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学研究未来走向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秦论文,走向论文,未来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本世纪即将结束之际，探索下个世纪先秦文学研究发展的基本趋势，或许有助于提高研究队伍的自觉意识，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发展。
一、新时期呼唤理性
本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界涌现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他们以自己所走过的道路，以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成就昭示我们。人类在文化领域内的理性探讨已经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果，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应该将这些理性认识更广泛、更深入地运用于古代文学研究中，运用到先秦文学研究中，从而使我们的研究工作成为无愧于新时代的科学研究。为此，首先应该对理论上的进步和存在的某些失误，做出冷静的合于实际的分析，不能因为存在着程度不同的稚气和偏差，就简单地否定了理论观点和方法在先秦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前辈学者学贯中西的知识结构，他们高度的理论修养，昭示出先秦文学研究的成功之路和必由之路。他们奠定了古代文学研究界走向新世纪的坚实基础。未来的先秦文学研究正应当从这里起步。
在未来的学术发展中，对理论和方法论的探究，将成为先秦文学研究领域的普遍要求。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美学原理的理解和运用，将更加成熟。在以往的一个时期，学术研究带有一定程度的片面化、公式化倾向。但是，如果因此就忽视了几十年间广泛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成果，忽视了由此而导致的人们的精神面貌、研究态势、学术成果方面的巨大变化，则会陷入另外一种片面性。
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文学作品及其中的艺术形象总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的活动的产物。在这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起着最终的制约作用。在这种物质条件的制约下，形成了当时的区别于其他时代、其他条件下的人。这些具有自己的时代和处身其间的物质条件的特征的人，生产了自己的观念、思想，从而也在文学活动中创造出自己的艺术形象。以《诗经》来说，绝大多数作品产生于西周盛世到东周前期的几百年间。这是在十分具体的物质的、精神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创作主体。他们具有与自己的条件相适应的，区别于其他时代的性格。他们受到外界条件的感发，便会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他们所特有感情；见诸文学艺术，发而为诗，为其他文学样式，便创作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学作品，塑造了文学中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因此，这些作品中的艺术形象，乃是主体的性格在具体条件下不自觉地艺术再现。周代的礼乐文化乃是当时统治思想的集中表现，其有关为人处世、礼仪规范的许多规定，已成为制约周人的准则，并逐渐浸润而成为他们性格的基本内涵。因此，想要正确读解、阐释这些作品，就必须研究环绕着主体并制约着他们的礼，还应进而研究礼的现实依据，即领主的土地占有形式和以劳役地租为主的剥削形式等物质的、精神的条件，客观地认识艺术形象中所凝聚的历史性内涵。
在致力于学贯中西的努力中，我们也应像本世纪学界泰斗那样，对西方哲学、美学领域一些重要流派的理论、方法，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不论其为社会学的、文化学的，还是原型批评、结构主义、释义学等理论、方法论。未来的学术界必然以多元的理论结构为支点。
仅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说，先秦文学赖以发展的精神文化条件，决不是单一的文化基因构成的。其中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代表了当时文化结构中较为自觉的部分，如周代的礼乐文化、汉初崇尚的黄老之学以及后来被推至独尊地位的儒术、宋代的程朱理学等，它们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起着支配作用。从《左传》、《国语》的记载中可以看出，礼的思想和准则贯穿人的一生，浸透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样的，它也自然地浸润于文学的字里行间，成为作品中艺术形象的灵魂。《左传》中随处可见的“礼也”，“非礼也”等论断，既反映了人们的善恶观，也反映了人们的美丑观。其次，在文化的构成中，还有为社会各个阶层普遍接受的宗教文化，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人们精神、性格的独特之处。此外，地域文化、部族文化、风俗习惯等都同文学和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应该说，那些在世界学术的不同领域产生过较大影响的理论，自然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合理内核。某些学说在引入我国学术界之初，作法曾经有过简单的，甚至是套用的幼稚现象。这样的作法自然不会为学界认同。然而，缺乏理论深度的研究，与学术研究的宗旨总有一定的距离。（注：考据、训诂之学，文献整理之业，为笔者所素重。拙文绝无否定这些工作之意。）在未来的世纪，先秦文学研究界会进一步增强理性色彩充分运用各种理论、学说的合理内核，以剖析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作出令人信服的研究。
二、新的文学文本、文学版本与先秦文学研究
王国维说：“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中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和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注：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最近三二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
诚如王国维所言，汉代鲁恭王拆毁孔子旧宅时所发现的《古文尚书》等著作，晋代在汲郡所发现的《竹书纪年》等文献，都曾给予先秦文学研究、历史学研究以极大的影响，敦煌写本的发现也给文学研究注入了活力。可是，这些“学问上之发现”同二十世纪考古成就给先秦文学研究注入的潜能是无法相比的。
二十世纪，大批商、周、秦、汉墓和古代建筑遗址的发现，古墓葬中大量古代器物的发掘、清理，使我们直接了解到古代人生活的一些真实状况，对制约他们精神活动的物质条件，也有了可靠的证据和直观感受。本世纪出土的各种文献，无论在数量、范围，还是在时间跨度方面，都远远超过了以往历次发现。
商周青铜器并不都是本世纪发现的。但是，充分发掘这些彝器及其铭文的学术价值，则是本世纪的新认识。这些资料是当时历史的真实记录，是可补历史文献之不足的无价之宝。因此，学术界一方面继续广泛地进行考释、识读工作，另一方面，则更多的将其运用到学术研究中。应该看到，对金文学术价值的重视并实际运用到自己的研究工作，各个学科在认识上、在实际工作中的努力，是并不平衡的。总的说，历史学界取得的成效更为显著。如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陈梦家的《殷周青铜器通论》等著作，直接论述了青铜器及金文的学术意义。李学勤的《东周与秦代文明》、许倬云的《西周史》等著作都充分发掘并运用了考古成果，充分发掘了金文的文献价值。
在先秦文学研究界，如于省吾的《泽螺居诗经新证》，将金文与古文献相互印证，以研究诗骚，每每发前人所未尝发。闻一多的《古典新义》之所以能够令学术界耳目一新，同他在理论方面的突破，同他较多地运用古文字研究成果，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丁山的《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则运用了大量古文字资料。前哲时贤在自己的研究中充分发掘了这些新的特殊文献的史料价值。
周代彝器，有铭文者达数千件，有的铭文篇幅较长，如《毛公鼎》长达497字，其他三四百字的也很多。仅从字数的多少说，它们已经超过了先秦时代的一些文学文本。至于其内容，有些文本可以同《诗经》、《尚书》相印证发明，有些器物的铭文本身就是颇具可读性的文学文本。
与金文文本相比，竹简、帛书则是另一个丰富的文献宝库。如解放后出土的居延汉简多达1.9万余枚，为有史以来出土简牍最多的一次。而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河北定县40号汉墓、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都出土了大量非常重要的文本。其中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乙本为一些学者所重视。事实证明，凡是在这方面认识高的学者，其研究工作也必具有新的活力，也较易于突破现有的格局。
这些竹简、帛书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新发现的文本和新发现的最古老的版本。
现在人们所能看到的先秦典籍，脱文、错简、衍文、讹误所在多有。人们做了大量的校勘整理工作，然而，所据之本最早的也不过宋代人刊刻，其与秦文学文本之原貌是否相合，总难以确定。《老子》一书中就有些引起争议的千年悬案，如第三十八章云：“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对“下德”句历来聚讼纷纭。帛书《老子》甲本、乙发现之后，流传中误抄、讹夺之事便较易于解决了。在这方面，张松如的《老子校读》、陈鼓应的《老子注译及评介》等，都以充分利用考古发现新成果而使其研究独步学林。考古学界为先秦文学研究领域提供了很多最重要的、最早的文学版本，《诗经》、《论语》、《仪礼》、《周易》、《孙子兵法》、《管子》、《晏子春秋》等研究对象都产生了这样的变化。在未来的先秦文学研究中，不应像以往那样恪守家法，或仅仅依据宋代善本、清代校本以定是非，而应斟酌传本与竹简、帛书本以定去就。
竹简帛书中还有很多新的文本，如《大事记》、《战国纵横家书》、《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儒家者言》、《孙膑兵法》等，此外，还有些尚待整理、发表的新的文本。这些文本有的见于历史记载，有的甚至为史册所不载。这些文本一方面可补历史记载之不足，另一方面也重现了先秦文学文本的真实面貌。这使它们具有了其他文本无法比拟的价值。有些学者在研究这些新的文本方面作出了很好的范例，如张震泽师的《孙膑兵法校理》积数年之力而成，实为新文本研究之力作。陈直对《居延汉简》的研究，国内外一些学者对竹简、帛书的研究，都表现出对此类新文本的特殊重视。在未来的学术发展中，上述文学文本的重要性必将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对这些新文本的研究必将为先秦文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三、部族文化与先秦文学的多元结构
先秦文学研究可以有很多视点，而部族文化、地缘文化与先秦文学的关系，则是新世纪先秦文学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华夏民族是在长期发展中逐步形成的，自黄帝、炎帝以来各个部族间的交往、侵伐、融合，而有华夏。在中国历史上始终存在着否定融合，反对并排斥其他部族的主张，如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4年），这是周文王的太史佚的观点，同时，季文子引用史佚的话以论鲁同楚的关系，也表明了当时人对族类的看法。至于说“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礼记·中庸》）、“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等，更是严华夷之辨的代表性观点。然而，华夏民族正是在不严华夷之辨中发展的，汉族文学、文化也是在吸收了各族文学、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古代文学。
正是这样长期、复杂的部族融合，给予先秦文学以巨大的推动力，形成了先秦文学多姿多彩的风貌和多元结构的统一体。从这一角度考虑问题，将有助于加深对先秦文学各组成要素相互关系的了解，有助于对先秦文学整体特点与局部风貌的把握，有助于对先秦文学发展过程、演变规律的认识。先秦时代各部族间相互交往的关系，各部族固有的文化，使先秦文学与文化表现出多层次的丰富性，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必将导致对先秦文学规律乃至中国文学规律的认识走向深入。
李炳海的《部族文化与先秦文学》堪称本世纪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他认为，“把先秦文学和部族文化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可以拓宽视野，解决其他方法难以解决的一些问题。”他对大量的历史文献和神话学资料重新审视、运用，对部族文化给予先秦文学的深广影响，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见解。张碧波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将匈奴以至于满族的古代北方民族的文化同中原华夏文化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作为研究的中心点，开辟了古文化研究的新视角。此外，张正明的《楚文化史》以及一些学者关于吴越文化、蜀文化、齐鲁文化等等的研究，都在这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
在下一个世纪，先秦文学研究应从上述学者的努力中寻求启发，寻求走向未来的新起点，重新审视先秦文学和先秦文化的多元组成，重新审视古代文献的记载，以期发现这个时期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
例如，前面所引用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语，是针对楚人而言，但是，到了汉代，楚人统一了中国，楚歌、楚舞、楚俗进入了宫廷、文坛，从而造就了此时文学的新的色彩。
同样的，历史上的有些记载，从新的角度进行研究，也会呈现出新的意义。如所谓黄帝25子，其得姓者14人；所谓帝喾有四妃，则殷、周同出于帝喾（均见《史记·五帝本纪》、《太平御览》卷79、80），若从部族融合的角度，结合神话学、文化人类学进行研究，自会得出不同于以往的认识。
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夏代“后相征风夷及黄夷”，“少康即位，方夷来宾”，可以看出夏同各个部族之间的关系。《帝王世纪》则反映出殷商的类似记载，汤“凡二十七征，而德施于诸侯”（见《太平御览》卷83）。这类记载在金文中也很多，如《令簋》记载伐荆楚，《小字盂鼎》记伐鬼方，《虢季子白盘》记伐猃狁，《过伯簋》、《贞簋》记伐荆等。这些有关征伐、纪功的金文，恰好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当时部族间融合过程中的一些事件。
有些文献则记载了同类事件的另一侧面。如《帝王世纪》曰：“有苗氏叛，（舜）南征，崩于鸣条。”（《太平御览》卷81）《史记·周本纪》云：“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至于《左传》、《国语》等书中所记录的侵伐、征战，各诸侯国之间势力的此消彼长，更是不胜枚举。此类文献清楚地表明部族间融合的艰难。
中原为三皇五帝建立政权之所。于是，一切要为王、为帝、为霸主者，都要问鼎中原，或者主盟中原。楚屡次北伐中原，吴之主盟，秦之结好于晋，其目的都在于此。主宰中原之后，原为华夏之人会更加趾高气扬；原为蛮夷之人，也变成了华夏人中之最高贵者。《孟子·离娄下》云：“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然而，在历史上何曾将他们视为东夷、西夷而排斥于华夏之外？
文化的融合虽然不像战场上那样鲜血横流，却也经历了严峻的斗争。仅从服装方面的融合、吸收、排斥、变化看，其间的承袭、变易错综复杂。秦孝文王为太子时，其庶子异人楚服而见他所宠爱的华阳夫人。夫人曰：“吾楚人也，当自子之。”（见《资治通鉴》卷5）因更其名曰楚，得立为嫡。后来，继承王位，是为庄襄王。可见楚服、楚冠是具有鲜明特色的部族服装。如钟仪在战争中被俘，囚禁于晋，却服南冠以表明自己对楚的忠心（见《左传》成公9年）。秦灭楚，以其君冠赐御史，于是，楚冠成为法冠。楚人的服饰文化经过变异之后，在秦王朝统治时期又获得了一定的地位。
服装方面的变化有时甚至很激烈。周代礼乐文化认为，“革制度、衣服者为畔。畔者君讨。”（《礼记·王制》）于是，郑国的子臧出奔宋，好聚鹬冠，郑伯闻而恶之，使盗诱杀之于陈宋之间。（见《左传》僖公24年）战国时，赵武灵王为了加强军队的战斗力，改变三面受敌的被动局面，决心采用胡服骑射，而抛弃以往的袍和战车。他的进步举措受到各方面的反对。历史证明，这次以服装和作战工具为突破口的文化融合，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至于各个部族固有的信仰、习惯、审美情趣、艺术取向等，则属于更深层的、更具有凝聚力的部族文化因子。这方面的交流与相互吸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如李斯《谏逐客书》云：“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意取“适观”，秦文化在吸收六国文化方面迈出了较大的步伐。王子朝争立，失败后，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左传》昭公26年）。这无疑给楚提供了学习周人先进文化的良好契机和条件。
如果从这个角度研究先秦文学，则《诗经》、《尚书》、屈原，或者《国语》、《战国策》乃至诸子百家之书，也许会另有一些文学艺术因子呈现出来。而人们对先秦文学的发展过程和规律的认识，也许会有新的观点有待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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