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风险与社会信任：来自信任博弈实验的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证据论文,风险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社会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之一，被认为是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Putnam，1993；Fukuyama，1995；Knack和Keefer，1997； zcan和Bj rnskov，2011)。社会信任可以通过提高民主管理水平，影响社会经济政策的质量，提高司法效率或者作为法律法规的替代品进而影响经济增长(Almond和Verba，1963；Easterly和Levine，1997；Shleifer和Vishny，1997；La Porta等，1997)。同时，社会信任是交换与交流的媒介，也是经济交易的润滑剂，有助于降低各种交易成本(Arrow，1974；Williamson，1975)。在充满信任感的社会里生活是愉快的，而在不信任的环境中，日常生活也能成为一种为生存而进行的战斗(Banfield，1958；Perlez，1998)。 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社会信任水平在近年出现了多次下滑。杨明等(2011)通过总结“世界价值观调查(WVS)”和北大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发现，1990-2002年，中国的社会信任水平从60.3%下降至43.7%，下降了约16.6个百分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3)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中《城市居民社会信任状况调查报告》①显示，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不信任程度继续加深，中国2011年的社会总体信任程度已经跌落至“不信任”水平。 如何解释中国近年来社会信任的下滑成为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议题，已有一些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答。张维迎(2003)认为，传统文化的破坏、产权制度的不明晰和政府行为的不规范是三个重要原因。李银河(2012)认为，中国的信任危机有意识形态、法律机制、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四个方面的原因。我们则认为，社会信任水平的变化可能来源于个体所处社会环境的重大变化。Rothstein和Uslaner(2005)以及尤斯拉纳(2006)指出，信任并非是静止的，当“集体经验的事件”或者社会重大事件发生时，信任水平就会发生改变。沿着这一思路，图1给出了中国信任水平的变化走势。
从图1可以发现，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几乎每一次社会信任水平的下降或上升都对应着某件社会重大事件的发生，而与这些重大事件相伴的往往都是个人所处社会外部风险的剧烈变化。举例来说，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的国有企业下岗潮使得许多工人失业，导致这些人从确定的人生轨迹进入充满外部风险的世界，其更多决策处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中(或社会中更大比例的经济个体，其决策处于风险和不确定中)；相反，社会保障体系的重建则给更多的人带来了外部环境的确定性。基于这一观察，我们提出一个假说： 当总体社会环境变化带来的外部风险或不确定性增加时，更多经济个体的决策(或个体日常决策更多)处于外部风险或不确定性中，总体社会信任水平将显著下降；当社会总体环境平稳，决策者所处外部风险或不确定水平下降时，更少经济个体的决策(或个体日常决策更低频率)处于外部风险或不确定中，则总体社会信任水平将显著提高。 这里，我们所述的外部风险概念来源于项目管理领域(Epstein和Buhovac，2006)。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是与内部风险(internal risk)相对的概念，指一个项目或契约在执行过程中来源于社会、政治等外生环境变化而导致的风险，这与契约执行中来源于参与者互动决策导致的内部(内生)风险截然不同。我们认为信任决策本身就是一种隐含的非正式契约，具有“信任决策—回报信任决策”这样的博弈结构，而外部风险的变化是有可能改变参与者信任决策的。 我们提出以上假说，隐含的机制在于对社会信任本质的理解。社会信任区别于个别信任，它通常测度的是“社会上大多数人是否可信”，是个体对社会上其他普通个人是否可信的主观估计，本质上是社会个体对于信任决策后果的乐观程度(尤斯拉纳，2006)：对前景持乐观态度时，人们就会把与陌生人相遇视为可利用的机会。对他人的普遍信任不是简单地对他人实际情况的策略性反应，而是在具有信任感的社会里，人们感受到的乐观信息。正如尤斯拉纳(2006)所说，“若你认为事物都向好的方向发展，而你有能力控制自己的生活，信任他人就没有多大风险”。而当下岗潮一类的社会事件发生时，随着个人面对的总体社会环境变化，信任决策的外部风险或不确定性将增加，个体对于决策后果(即未来)的难以把控导致乐观主义程度下降，进而带来其社会信任水平的降低。 为了验证以上“外部风险—社会信任”关系假说是否成立，我们在经典的信任实验(或称投资实验)基础上，设计了6组对比机制，通过引入决策者待投资资产的风险性质来代表信任决策中一种外部风险，以研究外部风险与社会信任之间的关系。实验的基本统计和回归分析的结果均表明，决策者在面临外部风险时，对他人的信任水平会显著下降。与以往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在于：首先，本文用经济学实验系统验证了外部风险是影响社会信任水平的重要因素，为中国社会信任水平的变化提出了一种新的可能解释。其次，本文拓展了对风险的经济社会后果认识以及社会信任方面的研究。最后，与已有信任实验研究不同，为了应对实验样本的局限性，本文利用实验后的问卷控制了可能影响社会信任的其他因素，使得实验结果更加稳健。本文余下部分的安排：第二部分进行相关文献回顾，第三部分介绍基本的实验设计和理论假说，第四部分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第五部分汇报了一个补充实验的结果，最后总结全文。 二、相关文献回顾 什么因素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信任水平，这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长期关注的问题。根据研究所使用工具的不同，可以把已有研究大体分为两类：第一类文献是使用调查数据对社会信任的决定因素进行分析。Knack和Keefer(1997)对29个国家的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民族单一和收入差距小的人群社会信任水平较高；La Porta等(1997)通过对意大利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垂直社会关系越强信任水平越低，信仰天主教的社会信任水平普遍比基督教的社会信任水平低；Berggren和Bj rnskov(2011)运用跨国和跨地区的调查数据发现，宗教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与社会信任水平负相关。Alesina和La Ferrara(2002)利用美国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影响社会信任程度的因素包括受教育程度、受歧视程度、被伤害经历以及所居住地居民特征差异大小等。对于国内文献，张维迎和柯荣柱(2002)采用省级调查数据发现，信任与地域文化无关，与市场交易被重复的可能性、市场的发达程度以及教育水平等因素有关；李涛等(2008)采用2004年广东省城市居民调查数据发现，年龄、收入、宗教以及对政府、媒体等的评价都会影响社会信任水平；王晖(2011)采用ISSP“社会关系与支持系统”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主观幸福感、阶级、社团参与、社区类型等因素都对社会信任产生影响；史宇鹏等(2011)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研究发现，社会信任与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负相关，与官员腐败程度负相关；汪汇等(2009)根据上海市的抽样入户调查数据发现，户籍身份会影响社会信任，那些无本地户籍者具有更低的社会信任水平。 第二类文献是信任博弈实验研究。近20年来，信任博弈实验因其更为贴近真实的信任决策行为得到了社会信任研究领域更多地运用。信任博弈的思想最早可以回溯到Camerer和Weigelt(1988)的研究。Berg等(1995)将该思想发展为信任博弈(也称为投资博弈)实验。在此实验中，信任者需决定将多少资金投给被信任者，这项投资会在被信任者手中翻倍，之后被信任者需要决定将翻倍后资金中的多少返还给信任者，其中信任水平用投资量占信任者初始待投资总资产的百分比来度量。Croson和Buchan(1999)用此方法研究发现，性别对于实验者的社会信任决策无显著影响，但是女性实验者返还的数额会更多，这是因为女性的互惠性偏好更强。Glaeser等(2000)利用信任实验发现，社会信任与年龄、民族、父母教育水平等因素显著相关。Dohmen等(2006)通过对两代人进行的信任实验研究发现，信任在代际间正相关，从而信任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来源于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的影响。Johnson和Mislin(2011)收集了162个国家23 000个参与者的实验数据，通过meta分析发现，地区、博弈中角色的赋予方式以及实验者是否为学生等因素都会影响社会信任度，而禀赋大小、是否双盲等对于社会信任无影响。夏纪军(2005)通过变化后的信任博弈实验研究发现，信仰、地域、城乡以及工作经历等个人特征对参与者的社会信任存在显著影响。陈叶烽等(2010)分别用信任博弈实验和GSS调查问卷两种方法测度了个体的社会信任水平，发现这两种测度方法存在内在的一致性，并且个体的合作倾向与社会信任水平显著正相关。 综合已有研究，大多工作集中于对可能影响信任水平或信任决策的个人因素(性别、年龄、宗教、阶层、教育经历等)和社会因素(区域、社团、社会关系等)(凯莫勒，2006)方面的研究，尚未找到能够较好解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迅速增长后信任水平快速下降和波动原因的直接证据，而这就构成了本研究的核心任务。 我们认为，信任决策的外部风险变化可能是导致社会信任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大量行为经济学的研究结果表明，人们行为以及作为基础的内在偏好总是依赖于其外在的社会环境(Sunstein，2006)，而社会环境变化导致的外部风险状态变化可能会影响人们的社会决策行为。具体到信任决策，因为社会环境的外部风险增加降低了许多人对未来的乐观程度，而乐观主义是决定社会信任的重要因素，那些受到社会环境外部变化影响的人，其信任决策体现为更低的信任水平，所以外部风险增加最终带来整体社会信任水平的下降。 目前，尚未有文献系统研究外部风险对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与本文主题最为接近的研究是Snijders和Keren(1998)。他们通过改变信任博弈的支付结构讨论了不同策略组合带来的支付差异对信任决策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风险越高(即不同结果间支付差异越大)，信任程度越低。我们认为，这样的风险特征设计刻画的只是支付差异，而与外部风险无关。为了更好地刻画外部风险，我们尝试在信任博弈实验中，通过引入待投资资产自身的风险特征来代表一种外部风险，以讨论外部风险对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并通过回归分析对实验结果进行进一步验证。 三、实验设计与理论假说 (一)实验设计 我们的实验设计以Berg等(1995)的经典信任博弈(也被称为投资博弈)为基础。在该博弈中，信任者(投资者)拥有W的初始资产，他将持有资产直至实验结束，或者选择将资产的一部分投资给实验中随机指定的其他匿名对手(称为被信任者或代理人)。假设信任者将x比例的资产投资给被信任者，在实验设置中这一投资的收益率为r，即这项投资最终带来的本利总和为(1+r)xW。实验的第二阶段，被信任者要选择将(1+r)xW中的多少返还给信任者。被信任者可以选择0和(1+r)xW之间的任何返还数额，之后实验结束。 假设被信任者返还了θ比例的投资回报，这意味着把θ(1+r)xW返还给信任者，被信任者最终获得的收益为(1-θ)(1+r)xW。而信任者最终的收益为(1-x)W+θ(1+r)xW。该博弈的结构简示如图2：
根据上述信任博弈的结构，如果参与人是理性的，那么该博弈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必然是(投资0；返还0)，因为被信任者的占优策略就是把所有回报保留，而信任者预测到被信任者的策略，因此必然选择不投资的策略。如果我们在博弈中观察到非0的投资，就说明投资者相信对手会以一定概率返还自己收益。③Berg等(1995)的实验度量是将信任者投资的比例作为对社会信任的度量，而将被信任者返还的比例作为值得信任的度量。这一信任的实验度量成为实验经济学领域的标准度量方法，本文沿用这一方法，也将信任者的投资比例x作为衡量信任水平的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当信任博弈中出现来自外部的风险时，社会信任水平(即投资比例x)是否会下降。我们的实验通过赋予待投资资产不同的风险特征来代表是否有来自信任决策外部的风险。我们认为，这样的设计不仅便于理论处理和实验控制，而且也很好地模拟了我们需要的现实特征，即“信任决策—回报信任决策”这一非正式契约的外部风险。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首先设计了4种实验机制，每一组的实验参与者都面临不同风险特征的待投资资产，以此代表不同的外部风险。实验机制设计如表1所示。
我们对4组被试分别进行4种机制的实验，所有参加实验的被试在实验后都得到一份价值约10元的礼品作为出席报酬。第1组待投资产为100元；第2、3组分别让参与人从一盒彩票中抽取1张彩票，并提前告知其中两种彩票(0和100元)各有多少比例；第4组并不告知参与人两种彩票的比例，但实际比例是各占一半。所有彩票都需在信任者做完决策后刮开。因此如果彩票的结果为0，则被信任者不需要做决策，实验直接结束，信任者和被信任者的最终支付都为0。 为保证所获数据能够真实准确反映实验参与者在博弈中的决策，本文在实验过程中严格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参与者决策的因素，比如匿名性、报酬的真实性、抽样的随机性以及信息交流等因素(见表2)。
由于本实验的特性，我们选择不同机制下用不同的被试来完成实验，这可能会导致小样本(资金约束)条件下抽样结果的非随机效应。为了处理这一效应，我们在实验完成一段时间后，向每一位实验参与人发放了一份调查问卷。问卷的内容涉及已有研究中出现的、可能影响信任决策的一些重要的其他变量，我们希望在控制这些变量之后，得出更稳健的结果。 (二)理论假说 我们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不同的实验机制是否会导致不同的社会信任水平。对于投资者而言，从实验机制1到实验机制4，每一种实验机制下，待投资资产的风险特征具有差异，但其决策的实质基本相同，因为无论是在哪种机制下，他们均只在初始资产为100元时进行投资决策，而如果资产为0，他们也就不需要进行任何投资了。因此，4种机制下信任水平相同；如果信任水平有差异，那就是外部风险影响了社会信任决策。 具体来看，假设信任者A的资产为W，他会选择给予B的投资比例为x，则B将得到xW的投资额，因为我们的实验中设定r=1，所以最终回报为2xW。假设B选择还给A的数量为2xW的一个比例θ∈[0，1]。我们假设A在做出决策前，对B将会返还的比例θ有一个主观概率的预测，我们可以将这一主观概率写为概率密度函数f(θ)，满足
。 在实验机制1中，信任者的初始资产是给定的。按照期望效用理论，此机制下信任者期望效用最大化问题是建立在对返还比例的主观概率估测基础上的主观期望效用，如式(1)所示：
实验机制2、3、4通过改变待投资产的风险特征来模拟现实中外部风险的变化。依据实验设计，后3种机制下，待投资产的结果只能是100或者0，而且资产的风险只是对于信任者而言。对于被信任者，他们只会得到待投资产为100时的投资结果，因为如果风险资产(即彩票)的最终结果为0，被信任者是不需要决策的。从博弈结构上说，由于信任者知道被信任者的决策问题不会发生变化，他们主观估计的θ分布也不会发生变化。因此，我们给出如下假设： 假设1 信任者对返还比例θ的主观概率密度函数f(θ)并不随着待投资产风险特征的变化而变化。 不过，如果待投资产的风险(即外部风险)会影响投资者的乐观态度，从而改变投资者对于社会普遍可信任程度的估计(正如本文引言部分所揭示的那样)，则对于θ分布的主观概率估计也会随待投资产风险的出现而变得更加悲观。因此，我们给出假设1的替代假设： 假设1’ 信任者对返还比例θ的主观概率密度函数f(θ)随着待投资产风险特征的变化而变化。 具体说，我们令p代表待投资产最终为W的概率，(1-p)是待投资产最终为0的概率。根据复合彩票原理，不失一般性，我们可以得出这些实验机制下的信任者主观期望效用最大化问题：
其中当p=1时，
。 可以直观地看出，问题(1)和(2)的最优解
在假设1条件下相同；而在假设1’条件下不同。而且如果p≠1时，
(θ)表现出的分布比实验机制1下更悲观，则问题(2)中的
更小。因此，我们得到命题1：④ 命题1 如果社会环境变化带给信任决策外部风险(即在不改变待投资产最大可能结果W的情况下，引入资产为0的可能性以加入外部风险或不确定性)使得投资者变得更悲观，那么外部风险将降低信任者的信任水平。换句话说，信任者的最优投资水平依赖于外部风险p值，即
。 如果上述命题成立，随着风险的出现，信任者的投资水平出现了明显的下降，那么就证实了我们对外部风险影响信任水平的初始猜测。 (一)基本结果 本文的被试者是从某财经类“211”高校2010、2011、2012级的本科生中根据自愿原则征集的。按照上述实验设计进行随机分组，每组30人，共120人。实验样本中涵盖了不同性别、民族、政治面貌、宗教信仰以及家庭背景的人群。实验在2012年3月完成。上述4种实验机制得到的投资量百分比数据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
实验机制1的投资量百分比均值为66.33，其中30名被试者中有12人的投资量为100，8人的投资量在50%以下，无人投资量为0。均值和中位数值均明显高于实验机制2、3、4，后者的投资量百分比均值分别为46.83、37.89和43.93，决策量为0的被试者明显增多。我们做出了4组实验数据的堆积折线图，图3中纵坐标是投资的百分比，横坐标是投资比例超过相应水平的累计人数。从图3可以直观地看出，实验机制1与其他3组的差别。4组实验数据的方差则无较大差异。
为进一步判断4组实验数据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我们将实验机制1的数据与其他3组分别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见表4)。检验结果表明，实验机制1的均值和分布与其他3组均存在显著差异。
以上的分析结果表明，在实验机制2、3、4即待投资产具有外部风险(p≠1)时，信任者的信任决策明显低于实验机制1中无风险资产投资的情形，即随着风险的出现，信任者的投资水平出现了明显下降。实验结果支持命题1，证明了本文的基本观点，即风险的存在降低了信任水平。 对实验机制2、3、4的3组数据两两进行成对样本t检验及Wilcox秩和检验的结果则显示，3组数据均值和分布都没有显著差异。⑤这种结果说明，当改变待投资产的风险特征(即概率p)时，信任者的投资水平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具体而言，在具有外部风险条件下，客观概率p的大小并不改变信任者的信任决策，且外部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变化也未显著改变信任决策。 信任博弈的实验结果表明初始命题1成立。加入外部风险或不确定性可以显著降低信任水平，而本实验中的外部风险具体特征对信任水平则无显著影响。 (二)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排除可能影响被试者信任水平的其他因素，我们还使用调查数据进行了严格的计量分析。在实验结束的一个星期后，我们对被试者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包括参与者基本信息：性别、民族、政治面貌、家庭收入、父母学历、宗教信仰等。除此之外，我们在问卷中特别设计了两个变量：一个是社会信任的主观感知变量，另一个是风险厌恶变量。我们希望在控制社会信任水平的基础上讨论本实验特别的信任测度是否合理，以及控制了这一条件后，外部风险的影响是否显著。风险厌恶变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分离出社会信任的效应，而不是风险态度与社会信任的混合影响(Houser等，2006)。按照通常的做法，我们采用参与者对如下问题的回答来衡量其社会信任的主观感知水平：“你是否认为周边的大多数人是值得信任的？”回答选项为非常同意、比较同意、不确定、比较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5种类别。对参与者风险偏好的度量，我们采用了Holt-Laury博彩决策法(Holt和Laury，2002)，让参与者进行一组10轮的博彩决策，以此来测量个体对风险的厌恶水平。在外部风险这一关键变量的设置上，我们先只区分外部风险的有无，将实验机制1的样本赋值为0(表明无外部风险)，将其他3组的样本赋值为1(表明有外部风险)。数据变量的赋值规制如表5所示。
表6是回归分析所用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由于因变量(即投资百分比数值为连续变量)只有可能在0到100之间取值，因此不能采用简单OLS方法进行回归。我们采用Tobit模型对其进行回归，结果见表7。
从回归结果来看，外部风险变量在全部5个回归方程中均显著，并且边际效应之间差别不大。按照回归结果(5)，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外部风险的加入会使投资决策百分比降低19.34%。这进一步说明当人们面临外部风险时，对别人的信任程度显著降低。从回归结果也可以看出其他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具体如下： (1)信任的感知水平对信任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这一变量是通过问卷调查结果赋值得到的，数值越高表明实验者越容易相信他人。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高水平的感知信任程度确实导致了更高的投资量决策，这同时也反映了问卷和实验两种信任测度方法有较好的一致性。(2)被调查者厌恶风险的程度对信任水平的影响为负，即越厌恶风险的人对别人的信任程度越小，因为信任行为本身就包含了风险行为。(3)性别变量对于信任程度的影响显著为正，即男性的信任水平较高。这一结论在其他的信任文献中也有体现。(4)城乡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来自农村的被调查者对别人的信任程度较高。农村的交际圈子较小，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较近可能是导致信任程度较高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3年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中也指出，城市的信任危机比农村更为突出。(5)父母最高学历变量的边际效应显著为正，说明父母学历越高的实验者越倾向于信任他人。父母学历变量衡量了被调查者的成长环境，回归结果表明社会信任可能受家庭成长环境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区别实验机制1～4中外部风险的不同设定，我们以实验机制1中的无外部风险组作为基准，分别引入3个虚拟变量来代表实验者所处的不同外部风险状态：我们用虚拟变量“外部风险1”表示样本是否取自实验机制2，用“外部风险2”表示是否来自实验机制3，用“外部不确定性”表示样本是否取自实验机制4。通过比较3个变量边际效应的大小和显著性水平，我们分析社会信任水平是否会随着外部风险类型的变化而变化。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其他控制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将4种实验机制区分开时，3个衡量外部风险变量的影响都较为显著。为进一步检验3种不同的外部风险状态是否会对社会信任水平产生不同的影响，我们取第1个回归方程进一步检验“外部风险1”、“外部风险2”和“外部不确定性”3个变量边际效应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检验结果表明，3个变量的边际效应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不同的外部风险及不确定状态不会使信任水平发生显著变化，进一步证实了前文结论。⑥ 通过计量分析，我们进一步证明了前文结论，即外部风险的引入会显著降低社会信任水平，但是外部风险本身的特征不会使社会信任水平产生显著差异。 五、实验二——剔除待投资产规模和方差效应的稳健性分析 以上结果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初始命题1，即外部风险的出现会导致信任水平下降，但是也可能存在另外一种隐含的可能性，即实验机制1和后3个实验机制间存在的待投资产规模(期望值)不同(实验机制1下待投资产为确定性的100元，而实验机制2、3、4下待投资产的期望值分别为50、25以及不确定)可能导致了之前的实验结果。如此则对命题1的支持存在不稳健性。待投资产的规模确实有可能影响决策者的实验决策行为(Levitt和List，2007)，例如在孟加拉农村进行的研究发现，随着待投资资产的增加，信任下降(Johansson-Stenman等，2009)。一些风险态度实验(Holt和Laury，2002)发现，赌局规模越大，风险厌恶越大，由此推断，信任博弈中资产规模增加，信任下降。另外，也有学者发现待投资产的规模对信任决策没有显著影响(Johnson和Mislin，2011)。我们综合几篇文献发现，社会信任的变化一般是发生在资产额规模变化很大时；而在资产额并非极端变化的条件下，信任并未发生显著变化。 另外，实验机制2和3的两种不同外在风险，既存在方差的差异，也存在期望值的差异。我们通过增加实验来讨论经济学通常意义上风险程度变化的影响，即保持期望值为50，方差变化的情形。因此，我们设计了实验机制5，在讨论待投资产为确定性的50元时，社会信任水平是否异于实验机制1；并设计了实验机制6，即待投资产期望值为50元，方差比实验机制2更低的情形。我们观察这种类型的外部风险变化是否与实验机制2、3、4间的外部风险变化有不同效应。 总之，为了保证之前结果的稳健性，并且讨论方差本身变化可能的影响，我们增加了两个实验机制作为本文的补充实验(实验二)。实验机制5讨论待投资产为确定的50元时(与实验机制1相比下降了1倍)，是否与机制1下的社会信任水平不同。如果相同，则说明前面的实验结果能够用外部风险本身导致的效应来解释。如果此机制下的实验结果与前述实验机制2比较无显著差异，则说明前述实验结果可能完全归因于待投资产规模变化导致的效应。实验机制6讨论的是相同的待投资产期望值50元条件下，外部风险方差变化的情形。这一外部风险实际上可以由实验机制2和实验机制5复合而成(见表9)。具体实验设计如表9。
给出实验设计之后，我们先从理论上加以讨论，实验机制5和实验机制6的理论结果是否显著不同于实验机制1(待投资产规模效应)和实验机制2(方差效应)。在实验机制5下，依照主观期望效用最大化，待投资产值为实验机制1的一半，从而信任者的主观期望效用最大化问题变为：
问题(3)与问题(1)并不相同，理论上，待投资产规模下降之后，最优的投资比例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是，我们认为这种从100元到50元的变化对于本实验中的被试来说，应该属于一种非极端的资产规模变化。而且直觉上说，面对一个不变赔率的信任赌局，一个人在兜里有100元或50元时，可能会有类似的参赌行为。因此，我们有如下命题2(Johnson和Mislin，2011)： 命题2 当信任者面对的确定性待投资产规模发生比较温和的变化时，信任博弈中的投资比例水平不会发生变化。 实验机制6中的资产风险可以由实验机制2和实验机制5复合而成，从而可以比较均值不变，而方差低于实验机制2的信任选择是否发生变化。根据复合彩票原理，此实验机制下信任者的主观期望效用最大化问题如下：
根据命题1和命题2，可以推论出命题3。 命题3 当命题1和命题2成立时，即保持待投资产均值0.5W，改变方差水平，只要对手返还的主观概率估计随着彩票类型的变化而变化，则：(1)此时信任者的投资水平与实验机制1、实验机制5不同；(2)此时信任者的投资水平可能与实验机制2不同，也可能相同。 实验二中的具体控制和实验过程与第一个实验相同，被试者依然是从2010、2011、2012级的本科生中根据自愿原则征集的。按照实验设计进行随机分组，每组30人，共60人。实验样本中涵盖了不同专业、性别、民族、政治面貌、宗教信仰以及家庭背景的人群。实验的基本结果统计如表10所示。
为了检验待投资产期望规模变化的效应，我们将实验机制5得到的结果与实验机制1、2分别进行比较。从投资量的堆积折线图4中我们可以初步看到，实验5和实验1的投资量数据没有较大差异，而实验2的数据明显低于前两组。
进一步的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也显示(表11)，实验机制5的信任水平与机制1没有显著不同，而与实验机制2比较差异显著。这说明待投资产规模的变化没有改变社会信任水平，信任博弈中的投资比例没有随财富水平一定范围内的变化而变化，这与Johnson和Mislin(2011)的结果一致。
为了检验是否存在影响社会信任的方差变化效应，我们将实验机制6所得结果与实验机制2进行比较。这两组待投资产的均值相同，但实验6的方差小于实验2。实验结果显示，实验2的投资比例均值为46.83，该数值在实验6中为48.43。直观上这两个数字相差不大，t检验、Wilcox秩和检验也表明两者均值及分布皆不存在显著性差异。⑦以上实验结果证实，在期望值不变的情况下，待投资产的方差变化并不影响信任者的投资比例。 综上所述，通过增加实验机制5、6，我们证实了待投资产的规模变化和方差变化均不会显著改变信任者的投资比例。也就是说，在剔除了待投资产规模效应和方差变化效应后，外部风险的引入使得投资者信任水平显著下降。 六、结论 本文通过设计一系列的实验，首次对外部风险与社会信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当人们面临待投资产的外部风险时，投资决策所体现的社会信任程度会显著降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产权制度等方式尽可能地降低个人面临的外部风险，对于提高社会信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不过，受限于成本，我们的实验样本数量并不是很多，这可能导致实验结果的稳健性有所不足，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行进一步探讨。信任博弈中的投资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信任者的利他倾向，而不是信任程度的准确度量？⑧对大多数经济转型国家而言，伴随经济增长的除了社会外部风险增加、信任水平下降之外，还有社会公平和平等程度的降低(Jordahl，2008)。一个自然的问题是，这些现象是否还有其他因果关系？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我们未来进一步扩充实验规模，更加全面地测度外部风险，并通过引入社会公平等因素进行详细分析，以便得到有关社会信任程度变动的更为稳健和丰富的结论。 本文在2014 ESA Asia-Pacific meeting上宣讲过，感谢与会学者的评论和建议。作者衷心感谢匿名审稿人给出的重要意见和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注释： ①2010年对北京、上海、广州3市市民进行实地问卷调查；2011年对北京、上海、郑州、武汉、广州、重庆、西安7市市民进行实地问卷调查。 ②此数据序列并非年度连续数据，而是不连续数据，总共11个数据点。2012年数据来源于《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3)》，并根据新闻报道估算(低于50%)，见人民网http://society.people.com.cn. ③综合已有文献的发现，投资者的平均投资数量占到总资产的40%～70%不等(凯莫勒，2006)。 ④当然，从模型上说，外部风险变化导致信任水平x*发生变化，既可能来源于f(θ)的变化，即风险条件变化导致信任者对被信任者返还可能性的主观估计发生了变化，也有可能是因为信任者的贝努利效用函数u(·)随着外部风险的变化发生了变化。这又包含两种可能原因：一是效用随外部环境变化产生了变化——外部环境风险增加，效用水平变化；二是效用函数中可能包含他人福利或公平等社会性因素(Fehr和Schmidt，1999)，外部风险变化可能会导致人们改变对他人状况的关注。不过，Brülhard和Usunier(2012)的实验发现，信任博弈中的信任决策并没有利他动机。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是我们未来要进行的工作。 ⑤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并没有汇报检验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⑥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并没有汇报检验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⑦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并没有汇报检验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⑧应对这种质疑，Brülhard和Usunier(2012)发现，在信任博弈中，信任者并不会对不同财富水平的被信任者投资不同的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投资博弈度量的并非利他，而更有可能是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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