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康有为的变易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康有为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甲午战争前后，康有为的变易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甲午战争之前，康有为已经开始论述改革的必要性，但囿于眼界，他的变革依据仍然局限于“天变”的传统范畴之内，他所选择的变革也没有摆脱皇权的窠臼。甲午战争的惨败促使康有为以新的角度审视了中国前此的改革，他认识到，中国的改革需要有新的方向，遂化合中西，构筑了以阴阳为框架，以进化论为核心的变革的理论依据，达到了中国近代改革理论的质的突破。
（一）以补天为特征的传统变易观
鸦片战争后，一些不甘沉沦的思想家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改革主张，从林则徐到康有为，人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救国方案。林则徐、魏源主张由军事工业的近代化入手，以掌握西方致胜的长技；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洋务运动中，主持引进西方的机器枪炮和科学技术，派遣留学生，建立新式学堂、新式军队和近代企业，等等。但他们的措施仅限于“硬件”范畴，没有触动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尽管这些措施在巩固国防、收回利权方面取得一些成效，但并未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
康有为和他们有所不同，他较多地接触到了西方文化，因而他除了主张发展近代经济、国防和教育之外，在自然观和人格观等方面也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近代思想。
第一，科学的自然进化观。康有为在研究西方天文学、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基础上，写了《诸天讲》和《康子内外篇》等著作，对宇宙模型、太阳系起源、日地关系和月亮圆缺等问题作了比较科学的解释。他指出，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天与地不能截然分开。地球是绕日旋转的行星，地球也在天上；地球是诸行星之一，天中亦有地。康有为还以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说”改造了中国的“元气说”，指出原始星云的相对物质运动是天体演化的原因。他说：“天地之理，阴阳而已。其发于气，阳为湿热，阴为干冷。湿热则生发，干冷则枯槁，二者循环相乘，无有终始极也。”[①]而这个变化中的宇宙又是分层次的和无限扩展的。物质的演化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他说：“于无极，无无极之始，有湿热之气郁蒸而为天。诸天皆得此湿热之气，展转而相生焉。近天得此湿热之气，乃生诸日，日得湿热之气，乃生诸地，地得湿热之气，蒸郁而草木生焉，而禽兽生焉，已而人类生焉。”[②]论证了宇宙之中天、地、万物和人都在不断地演进变化，承认了时空运动的无限性。
第二，平等自主的人格思想。甲午战争之前，康有为在学习西方近代学术思想的同时，开始介绍自主平等的人格思想。他根据天赋人权观，在《人类公理》和《实理公法全书》等著作中指出，平等自主是人们与生俱来、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基本权利。他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两种法则，一为“公法”，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行的客观规律；一为“人立之法”，即现实社会中由人所制订的各种法规。判断人立之法是否正确，要看它是否符合公法，有益于人道。而最符合公法，有益于人道的法就是自由平等博爱。因为人生而平等，又“各具一魂”，所以人生来便应享有充分的平等自主权利，自由主宰自己的命运，自由发展自己的潜力。他认为，人生而具有爱恶二质，发扬其爱质，则有益于人，纵容其恶质，则有损于人。中国数千年来之陷于据乱，近代之沦于败亡，皆因人们不明此大道，而将自身的责任让委于他人，遂造成桀纣猖狂、暴君得志的世界。他指出，人们固然由于心智和努力程度的不同，在现实中呈现出智愚贤不肖的差别，但正因先天资质相同，所以人人都可以通过后天的修行，发现人所固有的爱质而贵显之，达到道德完善的境界。[③]
自然进化观提供了变革的科学依据，自主平等人格思想则指出了变革的方向。如何将这些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康有为当时还没能解决这个问题。1888年，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提出了三项变法措施：“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他认为治国之方不应盲从古训，而应因时制宜；下情上达是改革的核心；远奸佞而近忠良是改革的用人标准。他说：“今天下非不稍变旧法也，洋差商局学堂之设，开矿公司之事，电线机器轮船铁舰之用，不睹其利，反以蔽奸”，其原因就在于“上体太尊而下情不达”。如何解决呢？“在通之而已”。沟通的办法，“在霁威严之尊，去堂陛之隔，使臣下人人得尽其言于前，天下人人得献其才于上”，如此必能法立而国治。康有为还指出，这种方法并非传自西洋的舶来品，而是古圣先贤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因为“古者君臣有坐论之礼，《大学》之美文王曰‘与国人交’，《诗》曰‘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凼宾，鼓瑟吹笙’，言恳诚发乎中礼，群臣若凼宾，故群臣尽心，下情既亲，无不上达，则奸消弊缩，虽欲不治，何可得哉？”[④]康有为把民主归结为“通”，虽然在工具理性的层次触及到了民主的重要内容，表现出中西思想的某种相通之处，但它并不完全符合由近代天赋人权思想所表达的由民作主的民主本意。他的思想所体现的，是中国自古就有的民为邦本的思想。这种民本思想承认民对于国的重要性，甚至认为民是第一位的，即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然而民的这种地位是以君权的存在为前提，民的唯一作用就是确保君权和君主的利益，这就走到了近代民主思想的反面，表明他的民主思想还没有走出孟子民本论“上赋民权”的传统窠臼。
（二）以阴阳整合进化论的新型变易思想
甲午战争前后，康有为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与中国近代化几乎同时起步的日本迅速崛起，远远超过了中国，使康有为感到，中日两国不同的改革指导思想与此有很大的关系。他对比了中日两国的近代化道路，并将中西学结合起来对变革加以论证，与以前的思想有了很大的不同。
80年代末，康有为已经接受了西方近代自然进化观，但当时这种思想尚未同中国的改革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一上书的失败使康有为认识到，欲救中国，必须因中国人的历史习惯而利导之。于是，康有为以阴阳思维方式为理论框架，整合了进化论。创立了一种新型的变易观。他一方面承认西方近代进化论的意义，并以之改造阴阳论中的变易思想，一方面又将进化论纳入阴阳体系之中，使之成为其或阴或阳的一极。
今文经学中包含着中国传统的“穷变通久”的变易思想，认为历史是变化的，有所谓“三统”、“三世”的更替，即王朝变换由“黑统”而“白统”而“赤统”；社会演进由“乱世”而“升平”而“太平”。变化的动力是神秘莫测的“天命”，变化的结果是历史的循环，即所谓“初而立，再而返，三而如初”，“三王之道若循环”。而王化之道则一以贯之，历久不变。[⑤]康有为感到，今文经学中的变易观有助于论证改革，但也存在某些不足，一是只强调量变位移而不重视质变；二是历史发展的循环论。遂依据自然进化论，对之进行了重新解释，创立了“三世说”的历史进化论。他指出，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处于永恒的发展变化之中，大至宇宙天体，小至花鸟虫鱼，概莫能外。即使人类自身也是历经了千万年的变化而成，因而人类历史也是不断发展的，社会政治制度不会一成不变。如何变？他认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但应该因时制宜，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改变治国方法，而且存在着权力基础不断扩大，权力要素逐渐下移的历史趋势。据此他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人类历史沿着三世递嬗而进，“乱世之后，进以升平，升平之后，进以太平，愈改而愈进”，[⑥]即从君主专制变为君主立宪，再变为民主共和。随着政体的变更，人类历史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不存在周而复始的循环。变化的动力是什么？康有为认为是事物内部的矛盾。他以进化论改造了传统的阴阳观，指出对立面的竞争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物必有两，而后有争”，“进化之道，全赖人心之竞，乃臻文明”。[⑦]竞争使人才辈出，国家进步，而“优胜劣败，乃天然之则”。[⑧]
由此，康有为把进化论纳入了阴阳体系。他认为，所谓进化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物质的存在状态和运动方式，特别是两个平衡状态之间事物的存在状态和运动方式，因而突变与渐变，运动与静止等等都是一种对立而和谐的关系。尽管这种新型变易观重视权力基础的下移和扩大，但康有为始终认为对立而和谐的阴阳关系是永恒的，万古不变的。因而他把平衡态看作事物存在的常态和变易的归宿。在他看来，有世界就有阴阳，有阴阳就有对待，阴阳的消长打破了平衡，便开始了进化，直至在新的对待基础上重新达到对立而和谐的平衡。
基于上述思想，康有为把自主平等民主引入阴阳体系之中。他认为，变政的核心就是实行君与民分享权力，君权与民权并存共荣的“君民共主”制，这种制度是最理想的政治形式。为了论证其合理性，康有为化合中西，一方面从儒家思想中为民主寻根，一方面以西方思想改造中国古已有之的民本论。他指出，民主思想并非西方人所独有，在儒家大同思想中也可以找到其根据。他依据孔孟的思想指出，国家并非帝王的私产，而是“天下之人化共同有之器”。国家的起源在于“民聚，则谋公共安全之事”，由于不能“人人自为公共之事”，人民遂“公举人任之”。所以君主的作用就是“代众民任此公共保全安乐之事”，而不是把国家据为私有财产。据此他认为，国家的基本精神就是主权在民，君与民分享权力。据乱、升平、太平三世的划分，只在于民情民智的不同，而君主由民公举，为人民代理人这一点则始终如一。如果君主不为民谋利，而是残民害民，就失去了领导国家的资格，成为独夫民贼，人人可放之杀之。如“厉王暴虐，民得放流之于彘；幽王暗昏，戎乃杀之”。[⑨]在康有为看来，民主思想是人类智慧的共同财富，它不但存在于西方，造就了华盛顿一类伟人，而且存在于中国，造就了三代的太平盛世和尧舜那样的有道贤君。追根溯源，君民共主制甚至起源于中国。
康有为还以近代民主思想重新解释了“通下情”，并以之作为变政的理论依据。通下情本来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一种施政方式，其目的是使皇帝尽可能准确详尽地了解各地的情况，以供决策时的参考，皇帝决策时依然乾纲独断，与民主无关。康有为则认为，通下情不但起着集议的作用，而且是中国自古就有的民众表达意志，行使民主权利的一种形式。他说：“尝推先王之志，非徒集思广益，通达民情；实以通忧共患，结合民志”。康有为认为，中国近代之落后，就是因为人们不了解不遵循这个道理，致使“天地不交则否”，[⑩]因而康有为在甲午战争后的上书中所提出的变政措施多围绕通下情而展开。
在二上书至七上书中，康有为阐述了以君民共主为核心，以沟通上下为主要手段的变政思想。他指出，历史发展是分阶段循序渐进的，君民共主制是从君主专制到民主大同发展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它不但起到“保民亲下，尊贤尚功，有情必通，有才必用”的作用，而且符合尧舜孔孟等古圣先贤的教诲，是平衡君民利益的“升平之善制”。[(11)]实现君民共主制的具体措施有五个方面。一是下诏求言，即鼓励嘉奖天下之人向政府上书言事。二是开门集议，即由各郡县每十万户推举一人为议郎，“凡有政事，皇上御门令之会议，三占从二，立即施行”。并将这种决策方法下推至省府州县。三是辟馆顾问，即在便殿或武英殿等处设立制度局一类专门机构，由民选议郎和天下通才若干人轮值其中，担任顾问，每天与皇帝共商政事。四是设报达聪，即在全国各地开设报馆，刊载民情国政及各国新闻，上呈皇帝并送各政府部门。如此可使“民隐咸达，官慝皆知”。康有为认为，“中国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莫良于是”。五是开府辟士，即由中央及各地政府广开幕府，以发现、历练和推荐人才。[(12)]考虑到反对改革者可能提出的“开院集议，有损君上之权”的责难，康有为在上书中反复申言，体现君主之尊的最佳途径就是君民相交，只有接触人民，君主才能够影响人民，确保君主的权威。他声称，选议郎设议院的目的只是“达聪明目，集思广益，稍输下情”，绝不会损害皇帝的决策之权，何况何人可为议郎的“用人之权”仍操君手，所以选议郎设议院非但不会影响皇帝的权力，而且能够更好地沟通上下，增加决策的公正和可靠程度。[(13)]
甲午战争后，康有为提出了君民共主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民的地位与君并列，置于最高一级，不但可进言、咨询，而且具有决策权。尽管这种权力还是由上所赐，但它毕竟突破了仅仅以民为邦本，但民却不享有主权的传统民本论的局限，在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然而与此同时，康有为依然将他主差等专制等等作为阴阳的一极，他认为，平等与不平等、自主与他主、民主与专制皆不能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这种思想对于深受传统思想濡染的知识分子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满足了他们既不愿舍弃旧，又想有所拓新以利于挽救危亡的心理。在阴阳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思想持一种实用态度，他们希望用它来弥补阴阳体系的不足或缺陷，把它纳入阴阳对立同一体的或阴或阳的一极，但并不想动摇这个体系。康有为的平等是等级秩序下的平等，其理想人格是平等与差等和谐并存的人格，其理想政治就是既承认等级结构和君主专制，又以民本论和平等思想对之进行约束的社会制度。康有为的君民共主思想固然同他重视德、日、俄等国的近代化经验有很大关系，但在诸种西方民主政体中，他唯独钟情于君主立宪制，就不能不使人认为，这是其阴阳思维方式的逻辑结果。近代很多改革思想家和政治家往往从提倡平等民主始，而以复归差等专制终，其思想上的原因多与此有关。这种思维方式固然有助于近代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但近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则有赖于认清并走出以阴阳为本的思维误区。
康有为在甲午战争后思想的转变，标志着中国人的变易观开始从天人合一天人交感之循环论证的迷宫中走出来，开始以近代科学思想为变革提供理论依据，它对中国人民的思想有很大的启发，使之在同专制作斗争时有了更锐利的思想武器和近代的组织手段，使中国的改革跃上了一个新的层次。但是康有为在论证变革时以阴阳为体的思维方式，又暗含着对于差等他主专制的承认和对于自主平等民主的否定，这就揭示了康有为日后走上尊孔复辟道路的内在原因，也为反对改革者提供了一个攻击变法的方便借口。近代中国人民所接受的改革思想往往是通过康有为一类思想家的二手传递，因而，在他们欣赏并接受这种思想时，往往以为差等他主专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这就为以后的进一步改革设下了一道似是而非的思想障碍。这是分析康有为的变易思想时不能不指出的。
注释：
①②⑩(11)(12)(13)《康有为政论集》，第17、17、221、49、158—159、160页。
③④《康有为全集》，第一卷，第279、353页。
⑤何休：《公羊解诂》；《龚自珍全集》，第16、19页。
⑥康有为：《孔子改制考》。
⑦康有为：《论语注》。
⑧康有为：《大同书》。
⑨康有为：《礼运注》；《南海康先生口说》；《孟子微》。