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丹[1]2003年在《“原始—神话思维”初探》文中指出人类迈进二十一世纪之后，面对理性和秩序难以言说的现实，西方知识分子开始向原始思维复归。而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之中，对于史前文明的研究可谓浩瀚如星海。由于考古学上不断有令人惊喜的新发现，随着大量史前文物的出土，研究者的研究视点不断的更新。因此，对于原始—神话思维的阐释也是各成自家之言，彼此之间反差极大。在此基础之上笔者力图对其本质范畴及其特征进行全面的考察，以期达到有效的吸收和借鉴的目的。本文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选择这一课题进行研究的。本论文的重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着重阐述的是学术史上有关原始思维的几种主要观点。从中可以看到原始思维理论的不断发展过程。最初，英国人类学派认为原始思维只是原始人解释世界的所遵循的心理原则；而列维—布留尔又由社会学角度阐述了原始思维与现代人思维的不同之处，虽然其观点具有偏颇之处，但他毕竟指出了原始思维与“我们的”(现代)思维的区别；随后，卡西尔赋予了原始思维独特的地位，在思维发展的角度阐释了原始思维；而列维—施特劳斯则使原始思维彻底地摆脱了现代思维的限制，创立了一个独立的原始思维体系，使原始思维的研究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也为后人的研究开拓了视野。第二章着重阐述原始—神话思维的本质范畴。主要从其研究的可行性入手，提出原始—神话思维这一具有涵盖性的概念，并分析了其研究角度，最后确定了原始—神话思维本质上是由神话素按照类比的原则形成的能动性的结构体系。它能够并应该立足于思维领域的研究之上，它包含了一切其他的思维模式，并具有自主性和独立性。第叁章着重阐述了原始—神话思维的特征。即其共时性和历时性特征。其共时性特征使原始—神话思维超越了民族和国界，包孕了人类心灵体验的一切沉积形式。历时性特征使原始—神话思维具备了发展和永生的能力，使原始—神话思维可以在时间进程中不断的复现。 笔者在涉足原始一神话思维领域时，感到对于大量的考古材料，想要有所掌握十分困难。所以本篇论文针对原始一神话思维理论中的一些重要问题陈述了笔者十分简略的个人看法，希望能在众多老师的帮助下进一步开展研究。
高峰[2]2010年在《《江格尔》与《伊利亚特》审美比较》文中研究指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共同过程具有一致性和规律性,而比较文学作为一种开放性的文学研究,其具有宏观的视野和国际的角度。《江格尔》与《伊利亚特》之比较,可以在跨文化的文学关系中相对照,以帮助我们认识总体文学乃至人类文化的基本规律。以《伊利亚特》为代表的西方海洋文化和以《江格尔》为代表的东方草原文化是产生于异质文明系统之中的文化类型。其中,以“万物有灵观”为哲学认识论基础的东方“审美同情观”更多的表现为“寄情于物”、“情景交融”,属于一种处于同等地位上的主客体情感生命意识的互渗、互致、互感。其突出强调的是审美客体对主体的情感影响,审美主体在审美过程中处于一种相对被动的位置。而以“心物二元论”为哲学认识论基础的西方审美移情理论则属于一个独立的理论范畴,其突出强调的是审美主体在审美过程中自身情感的迁移,在处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时,主体始终是居于客体之上的,表现为一种思维或行为的主动。本文即欲着重从二者的审美层面对史诗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比较研究,从而进一步了解处于不同文化类型下的人们,其审美观念在社会生活细节中的体现,其精神信仰在社会精神生活层面上的流露,以及由于不同人物形象的塑造而展现出来的深层的生命思考。本文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阐述了论文研究的背景与意义、历史与现状、思路与新意所在。第二部分主要探究源于原始思维的审美,并最终根据东西方不同的审美思维确定本文所指的审美内涵。第叁部分主要对东西方美学中的审美观进行学理上的阐发。在对东方审美“同情观”与西方审美“移情说”给予界定的同时,分析这两种审美观所独立存在的哲学基础,即对“万物有灵观”与“心物二元论”加以阐说。第四部分主要分析《江格尔》与《伊利亚特》审美表征的不同与相同表现。对于不同思维模式影响下的审美,两部史诗表现出了“物我同一”与“彰显个性”的审美分歧,同时也展现出了以生命与荣誉为内涵的审美趋同意识。第五部分主要从文明以及文化的视角对东方与西方史诗之所以表现出不同的审美表征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成因解读。第六部分为结语,史诗审美并非属于一个恒定的概念范畴,其在特定的时代里固然有相对恒定的审美意蕴,但却是而且应该是始终处于发展之中的活态现象。应该明了,正确对待史诗审美对民族文学的发展作用匪浅。
林银花（Lim, Eun, Hwa）[3]2016年在《神话隐喻与鲁迅启蒙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学术界对于《故事新编》的研究,多偏向于对鲁迅的启蒙思想或神话思维方面的专题研究,而对于将叁者综合起来进行整体研究的尚不多见,而整体研究(Holistic Approach)的实质就是要力图在事物的联系中,对事物内在本质和表现特征进行深入研究。基于这种认识理念,本论文力图将神话、启蒙和鲁迅的《故事新编》创新关联起来进行整体研究,从神话隐喻、启蒙意图到文学创作的关联中,以"WHY"探讨"HOW"的研究方法,重读、细读《故事新编》文本,从中概括出鲁迅"立人"启蒙思想之"如何(HOW)",显现其隐喻特点。在这个维度上,本文不仅仅只是对于《故事新编》的题材"神话""传说""史实"与"启蒙"的一体性、整体性、综合性的审视,亦是更深入和系统地对启蒙对象"新、旧障碍物"的一种深刻透视、把握和阐释。本文以鲁迅对神话、启蒙与文学之间关联性的倚重为基础和聚焦点,在第一、二章中,根据鲁迅在《故事新编》中的"历时性"与"共时性"这两种时间设计,着力从"神话—启蒙"与"神话思维"两种思维结构的维度,来深入探讨鲁迅如何将"立人"的启蒙思想有机地渗透到《故事新编》中,特别是渗透到他对"新、旧障碍物"的神话隐喻结构中。具体而言,鲁迅一方面通过"神话——启蒙"思维结构来重构启蒙"新、旧障碍物"的形象系统,深入其中探讨"古今共时"情景、情节的融合、"新旧"结构的设置以及"奴性"人物性格的刻画与塑造;另一方面鲁迅则通过神话思维的有关"原逻辑" "互渗律""万物有灵"等认识观念的运用,对启蒙"新旧障碍物"进行神话隐喻,本文对"古人与今人" "历史与现实""神话与历史""中国与西方"等具有"二元对立"结构的形象系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同时深刻地阐释了对立的两者是如何相互结合、相互转化、融为一体,以及"新旧"形象系统的神话隐喻和寓意。在第叁章中,本文认为,鲁迅在对启蒙"新、旧障碍物"的认识和审视之中,最大限度地展示"个体"精神的转变及其与"神话——启蒙"之间密不可分的关联。论文阐释了鲁迅以"新旧""奴性"形象为主而展开的"奴才相"形象系统和"奴性"的社会"副产物(封建等级和传统思想)"形象的神话隐喻和寓意。根据"神话——启蒙"循环的思维过程,鲁迅对启蒙"新、旧障碍物"的认识和审视,是按照"个体精神"的原型、转变、变异等变化,设计了与"奴性""封建等级制度"以及"'儒·道·墨'传统思想"的对照,进而系统且深入地阐述了"奴性"互渗律的必然性,从中展示出他对"封建等级"和"'儒·道·墨'传统思想"的"原逻辑"思维的透视和批判。在第四章中,本文认为,在"神话——启蒙"循环的过程中,根据主体和客体含混不分的心理阶段的特点,以及基于"个体""主奴"的"自我意识"和"欲望"之间的悖论,鲁迅展开了对古今共时的"奴才"——知识分子和农民形象的"个体"精神异化现象的探讨。这是一种对启蒙"新障碍物"的"神话——启蒙"理路的寓意,也是一种对"个体"精神变异的神话隐喻。本文注重从"个体"——知识分子和农民两种形象的多重"奴性"含义中来进行分析论述,由此探讨鲁迅对其内在凶残的精神病根及其寓意的表现。在这一章具体考察了鲁迅对"新奴才"与"旧奴隶"之间精神连接结构的认知,阐述了他对知识分子和农民具有"主奴"双重性形象及其"个体"的"自我意识"的启蒙寓意和隐喻。在第五章,本文则重点分析了鲁迅突破"新、旧障碍物"的新思维的特点。总而言之,本文深入研究了《故事新编》的启蒙神话隐喻和寓意,探讨了鲁迅"神话思维"的运思、隐喻、寓意,其与"神话——启蒙"循环中的"个体" "自我意识"的关联,以及其与"立人"启蒙思想之间的关系,并对此进行了系统性、整体性、一体性的研究,揭示出鲁迅启蒙思想中对"新、旧障碍物"的审视和思考,以及如何有意识地渗透在《故事新编》的创作构想之中,从中展示出他提倡"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立人"思想的独特性及其进行神话隐喻和寓意的艺术创作的新尝试。
易瑛[4]2010年在《巫风浸润下的诗意想像》文中指出20世纪中国现当代作家处在由传统向现代嬗变的文化转型时期。他们面对穿越古老的历史时空而且从未消亡的民间原始、神秘的巫文化,重新进行理性思考和自觉的文化选择,并将奇异的巫性思维与文学的审美思维整合起来,从而使巫文化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存在的形态走向了多元化,并且具有了现代的色彩。本论文以20世纪的叙事作品——小说为研究对象,将20世纪中国小说置于巫文化的视野中进行考察,全面梳理中国现当代作家在20世纪文学现代化的历程中对巫文化重新选择的同与异,追溯与辨析巫文化在20世纪小说中存在方式的历时性变化,探究巫文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能以种种隐蔽的方式合理存在的原因,试图对巫文化影响下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参与20世纪中国民族文化建构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审美经验的创造进行归类分析和系统考察。论文除绪论和结论外,共分为五章：“绪论”分析了20世纪中国作家关注和选择巫文化的主要原因,提出了论文选题的依据。并且对“巫”、“巫术”、“巫文化”进行了理论界定；梳理了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介绍了论文的写作思路和创新之处。第一章通过研究从启蒙立场出发的20世纪中国作家对巫文化既质疑、批判又眷恋、肯定的复杂态度,透视现代启蒙者充满矛盾、悖论的精神世界,呈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面对文学的启蒙和文学的审美需要相互纠缠时复杂的心态。这一矛盾给作家创作造成的压抑与作家主体的反压抑,给作品带来了耐人寻味的艺术空间和令人意想不到的艺术深度。第二章论述了身处文化边缘地带、得到了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少数民族文化滋养的现当代作家的文化选择和创作追求与巫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些作家试图从民间独特的巫鬼信仰中,寻找到重新确认民族属性,拯救民族文化,安抚现代人心灵、医治现代文明病的路径。对以巫鬼信仰为文化核心的乡土世界的表现只是表层,其深层涵义是探索和建构一种理想的人性形式和生存方式。对自然人性和巫术仪式的召唤,成为他们返归自然、重回“神之存在”的时代的重要通道。其次,他们把巫文化作为一种观照世界和人生的文化哲学,为20世纪中国文学创造出了一种重象征、重冥想、重抒情、具有传奇色彩和神话意味的小说艺术,从而挣脱了理性统治一切的时代,为文学保留下了诗性飞翔的空间,大大丰富了20世纪文学的文化内涵和审美内涵。第叁章主要结合20世纪40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和建国后农村题材小说、革命斗争题材小说创作,探讨了巫文化与20世纪小说“造神”和“娱神”之间复杂的关系。在20世纪小说的政治叙事中,现当代作家通过对人神分离、人定胜天的肯定,对民间巫鬼信仰进行了“祛魅”的清理,与中国政治家从20世纪初期就开始了消灭民间宗教的“祛魅”运动达成了同谋。但是,政治祛魅的时代并不是巫鬼信仰绝迹的时代。现当代作家在对政治的叙事中,表现了民间巫鬼信仰与政治、革命之间既“合谋”又有所“游离”的复杂关系。一方面,作家们通过征用民间与巫文化相关的象征符号、巫术仪式,完成了造神、敬神运动,构建起新的政治神话；另一方面,现当代作家关注到民间信仰和权利秩序之间的复杂关系,试图挣脱出“政治祛魅”运动的简单粗暴,在时代留存的狭窄缝隙中,真实书写底层民众的宗教信仰心理,表现了巫鬼信仰成为民众精神的寄托、对生命存在的神秘感知、对民间权利的潜在补充等积极的意义。巫与政治似断实连,两者关系的暖昧不清,显示出20世纪中国现代性进程中,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政府、精英与民众之间控制与反控制、压制和利用、敌对和结盟等复杂的关系,为20世纪特定时期中国乡土社会民众的精神、信仰、宗教的特点留下了一份形象化记录,一份不同于官方正史的珍贵的民间精神档案,至今仍有其思想史价值和文学审美价值。第四章论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寻根作家“寻根”与“寻巫”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寻根作家重建民族自我的现代化诉求,并没有完全以西方文化作为标准,而是开始挣脱现代化的隐形控制,将来自本土、民间、边缘的文化资源——巫文化引入了对文化转型和民族自我的建构的思考之中。其中,既有从对启蒙现代性的怀疑出发,到巫文化中发掘文化重建的有效质素的执着,又有启蒙主义文化语境下对巫文化的理性批判和现代反思。其次,巫文化具有的诗、史传统,激发了寻根作家对小说艺术形式饶有趣味的探索。寻根作家对巫文化诉诸于感性的审美选择,对民间神话、巫术仪式中保存下来的神话思维或巫性思维的复活,使来自本土、居于边缘的民间文化资源开始大幅度介入到文学叙事之中,带来了新鲜的思维方式和叙事手段,从而修正了在政治规约下已走向狭隘的现代化叙事中的固有模式和思维定势,使得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当代小说开始了对文学现代化和民族化相结合的探索,有力推动了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变革,开创了一个自由、开放的新的文学话语时代的到来。第五章从探讨“先锋”与“传统”的关系出发,认为马原、残雪、余华、格非、林白、徐小斌等先锋作家在吸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养分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中到自小深受影响的中国传统巫鬼文化中去寻找能与西方现代文学思潮之间达到精神契合的因素。在古老、原始的巫术思维的启示下,先锋作家通过对预言、梦幻、宿命等非理性的描绘,颠覆了读者的日常生活经验,将读者引渡到一个超现实的、巫风弥漫的世界之中,去体验曾被遮蔽在理性秩序之下的普遍的非理性成分。理性和非理性合一的创作状态,使先锋作家进入到了巫师施行巫术的“临界状态”之中,在与灵魂的对话中,深刻表现了对曾被大众语言遮蔽的存在的勘探、对人的“真实的灵魂状态”的冷峻审视、对心灵的避难所的寻找。其中,林白、徐小斌等先锋女性作家通过对神秘的“女巫”归来的呼唤,完成了男权社会下现代女性悲壮的逃离与无望的拯救。在小说叙事上,先锋作家到巫鬼文化中开掘文学创新的资源,创造了“多重叙述人称”、“圆形结构”、“叙事圈套”等多样的叙事手段,来表达现代人的生存体验,从而实现了巫文化和现代意识之间的有效对接。结语部分肯定了中国现当代作家对巫性生命形态的向往和呈现,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参与文化建构、重塑理想人性、建设物我和谐世界的重要意义；巫文化影响下带来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对宇宙和人生之谜的叩问、神性人格的建构、神话思维的复活、意象世界的营造、抒情风格的形成等对于深化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意蕴、提升20世纪文学的艺术品位起到的重要作用。进而提出继续探讨包括巫鬼信仰、妈祖信仰等在内的民间宗教信仰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巫性思维”和“艺术思维”的内在联系等课题的价值与意义。
林镜[5]2017年在《美学视域下的先秦英雄神话研究》文中提出神话产生初期先民的生产力水平以及智力水平都比较低,是人类借助想象征服和支配自然界,把自然的力量加以形象化的一种文学形式。神话就是人类通过幻想,在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思维操纵下而形成的反映现实生活的口头文学,英雄神话属于神话的一个分类,是数量较多的一类神话。这类神话产生比创世神话和神祇神话稍晚,表达了人类反抗自然的愿望,同时,也可说是人类某种劳动经验的概括总结。因此,先秦时代的英雄神话也就不可避免的被打上自然的形态和属性,渗透出自然崇拜的迹象。审美视域下的先秦英雄神话的研究主要是通过与先秦英雄神话相关的先秦文献史料、诗文经传、绘画雕塑等考古文物这些物化产品来进行发掘研究,同时这些资料也是笔者总结先秦英雄神话中审美内涵与文化内涵、研究先秦审美意识的重要资料。论文分为叁部分:第一部分考察先秦英雄神话展现的原始思维、宗教文化背景。神话思维即早期人类思维,先秦英雄神话思维具有同一性、因果性、象征性、类比性、感性逻辑等特征。神话思维不同于宗教观,神话始于原始宗教,原始先民宗教观念的形成,是原始社会低级阶段劳动和生产实践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具有一定的自然性。第二部分通过分析各种文史典籍来探讨先秦英雄神话的审美流变。先秦时代从原始社会贯穿到文明社会,神话从盘古开天辟地(创世神话)到秦始皇横征暴敛(斗争神话),零星片段地记录在先秦和汉以后的古书里,并不成系统。通过分析《山海经》、《楚辞》、《淮南记》等文献资料,探讨先秦英雄神话体现的审美文化内涵、神话中英雄形象与自然关系艺术化的表达、先秦英雄神话所蕴含的审美特征等内容,可见原始先民的审美意识。第叁部分主要研究先秦英雄神话的审美价值。神话流传千年,后世不断从神话中汲取民族精神和美学思想。其后引发的血统、家庭、社会、伦理观念更深深地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不但影响着传统政治观念和宗法制度,也影响着后世伦理美学思想的发展。从最初的儒道两家到当代的英雄神话,先秦英雄神话的美学价值不可估量。先秦英雄神话中的英雄形象,反映了原始社会中先民最初的思维类型和宗教意识。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英雄就是美与希望的最佳诠释。研究先秦英雄神话,对中国古代审美文化史研究特别是中国古代人民审美观研究都会有所裨益。
张赛[6]2011年在《《庄子》与神巫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庄子》的思想起源问题是历来注庄和解庄者不可避免的问题,自《庄子·天下》篇自述“源于太一”以下形成了诸种不同的说法,如司马迁的“归本于老子”、郭象的“自成一家”说等等。神巫起源说是其中后起的、关注度较低的一种,学者的研究也较少。现有的论着也大多单纯的从《庄子》中引用、化用神话的表层因素上来分析,缺乏对两者思维方式等方面相似点的比较,也没有对庄子思维与神巫文化的本质不同进行比较。因此,从神话和巫教的角度来解析庄子思想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庄子》一书自古以来就以奇诡着称,这与庄子大量运用神巫因素有关。研究其中神巫因素的影响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梳理庄子的思想来源,更好地读懂《庄子》,也可以促进我们对神巫文化由鼎盛时期在社会生活中占主体地位到战国中晚期衰落下的残存影响做一个考察。本文以庄子与神巫文化的特殊关系作为立论中心,从叁个方面对其进行论证：第一章,通过对神话和巫文化的发展脉络做出梳理,摸清楚庄子所处时代神巫文化的发展情况,以便为论证提供背景材料；同时从中提取与庄子思想有关联的部分,比如创世神话、变形神话,为下文两者的比较提供论据。第二章,具体地论述神话和巫术从不同方面对庄子其人其书产生的影响。庄子运用神话既有化用,也有对神话材料的散用；书中既有接近神人的人物形象,也有与巫术类似的活动；他的哲学观念也能从神巫文化找到源头。最后,从思维本质上对两者进行比较,认清两者的不同之处,以及庄子对神巫文化的超越。前人的研究大多偏重于复原神话材料或研究庄子思维方式特点中的一方面,此篇论文力图在此基础上对两者进行结合,在进行相似性比较和起源性论证的同时也对两者在实质上的不同做出论证。通过论证我们可以看出,《庄子》中有着浓重神巫文化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只停留在神话的引用、化用和巫术活动方式的借用上,还体现在更深层的思维方式上,但是庄子的思维方式没有局限于神巫思维的影响,而是在借鉴的基础上有所超越。
李滟波[7]2007年在《中国创世神话元素及其文化意蕴》文中研究表明“创世神话”虽是一个译自西方的学术术语,但中西均有其实,且被学者视为人类思维的第一个成果和后来众多学科发生的源头。本论文以创世神话的核心母题为研究材料,以创世神话的“情感”、“主题”和“思维”这叁个基本元素为切入点,并以希腊和希伯来的创世神话为参照,对中国创世神话的文化意蕴进行了尝试性的探索和研究,认为中希创世神话与早期宗教、哲学和文学之间都存在着或隐或显,并又同又异的渊源关系。本论文首先以“情感”元素为切入点,探索了创世神话的宗教意蕴。创世神话情感主要表现为依赖感、崇拜感、敬畏感和惊异感,具有原始宗教情感的性质。中国和希伯来创世神话中的“泥土造人”神话和“造物主”神话蕴含了中希先民对泥土和造物主的不同的情感。希伯来创世神话中所蕴含的对“造物主”的崇拜感和敬畏感导致了犹太民族对上帝的崇拜和敬畏,而中国创世神话中所蕴含的对“造物主”的崇拜感则影响了古代宗教中的“上帝”崇拜和“天神”崇拜。其次,从“主题”元素入手,论文探索了创世神话的哲学意蕴,认为中国和希腊早期哲学中的几个核心观念与创世神话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中国创世神话中的“混沌”神话影响了老子的“道”的提出,“世界父母型”创世神话则影响了另一核心观念“阴阳”的发生。古希腊早期哲学中的“始基”渊源于其创世神话中的“混沌”神话。中国创世神话对早期哲学观念的影响是隐性的,而希腊创世神话对其早期哲学观念的影响则是显性的。最后,论文以“思维”元素为切入点,探索了创世神话的文学意蕴。“想象”是所有创世神话的最基本的思维形式,但中国创世神话思维更多的表现为“形态类比”和“以己度物”这两种类比想象的思维形式。本论文认为,这两种类比想象的思维形式潜隐地影响了中国早期文学思维的发生。而希腊创世神话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想象力则成为希腊文学乃至西方文学的直接源泉,希腊神话和希伯来神话一道共同催生了西方文学的发生和繁荣。创世神话就像一个原始的混沌的文化母体,孕育了后来宗教的情感、哲学的观念和文学的思维形式。就其所讲述的主题而论,创世神话是一种原始哲学;就其所运用的思维形式而言,创世神话是一种原始文学;就其情感表露的特征而言,创世神话又是一种原始宗教。创世神话所具有的这种多学科性质及其丰富的文化意蕴,使它成为早期文学、哲学和宗教发生的重要源头。本论文既不是单纯的创世神话研究,也不是单纯的文学、哲学或宗教研究,而是一种以探索创世神话与后来学科发生之渊源关系为主旨的综合性研究。对中希创世神话之文化意蕴的这种跨学科和跨文化的尝试性探索,有益于对文学、哲学和宗教之“史前史”的认识,也有助于对跨文化视域中的创世神话之文化意蕴的互识。
李存生[8]2011年在《云南少数民族创世神话思维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神话思维研究是神话学中一个比较古老的话题,也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历来都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探讨,但却没有对神话思维下一个比较全面的定义,原因在于“神话思维”这一概念的内涵及外延的复杂性。创世神话作为神话体系中比较典型的母题之一,积淀着初民最原始的智慧,创世神话思维因此成为神话思维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也就具有了相当的复杂性。创世神话在西南地区(尤其是云南)形成了一个群落,主要集中在创世史诗中,数量可观,内容典型,所以对云南少数民族创世史诗中的创世神话进行深入分析,可以从中开拓出一条探寻创世神话思维之路。本文从云南典型少数民族的创世史诗入手,分析其中的创世神话部分所蕴涵的创世神话思维机制。笔者对大量的云南少数民族创世神话文本进行了深入分析与归纳,从神话学、人类学、思维科学、心理学、哲学等角度,探讨了创世神话思维的萌芽以及从思维结构、思维形式、思维符号、思维特点四个大的方面探讨了创世神话思维机制,从更高的层面对云南少数民族创世神话思维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在分析中发现,创世神话思维的思维结构上存在主客体之间以及与外部世界的神秘互渗的多层结构性；思维形式上主要是初步类化的表象性；思维符号上的多样性；思维特点的神秘性、感官性、象征性等,尤其是象征性,是创世神话思维最为突出的特性。这些方面都是有理可依的,对创世神话思维机制的这些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将有助于透视初民的思维机制。
张苓[9]2014年在《道德的起源》文中指出道德起源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哲学论题,它本身就包含着解答问题的悬疑：道德到底是指什么?起源发生于何时?道德到底如何起源?对于如何界定道德?笔者通过历史的梳理、已有的研究和道德起源这个论题本身的逻辑预设,试图从论文本身给出道德一个宽泛的定义。道德先是一种实践、一种文化创生,一种秩序,其次才是一种意识形态、观念。对道德的定义,会衍生出另一个问题,道德的起源与道德的发生。这是研究道德的两种路径。道德的发生是人类知识结构的生成,是观念的发生。道德起源是事件发生,是社会实践。但是,两者又不是分离的。道德发生有效解决了起源研究将起源绝对化以及无法解释认知结构生成机制的问题。如果把道德看成是人类所独有的,那么道德起源于古代漫长的历史时期,它是随着社会发展,和人类一起成长的。因此,起源问题涉及到时间和空间的宏观跨度,要以现在的时空位移到上古时期人类思想启蒙之时。原始社会的初始浑沌是道德起源的母体。所谓浑沌母体,不是杂乱一团,它有自己特有的运行特征和规律。要研究道德的起源,就是要从浑沌母体中,找到一些闪光的碎片,它们是最有代表性,与道德联系最为紧密,通过对它们的研究切入到道德起源中。同时,道德在起源过程中,本身也作为一碎片,同其他因素融合在一起。作为碎片之一的原始思维,是从思、言说的角度,对道德起源的主体性特征进行探究。图腾、禁忌作为原始宗教的表征,则是从心理认知以及价值判断的角度,对道德起源进行研究。巫卜祭祀是从行为的功用性角度,剖析道德的起源。神话是记忆传承的主要载体,是历史沿袭下来研究道德起源的“活化石”。习俗则是从规范调节角度进行论述,它是最接近道德起源的因素。当然原始思维、图腾与禁忌、巫卜祭祀、神话、习俗,他们都不是各自断裂的,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缘性关系。这一切都内生于原始社会大的时代背景条件下,在原始实践的发展历程中,或者它们本身就作为一种实践,随着历史延续到现在。道德同人类社会的发展类同,是个自我修正的过程。道德产生于古代社会这一巨大的社会环境中,生产力等器物文明的发展,影响到了道德的起源。物质生产的发展是不断改善人类生存境遇的过程。这从原始社会的采集、狩猎、农业、畜牧以及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可以看出。物质生产的完善和发展是道德起源的基础性条件,因而道德起源与人的生存紧密相连。而在人的生产中,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关系、亲属关系、亲属制度是原始人类社会初始的交往形式。人类的交往,必然有一定规范在维系。原初的道德是离不开对两性关系和亲属关系的调整。氏族是人类第一个正式的社会组织形式,它成为道德起源的社会单元。人类的发展和精神文化的进步缘由于人类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道德起源于人类的交往活动,正是在实践中,产生了原始道德。原始社会的实践始终伴有一层神秘的外衣,不像现代人处于理性和科学的指导下。原始人的思维是一种集体意识向性思维,在其中,是非观念的产生、自我意识的觉醒都蕴含着道德萌芽。同时,原始思维所特有的神秘互渗以及万物有灵,使得道德在起源过程中具有持久的可变性。而在原始思维的一系列纠错中产生了原始善恶观。思维和语言存在着双生关系,语言的表达与交流在人类社会长期的发展中,必然会产生一定的秩序和规范,随着秩序和规范的普遍化、客观化,于是就形成了“是非”、“正义”、“善”等道德词语。关于道德内容的述说一旦表达出来,道德就已经在文化中成为独立的一部分。语言对道德有一种肯定或否定的态度,长而久之,语言便具有了道德使命。原始思维和语言的述说是道德起源的主体必要条件,同时原始人经常幻想和制定出无数图腾、禁忌、礼仪,这进而成为原始人行为规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图腾、禁忌虽不是我们今天所定义的道德规范,但在古代社会,却履行着道德规范的职责。图腾、禁忌中的规范因带有原始宗教的神秘因素,从而使道德具有了神性的权威。因此,道德在原始社会走的是一条非制度化、借助于人的情感、信念等宗教因素来起作用的发展道路。大量的人类学资料指出,人类的道德状态首先始于图腾、禁忌,图腾、禁忌就是原始人类所能有的最早的道德法典。图腾、禁忌在道德起源中,表现出原始人作为道德主体被动的一面。而伴随巫卜祭祀文化的流行,原始人主动性的一面开始表露。他们积极同神沟通,巫师便是这样一个独立的职业。上古时期,巫师有着道德传承的重要功能,同时也起着一定的道德标杆作用。卜筮祭祀文化,这在中国更具有代表性。卜筮祭祀更多是作为一种礼仪,祈求上天、先祖福佑,同时先人也通过卜筮、祭祀的推行,建立了一定伦理道德秩序。神话传说是道德起源的“活化石”。神话具有幻想性,是一种集体行为,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真实性。神话,作为在现代生活中依然存在的对远古现实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远古时代的道德价值、社会秩序。道德的美好向往都体现在神话中。原始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慢慢解构神秘性的一面,渐渐积淀出特有的风俗习惯。它是世代传承的习俗、习惯和行为模式。风俗习惯的推行依靠的是社会心理、习惯势力对人类思想、言行的维系,它是内化于人的强有力的内在规范机制。经过各种文化形态的冲突和融合,有的原始社会习俗转化为具有“应该”“正当”价值范畴的道德规范。有的发展成了法律,有的或依旧作为习俗存在着。这都归因于社会实践的需要。总之,道德起源是人的实践创造,规范维系,文化创生的过程。道德起源的历史是一个不断修正的、功利化的发展历程,它与人的生存紧密联系。在生存实践中,道德成为人特定的价值预设,从原始的稚嫩发展成非制度化的道德律。原始思维、图腾与禁忌、巫卜祭祀、神话、习俗在道德起源过程中,以两条路径展开：原始思维——图腾与禁忌——巫卜祭祀,原始思维——神话,最后两条路径都归结到习俗,或者说习俗贯穿于两条路径的始终。在原始的生存实践中,以集体表象为特征的原逻辑的思维,以一种神秘的、有灵的、神圣的的思维产生出了最初的是非观和善恶观。集体表象下也有着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这是道德起源过程中道德由集体的意志慢慢内化为自身意识的前提条件。原始思维塑造了原始人特有的心理情感和价值判断。恐惧、敬畏、崇拜、迷茫使的原始人在一开始的社会实践中就选择了图腾崇拜和禁忌。图腾崇拜本身就是一种集体行为,原始人以图腾为名,自发的进行生产和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道德从来都是人类的集体规范,但在运行过程中,它不断的进行着集体与个体之间的博弈。集体不断的将其意志灌输给个人,个体起初只是无意识的接受,渐渐的个体会有背离,因集体的惩罚和孤立,又回归到集体。在此博弈过程中,凡是对整体有利的即视为是道德的,而个体只能无条件的消化吸收。对图腾所表现出来的敬畏感和恐惧感,掺杂在世俗的日常生活中,使得日常的规范具有了神的强制性。原始思维中是非观念的产生,是禁忌产生的主要依据。原始禁忌种类繁多,最早具有道德规范性质的是两性禁忌。可以说两性禁忌是第一条道德禁律。它是氏族社会关系道德约束的基础,也是道德由他律转为自律的精彩展现,作为集体的他者依靠着禁忌心理,使得禁忌的遵守成为一种道德规范的自律。图腾与禁忌在道德起源过程中的被动性,促使人企图积极同神沟通,巫卜祭祀文化因而产生了。巫卜祭祀在道德起源的过程中具有功利性的一面。无论是巫师、卜者、还是祭司,都在祈求神福佑人类,当然他们也对神表现了虔诚的崇拜。他们是人类最早的精神文化的传播者,是具有道德使命的主体,是道德起源的助推者。原始语言和原始思维是共存的。原始语言的诉说开辟了道德起源的另一路经。关于道德的内容一旦诉说出来,语言便具有了道德的使命。善言才能善行。因而,伴随道德语言的产生,道德认知和道德评价产生了,这是道德起源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神话和语言具有同构性。它是记忆传承的载体,是道德起源过程中道德规范传播和定型的主要工具。神话通过有声的语言和集体的传播,把人类的美好道德期盼加以推广和延续。在原始思维与图腾、禁忌、巫卜祭祀、神话的融合过程中,习惯的力量其实一直都贯彻其中。在发展中,习俗慢慢具备了道德规范的雏形,并渐露了道德的端倪。习惯的力量,对于传统的敬畏,已经使得习俗由于自身的原因被原始人遵守。在习俗中,道德已经完全实现了由他律到自律的转换。因而,道德在起初产生时,采取了原始宗教的、习俗的形式,渐渐的道德和它们产生了背离。道德不再表现为图腾、禁忌、巫卜祭祀、神话、习俗所表现出来的规范,而是道德变成了它自己。人类社会的实践发展是道德产生的前提条件,随着人类理性自觉意识的觉醒,原始社会的神性因素慢慢褪去,道德不再需凭借崇拜之命、禁忌之约,也不需要巫卜祭祀的仪式或巫师、卜者去与神沟通,也不需要神话去做道德普及,道德从神的权威来到世俗化的人间。同时,道德也摆脱了习俗世俗化和狭隘性的外壳。于是,道德产生了。
李晶晶[10]2014年在《长江中下游史前玉器的审美特征》文中研究指明玉,自古以来都是深受中国人喜爱的珍贵宝物,早在遥远的史前时期,它就成为了先民心目中中原初的审美对象,并且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与人类认知水平的提升,中国各地区的史前玉器不论在数量上、技艺上还是内涵上都有了丰富而长足的发展,进而产生了源远流长、多姿多彩的玉文化。而长江中下游史前玉器作为中国史前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以其繁多的的种类、精湛的工艺以及在原始宗教礼仪上的神圣功能而成为玉文化发展史上的一段精彩篇章,并对后世的中国玉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本论文主要是对长江中下游史前玉器进行审美特征方面的研究,并突破以往玉器研究大多停留在对器物表面特征进行考古描述的狭窄视角,而是从种类繁多、年代久远的长江中下游区域的史前玉器中提炼出明确、具体的审美对象,进而研究与分析寓含于器物之中的深层审美意味,以及随之体现出的史前先民对自身及自然万物独特的思维方式与原始的审美情趣。本论文首先是对史前玉器的性质功能演变以及典型玉器板块的特点和相互之间的交流、影响作一个概括性的描述,彰显出史前玉器独特的时代风格、审美趣尚以及对中国后世玉雕艺术的重要影响。然后再从长江中下游玉器审美意象的造型特征、纹饰特征、风格特征、思维特征四个方面入手,来对器物形式之下的深层审美意蕴进行细致深刻的研究和分析。其中在造型上体现出摹仿性、多元意象的组合性以及因象赋形的特点；在纹饰上则从纹饰的雕刻手法以及排列组合上体现出抽象符号化和有序结构化的特点；在艺术风格上则分时期从造型和纹饰两个方面体现出拙朴而不失精致、怪诞神秘以及自然灵动等特点以及相应所彰显出的在物化形式之下的深层审美意蕴；在思维上则对长江中下游史前玉器中原始而独特的神话性思维、意象性思维特征以及长江中下游史前玉器中的典型集体表象进行分析：从而多角度深层次地分析、研究长江中下游史前玉器意象的审美内涵,探讨单纯器物之下寓含的丰富的精神意味与原始独特的审美趣尚,使考古器物与文艺美学有机结合起来,并吸收文献学、人类学、符号学、艺术学、神话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思想和方法,对于丰富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内容,以及研究中国美学史和艺术审美意识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参考文献：
[1]. “原始—神话思维”初探[D]. 于丹丹. 东北师范大学. 2003
[2]. 《江格尔》与《伊利亚特》审美比较[D]. 高峰.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0
[3]. 神话隐喻与鲁迅启蒙思想研究[D]. 林银花（Lim, Eun, Hwa）. 浙江大学. 2016
[4]. 巫风浸润下的诗意想像[D]. 易瑛. 湖南师范大学. 2010
[5]. 美学视域下的先秦英雄神话研究[D]. 林镜. 广西师范大学. 2017
[6]. 《庄子》与神巫文化研究[D]. 张赛. 山东大学. 2011
[7]. 中国创世神话元素及其文化意蕴[D]. 李滟波. 上海师范大学. 2007
[8]. 云南少数民族创世神话思维机制研究[D]. 李存生. 云南大学. 2011
[9]. 道德的起源[D]. 张苓. 山东大学. 2014
[10]. 长江中下游史前玉器的审美特征[D]. 李晶晶. 华东师范大学. 2014
标签：宗教论文; 神话论文; 创世神话论文; 思维障碍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先秦文化论文; 先秦历史论文; 庄子论文; 故事新编论文; 江格尔论文; 思维模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