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政治史：对现代化与善治的追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化与论文,政治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不能仅从近60年来理解，还应回顾更为久远的历史事件。其中一个重要的经历就是鸦片战争的创伤，英国想利用鸦片战争打破清王朝对鸦片的禁令并向中国无限制地输送大烟。军事上的失败以及欧洲列强在军事技术和经济上的优势使得中国国内兴起了对现代化的讨论。这里指的不是对西方现代化的复制，而是一种“非西方化”的现代化。要吸纳的是西方的技术，而不是西方的思想。这个问题是中国现代史的背景和过去120年间中国思想的中心主题。
本文不是对中国各发展阶段的详细描述，而是以这一主要愿望为背景来探讨中国的近代史：寻找一条不损失自身同一性的现代化道路，同时寻求一种体现善治的国家制度。若不理解这种追求，必然导致对中国的发展和当前中国政策的错误判断。因此，下面要考虑的重点不是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过程，而是关于上述愿望的讨论。
中国的现代化理想与探索
1.19世纪以来的主要愿望：中国式的现代化
归根结底，从19世纪以来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有五大事件增强了中国对现代化的渴望：
——鸦片战争的失败（1840—1842）；
——外国影响和外国控制的增加；
——日本的崛起和对日本的军事失败；
——1919年的五四运动；
——苏联的成立。
还有四个民族因素促进了对现代化的追求：
——认为“中国是世界和世界文化的中心”的自我民族认识；
——自公元前3世纪以来就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存在，即中华文明的延续性；
——与前两个因素相关的历史自我意识；
——最后一个王朝的毁灭和中国的疲弱。
关于现代化的讨论直至今天仍很少涉及政治和社会方面，更多的是关于经济—技术因素的发展。这在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常用的“四个现代化”概念中也有所体现。其含义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原则上，这是19世纪所表达的引进西方技术而非西方思想财富的策略的延续。
关于现代化的讨论是20世纪所有重要的中国思想家思考的重点。其中有四位共同影响了人们对现代化的理解并且他们相互产生了影响：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以及毛泽东。此外，1919年的五四运动也大大推动了这一讨论。
康有为（1858—1927）在他的重要著作《大同书》中提出了对未来完美社会的规划。① 他认为人是痛苦的，痛苦的根源是九界：国界、级界、种界、形界、家界、业界、乱界、类界和苦界。如果破除这九界，那么世界将进入“大同”的阶段，并且将永久和平。为此必须彻底“消灭”国家、政治混乱、阶级、物种和种族差别、家庭、私有制和痛苦，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并使男女平等。康有为的构想对毛泽东的思想（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末的人民公社计划）产生了重要影响。毛泽东后来认为康有为所表达的理想与世界共产主义的理想是部分一致的。
梁启超（1873—1929）的基本思想是建立一个权威的发展中国家，引进以英国为榜样的君主立宪制并建立一种启蒙的专制制度（即建立一个强大的均衡的国家）。② 梁启超反对分权，因为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会限制政府的活动余地并削弱政府的执行力。相反，他赞成由一个精英人物来执政的儒家原则，反对人民掌权。为此，他呼吁保留儒家的道德秩序。他后来支持一种有限的民主。他的构想令人想起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新权威主义，即通过一个强大的领导人实施经济和政治的现代化。
现代化讨论的另一个里程碑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它是对凡尔赛会议作出的反应，该会议没有把当时德国的殖民地青岛还给中国，而是把德国的权利转交给了日本。五四运动中产生了对思想传统的讨论。③ 以下几点是这次革新运动的特征：
——一场文化革命的必要性，即，同传统、尤其是儒家思想作斗争。儒家思想被认为是中国疲弱的根源，理由是，事实证明儒家思想不能革新中国，儒家思想是两千年专制制度和严格的家庭制度的根源，而且它抗拒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任何改变。
——要求民主化、社会革命和妇女的解放。
——要求自由的科学。
——寻求一个新的、预示着现代化的社会模型。
围绕五四运动的讨论成果对第三位思想家和政治家孙中山（1866—1925）产生了巨大影响。孙中山支持国家的革新和自主，支持民主和民生。他赞成消除外国的控制和干涉，并期望建立一个为被压迫民族说话的作为“世界强国”的中国。同时，他赞成一种“中国”形式的民主。他指的不是个人的自由，而是民族的自由和民族对个人的优先权。他想经由强制教育使中国民主化。孙中山的第三个重要目标是民生，民生在于实行土地改革，不是通过没收，而是以国家收购土地并重新分配给农民的方式来实行。工业化以及国有制和私有制的混合制度将成为现代化的动力。孙中山想凭借“三民主义”同时解决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的问题。④ 他的英年早逝、日本人的入侵以及他的继任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不愿改革，是国民党现代化计划失败以及1949年共产党能作为有望成功的替代选择建立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原因。
毛泽东将以上三位思想家的构想结合在一起的努力也为共和国的建立做出了贡献。他从康有为那里吸取了乌托邦，从梁启超那里吸取了权威国家的思想，从孙中山那里接受了民族独立、土地改革和强制教育的思想。他还补充了三个其他因素：动员和改造意识（通过政治运动）、把阶级斗争看作历史动力的思想以及社会军事化。原则上，这几位思想家体现了三种不同的理念。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理念可以划归为传统主义，因为他们试图使儒家意识形态与传统的国家观念相结合。孙中山的理念可以称作调和主义的，因为他试图使传统主义的元素与西方的理念相互融合。而毛泽东的理念是要捣毁神像，因为他提出了非传统地革新中国的要求。
接下来我们不想概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个时代和每场政治运动，而是想在做出第一个阶段性结论之前，研究一下改革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两个重要时刻：毛的现代化模式和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创伤——文化大革命。
2.毛泽东的现代化模式的失误及其后果
毛泽东不反对现代化，他想彻底“赶超”工业国家。当然，这不能通过模仿哪个模式来达到，而要“以中国的方式”（同时这一方式也将被证明是有优势的）来达到。50年代末他所发动的“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他想以此在钢铁生产上赶上英国——就说明了这一点。他是在寻找一种能起到西方（包括苏联）发展模式对立面作用的模式。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往往被认为等同于“西方化”，所以毛泽东寻求一种替代选择道路，这是保持“中国式”的一种尝试。与其他发展中社会一样，西方列强的殖民干涉和剥削的创伤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西方列强模式和制度的厌恶，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与其他在19世纪的中国就已提出的引进现代西方技术但不要西方思想财富的观点不同，毛泽东还用他赞成的脱离世界市场（“自力更生”）来反对进口现代西方技术。人民群众应该是中国技术腾飞的主体。通过这种完全中国化的发展，西方体系和西方发展模式的消极方面，比如部分人口的贫困化、人们的流离失所、有损于社会的个性化等都将被避免。毛泽东试图用一个自给自足的、中央集权的和平均主义的集体的典范来代替西方的种种消极因素；这个集体虽然贫穷，但是生活却是有意义的并且充满了共产主义的幻想。毛泽东相信，文化大革命为中国现代化找到了替代选择。⑤
因此，文化大革命也必须被看作是对西方现代化理念作出回应的一种尝试。一个民族的团结集体，像毛泽东自己设想的那样，需要最大限度的平均主义。一切分化趋势，像阶级和阶层、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异类的种族和宗教运动、区域和地方特色或者家庭利益等，对这个集体一定是有害的。试图强行使社会在运动道路上保持一致、借助“阶级斗争”同各种形式的特殊利益作斗争以及限制分工，这些最终都要归因于从传统的和谐意义和全面的权力要求中产生的理想形态。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构想与政治传统有着本质上的相似之处。汉学家沃尔夫冈·鲍威尔（Wolfgang Bauer）曾经指出，一本书近乎魔力的特性，对有超凡能力者的宗教崇拜，认为意志与意识能改变现实的观点，以及相信有一个天堂般的最终状态的信念，始终起着很大的作用。⑥ 因此，不断革命的思想、“毛主席语录”等“文化大革命”的核心现象、唯意志论的改造的思想和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想法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有很深的渊源。对这种传统模式的应用，可以使马克思主义（更确切地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阐释）更易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毛泽东的政治目标及其“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实现一种没有把社会政治西方化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然而，他的现代化战略却无意中为改革进程创造了前提条件，因为它削弱了敌视现代化的潜在力量。同时他的政策所导致的后果还制造了一个批判的契机。
3.两种现代化路线的斗争：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⑦ 的起点是不同的发展理念：主要是在确立社会重点方面（阶级斗争还是经济建设，通过发动群众来发展还是通过技术和教育普及来发展）、发展优先权方面（机械化还是集体化）、所有制方面（多种所有制还是单一的国有化）和激励机制方面（道德激励还是物质激励）。毛泽东的观点是，阶级斗争必须享有优先权。相反，刘少奇认为阶级问题已经解决，因此必须重视经济发展。毛泽东有一个社会主义计划，其中阶级斗争被当作社会发展的动力。他相信人通过在群众运动中的不断革命是可以改造的，并相信，通过政治性的群众运动能够创造出一个“新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需要全面发动群众。他写道：“革命成功后，进一步提高机械化，问题不大，重要的问题是人的改造。”⑧ 两派不同的政治理念以及在政策上实施各自理念的企图，导致双方都努力去创造各自的政治权力基础。
而部分人口之所以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工具，一方面是由于毛泽东是一位有超凡能力的领袖（他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和群众中享有几乎无边的威望），另一方面是由于一些国际因素（与苏联的冲突，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地位的要求），外加社会矛盾以及带有民族主义烙印的观点（寻求一种中国式的发展模式作为自身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榜样）。
4.对改革前人民共和国发展的简短的效用分析
1979年是基础经济改革启动的年份。因此，适合在此做一个简短的中期结论：怎样评价改革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30年？毫无疑问，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成本是巨大的。从经济上看，私有成分被进一步消灭，农业和消费品工业被忽视。农村人口的生活条件只有很微小的改善，日常必需的重要物品都是定量供给，教育和培训缺少亟须的专业力量。与世界市场的脱轨也加剧了体制的孤立和贫困的长期化。
但是，从现代化的角度看，如果不提下面的因素就太片面了，比如：
——100多年来，中国第一次重新获得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国家独立，一个统一国家的建立和一个在世界上享有声望的民族的建立，也被大多数中国人民看做是积极的方面。
——建立了工业基础，为中国今天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打下了基础。
——在大部分地区成功地消除了饥饿，保证了基本的饮食，粮食的自我供应可以进一步得到保障。
——城市人口有稳定的工作和基本的社会供应。
——局部地区，主要是城市化地区，实施了基本教育法，文盲现象基本被消灭。
因此，改革开始时的中国是一幅充满矛盾的景象：一方面在民族独立、为大部分人口提供基本保障等方面取得了非常显著的进步；另一方面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除了内在原因外，还要考虑外在因素。西方的孤立，从50年代末起苏联及其盟国的孤立，以及对国际孤立和外在威胁的恐惧，使北京必须尽最大可能自给自足；另一方面，中国为照搬苏联的发展模式（即牺牲农业和消费工业、片面发展重工业而且所采取的革命模式完全忽视了中国现实）付出了代价。
5.从现代化革命到改革现代化
20世纪70年代中期，农民们像20世纪50年代以来那样自发地行动起来：在中国的中部和西南部贫困地区，土地被农民划分了，实现了向家庭经营的回归。这些措施的成功在得到党的领导层的认可后，经过短暂而充满冲突的商讨后，被当作“农业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实施。⑨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数万人的平反。更大的政治透明度、对外国和世界市场的开放、法律和法律机关的建立、相对广泛的人身自由、经济解放，这些也必须被当作经历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结果来理解。同时文化大革命还带来了一种认识：革命不是改变社会的合适手段。革命以这种方式消灭了革命。
1978年后，出现了一个相对成功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与东欧和前苏联的转变过程有本质区别，它与中国发展的特殊因素有关，间接地也与文化大革命有关。虽然这个创伤对于精英和人民来说是一种负面经历，但它同时也削弱了旧的精英，从而削弱了反对改革的潜在力量。
与东欧和苏联不同，中国具备了改革的重要前提条件，而且无需政治体制的预先改变，其中下面几点是中国的特殊道路所独有的：
——19世纪外国列强用暴力打开国门（鸦片战争）所造成的集体创伤，以及在19世纪后半叶开始的关于现代化的讨论。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特点。这一特点不仅促使人们寻求一条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而且还使得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发展精英愿意为此效劳，他们想让中国实现现代化并强大起来。
——并非依靠苏联的革命出口，而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夺取政权。
——寻找一条民族定义的“中国式”的发展道路，而不是建立一个不自主的苏联模式。因此，与东欧国家不同，中国的决策是相对独立的，而且不遵循任何不自主的“模式”。
——与苏联不同，中国共产党没能彻底剥夺农民的权利。所有集体化的努力往往又归入底层的去集体化的企图（农业改革和家庭经营的回归）。
——“文化大革命”的创伤不仅是精英和人民的负面经历，而且促成了改革开放的进程，领导精英的信念是：经济体系以及党和国家的机构体系需要一场彻底的改革，但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不应再重演。
——文化大革命削弱了有革命倾向的精英，从而也削弱了反对改革的潜在力量。不愿改革的精英被分批解除权力。
——存在一群有改革倾向的精英以及特殊的经济心理学和企业文化。
这些因素使中国比苏联或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更容易或有可能走上另外一条发展道路，而且有利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经济改革而并不出现政治和经济衰退。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和现代化政策不仅使经济有了惊人的发展，而且还启动了一个全面的社会和政治转型的进程，这一进程的核心组成部分是：
——市场经济结构的形成；
——以私营经济为重点的所有制多样化；
——新的阶层和精英的产生；
——政治经济化；
——价值和观念的转变：
——社会组织的新形式；
——农村人口的迁移运动（移居）。
现在人们往往认为虽然中国在经济上处于自由化和现代化的路线，但是在政治上并非如此，这种观点不仅忽视了在政治领域和政治结构、政治制度上的转变（意识形态作用的削弱、法制的建设、将经济目标置于政治目标之上的政治经济化），而且还忽视了在社会上乃至党内越来越多的自由讨论。呼吁经济和政治现代化并行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认为，现代化是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现代化分线的组合。多元化进程也体现在不同的现代化模式中，使得这个权威的体制变得多元化和片段化。
虽然在过去20年间取得了许多成果，但中国仍是一个存在着严重的内在紧张关系的发展中国家，这些紧张关系一再威胁着要撕裂它。这项现代化工程跟以往一样有待实现，尽管它的前景一定大有希望。
转型中的中国：政治和经济
1.经济改革和社会—政治转型
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的极度贫穷迫使人们抛弃了集体化的经营形式。贫困地区的农民自发实践并在经济上被证明是成功的东西，在1978年底被党的领导层提升为纲领，并从1979年起实施。从此以后，土地通过合同分到家庭，这些家庭缴纳赋税，而且可以在市场上出售剩余产品。虽然土地在法律上不是私有财产，但是现在农民又可以独立经营了。
由此开始的成功的经济改革从农村推进到城市并带来了经济多元化（多种所有制形式、独立从业的可能性、竞争和市场）。党的领导层最初可能没有想到这一转变过程对于政治和经济的巨大影响。无论如何，“四个现代化”是纯粹从经济上定义的，然而当时就已经称之为“第二次革命”。事实上，这一惯用语也说明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改变过程。经济转型引起了社会转型，而社会转型又引起政治转型。
中国的领导层不说社会转型，而是说现代化。而现代化主要是指经济现代化。上面提到的四个现代化的计划不包括政治和社会现代化，经济技术的发展是预料中的，但是政治社会转型却不是预期的。这一立场的理由是，政治和社会“稳定”是成功的经济改革的前提条件。但是这种转型在经济改变进程的基础上继续自发地进行，并且影响着这一进程的方向。我们从发展理论中得知，经济起飞阶段需要某些社会前提，诸如制度的、法律的、文化和教育系统的和家庭结构的根本改变以及在价值体系和标准体系中的根本改变。由此，从经济上定义的现代化概念其实已经过时了。
我们认为以下七个特点是中国社会和政治转变进程的核心：
——社会显示出独立的主动性；
——一个全面的发展进程的启动；
——政治经济化：
——经济私有化；
——形成一个新的企业主阶层；
——权力的转移；
——政治和社会的多元化。
下面我们想对这几点做一下解释。
2.社会变主动了：农民成为改革序幕的活跃分子
如前所述，一场农业危机、在农村广泛蔓延的贫穷引起了政治精英内部采取彻底改革措施的意愿。然而，改革计划的起点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党的领导层或某个领导的“远见卓识”，而是首先在农村贫困地区出现的自发的分田到户以及家庭经营的回归。地区层面的政治领导人最先认识到这些自发行为的意义，因为它们迅速改善了供应状况，提高了农业产量，从而减少了贫困，无需国家的财政支持。党的大多数领导人完全理解农村的结构转变对经济发展、农民的积极性和经济效率的有利影响，以至于家庭经营作为“农业改革”先是在贫困地区、后在中等发达地区、最终在全国实施。党的领导层的或者说邓小平的“远见卓识”在于，认清了时代特征并把农村人口的集体行为转化为改革纲领。因此，我们在此称其为“启蒙的”权威主义。
回归到家庭经营使农业中的许多劳动力闲置，又因为这些剩余劳动力被拒绝进入城市和国家部门，所以作为替代选择的就业机会只剩下个体经营。这一部门的迅速发展并不是有组织的，而同样是自发的。自发性是农民运动的一个基本特征。在农业社会里存在着特殊的反抗形式，比如拒绝的态度、有关产量、种植面积和收入的错误报告、逃税、破坏公共财产、组成非法或非官方的社团，直至公开的造反。社会学家詹姆斯·司各特把这称为“弱者的武器”。⑩ 由于高昂的社会和经济成本，它在长时期里能够迫使政策发生变化。在不可能有其他抗议形式的社会里，农民的反抗就表现在这些行为上。这种反抗影响着政策，从而引起社会和政治的改变。
如表1中所示，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社会的普遍集体化目标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中占统治地位，尤其是在农村地区。70年代中期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是集体化思想的高潮。同时，1975年（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农业学大寨全国会议”批判了在农民中广泛蔓延的“对社会主义的破坏活动”、“资本主义倾向”和自发的家庭经营和农村市场。也就是说，农民当时已经在用非法的、自发的、集体的反对措施来应对官方的集体主义。在1976年后，党的合法性危机又增加了农民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农民对于回归家庭经营和市场行为的渴望。70年代末对个体经济行为的许可起初不允许雇工，后来迅速发展到雇工人数超过了当时党所规定的界限。1987年，党的政策终于表现为取消所有限制从而开启私营部门的迅速发展。
3.改革进程的经济成果：增长和发展
总体来看，中国改革进程的特征不仅是经济增长，还有“发展”。发展理论学家提到一个发展的“魔力五边形”，其内容超出了完全从经济上定义的发展概念：增长、劳动、平等、参与和独立。(11) 下面我们想检验一下，这个“五边形”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
毫无疑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了一种本质上的增长，这为改善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条件做出了重要贡献。这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私营经济迅速增长和外国投资的影响。在这期间，不能仅把增长作为量的因素来理解，它还具备了一种质的成分——在全社会福利增多的意义上。虽然地区和阶层间的发展和收入差距过大，但是生活在最低标准下的人口数量明显减少，预期寿命提高了，文盲率显著下降了。
说到劳动这个要素，几十年来公开的失业率一直被就业不足和隐性的失业率所掩盖。私营部门、非农业的农村经济和移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创造了新的就业和收入来源。农村和私营企业各产生了上百万个新的工作岗位。再算上劳动力通过劳动市场的批准而得到解放，就业机会简直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这些改变不仅为经济体制的多样化和个体经营，而且为目前国有企业精简人员的尝试创造了前提条件，这是国有企业和就业政策改革必要的也是痛苦的先决条件。
通过减少各社会领域的不平等，平等在原则上增加了。社会地位晋升和变动不再仅与党员资格和党的关系相关，而是通过经济或智力的成就来达到。越来越法制化、农村人口进城流动禁令的取消或放松以及独立从业的可能性，扩展了个人的活动余地，也因此被视为局部平等增多的特征。
另外，参与的程度提高了。这不仅体现在（虽然有许多限制）参与到正式结构和制度中（在农村和城区层面采用直接选举），还体现在党和国家选举决策具有更大的透明度，以及成立利益联合会的可能性，它们大多间接地参与了社会的决策过程。
独立指的是民族独立，即对本国资源、本国经济的控制，同时外债不多。毫无疑问，中国在这种意义上发展得相对独立，这就是说，没有较多的外债，也没有外来行为人对制定宏观政策和宏观经济有直接的干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拥有很高的外汇储备而且外债相对较少。
4.政治经济化和政治实用主义
现在，经济发展和经济成果决定着党及其官员的行为，同样也决定着人们的行动。干部的前程，升迁或降职、收入和奖金，主要取决于经济成果，而不再是臆测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坚定。地方层面上，政治、管理和经济紧密结合，尤其是经济繁荣地区的干部从经济活动中获得的收入不断增加，而从党务和行政活动中得到的薪水成比例下降。这不仅导致政治和管理队伍中有素质的人才流入经济界，而且还导致官方容忍官员从经济活动中获取较高收入，以便阻止党和国家的人员流失。在城市人口中关于职业意愿的民意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与经济相关的职业（经理、企业家）。这种发展也没有在知识分子和学术领域面前停下来。许多有能力的年轻学者“下海”，因为在那里能获得高得多的收入，从而达到更高的生活水平。
这种经济发展同时还反映在党的基本原则的改变上。在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党的政策目标，市场经济教育被宣布为党校的基本科目。党的十五大（1997年）把邓小平理论列为党的指导思想。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意味着党所面临的三项任务：（1）把经济置于一个现代化的基础上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创建一个有较高道德和文化水平的社会；（3）考虑所有人民的利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表明，意识形态因素让路于实用主义因素。
政治经济化是政治实用主义的一种表达。政治实用主义是中国政治文化和发展的核心特征，它被定义为行动对思想和认识具有优先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政策必须服务于解决实际问题。目前，这种实用主义具有四个特点：
——它在经济领域主要体现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型和政治体制未同时转变的政治经济化。
——从政治上看，共产党从一个阶级政党转变为一个人民政党。
——从意识形态上看，首先，马克思列宁主义被“中国化”了，即适应实际的问题状况和中国的政治文化。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理论补充了这一意识形态大厦。2004年底确立了一个新目标：建立“和谐社会”。
——体制的合法性不再建立在个别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而是寻找综合基础：承诺实现发展、现代化和民族实力，保障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以及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和“依法治国”。
实用主义对现实状况和需要的适应，以及意识形态上的范例转变，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党章中的表述上。
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苏维埃之路”（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是80年代初以毛泽东思想为标志的政治中国化，然后是90年代以邓小平理论为标志的实用主义经济化。2002年，上面提到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被写入党章。近来又出现了从阶级政党向人民政党转型的范例。2007年，科学发展观被补充进党章，其中隐含着对社会和谐的更多关注（消除城乡矛盾、减少收入差距）、对社会弱势群体和可持续发展的关心。总的来说，这种连续的转变过程也要作为连续的学习过程的表现和结果来理解。
和谐社会的理念成为社会稳定的新基础，它在2004年9月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被第一次提出，温家宝总理在他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对此做了阐述。这个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与腐败相对）和均衡的。2005年6月，党的领导人胡锦涛对此作了详细说明：他称思想道德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强生态和环境建设、善治（good governance）和社会稳定是和谐社会的其他要素。准确地说，这是要求更多的平等和社会公正。然而，通过这一理念，党的领导层也承认在社会中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减少这种不平等应当是这个党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
原则上，这是一个以什么方式解决社会矛盾、消灭矛盾根源并达到社会稳定的问题，这应该通过建立一个稳定的经济基础、一种新的道德、经济和社会公正、一个正常运转的法制体系和不断提高教育水平来达到。在这一理念的框架下应当扩大中间阶层，减少低收入群体的数量，并消灭腐败。(12) 在这里，和谐社会的理想显然取代了抽象目标，无论如何，《人民日报》把和谐社会描述成一个不太遥远的“社会理想”，在这个社会里，一切都正常运转，虽然仍存在社会矛盾，但是都能够和平解决。与共产主义的理想不同，人们能够“感受到”这个社会。(13) 和谐社会的理念使人联想到大同的儒家理想，一个没有社会不公正和不稳定、被打上社会和政治和谐烙印的社会。这样一种社会也有别于新自由主义市场社会的“西方”模式，后者的特征是利润、财富和消费的最大化。
和谐社会的理念让人回想起美国社会学家阿米泰·伊兹佐尼（Amitai Etzioni）的“good society”理念。然而伊兹佐尼拒绝由国家来执行这一理念，因为这包含着由上层所规定的束缚，这一理念必须由有意识的公民来实行。(14) 但是现在在中国也不再仅有上层的命令，而是鼓励人们有意识地去实现一个和谐社会。因此，这两种理念并没有相距多远。不过，二者的框架条件（权威国家／民族国家）是不同的，主要区别在于西方国家看重个人的自治，而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则把社会稳定和秩序看作政治实用主义的最终目的。
市场结构、私营部门和一个新的企业主阶层的形成，导致了新的精英的产生、政府机构及其职能的转变以及社会价值和观念的转变。这个三角形之所以被称作是魔力的，是因为这种机构形式的改变有着令人信服的效果。党、国家和社会无法绕开这种影响及其社会和政治效应。这一魔力三角形的各个因素（私有化、企业主），我们将在下面深入探讨。在这里，我们先来研究私有化的效应，在后面的段落中将研究新的企业主阶层的作用，他们对社会和政治转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企业主构成了未来的中间阶层的基础。
5.经济私有化及其政治效应
与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不同，在中国没有发生自上而下（top down）的私有化，即通过国家把已有的国有企业完全转让给私人所有者，而是所谓的自下而上的私有化，其形式是私有制通过民营企业的建立而扩大。然而，私营部门的发展量在中国官方的描述中被低估了。根据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官方报告，2007年约有1.53亿人在大型私营部门和小型个体部门工作。而根据《中国社会蓝皮书》（2007）的报告，2005年底已有约2.08亿人在城市私营部门工作，约占所有城市就业人口的76.3％。(15) 从1978年官方统计的约33万名个体从业者发展到现在这么大的数字，从量的方面表明了私有化的进程。
私营部门包括已登记的私营小型、中型和大型企业、外资经营的企业以及个体商人和手工业者，不过也包括那些由于不同的原因登记的私人经营的集体和国有企业以及未登记的私营企业。早在2005年，私营经济就生产了超过70％的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了四分之三的经济增长并创造了75％的新工作岗位，这也表明了国家对私营部门的高度依赖。
私营部门在1978年以前被划为敌对的、反社会主义的，从80年代初开始被定义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最终1999年的宪法宣布它为“社会主义市场部门的平等的组成部分”。
在这里，不能把私有化仅仅当作经济政策过程来理解，它同时还包含着多元因素，从而也包含着政治转型，因为它：
——创造或加强了个人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性；
——协助减少了国家对经济进程的直接干预的因素；
——为社会生活私有化做出了贡献，因为越来越多的社会领域（教育、住房、文化、福利、计划生育、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不再由国家、而是由家庭和个人来决定；
——社会和个人相对于国家变强了并以这种方式促进了多元化；
——经济精英相对于政治精英变强了；
——成功的私有化需要法制化即法律的保障，从而促进了法制的形成。
通过私有化进程，国家的作用不是被单纯地削弱了，而是将国家任务领域转移到了其他方面（为私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框架条件、劳动法的问题等）。私营企业的自主决策权和参与决策权产生了新的社会参与模式和新的权力分配。民主理论学家范汉伦（Vanhanen）作出了相应的论断：在这些条件下，作为新的权力分配的表现，将会产生新的政治和经济结构。(16) 成功的私有化和以此为基础的成功的市场经济恰恰创造了一种巨大的朝向民主化的势能。
6.社会流动和权力的转移
社会分化越来越大，产生了新的阶层（企业主、经理、流动短工）和新的精英。他们更年轻、受的教育更好而且更加以经济为导向。现在，直到县一级甚至是乡一级的党委书记、县／乡长和其他领导干部都可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政治和经济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甚至是私营企业的交织暗示了政治和经济权力的结合。这样，权力结构和权力内容也就发生了变化。政治职能被用于经济利益，经济行为服务于权力的获得及其合法性。现在，权力不仅要理解为从上至下的利益的垂直渗透，还必须作为一个系统内的水平的相互影响和交流的过程来理解，其中有多个活跃分子在行动或作出反应。官员必须更多地考虑到新的经济精英（私营企业主和经理），尤其是他们的经济行为对地方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从而间接地与干部的升职和降职相关。
权力不仅在政治和社会中发生了转移，而且还在地区间发生了转移。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分化和分散化过程中，省和市（县）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从而在与中央的谈判中有了更大的活动余地。虽然中央仍下达政治指标并提出目标想法，但是这却要面对从省往下直到村级的具体情况和政治局势。地方和地区根据具体的政策、政治经验和特点作出改变和偏离，这又回馈到上级并改变中央的总政策。在这里，省、市、县、乡镇和村不单是一个强势的中央的执行机构，而且还拥有了对上级机构的替代选择权，而选择的可能性通过改革的分散化政策显著增加了。地区和地方层面在执行下达的政策时有一定的波动幅度。它们可以或者有所偏离地或者不打折扣地执行命令。(17) 因此，权力不是一个从上至下执行政策的垂直过程，而是一个不同层面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其中，自由化政策大大拓宽了省和地方的谈判余地。
分散化（决策权力转移到下层）导致了地方政府的双重身份的形成。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它们只是中央国家的地方代理人，那么现在它们还是地方的经济老板，是地方利益的代言人。它们一方面在执行国家政策时拥有更大的创造力，另一方面专注于保护和促进地方的社会和经济关切。(18)
7.多元化和寻求善治
中国还没有出现形成民主制度和结构这种意义上的民主化进程。不过，政权在政治上停滞不前的说法也是错误的。中国的发展可以用多元化的概念来说明。在这里，多元化是指个人、团体和组织在党和国家控制之外的活动的可能性更加多样化，经济行为与个人发展的可能性显著增加。这个体制不再纯粹把人们有组织地捆绑在它的结构中，而是允许退出，也就是说退回到个人领域，它以独立的经济行为、移居、出国、部分人口的迁移、所有制的多样化和竞争的形式使社会更加灵活。
同时，在学术讨论中也存在多样化的政治表达的可能性。近几年在研究性期刊中还进行了关于敏感问题的讨论，比如关于人权、民主化和多党制。此外，国家和党要限制个人的政治意见表达也越来越困难。越来越普及的互联网和有关国外的信息通道促进了多元化，但这同时也表明，部分领导希望进一步开放，只要党的统治不在根本上被质疑。外界的因素影响着多元化的进程。大多数党的领导完全认识到，合理的、有效的经济发展需要政治结构改革、法律保障和法律的机制化。不仅关于政治改革讨论的自由化、对批判性分析中国政治结构的书籍的宽容、交给中国智囊团研究替代选择的任务暗示了这种思索，而且还有诸如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村和社区领导“民主选举”的实际努力。
在英国任教的社会学家郑永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党是否可以一方面保障快速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开始发展民主？通过改革，中国从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转变成一个新的阶级社会。尤其是新的中间阶级要求更多的参与政治。同时，党懂得把新的阶层揽在自己身边，并在宪法上保障他们的权利。这表明，一个权威的政党不一定完全与民主的发展互不相容。(19) 这个结论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党无疑懂得怎样通过吸纳和协商过程把新的阶层揽在自己身边。然而结果是，这些阶层现在并没有积极支持民主化进程，而是顺从了这一权威的体制。如上所述，多元化进程是明显看得出来的，而民主化进程则不是。基层选举的正式实行或者立法的加强并没有改变这一局面。
注释：
① Kang Yu-wei,Ta Tung Shu.Das Buch von der Gro? en Gemeinschaft,Düsseldorf,K
ln 1974.
② J.R.Levenson,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Cambridge/Mass.1953; Tang Xiaobing,Global Space and the Nationalist Discourse of Modernity:The Historical Thinking of Liang Qichao,Stanford 1996; Gilbert Metzger,Liang Qichao,China und der Westen nach dem Ersten Weltkrieg ,Münster 2005.
③ Tse-tsung Chow,The May Fourth Movement,Cambridge/Mass.1960; Vera Schwarcz,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Berkeley 1986.
④ Gottfried-Karl-Kindermann(Hrsg.),Konfuzianismus,Sunyatsenismus und chinesischer Kommunismus,Freiburg im Breisgau 1963:90ff.
⑤ Thomas Heberer(Hrsg.),Mao Zedong-Der unsterbliche Revolution
r? Versuch einer kritischen Neubewertung 
des 100.Geburtstages,Hamburg 1995; Caimu Cui,Mao Zedong's Traditionalism,Knoxville 1997.
⑥ Wolfgang Bauer,Die Ideologie des heutigen China und ihr historischer Hintergrund,in: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Hrsg.),VR China im Wandel,Bonn 1988:51ff.
⑦ Roderick MacFarquhar/Michael Schoenhals,Mao's Last Revolution,Cambridge/Mass.,London 2006; Thomas Heberer,Wenhua da Geming:Die“
Proletarische Kulturrevolution”-modernes Trauma Chinas,in:Peter Wende(Hrsg.), Revolutionen der Geschichte,München 2000:289-311.
⑧ Mao Tse-tung,Das Machen wit anders als Moskau,Hrsg.:Helmut Martin,Reinbek 1975:28f.
⑨ Kate Xiao Zhou,How the Farmers Changed China:Power of the People,Boulder 1996.
⑩ James C.Scott,Weapons of the Weak.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New Haven und London 1985.
(11) Dieter Nohlen/Franz Nuscheler(Hrsg.),Handbuch Dritte Welt,Bd.1,Bonn 1992:55-75.
(12) Wang Weiping/Zhu Lin,China Aims at Harmonious Society,in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4-12/17/content_2348778.htm.
(13) Chen Jiaxing,Mit ganzem Herzen und Gemeinsam eine Harmonische Musik Spielen,in Renmin Ribao,8.3.05.
(14) Amitai Etzioni,From Empire to Community.A New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 et al.2004:20/21.
(15) Analyse und Prognose yon Chinas gesellschaftlicher Entwicklung,Peking 2006:312.
(16) Tatu Vanhanen,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A Comparative Study of 147 States,1980-88,New York 1990:3.
(17) Jean C.Oi,Rural China Takes Off.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Berkeley et al.1999.
(18) Ting Gong,Corruption and Local Governance:the Double Identity of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s in Market Reform,in The Pacific Review,No.1,March 2006:85-102.
(19) Zheng Yongnian,The Party,Calls,and Democracy in China,in Kjeld Erik Brodsgaard/Zheng Yongnian(eds.),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Reform,London,New York 2006:23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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