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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下一次信息革命已经在进行之中。但是，它不是发生在信息科学家、信息主管和整个信息产业期待发生的地方。它不是工艺、机械、技术、软件或速度方面的一场革命。它是观念方面的一场革命。
迄今为止已有50年，信息革命始终以数据为中心——着重于数据的收集、存储、传输、分析和提供。信息革命以信息技术中的“技术”为中心。下一次信息革命询问，信息的含义是什么？信息的目的又是什么？而且，这种询问迅速导致在信息帮助下，完成对信息革命的任务的重新定义，以及对完成这些任务的机构的重新定义。
下一次信息革命无疑将波及现代社会所有主要机构。但是，它已经开始波及工商企业，而且迄今波及工商企业的程度最深。它已经在工商企业界产生深远影响。下一次信息革命正在迫使我们重新阐明，工商企业实际上正在做什么以及应该做什么。这大体上构成工商企业的“创造价值和财富”的新定义的基础，这种新定义又引发目前的有关“公司支配权”的辩论，也就是说，工商企业为谁创造价值和财富。然而，尽管下一次信息革命是重要的，其影响是深远的，它迄今基本上受到信息权威人士的忽视——因为下一次信息革命是在会计领域开始的。虽然会计是最古老的、而且迄今仍是使用最广泛的信息体系，但从事信息技术的人士通常往往对这个信息体系既无知又蔑视。
二
在半个世纪前的1950年前后，一种压倒性地盛行的见解认为，新的“奇迹”、即计算机的市场将存在于军事领域以及比如说天文学等需要科学计算的领域。然而，我们之中少数人——实际上是寥寥几个人——甚至在当时就认为，计算机将在企业中找到用武之地，并将对企业产生影响。这寥寥几个人还预见到——再次与盛行的见解发生冲突（实际上甚至与就在当时开始蒸蒸日上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中的每一个人的见解发生冲突）——计算机在企业中将不仅仅是一台处理诸如工资单或电话帐单等文书事务的速度很快的加算机。当然，就计算机的具体特性而言，我们这些持不同见解者的看法也是不同的。但是，我们这些不墨守成规者，包括阿科夫（R.Ackoff）、迪博尔德（J.Diebold ）和福雷斯特（J.W.Forrester）， 对一件事的意见是一致的：计算机将在短期内使企业最高管理部门的工作发生革命性剧变。我们一致认为，计算机将对企业政策、企业战略和企业决定产生最大和最早的影响。
我们错得不能更错。当时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预见到，迄今受到计算机的这种革命性影响的是经营活动。例如，我们之中没有人能够想到，建筑师如今可获得真正革命性的软件。这种软件只耗用传统的开支和时间的一部分，就能设计大型建筑物的“内脏”：它们的供水和管道设备；它们的照明设备、供暖系统和空调设备；它们的电梯的规格和位置。甚至在几年前，这种工作仍占用设计一幢办公大楼、一所大型学校、一所医院或者一座监狱所需时间和开支的大约2／3。
当时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想到，如今的外科住院实习医师可获得同样的革命性软件。这种软件使他们能做虚拟手术，而这种手术的结果包括事实上“杀死”病人，只要住院实习医师的一个手术动作发生错误。直至最近，住院实习医师在实习期满之前，甚至很少看到一次手术的大部分过程。
在半个世纪以前，没有人能够想象，计算机软件使一个诸如卡特彼勒拖拉机公司这样的主要设备制造商能够组织其经营活动，包括在世界各地制造设备、预先提供服务、以及满足其客户的置换需要。而且，计算机已对银行的经营活动产生类似的影响，银行业或许是今天最计算机化的行业。
但是，计算机以及源自计算机的信息技术迄今实际上没有对是否建造一幢新的办公大楼、一所学校、一所医院或者一座监狱的决定产生影响，也没有对这些建筑的功能应该是什么或者可以是什么产生影响。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实际上没有影响到对一个危重病人施行手术的决定，也没有对施行什么手术产生影响。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没有影响到这个设备制造商的与以哪些产品进入哪些市场有关的决定，也没有影响到一家主要银行的兼并另一家主要银行的决定。就最高管理部门的任务而言，信息技术迄今与其说是信息提供者，不如说是数据提供者——更不必说是新的和不同的问题的提出者，以及新的和不同的战略的提出者。
三
从事管理信息系统和信息技术的人员往往把这种失败归咎于被他们称为“守旧派”的“反动”主管。这是错误的解释。最高级主管不利用新技术是因为，新技术没有向他们提供他们为完成自己的任务所需的信息。例如，在工商企业中，可获得的数据所依据的多半仍是19世纪初的理论，即降低成本使企业有所区别并成功地进行竞争。管理信息系统根据这个理论处理数据，并使数据计算机化。这种数据是传统会计制度的数据。会计最初创建于至少500年前， 为的是向一个公司提供保护其资产以及一旦企业被清偿分配其资产所需的数据。此外，15世纪以后会计所增添的一样主要的东西是成本核算。成本核算是20世纪的产物，它的目的只是使会计制度与19世纪的经济学保持一致，即提供有关成本和成本控制的信息（顺便说说，目前十分流行的成本核算版本、即全面质量管理的目的也是如此）。
但是，正如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所认识到的，无论是资产保护还是成本控制，都不是最高管理部门的任务。资产保护和成本控制是经营性任务。一个严重的成本不利条件确实可能毁灭一个企业。但是，企业的成功依据的是截然不同的什么东西，依据的是价值和财富的创造。这需要冒险的决定：就企业的理论、企业的战略、弃旧创新、短期与长期之间的平衡、眼前可获利润率与市场份额之间的平衡作出冒险的决定。这种决定是最高管理部门的真正任务。正是这种认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促使管理作为一门学科出现。这门学科独立于并且不同于当时所称的企业经济学和现在所称的微观经济学（我的1954年的《管理实践》一书、尤其是该书第一部分“管理一个企业”，通常被认为确立了管理学科，这正是因为该书描述了工商企业的基本任务是“创新”和“创造客户”，也就是创造价值和财富）。但是，这些最高管理部门的任务没有一项要求传统会计制度提供任何信息。事实上，这些任务没有一项甚至与传统会计制度的设想相一致。新的信息技术是以计算机为基础的，除了依赖这种会计制度的数据，别无选择。没有别的数据可获得。新的信息技术收集这种数据，把它们分类，利用、分析和提供它们。这种新技术对成本核算数据的目的——企业经营的巨大影响有赖于这种做法。但是，这种做法也说明了信息技术对企业管理本身的影响几乎等于零。
四
最高管理部门对信息技术迄今所提供的数据感到失望，这引发了新的、下一次的信息革命。信息技术专家，尤其是企业的信息主管，很快就认识到，会计数据不是他们的同事所需要的东西——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为何从事管理信息系统和信息技术的人员往往瞧不起会计制度和会计人员。但是，他们通常没有认识到，所需的不是更多的数据，更多的技术，更高的速度。所需的是重新给信息下定义；所需的是新的概念。而且，在一个又一个企业中，最高管理部门最近几年来开始询问，我们为完成自己的任务需要什么样的信息概念？此外，他们现在已开始要求其传统的信息提供者——会计人员具有新的信息概念。第一个将得到广泛使用的新的信息概念是经济链会计。
传统会计最初确实是资产监护者，也是作为一个合法实体的公司的记录者，但只提供有关公司内部财务上发生的情况的数据。经济链会计提供整个经济链——从供应商到最终客户——的开支状况。当然，消费者支付所有这些开支，而且对这些开支发生在何处以及为何发生完全不感兴趣。甚至最强有力的制造商（例如，在其势力处于巅峰时期的通用汽车公司， 当时它提供其制造的一辆整车所需全部零部件和供应品的70%）也只生产消费者最终花钱购买的物品的不到1／10。
经济链会计实际上是大约80年前由杜兰特（W.Durant）在美国发明的，他从1908年至1920年创立通用汽车公司，远在斯隆（A.Sloan ）之前。他理所当然地被称为汽车工业的发明者。20年代初，他的会计模式被西尔斯—罗巴克公司抄袭（并略加修改），10年后，再次被英国的马克斯—斯潘塞公司以略加修改的形式抄袭。1950年前后，丰田公司实际上未加修改地从这两家公司抄袭了会计模式。接着，25年后，已故的沃尔顿（S.Walton）把这种会计模式拿到美国，并使它成为沃尔—马特公司获得成功的基础。
经济链会计不需要计算机。杜兰特或许甚至没有一台通过曲柄操作的加算机。但是，计算机当然极大地有助于数字运算，因此，经济链会计现在正以计算机化形式被引入制造公司，甚至更迅速地被引入诸如零售连锁公司等服务性企业。
1980年前后，出现了现在以基于效率的核算著称的东西。与传统的成本核算不同，基于效率的核算的目的不是在于使成本降至最低限度，而是在于最大限度地提高收益。基于效率的核算着重于创造价值，而不是避免浪费。自那时以来，我们拥有了其他一个又一个新的基本概念，而由于这些新概念的出现，我们也拥有了新的管理信息。例如，经济增值和主管记分板是两个最明显的新概念。
每一个这样的概念都是由不同的人们单独地发展起来的。每一个概念都从会计系统获取数据。但是，每一个概念都以新的和不同的方式利用这种数据。因为每一个概念所依据的都是企业的新定义，即企业是价值和财富的创造者，而不是静态资产的持有者，更不是像在成本核算中一样，是现有资源的管理者。而且，一些公司正在把所有这些新的概念和工具一起纳入一个供最高管理部门使用的信息系统。这些公司的数量很少，但正在迅速增加。当然，这些公司是使用计算机的——虽然所需的计算机通常不比一台个人电脑更复杂，而速度显然无关紧要。然而，这种新系统的设计没有受到从事管理信息系统或者信息技术的人员的很大影响，而且很少由这些人员管理。
在为最高管理部门制定一种有效的信息系统方面，我们已经能够看清并确定下一项或许更重要的任务：收集并组织外向的信息。我们迄今所掌握的所有数据，包括由新工具提供的数据，都是内向的。但是，在一个企业内部——事实上，甚至在整个经济链内部——只有成本。结果只存在于外部。唯一的利润中心是其支票不会遭拒付的顾客。但是，就外部而言（消费者以及同样重要的非消费者；竞争对手以及同样重要重要的非竞争对手；市场；除了在一个人自己的行业中已经存在的技术以外的技术；货币；经济情况以及等等），我们实际上不掌握数据。甚至甚至很少有企业利用可获得的少量信息，或者给予人口统计资料足够的注意。而且，更少的企业认识到，用于规划和战略的最重要数据是有关顾客用于其行业的产品或服务的收入份额正在不断增加还是不断下降的可靠信息。
即使在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得外部信息的地方，最高管理部门所获得的至关重要的外部信息也是十分微不足道的，这一点在最近的亚洲经济崩溃中得到了证明。这种崩溃是可预见的——至少提早一年预见到。唯一的问题是，引发经济崩溃的将是什么，经济崩溃将在何处开始。但是，在有关各国债务的规模和构成、以及有关这些国家的国际收支差额的公开统计资料中，经济崩溃已得到明确预言。然而，大多数大公司——既有美国公司，也有日本公司——对亚洲经济崩溃全然感到大吃一惊和措手不及。它们的所有信息都是内部信息，尽管它们在这些国家的利害关系是相当大的。
新的信息革命已开始提供的最高管理部门信息将使有关外部的信息变得更重要，也更迫切。所有新的信息概念，从经济链核算到基于效率的核算，通过经济增值和主管记分卡提供的仍然只是内部信息。当然，现有的管理信息系统体系也是这么做的。有人可能争辩说，计算机以及计算机使之变得可能的数据流，包括新的信息概念，对企业管理来说其实弊大于利。它们恶化了始终是管理部门的衰落趋势的东西，尤其在大公司内：内向地着重于成本和成就，而不是外向地着重于机会、变革和威胁。考虑到经济和工业的全球化、市场和消费者行为的迅速变化、各传统行业门类的技术交叉、以及货币的日益不稳定性，这种趋势正在变得越来越危险。最高管理部门所获得的内部信息越多，它就越是需要权衡内部信息与外部信息——而外部信息迄今尚不存在。 在未来10 年或15年内，开发这种数据将是下一个信息新领域。已经有人在做这项工作，但不是从事管理信息系统和信息技术的人员，主要是中等规模和高度专业化的企业中的担任本公司主要销售主管的最高管理人员。然而，即使任何从事管理信息系统和信息技术的人员似乎意识到这种挑战并对之有所准备，这种人员仍然寥寥无几。
五
新的信息革命在企业部门开始，在企业部门也走得最远。但是，新的信息革命即将波及教育和卫生保健。它必将引人注目地改变这两个部门中的无论哪一个。观念的改变将再次最终与工具和技术的改变同样重要。现在已有相当多的人承认，教育技术应该发生深刻变化，而随着教育技术的深刻变化，教育结构也将发生深刻变化。例如，远程学习很可能将在25年内使独特的美国机构——独立的大学本科学院被废弃。正在一天天变得更清楚的是，这种技术变化将——实际上必定——导致对教育意味着什么进行重新定义。一个可能的结果是：高等教育（中学以后的教学和学习）的重心可能转向成年人在其整个工作寿命期间的持续职业教育。这反过来可能使学习离开校园，进入许多新地方：家庭、汽车或者公交车厢；工作场所、教堂地下室或者小群体课余能在那儿集合的学校大讲堂。
在卫生保健领域，类似的观念转变可能导致卫生保健从被定义为与疾病作斗争变成被定义为维护身体机能和精神机能。当然，与疾病作斗争仍是医疗保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一个逻辑学家可能称之为医疗保健的子集。传统的卫生保健提供者——医院和开业医生——或许都不能幸免于这种变化，而且无疑不能保持其目前的形式和功能。在教育和卫生保健领域，重点因此将从信息技术的“技术”转向“信息”，就像在企业和经济中的重点转移一样。从事管理信息系统和信息技术的信息人员对此是否有所准备？迄今我看不到他们有所准备的迹象。
六
目前的信息革命实际上是人类历史上第四次信息革命。第一次信息革命是大约五六千年前文字在美索不达米亚发明；接着，数千年后，中国人独立地发明了文字；大约又过了1500年，中美洲的马雅人也发明了文字。第二次信息革命是由手抄图书的发明带来的，手抄图书或许早在公元前1300年就首先在中国问世了，接着，800 年后又独立地在希腊问世，当时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把此前只通过口头背诵流传的荷马史诗记录成图书。引发第三次信息革命的是谷登堡在1450年至1455年期间发明的印刷机和活字，以及同时期发明的镌版术。我们几乎不拥有与最初两次信息革命有关的文献，但我们知道，手抄图书在希腊、罗马和中国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事实上，中国的整个文明和政府体系仍依赖手抄图书。但是，就第三次信息革命、即印刷和雕版而言，我们拥有大量资料。今天我们是否能从500年前发生的事情中学到任何东西？
能学到的第一件东西是少许谦虚。
如今人人相信，在降低信息成本和传播信息方面——无论是根据一个“字节”的成本还是根据计算机所有权进行衡量——以及在其影响的扩散速度和扩散范围方面，目前的信息革命都是史无前例的。这种信念简直是荒谬无稽的。在谷登堡发明印刷机的时候，欧洲已经存在真正的信息产业。信息产业或许是欧洲最大的雇主。当时的信息产业主要由数千家修道院组成，在许多修道院内居住着数百名技能很高的修道士。每个修道士每周工作6天，每天从黎明到黄昏抄写图书。 一个勤勉刻苦和训练有素的修道士一天能抄写4页，或者说一周工作6天能抄写25页，一年能抄写1200至1300页。
50年后，到1500年，修道士们变得失业了。这些修道士（有人估计，在欧洲他们的总数远远超过一万人）被人数很少的世俗工匠取代了。这些世俗工匠是新出现的“印刷工”阶级，总数或许有上千人，但分布于欧洲各地（不过，在斯堪的纳维亚刚开始站稳脚跟）。印制一册图书需要多达20个这样的工匠的协调工作，从一个技能很高的刻字工人开始，到人数更多得多——或许是10人或10人以上——但技能更低得多的装订工人。这样一支队伍每年印制25种左右图书，每种图书平均200页， 或者说每年能印制5000页图书。到1505年，一种图书印制500 册开始变得日益普通。这意味着，一个印刷小组每年能印制250万页图书， 也即能有1.25万册图书可供出售。
图书价格急剧下降。迟至15世纪中期——换句话说，迟至谷登堡的发明问世——图书是一种只有富人和有教养的人才买得起的奢侈品。但是， 当马丁·路德所译德文《圣经》于1522 年问世时（一本远远超过1000页的图书），它的价格是如此之低，以致连最贫穷的农民家庭也有能力购买一册。
无论在降低成本和价格方面，还是在扩展的速度和范围方面，第三次信息革命都不亚于目前的第四次信息革命。
其他每一次重大技术革命的情况也是如此。虽然棉花迄今仍是所有纺织纤维中最可取的——棉布易洗，可缝制成形形色色的衣服——把棉花纺成棉纱却是一个费时费力的过程。用手工纺一磅棉纱需要12至14个人工，而纺一磅毛线只需要1至2个人工，纺一磅亚麻线需要2至5个人工，纺一磅丝线需要6个人工。
从开始采用机械工具纺棉纱的1764年——这引起工业革命——到1784年，纺一磅棉纱所需时间降至几小时。价格下降了70%，产量增加了25倍。然而，这仍是在惠特尼（E.Whitney）发明轧棉机（1793 年）之前的事。轧棉机的发明促使棉纱价格进一步下降90%以上，棉纱价格最终只相当于工业革命前的大约千分之一。
与新的印刷技术的降低成本和传播速度同样重要的是它对信息意味着什么的影响。从谷登堡印制的《圣经》开始，第一批印刷的图书都是拉丁文的，而且主题仍与修道士们以前用手抄写的图书相同：宗教和哲学专著，以及幸存下来的无论什么拉丁文古籍。但是，在谷登堡的发明问世仅20年后，当代作者所著的图书开始出现，虽然这些图书仍是拉丁文的。又过了10年，印制的图书不仅使用拉丁文和希伯来文，而且也越来越多地使用本国文字（最初使用英文，接着使用其他欧洲语言）。而且，1476年，仅仅在谷登堡的发明问世30年后，英国印刷商卡克斯顿（W.Caxton）（1422～1491）出版了一本有关像国际象棋这样的世俗主题的图书。到1500年，通俗文学作品不再是指有助于口头传播的韵文，尤其是史诗，而是指散文，即印刷的图书。
印刷革命同样立即改变使机构、包括教育系统发生了变化。在随后的数十年里，一所又一所大学在欧洲各地创建，但与以前的大学不同，创建这些大学的目的不是供神职人员研究神学。它们是围绕俗人的学科创建的：法律，医学，数学，自然哲学（自然科学）。
然而，受印刷术影响最大的是谷登堡的发明问世前欧洲的核心：教会。 印刷术使新教改革成为可能。 新教改革的前辈——威克里夫（J.Wycliffe）（1330～1384）在英国的改革和胡斯（J.Huss）（1372 ～1415）在波希米亚的改革——遇到大众同样热烈的反应。但是，这些反叛不可能比口头语言传播得更遥远或者更迅速，因此可能被限制于局部地区，并受到镇压。1517年10月31日，当路德将其95条论纲钉在德国一个偏僻小镇的教堂大门上时，情况就不一样了。他只是希望在教堂内发起一场传统的神学辩论。但是，未经路德同意（或许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些论纲被立即印成传单，在德国各地、接着在欧洲各地免费发放。这些印刷的传单点燃了后来成为改革运动的宗教烽火。
如果没有活字，是否可能出现一个开始于15世纪下半叶的发现的世纪？印刷术宣传了葡萄牙航海家在寻找通往印度群岛的航线期间在非洲西海岸获得的每一点进展。印刷术向哥伦布提供了传说中的地平线以外的陆地的第一批（但完全是错误的）地图，诸如马可·波罗的中国和传说中的日本。印刷术使人们能够立即记录每一次航海的结果，并印刷更可靠的新地图。非经济的变化是不可能用数量表示的。但是，印刷革命对社会、教育、文化——更不用说宗教——的影响无疑与目前的信息革命的影响一样巨大，也一样迅速，即使不是更迅速。
结束语
然而，以前的信息革命的最重要教训或许能在其技术专家的命运和财富中找到。就像最近的信息革命造就了无数信息企业、从事管理信息系统和信息技术的专家、软件设计师以及信息主管一样，印刷革命立即创造了一个新的和史无前例的信息技术专家阶级。印刷革命的信息技术人员是早期的印刷商。他们在1455年时是不存在的，事实上甚至是想象不到的，但25年后却活跃在欧洲各地，成了大明星。与以前的工匠不同，他们是高贵的绅士。这些印刷机的行家里手在欧洲各地都是知名人物，广受尊敬，就像主要的计算机和软件公司的名字如今在世界各地得到承认和赞美一样。印刷商受到国王、贵族、教皇和富裕商业城市的奉承，得到数不清的金钱和荣誉。
第一个这样的印刷业巨头是著名的威尼斯印刷商马努蒂乌斯（A.Manutius）（1449～1515）。他认识到， 新的印刷机能用同一块印版印刷许多次——到1515年能印刷上千次。因此，他创造了世界上第一种低成本和批量印制的图书。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开创了印刷工业：他首先把印刷术扩大到除拉丁文以外的语言，也首先印制当代作者的图书。他的印刷所印制的图书总数远远超过1000种。
最后一个这样的伟大印刷技术专家是安特卫普的普朗坦（Ch.Plantin）（1520～1589），他也是最后一个印刷贵族。他从一个地位低下的学徒装订工开始，建立了欧洲最大和最著名的印刷厂。他把印刷和雕版这两种新技术结合在一起，从而创造了现代图解图书。他成了安特卫普的主要贵族（安特卫普在当时即使算不上世界最富裕城市之一，也是欧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而且，他变得如此富有，以致有能力为他自己建造一座华丽的宫殿。这座宫殿作为印刷博物馆保留至今。但是，普朗坦及其印刷厂在他去世前很久就已开始衰落，并且很快变得无足轻重。
到1580年左右，这种印刷商已成为普通工匠。诚然，他们是受尊敬的商人，但无疑不属于上层阶级。他们的地位很快被我们现在所称的出版商取代了（虽然出版商这个名称很久以后才发明出来），人们和公司的注意力不再放在信息技术的“技术”上，而是放在信息技术的“信息”上。
这种转变是在新技术开始对信息的含义产生影响、随之也对15世纪诸如教会和大学等主要机构的目的和功能产生影响的时候发生的。因此，这种转变开始的时刻，与我们在目前的信息革命中所处的时刻是相同的，目前我们正在经历企业信息的变化，随之也正在经历企业的功能和目的的变化。
对今天的信息技术专家、组织中的信息主管、软件设计者和开发者、摩尔法则的爱好者来说，在这方面是否有教训可吸取？
摘自美国《福布斯》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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