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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史解经、以礼解经、以生命解经的详密考察，我们已经了解到《论语》编纂是一个历经半个世纪的多次编纂的过程。整个过程以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众弟子为孔子庐墓守心孝，追忆孔子的大量材料为基础。如此众多的弟子回忆材料，字数应有一二十万字之多。但《论语》作为儒门传道之书，不能竹简繁重，必须严加甄选，突出精华，文字限定在万余字，这已是年代相近的《老子》《孙子兵法》的两三倍了。因此，众弟子的忆述材料除了按照一定的价值标准删除芜言，舍弃歧说，合并重复之外，还须省略背景，突出孔子遗训，然后进行润色，这就出现许多“子曰”类没有编年背景的条目。如何搜集先秦两汉散落群籍的材料碎片，进行缜密的辨析缀合，还原孔子之言的历史现场，就成了还原研究的基础性课题。 历史编年学与文献生命分析，是我们走近孔子及七十子的历史现场，也是还原孔子及七十子之本真的重要的思想方法。这就需要我们把先秦典籍，当成人的生命痕迹来对待。缀合散布于各种文献包括出土简帛文献的碎片，祛除遮蔽，考究原委，以迹求心，聚散为整，揭示孔子及七十子的真实可信的轮廓和血脉，令今人与古人不再在面目模糊的情形中，而尽可能在真切的音容相接、体温可感的情形中，进行知心知底的文化对话。禅宗有歌偈云：“只个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灵物。纵横妙用可怜生，一切不如心真实。”①这种缀合与还原，学理方向是“反碎片化”的，犹如考古学对待出土的陶罐碎片，不是进一步把它们打碎，而是按照其出土地层、形制弧度、纹饰模样、断口形状，以科学手段将之仔细粘合，在空缺处补上石膏，使之复原为完整的陶罐。这种还原工作是非常必要的，若其不然，世界许多大博物馆令人震撼的陶罐古物，都还是堆放在库房里的碎片。关键在于对这类历经岁月风雨的文化碎片遗存，一是要抱着珍惜和尊重的态度，二是要对它们的缀合，采取审慎的科学精神。在以史解经、以礼解经的基础上，强化以心解经、以生命解经，从而缀散为整，还原古人的智慧方式和生命基因，使今人与古人得以心心相印，乃是中国古典学的新境界、新风貌。这就是我们对《论语》章节进行编年考订和生命认证的根据。 一 《述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章之编年考订 要进行编年考订，先须确定老彭是谁。汉代包咸认为是“商贤大夫”。但王弼注：“老，老聃；彭，彭祖也。”②将之离为二人。可能由于孔子曾问礼于老聃，而《论语》不述老聃，遂以这种离为二人的方法，聊补遗憾。《论语》不述老聃，是因为孔子适周问礼的随行弟子唯有南宫敬叔，其回忆材料未被《论语》采录。然而王弼注影响不可小觑，晋常璩谓：“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则彭祖本生蜀，为殷太史。”③直到清代，还可以见到王士祯的称述：“窃比于我老彭……欲自比于老子之侧，盖谦词也。考《曾子问》，记孔子问诸老聃者屡矣，《家语》亦云孔子问《礼》于老聃，此孔子欲自附于老聃之侧之验也。旧说以为彭祖，彭祖，六经所不载，圣人所不道，岂孔子之愿比者哉！”④姚鼐又云：“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老彭者，老子也。”⑤这千余年间颇有些古人围绕老子、彭祖兜圈子，甚至今人也不乏误入王弼注者。 但王弼未免望文生义，包咸谓老彭是“商贤大夫”之说应是可以取信的。《汉书·古今人表》在上上品帝汤殷商氏、上中品伊尹之下，列有上下品之“仲虺(师古曰：汤左相也)；老彭；义伯，中伯(师古曰：义、中，汤之二臣)”⑥。老彭的品位列于圣人、仁人之下的“智人”，仲虺、老彭相随，属于商朝初期的智者。孔子祖籍在宋，自称“殷人”，对商朝历史熟悉而别有一份感情。他以“我老彭”称之，意谓“我殷人老彭”，是非常亲切的。 孔子对殷商祖源文化，是格外关注的，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⑦孔子有浓郁的文明发生史和礼俗演变史的兴趣，哪怕是沾满历史烟尘的文献碎片或口传遗珍，孔子都作为文化血脉认真探究，窥其原本。因而《大戴礼记·虞戴德》载孔子回答鲁哀公问“教人”，就能随手拈来商初人物事迹予以解答：“否，丘则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扬则抑，抑则扬，缀以德行，不任以言，庶人以言，犹以夏后氏之袝怀袍褐也，行不越境。”⑧这就是朱熹《论语集注》所谓“老彭，商贤大夫，见《大戴礼》，盖信古而传述者也”⑨的依据了。在与鲁哀公对答中，孔子窃以“商老彭及仲傀”自拟。商朝初期的智慧人物老彭推行道德教化，以政事教大夫，以官事教士，以技艺教百姓，其方法是高扬的加以平抑，压抑的加以阐扬，实行中庸之道。贯穿其间是德行，而不是高谈阔论的任意言说，他认为任意言说就像穿着漂亮的衣服而怀抱破棉袄一样，“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是行之不远的。这便是孔子整理六经之原则的滥觞，自己不要任意发言，而将深邃的意旨蕴含于其间。 那么，《大戴礼记·虞戴德》孔子对鲁哀公称述老彭，应在何时？孔子于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秋由卫返鲁，被奉为国老。鲁哀公、季康子频繁问政，是论及政教时推许老彭的。其后由于“道不同不相为谋”，孔子被冷落后，转而致力修《春秋》。《春秋说》云：“孔子作《春秋》，一万八千字，九月而书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二徐彦疏引《春秋说》，《十三经注疏》，第2320页)因而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并“窃比于我老彭”，应是成《春秋》，受到游、夏之徒的极口赞扬而作的解嘲之言。解嘲深处，蕴含着自信，“《春秋》，信史也”。 由此可以推定，《述而》首章“窃比于我老彭”的“子曰”，发生在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修成《春秋》之时。《公羊传》《穀梁传》皆终《春秋》于此年。杜预《春秋左氏传序》云：“或曰：《春秋》之作，《左传》及《榖梁》无明文，说者以为仲尼自卫反鲁，修《春秋》，立素王，丘明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鲁，危行言逊，以避当时之害，故微其文，隐其义。《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经终孔丘卒，敢问所安。答曰：异乎余所闻。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此制作之本意也。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盖伤时王之政也。麟凤五灵，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时，虚其应而失其归，此圣人所以为感也。绝笔于获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为终也。”(《春秋左传正义》卷一《春秋序》，《十三经注疏》，第1705页)杜氏也以为孔子成《春秋》于此年，即所谓“绝笔于获麟”。这一年离《大戴礼记·虞戴德》载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孔子对鲁哀公称述老彭，只相隔三年，其间必然存在着内在的精神脉络。原来孔子是将老彭与商汤王的左相仲傀配对，以施行政教理想的；理想受阻，转而不再兼及仲傀，而专以智者老彭的思想行为方式作《春秋》，并告白于游、夏之徒。一增一减中，可见孔子的思想变迁。 二 《子罕》“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章之编年考订 这句话是孔子在何时、何地、向何人说的，似乎向无人考究。其实，只要缀合材料碎片，就会发现它是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六十三岁的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而厄于陈蔡时讲的。最早记述的是《庄子·让王》：“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糁，颜色甚惫，而弦歌于室。颜回择菜，子路、子贡相与言曰：‘夫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弦歌鼓琴，未尝绝音，君子之无耻也若此乎？’颜回无以应，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叹曰：‘由与赐，细人也。召而来，吾语之。’子路、子贡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谓穷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隘，于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执干而舞。子贡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道德于此，则穷通为寒暑风雨之序矣。”⑩ 陈蔡绝粮七日，是孔子周游列国群体的厄难。《论语·卫灵公》记载：“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这条材料，应是与“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前后相承的。子路、子贡均是追随孔子多年的弟子，他们信仰上的疑惑动摇，可能使厄难变成整个儒门的危机。危机之可怕，不仅存在于外在的围困，而且存在于内在的动摇。孔子是以松柏抵抗严寒的骨气，培养弟子战胜危机的意志。这则材料又见于《吕氏春秋·孝行览·慎人》、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厄于陈蔡的孔子对子路、子贡的话是“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11)。应该说这则记述，源自七十子的忆述简书，只不过传播时出现了一些传闻异词。不可因为《庄子》也采用，就斥之为虚构的寓言。对于《庄子》所用材料，不应笼统对待，而应参证其他典籍，作出合理可信的解释。这应该是我们对待《庄子》材料的辩证态度。 “松柏之茂”是《诗经·小雅·天保》的句子，孔子对其“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的诗行，作了断章取义式的运用。这是春秋时的士人风气，如孔子所说“不学诗，无以言”(《季氏》)、“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诗可以作为公共的权威性知识库藏，用于外交和述学的场合，而且多以断章取义的方式。其实孔子讲这句话，时在夏秋之间，并没有见到霜雪松柏，而是使用了当时流行的赋诗言志的表述。《左传·哀公六年》记载：“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将救陈。”这里的“救陈”，包含有解救孔子一行的陈蔡困厄。因此孔子一行的陈蔡之厄，发生在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夏秋之间，当时并无霜雪。 孔子向弟子强调气节，最要紧者不在布衣授徒、任鲁司寇、晚年归鲁整理六经之岁月，而在周游列国，尤其厄于陈蔡的艰危关头即“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之时。这则记载编入《论语》时，删除了背景，而且孔子引诗为证之言，也被作了润色，变得更加精警出彩。《论语》早年编纂的体例，由此也可见一斑。由于众弟子庐墓守心孝时回忆夫子，汇总的材料有一二十万言之多，限于方便流行的篇幅，取舍之时，舍去不少材料，又对许多条目删除背景，只保留“子曰”，并作了润色。这种体例突出了孔子之言，却遗失了这些言行发生的历史现场。需要我们广泛搜集和缀合许多材料碎片，方能返回历史现场，重现孔子的真实生命。 三 《先进》“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之编年考订 经过严密的考证，此章是在曾子去世后，曾门弟子重编《论语》时加入的，因为行文三称孔子为“夫子”，尤其是曾点当面问“夫子何哂由也”，乃是战国时人的称谓方式。这就使《论语》文本在早期三次编纂中，形成类乎考古学的“历史文化地层叠压”，这是竹帛抄本时代常见的版本现象。曾皙(点)言志，称“莫春者，春服既成”，孔子喟然叹说：“吾与点也！”这乃是曾门用来给本学派宗师的家族血脉添码加分的。 细察行文脉相，推知四子侍坐此事发生的时间，应在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春夏之际，本年孔子六十九岁。推定这个时间点的方法，就是缀合材料碎片，勾勒孔子及侍坐四子的生命时间曲线，寻找这些生命时间曲线的交叉点： (一)孔子自称老不堪用，所谓“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不可能发生在孔子为布衣、为鲁司寇的时候；周游列国的十几年，也没有如此从容言志的空间。此事只能发生在公元前484年深秋周游列国自卫归鲁之后。孔子自称老不堪用，应是面对归鲁之初鲁哀公、季康子频繁问政，因道不同不相为谋，逐渐被冷落；但被冷落不久，尚存某种期盼，因而坦然启发诸弟子“各言其志”，以备寻找从政的可能。 (二)子路随孔子一行归鲁，不久就出任卫国蒲邑大夫。但此时子路尚未离鲁上任，可能蒲邑大夫的差事已经有点谱，但觉得蒲邑过小，因而“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流露出一点急于为“千乘之国”施展抱负的焦虑。子路当蒲邑大夫三年有余而罹难，《左传》鲁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冬之闰月：“孔子闻卫乱，曰：‘柴也其来，由也死矣！’”如果必须留足三年的时间，此事则应发生在鲁哀公十二年。 子路自卫返鲁之后，确实又赴卫当蒲邑大夫，曾向孔子辞行。《论语·子路》首章记载：“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孔子教导子路以身作则，勤政不倦，就是要约束其野性。《说苑·政理》记载：“子路治蒲，见于孔子曰：‘由愿受教。’孔子曰：‘蒲多壮士，又难治也；然吾语汝，恭以敬，可以摄勇；宽以正，可以容众；恭以洁，可以亲上。’”(12)那么，这番相与答问，应如何系年？子路于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为季氏宰，与任鲁司寇的孔子居处甚近，而且那时的重要政略是隳三都，孔子不会脱离政治环境而说“先之劳之”。因而只能发生在子路第二次从政，出任卫国蒲邑大夫辞行之时。子路随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秋冬之际，自卫返鲁。因而子路辞行，赴卫当蒲邑大夫，应是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 而且子路当蒲邑大夫三年，孔子、子贡曾有造访。《孔子家语·辩政》：“子路治蒲三年，孔子过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宽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断矣。’子贡执辔而问曰：‘夫子未见由之政而三称其善，其善可得闻乎？’孔子曰：‘吾见其政矣。入其境，田畴尽易，草莱甚辟，沟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尽力也。入其邑，墙屋完固，树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宽，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闲，诸下用命，此其言明察以断，故其政不扰也。以此观之，虽三称其善，庸尽其美乎！’”(13)《韩诗外传》卷六也载此事。既然“子路治蒲三年，孔子过之，入其境”，因而子路治蒲的始年，应是公元前483年。若考虑到孔子过访后，子路过一些时日才于鲁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冬之闰月罹难，那么子路赴蒲上任，应是公元前483年春夏之交。 (三)冉有说：“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季康子于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春王正月，用田赋，身为季氏宰的冉有，此时尚未因为季氏敛财而受孔子申斥：“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集注》卷六《先进》，《四书集注》，第157页)不然，他不会以如此从容的心态说话，更不敢说为一方人民管理财政。因而此事应是发生于公元前483年春夏，孔子归鲁不到半年、季康子敛财暴富尚处于潜伏期。 (四)曾点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他已过了知天命之年，更愿意“上下与天地同流”。很可能此事就发生在曾点暮春咏归之时，他的“鼓瑟铿尔”，或许还传达了“浴乎沂，风乎舞雩”的清旷乐趣。 以上几条生命曲线运行的交叉点，是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暮春或春夏之交，四子侍坐，各言其志，就发生在此时刻。若系于其他年份，均不能安，譬如孔子早期设帐，不可能有如此阔达的议论，也不能自称老；当鲁国司空、司寇时，进入政务操作，不会有海阔天空言志的闲心；周游列国，风尘仆仆，不会有这份清闲；返鲁再过二三年后，季康子、鲁哀公冷落孔子，孔子怒斥冉有为季氏敛财，再来侍坐论道，气氛就可能多了几分焦虑，几分苍凉了。 四 《阳货》“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章之编年考订 孔子此言在妇女解放、女性主义思潮中，屡受诟病，虽有辩解者巧舌如簧，曲为其说，也无助于为孔子解套，遂成《论语》“子曰”的一大疑难。关键在于要重回孔子此言的历史现场，弄清它的具体针对性。离开具体的历史现场而将孔子之言普泛化，认为可以包治百病，这是造圣人的方法，却也每每使圣人要为自己的片言只语负无限制的责任，陷入难以解脱的尴尬。清理孔子的生命曲线，发现他的政治生涯曾经两次遭遇女子，都是他在政治上摔跟头倒霉的时候。一次是《论语·微子》所载的“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此事发生在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孔子五十四岁，他由此从鲁司寇的高位上折了下来。另一次就是离开鲁国到卫国开始周游列国，二入卫国之时发生的“子见南子”公案。时在鲁定公十五年，即卫灵公四十年(公元前495年)，孔子五十七岁。三年间接连发生两次女子玷污政治、造成孔子政治生涯发生波折的事件，深刻地影响了孔子的政治观感和政治理念。 “子见南子”公案，起码涉及《论语》中五章文字，可见众弟子对此公案印象深刻。至于《论语》外的文字，为数就更多。但是由于《论语》将同时或先后发生的事件材料，作了分散处理，散布于《雍也》《子罕》《卫灵公》《阳货》诸篇，这又隐藏着《论语》编纂者不想使此桩公案形成清晰命题的苦心。这番苦心导致两千多年来，未见有人对这些材料碎片进行缀合贯穿，因此导致此公案如神龙见首不见尾，使其中的孔子之言扑朔迷离，难得确解，甚至发生严重的曲解或误解。为此，有必要对此历史现场花点笔墨予以清理。这五章是： 1.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集注》卷三《雍也》，《四书集注》，第117页) 2.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集注》卷五《子罕》，《四书集注》，第142页) 3.子曰：“由，知德者鲜矣。”(《论语集注》卷八《卫灵公》，《四书集注》，第196页) 4.子曰：“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集注》卷八《卫灵公》，《四书集注》，第198页) 5.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论语集注》卷九《阳货》，《四书集注》，第219页) 缀合贯穿起来便知，包括“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在内的这些孔子之言，都应该从编年学上系于鲁定公十五年，即卫灵公四十年(公元前495年)，孔子周游列国第二次进入卫国之时。《孟子》说：孔子离鲁初入卫，“于卫主(客居于)颜雠由。弥子(瑕)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孟子集注》卷五《万章上》，《四书集注》，第392页)。即是说，孔子去鲁，于鲁定公十三年，即卫灵公三十八年(公元前497年)第一次进入卫国，婉拒了子路的连襟弥子瑕提议孔子居住在他家中，以便通过南子，以谋卿大夫之位。居卫期间，卫灵公按鲁国的薪俸对孔子养而不用，还有监视举措。 十个月后，孔子赴陈国，途中被拘于匡地，经过蒲乡返卫，住在蘧伯玉家，发出“美玉待沽”之叹。五十七岁的高龄使他感到，找个机会施展政治抱负和才能，已是非常紧迫了。这才采取权变的行为，姑且通过弥子瑕晋见南子。这就是《吕氏春秋·慎大览》所言“孔子道弥子瑕见釐夫人”及《淮南子》“孔子欲行王道，东西南北七十说而无所偶，故因卫夫人、弥子瑕而欲通其道”了。子路看透了他这个连襟的卑下作风，颇是不悦，明人郎瑛《七修类稿》就如此评述：“子路刚强，弥子瑕以色悦人者，同为婿友，不知何以相处。”(14)这使得孔子面对刚直的子路，只好对天发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只有这条材料直接交代“子见南子”，并没有将同类材料集中使用，就已经引起汉代的《盐铁论》中的御史板起道貌岸然的面孔批评孔子：“《礼》：‘男女不授受，不交爵。’孔子适卫，因嬖臣弥子瑕以见卫夫人，子路不说。子瑕，佞臣也，夫子因之，非正也。男女不交，孔子见南子，非礼也。礼义由孔氏，且贬道以求容，恶在其释事而退也？”(15)孔子是因小人的中介而见此女子的，四百年后还招致如此訾议。 然而，如此颇受訾议的这场戏，竟是竹篮打水，损伤了孔子的人格尊严，即所谓“丑之”。《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此事的结果云：“(孔子)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过曹。”(16)孔子在这里以“德”自居，以色指南子。孔子毕竟是当过鲁司寇，弟子盈门的名人，竟然被女子和小人拿他开涮，悲愤之情可想而知。由于此事是子路的连襟弥子瑕引起的，孔子又对子路说：“由(子路)，知德者鲜矣。”此记述虽然含蓄，但它是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形成互文关系的。如果在这种场合孔子因“丑之”，而说出《论语·阳货》中那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岂非允情允理？又何必由注疏家曲为之词，如邢昺辩解为：“此言女子，举其大率耳。若其禀性贤明，若文母之类，则非所论也。”(《论语注疏》卷一七邢昺疏，《十三经注疏》，第2526页)如朱熹把“女子”辩解限定在“臣妾”：“此小人，亦谓仆隶下人也。君子之于臣妾，庄以莅之，慈以畜之，则无二者之患矣。”(《论语集注》卷九《阳货》，《四书集注》，第219页) 孔子三岁丧父，母亲含辛茹苦将他抚养成人，即便有男尊女卑思想，也不会泛泛地说“女子难养”的。人们不要忘记，孔子言孝，在“能养”上还要加一个“敬”字。唯有回到本真的历史现场，才会发现，《卫灵公》“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章，与《阳货》“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章之间，存在着隔章呼应，相互阐发的关系。统而言之，是批评“好色”压倒“好德”，因为南子是女色，弥子瑕是男色；分而言之，所谓女子对应于南子，指的是女色；小人对应于弥子瑕之类，孔子之言乃是为其在卫国遭遇的特殊情境而发，指责为政者不能沉迷于女色和小人。这与孔子“为政以德”、任贤使能、戒忌女色小人的政治观，是一脉相通的。既然卫灵公好色压倒了好德，就不能任贤使能，其后他向孔子问军旅之事，孔子就只能敬谢不敏：“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因此，要使这一系列的孔子之言落地生根，就必须返回发生于卫灵公四十年，即鲁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5年)，孔子五十七岁时的那个历史现场；而不可为了论证孔子超凡入圣，就将其言行无端普泛化，使之脱离具体情境而失去发生学的根据。 五 《季氏》“季氏将伐颛臾”章之编年考订 《论语·季氏》首章是就三桓之首的兼并欲望，以透视鲁国政治。“季氏将伐颛臾”，以大夫主征伐，蔑视周公礼制，孔子借与冉有、子路谈话，表达了“为政以德，行己惟仁”的政治伦理见解：“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论语注疏》卷一六，《十三经注疏》，第2520页)这里阐述的是一种以均、和、安三原则为支柱的修文来远的政治秩序。 此事发生在何时？两千年来并无确解。郑玄注：“后季氏家臣阳虎，果囚季桓子。”郑玄所言有误，阳虎囚禁季桓子是在鲁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如《史记·鲁周公世家》所云：“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阳虎私怒，囚季桓子，与盟，乃舍之。”其时孔子四十七岁，尚是布衣；冉有十八岁，尚未为季氏宰，没有批评季氏的言责。朱熹为“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作注云：“其后哀公果欲以越伐鲁而去季氏。”这也不足以为本章作出明确的编年认定，只能说是以十几年后的历史结果，印证了孔子之言的预见性。朱氏所言，指的是鲁哀公晚年的行为，即《左传》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记载：“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间。……公欲以越伐鲁，而去三桓。”此时孔子已故去十一年，孔子对季氏的警告，成了富有洞察力的预言。而到了鲁穆公(公元前408-前376年在位)时期，季氏衰落到只有费作为立足点，甚至被称为“费君”。而本来作为鲁之附庸的东夷小国颛臾，在今山东平邑县东南三十里之故城，地邻于费。季氏如果能够把颛臾及早收入囊中，是可以增加其干预鲁国政治的地理支撑点的分量的。如此说来，季氏将伐颛臾，是一种未雨绸缪的流产了的政治策划。 要准确地考定孔子师徒对季氏阴谋的议论发生在何时，必须对与事的孔子及冉有、子路的生命曲线，进行历史编年学的政治气候追踪和人物心理分析。 (一)孔子自卫返鲁的时间，是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深秋。由于该年春，冉有率领季氏的军队，在郎之战中，挫败齐师，并向季康子鼓吹孔子的军事才能：“夫孔子者大圣，无不该，文武并用兼通。求也适闻其战法，犹未之详也。”(《孔子家语》卷九《正论解》，第102页)孔子被迎回鲁国，尊为“国老”。国老并非实职，乃是荣誉尊号，如《礼记·王制》所云：“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郑玄注云：“东胶即辟雍，在王宫之东。”孔颖达疏引熊氏云：“国老谓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谓士也。”(《礼记正义》卷一三《王制》，《十三经注疏》，第1346页)《左传·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杜预注：“仲尼既告老去位，犹书‘卒’者，鲁之君臣，宗其圣德，殊而异之。”(《春秋左传正义》卷六○，《十三经注疏》，第2177页)也就是说，国老是卿大夫六十岁以上致仕后的荣誉身份，并无实权，聊表尊老敬贤之意而已(17)。处于如此位置，对现实的政治运作是不能过于认真的。 (二)孔子返鲁之初，哀公、季康子对之尊崇有加，请教政治，咨询甚勤，此中材料于《论语》、大小戴《礼记》及战国秦汉其他文献颇多记载。比如《论语·为政》：“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又：“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十三经注疏》，第2464页)《论语·颜渊》：“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又：“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再又：“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十三经注疏》，第2504页)这种殷勤问政的“蜜月期”，只存在于孔子归鲁的公元前484年深秋至前483年春。孔子此时相当重视哀公、季氏的问政，对政治思想原则，作了非常认真的有针对性的阐释。庄、敬、忠、劝，注重执政主体；枉直之辨，注重政治结构和人才政策；又主张为政者能正能善，以改良社会政治风气。这些都是孔子政治学中值得仔细体味的方略原则。 (三)然而，孔子归鲁才三四个月，与季康子之间的芥蒂就初露端倪。《左传》哀公十一年岁杪：“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弗听。”(《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第2167页)于是有次年“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赋”。即是说，在鲁哀公十一年岁杪到十二年春，季康子就有不顾身为国老的孔子之非议的施政行为。 (四)由于道不同者不相为谋，孔子就逐渐被冷落，连装模作样的政治咨询也被取消了。这番冷落，见于《论语·子路》：“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十三经注疏》，第2507页)从孔子责怪中透露，季氏商议政事，开始回避这位国老。这种势态，应是出现在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初夏。同时发生的事情，就是《论语·八佾》所载：“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因为同篇载：“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十三经注疏》，第2466页)泰山不如林放，是由于季氏旅祭泰山，尽失“礼之本”，尽失《礼记·王制》所云“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的规范。这种僭越礼制的行为，使季氏自为田赋制度，出现了季氏富于周公，而冉有不顾孔子曾“私于冉有”的特别交代而为季氏聚敛。《国语·鲁语下》对孔子特别叮嘱冉有，作了专门的记载：“季康子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不对，私于冉有曰：‘求来！女不闻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迩；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乎有鳏、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其岁，收田一井，出稯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先王以为足。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则苟而赋，又何访焉！”(18)既然孔子专门对冉有作了交待，冉有却当成耳边风，遂使孔子简直有点怒不可遏，怒斥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有言在先，而冉有未从，孔子焉能不加以怒斥？此事载于《论语·先进》，当发生在鲁哀公十二年六月以后。 (五)由于季氏绕过孔子与闻朝政的程序，导致孔子无法知闻季氏欲伐颛臾的决策。兹事体大，身为季氏宰的冉有大概觉得事态严重，自己不能阻止，又不敢单独向老师面陈，更不可不向夫子面陈。他屡受夫子的斥责，“吃一堑长一智”，只好拉上老资格的子路作陪壮胆挡风。因此出现了两个并不同时为季氏宰的人，一同向孔子禀报季氏欲伐颛臾的场面。从谈话中一再指责“求”如何如何，可知冉有是负有直接责任的现职季氏宰。孔子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针对的依然是季氏聚敛而富可倾国之事。鲁国政治的定势和孔门师弟的心理状态，以生命形态的双曲线交叉的方式，证得“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此章，发生在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孔子七十岁之时，冉有至此已当了十年季氏宰。还原研究，必须科学地缀合各种材料碎片，对历史现场进行准确的定位，方可感受到当事人物的神经颤动，激活他们带着体温的生命。 六 《阳货》“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章之编年考订 今本《阳货》第二十章：“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鲁哀公曾派孺悲向孔子学礼，孔子竟然不愿当面说明理由，就作弄这个后生小子，发生了类乎“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的诡异行为，即所谓“拜阳货则时其亡也，辞孺悲则歌使闻之”。 孔子究竟根据哪种礼数而为，是对鲁哀公心存芥蒂，还是对孺悲有所不屑？朱熹注曰：“孺悲，鲁人，尝学《士丧礼》于孔子。当是时必有以得罪者，故辞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论语集注》卷九《阳货》，《四书集注》，第217页)朱熹所据来自《礼记·杂记下》：“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郑玄注：“时人转而僭上，士之丧礼已废矣，孔子以教孺悲，国人乃复书而存之。”(《十三经注疏》，第1567页)文献言之凿凿，这似乎不失为礼学承传上的一桩佳话。 然而，朱熹所谓“当是时必有以得罪者”，也只是揣测之词，并不言明何所得罪的原由。这就需要以礼解经，辅之以心解经，方能透视事件的微妙底细。其实，孔子冷落孺悲，反映了孔子一种悲郁莫名的心理情结。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深秋，孔子结束十四年的列国之游返鲁，被尊为国老，始而鲁哀公、季康子经常向他咨询政务。由于治国理念悬殊，渐受冷落。哀公不再亲自问政，而是派遣孺悲问士丧礼。不是亲自请教，而是派使者请问具体的礼仪，这就等于不再把孔子当政治家，而是当成礼仪专家对待。因此，孔子以取瑟而歌的方式奚落孺悲，作弄孺悲，实则对哀公以示不满。唯有如此观察，方能读出孔子心灵深处的生命感受和情绪颤动。此事当发生归鲁后短暂的问政“蜜月期”之后，即在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左右。 清人朱彝尊并不细究其间的人事和心理的奥秘，却在《孔子弟子考》中执意把孺悲列入孔子弟子行列。他认为：“《小戴礼·杂记》：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郑康成注云：‘士之丧礼已废矣，孔子以教孺悲，国人乃复书而存之。’方悫注云：‘丧礼将亡，圣人不可以不书，必待孺悲学之，然后孔子书之者，以明礼之不废，亦有所因也。’盖孔门自子夏兼通六艺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开之习《书》，子舆之述《孝经》，子贡之问《乐》，有若、仲弓、闵子骞、言游之撰《论语》，而传《士丧礼》者，实孺悲之功也。惟因《论语》纪‘悲欲见，而孔子以疾辞’，疑孔子拒之门墙之外，不屑教诲。当知始虽辞疾，终授以礼。以亲受礼于孔子之儒，反不得与配食之列，斯则祀典之阙矣。”(19)皮锡瑞《经学历史》也赞叹朱彝尊此言，曰：“于《论语》，则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后汉徐防上疏曰：‘《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朱彝尊《经义考》云：‘孔门自子夏兼通六艺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开之习《书》，子舆之述《孝经》，子贡之问《乐》，有若、仲弓、闵子骞、言游之撰《论语》；而传《士丧礼》者，实孺悲之功也。’”(20)究其实，朱彝尊并没有弄清楚孺悲既是国君派遣，是不可无端“拒之门墙之外”的，但孔子对这种热心拜见中蕴含着冷落的实情的行为，内心蕴蓄着不舒服的尴尬，也就对孺悲求见采取尴尬的方式略作发泄了。 朱彝尊不明于此，还专门写了一篇《孺悲当从祀议》加以发挥：“……《杂记》曰‘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则孺悲实传经之一人也。惟因《论语》纪‘悲欲见，而孔子以疾辞’，疑孔子拒之门墙之外，不屑教诲。于焉孔氏《家语》，司马迁《史记》，皆摈而不书。以亲受《礼》于孔子之儒不获附，一无表见之邽、鄡、燕、狄、廉、乐诸子，反得与配食之列，斯则祀典之阙矣。且夫互乡、阙党之童子，未尝无诲，何独悲之学《礼》，以君命临之，反绝之已甚乎！故夫《礼》有《丧服》，纲也。既授子夏作传矣。《士丧礼》，目也，以授悲。目言其常，而《曾子问》尽其变，然后丧礼备矣。噫！悲一学礼，而《士丧礼》之书传，其功岂小也哉！且既授之礼，则为弟子。礼，六艺之一，悲身通之，学者毋徒泥《论语》之文，谓悲不在弟子之列。必合《杂记》论之，而悲当配食于孔子之庑可信已。”(《曝书亭集》卷六○《孺悲当从祀议》，《四部丛刊初编》本)这种喋喋不休的议论，只关注孔庙祀典，而忽视了孔子晚年遭遇的复杂的政治关系和生存处境，忽视了从鲁哀公问政到孺悲问礼之间孔子感慨多端的情绪变化。其弊在于被浩繁的书卷压得透不过气来，而没有以生命意识点醒文献材料。缀合文献碎片，不应该停留在冷冰冰的堆砌上，而应该注入生命感觉，化出古人的情感状态和生命体温。应该说，孺悲是曾经受君命问学于孔子的士人，但并非孔子乐意收受的入门弟子，孔子只不过完成一桩国君指派的任务而已。因此两千年间孺悲未获列入七十子行列的冷落，也是事出有因的。以心解经，必须心心相照，始能照见古人生命的深微处，把一部《论语》当成“活的《论语》”来读。因而把经籍文献如实地视为古人的生命痕迹，缀合多种材料碎片和历史线索，以逼近古人喜怒哀乐的精神世界，从而在以史解经、以礼解经的基础上，强化以生命解经，是非常必要的，且带有实质性创新价值。 ①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二七，广陵书社2007年线装本。 ②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31页。 ③常璩著，任乃强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一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27页。 ④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卷四，清康熙原刊本。 ⑤姚鼐《惜抱轩诗文集》卷三，《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 ⑥班固《汉书》卷二○《古今人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册，第884页。 ⑦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二一《礼运》，《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15页。 ⑧《大戴礼记解诂·虞戴德》，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8页。 ⑨朱熹《论语集注》卷四《述而》，《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0年版，第120页。 ⑩王先谦《庄子集解》卷八，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57页。 (11)《吕氏春秋·孝行览·慎人》，《诸子集成》(六)，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51—152页。 (12)刘向著，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卷七《政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63页。 (13)王肃注《孔子家语》卷三《辩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9页。 (14)郎瑛《七修类稿》卷一七《义理类》，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7页。 (15)桓宽著，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二《论儒》，天津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50页。 (16)司马迁《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册，第1921页。 (17)因此，中药里和谐众药，却无甚大效力的甘草，后来也被称为“甘国老”，如宋人郑樵《通志·昆虫草木略》所云：“凡草属惟甘草为‘国老’，大黄为‘将军’，不言君臣佐使也。” (18)王元诰著，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07页。 (19)朱彝尊《曝书事集》卷五六《孔子弟子考》，《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 (20)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二《经学流传时代》，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4页。标签：论语论文; 卫灵公论文; 论语集注论文; 十三经注疏论文; 孔子论文; 国学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鲁哀公论文; 子罕论文; 儒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