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外交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安论文,中国共产党论文,外交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外交工作新局面，有力地配合了当时的革命斗争，并对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积极开展多方位的外交活动
遵义会议之前，由于受到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和包围、封锁与军事进攻，由于“左”倾错误领导人在外交工作上执行了一系列“左”的政策，因此中共实际上只与苏联有来往，并且大都是通过共产国际进行的，而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存在着上下级的隶属关系，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真正的外交活动。
长征到达陕北后，随着中共的政治路线的转变，其外交政策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党应当“执行灵活的外交政策”，即“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的关系”（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617页。）。随后的斯诺来访，既是中共改变外交政策的产物，又为打开外交局面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曾专门研究此事，毛泽东在百忙中抽出大量时间与之交谈，详细地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历史和方针政策。斯诺由此写出轰动世界的“真正具有重要历史和政治意义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因此而传遍世界。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给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广阔的空间。一是，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由此可以在国统区公开进行活动，也就有了与国际社会进行接触的条件。二是，日本的疯狂侵华和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当时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带有传奇色彩的抗日斗争和辉煌的战绩，颇令国际社会重视，越来越多的人想深入地了解中国共产党。三是，自1936年斯诺访问延安后，有许多外国记者和中国问题专家相继访问过延安，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情况的介绍，在世界形成了一股“中国共产党热”，这既为世界人士认识中共、又为中共与国际社会建立联系打下了基础。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洞察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本质，也看到了德、意、日法西斯肆行侵略引起世界政治形势的变化，看到了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政治形势的深远影响，看到了国际社会尤其是美、英、苏等大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作用，看到了抗日战争爆发后所出现的外交机遇，确认“外交政策的积极化”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大力开展对外交往。中共的外交工作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与苏联、共产国际关系上，党继续保持了比较密切的联系。联系渠道主要有三：一是双方直接函电往来；二是通过派驻的代表（1940年3月前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有王明、王稼祥、任弼时、周恩来；1942年起是苏联派驻延安的代表弗拉季米罗夫，中文名“孙平”）；三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与苏联驻国民政府的大使馆、军事顾问等联系。
为打开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共采取了多种措施。一是邀请外国记者、军人、作家、传教士等，到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访问。据统计，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友人有20批近百人次访问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形成对中共领导地区访问的第二次高潮。二是通过党在国统区的机构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与外国人士接触。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南方局都设有在周恩来领导下的国际宣传组和对外宣传组，成员有王炳南（组长）、陈家康、龚澎、王安娜等。他们经常造访外国记者、外交官，十分活跃。香港办事处更是党对外工作的一个窗口。周恩来在这方面的工作尤为突出。三是通过报刊宣传。《新华日报》是中共在国统区的主要宣传工具。此外，中共在上海租界借用外商名义创办或利用进步人士创办的《每日译报》、《导报》、《译报周刊》、《评论周刊》等，在香港创办和利用进步人士创办的《华商报》、《华侨通讯》、《国际新闻社》、《香港中国通讯社》等，对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敌后抗战进行宣传。中共还曾抽调人员组成海外工作团，赴南洋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曾派王任叔、陆贻、董维健、胡愈之、沈兹九、金仲华等赴菲律宾、印尼、槟城、新加坡、纽约等地协助当地华侨创办抗日报刊。四是召开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该会1941年10月26日——31日在延安召开，朝鲜、日本、越南、泰国、印度、马来亚、缅甸、菲律宾、台湾、蒙古、犹太等18个国家和地区及中国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等各方面代表130余人参加。会议成立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同盟。五是用援救英、美人员的实际行动增进与英、美的关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和上海、北平等地的租界被日本占领，英美等国官员和侨民陷入困境。中共中央特就此发出指示：“英、美、日战争爆发，我党与英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及对英美外交开始之可能与必要日益增加，因此对敌占区英美及其系统下的人士，不问其是否顽固，应多方设法欢迎并保护其到我区，或经过我区退走。”（注：《中共中央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590页。）东江游击队迅速进行了“港九大营救”，共救出80多名国际盟友；平西游击队从北平救出林迈克、班威廉等十数名英美人士。其后，敌后抗日军民又大力营救在空战中被日军击落或因飞机故障而跳伞的美军飞行员（前后共营救100多人）。这既表现了中共与英美真诚合作的愿望，又由英美人员在解放区的实地观察而将中共的真实情况带向英美诸国。
通过这些积极的、多方面的外交活动，中共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外交新局面。
（二）中共与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
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交往，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对外关系的一个基本方面。共同的意识形态，苏联作为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大影响，中共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隶属关系，以及双方长期的历史渊缘，使中共对苏联、共产国际十分尊重、信任，充满了亲近感。
但是，苏联这个时期对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双重的政策：一方面，它继续对中共进行指导，对国民党的反共行为表示反对，也给予中共一些支援；另一方面，它从其本国战略利益出发（前期主要是希望由中国牵制日本，使之无法北向进攻苏联；后期主要是避免因中共问题影响其与美国的关系），过分看重国民党的实力，强调与国民党的合作，并轻视、忽略甚至准备牺牲中共的利益。由苏联指导的共产国际，也因此奉行了双重政策，一方面，它从1935年起改变了过去的领导方式，“一般不直接干涉各国党内组织上的事宜”，并曾多次号召世界无产阶级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因此形成共产国际存在24年中“两头好，中间差”的后一头。另一方面，它根据苏联政府的需要来指示和要求中共。于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形成一方面帮助、支持中共，但另一方面给中共和中国革命形成了干扰和困难的局面。
对此，中共一方面坚定地认定苏联是“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够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将联合苏联列为抗日外交的最重要内容，不断呼吁和要求发展与苏联的关系，对国民党淡化、破坏与苏联关系的行为给予严厉的批评。同时，积极在重大问题上与苏联进行配合，积极维护苏联。如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定后，举世哗然，毛泽东对此作出积极的评价，并高度赞扬斯大林，强烈表示“拥护他，拥护他的事业，拥护社会主义的胜利，拥护他给人类指示的方向，拥护自己的亲切的朋友。”（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57页。）苏德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战正处在最困难的时期，中共中央一面指示在南京、上海等地活动的情报人员，注意搜集日本的战略情报，将“日本决心南下南洋群岛，暂不北上进攻苏联”等重要情报转交斯大林（注：方知达：《打进日伪最高层的情报战士——忆日本革命志士西里龙夫和中西功》，《大江南北》，1989年第2期。），以使苏联及时调整战略部署；一面在华北部署开展大规模的交通破击战，在自己很困难的情况下努力配合苏联的卫国战争。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曾反复对“苏联红军的伟大胜利”、对“斯大林元帅的英明领导”作出很高的评价（注：毛泽东：《在庆祝十月革命节干部晚会上的讲话》，《解放日报》1943年11月7日。）。抗战后期，中共注意做争取与美国建立较好关系的工作，但并没有改变对苏联的基本态度。如1944年12月与赫尔利谈判时，党的领导人在估计与美国关系时认为，将来我们力量壮大了，而且有“北方”（即苏联）的加入，美国就束缚不了我们。在七大的开幕词中，毛泽东把“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的援助”列为中国打败日本建立新中国的四个条件之一；在政治报告的“外交问题”里，毛泽东对苏联长期对中国革命的支持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但另一方面对苏联和共产国际不适合中国国情、有损中国革命的指示和要求，中共没有盲从和迁就，而是联系实际、独立自主地进行中国革命。这主要表现在纠正王明右倾错误、拒绝苏联要求八路军进军东北等问题上。
抗战爆发后，苏联从本国战略利益考虑，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但它认为中共力量微弱，必须依靠国民党。为此，共产国际在1937年11月派“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有朝气”的王明回国“帮助中共中央”。王明由此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一整套右倾主张，并自恃代表共产国际，把自己凌驾在中共中央之上。从而形成对毛泽东的正确领导的干扰，在实践中造成混乱和危害。中共中央通过向共产国际的汇报，并通过其对中共的政治路线的确认，在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从组织上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王明右倾错误对全党的干扰也随之基本被排除。
苏德战争爆发后，为防止日本可能对苏联的夹击，联共中央、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八路军对北平、张家口、包头一带的日军发动进攻；1942年5月斯大林格勒战役前夕，苏联为避免日军策应德军，再次要求中共派八路军开赴南满牵制日军。但由于没有条件，苏联、共产国际的要求不切实际，中共中央顶住压力，没有采取孤注一掷的行动。
这种既尊重又自主的处理方式，既维护了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又维护了中国革命的利益，创造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如何正确处理党际关系的经验。
（三）中共对英美外交政策的演变和与美国官方的关系
争取和联合英美，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外交工作的另一个重点。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大力提倡、促使国际和平战线反对日本的侵略，并且指出：“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英美两国的政策。”（注：《毛泽东外交生涯第一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03页。）为此，中共努力打通与美、英等国的联系，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是，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共曾一度放弃了与英、美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其原因主要是：①出于对英、美“远东慕尼黑阴谋”的警惕和反对。②受苏联和共产国际认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放弃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的影响。
但由于当时中国正面临着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由于英美与日本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别，并存在尖锐的矛盾，因此党在斗争现实面前，还是把英美与日本进行了区分。1940年12月，毛泽东在《论政策》的党内指示中指出：应在区别上建立我们的外交政策，第一是苏联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区别，第二是英美和德意的区别，第三是英美的人民和英美的帝国主义政府的区别，第四是英美政策在远东慕尼黑时期和在目前的区别。并重申“我们的根本方针和国民党相反，是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65页。）。1941年3月，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我们并不放弃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宣传，但要把宣传和政策加以区别，我们必须尽量利用两派帝国主义间的矛盾（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79-280页。）。这一认识体现在了具体的对外活动中。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英、美公开表示支持苏联反对德国法西斯。苏联政府重新提出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口号。于是，中共中央在6月23日发出《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指示，再次明确调整了对英美的政策。12月9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公开的《宣言》和对党内的《指示》，明确提出建立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强调“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重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抗战力量，并改进中国抗战状况。”（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51-252页。）至此，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对英美的政策，最终确立。
中共长期有效的外交工作，使美国政府了解了中国共产党英勇抗战的业绩，认识到：中共是抗击日本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一支重要力量。为获得华北、华中敌后日军的情报（军事动因），为调解国共关系、实现扶持蒋介石政府使之成为美国在亚洲代理人的战略目的（政治动因），美国政府于1944年7月22日、8月7日，派出由中缅印战区情报官员包瑞德上校率领、18人组成的美军观察组，分两批到达延安。
美军观察组的到来，标志着中共和美国政府建立了一种官方联系。中共中央清楚地看到，目前美国外交的重心仍在国民党方面，对之“不应希望过高”，但对出现的合作契机十分重视，决定“放手与美军合作”（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544页。），希望由此而推进与美国的关系。为此，中共向美方提供了大量的情报（至抗战胜利共提交120多份情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叶剑英、陈毅、聂荣臻、贺龙、罗瑞卿和林伯渠、博古等分别与包瑞德、谢伟思等交谈，并连续举行10次报告会，向观察组介绍敌后抗战情况。尤其是毛泽东在与谢伟思的谈话中，详细阐述了国共关系、中共的基本政策、党与美国的关系等，意义深远。同时，中共也向美方提出了向其提供援助的要求。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看到的一切，使他们耳目一新。他们把解放区抗日武装的实情源源不断地发回国内，谢伟思在驻延安头3个月内，就写回去40多份报告，包瑞德、卢登也写了不少报告。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生气勃勃，抗日武装“士气很高”，共产党的领导“廉洁奉公”，“得到当地人民的完全支持”；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将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介石的，而是共产党人的”。他们认为美国政府不应片面支持国民党，而应同时向八路军新四军提供援助并设法促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注：《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第6卷，第671、696页。）。美军观察组的报告，曾得到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的深切同情，并一度对罗斯福产生了影响。
但是，美国政府的既定战略是把蒋介石同自己拴在一起，是在抗日和扶蒋需要的情况下与中共接触的，因此就很难在与中共合作方面迈出大步。而赫尔利的出现，很快就使党与美国的合作趋势逆转。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飞抵延安，经过谈判，10日双方达成五点协议，规定国民政府改组为联合政府，由一切抗日政党及无党派之政治团体派代表组成；军事委员会也应改组为所有抗日军队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赫尔利提议毛泽东和他在协议上签名，并声称：“我敬佩毛主席的宽大态度。你所希望的各种改革，我完全同意。”（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52页。）但在协议遭到蒋介石的反对后，赫尔利随之变卦，他轻描淡写地对周恩来说：“啊，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并诱骗中共接受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的反建议：“我们是准备帮助你们的，成百架飞机的东西等着帮助你们；但是没有这一协定，我就无法帮助你们。”（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55、356页。）对此哄骗，中共中央坚决拒绝：“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564-565页。）此后，赫尔利公开采取了压共、反共的政策。1945年4月，他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称：“美国政府全力支持蒋介石政府”，而“不支持任何武装的政党和军阀”。中共中央不怕压制，不怕恐吓，但采取了留有余地的做法，由《新华日报》对此提出批评，而“延安暂取不理的态度。”6月，美国政府以通共间谍罪将谢伟思等逮捕后，中共中央决定点名批评赫尔利，毛泽东连续撰写《赫尔利与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评赫尔利的政策的危险》等几篇文章。但仍将赫尔利和美国政府相区分，目的是通过斗争争取可能的合作。这一策略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以后的马歇尔来华调停。
（四）中共在延安时期外交活动的意义
中共的这些广泛的外交活动，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第一，向国际社会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和建设的业绩。进入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外国来访者，大都撰写了考察报道，有的甚至写了许多的报道，在国内外发表。斯诺的一系列报道，尤其是《红星照耀中国》曾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出版，轰动全球。其后，贝特兰在1939年出版了《华北前线》一书，霍尔多·汉森也在同年出版了《人道主义的努力：中国战争纪事》，卡尔逊和贝尔登也相继分别撰写了《中国的双星》、《中国震撼世界》等书。卡尔逊还将他的考察写成秘密报告，递送罗斯福总统；林迈克、班威廉也多次将他们的所见所闻写成秘密报告，通过英国大使馆送交英国政府。1944年外国记者在访问中共地区后，同样撰写了大量关于“红色中国”的报道，客观地向世界人民介绍了在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见闻和观感。如《中国共产主义军队是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富人协商》、《大丰收使延安丰衣足食》、《延安——一个在三种时间上的中国仙境》、《毛泽东朱德会见记》、《8600万人民随着他的道路前进》、《这就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等。甚至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武道也发表《我从陕北回来》一文，称赞延安政治民主、八路军在敌后英勇抗战。1945年，福尔曼和斯坦因分别出版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和《红色中国的挑战》；1946年，怀特出版了《来自中国的惊雷》（与贾安娜合著）；1947年，爱泼斯坦出版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这些著作和报道将中共和解放区的崭新面貌展现在了世界人民的面前，向世界介绍了中共的政治主张、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敌后军民的抗日业绩，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
第二，为敌后抗日斗争争取了帮助。一些国际友人通过接触，决定留在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参加抗日斗争，如白求恩、尤恩、印度援华医疗队队员、汉斯·希伯、罗生特等，白求恩、柯棣华、汉斯·希伯等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一些访问者运用他们的知识为敌后抗日斗争献计献策，如史沫特莱等；更多的国际友人则利用他们的身份、地位和关系，为敌后抗日斗争提供帮助，如提供活动场所和掩护、帮助传递消息和购买物品（如医药等）、在国际上募捐等。
第三，有力地配合了反对国民党反共活动的斗争。利用国际因素阻止国民党的反共、分裂行为，是中共在抗战后期处理国共关系时的一个重要策略。这一策略在1941年后运用得颇为成功。皖南事变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诺等记者撰写报道和评论；周恩来等趋访英国大使卡尔、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会晤美国总统特使居里和记者白修德，说明事变真相、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及其危害。从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利益出发，英美苏都反对国民党打内战。英国政府转告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进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拒绝出席国民党大使邵力子原定举行的宴会，苏外交次长罗佐夫斯基请邵力子转告国民党政府：“勿做使敌人快心之事”。苏驻华大使潘友新和崔可夫先后向何应钦、白崇禧提出质问，潘友新并向蒋介石表示：进攻新四军“损及贵国抗战之力量”，暗示事态发展下去将导致苏联停止对华援助。美国政府要居里立即向蒋介石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2月8日，罗斯福致信蒋介石：中共“与国民政府相类者多，相异者少，深盼能排除异见，为抗日战争之共同目标加紧团结。”1943年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党在进行军事准备的同时，展开宣传战。7月5日，史迪威急电马歇尔：蒋介石“借口纠缠到与红军的作战中，以致不能参加缅甸战役。”马歇尔立即向在美国的宋子文表示：如果中国内部爆发一场武装冲突，会给同盟国的地位和努力带来不良后果。宋子文马上致电蒋介石：“美政府严重关切双方公开冲突，此种冲突应予避免”。苏联也对此表示不满，7月14日，苏联武官拜会美国代办艾奇逊，表明“从中国与国际间关系看，国民党应意识到，在目前对共产党发动军事进攻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英美苏的反对，为党打退第二次、第三次反共高潮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其后与赫尔利、马歇尔间的谈判、斗争，也是这一策略的进一步运用，它在抗战胜利之初制止国民党的内战行动、揭露国民党的内战阴谋、教育人民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第四，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中共的方针、政策和业绩、形象的广泛传播，在国际社会产生了深厚的影响，引发世界人民普遍对中共的赞赏和热情，从而为新中国发展对外关系创造了有利的社会基础。二是中共在延安时期的外交活动中创造了许多好的经验，如坚持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开展外交活动、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的原则：高度重视、适时根据形势变化调整外交政策和策略；以民间外交推动官方外交；在分析、区别的基础上制定外交政策；利用矛盾、把宣传和实际政策相区别等。尤其是与美国政府的交往（包括赫尔利使华和马歇尔调停间的谈判、斗争）中，积累了经验。这些为后来的外交工作提供了借鉴，并为后来所汲取和坚持。三是锻炼和培养了一批外交骨干，他们成为新中国外交战线的中坚力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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