弱肉强食、尔虞我诈、贪污腐败盛行等现象和痼疾都始终保持批判的态度，而且他认为，这些社会丑恶现象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无法克服的，因为它与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剥削性质及其社会经济体制密切相关。“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35)。在他看来，要摆脱和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种种社会丑恶现象，必须坚持搞社会主义。“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36)。他认为，只要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学习西方文化优点的同时又“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37)，那么，社会主义就必然能够全面超越资本主义，而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第五，只有坚持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在世界上保持独立自主，才不会沦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附庸。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鼓吹者所宣扬的中国必须改弦易辙，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甚至主张为实现现代化而不惜做几百年西方殖民地等荒谬观点相反，邓小平始终认为只有独立自主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他就强调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38)。在经历了八九政治风波后，邓小平更是尖锐地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总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39)。他认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40)。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只能是看着美国人的脸色行事，看着发达国家的脸色行事”(41)，就毫无独立性可言。只有坚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中国才能应对各种挑战，谁也动摇不了。
第六，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入低谷。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家乘机大肆鼓吹“意识形态终结”、“历史终结”等言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社会主义已经彻底崩溃，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和信念已完全战胜社会主义而成为历史的永恒。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深刻论述了社会主义的前途问题，他指出：“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象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惶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42)”！他认为，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常青！”(43)
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得以产生的国际、国内条件还将长期存在，特别是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还处于强势，共产主义运动还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就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它必然具有相当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对此，邓小平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敏锐地指出：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决不能让步，“这个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本世纪内要进行，下个世纪还要继续进行”(44)。“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45)。正是基于对反对自由化思潮长期性、艰巨性的清醒战略判断，邓小平在思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具体策略和思路上才始终着眼于长远。他强调，必须以教育和引导作为主要方法，同时从多个领域入手，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当作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和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战略工程来抓，他着重强调了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必须始终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有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要条件。按照邓小平的理解，要真正有效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说服那些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只靠口头上的说教是不行的。空讲社会主义优越性，人们不会真正相信，“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46)。因此，最重要的就在于始终坚持改革开放路线不动摇，把坚持改革开放作为“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47)，不断地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大胆吸收西方文明的一切长处，突破僵化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坚持真正的社会主义，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时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原则，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此外，我们还必须努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使社会主义在物质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等多方面都显示出资本主义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够真正体现出自身的优越性，我们“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48)。这样才能让世界上那些对社会主义抱有偏见的人们改变看法，从而从根本上消除自由化思潮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并最终赢得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胜利。
其次，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这是有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基本保证。资产阶级自由化集中攻击的是“四个坚持”，“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49)。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把这四个坚持确定为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其初衷和目的就在于以此反对和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因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同一件事。邓小平始终把四项基本原则视为立国之本，把它当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最有力的武器。他尖锐地指出：“如果没有‘四个坚持’，他们就会横行无阻，肆无忌惮”(50)，“没有四个坚持，中国就乱了”(51)。动摇四项基本原则，必然会给国家的稳定造成巨大冲击，会给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带来巨大危害，必然会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走上邪路。直到南方谈话过后，在1993年9月同弟弟邓垦的交谈中，邓小平仍然对自己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的及时性和正确性表示了充分的自信和肯定。他讲到：“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这个问题可以敞开说”(52)。他还认为，自己所作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讲话“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快，没有四个坚持，究竟会是个什么局面？提出四个坚持，以后怎么做，还有文章，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还有没有理清楚的东西。党的领导是个优越性，没有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怎么实现啊？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53)。
再次，必须加强和搞好党的自身建设，这是有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关键环节。在邓小平看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54)。没有了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也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因此，他认为，只要不断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有了根本保障。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邓小平始终把党的建设问题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高度关联起来，并且把加强党的建设视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关键性环节。在他看来，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和主要任务就是要防止我们的党员和干部成为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俘虏。干部队伍建设从根本上关系着由什么样的人来接班，因而是一个关系着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而党的领导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则关系着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是否有活力，关系到我们的政治制度能否充分体现出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更是明确提出了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这样一个战略判断。他叮嘱大家：“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55)。这些观点言简意赅，透彻精辟，发人深省。它不但是对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经验和教训的深刻总结，同是也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沉痛教训的深刻总结。
另外，必须高度重视和加强思想理论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是有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方法。邓小平认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既然这是个长期的任务，我们就不能搞运动，方法以教育、引导为主。当然，如果有人搞得我们总是不安宁，也不能排除使用某种专政手段，使用纪律、法律手段”(56)。对思想政治工作予以高度重视，强调以教育和引导为主，这是邓小平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始终坚持的一个基本思路和策略。早在改革初所作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中他便明确指出，国内之所以错误思潮泛滥，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没搞好。他提出“今后要求从中央起，各级党委一定要把思想理论工作放在正确轨道和重要地位上。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我们自己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我们的工作还能够做得好吗？我们讲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就成了说空话吗？”(57)。此后，在多种场合，他都反复强调思想政治工作一定不能放松，并且严厉地批评了党内不少干部和同志只顾埋头做经济工作，而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以及那种不敢对错误思想开展斗争，甚至同党唱反调，纵容和支持自由化思潮的不正常现象。他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都必须大大加强，决不能削弱”(58)。同时，他要求在面对自由化思潮的挑战时，“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思想战线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这方面担负领导责任的和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斗争的前列”(59)，而不能消极回避，甚至附和错误思潮。他认为，只有积极地开展思想斗争，对错误思潮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用正确的思想来教育和引导广大民众，特别是广大青年，努力培养新的马克思主义者，培育大批的社会主义新人，这样才能够真正有效地克服自由化思潮的泛滥，真正有效地反对资产阶级和平演变。相反，如果听任自由化思潮搞乱人们的思想，争夺广大青年，我们就会犯严重的错误。邓小平强调不搞运动，而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当作主要方法来反对和防范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他在汲取建国后我们党在思想斗争领域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所做出的一个明智而慎重的决策。它既考虑到了反对自由化思潮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充分发挥我们党在思想政治工作上的传统优势，同时也避免在反对自由化过程中出现过火行为，有利于克服在反右过程之中导致“左”的回潮的危险。
四、现实启示
如果说，正是由于邓小平始终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才使中国的改革开放经受住了险风恶浪的严峻考验，始终坚持着社会主义的正确航向，成功避免了苏联东欧式的结局的话，那么，在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形势、新情况、新矛盾、新挑战的今天，认真学习邓小平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战略性思考，深刻体会其中所蕴含的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强烈的忧患意识、对社会主义忠贞不渝的坚定信念、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及其对党的领导作用的精辟见解，无疑会对我们在今天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形形色色右的干扰，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健康发展提供深刻启示。
启示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反对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过程中，必须弘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斗争精神。科学的批判精神和斗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品格，这种精神的实质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也就是敢于坚持真理，勇于纠正错误的精神。而邓小平正是由于具有了强烈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和斗争精神，才使他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过程之中始终立场坚定、态度清醒，明察秋毫。我们在今天的思想政治建设过程之中，亟须具备的就是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斗争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在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挑战面前麻木迟钝，无所作为。
正如邓小平所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任务是长期而艰巨的。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经过短暂时间的沉寂，在90年代中期以后便再次以新的形式粉墨登场。这次自由化思潮的主要特点是，它以鼓吹私有化和泛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为主导，同时辅之以否定革命、“告别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新历史虚无主义。与20世纪80年代自由化思潮往往直接攻击四项基本原则不同，这一次自由化思潮具有更强的欺骗性和迷惑性。它带有更多的学术色彩，并且形成了更加巧妙的解构社会主义的政治策略和话语体系。新自由主义和新历史虚无主义以巧妙的“学术”方式，论证和鼓吹着他们的政治主张，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激进主义，正是这种激进主义导致了近现代中国陷入“革命和暴力的怪圈”，妨碍了中国的现代化；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乃是对人类理性的滥用，是一种“致命的自负”，是“通往奴役之路”，它必然地导致极权主义；而且他们还鼓吹只有取消公有制和政府调控，搞完全私有化和完全的市场竞争，推行市场原教旨主义，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由于这些论调往往以学术创新和反“左”作为伪装，因此新自由主义思潮近些年来在国内思想文化领域得以大肆扩张。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不少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理论和著作，甚至一些在西方也被认为是反共老手的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已堂而皇之地成为不少人吹捧和崇拜的“经典”，有的甚至成为国内一些教科书的主导性思想。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大肆泛滥，大有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把社会主义解构于无形的态势，因此我们必须予以高度警惕。值得深思的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近些年来何以能够如此泛滥成灾？除了国内外一些人的大肆吹捧与极力推销，以及新自由主义这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其实在于我们不少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特别是中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近些年来严重淡化甚至缺失了本来应有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和斗争精神，因此我们不少人才在思想上麻木，在态度上软弱，在立场上漂移，在面对错误思潮挑战时，我们有过多的“温良恭俭让”，而不能像邓小平那样敢于始终旗帜鲜明地反对自由化错误思潮，这就在事实上纵容了新自由主义思潮等各种错误思想，使之得以任意扩张，从而严重误导广大青年。这的确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我们必须看到，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丧失了起码的批判精神和战斗精神，不能站在思想斗争的最前沿，那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在斗争中发展，并在斗争中传播开来的，自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马克思主义并未因其是真理就能自然而然地得到人们的信仰和迅速发展。相反，它总是受到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诸如无政府主义、封建复古主义、国家主义、自由主义及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等思想的极力反对和抵制。这些思想大都视马克思主义如洪水猛兽，必欲驱逐之出中国而后快。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能够得到迅速的传播和发展，并且在建国后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与广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特别是党的领导人的努力探索和坚决斗争是分不开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反复较量和斗争的历史，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错误思想的坚决斗争和艰苦探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就不可能真正站住脚，更不用说在中国开花结果了。因此，在今天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就一定要克服那种只提倡沟通和对话，而不敢开展思想斗争的思想误区。广大理论工作者也必须抛弃把马克思主义仅仅视为一种专业、一种学问的通常陋见。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事业是高度结合，不可分裂的。那种对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和命运漠不关心，对错误思潮挑战麻木迟钝，不敢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肯定不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应当像邓小平同志那样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与自身生命追求融为一体，与社会主义事业融为一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具有真正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坚定的政治立场，才能够始终坚持真理，纠正谬误，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在反对新自由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最终取得胜利。
启示二，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是我们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撑。曾有不少人对邓小平长期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感到大惑不解。在他们看来，邓小平作为一个思想高度解放，坚持对外开放的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应非其本意，而是受他人影响。这些人完全没有看到邓小平不但是一位思想解放的改革家，而且首先是一位具有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无产阶级战略家这一点。邓小平之所以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其精神动力主要就源于他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我们最紧要的就是要像邓小平同志那样，始终保持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只有这样，才不会因为参与经济全球化而使改革开放滑向非社会主义道路。经济全球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积极参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抓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主动地参与国际竞争，并且更新我们的观念，扩大我们的视野，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大力发展生产力，从而使社会主义充满活力。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经济全球化本身具有“双刃剑”效应，而且现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的主导权仍操于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它们还往往携跨国公司及其所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之力，加紧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渗透和扩张，“同时极力推销他们的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企图通过经济全球化实现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60)。一些国际反华势力更是会利用经济全球化来实施对中国的“西化”和“分化”的战略图谋，这必然会给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特别是意识形态安全带来许多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认清经济全球化的利与弊，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之中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同时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建设力度，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构筑起支撑社会主义建设的牢固精神战线，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驾驭经济全球化，才能用其利而去其弊，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之中坚持独立自主，而不是沦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附庸。也只有这样，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之中才能为促进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启示三，实现共同富裕，确保社会的公平性和正义性是中国改革开放不可偏离的原则和目标。按照邓小平的理解，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因此我们既要把发展当作硬道理，同时又必须重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中国之所以要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主要就在于资本主义是一种剥削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广大人民必然摆脱不了被资本奴役的命运。而社会主义除了在精神文明、在政治民主方面能够超越资本主义外，它最根本的特性和优势就在于它具有远远超越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平性和正义性，即它不以维护少数剥削者的利益为目标，而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追求。邓小平反复地谈及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过程之中绝不能搞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和剥削制度，他认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61)。在他看来，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公平性和正义性，首要的就是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且他还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视为社会主义的核心本质。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针对社会上出现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的现象，他还不无忧虑地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我们过去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62)。这是邓小平这位忧国、忧民、忧党的伟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给我们提出的最大警示，的确值得我们深思。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在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发展的公平性和正义性，把防止两极分化、防止社会变质当作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社会主义建设就会功亏一篑，严重的社会分裂和阶级冲突就难以避免，中国的社会政治稳定就会面临严重威胁。如果我们不坚持共同富裕这个根本原则，没有了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现代化即使实现，也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式的现代化，不过是有利于少部分人的现代化，而不是广大人民群众所期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这个问题上，党中央一直给予了高度重视，特别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以及西部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等重大举措的实施，更是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确保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根本的保障。
启示四，中国改革开放是否能够始终保持社会主义正确航向，关键取决于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干部队伍建设。邓小平关于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关键在人的论述可谓精辟之至，它不仅是一种战略警醒，而且也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极其重要而特殊的规律性特点。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只要我们能够把握和运用好这一规律性特点，我们就能够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牢牢把握中国发展的主动权。相反，忽略了这一点，抓不住中国这一最大的政治优势和战略关键，我们就必然会迷失方向，铸成大错。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已经确定，改革开放事业向纵深发展，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今天，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否取得最终成功，达到预期目的，党的建设的关键性，尤其是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关键性就显得尤为突出。因为干部队伍建设是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的基本结合点和聚焦点。党的建设搞得好不好，最基本的就是看我们党是不是能够通过自身的建设不断地培养和造就一批又一批的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特别是看我们能否培养出大量优秀的、高素质的领导人才。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巨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我们党培养和聚集了一大批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人才，尤其是领导人才，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党才能由弱到强，以弱胜强，战胜艰难险阻，不断地发展壮大，由最初几十人的小党，发展成为党员数千万，深得民心，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的强大执政党。完全可以讲，在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指引下，只要能够不断地培养和造就优秀的干部队伍，我们的事业就有了根本保证。相反，如果党内人才匮乏，平庸之辈甚至腐化堕落者充塞党内，那么一切工作都将难以开展，再好的理想也难免落空。正是基于党的干部素质对党运国运的特殊重要性，邓小平才把人的问题，特别是党的干部队伍建设问题称为真正关系大局的根本大事，而江泽民同志也反复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能不能巩固和发展下去，中国能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强盛不衰，关键看我们能不能不断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领导人才”(63)，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更是明确提出“党管人才”的战略方针，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并且把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视为在新时期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我们坚信，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只要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党的建设，特别是干部队伍建设，在大力提高全体党员素质的同时，经心培养和造就大批具有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富有治国理政才干，廉洁奉公的优秀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那么，我们党就始终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战斗力，就能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始终保持主动，成功应对来自国内外的种种风险和挑战，不断地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释：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8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8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2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⑥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⑦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⑧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⑨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⑩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1)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第118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3)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5)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6)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2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7)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8)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9)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0)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3)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2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5)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8)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9)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7—20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0)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3)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5)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8)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9)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0)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3)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5)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6)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8)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9)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0)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第127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5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2)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第136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53)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第136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54)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5)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38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7)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8)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9)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60)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51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6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62)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第136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63) 《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289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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