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时代诗歌“消歇”现象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诸子论文,诗歌论文,现象论文,时代论文,消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13)03-0092-04
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普遍忽视对《诗经》与《楚辞》之间过渡环节的描述，几乎所有的文学史和诗歌史著述都承袭着这样一种模式：开篇《诗经》，继而是《楚辞》，文学史则在中间穿插一章散文的勃兴，似乎在这将近三百年的时间内并没有诗歌产生和存在。文学史是研究文学的历史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缺少了对《诗经》与《楚辞》之间过渡环节的描述，先秦诗歌的发展脉络被拦腰斩断，还如何揭示其发展演变的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讲，诸子时代的诗歌创作值得我们深思和研究。
一、站在歌必有词的角度诸子时代并非诗歌创作“消歇”的时代
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激剧变革的时代，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各种门类的学术、文化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开拓创造时期。然而，《诗经》之后的中国诗坛好像一下子沉寂下来，直到屈原出现才打破这种停滞不前的局面。针对诸子时代的诗歌创作情况，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感叹说：“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刘勰这种看法被不少文学史采纳，如李长之《中国文学史略稿》说：“《诗经》之后，屈原出现以前，在中国诗歌史上是一段空白。”[1]58近年出版袁世硕、张可礼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还在说：“《诗经》之后，散文勃起，诗坛沉寂了三百馀年。”[2]76也有文学史承认“《诗经》以后的韵文，各种古籍里记载的也不少”，只是“这些都不重要，故略去不讲”。[3]16-17总而言之，中国文学史一直给人这样的印象：“诸子时代似乎是一个诗歌创作消歇的时代”。[4]
《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的“诗亡”说似乎也在印证着诸子时代诗歌创作的确存在“消歇”的现象。然而孟子“诗亡”说真的是在说春秋以后没有诗歌创作了吗？《诗三百》文本自问世之后，一直是专门的学问和实用工具，其传承与应用从来没有中断过，自然无所谓“《诗》亡”。至于诗歌创作，《礼记·檀弓上》载：“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又孔子于楚曾闻《凤兮》(见《论语·微子》)、《孺子》(见《孟子·离娄上》)二歌。既然如此，先秦时期怎么就“诗亡”了呢？“歌的本质是音乐”，“西周至战国早期，除《诗经》，歌很少被称为‘诗’的”[5]。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其中之“诗”历代学者多读作“《诗》”，特指《诗经》。关于“《诗》亡”的含义，或谓颂亡，或谓雅亡，或谓雅、颂俱亡，或谓风、雅俱亡，或谓风、雅、颂俱亡。[6]337-338从前贤对于孟子“诗亡”说的阐释来讲，孟子感叹的不是春秋以后没有诗歌，而是感叹没有了《诗经》一类的作品。
《诗经》之后中国音乐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当时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民间歌手。《孟子·告子下》：“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绵驹处于高塘，而齐右善歌；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齐俗。”《韩诗外传》卷六亦云：“昔者揖封生高商，齐人好歌。”《列子·汤问》载：“薛谭学讴于秦青……(秦青)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又载韩娥善歌，“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既然当时音乐如此繁荣，那么多人喜欢唱歌，从学理上推断自然应该会有大量诗歌(歌词)产生。事实也正如此。《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崔杼弑齐庄公，庄公曾“扶楹而歌”，《礼记·檀弓下》载：“鲁人有朝祥而莫歌者”、“曾点倚门而歌”，《韩非子·外储说》载射稽、讴癸师徒二人曾为宋王筑武宫而伴歌，等等。这些歌词均未被载录。《左传·昭公十二年》载季平子立而不礼于南蒯，南蒯以费叛，将适费，饮乡人酒，乡人或歌曰：“我有圃，生之杞乎。从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隣者耻乎。已乎已乎，非吾党之士乎。”《礼记·檀弓下》载成人有兄死而不为衰者，闻高子皋为成宰，遂为衰，成人歌曰：“蚕有绩而蟹有匡，范则冠而蝉有绥，兄则死而子皋为之衰。”《晏子春秋·内篇杂上》：“晏子至，入门，公令乐人奏歌曰：‘已哉已哉！寡人不能说也，尔何来为？’晏子入坐，乐人三奏，然后知其谓己也。”《庄子·大宗师》：“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友，子桑户死，未葬，孔子使子贡往侍事焉。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来桑户乎，嗟来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这类歌诗见载于先秦典籍，如吉光片羽，折射出当时诗歌(歌词)创作的繁荣景象。
“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淮南子·道应训》)。诗歌自人类开始在劳动中发出有节奏的呼声就开始了。照此推测，自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长达五百年时间里的诗歌，岂止《诗经》所载的区区三百零五篇！《史记·孔子世家》称“古者诗三千余篇”，虽不知其所据，但很多作品未被收进《诗经》却是可以肯定的。《诗经》之后、屈原之前的音乐比《诗经》时代还要繁荣，只是这三百年间没有出现一部像《诗经》一样的诗歌总集，没有出现像屈原这样独立歌唱的伟大诗人，所以给人一种印象：这三百年中国诗歌似乎处于一种休眠状态。早在隋末唐初，王通在同弟子薛收探讨“诗亡”问题时就曾指出：“诗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非民无诗，职诗者之罪也。”[7]45诗是人情感的产物，凡有人群的地方，总会有诗的产生与存在，所谓“诗亡”，不过是由于采诗制度的停辍罢了。“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明诗》)。自生民始，诗歌就一直与人类共始终，它从未在任何民族、任何时代、任何地域断绝或消歇过。站在歌必有词、词即为诗、以词配曲、曲即为乐的角度，诸子时代并非一个诗歌创作的“消歇”时代。
二、诸子没有参与诗歌创作使得战国诗坛显得沉寂荒凉
《诗经》的出现有赖于完善的采诗、献诗、删诗制度。《国语·周语》：“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公卿列士是中国早期的知识分子，他们把持和掌握着西周的学术和教育，并由此形成了春秋之前“学术官守”、“学在官府”的教育制度。公卿列士除了担任一定的官职，还兼有教育国子的责任。[8]84西周教育是典型的贵族教育，在世卿世禄制度下，国子经教育培养后即成为公卿列士。《周礼·春官》“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六诗及兴、道、讽、诵、言、语等是国子教育的内容，目的是培养国子献诗赋诗能力。经过专门系统的训练，国子长大后不仅具备赋诗言志的能力，还要积极献诗，履行公卿列士的职责。公卿列士献诗既是周天子听政的现实需要，也是西周教育制度培养的结果。因此，《诗经》成就的取得，既归功于乐师对民间采诗成果的加工和润色，也有赖于公卿列士的积极献诗。
春秋后期及战国期间，社会纷乱，战祸频仍，采诗、献诗、删诗制度遭到很大破坏。《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云：“自周衰，官失而百职乱。战国并争，各变异。”《论语·微子》记载了王官流落民间的一些情况：“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关于孟子所说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清人朱骏声认为“迹”乃“
”字之误，“”即指“人”，又称为“遒人”，乃天子使于各国振木铎采诗者。[9]185按照朱骏声的意思，“王者之迹息而诗亡”是指西周采诗制度遭到了破坏，“诗亡”并非说无人作诗，而是无人再为王室采集删定诗歌。清代持此论者甚多。成僎《诗说考略》卷一引方氏云：“大一统之礼莫大于巡狩述职之典，今周衰矣，天子不巡狩，故曰迹熄。不巡狩则太史不采诗献俗，不采国风则诗亡矣。”[10]又尹继美《诗管见·王论篇》云：“诗有美刺可以劝戒，诗亡则是非不行。……且诗之亡，亦非谓民间不复作诗也，特其不复采诗尔。”[11]春秋以后，采诗、献诗、删诗制度遭到破坏，战国时期即使民间诗歌创作不绝，也很难产生像《诗经》这样的诗歌总集。
春秋时期，诸侯争霸是在礼的名义下展开的，卿大夫在外交、讽谏、宴享等场合赋诗言志，引用《诗经》中的篇章，以示遵礼守义。到了战国时期，诸侯间的胜负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武力，但也决定于谋臣策士的谋划和纵横势力的消长。这时候，春秋时代所讲的礼法信义，不得不变为权谋谲诈；从容辞令的行人，不得不变为剧谈雄辩的说士。与之相应的是，雍容和顺、迂徐从容的语境空间受到了挤压，委婉含蓄的赋诗言志无法适应词锋逼人的激辩场合，盛行于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风气就这样在战国时期消亡了。春秋之末，王道衰微，官失其守，私人之学兴起，由此产生了士阶层。士的来源很复杂，有没落的贵族，有新兴的地主，也有脱离生产走向城市的自耕农，他们很多是有学问有才能的人。为了干禄，士不得不摇动唇吻。为了让话语说得动听，又不得不缘饰其辞。缘饰其辞除了“不学诗，无以言”，掌握说话的技巧外，还要能帮助统治者解决实际问题。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这些人往往站在不同的角度和立场，纵横捭阖，互相辩难，争论不休，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提出各种不同的要求和主张，并且著书立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散文的语言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加工提炼而成的，语言奇句单行，长短不拘，具有“因事陈词，辞事相称”(韩愈《进撰评淮西碑文表》)、“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答李翊书》)等特点，非常便于诸子表达不同的思想和观点。战国时期，诗歌还未从音乐母体内分离出来，诗歌语言受音乐旋律支配。赋诗言志尚难与高谈阔论、抵掌而谈时的声音高下相协调，与音乐相伴而生的战国诗歌则更难在诸子辩论的语境中觅得一席之地。
中国诗歌存在两个发展系统：一个是随音乐发展而发展的歌词。音乐不同，时代语言不同，歌词也在作自身规律内的调整；一个是文人创作的文人诗。文人是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不断向外界释放自己的能量，并且成为后世文学史书写的主要对象。春秋之后，公卿列士献诗停辍，赋诗言志风气消歇，士取代卿士活跃在政治外交舞台。然而士取代卿士，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是“比之堂上，禽将户内，拔城于尊俎之间，折冲席上”(《战国策·齐策》)，奇句单行、长短不拘的口语是他们最得力的语言工具。战国时期的音乐和诗歌(歌词)创作虽然很繁荣，作为能文之士的诸子却缺乏创作的动力，没有参与诗歌创作。诸子时代的诗歌创作由于缺少了文人的参与，没有产生思想深刻、影响深远的作品，在《诗经》《楚辞》前后辉映下，诗坛自然不免显得沉寂和荒凉。
三、诸子对新声的抵制态度决定了诸子时代文人不可能成为诗歌创作的主体
王权统治下的音乐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宗庙祭祀及国家典礼所用的雅乐，一是社会上流行的俗乐。世俗之乐以娱乐为目的，追求感官的刺激和快感，《吕氏春秋·侈乐》将其特点归纳为“以钜为美，以众为观，俶诡殊闺，耳所未尝闻，目所未尝见，务以相过，不用度量”。雅乐因为强调教育意义，必须配合道德，以和平中正为原则，以庄严肃穆为标准。《尚书·尧典》：“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宗庙祭祀及国家典礼用乐要求庄严肃穆，因此雅乐中正平和的风格几乎没有发展可言，而且它本身在观念上也并不要求发展、进步或改变。至于俗乐，在战国或更早之时，已有急剧的发展和迅速的变化。《汉书·礼乐志》：“周室大坏，诸侯恣行……制度遂坏，陵夷而不反，桑间、濮上，郑、卫、宋、赵之声并出。内则致疾损寿，外则乱政伤民。巧伪因而饰之，以营乱富贵之耳目。庶人以求利，列国以相间。故秦穆遗戎而由余去，齐人馈鲁而孔子行。至于六国，魏文侯最为好古，而谓子夏曰：‘寡人听古乐则欲寐，及闻郑、卫，余不知倦焉。’子夏辞而辨之，终不见纳，自此礼乐丧矣。”春秋以后，以郑卫之音为代表的新声对西周雅乐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诸子时期的诗歌创作就产生在这样的音乐环境之中。
世俗音乐对雅乐的冲击引起了孔子极度不满，他“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论语·阳货》)，提出“放郑声，远佞人”(《论语·卫灵公》)。《孟子·梁惠王下》载孟子见齐宣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直好世俗之乐耳。”针对齐王的“直好世俗之乐”，孟子开导他说：“今之乐犹古之乐”。有人据此认为孟子肯定今乐，肯定郑声，肯定世俗之乐。[12]然而《孟子·尽心下》引孔子言：“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愿，恐其乱德也。”进而评论说：“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由此可见，孟子也视郑声为邪慝，也主张“反经”、正乐，恢复雅乐的地位。据此，蔡仲德先生认为孟子“今之乐犹古之乐”的意思不在肯定今乐，而在强调无论古今，娱乐的本质都在和乐，只有政和人和，才能从娱乐中得到快乐。[13]《荀子·乐论》：“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中和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孔、孟、荀都强调音乐应受礼节制，以礼为本，又都强调礼乐配合，以治人治国。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礼乐思想。
老子主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推崇“大音希声”(《老子·四十一章》，认为“五音令人耳聋”(《老子·十二章》)。“大音”是理想的无声音乐，它是自然的、淡而无味的、用之不尽的，它的美是绝对的，是至美。“五音”是现实的有声之乐，包括雅乐和俗乐，是人为的、可欲的、有害的，它的美是相对的，其实是不美的。墨子认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是能否“利人”，能否“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因音乐“不中圣王之事”，“不中万民之利”，不能“利人”，故虽“耳知其乐”，仍应非之，于是作《非乐》。和墨子一样，韩非也宣扬美与艺术不仅无用而且有害的观点：“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辞忘其直，以文害用也。”(《韩非子·外储说上》)《国语·晋语八》载“(晋)平公说新声”，师旷评论说：“公室其将卑乎！君之明兆于衰矣。”韩非对春秋时期的“新声兆衰”说踵事增华，在《韩非子·十过篇》编造了卫灵公于濮水夜闻新声、师涓为晋平公奏新声、师旷向晋平公说新声的由来以及演奏新声带来了灾难等情节，以此说明“不务听治，而好五音不已，则穷身之事也”的观点。庄子法天贵真，崇尚自然，“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庄子·至乐》)庄子虽能歌，但其歌唱的形式非常简陋，唯求适性而已。《庄子·山木》：“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左据槁木，右击槁枝，而歌猋氏之风，有其具而无其数，有其声而无宫角，木声与人声，犁然有当于人之心。”庄子鼓盆而歌，也不过是“有其具而无其数，有其声而无宫角”的木声与人声。《礼记·乐记》载子夏之言：“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猱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庄子鼓盆而歌与当时生动活泼的新声显非同调。
先秦诸子基本上对新声都持抵制态度，尤其是儒家和法家，对新声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春秋之后，新声流行，社会上下，听之不倦。诸子时代上至贵族，下至庶民，都积极参与了诗歌创作活动。在整个社会都为新声癫狂的时候，诸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却置身事外，用冷静的批判的眼光审视着这种社会现象。诸子对新声的抵制态度必然导致诸子对诗歌创作的漠视和回避，从而决定了诸子时代文人不可能成为诗歌创作的主体。
综上所述，站在歌必有词、词即为诗的角度，诸子时代是个诗歌创作繁荣的时代。然而历史赋予诸子的使命是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散文语言远比诗歌语言更适合他们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看法，加之诸子普遍对新声持抵制态度，造成了诸子在诗歌创作方面的集体失语和无所作为。尽管战国时期的音乐和诗歌(歌词)创作很繁荣，但由于没有产生像《诗经》那样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没有出现专以诗闻名的诗人，所以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诸子时代似乎是一个诗歌创作“消歇”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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