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粤对峙前后阎锡山的反蒋倒张活动（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阎锡山论文,反蒋倒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术界对宁粤对峙前后阎锡山的活动大多很少涉及。（注：宁粤对峙始自1931年广州“非常会议”的成立，双方的公开对峙结束于1932年1月蒋汪合作，最终结束于1936年的两广事件。本文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是指前一阶段。有关宁粤对峙时期阎锡山的研究，除文史资料收有部分口述回忆外，学术界很少有人关注。相关资料最为集中的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在现有阎锡山生平研究中，涉及这一段史实时，因缺乏原始档案，大都以口述史料为主要依据。其中代表性成果有中共中央党校“本书编写组”编《阎锡山评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笔者利用台湾保存的阎锡山档案，力图揭示这一段历史，并以阎锡山的再度复出这一个案，进一步回答宁粤对峙期间，国民党内各派系之间的相互妥协和权力重组的内在因素。
一、阎锡山返晋风波
1930年爆发的中原大战，最终因张学良引兵入关，支持蒋介石，导致阎锡山、冯玉祥等的反蒋战争以失败告终。这对阎、冯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两人被迫宣告下野，脱离了自己的部队。但细细看来，两人的处境却有很大不同：首先，阎锡山有着一块精心经营近20年的根据地——晋、绥两省；而冯玉祥在他曾控制的陕、甘、豫等省却没有很深的根基，无法赖以生存。其次，晋军在中原大战中一直注重保存实力，没有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大多较完整地撤回山西；而冯玉祥部在陇海线和平汉线的激烈战斗中，受到很大损伤。三是阎锡山在晋军中仍拥有较高的威望和凝聚力，各将领间尚能保持大体团结，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叛阎投蒋行动；而西北军内部却早已出现离心离德的倾向，战败后更是四处逃散，七零八落。除韩复榘、马鸿逵等早在中原大战前降蒋外，石友三、孙殿英、吉鸿昌、孙连仲等部也在大战后期纷纷叛冯投蒋。
蒋介石虽然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但还没有足够力量同时消化掉晋军和西北军。中原大战结束后不久，因为蒋介石囚禁胡汉民，再度引发国民党内的分裂，形成宁粤对峙，更使蒋无力北顾，对阎锡山、冯玉祥的残存势力不得不区别对待。同时，对于在大战中给予自己重大帮助的张学良，也不能不有所酬答，而将黄河以北全部划入张学良的势力范围。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收拾战后北方局面的策略，首先是彻底解决冯玉祥部，对西北军用一个“拆”字。大战刚一结束，蒋即电令何应钦：“对西北军，如其各个来接洽者，请切实进行收容。若整个来接洽者，拒绝之。”（注：《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30年9月3日)，《事略稿本》，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以下简称蒋档)·文物图书。） 此后，除早已降蒋并在中原大战中立有战功的韩复榘获委山东省政府主席，拥有一省地盘外，其余西北军被拆得四分五裂。石友三部奉命驻防河北顺德，宋哲元部暂驻晋南绛县，吉鸿昌部驻豫南信阳，孙殿英部驻山西晋城。蒋随后又将暂驻山东，原本和韩复榘属同一阵营的孙连仲部调往江西。从此，作为一个完整军事系统的西北军，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对付阎锡山，蒋介石则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发出通缉令，迫阎脱离部队，而将晋系军队交予张学良整编为4个军，分别以阎锡山旧部商震、徐永昌、傅作义、杨爱源为军长，以赵承绶、周玳为骑兵和炮兵司令。（注：《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159页。） 晋系部队又能合法地在自己老家成建制地完成整编。这正是阎锡山日后得以重返政坛的本钱。
宁粤对峙发生后，粤方积极联络北方反蒋势力，派邹鲁“北上和阎、冯及北方诸部联络”，希望藉此扩大反蒋同盟。（注：邹鲁：《回顾录》下，台北，三民书局1976年版，第327页。） 这又为刚刚失败的阎锡山提供了新的机会。
1931年7月20日，原西北军石友三部首先在北方树起反蒋旗帜。阎锡山积极参与其事。晋系将领中，商震并非阎锡山五台派嫡系，被蒋介石任为山西省政府主席，引起许多忠于阎锡山的晋系将领的不满，傅作义甚至在一次晋军会议中要求徐永昌将商震扣押起来。为此，商震决定脱离晋系，向蒋请求率部出晋，助蒋抗击石友三。当时，在晋系将领中徐永昌的威望最高，蒋介石将商震部调离山西后，只得任命徐代理山西省政府主席，以免引起山西将领内部疑惧。（注：有关阎锡山支持部下参与石友三反蒋的详情，见金以林《从反叛到瓦解——石友三1931年反蒋失败的个案考察》，(台北)《近代中国》第156期，2004年3月。）
正在这时，阎锡山于8月5日由大连秘密返回山西。
尽管此时阎锡山仍受政府通缉，商震又投蒋离晋，但他此行决非贸然之举。阎锡山历来精于算计。他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他仍获得晋系将领的支持，即使是新代省府主席徐永昌，“对主座(指蒋介石)固甚感激，但彼绝不背阎”（注：《天津丁春膏致南京孔庸之元二电》(1931年7月13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档案(以下简称阎档)，微缩胶卷，72/0970。）。因此，阎锡山返晋不会有任何危险。二是阎锡山得到粤方的支持。就在阎氏返晋当天，广州“非常会议”致电阎锡山、冯玉祥及所部诸将领，恳请二人继续领导北方反蒋武装“即起图之”（注：《天津执行部致阎锡山冯玉祥徐永昌宋哲元庞炳勋孙殿英傅作义电》(1931年8月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冯玉样个人全宗档，三○○·383。）。甚至连同他长期面和心不和的冯玉祥也不得不承认：“事已至此，势非百川(阎锡山)先生出而主持，决无其他良法。”（注：《冯玉祥致王(法勤)覃(振)柏(文蔚)邹(鲁)等电》(1931年8月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冯玉祥个人全宗档，三○○·382。） 同时，阎锡山的行动还得到日本军人的暗中支持。此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前夜，日本侵略者正利用一切可能有用的力量来破坏中国的统一。正是在关东军特务机关长、“九·一八”事变罪魁祸首之一的土肥原贤二的安排下，阎锡山乘日军飞机秘密返回山西。（注：《阎锡山日记》(1931年8月5日)，阎档，18/0221—0222；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卷，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初版，第1651页。）
阎锡山返晋立即引起蒋介石、张学良的紧张。他们二人都深感此事异常棘手。据孔祥熙提供的情报显示：“五台系与石(友三)签字，占领平津，晋即出兵。某知友言阎借日款三千万元，广东助四百万，阎贴三百万，意在大局。”（注：《太原蒋守一致南京孔祥熙虞电》(1931年8月7日)，阎档，80/0770—1。）以上情报是否属实姑且不论，但在阎的背后又多了一层日本人的关系，这就更令蒋、张深感不安。
此时，蒋介石的处境已不同于中原大战胜利之时，他的主要注意力正集中在同他公开对抗的粤系和“剿共”两方面，对北方，着重对付已被拆散的西北军，而将黄河以北地区作为酬劳交给张学良处置。除对韩复榘无力调动、石友三公开反叛外，蒋介石拟将宋哲元、吉鸿昌南调“剿共”，以减轻来自粤方的压力(原驻山东的孙连仲部已调入江西剿共)。阎锡山返晋一下打乱了他的原有计划。
此刻张学良的处境也颇困窘，虽然他很想将阎锡山驱逐出境，但仅靠东北军入关部队尚不足以对付山西。而自万宝山事件后，日本军人就一直企图在东北诱发军事行动。“初拟利用张宗昌，而宗昌无力，旋乃以飞机载阎锡山返晋……如果东北军与阎、冯军队不免一战，则日本将乘共产党蜂起之际，使列强无容喙之余地。”（注：《日本外务省记录》，转引自梁敬
《九一八事变史述》，台北，世界书局1995年第5版，第62页。）
阎锡山返晋后，除商震外，“山西将领均往谒”（注：《天津王懋功致广州昭佳电》(1931年8月9日)，阎档，48/1816—7。）。同时，阎还亲自致电商震表示：“请以团体为重”，“望商回并(太原)”。（注：《最近山西局面》，天津《国闻周报》第8卷第32期，1931年8月17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3页。）当得知商不为所动后，原同商震最接近的绥远省主席李培基即在“大同被赵承绶扣留，华北情况殊未可料也”（注：《北平华觉明致汉口何成濬佳电》(1931年8月9日)，阎档，80/0794。）。
8月9日，蒋介石在研究山西问题时，曾自记道：
山西方面自阎锡山回来以后必将谋叛，余应决定办法：一积极进攻；二消极则不发饷。但第一项积极办法必先征求张学良与韩复榘之意见后再决可也。至吉鸿昌部，如不解决则北方之后顾终堪虑也。（注：《事略稿本》，1931年8月9日，蒋档。）
蒋介石此时确实处于两难境地，既没有力量对晋“积极进攻”，又不可能“消极不发饷”，那样做无异公开将晋方置于对抗地位。为此，他只能继续采取分化手段，拟将西北军宋哲元和晋系商震调离华北，拆散阎、冯势力可能的联合。8月初，蒋分别致电东北军秘书长王树翰指示：“启予(商震)既离晋出征……则乘此属其率领所部南来，先入岳州，以便随时策应。”（注：《蒋中正电王树翰等商震离晋出征应派徐永昌代理并与张学良切商》(1931年8月3日)，《筹笔》第60册，蒋档，04—0308。）再电宋部总参议萧振瀛：“明轩(宋哲元)兄部如愿调离晋南，则可否调来江西填已克复之地区，俾此间得以抽出部队对粤也。”（注：《蒋中正电询萧振瀛如宋哲元愿调离晋南可否调赣填防俾抽出部队对粤》(1931年8月11日)，《筹笔》第60册，蒋档，04—0325；阎档，80/0825。）但张学良从自身利益考虑，更想将宋、商二部调至河北，这样一旦同晋军发生冲突，东北军不至于首当其冲。蒋对此甚为不满，电张表示：“如宋部仍驻河北，则与晋南无异，不如不调。请速决调赣。”（注：《蒋中正电张学良速决是否调宋哲元部至赣》(1931年8月11日)，《筹笔》第60册，蒋档，04—0327。）
8月10日，蒋介石派往北平协调对晋关系的航空署长葛敬恩实地调查晋系情况后，不主张逼阎离晋。他电蒋报告华北军情，并向蒋建议道：
商震现仅其嫡系步兵四团，当不致为晋人诱归，亦不够剿匪实力，惟其自己不肯南开，而副部(张学良)亦欲利用其恨晋之心理留之石庄，以对付晋人。次辰(徐永昌)代主席已发表，惟尚无表示，大约数日内必有回音。观其就否，即可以判阎此后之态度也。至硬逼阎离晋，此时恐难做到。观各方对阎之归，虽未有种种观察，以职判断阎氏之归，即令纯为作乱而来，以晋军动员慢之故，亦在三星期后。而晋省地形彼既易于防守，我亦易于堵塞。窃以为目下大局，对北应以东北之刀，防晋外窜，以经扶(刘峙)之众镇摄〔慑〕豫、鲁，而在剿赤许可之范围内，尽管抽调精兵约五六师趁粤寇移动，即一举加以痛击，乘胜入广州，取消其伪政府。是时，如北方仍然安靖，则彻底平定桂、粤，如北方事变已起，则留相当之兵力制止桂军，于粤境之各军回师北指，晋、鲁无粤府煽惑资助，或可不动。若妄动，亦不难一鼓荡平也。（注：《北平葛敬恩致南京蒋介石蒸电》(1931年8月10日)，阎档，80/0806—7。）
同一天，孔祥熙也电蒋报告晋阎与奉张的关系，并建议：
阎乘日机返晋，冯(玉祥)有赴五台之说，似与粤方有联络。闻东北老派亦曾有代表在(大)连接洽。渠(阎)之不助石(友三)因双方目的俱在平津，利益冲突，故特坐视。现在突然回晋，因晋军内部意志纷纭，非渠回晋无法统一……弟意以为晋军将领拉拢甚为容易，如此次商启予之出兵讨石……晋省现在反商甚剧，弟意立应商之汉卿(张学良)以徐(永昌)代商(震)，并将诸将请求随时酌予容纳，必生效力。（注：《上海孔祥熙致蒋中正蒸电》(1931年8月10日)，阎档，80/0804。）
8月16日，蒋在日记中慨叹道：
阎锡山回晋后，北方变故在酝酿中，而江西赤匪未平，豫南吉鸿昌必叛，两广日图进犯湘赣，湖南之何键态度又不明。此五者应深切研究而熟虑之。（注：《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16日，《省克记》卷4，蒋档；《困勉记》卷18，原稿抄有该段日记，后用毛笔删除。）
在这种多方告急的处境下，稳定北方对蒋介石至关重要。因此，对张学良的意见，他不能不表示尊重。此后，蒋不再提调离宋、商之事，而着重考虑如何安抚晋系将领和处置西北军吉鸿昌部。19日，蒋在日记中写道：“近日最急者为吉鸿昌部之处置问题；其次则为商震、杨爱源、孙楚之位置。”“以商为豫冀晋边区督办、杨为绥晋边区督办、孙为山西清乡司令如何？”（注：《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19日，《困勉记》卷19，蒋档。）
此时，驻防河南信阳的吉鸿昌与粤方联络频繁，随时可能反蒋。如吉部异动，自信阳出鸡公山可直捣武汉，同两广军队夹击两湖，形势相当危急。蒋一度拟“用武力解决吉”部，不曾想到“事机泄露太早，反生差误”，引起吉部两师长的怀疑。幸亏何成濬及时发现，才未导致该部“挺〔铤〕而走险”。（注：《何成濬致南京蒋中正号酉电》(1931年8月20日)，阎档，80/0939。）这一切更迫使蒋希望迅速安定北方。8月25日，蒋再次电张学良指示：“北方局势务须求一根本安定办法，勿使其受两广出兵之牵动。除使阎、冯离境出洋外，并将商震、杨爱源、孙楚三人从速委其名义为要。”（注：《蒋中正电王树翰北方局势务求根本安定办法及使阎冯出洋》(1931年8月25日)，《筹笔》第60册，蒋档，04—0348。）蒋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想通过封官许愿，拆散对方内部团结，以达逼走阎、冯的目的。
对于驱走阎、冯一事，张学良的态度是同蒋一致的。张学良特电新上任的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表示：“现在国家力求巩固和平统一，先生(指阎锡山)应即速行放洋考察，以正各方视听。”（注：《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篇初稿》第4卷，第1652—1653页。）据徐永昌日记载：“山西之危运，可谓至极，某某日言阎回后之山西决不可靠。”（注：《徐永昌日记》第2册，1931年8月23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463页。）而此时“晋将领多主张留阎在晋，徐永昌如不能为之做到，本身即有问题，故徐日来极感痛苦”（注：《北平华觉明致重庆刘湘艳电》(1931年8月29日)，阎档，80/1022。）。徐曾私下向孔祥熙驻太原代表蒋守一表示：“愿将权位给杨星如(杨爱源)，伊当从旁协助。至对阎，关系已告一段落，如阎仍有活动野心，伊不能受命，今后只有拥护中央，完成和局云云。惟对阎、赵(戴文)自由问题似仍关念。对商乱调军队，深表不满。”（注：《太原蒋守一致上海孔庸之麻电》(1931年8月6日)，阎档，80/0756。） 徐自己事后也曾回忆说：
八月十六日，中央派葛敬恩航空署长来察看阎回山西后发生些什么情形，因葛与我是陆大同学，关系亦好，他信任我的话，觉得阎先生不会有危害国家的行动，电报蒋先生说阎不走亦可，但因蒋先生曾与张汉卿有约，黄河以北归张主持，故张要阎走，蒋亦不肯留阎。（注：《徐永昌将军求己斋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4—225页。）
葛敬恩自山西返回北平后确实曾向蒋表示：“弟意中央对阎若必逼令出国，倘彼走粤，是反助其势，益增纠纷。不如以新由粤分化者目之，以示宽大，务使有利中央。否则结怨树敌，循环报复，非计之得。”（注：《北平葛敬恩致上海张群宥电》(1931年8月26日)，阎档，80/0991。）徐永昌甚至私下致函阎氏表示忠心：“如外方非逼先生走不可……则我直谓先生之归，是我发起，我承认起来。万一无办法时，我与先生同走。”（注：《徐永昌日记》第2册，1931年8月23日，第463—464页。）
有趣的是，此时西北军旧部对驱冯玉祥出洋一事非常坚持，而晋系将领则一致反对驱阎锡山。尽管张学良认为：“阎、冯不去，华北即大受影响。仍催促甚急，即不出国，亦应在国内指定地点居住，不能留晋。”（注：《北平华觉明致重庆刘湘艳电》(1931年8月29日)，阎档，80/1022。）但晋系将领一方面向张学良表示“晋军决不能因阎断送国家”，以求张学良安心，另一方面仍坚持“阎留晋无甚关系”。此时受蒋之命来北平协助张学良安定华北的中央要员之间也意见不一。李石曾、葛敬恩认为阎留晋对时局影响不大，而吴铁城、张继则坚持阎非出洋不可。此问题一时成为僵局。（注：《北平华觉明致汉口何成濬陷电》(1931年8月30日)，阎档，80/1032。）
此刻，蒋介石正煎熬于“吉鸿昌部未得解决，而一切计画殊难实行，故忧虑倍至”之中。（注：《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26日，《困勉记》卷19，蒋档。）他被迫对吉部妥协，暂时放弃武装解决的计划。8月28日，蒋下令调吉鸿昌为军事参议院参议，以冯玉祥旧部而已归顺的李鸣钟接掌吉部。（注：《事略稿本》，1931年8月28日，蒋档。）此后，蒋又不得不将主要精力用来对付即将出兵湖南讨蒋的粤方，无法顾及阎锡山。29日，蒋再电张学良、韩复榘讨论处理阎锡山问题时，口气明显软了许多，全权交与张、韩处理，只是强调：
阎事须有一根本处理办法，务须公私兼顾，而于国家纪纲尤须注意。彼为国家通缉之人，而乃自由回晋安居，则国家与政府体面何存？……且阎乘人之飞机回晋，显受倭寇煽惑，否则至少亦有勾结外人、破坏国家之嫌。于公于私，殊难谅解。请杨(爱源)、徐(永昌)、傅(作义)诸同志在平期间，必求一解决之道。如其能保持国家体面，愿仍出国，则政府亦可与其相当体面，以留余地也。何如请与向方兄(韩复榘)等详商。（注：《蒋中正电张学良韩复榘详商阎锡山事根本处理办法》(1931年8月29日)，《筹笔》第60册，蒋档，04—0371。）
9月1日，张学良同晋军将领最后商讨的结果是：“第一步由张派大员随徐、杨返晋劝阎、冯早行或来平津居住；第二步由各将领以电婉劝；第三步则停止给养，所有晋省杂牌军队不予调出。”（注：《北平华觉明致汉口何成濬东电》(1931年9月1日)，阎档，80/1050。）
就在这一天，广州“非常会议”正式下达武装讨蒋令，两广军队开始出兵湖南。
二、反蒋派系内部的矛盾
尽管阎锡山返晋引起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极度不安，但北方反蒋派系之间仍是矛盾重重，各自为政。同时，晋阎内部也因中原大战失败而暴露出许多新的矛盾，一时难于统一。阎返晋前，山西将领间的关系一度相当紧张。先是商震离晋前“由省行提取现洋数拾万，致社会秩序金融益形惶恐”（注：《蒋守一致孔样熙歌电》(1931年8月5日)，阎档，80/0736。）。徐永昌受命代理省主席后，又同杨爱源“暗争甚烈”（注：《太原蒋守一致上海孔庸之麻电》(1931年8月6日)，阎档，80/0756。）。但南京方面对情况也做了过分的估计。孔祥熙驻晋代表蒋守一曾将晋系内部矛盾向孔报告道：
谨将晋将领之派别及各人主见分别呈报，仰乞参考：傅宜生(作义)、李生达是准奉派，希望主察甚力；荣甲三、李慕颜为中央派，因实力过小，难免被人挤下去。生迭电请助荣部，即此故也。杨星如、王治安(靖国)、赵印甫(承绶)、张会诏、周玳为阎之嫡派，惟杨、王二人欲离阎自主，野心不小。其余皆为己做，非为阎也。再余如龙泉、光甫、毅如、云青等皆可西可东，毫无主见。生此来查得孙、王二人于吃紧时急烈主张联石打奉，惟对中央尚无恶感。石逆解决后，中央对晋当有善后计划，否则祸根伏下，早晚准是麻烦。徐返并后，星如平日权衡，完全让渡，心中很不痛快。总之，晋将领完全不能合作。（注：《太原蒋守一致上海孔庸之鱼电》(1931年8月6日)，阎档，80/0748。）
阎锡山回晋时，原本积极准备反蒋。石友三公开反蒋后，阎锡山曾寄以很大希望，日本特务更不断以假情报迷惑他，向他表示：“石已占保定，河南数部响应，鲁(指山东韩复榘)决援石，蒋对湘鄂赣匪亦无办法，平津为之震动，君再不归，恐错过时机。”但当阎锡山抵晋之时，正值石友三失败之际，反蒋局势并不像他想像的那样有利。阎锡山“下机后即以上述三条询赵承绶，谓石已缴械，阎颇不悦”（注：《北平华觉明致重庆刘湘文电》(1931年8月12日)，阎档，80/0841。）。因此，他返晋后不得不暂时“改变态度，主张晋绥将领暂应团结，不为人分化。以徐主晋政，杨爱源主军，即为团结表现。”（注：《北平华觉明致重庆刘湘真电》(1931年8月11日)，阎档，80/0818。） 蒋守一称傅作义为“准奉派”确是事实，在阎返晋前，傅曾对南京“表示绝对服从，愿率所部讨逆”（注：《苗培成呈蒋主席五月有电》(1931年5月25日)，蒋档·革命文献·两广政潮卷。），又有张学良撑腰，阎一时拿他无奈。王靖国、赵承绶是阎的嫡系，阎对他们不能不有所安慰。绥远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因同商震关系密切被扣后，阎即有“易王靖国或赵承绶”之意。（注：《北平华觉明致重庆刘湘真电》(1931年8月11日)，阎档，80/0818。）阎锡山还组织“晋绥军事整理委员会”，任命杨爱源、孙楚为正、副主任，原晋系军、师长均为委员，希望先借此安定晋系内部，把它看作首先要务，再根据局势发展伺机而动。（注：周玳、赵承绶等口述：《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172页。）
此时，粤方一直在积极推动阎锡山公开反蒋。为了加强北方反蒋派系之间的团结，广州方面派邹鲁到天津组织“非常会议”北方执行部，以“胡宗铎代桂，王东臣(懋功)代汪，邓哲熙代冯，赵丕廉代阎为委员，全权处理”（注：《天津丁春膏致南京孔祥熙微电》(1931年8月5日)，阎档，72/1090。）。但各派系间仍彼此猜忌，难以团结一致。蒋方虽有情报称“阎确领粤款二百万，日人允借千万”（注：《北平华觉明致重庆刘湘删电》(1931年8月15日)，阎档，80/0879。），事实上邹鲁北上之初，仅携款100万元，以40万元助冯玉祥，30万元给石友三，20万元付孙殿英，余10万元为平津活动之用。因经费完全由邹鲁控制，故“胡宗铎、王栋臣以邹不能代表广东大生意见”（注：《天津丁春膏致南京孔祥熙马电》(1931年7月21日)，阎档，72/1005。）。8月中旬，广东国府还致电天津执行部：“以冯、孙均未助石，令扣款不发”，而“胡、王、邓、赵等因分赃不均，暗潮甚烈”。（注：《天津丁春膏致南京孔祥熙谏电》(1931年8月16日)，阎档，72/1124。）阎返晋后又“欲军政由其一手包办，邹来颇感不快”（注：《天津丁春膏致南京孔祥熙微电》(1931年8月5日)，阎档，72/1090。）。对此，王懋功曾有一电致汪精卫，对北方内部矛盾错综复杂、反蒋前途不可过于乐观的情形分析得颇为精彩：
阎回河边村，山西将领均往谒。判断其可能性有三：甲、联蒋；乙、友蒋；丙、团结内部，乘机观变。然证之徐次辰与李石曾之勾结，马福祥代表近日与阎来往之情形，绝对反蒋恐不可能。韩虽表示希望阎团结内部，彼仍团结华北旧部，结果如何，当视环境决定。现时尚难乐观。
海滨(邹鲁)到后，时以国府全权向外宣传，意欲借国府招牌压倒一切，以彼个人为北方重心，而代先生(指汪精卫)在北方之地位，并欲自任国府驻津主任，于其下设军事、政治分会，作改革华北政局之梦。故执行部同人无论何派，除谢持外，对之均不满。我辈只有抓住执行部与彼对抗，冀使北方政局隐然以先生为主，而本身不与发生冲突，以免使先生为难。老阎自海滨到后态度陡变，大约亦以海滨狂妄自大，惹起彼如此作法，不特惹起北人反感，恐中央威信亦将因此损失无存。
党务在长江、珠江均已失败，北方本有可为，但改组派虽有反对，而因津执行部辖区登记人员已由中央派定，西山派本无下层，故亦不利于登记选举，似有与胡张勾结之嫌，结果在北方恐将失败。如何补救？请速图之。（注：《天津王懋功致广州昭佳电》(1931年8月9日)，阎档，48/1816—7。）
从这个电报中可以看出，北方各派势力首先还是以各自的利益为出发点，很少有顾全大局者。特别是阎锡山遇事狐疑，从不肯轻易冒险，以免损失实力。
阎锡山返晋后，尽管继续联络各方，还一度同四川实力派刘存厚共谋反蒋，但双方在行动上仍相互观望。刘存厚希望阎锡山率先出兵，以便自己染指西北；而阎锡山则想借刘存厚举兵，牵制南京对晋方的压力，以求坐收渔人之利。阎、刘下面这组电报颇能反映出他们当时各自的心态：
(8月16日，刘电阎)望公取和张(学良)图蒋(介石)主义，以主力监视张，并以一部牵制杨虎城，以便敝部北展较妥。（注：《绥定刘存厚致河边阎总座铣电》(1931年8月16日)，阎档，60/1538。）
(8月18日阎复刘电)现在蒋方剿共失利，损失甚巨，请即不失时机，迅速北展。此间当遵嘱照办。（注：《河边阎总座致天津速转刘积之兄巧电》(1931年8月18日)，阎档，60/1538。）
(8月29日刘电阎)吴蓬莱(即吴佩孚)已赴甘纠合川、甘军图杨虎城，百帅(指阎)趁此和奉图蒋，迟恐两粤不支，则难为力也。存厚俟得百帅、焕帅(指冯玉祥)朝夕之期即行北展，以相响应。（注：《天津转刘存厚致河边阎总座艳电》(1931年8月29日)，阎档，60/1542。）
(9月3日阎复刘电)蒋方剿共失力，两广大军已动员入湘。兄处如能出兵三万，西北唾手可得。此间已准备妥当，静待大军进展出动情形。（注：《河边阎总座致绥定刘积之兄江电》(1931年9月3日)，阎档，60/1542。）
(9月7日，天津转刘复阎电)粤桂出动自是良机，但据报该军尚未实进展。刘积之(存厚)部图杨虎城决无犹移，只待阎总座决定协动，届期即当北进。（注：《天津转来刘积之致河边阎总座阳电》(1931年9月7日)，阎档，60/1544。）
反蒋各派几乎都抱着如此心态，希望别人先动手反蒋，以求缓解自己所受的压力，待时局有利于己方时再行动。这自然难以成事。但南京方面也深知：“粤如急速出兵，则阎自不长久沉寂。”（注：《北平华觉明致汉口何成濬江电》(1931年9月3日)，阎档，80/1075）蒋介石对晋阎仍不敢掉以轻心。
三、“九·一八”事变后坚持反蒋倒张而拒绝日人利用
就在南北密议联合倒蒋的同时，北方军人中一直酝酿着要推倒张学良在华北的统治。
早在1930年9月18日(刚好是“九·一八”事变前一年)，正是因为张学良通电拥护中央，率东北军入关，才最终导致阎、冯失败。从此，华北纳入张学良的势力范围。1931年4月，张学良在北平正式建立“陆海空军副司令部行营”，设官邸于北平顺承王府，东北军的政治中枢也由沈阳迁至北平。（注：《张对新闻记者谈话》，《国闻周报》第8卷第16期，1931年4月27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1页。）
张学良对华北的控制，自然引起当地原有势力的不满。1931年7月下旬，石友三首先反叛。虽然打出的旗号是反蒋，但实际针对的目标则是张学良。石的部下唐邦植在战后回忆这段经历时，不称为反蒋战争，而称之为“石友三倒张之战”（注：唐邦植：《回忆石友三倒张之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版。）。石友三起事前虽接受粤方的正式委任和财政资助，但“石向北进，违粤节制，粤极愤恨”（注：《北平华觉明致汉口何成濬江电》(1931年9月3日)，阎档，80/1075。）。可见，在当时很多北方军人的心理中，倒张重于反蒋。
此时，日本侵略者对反抗中央的各派势力，都在背后进行分化拉拢，以期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广州“非常会议”派邹鲁等到天津建立北方执行部，行动常受张学良的打压。据覃振、胡宗铎等电报粤方称：“在津同人数日以来备受压迫，其所以能安全居住者”，主要原因就是“受日人保护”。（注：《天津覃振胡宗铎等致广州汪兆铭支电》(1931年8月4日)，阎档，48/1812。）同样，中原大战失败后避居大连的阎锡山也是由于获得日人暗中支持，才得以继续遥控山西省政。早在石友三叛乱之初，蒋介石即获知：“晋军背后仍受阎主持，闻大连太原间可直接通电，无线电台均设置日人家内。”（注：《天津丁春膏致南京孔祥熙敬电》(1931年7月24日)，阎档，72/1026。）据孔祥熙派往天津的代表丁春膏7月13日报告：
顷晤商震代表李镜容，谓近日谣言甚大，万一石部有变，不仅孙(殿英)军有虞，即晋军亦必一致行动。春膏诘以背景尚有何人？李答晋军之指使者当然仍是百川。春膏复问外间有言阎氏在连颇受日人逼迫，倘不急进，便不再任保护，是否属实？李答亦闻确有是说。（注：《天津丁春膏致南京孔庸之元二电》(1931年7月13日)，阎档，72/0970。）
9月18日，也就是阎锡山回晋后一个多月，日本悍然出兵占领东北三省，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团结御侮，共赴国难。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内各政治派系谁也不敢再一意孤行。宁粤对峙双方被迫停止武装冲突，在上海举行和谈。但粤方仍坚持蒋介石必须下野，作为和谈条件之一。同时，张学良的声望因受“九·一八”事变的打击、东三省的沦陷而摇摇欲坠。这在阎锡山看来，又为他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此时，阎锡山不仅要取消政府对他的通缉令，而且跃跃欲试，准备利用蒋介石和张学良内外交困之机，推倒张在华北的统治地位，取而代之，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但国难当前，他又不得不考虑以下两点：一是不可轻易以武力倒张，否则难得国人的同情；二是不可过于和日本勾结，而冒天下之大不韪。这是他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主要方针和对策。
日本侵略者在占领东北的同时，更加紧对各派势力的分化拉拢，借此浑水摸鱼，达到进一步分裂中国的目的。“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天，阎锡山派驻“非常会议”天津执行部的代表贾景德一日内连致数电给阎锡山，主旨都在倒张，背后都有日人的暗中操纵。其中有二电表示：
顷某(指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参谋长竹内来谈……彼方虽如此做法，并非对中国国家有何种恶意，亦非图占地方，其意只在倒小张，极盼我方乘此时机驱奉军出关，彼必不敢抵抗。如果郭壁(指粤方)与我方对彼方在彼此有条件的谅解之下，对我方亦可为物质上之援助，并为军事上间接之帮忙等语。此事如能处置得宜，似于国权、地方两无所损，否则危险甚大。彼所谈各节只向野(贾景德)及(邹)海滨、(刘)维炽说之，他人均不知道。愚意外交交涉应如何办，现可让郭壁任之。（注：《天津贾秘书长静极密皓电》(1931年9月19日)，阎档，21/0215—8。）
我若乘此驱奉军出关必失中外之同情，若能利用此机使东北另换长官，亦北方大局之幸。（注：《天津贾秘书长静密皓四电》(1931年9月19日)，阎档，21/0207。）
一向精打细算的阎锡山自然不会轻举妄动。他终究要比贾景德老练得多，在国内外局势尚未明了、双方力量对比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之时，阎是不会轻易采取行动的。同时，面对日本的侵略，阎锡山还能保持比较清醒的认识，复电提醒贾氏：“此事关系甚大，容俟考虑考虑再说。不过日人最喜造谣，希注意之。”（注：《复天津贾秘书长马电》(1931年9月21日)，阎档，21/0213。）同时，阎致电徐永昌称：“东北事件存亡所关，请转告张副司令，无论如何处置，余必一致服从，并应劝晋将领共赴国难。”据南京方面得到的情报显示：“张接电后即嘱徐回并主持。徐日内可行。冯部将领已表示精诚御侮。传冯、阎与日一致，实不可靠。”（注：《北平华觉明致何成濬祃二电》(1931年9月22日)，阎档，80/1260。）
此时，南京政府也深知再坚持逼迫阎锡山离晋并不现实。为了预防阎氏有可能同日本的勾结，9月20日，孔祥熙首先以个人名义致电徐永昌表示：“关于百公应否离晋，弟个人原无定见，前之电商石曾先生，盼百公以文字发表意见者，即为其撤消[通]缉令，自由留晋。”（注：《上海孔部长祥熙来号电》(1931年9月20日)，阎档，60/1556。）此时，为了稳住华北局势，张学良也电请国民党中央赦免阎锡山。9月30日，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政会，讨论是否赦免阎锡山，会议讨论得相当激烈。
陈果夫：“阎锡山这次回来，是日本人送他回来的，他和日本究竟有什么关系？要他声明一下。”
李石曾：“主席，本席这次由北平回来，对于张副司令请赦免阎锡山事，略为知道一点，所以报告一下。在前多少时，石友三叛变之前，各方传说很多，说山西将参加石友三的行动。北平方面，总司令有许多电报去，要山西直接或间接帮助消灭石友三。那时阎锡山对徐永昌表示要与中央一致。这次日本侵略辽、吉，阎锡山即打电报给张副司令，表示要全国一致拥护中央共赴国难。张副司令在石友三叛变之前，就有电报请撤销阎氏通缉令。现在全国一致对外，山西将领一致拥护中央，所以张副司令再请撤销令，并开复党籍。本席还要补充说明的，阎氏已表示以后不愿从事政治生涯，要做开发实业工作，已与孔部长文电商量。孔部长也很赞成他做实业。军人下台之后，能专心于实业之开发，不特有利于山西，且与东北边地垦殖有补，又可改变一般军人之心理，所以本案对于撤销通缉一节，本会可以通过，至开复党籍方面，请送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
主席(蒋介石)：“本席从前曾表示过，对阎锡山不能赦免。但在现在时局上看起来，对于日本暴行，他表示一致对外，似可准其恢复自由，而且各方面都希望中央宽大。他既有电报给张副司令表示一致对日，拥护中央，可否照张副司令的主张？不过前天他发表的电报，只说要共同抵抗日本，没有讲他自己怎样。如照现在要免予通缉，他应该要表明他自己的心迹。”
邵元冲：“他能不能再表明态度？”
李石曾：“中央如免他通缉，他当然可以进一步的表示的。我们知道山西人是很直爽的，如要打电报给他，总有回电的。不过现在电讯往返颇费时日，阎锡山要想做乱是不至于的，他以后一定可以进一步表示的。现在去电时间既长，而北方局面也有关系。他要作乱，石友三叛变时，也就作乱了，日军进侵辽吉时，也就作乱了。从前政府下令通缉，是处之以常，现在免予通缉，是处之以变。请照张副司令的办法。”
主席：“依李先生的意思，撤销通缉？”
叶楚伧：“文字上可否改为‘姑许免予通缉’？”
主席：“那是一样的。开复党籍事，送中央常会。今天准张副司令的请求。”
陈果夫：“他与日本人有什么关系？”
李石曾：“究竟有没有关系？在表面上看起来是没有关系的。他心理怎样？这就不能说。不过中央表示宽大，如中央要严厉的办，那末在法令上说，他既在山西，便应下命令着山西文武各机关通缉归案究办。如真的这样做，山西时局不免于变动，此无异帮助日本人。所以在改变军人心理上及时局需要上说，中央应免予通缉。”
主席：“阎锡山看来不至于和日本有何关系，也有一部分凭据可以证明的。现在可照张副司令的请求。”
决议：“无异议。阎锡山准免通缉，恢复党籍。”（注：《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291次会议速记录》，台北，党史馆藏，毛笔原件，00.1/126。）
就这样，阎锡山顺利地恢复了他在山西合法活动的地位。同时，他又利用张学良丧失国土、处境危险之机，继续加紧密谋倒张。但他在行动之时也不得不有所顾忌。他要保证所有倒张行动，都要在合法范围内进行，以求得国人的谅解和支持。20日，贾景德致电阎锡山汇报北方执行部今后行动计划时电称：
现所急须筹计者(一)不使蒋介石利用机会固位；(二)副张根据已失，总座可以着手或说话，时机不要迟回审慎；(三)东北另易长官外交必容易办；(四)可设法使副张内部崩溃；(五)于学忠处来人可否先令其回平密商办法。总之，外侮之来实以蒋氏招之，先除蒋氏再图对外。（注：《天津贾秘书长静密号电》(1931年9月20日)，阎档，21/0225。）
阎锡山立即复电指示：“一、二、三、四均可；五我恐系假冒。如非假冒亦可照办。”（注：《复天津贾秘书长马电》(1931年9月20日)，阎档，21/0229。）于学忠原是吴佩孚部属，北伐后投入东北军，深得张学良信任。22日，贾再致阎电报告：“昨晚学忠派人来征询意见，仅答以前赴晋的人尚未返，但断定必系圆满答复……愚意学忠如能领头欢迎钧座出来了此事，的确尚有做法。”（注：《天津贾秘书长和密祃电》(1931年9月22日)，阎档，21/0230。）第二天阎即回电表示赞同：“子平(指于学忠)如肯领头发电亦未不可。”（注：《复天津贾秘书长梗电》(1931年9月23日)，阎档，21/0242。）而当广州“非常会议”决议：“请阎、冯两委员负领导各武装同志电张劝蒋下野”时（注：《天津贾秘书长和密沁午电》(1931年9月27日)，阎档，21/0264。），一贯注重实际的阎锡山立即复电否决了粤方的提议，他借故推托：“此时发电请蒋下野，二、三集团及殿英等部饷项势必中止发给。我原意在未发动以前绝不轻着痕迹。容俟与各将领详细商酌之。”（注：《复天津贾秘书长勘电》(1931年9月28日)，阎档，21/0268。）
此时，阎锡山还继续同四川刘存厚及吴佩孚之间保持着密切联系。9月25日，吴佩孚曾致电阎锡山表示：“除派陈幼孜趋候大教外，坤(吴)拟节后由武都进驻天水，纠合甘、川军图剥(杨虎城)，与鼎(阎)联络一致，谋蹇(蒋)。”并征询阎对“九·一八”事变后的反蒋态度。（注：《刘积之密有电转吴玉帅皓电》(1931年9月25日)，阎档，21/0132。）阎当即复电称：“图剥极赞同，对日军，鼎意倒蹇同御外侮。”（注：《密复吴佩孚有皓电》(1931年9月29日)，阎档，21/0135。）此时，在阎锡山看来抗日和反蒋倒张是一致的，只是他自己不肯轻意动武，以免被国人视为助日的汉奸。但他却在暗中不断鼓励别人公开反蒋。当阎获知刘存厚拟“出兵三万”讨蒋后，立即致电粤方表示：“弟意此数不是以会师中原，夹攻武汉，希速请汪先生促动(刘)文辉为要。”（注：《阎百川致广州程和甫鱼电》(1931年10月6日)，阎档，60/1468。）而当贾景德再次报告：“某(指日本)方面来谈：北方如无做法，彼方不惜扩大范围，盼钧座有所表示。”（注：《天津贾秘书长设密蒸三电》(1931年10月10日)，阎档，21/0340。）阎复电再次警告他：“我只有意赴绥(倒张)，然决不愿与某方稍有勾连，致招国人不容。以后见某方人说话时审慎为要。”（注：《复天津贾秘书长真电》(1931年10月11日)，阎档，21/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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