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贡献（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贡献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邓小平继毛泽东之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在拨乱反正中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使之发生带有中国特点的变化，创造出符合中国实际需要，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是，要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清中国的国情，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下功夫，进行理论创新。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革命和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国内和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和平与发展代替了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的主题；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之后，面临拨乱反正、全面改革，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繁重任务。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首先必须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正确把握时代特征和当代中国国情，拨乱反正，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性问题。
（一）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社会上出现过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来自“左”的方面的错误倾向，即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条化，鼓吹“两个凡是”；一是来自右的方面的错误倾向，即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过时了，否定“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坚决反对了这两种错误倾向，端正了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他要求我们：
1.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针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邓小平指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它的体系。”[1]（P67）“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1]（P42）
所谓完整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要用联系的、具体历史的观点去理解它的每一个原理。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对每一原理只是（1）历史地；（2）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3）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2]（P464）邓小平在谈到对毛泽东思想要作完整地理解时也是这样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1]（P42—43）
所谓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要区分基本原理和个别结论、区分正确思想和某些错误。邓小平说：“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1]（P171）正因为如此，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区分开来，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也不能因为要坚持毛泽东思想而否认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所以，马恩列斯毛的话不可能“句句是真理”，不应该对他们和其他任何人搞所谓的“凡是”。
2.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针对由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而出现的否定马列主义和所谓“非毛化”的右的错误倾向，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要因为暂时的曲折而惊慌失措，“不要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3]（P382—383）他同时又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1]（P298），“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1]（P172）
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既要坚持，又要发展，而且只有发展才能坚持。因此，邓小平指出：“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说：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3]（P291—292） 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4]（P1079）
3.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玄奥观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语言的民族化和表达方式的通俗化。针对当时出现的把马克思主义神秘化和形式主义泛滥的倾向，邓小平强调“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3]（P382）学马列要精，要管用，要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干部、搞专业的人要读马列的大本子，对广大群众则不能这样要求。写文章要短，讲话要精练，要有新的语言。这些都应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条件。
（二）认清中国的基本国情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是“中国”化。要中国化，就必须准确把握中国的基本国情。所谓认清中国的国情，就是要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重大影响的一切有利的和不利的现实因素，特别是中国的社会历史实际，即中国社会的性质、发展阶段和主要矛盾，要有清楚的认识。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深入研究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及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了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道路，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他后来没有坚持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理论，过早过快地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还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1958年以后他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因而超越历史发展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给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严重损失。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这种“左”的错误。然而在纠正超越阶段的“左”的错误过程中，又出现了一种企图否定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性质，要求退回到新民主主义，进而“要补资本主义的课”的右的错误倾向。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3]（P252）这段话告诉我们：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因为我们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这个社会主义虽然经由新民主主义发展而来，但它们之间已经有了质的区别。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倒退到新民主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是不成熟、不完备、“不够格”[3]（P225）的社会主义。主要表现是生产力落后，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程度还很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不够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第三，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所以必要，不是为了“补资本主义的课”，而是要用它来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历史任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提出，既为我们党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基本依据，也为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定了新的实践主题和新的历史起点。
与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相联系，中国文化传统的实际也是基本国情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毛泽东在实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曾经充分考虑到中国的文化传统问题，提出要用科学的方法对文化遗产进行分析批判，把马克思主义这个先进的西方文化思想同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的民族形式，同时批判其封建性的糟粕，改造升华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建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遗憾的是，毛泽东晚年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一方面违背了他自己提出的必须批判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的正确主张，采取了否定一切中外文化遗产的错误态度，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他晚年实际上所继承的有许多东西是封建性的糟粕，如家长制、一言堂、个人崇拜等封建专制主义。鉴于这种情况，邓小平在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时，一再强调“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1]（P335）并且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1]（P332），加上我们对它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没有彻底完成，因此，“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1]（P335）认清传统文化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对于端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解决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的文化机制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创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条件
提高党员和干部的理论水平，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下功夫，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条件。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广大党员和干部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理论水平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邓小平一再指出：为了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无论是新干部和老干部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3]（P146—147）鉴于许多干部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没有根底，他一再强调，“要提倡学习，主要是学哲学”，他说：我们不搞政治运动，但“应当搞学习运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只有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打下根底，才能“从根本上而不是从枝节上解决问题。”[1]（P381—382）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邓小平就指出：“在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问题上，我们党过去吃过许多亏，以后就一直抓住反对主观主义这一条。反对主观主义有两个方面，即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就是只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不从具体情况出发来运用，它使我国的革命遭受过失败和挫折。经验主义，就是只看到一些具体实践，只看到一国一地一时的经验，没有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两者我们都反对。”[5]（P259—260）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他又特别强调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本本主义，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P143）在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上，邓小平认为，既要反对以迷信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也同样反对以迷信的态度对待当代西方的理论和思想。他针对思想理论界发生的偏向，尖锐地批评“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化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3]（P44）对这种偏向应该坚决纠正。
所谓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下功夫，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造新理论。也就是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实现理论和实际的结合，必须发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要选好“结合”的主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找准“结合”的切入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运用好“结合”的方法和途径——求真务实，辩证思维，处理好一般与个别、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把“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结合起来，探求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规律，发扬敢闯、敢冒、敢试的精神，既继承前人成果，又突破陈规，不断探索创新。“结合”的结果应该是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又讲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符合实际的新话。[3]（P369、91）
二、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转换与解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主题，创立邓小平理论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主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程是实践主题的转换和解答。中国人民自近代以来改造中国、建设中国的实践活动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相应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也是一个以这一实践活动的不同阶段的主题为中心分阶段展开的。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实践主题是进行民主革命，建设独立、民族、自由的新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阶段的主题，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如何争取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并避免资本主义前途，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问题。在这一阶段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就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其主要内容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第二个实践主题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阶段的主题，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这一阶段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就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其核心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理论成果，但在我个人看来，依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主题的阶段划分，它仍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范围，是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因为“三个代表”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仍属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总的主题的一部分，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由此可见，适时地实行主题转换，并对新的主题进行科学地解答，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一条重要经验。邓小平正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抓住并科学地解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新的主题，从而创立了新的理论。
（二）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阶段的重大理论成果
邓小平在全面改革（对外开放也是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运用了马克思关于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和列宁关于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经济政策，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借鉴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并批判和改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其核心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理论是指马克思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6]（P451），即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避免资本主义发展所必然带来的灾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毛泽东运用这一理论，立足于中国的具体条件，肯定中国革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可以经由新民主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他指出：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所以像西欧那样发展资本主义的前途是没有的”，中国革命由于有无产阶级领导，“这个条件使中国在将来能跳过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从整个世界的形势来看，中国也具有不经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而直接实现社会主义。”[7]（P145—146）毛泽东还具体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经济、文化纲领，设想在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国，在生产力相当发展之后，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然而，除在抗日根据地和建国头几年实行了新民主主义之外，后来毛泽东并没有坚持这一理论而犯了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超越阶段的错误。他没有搞清楚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可以跨越，而与之相联系的商品生产和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的充分发展阶段则是不能跨越的，必须经历一个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去发展商品经济、发展生产力的道理。邓小平继承和借鉴了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正确思想，纠正了他超越阶段的错误，正确解答了“跨越之后”的现实难题，实现了中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历史任务。
这里所说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指苏联在1921年由国内战争转变到和平经济建设时所实行的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是：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农民缴税后的剩余粮食可以自由出卖；发展商业，在一定限度内允许自由贸易和私商存在；在国营企业中实行经济核算制，并以租让、租赁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把某些国营企业租给外国资本家或私人经营。其实质是通过市场和商业的作用，把社会主义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结合起来，建立起牢固的工农联盟，在无产阶级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的条件下，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可惜这个政策只实行了很短的时间，后来被斯大林取消，逐渐形成了高度集中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即僵化的“斯大林模式”。所以邓小平在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曾肯定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批评了斯大林模式。他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中国要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同时还要总结自己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3]（P139）
邓小平在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不仅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而且还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民主性精华，剔除其封建性糟粕，采用其通俗易懂的表述方式，充分体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超越。例如，邓小平借用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小康社会”和“大同理想”的社会思想，赋予它新的含义和内容。他用“小康”这一概念来描绘中国式的现代化进程，表达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发展的特定时段模式；邓小平关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一切着眼于为人民谋利益，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检验标准的“以人为本”思想，既是毛泽东所创立的群众路线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的改造和超越；他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变革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农抑商、人为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自然经济观念；他关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用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富民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的否定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不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了深层的文化机制，同时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迈出了重要的步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按学科分类进行的，而是作为一个统一整体实现的。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阶段的理论成果的邓小平理论，它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诸多方面，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各个领域，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人们对它的体系、结构、层次已经作了许多分析。这里我想从学科分类的角度和学理层面谈谈它对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1.哲学方面
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一个极有特色的思想贡献是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实事求是”来简要地概括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从而清晰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和功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现实运用开拓了广阔的前景。邓小平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3]（P118），他在谈到“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要归功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3]（P101）他还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3]（P382），“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1]（P143）“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1]（P278）此外，邓小平还从党的作风，待人接物的言行准则和伦理规范等方面论述了实事求是的含义。这样的概括，十分明确地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强调它是“一块整钢”，无论是认识论、辩证法，还是历史唯物论，其精神实质都是实事求是：即要求我们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发挥主体的自觉能动性，找出事物内部固有的规律性，作为行动的向导。因此“实事求是”四个字，已将世界观和方法论、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以及工作作风、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等等融为一体，卓有成效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一种中国老百姓和广大干部喜闻乐见、生动活泼、朴实无华的民族形式，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现实运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人心，潜移默化地沉淀在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成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尖锐武器。
与此相联系，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创造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即如何发展的“发展哲学”。例如，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分析当今世界形势，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认为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面临发展问题，中国尤其需要发展，而“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因此中国必须改革开放，必须主动地溶入和平发展的世界潮流，从而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3]（P377）的发展主题论；运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关系的原理，分析中国的国情和特点，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论[1]（P163）；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思想，总结国内外在发展的目的和手段关系上的经验教训，强调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要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发展目的论；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和内因与外因辩证关系的原理，把改革开放和科技教育作为发展的动力，提出了发展的“综合动力论”；运用矛盾同一性的原理，分析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性和兼容性，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论；运用辩证法和系统论思想分析发展的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当前的发展与持续后劲的关系，以及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关系和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论等等，这一“发展哲学”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奠定了理论基础。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另一大贡献是把中国广大干部和群众从僵化半僵化、封闭半封闭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在思维方式上实现了部分质的飞跃。所谓思维方式就是人们根据一定的哲学观点思考问题的方式，即主体如何认识、把握客体的方式，是主体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所形成的某种思维定势，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人们“脑筋里的框子”[1]（P411）。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总体上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古代朴素的整体的、经验的思维方式转变为近现代的唯物辩证思维方式，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观察国家命运，思考各种问题。但是由于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以及教条主义，僵化的经济、政治体制和个人崇拜等等的束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人们的思想被严重地禁锢起来。“文化大革命”之后，邓小平号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开动脑筋，实现由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由封闭半封闭、僵化半僵化向改革开放转变，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提供教育文化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3]（P35），要求广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现代科学知识，加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3]（P147），从而促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从经验型的思维方式向现代知识型、智力型的思维方式转变；从封闭型的思维方式向现代的开放型的思维方式转变；从单一僵化思维方式向多样化的创造性思维方式转变，实现了思维方式的部分质变。
应当承认，邓小平不是专门的理论家、哲学家，也不像毛泽东那样有专门的哲学论著和系统的哲学体系，他的哲学思想主要不是以纯哲学形式出现的理论哲学，而是以方法论为特征的应用哲学；不是以系统的概念、范畴、原理构造理论体系的哲学，而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主的“实践智慧”、“哲学智慧”。它既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如《道德经》、《论语》、《孙子兵法》等经典所带有的“实践智慧”的独特风格；又体现了当代世界哲学不仅注重哲学体系的建构，更注重实践智慧的活的灵魂的发展趋势。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哈贝马斯等西方大哲学家如今都不约而同地在某种程度上向哲学智慧、实践智慧靠拢，一些人甚至认为，活的哲学智慧是比科学知识体系更高的层次。我们这样看重实践智慧、哲学智慧，并不是说不需要系统的哲学体系、不需要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而是说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许多具有深刻哲理的论断、他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中所包含的哲学智慧，为我们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和雏形，我们应该从中梳理出新的哲学理念，找出其“实质性的系统”，然后再由其“实质性的系统”上升为“形式上的系统”，形成由哲学概念、范畴和原理所构成的逻辑体系。我个人认为，从是否具有系统的哲学体系的角度看，邓小平理论中的哲学思想还不构成继毛泽东哲学思想之后的又一哲学发展的新阶段，但它的确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提供了新的起点。
2.政治经济学方面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贡献之一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的内在规定及其实现形式问题作了深刻的探讨，深化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本质及其特征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论述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内涵究竟是什么，马恩并没有清楚界定，只是原则上提出了由工人“集体占有”或“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关于分配制度，他们也只是笼统的提出：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生产力高度发展，产品极大丰富，社会分工消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消失，劳动已不仅仅是谋生手段的时候，社会就可以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了。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论述有教条化的理解，离开了中国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实际，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一个劲地提高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追求所谓“一大二公三纯”：从初级社到高级社，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从生产小队所有到大队所有、公社所有，从集体所有到全民所有，从不完全的社会主义所有到完全的社会主义所有，不断“穷过渡”，从社会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分配方面，要改薪金制为供给制，改小包干为大包干，甚至认为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等与旧社会差不多，是产生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土壤，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总之，要让资本主义绝种、要让小生产绝种，让社会主义纯而又纯。这种脱离生产力发展状况的所有制和分配制度，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妨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综合国力的提高。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这方面的错误，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分析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认为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只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长期共同发展，并且认为，选择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等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也是有利于体现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基本要求的；在分配制度方面，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技术、资金等等）分配结合起来，他还对按劳分配实现过程中，体现在收入分配上的“先富”和“共富”的关系、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作了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从而深化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本质及其特征的理论。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另一大贡献是试图解决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个世纪性的难题，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认为，社会主义应该取消商品生产，实行计划经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8]（P633）；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8]（P303），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认为，在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之后，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按照总的计划来经营。[9]（P237）所以，计划经济一直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点；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则一直被认为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斯大林晚年曾认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并通过市场关系建立经济联系，应该说，这是对公有制和市场经济有限兼容性的一种初步认识。毛泽东在1958年以后曾一度认为生产资料也可以是商品，试图扩大企业自主权，这实际上是在全民所有制经济中引入市场关系，可惜，这些想法和做法未能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以致中国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西方许多经济学家也普遍认为，把市场经济嫁接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躯体上是不可能的。
邓小平破解了这一世纪难题，认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结合是可能的。他从“基本制度”和“经济体制”的适当区分、“经济体制”中的“占有制方式”和“经济运行手段”的适当区分入手，总结当代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3]（P148），“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236）”，“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P378）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间虽然有矛盾，例如市场经济要求产权关系明晰化、企业行为自主化等等，而以往的公有制中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政企不分，产权模糊，企业没有自主权，这些都不能适应市场运转的需要。然而，这种矛盾可以通过改革的办法来加以解决，即理顺产权关系，实行政企分开，落实企业自主权，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要“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3]（P192）另一方面邓小平又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现代市场经济比传统的计划经济更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要求，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优越性的发挥，有赖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因此，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结合，不是外在的焊接，而是具有兼容性的内在统一。当然，这两者的结合，在实践中还存在许多难点问题，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是坚冰已破，航道已经开通，往后的事情是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胜利前进了。邓小平这一理论突破，把社会主义经济学推进到了新的发展阶段。
此外，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及其机制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包括国家如何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以及工农业企业如何建立和加强责任制，如何做到责、权、利的统一，如何采用先进技术、培养优秀人才等微观经济运行问题，都有精辟的论述。
1984年10月，在邓小平的指导下，中共中央起草并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提出了改革的基本任务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它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即后来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决定是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邓小平对这个文件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3]（P91），“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3]（P83）。我想，这两段话完全可以用来评价邓小平本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即邓小平的经济理论，特别是他所创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突破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也打破了西方近现代经济学至今仍然在宣传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可能结合”的教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一次质的飞跃，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说了老祖宗没有说过的、又符合实际的新话。
3.科学社会主义方面
邓小平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最大贡献是指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初步搞清楚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社会主义既是一种学说、一种运动，又是一种社会制度。所谓科学社会主义是指这种社会主义理论是在科学地研究和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矛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以这样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的，表明它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区别。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刻意对社会主义的特征和本质作明确的规定，但他们曾经指出：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9]（P230），社会主义运动代表着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目前和未来的目的和利益[9]（P306），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保证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这样一种社会形式。[6]（P130）他们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经典模式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的，是高度的工业化和高度生产社会化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也容纳不了它所创造的物质生产力的结果。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其他多种因素，首先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远不发达的落后国家，因此，现实的社会主义在其历史前提上不同于经典模式。首先，现实的社会主义不是在工业化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是基本上处于前工业社会，因此，其首要任务是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其次，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占主体地位的生产方式不是社会化的大生产，而是分散的小生产；第三，与上述两个特征相联系，在这些国家，社会经济的商品化、市场化程度还很低，自然经济还占着统治地位；因而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时期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国家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等任务。正因为如此，对于现实的社会主义来说，解放生产力，迅速发展生产力，就具有更为特殊的和绝对必需的意义。
然而，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于这个首要问题，人们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没有完全搞清楚。苏联社会主义搞了70多年，由于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而失败了。我们自己对这个问题也不是完全清楚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脱离了中国生产力落后这个最大的实际，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出发，或从苏联模式、甚至头脑中的空想模式出发来认识社会主义和制定行动纲领，总以为“一大二公三纯”的公有制，近乎平均主义的按劳分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结果导致严重的“左”倾错误，使社会主义事业受到很大的挫折和损失。
邓小平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首先用否定的方式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等等。这些命题以“不是”什么和“不能”怎样的方式，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表述了社会主义应有的特征。循此继进，邓小平在更深的层次上作出一个新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P373）这个概括中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因而是社会主义的第一要务。要发展生产力，除了要依靠科技教育之外，还要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即改革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后仍然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社会主义社会是公平、公正的社会，理所当然地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但这不是一下子可以实现的，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了发展生产力，允许一定范围的剥削现象和一定程度的贫富差别的存在，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并不矛盾；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去消灭剥削，消除贫富差别，只能导致贫穷和落后。“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和价值所在。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也是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始终要坚持的奋斗方向，而它也只能在保障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才能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含义，不仅包括物质财富的共同富裕，也包括全体人民精神财富上的共同享有。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既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又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它坚持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一方面从生产力上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内容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又从生产关系上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内容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既克服了离开生产力而抽象地从生产关系角度界定社会主义本质的片面性，又避免了那种单纯讲生产力而不讲生产关系，混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根本区别的错误倾向。同时，邓小平又把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的统一起来。一方面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抓住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界限；另一方面又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抓住了社会主义的价值所在，划清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这样就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水平。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其一，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这种概括，并不排斥对社会主义的特征从诸多层次和方面去概括与展开，例如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社会主义民主和精神文明等等，但这些诸多特征中更具有本质意义的、最深层次的东西还是“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拿公有制来说，尽管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它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的意义，我们之所以要坚持公有制是因为这种制度能够实现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且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又必须根据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和需要来选择和改变。其二，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这种概括，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它没有也不可能穷尽全部真理。应该承认，这个概括基本上没有超出经济领域的范围。经济当然是根本和基础，但毕竟不是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深入发展的新阶段，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问题突出起来，人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凸显出来，需要给予理论上的说明和指导，况且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本来就是《共产党宣言》早已规定了的社会主义最高原则，因此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需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只有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能“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就是朝这个方向的一种努力；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四中全会提出的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也都体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
邓小平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论。其中心思想是关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1]（P168）的论断。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关系和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发展人民民主，活跃民主生活，是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坚定不移的目标，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同时，民主同现代化有着直接的联系，没有民主化就没有现代化。而民主又需要有法制作保障，因此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又针对着中国的实际情况。邓小平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1]（P348）为了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邓小平强调要在制度上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因为制度问题更带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不会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会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些思想对于我们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这里讲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论，加上前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等等，结合起来，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观念，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新形态，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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