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发展与城市化互动机制研究——以中部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为例论文,产业发展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部地区呈现经济凹地的重要原因在于产业的弱质与城市化的滞后两者之间的恶性循环，因此，加强制度创新，促进产业发展与城市化的良性互动是解决中部陷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
一.中部地区呈现经济凹地，发展堪忧
按照传统的三大地带划分法，中部地区包括黑、吉、蒙、晋、鄂、豫、湘、赣、皖九省。总面积283.1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29.5％，人口44，791万人，占全国35.1％，国内生产总值28，670亿元，占全国26.93％[1]。中部地区拥有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雄厚的工业基础，适宜农作物生长的气候和环境以及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承东启西，广联南北，交通便利，是全国重要的工农业生产基地，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曾经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进入90年代以来，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却不容乐观。资料显示：从1997年到2002年，中部地区人均GDP相对于东部比重从54.14％下降到52.60％，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2％；从1979年到2001年，东部对全国GDP贡献达57.8％，西部为14.3％，中部居中，为27.9％。当前，在东部大开放、西部大开发的政策背景和竞争压力下，中部地区正呈现经济凹地的迹象，发展现状令人堪忧。
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固然有政策性因素的影响，但主要根源在于中部地区的产业发展水平与城市化进程之间缺乏良性互动机制。弱质的产业无力支撑城市化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反过来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城市化也难以成为产业提升的平台。其结果，工业形成封闭的自我循环体系，不能带动地区经济起飞，而城市也是自我发展，不能辐射农村，致使城乡二元结构突出，抑制了中部地区经济发展。
二.中部地区的产业弱质分析
中部九省内部经济差异大，主要产业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总体而言，中部地区是以农业（种植业）、基础产业及资源加工业等为主要产业。从自然资源条件看，中部最突出的资源是煤炭、石油和水力等能源资源，以及铁、铜、铝和磷等关键性矿产资源。在这些优势资源的基础上，中部地区形成了以煤炭、石油、电力（水电与火电）、黑色和有色金属、机械、汽车、化工等为主体的重工业体系。其中，以采掘工业为主的资源区有黑龙江、山西、内蒙、河南、江西；以原材料工业为主的资源区有湖南、安徽等；资源与加工并举区有吉林、湖北等。此外，中部还是全国最大的商品粮和饲料粮基地。
然而，中部地区产业发展存在很多问题，产业弱质性日益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农业作为优势产业，内部结构单一，生产率水平较低。
二是工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工业结构明显偏向重工业，而重工业又以传统工业为主。重工业的产值比重不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而且超过东部12个百分点）。从表面上看，似乎中部已进入工业化的中期，但实际上这是工业结构不合理、重工业超前发展、轻工业滞后所导致的畸形化结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的投资倾斜政策决定的。违背工业化发展规律的中部工业化进程是一种自我封闭式的，弱质的，难以拉动所在区域经济发展的道路。
三是产业结构层次低，产值与从业人员比重不相适应。表现在：一方面，第一产业产值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二产业产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另一方面，从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结构看，中部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远远超过其产值比重，相反，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则远远低于其产值比重。显而易见，中部地区产业发展没有能够带动非农产业的就业扩张，从而没有在工业化的同时推动城市化。
四是中部作为产业载体的工业企业规模小，规模以上大型企业只有东部的1/3，占全国大企业数的22.1％。
可见，中部地区大中型企业数量与中部作为全国重工业基地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说明中部企业明显缺乏规模经济。
五是企业缺乏活力，效率低，经济效益差。据陆大道列出的国有企业活力指标综合值（该指标由总资产周转率、全员劳动生产率、总资产利润率、权益收益率、利润增长率、固定资产增长率、销售收入增长率加权算出），全国为0.02，东部为1.05，西部为0.98，中部是－1.32。中部除了黑龙江省为0.44，其余全为负值。[2]这表明中部地区国有企业缺乏活力，效率低下已是普遍现象。
六是中部地区企业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国有企业比重过大（平均超过70％），非国有经济比重过低（平均不到20％）；从进展速度看，中部最慢，不仅低于全国，而且低于西部。
此外，就非国有企业贡献程度而言，2000年与1999年相比，三大地带非国有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都上升了，但幅度差异较大。全国平均得分0.23，东部上升0.26，西部高达0.34，中部幅度最小，只有0.04。[3]
由此可见，效益差，比重高的国有企业构成了中部产业的主体，也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中部产业整体的低素质。
七是中部地区传统优势产业面临危机，主导产业发展不利，产业难以升级，特别是一些单一资源型城市的产业发展陷入困境。按照地方主导产业确定标准即区位商大于2，产值比重大于15％看，中部有安徽、湖南、河南、江西四省份没有自己的主导产业，其余各省大多是资源型产业和基础产业，如山西是煤炭采选、黑色金属，吉林是化工及交通设备，黑龙江是石油天然气开采，湖北是冶金和交通设备。[4]这种产业状况造成一方面主导产业不明，地方产业缺乏特色，产业结构趋同问题突出。在无竞争优势的情况下，与沿海相比，中部必甘拜下风，除非实行地方保护。另一方面，中部产业结构与中部资源状况相吻合，这固然符合比较优势原理，但长期以产业链的上游产业居主导地位，初级产品、粗加工生产比重居高不下，形成单一资源型产业，而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缺乏，以至产业结构单一，调整、优化、升级困难重重。
三.中部地区产业弱质对城市化和城市经济的影响
中部地区产业弱质影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削弱了对当地经济的带动作用和对城市化的牵引与推动。
根据城市经济理论，城市产业被分为基本产业部门（主导部门）和非基本产业部门，前者的产品主要满足城市以外的市场需求，因而又将基本产业部门称为输出产业；非基本产业部门是由基本部门派生的辅助性部门，其产品主要以城市域内市场需求为目标，同时也为基本部门提供服务。其中，城市基本产业部门的扩张与收缩决定着城市经济的繁荣与萧条。而城市外部市场对产品的需求将影响城市基本产业的建立和经济增长。换言之，城市经济增长的速度取决于产品输出给城市带来的初始收入量和收入乘数。尤其在发展初期如此。因此，随着域外市场需求的扩大，城市输出产业随之扩张，同时也带动城市非基本产业部门的发展，从而形成产业集群，推动城市经济增长。
对于中部地区来说，区外需求多为资源产品或初级农产品，其输出产业也以能源工业、矿业以及农、林、牧、副、渔业为主，在发展初期，中部地区以资源开发工业为依托，兴建了一批资源型城市，比如内蒙古的包头市，黑龙江的大庆、鹤岗、双鸭山市，山西的大同、阳泉、安徽的淮北、淮南、马鞍山和铜陵市，河南的平顶山、永城等。但由于资源型产业的产业关联度小，联系效应弱，只有前向联系，没有后向联系，结果使得长期以来将其作为输出产业的中部地区无法在本地建立具有前向联系效应的产业，如资源加工业等，致使那些能适应市场需求结构变化的新兴产业出现空白。因而随着本地资源逐渐枯竭，日趋衰落的资源型产业缺乏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导致长期以资源开采为支柱产业的城市经济停滞不前。另外，资源型产品需求价格弹性小，需求收入弹性更小，这就使通过产品输出给中部地区带来的初始收入量和收入乘数少，引致投资低下，城市基本部门扩张乏力，缺乏规模经济。相应地，辅助产业部门发展缓慢，致使合理的地区产业结构难以形成，地区经济增长率落后于东部地区，城市就业率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
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看产业弱质对城市经济的影响：
首先，中部地区主要产业所依赖的主要资源如石油、煤炭、有色金属等均为不可再生性资源，其储量随着开采量的上升而递减，开采成本则递增，产业的可持续能力趋于衰减，产业处于衰退期。比如黑龙江鹤岗市自建国以来已经累计为国家提供了5.5亿吨煤炭，现已查明煤炭储量30亿吨，可采储量近20亿吨，但大多为深层煤，开采成本不断上升，难以保证实现赢利。一旦资源枯竭，产业衰退，则以此为依托的城市必随之衰落。黑龙江双鸭山矿业集团有限公司2001年负债达56亿元，资产负债率达90％。由于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特殊体制，资源枯竭型城市一般是依托当地矿务局发展起来的，虽为国家提供了大量能源、原材料，但由于体制上的原因，没有对所在城市的发展起到应有的带动作用，对城市建设没有形成必要的积累。[5]
其次，长期以来，中部地区尤其是老工业基地为支撑国家实施的工业化战略，一直是商品和资金双输出地，产品以无偿调拨或低价方式输出，收入大多上缴国家，企业难以进行自我积累，无力进行技术更新改造，传统产业部门设备老化、生产成本高、产品质量差，缺乏竞争力。比如，黑龙江大庆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54％是净流出，商品净流出389亿，资金净流出总量385亿。2000年，上缴财政187亿元，人均财政贡献达1万余元，居全国首位。[6]然而，经过40年开采，大庆石油存量减少，开采成本上升，生产能力已难再提高。类似地，黑龙江鹤岗市矿务局2001年产值和税收也均占全市60％以上；湖南冷水江市2001年资源性产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78％，从业人员占全市工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为80％，上缴税收占全市税收总额的62％。[7]
第三，入世对我国农业和农产品、资源性产业和产品带来了挑战。一方面，产品价格受市场影响，波动较大，由此带来的风险随之增大，收益不确定，不利于原材料、基础产业的扩张；另一方面，入世以后，随着我国开放度的扩大，东部地区对某些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由国内转向国外，使中部地区的产品有了替代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产业扩张和市场需求。如上海宝钢每年从澳大利亚进口大量廉价铁矿石比从内地运输成本更低，质量更优。
第四，中部优势产业如采掘业、原材料工业和初级产品的生产部门，产品的附加值低，产业的投资乘数小，由此所产生的溢出效应也较小，因而对所在地区的旁侧影响小，城市非资源性产业没有得到较好的发展，形成了过分依赖资源开发的单一产业结构。因此，当某些资源产品、产业由于市场需求状况和消费结构变化而不景气时，或原先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由于本身资源优势的变化而逐渐失去其优势时，企业生产低效，亏损增加，于是，城市失业率会迅速上升，收入水平下降，经济失去活力。如山西大同市2000年底下岗失业人员数为8.5万人，占全市从业人员的12.8％；其中矿务局下岗人数达4.6万人，占全市下岗失业人员总数的54％。由于资源枯竭性城市财力薄弱，社会低保线大多在100元—150元，基本生活难以保障。
最后，畸形的二元产业结构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二元产业结构指中部相对发达的工业和落后的农业并存的产业结构。工业部门以现代化、机械化的生产方式为主，技术含量高，产值占GDP的比重大大超过农业；农业部门则以手工劳动和小生产为主，农业生产率低下，工农产品之间存在剪刀差式不等价交换。结果造成城乡日益增大的收入差距和滞留农村的边际劳动生产率极低的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产业不兴，城市不旺，城市的支撑在于产业，产业扩张发展不力，城市经济必然增长乏力。按照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机制原理，一个地区工业增长与城市扩大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当城市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决定城市增长的不再是本地的资源禀赋，而是城市本身吸聚资本、劳动等要素的能力；而城市的这种吸聚能力又依赖于城市前期的发展阶段和水平。如果城市在其前期的发展中能形成一种繁荣的主导产业，那么，这一产业将派生出新的产业，而新产业又能形成一种繁荣的主导产业，从而再派生出更新的产业。城市就是在这种累积和循环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8]
由此可见，中部地区正是因为主导产业成长不力而影响了城市发展和经济增长；反过来，城市供给不足，又抑制了要素聚集和城市经济势能的扩散，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
那末，产业发展影响城市化和城市经济的传导机制是什么？归纳起来有两点：
第一，城市化与城市经济增长速度快慢取决于城市产业的生命周期和创新能力。
如果一地主导产业部门处于其生命周期的上升阶段，富有创新力，则该地经济必然会生机盎然。反之，如果一个地区的主导产业部门都是由那些处在成熟阶段后期或衰退阶段的产业部门组成，则产业所在城市或地区经济势必增长缓慢、失业率上升、人均收入下降。根据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提供的2002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整理得出中国三大地带企业创新能力得分（表1）。
表1 中国三大地带企业创新能力对比
地区 中部 东部 西部 全国
企业创新能力 34.57 48.03 29.18 38.04
由表可知，中部地带企业创新能力不但低于东部企业，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企业创新能力强表现在企业拥有较多的研究开发人员、注重研究开发的投入、企业有很强的设计能力、重视技术改造、投入市场的新产品多。然而，这些恰是中部老工业基地的传统产业所欠缺的。中部产业结构变化缓慢，产品技术含量低，产品结构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如钢材，我国粗钢产量世界第一，但高质量钢材严重短缺，每年都要从国外进口2000多万吨优质钢材。再如纺织业，国内市场上的高档面料几乎全是进口的。
第二，对落后地区来说，城市化进程首先取决于工业制造业的发展水平，二者正相关。
中部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也是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如黑龙江、吉林、湖北城市化水平分别为48.9％、46.8％、30.1％，这三省均是重工业制造基地，说明城市化与制造业发达程度正相关。
刘耀彬等学者的研究结果也表明，中部地区城市化水平与人均大中型工业企业产值的复相关系数为0.899，因此可认为地区城市化水平与该地区大中型企业发展正相关。[9]当然，事实上，也正是中部大中型国有企业效益滑坡，才导致近些年城市经济不景气，就业率低，延缓了城市化进程。
制造业的发展对于城市化的推动在于，一方面它创造了各种服务需求，包括生产性服务需求和生活性服务需求，进而推动相关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使之吸收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企业对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的追求，导致空间上的企业集群和产业集聚，从而要求提升并拓展城市功能，于是功能单一的生产型城市便让位于规模更大的综合性城市或城市群，城市人口随之扩张，城市经济得到发展。
四.中部地区城市化滞后制约了主导产业的更替与升级
（一）中部地区城市化滞后分析
虽然中部地区在改革开放前伴随着一些工矿业的建立崛起了一批新兴工业城市，但由于主导产业自身问题影响了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中部地区经济结构中国有经济比重大，非公有经济发展迟缓，这也影响了其他非主导产业的发展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由于老工业基地的国有企业普遍亏损，失业率较高，致使以传统产业为依托的、功能单一的生产型城市经济不景气。同时，一些综合性大城市也由于产业调整缓慢和城市化抑制政策等原因而缺乏活力。因此，在新一轮的城市化浪潮中，中部地区城市化水平明显滞后：
1.中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差异大，城市化进程随产业弱化而趋缓。中部黑、吉两省城市化水平较高，但全区平均指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95年以前，全国城市化水平低于20％的省份只有5个，安徽、河南位列其中。从发展速度看，也是中部最低（见表2）。表9显示：从城市密度看，东部是中部的2.7倍，是西部的9.9倍。
表2 三大地带城市化水平—览表
地区 城市密度市区人
1997年城 1998年城 1998年 1962-1998
指标 （个/万KM[2]） 口密度
市化水平 市化水平 增长率 年均增长率
（人/万KM[2]）
（％）
（％） （％）
（％）
中部 0.85 253
26.3 26.6 0.30.37
东部 2.28 587
33.3 33.8 0.50.48
西部 0.23 131
20.1 20.7 0.60.28
全国 27.8 28.2 0.4
资料来源：（1）张敦富：区域经济学原理，中国轻工出版社1999年；
（2）陆大道等著：1999中国区域发展报告，商务印书馆，2000年.
从人口密度看，东部是中部的2.3倍，是西部的4.5倍；就城市化发展速度看，1998年与1997年相比西部略高于东部（多出0.1个百分点），中部最慢，比东部低0.2个百分点，比西部低0.3个百分点。
2、城市数量不足，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尤其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短缺，区域发展极难以形成。人口200万以上的城市中部只有5个，西部有4个，而东部有16个。相比之下，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镇数量较多，是东部的4.5倍（表3）。
表3 2001年底城市规模划分及区域分布
城市规模 400万 200-
100-
50-100 20-50 20万 合计
地区 以上
400万 200万 万 万 以下
全国 8 17 141279 18037662
东部 5 11 78 139 56 4 293
中部 1 4 43 102 79 18247
西部 2 2 20 38 45 15122
资料来源：2002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小城镇的社会经济综合效益与大城市不可同日而语。表4表明200万人口以上超大城市与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镇相比，社会经济主要指标均处于领先地位。因此，中部大城市供给短缺，严重影响了中部经济发展。
表4 1995年大、小城市社会经济主要指标比较
指标 非农人 第二产 第三产 城镇各体 1994年每万 人均
社会人均地方
分类 口/总
业/GDP 业/GDP 从业人员 职工专业技
GDP
劳动财政收入
人口（％）（％） （％） 比重（％）术人员（人）（元） 生产率 （元）
211个地级以上城市平均值 62.3 53.835.1 5.6
1752 10943 18091762
200万以上超大城市平均值 78.5 50.542.4 5.3
1998 13716 213101226
20万以下小城镇平均值 19.8 46.622.9 3.4
1717
5337 10127184
资料来源：朱庆芳，吴寒光：社会指标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二）城市化滞后对产业发展的制约作用
首先，中部城市化滞后使产业发展失去空间依托。产业的积聚与扩张需要一定规模的市场需求、健全的市场体系、充分的要素供给、完善的基础设施、发达的交通网络以及各种配套的生产与生活性服务。所有这些，没有人口聚集、功能齐全的现代化大都市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中部众多的缺乏聚集力的中小城市是远远不能满足产业进一步发展和升级要求的。
其次，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影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一般而言，如果没有外力阻碍，经济活动对聚集经济的追求会导致资源在空间上趋于集中并形成经济中心，最终结果是城市的产生与发展。然而，由于我国异化的城市化政策使得中部地区没能在一、二产业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城市化，从而使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受阻。因为相对较低的人口密度和产业密度，很难满足第三产业发展对生产和消费同一性的要求。据统计，1990年我国小城镇的一、二、三产业的劳动力比重分别为31.54％、38.32％、21.74％，1997年变为29.87％、47.25％、22.88％，在近8年的时间里，第三产业吸收的劳动力份额仅增加了1.14％。[10]与此相反，韩国、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四国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非农产业转移时，第二产业每增加一个劳动力第三产业就相应增加1.5到2.5个就业岗位。[12]再从城市工业和乡镇企业所创造的就业机会看，1995年我国城市第二产业每万职工及其家属需要8200个第三产业就业人员为其提供服务，而等量的乡企职工及其家属只需2500个服务人员。显然，城市工业比分散的乡村工业更需要城市的社会化服务。而高水平的服务体系只有大城市才可能提供。
第三，影响了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农村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一方面，中部地区农业人口众多，但农业剩余劳动力却不能及时转移出去，这就使农业的规模经营难以实现，影响了现代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进而出现边际生产力递减现象，导致农民收入不仅不能提高，反而下降。另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多数只能通过乡镇企业就地转化。而乡镇企业的分散化、小型化，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从而很难长期保持竞争优势，农村工业化步履维艰，城乡隔绝严重。
第四，城市的聚集经济和规模经济无法实现。许多生产型中小城市功能单一，而中心城市应具有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弱，城市的外部经济效果难以体现，从而既难以吸引区外资源和企业聚集，又无力带动区内产业进一步发展和升级。在缺乏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业的支持下，产业集群也很难实现。反观长三角、珠三角和大北京三大城市群，总人口只占全国的7.53％，土地占全国的1.24％，但GDP却占全国的30％，利用外资额高达73％。
最后，滞后的城市化抑制了消费需求，使城市产业发展缺乏市场拉力，升级困难。因为城市规模的扩大，人口的积聚对于交通运输、电力、通讯等基础产业和传统服务业、零售商业、中介服务、信息咨询业，对教育、科学、文化等社会事业，对娱乐、健身等一些能提高生活品质的行业会有持续不断的递增的需求，并且，这种需求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均较高，市场前景看好。有关资料表明，产业结构层次和城市规模存在明显的相关性，1997年，我国1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第三产业比重高达45％，而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只有23％。
综上所述，中部地区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制约了本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没有中心城市的有效支撑和牵引，无论是主导产业的更替还是相关产业的发展都不可能获得必要的资源和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的市场。
五.实现中部地区产业发展与城市化良性互动的对策
1.加快企业制度、城市就业制度、户籍制度的创新，转变政府职能，大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目的在于一方面减少政府干预，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提高效益；另一方面通过积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消除城乡壁垒和行业壁垒，以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创业，鼓励城市下岗人员再就业，搞活经济。政府的职能是制定合理的产业与城市发展规划，搞好城市软环境和硬环境建设，搭好平台，招商引资，加快城市发展。
2.适应新型工业化要求，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先进技术改造传统工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使不同层次的技术相协调，不同资源、要素相匹配，创造就业机会，实现社会经济均衡发展。
3.适应城市需求结构的变化，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以产业化为基础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农业和具有高附加值的绿色农业、观光农业，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社会化、专业化水平，进而提高农民收入，并分流一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实现就业。
4.加快对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特别是资源型城市要选准产业方向，把发展接续产业或替代产业同全国乃至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前提下实现竞争优势，以保证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5.调整城市规模结构，增加特大和超大城市供给，尽快实现城市功能转型，从一业为主的生产型专业化城市向多功能的以现代信息、服务业为主的综合性城市转变，为提高产业质量和城市主导产业的优化升级服务。研究表明，200万人口以上规模的特大城市社会、经济、环境、建设效益最好，其中每百万固定资产的工业产值要比全国城市平均数高出45％。1996年，全国50强城市每平方公里土地贡献GDP达2236.5元，是219个地级以上城市平均水平的2.7倍。可见，针对中部地区弱点，增加大城市供给对于实现规模经济和积聚经济，加快中部经济发展速度是十分必要的。
6.打造若干有较强经济势能的中心城市，将省会城市打造成现代化大都市，提升城市知名度和城市竞争力，吸引各种要素聚集，发展新兴产业。在此基础上形成区域经济增长点，并与若干地级市链接成网状向外辐射，带动周边经济发展。
7.围绕中心城市，构建不同层次的城市经济圈和若干产业带，形成区域大、中、小城市的合理产业布局和产业链，这有利于打破地方行政区划界限，打破城乡分隔，加强区域内外、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协作，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当前，应把哈尔滨城市圈、武汉城市圈、郑州城市圈、长株潭城市圈、合肥—南京城市圈建设提到重要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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